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與兩廣事變 / 廖富蓀

馮玉祥與兩廣事變

廖富蓀

        1935年12月7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一中全會，馮玉祥入京出席，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1936年6月1日“兩廣事變”時，馮尚留在南京。他是北伐時期四個集團軍總司令之一，與李宗仁有深遠的曆史關係，鄭州會議時，又與蔣介石結為拜把兄弟，他為兄、蔣稱弟，不管手握大權的盟弟聽從與否，他是敢於進言之人，而且他是一貫主張抗日，在事變中李、白爭取他為回旋緩衝，他在蔣桂之間，也樂於斡旋疏解，力挽內戰不致爆發，“六·一事變”的和解結局，固有主客觀的多種原因，諸如中國共產黨號召團結抗戰，逼蔣抗日；華北吃緊，西北多事，堅持武力解決，蔣有所慮；李、白驟失陳濟棠的助力，財力物力有限，一木難支大廈，自然適可而止等等。馮玉祥的斡旋，雖不屬決定性因素，但從中實起重大作用，李宗仁在回憶錄裏就提到：“事態發展到此，蔣先生也深知戰爭一發便不可收拾，逐漸有放棄武力解決並收回成命的打算，適馮玉祥自南京上廬山，乃乘機向蔣先生進言，勸勿研喪國家元氣，在馮氏緩頰之下，蔣乃采取和平解決的方針。”馮玉祥對此事在所撰《馮玉祥在南京第一年》一書中，有詳細的敘述，(三戶社印行)，又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也有扼要提及，過去撰寫文史資料，著重各自的親身經曆，除馮、李之外，很少敘及此事，茲簡略一述，以作補充。

一、在事變爆發前期

        1936年6月2日和4日，西南發出“冬”“支”兩電籲請中央領導抗日，馮玉祥立即向蔣介石說：“如國內再有戰事，則為國家之催命符”。並於5日發表談話，力辟共同社造謠，中央並未派兵進攻西南，中央與地方關係良好等，希望穩定局勢，蔣介石的電文和談話，則稱：任何軍事行動，必於整個命令之下，協同動作，不能以外交之名義，作內爭之口實，強調地方要與中央步調一致，可派一負責人入京會商。

        白崇禧7日致電馮玉祥，指出日本加強侵略，在此存亡關頭，匹夫有責，請求中央給予領導，即日動員，否則“惟就力之所及，與敵周旋”，希望馮向中央建議，“明令動員，出師北上”。兩廣軍隊進入郴州祁陽一帶，10日，中央軍搶先占領衡陽。蔣致電陳濟棠，嚴傷部隊即日停止北進，歸複原防，但蔣又派兵向湘、黔、贛推進，兩廣方麵，夏鹹、廖磊、張達三位軍長赴前指揮，《大公報》載：自崇禧下令限其先鋒部隊4日內攻克衡陽。南京方麵，有提出聽候二中全會解決，有主張嚴加討伐，章乃器撰文痛斥胡適以西南請纓抗日目為漢奸，全力戮定的錯誤言論，稱西南冬電代表公譽，不應顛倒黑白，西南行動，不曾超過督促中央的限度(注)。9日馮玉祥與李烈鉤聯名致電西南兩部會和李、白，讚賞冬、支兩電是：

        “矢葵藍之忱，心如赤石；盡忠說之議，氣作山河。據理力陳，如誦諸葛出師之表，見危難默，再讀賈傅痛哭之文。”強調“謀定後動，事以密成，軍以和克……應一如中樞之令”。此電一麵維持中央威信，一麵安撫西南。10、11兩日陳濟棠、白崇禧分致馮、李電，表白起事動機，稱：“西南請纓抗日，係出至誠，為對事而非對人，為對外而非對內，耿耿此心，可質天日。”請向各方解釋，11日馮與何應欽、程潛等複電，統籌全局，整齊步伐，迅令前進部隊停止待命。12日李宗仁致馮電，告以前方已停止前進，“南京當局應中止進逼。”馮複電稱：“陳師請命”，促進中央之統籌，喚起全民之一致，“兄事即弟事”，自當盡力進言。西南方麵分電中央要員，強調抗日救國，“枕戈環甲以待”，“一息尚存，義無反顧，成敗利鈍，生死以之”。17日，馮致電白崇禧，告以廣東已派代表入京，希望白親赴南京。電文往來之外，又大放空氣，桂軍向寶慶(今邵陽市)推進。南京《中央日報》社評指責西南犯上作亂，寶慶、衡陽戰火激烈等。南京強調兵力南下，陳、李等致電馮及京滬中委，請予斡旋，馮去見蔣，建議政治解決。25日蔣發表談話：“中央以和平方法，力求統一，各省亦宜循正當軌道擁護中央”，“全國軍隊行動，皆應服從國策最高中央機關之命令，不得有絲毫之自由。”

