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忠不義的忠義救國軍 / 孟國祥

不忠不義的忠義救國軍

孟國祥

        忠義救國軍是抗日戰爭時期，由戴笠控製的活躍於江南地區的國民黨特務遊擊武裝。現代京劇《沙家洪》中有一段唱詞曾對忠義救國軍作了形象的概

括：“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勾掛三方來闖蕩，老蔣鬼子青紅幫。”確如唱詞所言，忠義救國軍起於中日戰爭的亂世，其骨幹分子為軍統特工和青紅幫會員。《沙家洪》藝術地再現了忠義救國軍的重要特征，但忠義救國軍遠比劇中描寫的要複雜得多。它絕非是“十幾個兄弟七八條槍”的草寇，忠義救國軍發展到頂峰時有20多個支隊，號稱10萬大軍。在江南敵後存在達8年之久的這樣一支頗具規模的武裝，其性質和作用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

一、紛然雜陳的聚合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上海形勢危急。此時，不甘久居政壇幕後從事特工活動的戴笠，想乘機抓支軍隊作為政治本錢，於是便向蔣介石建議，在上海組建一支民眾武裝，利用上海幫會等方麵的力量作為別動隊，以配合國軍抵禦日軍的進攻。在得到蔣的允準後，8月15日，戴笠拜會上海青幫舵

把子杜月笙，提出在上海組建一支萬人的武裝隊伍。杜雖覺突然，但也感到這是擴充勢力的好機會，於是雙方一拍即合。經過一番謀劃，由杜月笙出麵網羅組織起“蘇浙行動委員會”。杜為主任委員，戴笠兼任書記長，武裝隊伍定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雙方商定，這支隊伍的領導各占一半。這樣，上海很快拉起一支由青紅幫分子、軍統特工、工會成員以及青年學生組成的別動隊，共10800人，編成5個支隊和1個特務大隊。

        第一支隊長是杜月笙的門徒何行健，成員主要是由青紅幫分子組成，共2000多人。第四支隊由戴笠在京滬一帶的特工組成，特務骨幹張業任支隊長。別動隊組建後，戴笠還在青浦和鬆江成立兩個訓練班，在佘山成立教導團，由餘樂醒等人突擊輪訓骨幹，教以偵探、破壞和暗殺等技能和方法。這支隊伍的裝備一部分由蔣介石撥給，另一部分則是戴笠命人從三洋、三淩洋行搶來，胡宗南也援助了一部分。

        抗戰初期，別動隊在打擊日寇方麵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如1937年11月9日，中國軍隊大部後撤，在上海南市僅留下第五十五師的一個旅，可朱學範

率領的第三支隊工人隊伍和陶一珊領導的第五支隊學生隊伍，卻與日軍鏖戰“曆時三天，誓死不退”，後被租界當局解除武裝。由特工組成的第四支隊在蘇州河畔掩護中國軍隊撤退中，也遭受慘重傷亡。

        上海失守後，別動隊基本瓦解。戴笠逃入法租界海格路，後化裝逃至香港再回長沙，而派周泉收容殘部。殘剩的特務大隊、青浦鬆江訓練班及第五支隊殘部共1700多人，經蘇州、漂水、九江撤退至安徽祁門縣曆口，後整編為教導第一團。由何行健率領的一支隊，在浙江與毛森的遊擊幹部訓練班等部合編為教導第二團。別動隊總指揮部改為教導團總部，戴笠兼任總團長，俞作柏任副總團長，負實際責任。

        鑒於滬寧杭三角區的特殊地位，1938年3月，戴笠奉蔣介石之命：“收容整編流散浦東及京滬、滬杭沿線的國軍，加強敵後遊擊工作”。隨即指派人，

協助留在敵後的別動隊活動。到4月底，流竄在浦東、太湖等地的武裝土匪馬伯生、張阿六等部被收編，加上國民黨軍隊的散兵遊勇，共編成5個支隊，一個直屬大隊，一個南京行動總隊，連同教導團，總人數又達到了1萬餘人。這年5月，戴笠呈準軍事委員會，將別動隊改名為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設在漢

