一九四九年“和談”的回憶 /黃啟漢 (下)

一九四九年“和談”的回憶

黃啟漢

（續上）

六、和談前夕我在北平辦的幾件事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我歡送了“上海和平代表團”回南京之後，就在北平六國飯店住下來。承徐冰同誌給我送來收錄不少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的“幹部必讀”。我每天無事，就看書學習，有時也到王府井大街、天安門廣場，故宮、頤和園等地方遊覽。看到市麵安定，各行各業照常營業，物價平穩，不時傳來鑼鼓聲、歌聲，一片歡樂的氣氛，同死氣沉沉的南京對比起來，真是兩個世界。

        這時，李宗仁三天兩頭，不是打長途電話來就是打電報來，詢問有無開始和談的消息，表現十分焦慮。我請示葉劍英同誌後，在電話中告訴李宗仁，和談是一定要談的，但需要準備，請他安心等待，也要作好必要的準備。

        某日（大約是二月底，具體日子記不起了），傅作義請我吃晚飯。飯後，他出示由他的秘書起草的一封電稿，洋洋數千言，說明他在北平接受和平解放的情況，要我提點意見。我就說，我的一個總的感覺是電文太長了，似可壓縮一些，隻要態度明朗，其他可有可無的話，就少說或者不說，請他考慮。他堅決要我把電稿帶回進一步研究，提出具體修改意見。我就把電稿帶回來，第二天送給徐冰同誌看。後來我不知徐冰同誌怎樣對傅作義提了意見，不久正式發表出來的傅作義通電就很簡短。但我記得，有一次葉劍英同誌親自對我說，“你可以轉告傅作義將軍，他率領國民黨軍隊接受和平改編，為人民做了好事。至於他本人願不願意留在這裏，完全有他的自由。我們從來都是對留者歡迎，對去者歡送，並保證給予種種便利。”我把葉劍英同誌的話轉告傅作義，他表現很感動，說，“我當然留下來，還去跟他們（指國民黨）幹什麽。葉參謀長這樣說很好。我就是怕他們（指國民黨）說我被扣留了。”這件事，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教育，因為我當時對黨的政策也是不大了解的。之後，我還把這事，在電話中告訴了李宗仁。

        大約是三月初，李濟深先生和其他民主黨派負責人，愛國民主人士等數十人，從東北來到了北平。我到北京飯店拜望了李濟深，向他陳述帶信到武漢見白崇禧的經過以及最近李宗仁謀求和談的情況。李濟深先生用堅定的語氣對我說：“你告訴德鄰（即李宗仁）和健生（即白崇禧），要他們一切聽毛主席的，就什麽事情都好辦了。”這句話很簡單，卻“一針見血”，非常重要。後來我把這話在長途電話中轉告李宗仁，他沒有什麽表示，隻是說請任公（即李濟深）多多從旁幫助。實際上，他還是在那裏徘徊不定，下不了同帝國主義、蔣介石決裂的決心，也就不可能聽毛主席的話。三月六日，陳劭先同誌到六國飯店來訪我，說有一位愛國人士王葆真先生最近在上海被捕，希望我轉請李宗仁設法營救。陳並帶來李濟深先生寫給我的一封親筆信，要我即電轉李宗仁。原文如下：

        啟漢兄：得滬電，王葆真先生（號卓山）在滬被捕。當德鄰兄力主和平，解決國是，並釋放政治犯以取信於國人之時，尚有此違反人民意誌之行動，聞之不勝憤慨。望即電知德鄰兄即飭上海軍警機關迅予釋放為荷。餘由劭先兄麵詳，順候旅祺。李濟深啟。三月六日。

