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末的反蔣“護黨救國軍”始末 / 林雄輝

20年代末的反蔣“護黨救國軍”始末

林雄輝

    蔣介石統治集團的建立，既標誌著一輪大小軍閥爭鬥曆史的結束，也預示了新一輪更加激烈的軍閥爭鬥即將開始。進人20年代末期，先後有馮玉祥、李宗仁、白祟禧、黃紹竑、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鐸、何健等人參加的，以“護黨救國”為名組織軍隊反對蔣介石的爭鬥，即是其中之一。

    一、組織“護黨救國軍”，是各地軍閥不願完全順服蔣介石擺布的一種反映

    各地軍閥在相互爭鬥時，都打著“護黨救國”的旗號，標榜自己所要維護的是孫中山創建的國民黨的威信和地位，挽救因獨裁者竊奪大權而敗落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李宗仁在談到為什麽要組織軍隊反對蔣介石時說道：“今日國民黨中央和我為難，不過是受蔣氏個人把持罷了，與黨的本身無關。”①他認為，國民黨今日遭全國人民唾罵，各派之間勾心鬥角，矛盾重重，責任全在蔣介石個人。

    各地軍閥與蔣介石的矛盾並非偶發。早在蔣介石投機革命，當上黃埔軍官學校校長之時，他們就有看法。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蔣介石利用手中權力接二連三地采取排除異己、削弱各派力量的措施，很快遭到抵製和反對，並迅速由政治上的分歧發展為軍事上的抗爭。

    首先，蔣介石想從政治上扼製各地軍閥。1928年10月，以蔣介石為主席的國民政府在南京宜誓就職，許多軍閥首領雖說在政府中都被封了高官，但他們對蔣介石並不放心，因為從蔣介石所謂的政治改革演講中已經窺出其險惡用心。蔣在演講中明確提出：在中央有職務者不得再兼省職；國府委員應駐京，無公事不得離職。從當時的17名國府委員來看，其中有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李濟深、張學良等各地方軍閥的首領。他們害怕中了蔣介石的調虎離山計，丟了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根據地以及一手培植起來的軍隊，於是便想法離開南京。馮玉祥托辭推鹿鍾麟代行軍政部部長，閻錫山保薦趙戴文行使內政部部長職務，李宗仁棄去軍事參議院院長，李濟深棄去參謀部參謀總長，都是因與蔣不和之故。

    其次，蔣介石擬從軍事上削弱各地軍閥。 1929年1月，蔣介石成立了以自己為委員長的“全國編遣委員會”，準備依自己的意思重新編配全國軍事力量。在開始製定的《國軍編遣進行程序大綱》中規定：從全國編遣委員會成立之日起，全國軍隊一切權利歸中央，正式取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各集團軍總司令、海軍總司令、各總指揮、及其他高級戰時編製；各部隊原有長官，照舊供職，聽候派遣完畢，由本會呈國民政府重新任命。現有各部隊，無論原屬何部，自歸編遣委員會管轄後，應留在現有駐地，非奉編遣委員會之命令，不得移動。這樣一來，就等於剝奪了各地軍閥的軍事指揮權、人事任免權和部隊調動權。於是，立即遭到了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的強烈反對。隨後，蔣介石又組織召開“國軍編遣實施會議”，也遭到各地軍閥的抵製。會議雖在蔣介石的操縱下通過了一些文件，但裁軍計劃仍無法貫徹落實。故蔣介石不得不哀歎：

“各省分離分子所控製的軍隊多抗不奉命，仍為新政府未能解決之嚴重問題。”②

    再次，蔣介石企圖從黨內排擠各地軍閥。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額總數為406人，而蔣介石指派者和圈定人物就占了333人，完全是一次包辦式大會。因而遭到許多地區和代表的抗議，特別是大會通過對持不同政見者的處理決定，如將陳公博、甘乃光等永遠開除出黨；將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等開除出黨；給汪兆銘等以書麵警告，等等，更引起各方麵的反對。馮玉祥、李宗仁等發表通電，斥責蔣介石操縱大會，指出他抽掉了孫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靈魂，放棄了高舉多年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號召有愛國心正義感之人士共同起來，反對蔣介石排除異己，搞蔣家私黨的可恥行徑。馮玉祥在回憶起當時情形說：“南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所有國民黨的中央委員都是蔣介石自己圈定。我對蔣說，這種辦法不好，若是大家隨便選也選不掉你。可是蔣不聽。結果蔣的親信都被圈上，其他多有學問或對革命有貢獻的都沒被圈上。這樣一來黨中的朋友們閑話就很多，蔣這種做法使得許多人都沒有法子不攻擊他。”“黨內任何事情他都要獨裁，所以反對他的人更多。’，③