        西南所爭取的有關方麵，何鍵早已投蔣，龍雲勸李、白撤兵，劉湘表示服從中央。

        27日馮寫了一封長信與蔣介石，以勿自砍手足相勸，提出三點建議：

        1，設法使兩廣遵循常規，服從中央；
        2，委曲求全，對兩廣難予啟口者，婉轉給予之。
        3，二中全會以前派人前去疏通，以不用兵為主。

        7月1日晚，蔣召集會議，座中多主和平，隻有吳稚暉一人主戰，蔣表示“目的為和平，態度要嚴正”。馮見有轉機，急電囑李、白來京參加二中全會，得到複電是“職守所羈，未便遠離”。白崇禧致馮電稱：“使抗日救國決心，大白於天下，崇禧當即單騎北上，效命馳驅。”

        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於7月10日在南京召開，蔣介石還是說外交途徑並未到最後關頭，用孫科、唐紹儀、許崇智等31位兩廣中委名義提案，撤銷西南兩部會，並斥陳、李、白等異動，會議照案通過。免去陳濟棠在廣東的本兼各職，由餘漢謀回粵接替。李、白仍主持廣西，但新設國防會議，陳、李、白為委員，必須入京就職。對入京與會的兩廣代表的提案《目前抗日最低限度之方案》，以“五全大會曾有明確之決議，其進行之途徑與步驟，中央亦有切實計劃，本案似不必另有決議”，不予討論。西南方麵立即表示反對，準備決一死戰，餘漢謀通電不日回粵，72架粵軍飛機投蔣，空軍首腦黃光銳，陳卓林、胡俊賢等飛往香港，粵陳將領紛紛表示擁餘倒戈，陳濟棠於18日下野去香港，李宗仁由粵回桂。

二、桂局轉人緊張困難階段

        白崇禧除了積極布置軍事，邀請各方政治力量來邕企圖壯大聲勢外，李、白即致電馮玉祥，表示如中央決心抗日，當唯命是從，馮即轉告蔣，以李、白已願就職，蔣則複電告知，政府已對李、白另調新職，並命黃紹竑入桂主持軍政，並囑馮促其早就新職。馮玉祥大惑不解，對李、白來電詢問個中原因，無法答複，因為事前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馮隻能於7月30日複電，勉以“互相原諒，互相包容”，並稱讚桂省政績來寬慰對方。蔣介石不斷催促，李、白則以“侯季寬麵商決定”，明知黃紹竑不能也不願入桂，用為緩兵之計。於是蔣桂雙方展開電文之戰，李、白指責蔣介石“違法失信”，蔣介石則稱“任命地方官吏，原屬政府職權，二中全會也並無不得變更的限製”。“要放棄割據，打破封建”，不能“抗命戀棧”，在電文互相交火之下，暗中雙方調兵遣將，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8月l日，馮玉祥自南京上廬山，對蔣說，此行是以逆耳之言相勸，廣西事必以和為主，小心政客之挑撥，對李、白二人可使之為國家民族之用，萬勿自喪元氣。後又致蔣一函，提出：

    “為求事之有濟，無妨新命重頒，健生如有隱衷，不願主浙，則不妨設全國民團總監以界之，至季寬一時不願赴桂，則無妨明令未到任前由德鄰暫代，以安其心，然後定期赴粵，詳與商討，庶達我公和平統一之期。”

        蔣介石電黃紹竑：“桂事可和平解決，港行中止。”

        馮即致電李、白，要本精誠團結精神，希望與蔣麵談。但代表人員商談又涉及白崇禧出洋、桂軍改編問題，李、白堅決表示決不下野。和談陷於僵局。8月16日，馮向蔣提出解決桂局三策：

        (D上策者使德鄰維持佳局，調健生來中央讚襄。
        (2)中策者或於兩君擇一留桂，以一人主持無論何省政務。
        (3)下策者以其他方法迫令兩君離桂。

        還是不以用兵為主。並促速派居正、程潛、朱培德早日赴邕會談，“人有見麵之情，易得諒解”。蔣表示“決不損失中央威信下斡旋”。在赴粵之前，偕李烈鈞訪馮，馮乘李在座慎重提出“我希望你毫不遲疑地馬上停止一切打內戰的準備。”以防蔣日後賴帳。

        20日，蔣致馮電謂：“尊論甚當，惟彼方態度略未轉佳。”21日，李、白致馮電稱：赴粵晤蔣不成問題，要求中央撤軍。蔣下令黔、湘、粵邊中央軍自敬(24)日略向後移(後退30裏)，並由程潛電李、白約會商談。8月23日馮又致電李、白，“國難當頭，捐棄末節，為國相忍，速謀合作之方，以成合作之局，萬勿因他人之挑撥而決裂。”又致電盧壽慈：“自茲事起，祥無日不努力和平運動，希望住桂力勸和平”。

        經過程潛、劉為章、鄧世增等的往返交談，最後達成協議，蔣介石收回成命，對李、黃(紹竑)、白的職務，再作調整，三方滿意。李宗仁赴粵見蔣，桂局和平解決，馮即發出賀電，“喜訊傳來，曷勝雀躍”，促早日就職。馮玉祥的斡旋，得到圓滿完成。

(注)上海生活書店發行《激流集》內載章乃器《誰是內戰的挑撥者》。

原載《文史春秋》199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