        原來李宗仁在登場當“代總統”時，就宣布過要釋放全國政治犯，包括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在內，要恢複各民主黨派合法地位，取消戒嚴令；停止特務活動等措施。但事實上，一條也沒有辦到。我將李濟深原函全文用急電轉給李宗仁，並說明各方麵對此事件非常重視，如不設法補救，將對和談前途產生嚴重影響。李接電後，當天晚上用長途電話答複我，說已派人到上海去調查了解。後來，不知道他通過什麽渠道和手續，不幾天便使王葆真恢複了自由，此事遂告一段落（此處原書上有人注：王，上海解放，才出獄的，是陳銘樞幾個人去接出來的）。與此同時，李在電話中告訴我，為了協調“政府”對“和談”的步調，正在改組“行政院”，由何應欽繼孫科出任院長，在南京主持政務；“立法院”也將在南京複會。他要我相機試探中共在這方麵有什麽反應。 三月中，我聽說中共中央已從石家莊遷到北平，毛主席、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首長也都來了，全城的革命氣氛更為熱烈。十九日晚上，周總理派齊燕銘同誌到六國飯店來和我見麵，對我在北平的生活關懷備至。齊對我透露，不日即將宣布定期舉行正式和談，並暗示我可以先對李宗仁打個招呼。次晨，我通過長途電話把這消息告訴李宗仁，又鑒於二月間孫科自作主張派彭昭賢、鍾天心二人為和談代表，不受歡迎，我建議李宗仁這次在宣布和談代表人選前，應先征得中共的同意，以免臨肘發生分歧，不好處理。李同意，並即時告訴我，和談代表人選已內定為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站、李蒸等五人，張是首席代表等語。當天，我把代表名單抄送齊燕銘同誌轉報黨中央，沒有異議；後來，國民黨南京政府才在何應欽主持的行政院政務會議上正式通過。

        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李維漢和林彪為和談代表，周恩來為首席代表，定於四月一日在北平與南京方麵的代表團舉行談判。

        當天傍晚，李宗仁打電話給我，說擬增加劉斐為和談代表，要我征詢中共中央的意見。我當即用電話向葉劍英同誌請示，過一會就得到答複，說沒有意見。過幾天，中共也宣布增派聶榮臻為代表。

七、國民黨和談代表團到達北平

         四月一日下午二時許，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到達北平，同來的除六個代表外，還有代表團秘書長盧鬱文（先一天到達）、顧問屆武、劉仲華、李俊龍、金山和其他工作人員共二十餘人。北平市副市長徐冰、中共和談代表團秘書長齊燕銘和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等同誌到機場歡迎。我也到機場迎接並為前來的代表一一介紹。張治中等到達六國飯店後，剛進房間坐下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同誌馬上到來，接著其他幾位中共代表也都來了。雙方代表隨即進行初步個別接觸，非正式交換意見。中共代表團並設盛宴招待南京國民黨代表團全體人員。

        宴會後，我分別到由南京來的各代表房間拜望他們。我問張治中對和談帶有什麽草案或腹案來嗎？他對我說：“沒有，什麽都沒有。”我知道他多次去過溪口見蔣介石，不可能不談到這個問題，隻是他不願和我講罷了。他倒是問起我，中共方麵的態度怎麽樣，有所聞否？我說：“這方麵，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他說：“那隻是個原則，具體談起來還有所商酌吧。”我說：“當然有，但總不會離開那八項的範圍。”接著，張治中突然轉了話題，說：“德公（即李宗仁）說你在這裏設立了一個電台，所有同南京來往的電報，都是經過這電台收發的，是嗎?”這個問題把我難住了，我事前又沒有思想準備，隻好硬著頭皮說：“是的。我們有一個電台，代表團要和南京通電報，就交給這電台發好了。”他進一步問：“電台設在什麽地方？”我含糊地說：“就在東單附近，離此不遠。”

        過後，我即將我和張治中談話的情況向徐冰同誌反映。次日淩晨二時許，有兩位同誌到我房間來把我從夢中叫醒。他們說，周副主席知道張治中對我追問電台的事，特派他們兩人來和我商量，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對於周總理這樣無微不至地關懷和如此細致地考慮問題，使我非常感動。

        四月二日，雙方代表繼續進行個別交談。周總理和張治中談，葉劍英和黃紹竑談，林伯渠和章士釗談，李維漢和邵力子談，聶榮臻和李蒸談，林彪和劉斐談。

        晚上，周總理在六國飯店接見我，在座的有徐冰、王炳南，齊燕銘等同誌。周總理先問我對南京代表團來和談，有什麽看法。我說，他們既同意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基礎上來談的，照理，談起來不應該有很大的困難，困難還是在將來實行的時候，可能會遇到很大阻力。周總理很氣憤地說：“現在就是他們並沒有接受八項原則為基礎。根據這兩天來和他們六個代表個別交換意見的情況看，除邵力子外，其餘幾個人都異口同聲地說‘懲治戰犯’這一條不能接受。這是什麽話呢？李宗仁不是公開宣布承認毛主席提出的八項原則為談判基礎的嗎？怎麽，代表團來了，又變了卦呢？”周總理繼續說。“還有，南京代表團到北平來之前，張治中還到溪口去向蔣介石請示，這就產生另一個問題，你們代表團究竟是代表南京還是代表溪口呢？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和談怎麽進行呢?”周總理同意我回南京把這兩個問題向李宗仁問個明白，並決定明天就乘代表團坐來的專機回去。原定於四月五日開始正式和談的，也決定推遲了。