口。武漢淪陷後，總部移設浙江孝豐。戴辭去總指揮兼職，由副總指揮俞作柏接任，但戴牢牢控製這支部隊。抗戰期間，他曾數度從重慶潛往浙江和江蘇漂陽等地指揮。

        忠義救國軍屬第三戰區顧祝同的序列。1939年3月，戴笠在上海設立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派忠救軍副總指揮楊蔚兼指揮官。1940年夏，改調黃埔第4期學生、上海軍統特工區長周偉龍任忠救軍總指揮，遷總部於安徽廣德金山裏。此時，忠救軍轄5個總隊：教導第一、二總隊、淞滬行動總隊、南京行動

總隊、蘇常行動總隊，張惠芳、文德、阮清源、徐禧等任總隊長；三個教導團，汪浩然、湯毅生、阮清源等先後任團長。後來周偉龍與總隊長阮清源內部不和，戴笠求援於胡宗南，1943年改調高級特工馬誌超接任總指揮。這時忠救軍擴充成立3個縱隊，以鮑步超、汪浩然、張光為縱隊指揮官，共轄9個團和4個地區指揮部(淞滬指揮部、澄錫虞指揮部、鄞杭指揮部、溫台指揮部)，先後成立9個行動總隊和若幹辦事處。

        在蔣介石的棋局中，忠義救國軍占有重要的份量，其總指揮領中將銜者先後有俞作柏、阮清源(代)、郭履洲(代)、周偉龍、馬誌超等。

二、有限的對日破襲戰

        忠義救國軍是打著抗日的旗幟留在敵後的，擁有數塊分散的地盤，進行出沒不定的遊擊戰和都市恐怖戰，而被日本方麵稱之為“江南野鼠”。忠救軍抗

日行動散見的記載有：

        1938年4-5月間，忠救軍在鬆江、南翔、大場等地襲擊日偽軍；“八一三”抗戰一周年紀念日夜間，300多名忠救軍摸進上海虹橋機場，打死日軍，破壞設施，抓獲並公開處決川沙縣偽維持會長瞿木香；12月下旬，在京滬鐵路沿線的昆山、太倉、常熟、嘉定4縣境內，向日軍發動破襲戰，斃傷敵數百人，打死日軍大佐職隊長1人。1939年2月，上海偽軍陳安有部800餘人，在調往滬西青浦時向忠救軍投降。1940年11月19日，汪精衛去南京舉行“還都典禮”之日，德、意、日三國駐上海外交官等乘“天馬號”專列前去捧場，在行至蘇州外跨塘橋附近時，遭忠救軍轟炸襲擊，專列掀翻，炸死日軍大佐2人，計死傷百餘人。1941年底，汪偽特工總部所屬的“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內，特設一個名叫“肅清渝忠義救國軍工作團”的機關。日偽在江南地區發動的幾次“清鄉”，主要“掃蕩”新四軍抗日武裝，有時也指向與日偽不合作的忠義救國軍。

        1939年忠救軍第五、十兩支隊在膠山附近遭到盤踞在安鎮和羊尖兩地日偽軍的包圍，直到第二支隊趕到才得突圍，死傷200餘人。1941年忠救軍第二路在焦溪整補時，幸有錫武宜挺進隊趕到救援，兩路夾擊，殲滅田中中隊。日軍報複，增調一個師團兵力分進合擊，這兩路忠救軍隻得且戰且退，北渡長江。

        忠救軍的所謂抗日行動，在1943年以前，大多是遭到日偽軍“掃蕩”時，為保存自己的實力被迫進行的一些抵抗。至於主動出擊的戰例，要算是軍統吹

噓的一次所謂的“除夕攻滬”行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跟在英、美後麵對日宣戰。戴笠為了顯示一下忠救軍的存在，給國際上一個驚奇，便令忠救軍第一路蘇嘉滬區挺進隊阮清源部，於1942年1月14日除夕夜在上海進行一次突襲。派縱火、爆破、驚擾、襲擊4個隊，每隊數10人至百人不等，化裝成置辦年貨的市民進入市區場所，縱火、引爆和燃放鞭炮，造成市內秩序大亂。爆破隊炸毀了兩段鐵路，襲擊隊襲擊了滬西日軍一個炮兵大隊，放了幾槍打死

