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後的孤軍——流放在熱帶叢林的中國抗日將士(附7)

【說明：有關四行孤軍中被日軍運送到巴布亞新幾內亞新不列顛島亞包做苦工的記述，還有一篇在網上比較流行的文章“抗戰精神的象征——談八百壯士”提到過。除了搜尋到的澳洲檔案資料中提到這些官兵之外，訪談李維恂（曾用名：季納賢）先生時，他也曾經提到過這批36名孤軍官兵。因此，有必要將該文中的這一段相關的內容轉貼於下，以供參考。此處所用標題是借用該文中的小節標題。需要說明的是，盡管該文作者顯然是下過一番功夫來收集整理這些資料的，但其中的一大缺陷是，未有標明征引資料出處，令人難以判斷史料之真偽及可信程度。】

太平洋戰爭後的孤軍

STUKA、TULIP合著

    在謝團長殉國之後，上官誌標團附被送往醫院養傷，孤軍營官兵則公舉少校團附兼機槍連連長雷雄為團長，原第２連連長鄧英少校升任中校團附。孤軍仍依照謝團長所製定的成法，繼續堅持。但士氣大不如以前。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上海租界馬上被日軍占領。不過日軍一開始並不敢動孤軍營，四行孤軍雖然長期是日寇心頭上的剌，但是日寇此時正汲汲於“日滿華親善”的古怪夢想，於是聰明的日本特工，就想利用孤軍的名氣了。如果孤軍能夠投效汪偽政權，這對在中國內地堅持抗戰的重慶政權將是極大的衝擊。日本人抱著這個美夢，出人意料地對孤軍表現良好態度。

１２月２８日，日軍將孤軍移出孤軍營，監禁在寶山縣月浦機場旁的一個空置的軍營中。據原機槍連第２班班長李錦堂上士回憶，日軍一名憲兵大佐在孤軍用餐時率部抵達，這名大佐表現相當客氣，先在謝團長墓前舉指揮刀致敬，然後向孤軍宣稱換營地是為了讓孤軍“換換空氣”，連行李都安排代運。

孤軍遷到月浦集中營時，不但給養照常，而且日軍也不隨便侵侮孤軍官兵。隻有幾個日本特工不斷登門遊說雷團長“支持和平”。但是日本人的一廂情願遭到孤軍全體官兵無情的擊碎，這群官兵長久以來深受謝團長人格感召，對自己的光榮地位有無比的驕傲，敗類也早已消除，即使日軍可以輕易加害全體孤軍，但是孤軍依然秉持氣節，必要時，孤軍不惜取仿田橫五百壯士之遺風，全體殉國。日軍試圖逼雷團長寫稿支持“皇軍”，雷團長宣稱不識字，硬是不寫。日方仍不死心，認為孤軍不妥協的態度是由於官長帶頭作祟，於是派翻譯直接發給每名孤軍官兵問卷，問些“什麽為什麽要當兵”、“對移駐重慶國民政府看法”、“對南京汪偽政權的看法與認識”、“對中日戰爭看法”、“現在情況如何”、“將來有何打算”等攻心問題。結果孤軍官兵經過集體討論，每份問卷都填正一致的回答。絕不投降（不識字官兵多繳白卷）。為了表示決心，雷雄團長組織了一次絕食，讓日寇相當頭疼。

　　在勸降失敗之後，日軍強迫孤軍挖掘滬杭鐵路寶山到上海段的護路溝，孤軍頗有“桂河大橋”片中英軍戰俘的氣概，挖溝的效率特別好。但日軍指揮官提出提高工作量要求時，卻遭雷雄團長斷然拒絕。此時兩名士兵逃出集中營，而軍統局進一步準備將全體孤軍救出，但被日軍發覺。據幸存者回憶，日軍帶隊官相當憤怒，並命令全體中國官兵罰跪。此時幾名軍官突然開罵，宣稱“既然稱中日兩軍平等，那我們掉了人應當向你們索要，豈有讓我們罰跪之理……”。在日軍指揮官氣昏頭的時候，汪偽政府出麵接手孤軍。

　　為了藉孤軍提高偽府自身的地位，偽政府將全體孤軍官兵以“晉謁中山陵”的名義安排到南京，偽政府大造輿論表示歡迎，以小包車帶孤軍官兵參觀南京市區，並發給優厚的慰勞金。但是孤軍全體官兵不為所動，南京偽府惱羞成怒，突然將孤軍官兵全部關入老虎橋監獄，整整關了八個月。老虎橋監獄在敵偽占領時代慘絕人寰，三口井被不堪折磨而跳井的同胞填滿。在老虎橋監禁時期，孤軍營士兵鄧文清逃跑被日軍抓回，被日軍以鐵絲捆綁示眾，並以剌刀殺害。