八、北平——南京——武漢

        三日上午，周總理又在六國飯店單獨接見我，周總理嚴正地指出：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統一的願望，不顧中國共產黨為防止內戰的真誠努力，悍然發動全麵內戰，給人民帶來了重大損失和痛苦。現在經過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的較量，蔣軍主力部隊已被殲滅殆盡，可以說，內戰基本結束，剩下的不過是打掃戰場而已。但為了盡快地收拾殘局，早日開始和平建設，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項原則基礎上進行和談，我們還是歡迎的。但南京來的代表團，卻想對這八項原則討價還價，這是我們不能容許的。本來，我們對蔣介石及其死黨，就不存在任何幻想，倒是希望那些錯跟蔣介石走的人，應該認清形勢，猛醒回頭了。接著，周總理要我告訴李宗仁、白崇禧，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有足夠的力量在全國範圍掃除和平的一切障礙。李、白不應該再對帝國主義存幻想，不應該再對蔣介石留戀或恐懼，應該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堅決向人民靠攏，也隻有這樣，才是他們唯一的光明的出路。周總理進一步要我轉告李，白幾點具體意見：（1）在和談期間，人民解放軍暫不渡過長江；但和談後，談成，解放軍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2）白崇禧在武漢指揮的國民黨軍隊，應先撤退到花園（在漢口北）以南一線；（3）希望白在安徽讓出安慶；（4）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要離開南京，能夠爭取更多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同留在南京更好。考慮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調桂係部隊一個師進駐南京保護，萬一受蔣軍攻擊，隻要守住一天，解放軍就可以到來支援了。周總理語重心長，為李、白指明了方向。他的話，我一一記在心頭。周總理又跟葉劍英同誌一樣地對我說，首先歡迎我站到人民這一邊來，使我感激涕零，永世難忘。我當即向他表示決心，不管李、白走什麽道路，我自己一定跟共產黨，跟毛主席走。

        當天下午二時，我從北平乘飛機直飛南京。行前又承李濟深先生和邵力子先生先後到六國飯店來看我。李濟深要我告訴李宗仁，務必當機立斷，同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決裂，向人民靠攏。隻要他見諸行動，將來組織聯合政府，毛主席和其他民主黨派負責人，都願支持他擔任聯合政府副主席。至於白健生，無非想帶兵，聯合政府成立了，還怕沒有兵帶嗎？到時，我們也支持他。邵力子對我說，他一向對和談的看法，認定蔣介石為首的死硬派是沒有希望的，隻有希望桂係在武漢、南京、廣西，局部接受和平解放，這對整個局麵就可起推動作用。邵要我把他的這點意思轉告李宗仁和白崇禧。

        三日下午六時，我回到南京，住在傅厚崗六十九號李宗仁“官邸”，立即向李宗仁匯報南京和談代表團到達北平後的情況。我詳細地把周總理的話告訴他，也把李濟深、邵力子兩先生的話告訴他。李聚精會神地聽著，不時流露一絲微笑，對我問這問那。最後，他對我解釋，張治中在代表團出發前還去溪口見蔣介石，那是張本人要去的，他並不同意，但礙於張的情麵，又不好阻止其不去。至於對八項原則為談判基礎的問題，他自己認為完全可以接受，但確實有許多人反對“懲治戰犯”這一條，主要還是蔣介石本人。所以他主張要蔣介石到國外去走走，不要留在溪口礙事。但蔣堅決不肯出國，自然有他自己的打算。李答應對戰犯問題當進一步表明態度，絕不使之影響和談的進行。他要我吃過晚飯後去見何應欽，將一般的情況對何講講。同時他決定要我日內到漢口去向白崇禧詳細匯報，並聽取白的意見。接著，他叫人找他的秘書黃雪邨來，當麵交代他起草一個電稿打給毛主席，再次表示“誠懇求和”的意思。那就是後來發表的卯陽電，原文如下：