幾匹馱馬後就撤退了。這表麵上轟轟烈烈、華而不實的行動暴露了忠救軍的目標，日軍植田大將指揮3個旅的兵力在蘇嘉滬地區大規模“掃蕩”報複，曆時

l個多月，殺死殺傷我軍民1萬多人。忠救軍蘇嘉滬挺進縱隊差點被連鍋端掉。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出於自身戰略需要，有了合作的願望。美方發現軍統組織龐大，可藉以提供軍事、氣象情報，並為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提供保

證。戴笠也需要美國的武器物資和技術強化軍統。於是，1943年6月至1945年2月，美方先後派馬德斯少校、巴爾金少校任總教官，在安徽歙縣雄村開辦“第一中美特種技術訓練班”。前7期先後共訓練忠救軍及其他特務武裝1.5萬人，第8、9期專門調訓忠救軍淞滬指揮部阮清源部。1944年起，在美國的

督促下，戴笠也命令忠救軍在敵後開展些許遊擊活動。如在美方巴爾金少校等12人參加下，破壞浙贛鐵路，在諸暨附近鐵橋引發炸彈炸毀鐵軌25處，縱火焚毀日軍堆棧及600箱炸藥。原擬用滿載炸藥的小船順江而下徹底炸毀錢塘江大橋，結果雖未獲全功，也使第六、七孔橋墩嚴重破壞，交通一度中斷。

        在長達8年之久的江南敵後，忠救軍隻取得如此抗日戰績。

三、“曲線救國”的真麵目

        忠救軍雖然打著敵後抗日遊擊隊的旗號，但它對付新四軍的用心卻是十分明顯的。1939年日軍加緊對南京、鎮江、蕪湖地區的“掃蕩”，蔣介石推行消

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方針，蘇南地區的國民黨頑固派不斷與新四軍製造摩擦。為避免日頑夾擊、兩麵作戰的嚴峻形勢，陳毅命葉飛率新四軍一部，以江南抗日義勇軍名義從茅山出發，東進蘇錫澄地區，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由此開始，新四軍在對日偽作戰的同時，還被迫肩負起對忠救軍反共“摩擦”的自衛反擊戰。

        1939年5月，當新四軍“江抗”在常熟奔襲梅李、何村偽軍據點，繼續北擴時，卻遭到忠救軍的猛烈襲擊。新四軍被迫還擊，將忠救軍第五支隊袁亞承

部趕出祝塘。為避免摩擦，“江抗”也主動回梅村。7月，新四軍在青浦地區又不斷遭到忠救軍襲擊。7月19日，新四軍被迫在黃渡附近將忠救軍第四支隊許雷生部殲滅。7月24日，葉飛部途經嘉定時，將襲擾新四軍的忠救軍鄧敬業部主力殲滅。國民黨第三戰區誣稱新四軍“越界活動”，令其西撤，並不斷進攻。9月下旬，“江抗”回師錫澄地區時，在顧山南麓遭到先行搶占山頭的忠救軍第五支隊1000多人的襲擊。忠救軍副總指揮楊蔚率主力第一、二支隊從宜興地區馳援，在無錫東邊的安鎮襲擊新四軍。“江抗”北移江陰湖塘裏時，又突遭忠救軍章曉光部側翼偷襲，“江抗”副團長吳焜不幸頭部中彈犧牲。新四軍少數落伍者和傷員被俘後慘遭殺害。

        “江抗”以聯合抗日為重，一麵命部隊後撤，一麵與忠救軍談判，但忠救軍毫無誠意，雙方在無錫以東的白丹山、太平橋、鴻山一帶發生戰鬥。後經新四軍軍部與國民黨第三戰區談判，決定雙方同時撤兵。忠救軍第一、二支隊撤回宜興山裏，“江抗”西撤揚中整訓。“江抗”西撤時在陽澄湖留下36位傷病員養傷，這就成了京劇《沙家洪》素材的來源。