正是由於蔣介石的獨權專斷和各地軍閥的擁兵自重，他們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因新政權的建立而緩解，而是愈演愈烈，發展到不得不以戰爭的方式來處理。李宗仁事後說他組織“護黨救國軍”，反對蔣介石的緣由就是：“此時北方馮、閻為反對蔣介石的消除異己，已在積極備戰。國民黨中，汪兆銘等也因蔣氏包辦國民黨三全大會而聯合反蔣。……為配合此一全國性軍事行動，我們乃在南寧成立‘護黨救國軍’。”④

二、各地軍閥借“護黨救國”之名，與蔣介石展開相互傾軋的爭奪戰

在20年代末期，先後組織“護黨救國軍”，同蔣介石進行戰爭的有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等人，而其中聲勢最大的要數李宗仁與張發奎的聯軍。

    1、馮玉祥與“護黨救國軍”

    在各地軍閥中，最早打出“護黨救國”旗號，組織“護黨救國軍”反對蔣介石的是馮玉祥。

    蔣介石見自己在政治上、軍事上、黨務上的舉措，紛紛遭到各地軍閥的反對，便決定采取強硬的措施。1929年3月首先對桂係下達了討伐令，並調重兵向兩湖進軍，眼見蔣介石已動手對付李宗仁，馮玉祥擔心下一個目標可能會是自己，便於1929年4月在河南開封召開由師以上幹部參加的軍事會議，認真分析國內局勢和蔣介石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動，決定以退為進，主動撤出魯西孫良誠部隊，將主力集中於豫陝交界的漁關一線；並下令部隊破壞平漢鐵路的武勝橋隧道和黃河鐵橋，拆毀多處通訊線路和路軌；扣留隴海鐵路江蘇、河南段車皮，炸毀該線鐵路橋梁28座，企圖以此遏阻蔣介石調兵北上。當蔣介石誘騙李濟深北上，破壞粵桂聯盟成功之後，馮玉祥再次在華陰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立即武裝反蔣。5月15日，由孫良誠、韓複集、劉鬱芬等人聯名發表通電，聲明為“護黨救國”，請蔣介石下台；並一致推擁馮玉祥為“護黨救國西北軍總司令”，組成“護黨救國軍”。

    蔣介石對馮玉祥的“犯上作亂”，采取了三方麵的處理措施：一是製定作戰方案，從軍事上鎮壓，下令朱培德的第一路軍、劉峙的第二路軍、唐生智的第五路軍分別集結豫西、鄂西，沿平漢、隴海線前進。二是利用重金和各種關係，從內部進行收買和分化，先後有韓複集、石友三、劉鎮華、馬鴻逵等叛馮投蔣。三是采取組織措施，5月23日，國民黨中央議決開除馮玉祥黨籍；24

日，國民黨政府下令梳奪馮玉祥一切職務，嚴緝查辦。蔣介石的全方位進攻，來勢凶猛，馮玉祥被迫於27日發表通電，宜布辭職，“護黨救國西北軍”不攻自毀。

    2、李宗仁、張發奎與“護黨救國軍”

    關於李宗仁何時組織“護黨救國軍”，自任總司令兼第八路軍司令，國內不少史書誤認為是1929年5月，而事實上應該是蔣桂戰爭結束5個月之後的1929年11月。

    蔣介石和李宗仁為控製湖南，於1929年3月展開了激烈的爭鬥。3月20日，蔣介石下令討伐桂係，並從江西、安徽、河南三處調兵向湖北、湖南進攻；同時起用唐生智北上收拾駐在平津附近的桂係軍隊；並誘使李濟深至南京以拆散粵桂之聯盟。蔣介石在驅除平津及兩湖地區的桂係軍隊回廣西後，又製定了以鏟除桂係為目的，擬由湘、粵、滇三路會攻廣西的作戰計劃，並指示何健、陳濟棠、龍雲立即組織兵力進桂。在大兵壓境情況下，李宗仁將指揮權交於黃紹竑、白崇禧，由梧州潛往香港，另謀計策。6月下旬，黃紹竑、白崇禧，終因抵抗不住三路大軍的會攻，也逃往香港，蔣桂戰爭宜告結束。