        張長官文白兄（即張治中）請轉潤之先生（即毛主席）有道：自宗仁主政以來，排除萬難，決定謀和，悱側之忱，諒貴黨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屆和談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蒞平，協談問題，亦已采納貴方所提八條為基礎。宗仁懍於戰禍之慘酷，蒼生之憔悴，更鑒於人類曆史演成之錯誤，因以慮及和談困難之焦點，願秉己饑己溺之懷，更作進一步之表示：凡所謂曆史錯誤足以妨礙和平如所謂戰犯也者，縱有湯鑊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至立國大計，決遵孫總理之不朽遺囑，與貴黨攜手，並與各民主人士共負努力建設新中國之使命。況複世界風雲，日益詭譎，國共合作，尤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義，其他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幹戈為玉帛，登斯民於袵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電布悃，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陽印。

        這個電報，事前我未參加意見，事後知道完全是出於黃雪邨個人之筆。此人據說當過胡漢民的秘書，善於舞文弄墨，抗戰前，經黃季陸（四川大學校長）介紹給李宗仁當秘書，長期替李宗仁寫了不少官樣文章，卻暗中勾結國民黨CC，是潛伏在李宗仁身旁的一個中統特務。所以一九四九年冬，李宗仁逃去美國後，一向在李身邊工作的如李揚、何福榮等人都滯留在香港，而黃雪邨卻大搖大擺到台灣當官去了。這是後話。

        三日晚上，我按照李宗仁的意思去見何應欽，告訴他代表團到北平後的一般情況。他問我，北平方麵對他出任行政院長有些什麽議論？我說：“我未聽到有什麽不好的評論，依我觀察，大多數人認為你總比孫科更能與德公合作，促進和談，北平方麵也有同樣看法。”他聽了，很高興，表示一定全力支持李宗仁搞好和談。實際上，在關鍵時刻碰到的重大問題上，他還是聽從蔣，不聽從李的。何應欽和我談話未完，南京衛戍總司令張耀明來了。他來向何匯報最近南京發生的鎮壓學生遊行事件。原來四月一日，南京各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和職工一萬餘人，舉行有組織、有秩序的遊行，要求南京國民黨政府切實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八項原則搞真和平，不搞假和平。這本來是正當的行動，據說在遊行中並未發生事故。豈料遊行結束後，南京戲劇專門學校的同學乘校車返回學校時，中途竟被國民黨軍官總隊和其他特務分子攔截毒打，造成學生死傷多人，還抓去幾個劇專師生。這顯然是南京當局有意鎮壓學生運動，證明他們和談是假，備戰是真。何應欽裝腔作勢，吩咐張耀明對這事件要作好善後處理，要釋放被捕學生，對死者傷者，分別給予撫恤和醫治。

        我從何應欽那裏告辭出來，一路上想，正當和談代表去北平開始談判的時候，南京居然發生這種流血事件，實出意料之外。此事，李宗仁對我一句不提，諱奠如深，報紙上也不透露，要不是我在何應欽這裏碰上張耀明，還不知道有過這樣一回事哩。