        1940年上半年，忠義救國軍集中孝豐整編。忠救軍3個教導團與第三戰區主力配合，企圖切斷皖南與蘇南新四軍部隊的聯係，誘逼蘇北、皖北新四軍調至皖南，陷新四軍於死地。鑒於新四軍的力量不足以粉碎頑軍的進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退出漂陽水西、前馬，主力轉移渡長江北上。此後，江南形勢陡轉

急下，原來一些抗日的雜牌隊伍，有的被忠救軍拉過去幹起了反共勾當。《沙家洪》中胡傳魁的原型胡肇漢，原來是陽澄湖邊太平橋一支武裝的頭目，這時也投入忠救軍。

        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蟄伏於皖南國統區的忠義救國軍主力分4路重回京滬淪陷區，妄圖消滅留在蘇南的新四軍抗日武裝。如第二路郭履洲部1941年5月趁日偽軍對新四軍“清鄉”時，從澱山湖越鐵路進入陽澄湖地區，與胡肇漢等部聯合堵截攻擊新四軍。在無錫顧山、江陰祝塘、武進焦溪一帶，與新四軍第六師譚震林部激戰。僅1941年9月，在錫澄虞地區，忠救軍就挑起了五次反共摩擦。

        1943年3月間，戴笠來到蘇南段家橋，策動教導一團主力與新四軍爭奪金壇、丹陽、武進地區，以達到控製、堵塞新四軍進出蘇南、蘇北之長江通道的

目的。

        在浙江，忠救軍憑借“相當的力量”專與新四軍摩擦。如1942年10月，忠救軍1900餘人糾集土匪王八妹部共3000餘人，由艾慶璋指揮，南渡杭州灣，向何克希、譚啟龍領導的新四軍三北根據地進攻。1945年1月，天目山地區有忠救軍3個團，長興地區有忠救軍3000多人，杭嘉湖地區有2000多人。2

月14日，忠救軍1個團向陶勇之第7團進攻.在浙西抗日根據地內，新四軍被迫進行三次大規模的反頑戰鬥。1945年6月26日，浙江忠救軍配合國民黨正規軍10多個師，向新登、臨安、孝豐等地進攻。新四軍被迫放棄新登、臨安等地。

        出於極端的反共立場，忠救軍往往置民族大義於不顧，勾結、投靠日偽，假日偽之手消滅新四軍之事屢有發生。這種“勾掛三方來闖蕩”的作法，還美其名曰“曲線救國”。1942年1月30日，忠救軍澄錫虞軍事專員王文甫，竟暗派當地漢奸包福民向青陽日軍報告新四軍駐地及新四軍準備渡江的情報。在摩擦失敗後，王文甫索性率殘部140餘人叛變投敵。在日軍“一打一捉”的逼降“掃蕩”下，先與日偽秘密聯絡的淞滬地區忠救軍指揮何行健，於1939年11月9日公開率部投敵，被日偽改編為“和平反共救國軍”，何任第二路司令。汪偽政府第3號人物周佛海的私人武裝—稅警團中的一部分，也是忠救軍的投敵人員。偽稅警團團長熊劍東就是原軍統高級特工、忠救軍幹將。1942年初，忠救軍兩個支隊2000多人，利用偽軍關係北渡長江，進犯新四軍蘇中根據地靖江地區。5月25日，當粟裕部2個團進攻宣家堡偽軍第一集團軍獨十旅丁聚堂部時，忠救軍竟然公開出擊以增援偽軍，此舉“使其在政治上完全破產”而無法在江北立足，不得不竄回江南。

        由於忠救軍是國民政府委任，又打著抗日的旗號，因此曾一度影響那些有正統觀念的百姓。但這數萬人的特務遊擊武裝，本身沒有糧餉，全靠設卡收

稅，搶劫掠奪，壓榨搜刮民財來養活。他們在太湖沿岸、杭嘉湖、澄錫虞地區各縣擄掠行商，強奸婦女，作惡多端。加之它勾結日偽，矛頭直指抗日愛民的新四軍，因此，它理所當然遭到江南百姓的痛恨與唾棄。漂陽一位親曆其境的老塾師曾作了一副流傳人間的對聯：“不忠不義不救國，誰匪誰奸誰愛民”。