　　１９４２年秋，孤軍被轉到南京莫愁湖畔監禁，並被強迫擔任莫愁湖與周圍各河渠的挖泥疏浚苦工。這個疏浚工程讓孤軍官兵非常震憾，湖內沉積的不是汙泥，而是在南京大屠殺中罹難同胞的屍骨！據實際參加“挖泥”工作的官兵回憶，湖中的遺骸至少在萬具以上。

　　即使汪偽政府已經成立，但日軍依然不改胡亂殺人的習慣。日軍規定有不少軍方紀念節日，如“海陸空軍節”、“甲午戰爭紀念日”、“日俄戰爭紀念”、“華北事變日”、“珍珠港事變日”、“天長節”等。在這些紀念日中日軍都要殺人“祭祀”，特別是“山本五十六陣亡日”，老虎橋日兵一次屠殺６０名國人作為哀悼。但日軍始終不濫殺孤軍官兵，漸漸的孤軍官兵也感覺到日軍的企圖，日軍似乎有意利用孤軍作為最後的談判籌碼。在一次衝突中一名士兵將一個日兵手臂打斷，日軍將整隊孤軍包圍，以機槍威嚇。雷雄團長毫無畏懼，質問日軍“我們不是戰俘，為何將我們作俘虜看？”孤軍的特殊身份使日軍不敢胡亂動手，所以對雷團長的說法隻好采不了了之的態度。但是日方可能認為長此以往必然會出事，所以決定將孤軍分開監禁。

　　從１９４２年５月開始，孤軍先後被強分成六批到各處作苦工。

　　第１批官兵１００員，包括連長陳日升上尉。這批官兵被運到杭州西興鎮養馬，其中15名士兵又被調到上饒。上饒屬於日軍前線，這１５名士兵在通信班班長劉益林指揮下順利脫逃。日軍於是又將剩下的８０餘員官兵調回南京監禁。

　　第２批官兵為３６員，包括第３連第２排排長薛榮鑫中尉。這批官兵由各連挑出身體較健壯的士兵９員組成，被海運到新不列顛島的臘保爾港。這批官兵與其它約１６０名國軍戰俘組成“中國軍人勤勞隊”，在極惡劣的生活條件下當苦工。在日本投降時１６０名戰俘隻剩３６名，澳洲軍方知道島上有中國戰俘，於是派出戰機飛灑傳單，傳單上寫著“日本投降，向中國致敬”，日軍於是將一批印度籍戰俘驅入山洞中活活熏斃。但在向國軍戰俘動手之前，澳洲第１３師已經接管新不列顛島。島上的２０００名中國戰俘受到較好的調養，並編成中國軍人大隊（大隊長為在蘇南遊擊被俘的營長季納賢）。在澳軍勸止之前，滿懷仇恨的中國大隊處決了不少日軍戰俘。１９４５年年底中國大隊被安排返國，上海市政府組織軍禮歡迎。在３６名孤軍官兵中隻有１０餘人能回到故土，唯一的軍官薛榮鑫排長在一次與日軍的格鬥中被剌刀剌殺殉職。這批返國的戰俘被安排在江灣音樂學校住了三個月，即發放撫恤金幷安排退役。１９８８年９月，幸存者之一原第１連第２排士兵田有收在《蒲圻文史資料第四集》發表回憶。

　　第３批共官兵８７員，包括雷雄團長與連長陳日升、排長楊德歟、陳豈凡。這批官兵被分配到蕪湖裕溪口裝卸煤炭。這批孤軍到達裕溪口之後就組織了逃亡。陳豈凡排長對此在《縱橫雜誌》有具體回憶：

 　　“１９４２年冬，我們這一批共８７人（軍官有雷雄代團長，陳日升、楊德歟和我），被分配往安徽蕪湖裕溪口裝卸煤炭，由車上卸下再裝上船。為便於管理，敵人又將我們８７人分成３個組，利用官管兵的辦法，指定我和陳日升、楊德歟各為組長，並配發袖章以示區別。我們從稱煤的司稱口中打聽到，裕溪口對麵山上就是遊擊區，於是就暗中組織以３人為單位的行動小組。行動小組的任務是商定各自瞅準一個目標，或打死，或搶奪其槍枝。幷約定在大逃脫行動之前，我們３個組長要適時把袖章脫掉，以為信號，一聽哨音叫到，統一行動。一天，司稱員向我們示意，對麵山上有新四軍活動。我們於是決定趁機於當天行動。我們三個組長分別脫下袖章，示意各行動小組先有準備。下午收工時，在走向集中營方向某路轉彎處，突然一聲哨音，走在前麵的幾個行動組當即行動，從後麵奪取了走在前麵敵人的一挺機槍和一支步槍，其餘的行動組要奪取走在道路兩旁敵兵的武器，因有段距離，旋被敵兵發現，大家知事不諧，便都向路坡滾下去，往山裏方向逃奔。敵人隨即調動大批人馬追捕，他們在鐵路上用巡道車，公路上用汽車追趕掃射，幷派步兵跟蹤追擊。我們逃到遊擊區時，８７人隻剩下２９人了，其餘的多數在脫逃途中遇難，也有少數逃散的，不知下落。我們逃到遊擊區後，受到了新四軍的歡迎，他們向我們宣傳抗日形勢，安排最好的住房給傷員養傷，用最好的食品慰勞我們。後來，我們輾轉到了宣城，再經河南去重慶。