        四日上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顧問傅涇波來訪李宗仁，李在會客室單獨接見他，談了許久。隨後，李宗仁派人找我進去同傅涇波見麵。這是我第二次見傅涇波。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秋我剛從美國回來，去北平看李宗仁的時候，那時李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轅主任。有一天，傅涇波來訪李宗仁，李就介紹我和傅認識，但隻作一般的交談。這一回，李宗仁當著傅涇波麵對我說，“傅先生想今天請你到大使館吃晚飯，因為司徒雷登大使想和你見見麵。”我事前沒有思想準備，被李這一說，頓時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傅涇波見我猶豫不決，他就補充說：“司徒雷登大使很想見見你，但他不便到代總統這裏來，以免引起外間誤會，所以就由我約你吃飯，借此會麵。”我沉思了一會，便說：“吃飯，可不必了，因為我已另有約會。飯後，晚上八時左右，我到大使館來一趟就是了。”李宗仁對傅涇波說：“那就這樣吧。請你回複大使。”傅走後，我估計有關和談的情況，李宗仁要講的，必定都對傅涇波講過了。我問李：“要我去見司徒雷登，講些什麽呢？”李說；“你就隨便講些一般情況，應付一下吧。”我還猜不透為什麽司徒雷登要和我見麵，李宗仁事前不和我講，就當著傅涇波的麵答應要我去，使我進退兩難。既答應了，當晚，我就如約坐著李宗仁本人常坐的那一輛黑色美製別克牌轎車去美國大使館。守衛大使館門口的兩個美國兵，問也不問一聲就讓我的車子開到一間會客室的階前。開車的司機，好象很熟悉這個地方，似乎來過多次了。傅涇波從會客室裏走出來接我，司徒雷登則在會客室裏等著。他能講一口相當流利的國語，一見到我就站起來握手表示歡迎。但燈光下他麵色蒼白，無笑容，看上去好象有點不舒服的樣子。他先講了一些客套話，繼問我，北平和平解放後的情況。我告訴他，和平解放後的北平，政治氣氛，社會秩序都很好，學校照常上課，商店照常營業，物價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從來沒有這樣的歡欣。他又以婉轉的口吻問我對這次和談前途的看法。我說，南京和談代表剛到北平，尚未開始正式談判，談成與否，現在要想作準確的判斷還為時過早。此時我隻能說和談是有希望的，但也有困難，因為這是個大問題，相當複雜。我反問他的看法。他說，他不知道內情，更難推測。他表示美國在這次國共和談問題上不插手參預，但希望能看到經過雙方努力，談出一個結果來．最後，他還問及我什麽時候從美國回來，在美國那間大學念書等情況，我略為告之，隨即告辭。

        五日上午，我從南京乘飛機去漢口見白崇禧。我把我在南京向李宗仁匯報的情況，重複向白敘述一遍，特別強調周總理說的幾點，請他認真考慮。他對於將桂係軍隊防線退到漢口北麵的花園以南，表示完全同意；但對於要他讓出安慶這個問題，表示疑難。他引我到掛在壁上的地圖前指給我看，說安慶是渡江的一個要道口， 讓出安慶就是為共產黨軍隊渡江開方便之門。我說，長江那樣長， 共產黨軍隊要渡江的話，哪裏不可以渡？要你讓出安慶，依我個人看法，這無非是看看你采取什麽態度罷了。後來，他說：“這樣吧，現在安慶駐防的是我們廣西部隊四十六軍一七四師，我要參謀處打電報調劉汝明部隊來接防，以避免廣西軍隊和共產黨軍隊直接衝突。”接著他說：“最好共產黨軍隊不要渡江，以長江為界，他們在江北，我們在江南，劃區而治，事情就好辦了。”我說：“這是辦不到的。周副主席已說過，和談期間，共產黨軍隊不渡江；和談後，談成也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我繼續說：“劃區而治，南北分裂，破壞統一，為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卷土重來創造機會。這一點，誰都看得很清楚，共產黨絕不答應。”

        正當白崇禧和我談話的時候，閻錫山從南京打長途電話來給他，謊稱山西形勢還好，太原堅守，可萬無一失。閻也問白武漢情況，白答目前平靜無大戰。白問閻，太原兵工廠是否繼續生產？閻說繼續生產炮彈，但經費奇缺，目前迫切需要銀元一百萬元，希望白設法接濟，他可以炮彈供應武漢。白答應他，待向李代總統商量後再說。他倆通完電話之後，我即對白說，據我在北平得知，閻錫山在山西的處境十分不妙，太原、大同、榆林都在被包圍中，他這次到南京，可能是逃出來的，千萬不要受騙上當。白默然沉思不作答。過一會，他問：“李任公（即李濟深）怎麽樣？他能不能到武漢來？”我說：“我們的態度還不明朗，他不大可能來。他希望我們要有自己的打算，要下決心獨立行動，和人民靠攏。”我向白建議，不管現在北平進行的和談，商定什麽樣的和平協議，一經宣布，武漢方麵應首先表示擁護。白說：“這個問題不是那樣簡單。”從白的這些談話中，我看出他態度曖昧，居心叵測。

        六日，《新湖北日報》社長廖行健來見我，問我對和談的看法。我對廖說：“和談的前途是樂觀的，但和平不是苟且偷安，必須為國家民族作更長遠的打算；和平也不是劃區而治，必須對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作全麵的改造。所以談起來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後來，廖行健把我這段話在該報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版發表，並送給上海《大公報》同一天發表。