    張發奎在參與蔣介石對桂係的前期討伐之後，駐守在湖北宜昌，蔣介石發現其與陳公博等改組派交往頻繁，有謀反之跡象，便在9月下達換防令，準備在張發奎部隊從宜昌東進隴海線途中予以繳械。張發奎探得蔣介石之陰謀後，便抗令不前，並采取果斷措施將前來接防的曹萬順部繳械。17日，張發奎對外發出通電，表明“護黨救國”之主張。蔣介石為穩住張發奎，曾於20日複電稱，並無途中繳械消滅之意，望不要聽信傳言。張發奎見蔣介石已先後對李宗仁、馮玉祥下手，故未理睬，率部由湘西向廣西進發。

    11月初，張發奎率部由湘人桂，黃紹竑、白崇禧很快與之取得聯係，並商定待李宗仁返桂，即組織“護黨救國軍”，聯合反對蔣介石。17日，“護黨救國軍”在南寧宣布成立，推李宗仁為總司令，下轄第三路軍、第八路軍。

    李宗仁和張發奎在聯合發表的通電中，痛斥蔣介石背叛主義、摧殘革命、屠戮同誌，實為總理之罪人，本黨之雷賊，民眾之公敵，國民革命之敗類。並計劃揮師向東，會師廣州，然後直搗南京。

李、張聯軍開始進展比較順利，張發奎率左翼部隊曾逼近廣州，後蔣介石派何應欽為廣州行營主任，聯合粵軍向聯軍實行反擊。由於張發奎部花縣一戰失利，而李宗仁部第一縱隊指揮官呂煥炎叛變，蒙誌和黃權兩位師長知情不報被免職。前後戰鬥不足一月，聯軍退回廣西。1930年蔣、閻矛盾激化，蔣介石集中精力對付閻，李宗仁所部便再度人湘北進。

    3、唐生智與“護黨救國軍”

    唐生智曾奉蔣介石之命挺進河南對付馮玉祥的“護黨救國軍”行動。11月底，當李、張聯軍攻打廣東時，蔣介石又下令唐生智率部從鄭州一帶南下廣東，以斷張發奎後路，同粵軍一起形成對李、張聯軍的包圍之勢。可是，此次唐生智並未執行蔣介石的命令，反而在1929年12月5日發表通電，自任“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主張“擁汪(兆銘)聯張(發奎)”，並企圖沿平漢路南下，奪取武漢。

    對於唐生智的叛變，蔣介石頗覺意外，以為唐生智辜負了他的希望。“餘待人以誠，對於唐等皆推心置腹”；“以前，有謂唐生智反複成性，終必叛變，勸餘勿加重用者。餘絕不懷疑，始終欲引導其人革命之正軌。今竟如此，餘實自愧！” 12月7日，蔣介石下令撤去唐生智職務，立即通緝查辦。9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電》，說明他有決心“肅清叛逆，整飭紀綱”；同時，命令中央軍和閻錫山所部從南北兩麵夾擊唐生智。

     進入12月後，鄭州一帶連續幾天下著數十年未曾有過的大雪，平地積雪達一米深。而唐生智部隊官兵大多為湖南籍人士，冰天雪地再加上給養供應不及時，凍傷者、厭戰者日益增多。1930年1月2日，中央軍在河南駐馬店地區進攻得手後，唐軍士氣急劇下落。13日，唐軍16000餘人被中央軍包圍而喪失戰鬥力，13000餘枝槍械和100餘門火炮拱手交出。唐生智眼見無回天之力，便化裝離開河南開封，先躲至天津的日本租界，後轉至香港。

    4、石友三與“護黨救國軍”

    石友三原為馮玉祥部隊，曾參與馮所組織的“護黨救國西北軍”，後被蔣介石分化收買，委任為第十三路軍總指揮。與唐生智同一時期，蔣介石下令調往廣東，協助粵軍對付李、張聯軍。為此，石友三曾與唐生智商議，調往陌生之地充當蔣介石消滅異己之槍手，必為國人所恥笑；不如趁反蔣聲勢日高，響應南方李、張“護黨救國”之行動，發動兵變，以形成對蔣介石的南北夾擊之勢。在與唐取得一致認識後，石友三先於唐生智3天，在12月2日，自任“護黨救國第五路軍總司令”，並於當夜動用數十門火炮，由浦口向南京進行炮擊，大有進襲國民黨首都之勢。

為石友三、唐生智前後幾天之行動著實震驚一陣的蔣介石，很快便召開記者招待會和發表全國通電，表示“……革命政府決不致因一二武人之叛變而動搖”；他在炫耀自己軍事實力之雄厚後，指出：“中正不僅具有消弧叛逆之決心，且深信有消餌叛逆之把握。望我將士明是非，別順逆，切匆蔽於謠言而墮奸計。”12月30日，張學良、閻錫山等人響應蔣介石之號召，聯名對外發表通電，表示擁護中央消除叛逆之行。石友三見原定相互支援的唐生智在中央軍包圍之中自身難保，自己一意堅持下去難逃覆滅之危險，故決定不戰而退，撤兵至徐州，轉而很快又歸順蔣介石。