　　這批官兵部份在逃亡過程中殉職，而陳日升連長等官兵則被日軍俘回。日軍隨後將這批俘虜再送回南京原駐地。

　　第４批官兵約７０餘員，被因禁在孝陵衛的日本軍官教導隊。這批官兵剛遷到孝陵衛就發覺電網沒有通電，於是馬上逃出９名士兵。這９名士兵奇跡似地穿過半個中國，抵達在重慶的第８８師留守處。但據孫元良將軍回憶，他們先到小茅山藏了幾天，有的就留在本地參加遊擊部隊，有的繞道浙江、江西、湖南、貴州，回到抗戰首都重慶。抵達重慶的９位孤軍官兵為施彪、陳德鬆、段海青、陳祖謨、徐文卿、萬國卿、張永樣、黎時德和肖益生。以孫元良將軍回憶之文意，似乎逃出官兵不止９人之數。願意留營的士兵在３個月集訓之後被提升為少尉排長。

　　第５批官兵一直待在老虎橋、莫愁湖等地做工。最後日軍將仍在中國境內孝陵衛等地的官兵集中，１９４４年日軍將餘約２００名孤軍戰俘遷到上海，編入各兵營做為“使用人”。孤軍雖然被役使於各種苦工，但是仍被刻意維持相當的生活待遇。在龍華寺修路的一組孤軍士兵甚至每人每兩周可以配到３斤啤酒。

　　１９４５年２月孤軍組織了集體逃亡，其中有３３名官兵受到新四軍在蘇南的遊擊隊接應。新四軍原本有意將這批具有高度宣傳價值的孤軍送往當時國共正激戰的浙東天目山遊擊區，被孤軍婉拒。有趣的是雖然孤軍在逃亡過程中受到新四軍的熱忱幫助，但是若以中共觀點，謝團長本人卻是個不折不扣的頑固份子。在得到黃橋事變第８９軍重創的消息之後，謝團長大為憤慨，向中央電呈應避免任何減弱抗戰力量的因素。有一名外聘的翻譯散播中央對新四軍處理不平論，馬上被謝團長開革，所以孤軍部部實際上也普遍存在著對共軍的敵意。

　　在孤軍的要求下新四軍安排這批孤軍官兵轉移到皖西大別山區的第十戰區司令長官部駐地立煌縣，在立煌孤軍受到熱烈接待，又由陸路潛往重慶。途中也遇到新四軍部隊協助。最後３３人全數輾轉抵達重慶。在設法向重慶衛戍總部證明身份之後，被安排到軍人招待所，並獲蔣委員長召見。

　　第六批為３６員軍士官幹部。據孫元良將軍回憶錄指出，除薛榮鑫等３６員官兵之外，另有３６員孤軍的軍士官幹部被押往新幾內亞作苦工，後經澳大利亞政府派軍艦送還，並於３５年８月２４日到達上海。這批幹部中，連長以下軍官包括唐棣（少校連長）、陳日升（上尉連長）、冷光前、王長林、吳萃其、童字標、鄒莫（疑為鄧英之誤，少校團附）、湯聘莘（少校醫官）、劉一陵、嚴占標、陶杏春（少校連長）、伍傑（中尉副連長）、楊德餘（上尉連長）、劉輝坤、許貴卿及趙慶全等１６員。上士中士階級的資深士官包括李自飛、趙春山、傅梅山、傅冠芷，石洪華、謝學梅、徐毓芳、周正明、鄒斌、陳翰欽、楊柏章、趙顯良、張永善、徐玉開、魏成、何英書、楊振興、任全福、雷鑫海與錢水生等２０員。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重慶衛戍總部第１警備司令李根固將軍代表蔣委員長在重慶的俄羅斯大酒店設宴招待先後抵達重慶的孤軍官兵，宴上出席官兵合計７０餘員。在國府還都之前，軍委會對所能找到的所有孤軍官兵均頒給忠貞獎章一座，並從優待遇。

（選自STUKA、TULIP合著的“抗戰精神的象征——談八百壯士”一文中的“第十節：太平洋戰爭後的孤軍”）

原載：征程憶事 - 三十八年民國軍事史中文網http://www.mgjs38.com/01wenzhang/01zhanshi/800_stuka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