九、白崇禧與李宗仁在南京的密談

        我在漢口的幾天裏，看到白崇禧的態度相當頑固，他每天還在那裏忙於聽取軍事情況匯報，親自部署武漢防禦工事。當時守備武漢外圍的是桂係部隊第三兵團張淦，所屬第七軍軍長李本一、第四十八軍軍長張文鴻，海軍三個師，是桂係部隊碩果僅存的“精華”。桂係的另一部隊第十兵團徐啟明，所轄第四十六軍軍長譚何易、五十六軍軍長馬拔萃，多係新兵，駐江西南昌、九江一帶。 

        七日上午，白崇禧去巡視漢口城防工事，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同他一起去走走。我答應去，想借此機會看看他的城防工事到底如何。我雖然不懂軍事，也不妨看個概貌。但後來他又變卦，叫我不要去。他說：“看你有點感冒的樣子，還是不要去吧。”午飯後，我利用午休前時間，故意問白崇禧：“城防工事怎麽樣？能抵擋得住嗎？”他皺起眉頭，半晌才說：“靠不住，靠不住。”我又問他關於安慶的問題。他說，已電調劉汝明部去安慶和桂軍換防，但還未見劉部行動。我乘機進一步對他說：“最好把我們的部隊（指桂係的部隊）全部集中到武漢來，隻要我們按兵不動，就可以避免和共產黨軍隊衝突．必要時，全部撤退回到廣西去，靜觀時局發展，再作打算。” 他沉思一會說：“現在還未到此地步，再過一些時候，長江水漲，共產黨軍隊要想渡過長江，也不那麽容易的。”

        八日，忽接劉仲容從南京打來電話，白叫我接聽。劉在電話中說，他前天從北平回到南京。我想他一定是毛主席、周總理要他回來的。同來的還有朱蘊山同誌和另外一位先生（姓名我想不起了）。他們已在南京見到了李宗仁，但主要的還是想到漢口來見白崇禧。我當即問白意見怎樣？他說：“叫他們莫要到漢口來了，明天我們去南京見麵。”

        九日上午，白崇禧和我以及幾個隨從人員乘飛機到南京，在機場上受到夏威、李品仙（不知他們什麽時候先來南京）、邱昌渭、韋永成、程思遠等人的歡迎。我先跟他們一起到大悲巷“白公館”坐了一會，隨即到傅厚崗“李公館”住下。李宗仁問我在武漢和白崇禧談得怎麽樣？我說沒有什麽結果。關鍵在這一次白和夏威、李品仙都來了，大家應好好地談一談。我提醒李，一定要考慮我們自己（指桂係）的去向，再不能猶豫不定了。我請他特別注意，要馬上解決調一師桂軍來南京保衛的問題，因為我當時寄希望於李多於對白。我想到周總理的指示，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況下不要離開南京，那麽，調一師桂係部隊來保衛李的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當天下午，夏威和李品仙來見李宗仁，李叫我把在北平聯係和談情況，對他們兩人詳細地講一講。過後，夏威在我麵前沒有什麽表示，李品仙卻惡狠狠地說：“共產黨的話聽不得。”我說：“事到如今，不聽共產黨的話，那就隻好再聽老蔣的話啦，還有什麽別的路子嗎？”李品仙沒有再說什麽。沉默了一會，我告辭了。

        晚上，李宗仁、白崇禧、夏威、李品仙四人在小會客室裏關起門來密談至深夜。他們不叫我參加，可能是對我有點不信任了。中途還有什麽其他人參加，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我問李宗仁昨夜商量得怎麽樣？他表現情緒很不好，冷冷地答我：“沒有怎麽樣。”我再問關於調一師桂軍來南京的問題決定了嗎?他氣急敗壞地說：“調來幹嗎？調來守住南京，還不是甕中之鱉！”過一會，他又憤憤不平地說：“就說要調來吧，我也不能作主。”從他的語氣可以看出他們之間（即李、白之間）意見很不一致。過後，我聽說那天晚上，主要是白崇禧講的多，而且有許多話是抱怨李宗仁當空頭代總統，不管用。他們討論了怎樣進一步逼蔣介石交權的問題，因為蔣介石名為引退，實際上是在溪口指揮一切，李、白都甚惱火，但又拿不出一點具體的有效的辦法來對付他。