    三、“護黨救國軍”在爭鬥中的致命弱點

    “護黨救國”的旗號，確實很能迷惑人.各地軍閥先後舉兵反蔣，其聲勢可謂壯觀，但隻有短短的幾個月.便被鎮壓、分化，而自動屈服了。究其原因，除了有蔣介石老謀深算、實力雄厚，且善於利用各軍閥之間矛盾，實行各個擊破等外部因素外；從參加“護黨救國”行動的各地軍閥主觀方麵檢討，至少有以下3項致命弱點。

    第一，沒有形成全國性的統一的戰鬥指揮部，缺乏必要的組織與協調

    為了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改組派1929年5月曾糾集一些不滿蔣介石的軍閥代表在上海開會，發起組織成立“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並出版《護黨》雜誌。隨後又推出汪精衛，企圖建立與蔣介石相對立的“第二中央”，但始終未成氣候。盡管李宗仁、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何健等人都派人參加了上海的大同盟會議，李宗仁、張發奎、唐生智也與汪蔣的陳公博有過接觸，

並接受和使用了“上海中國國民黨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製定的部隊番號以及委任的職務。可是，終究沒有能夠找到一個反蔣的具有駕馭各地軍閥部隊能力的軍事首領，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堅強的、統一的戰鬥指揮部，沒有也不可能有必要的組織協調和相互配合。

    第二，各地方軍閥內部不團結，缺乏與蔣介石統治鬥爭到底的決心和毅力

    各軍閥內部各力量雖同意一致對外反蔣，並擁護“護黨救國”之主張，但經不住外力的強烈打擊和吸人的誘惑，很快便改變立場，投奔新的主子。馮玉祥所部的韓複集、石友三、劉鎮華、馬鴻逵等將領，在蔣介石軍事力量的恐嚇和金錢與地位的誘惑下，很快便倒馮投蔣，使馮玉祥部元氣大傷。李宗仁所部的呂煥炎叛變、蒙誌和黃權知情不報，也是一個有力的例證。

    本文介紹的各地軍閥首領，各路軍的總司令，沒有一個有與蔣介石血戰到底的決心，最後都屈服並歸順於蔣介石。難怪，陳公博在談到石友三行動失敗原因時說：“他一不攻南京，二不據長江，隻有浦口大掠一陣，便扣了許多火車，撤兵北據徐州。”⑦未等中央軍趕到，便聞風泄氣而投降。陳公博抱怨各地軍閥首領，“隻知道個人利害”，沒有全局觀念，沒有頑強戰鬥的毅力，常常為了表現自己，虛張聲勢，把希望建立在投機之上。他認為“護黨救國軍”的失敗，“這並不是蔣先生有什麽神機妙算，其實出於軍人間的矛盾太多。”⑧

    第三，不能正確估計敵我雙方力量，缺乏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各地軍閥在舉起“護黨救國”大旗和對外發表通電斥蔣之時，都過高地估計了形勢和自身的軍事實力，隻看到蔣介石遭人反對的一麵，而沒有看到其陰險狡詐，手握實權和重兵的一麵，均犯了放棄根據地，貿然出擊，急於求勝的毛病。李宗仁、張發奎聯軍的進攻廣州、直搗南京的行動與計劃，唐生智的沿平漢線南下奪取武漢計劃，以及石友三的炮轟南京之舉，都是指揮者急躁冒進的思想在軍事行動中的反映。

    各地軍閥與蔣介石的矛盾與爭鬥，實質上是毫無群眾基礎的各軍閥之間為爭權奪利、鞏固和擴大勢力範圍而進行的內部傾軋，是大小軍閥之間分贓不均的必然結果。人民群眾痛恨軍閥，更痛恨戰爭，因而盡管“護黨救國軍”反對的是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也曾轟轟烈烈，但始終不能有堅實的基礎和鞏固的後方。

注釋：

    ①④《李宗仁回憶錄》(下冊)，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第617、623頁。
    ②《蔣總統傳》(上冊)，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第140頁。
    ③《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4頁。
    ⑤⑥《蔣介石秘錄》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4頁。
    ⑦⑧《苦笑錄》，現代史料編刊社編，第146.148頁。

原載《黨史研究與教學》1997年第1期(總第1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