四、落花流水的結局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京滬杭地區已處在新四軍包圍的態勢之中。國民黨為了搶占勝利果實，1945年夏派戴笠趕到東南，作搶先接收京滬杭的種種準備。他的安排是：1.、派忠救軍溫台區指揮郭履洲率部進占崇明、浦東，扼守上海前方；淞滬指揮官阮清源部由太湖沿岸進至吳淞一帶，以固上海側背；忠救軍一部進入市區；2、.軍統京滬行動總隊配屬忠救軍一部推進南京近郊，監視中共部隊活動；3.、忠救軍杭鄞指揮官鮑步超部，至杭州近郊設防；一、二縱隊沿天目山布防，監視浙西新四軍，相機支援杭州，第三縱隊占領滬杭線，必要時推進上海市區。

        在獲悉蘇聯紅軍出兵東北後，戴笠一麵委任周佛海等漢奸偽軍阻止新四軍前進，一麵命各路忠救軍星夜馳赴上海、杭州。8月10日，河橋忠救軍調查室主任劉方雄受命，“用忠義救國軍名義，印製仿綢委任令一百張，攜往京滬杭沿線，無論偽軍與遊雜部隊，一律視其槍支人數，委以相當職銜”。8月15日

夜，阮清源部徒步趕到上海市郊，與周佛海聯係“維持上海秩序”。8月17日，溫台區副指揮張惠芳率大隊趕到川沙縣。這天忠救軍1個團與偽稅警總團熊劍東部合流，圍攻滬西七寶鎮新四軍鬆江支隊顧複生部，致使顧部損失二三百人。8月18日，忠救軍先頭部隊阮清源、郭履洲、劉方雄、徐展等部及毛森總隊進入上海，完成了搶先“劫收”。在地方上，江陰忠救軍蘇沂山部搶占勝利果實受挫，在章家村被新四軍擊潰。8月13日，忠救軍京滬路行動總隊長兼國民黨江陰縣長包漢生，召集軍事頭目以及無錫、常熟的國民黨地下縣長在顧山召開會議，商討搶占縣城的“複興計劃”。

        1945年10月，國共兩黨在重慶談判，蔣介石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簽訂《雙十協定》。該協定不得不同意人民方麵提出的取消特務機關的正義要求。當時忠救軍及其他特務武裝有5萬多人，戴笠與毛人鳳密商，決定將特務武裝改頭換麵，或化整為零合法化。11月初，戴笠向蔣介石請示撤銷交通巡警隊，成立“交通誓察總局”，將忠救軍等武裝編入，11月7日獲蔣介石批準。戴笠甚至想在美國的幫助下，把這些特務武裝改編為海軍陸戰隊，由戴自己當海軍部長。誰知1946年3月17日，戴笠從青島飛往上海時撞死在南京近郊岱山。嗣後，忠救軍及其他特務武裝編入交警總隊，編成18個總隊，郭履洲、張國梁、鮑步超、湯毅生等人分任總隊隊長。吉簡章、周偉龍、馬誌超先後任交警總局局長，名義上劃歸交通部主管，而實際上仍掌握在軍統手中。

        這支武裝因裝備精良，調動靈活，又受過特工訓練，所以很受蔣介石器重。除了利用它擔任鐵路、公路警衛工作，並多次把它投入反共內戰的重要戰役中。在1946年蘇中七戰七捷中，解放軍粟裕部隊就殲滅了由忠救軍改編的兩個交警總隊。忠救軍湯毅生的一個交警總隊，在東北戰場北寧路被殲。1949年春，蔣介石“下野”後，還特別指調幾個交警總隊到寧波奉化“保駕”。這支部隊比其他反動部隊更頑固、更凶殘，對人民的危害也更大。它不僅配合國民黨正規軍擔任攻守，還擔任後方騷擾與破壞交通及屠殺革命誌士的活動。然而，它終究逃脫不了覆滅的下場。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它相繼被殲。最後隻剩下周文新等兩三個總隊倉惶逃到台灣。於是，這樣一支長期從事反共反人民活動的國民黨特務武裝，也就走到了曆史的盡頭。

原載《民國春秋》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