        十日，我在白崇禧家見到朱蘊老和劉仲容同誌，知道他們此來主要是要做白的工作。後來，他們多次和白談話。有一次劉仲容還和白借名遊玄武湖，在遊艇上從容談了半天，但都沒有什麽結果。白崇禧始終堅持要以長江為界，組織聯合政府，實行南北分治。他也不考慮桂係單獨行動的問題了，口口聲聲要“全麵和談”、“全麵和平”。十二日，劉仲容和朱蘊老等乘飛機回北平。之後，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等，一度醞釀公推於右任和加派邱昌渭、韋永成還有其他幾個人（姓名我記不起了）作為非正式代表再去北平活動，李宗仁並且叫我作陪他們去的準備。他們（李、白、何等人）以為可以在和談中漫天討價，虛與周旋，拖延時間，待長江水漲，就有渡過危機的希望。他們萬想不到黨中央、毛主席早就識破了他們的陰謀，在張治中為首的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到北平半個月內，就根據毛主席、共產黨提出的八項條件進行談判，達成“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於四月十六日由黃紹竑和屈武帶回南京，限期四月二十日以前簽字接受。

十、黃紹竑帶回“和平協定”之後

        四月十六日，黃紹竑和屈武由北平飛回南京，何應欽、白崇禧、張群、夏威、李品仙及一大幫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都到機場歡迎，程思遠和我也去了。我們把黃紹竑接到李宗仁“官邸”。接著白崇禧、夏威等人也來了。李宗仁和一幫桂係頭目，帶著焦急的心情望著黃紹竑，等待他拿出“國內和平協定”來，先睹為快。黃紹竑先作一番說明。他說在北平談判中，南京去的代表已盡了最大努力，經過激烈的爭論，三番五次的修改，才力爭得到如今比較好的條件。他舉例說，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中的第一條懲辦戰爭罪犯問題，是最棘手的問題，經過多次討論，決定一切戰犯如能認清是非，確有事實表現，有利於和平解決國內問題的，都準予取消戰犯罪名，得到寬大待遇。這既堅持了原則，又靈活運用，區別對待，比較合情合理。他又舉關於改編軍隊問題為例，商定由雙方派出人員組成全國性的整編委員會，分兩個階段進行整理改編軍隊，而且沒有時間限製，關於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問題，中國共產黨負責保證南京政府得派代表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並保證在民主聯合政府中，包括南京政府方麵的若幹人士。在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各院、部、會，仍暫行使職權。黃說，能取得這樣的協議，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黃紹竑提醒大家，我們（指國民黨）現在所處的地位，既不是一九二五年時的地位，也不同於一九三七年時的地位了，大勢如此，誰能改變？白崇禧一麵聽黃的講話，一麵翻閱黃帶來的“國內和平協定”。他看完之後，怒氣衝衝地對黃紹竑說：“虧難你，象這樣的條件也帶得回來！”他站起來向外走了。李宗仁則默不作聲。

        隨後，李宗仁、何應欽一連兩天在“總統府”召開會議正式討論“國內和平協定”的問題，並由張群帶著“協定”去溪口向蔣介石請示。與此同時，李宗仁又連續兩晚邀約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程思遠等桂係頭目開秘密會議。他沒有叫我參加這些會議，可能是已對我不大信任了。我也不在乎此。我斷定李宗仁不會簽字接受，也不可能自己作主。果然，到二十日那天，南京正式宣布拒絕了。

        晚上，傅厚崗六十九號一片寂靜，沒有什麽人上門來了。李宗仁告訴我，他準備於明天上午在“總統府”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我問他此時舉行記者招待會幹什麽？他說，他要發表講話，號召全國軍民同共產黨作戰到底。我說：“德公你發表這樣的講話好不好呀？我覺得還是不講的好。”他說：“我不怕得罪共產黨。”我說：“這不是怕得罪或不得罪共產黨的問題，而是德公你好象在舞台上剛扮演一個白臉，現在馬上又來唱花臉，這怎麽說得過去呢？保持著一個‘和平的總統’不好嗎？”我的確是從維護他的感情出發而力勸他的。他默不作聲。我又說。“要發表這種講話，為什麽不由何敬公（指何應欽）或白健公（指白崇禧）去講，而非要德公你講不可呢？”當時，李妻郭德潔在旁，她插了一句：“是呀！讓他們去講好啦。何必樣樣都拉到你身上來呢？”李宗仁還是不吭聲，他似有所動了。

        二十一日淩晨，李宗仁派人喚醒我去見他，他要我陪郭德潔先到桂林去。但我已打定主意投靠人民，不再跟他走了。我推說我的家眷在上海，需要先到上海去一趟（我準備到上海後，相機飛去香港或潛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李就說：“好吧。我明天坐老蔣派來的專機去杭州見他，你可以跟我去杭州，再從杭州坐火車去上海。甘介侯也一起同你去上海。”我說：“好。”郭德潔遂改由黃雪邨陪她於當天上午飛桂林。這時，南京已隱約聽到大炮聲，解放軍向全國進軍了。午後，韋永成匆匆忙忙地來找我。他說：“德公不敢在和平協定上簽字，我同你找健公（白崇禧）去，我們應該接受局部和平，能保住武漢和廣西也好。”我說：“健公態度很壞，去講也沒有用。”韋說：“去作最後試一試嘛。”於是我們兩人坐車到大悲巷“白公館”去，但白崇禧已外出，我們坐等了許久，還不見他回來。韋永成因他的妻子蔣華秀在家等著，急於要收拾行裝，我們白跑一趟，隻好各自回去了。

        二十二日上午，我跟李宗仁、白崇禧坐蔣介石派來的專機去杭州，程思遠、甘介侯同行。同機去杭州的還有何應欽、張群等人。何應欽一見到李宗仁就說：“江陰要塞昨天晚上已經完了。”李宗仁愕然問道：“怎麽?不是說至少可以守住三個月嗎？”何答：“天曉得！要塞的炮一聲不響。”李宗仁心裏明白，不再作聲。飛機上，幾個“將軍”麵麵相覷，默默無言。中午，到達杭州。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張群被吳忠信、吳國楨和王世傑等人接去航空學校見蔣介石，我和程思遠、甘介侯三人則被蔣經國、俞濟時邀去西湖邊的“樓外樓”共進午餐。席間大家心頭沉重，麵對豐盛味美的鮮魚，亦覺索然無味。飯後，我和甘介侯被送到一間賓館去休息，等候搭乘火車去上海。我就這樣同李宗仁、白崇禧不告而別了。

        當天下午三時，我和甘介侯搭上去上海的火車，一路上，我們相對無言，各有所思。我猜不透甘介侯去上海幹什麽，問他也不講。到上海後，我們同到法租界霞飛路（即淮海中路）1108號黃紹竑家暫住。入夜，上海依然是酒綠燈紅，紙醉金迷；另一麵，廣大的工人和學生，在積極準備。九時左右，李宗仁從南京打長途電話來給甘介侯，甘正在洗澡，乃由我接聽。李在電話中說，他已飛回南京，明天飛廣州（後來他中途改飛桂林）。李要我轉告甘介侯，他在杭州已得蔣介石同意，批給甘介侯美金四萬元，作為他去華盛頓請求美援的旅費，叫甘在上海直接去找中央銀行劉攻芸要就行了。這時候，我才明白原來甘介侯鬼鬼祟祟地到上海來就是為了要去“白宮哭師”。可是到了這時候，任何力量也挽救不了蔣桂的覆滅，甘介侯騙取了四萬美元，隻作為他的流亡和埋葬費而已！

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五月初，我在上海讓廣西駐京辦事處秘書葉為任冒名頂替我的名字向立法院上海辦事處領取去廣州的飛機票，以避蔣特務耳目。某日，我偶然遇到在中央銀行業務局工作的白懷民，他告訴我財政部要中央銀行撥給“華中長官”白崇禧大洋四百萬元，因為銀行沒有這樣多的現洋，其中一部分就以一萬五千兩黃金折價，派專機運去漢口給白。這是蔣桂分贓爭奪國家人民財富的又一罪證（這個問題，一九六七年十月我到北京最後一次見到李宗仁先生的時候，他親口對我證實確有其事。他並說，雖然他不知道確切數目，但當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去香港準備去美國的時候，白曾托他代問陳濟棠的哥哥陳維舟，有無辦法幫他把黃金運進香港。陳答少量可以，大量不行）。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我和邵力子先生聯絡留在上海、南京各地的國民黨立法委員武和軒、範予遂等五十餘人通電聲明和國民黨脫離關係，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毛主席，從此走向新生。

原載《廣西文史資料》第九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