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戰爭遺留問題研究述評 / 榮維木

中日戰爭遺留問題研究述評

榮維木

　 　中日戰爭遺留問題是一種客觀存在，它的解決無疑與曆史事實和曆史認知有密切聯係，而史事的考證和史觀的闡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學術問題。戰爭遺留問題 的解決並不完全依賴學術研究的深入程度；但學術研究的深入則無疑會對戰爭遺留問題的解決起到推進作用。事實上，中日戰爭遺留問題研究，到目前為止已經取得 很大成績，形成了曆史研究的前沿之一。
　　
　　戰爭遺留問題的內容
　　
　　戰爭性質所屬和戰爭責任追究至今未能解決，這是戰爭遺留問題由來的源頭。具體地說，由中日戰爭而產生的至今尚未得到解決的一切問題，都屬於戰爭遺留問題的範疇。這些問題既是現實問題，又有曆史的延續性。從類別上看，與問題的由來相一致，它們包含了兩個方麵的內容：
　　第一是對戰爭性質的評判。1945年12月，日本眾議院通過《關於戰爭責任的決議》，其中確認日本發動戰爭“違反了國際法規，犯下了殘虐的刑 事犯罪”。1951年，日本政府與美國等國簽訂的《舊金山和約》之第11條明確規定：“日本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在日本境內或境外同盟國戰爭罪法庭 之判決”。這表明，關於戰爭的性質所屬問題當初已經得到解決。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社會即開始湧動否認戰爭侵略性質的暗潮。1972年，否 認南京大屠殺事實的言論首次出現；1978年，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靈牌被秘密擺進靖國神社，並受時任首相的福田糾夫參拜；80年代發生教科書事 件；進入90年代，隨著“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成立和《大東亞戰爭的總結》的出版，日本右翼朝野合流，在曆史認識方麵明顯地形成了一股強大的逆流。於 是，基於史實認證的戰爭性質的評判，成為戰爭遺留問題的一項重要內容。日本是侵略還是“進出”或“進入”、是“解放亞洲”還是建立日本殖民地統治、東京審 判是否公正等問題，成為戰爭性質評判的焦點問題。
　　第二是戰爭責任的清算。按照國際法實施的一般形式，東京審判理應完成戰爭責任的清算。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種清算並沒有完成。20 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的中國戰時受害者在日本提出的戰爭賠償訴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國人民清算日本戰爭責任的要求。這種要求得到了日本正義人士的積極 支持。中國政府在“以史為鑒、麵向未來”的處理中日關係的基本原則之下，多次督促日本政府妥善解決這一問題，但是卻未得到日本政府的積極回應。於是，中國 人民戰爭受害事實的認證和對加害者的清算，又成為戰爭遺留問題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其中，“慰安婦”受害問題、強製勞工受害問題、細菌戰受害問題等，成為人 們關注的個人戰爭受害問題的焦點。另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嚴重問題是釣魚列島的主權歸屬，作為國家之間的戰爭遺留問題，至今也未得到解決。
　　
　　戰爭遺留問題的研究
　　
　　從上述戰爭遺留問題兩個方麵的內容可以看出，它的提出和解決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但是，不僅是由於道義方麵的原因，而且是因 為戰爭遺留問題與中日戰爭曆史的緊密聯係，使它越來越成為曆史學者關注並傾注精力進行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與這一問題的上述兩個方麵相對應，學術研究大致 分成了兩種類型：
　　(一)實證性研究。在戰爭遺留問題研究中，實證性研究主要是指受害與加害的事實認證研究。一般情況下，無論研究者是否有意，這種研究在客觀上大多與受害訴訟的事實認證密切相關。因而它的成果直接支持了現實訴訟。這類研究主要包括：
　　1.“慰安婦”研究。該研究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1995年以後形成批量成果。研究內容包括資料發掘、調查報告、個案分析、慰安婦製度 研究等方麵。代表研究前沿的專著，是蘇智良1999年出版的《慰安婦研究》和2000年出版的《日軍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真相》。另外，2000年 “中國‘慰安婦’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之後，關於該研究的主要論文已經結集出版。這些研究揭露了下述史實：第一，中國“慰安婦”在戰時各淪陷地曾大量 存在，其數量大大超過其他國家；第二，中國“慰安婦”的產生有別於日本與韓國，其身份界定有特殊性；第三，“慰安婦”製度不是商業行為的結果，而是由日本 政府、軍方有計劃地製訂並逐步完備起來為侵華戰爭服務的戰爭製度。但是也應當指出，與日本與韓國相比，中國“慰安婦”研究起步較晚，無論是個案調查，還是 資料積累，還有大量工作要做。特別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是：在檔案資料缺乏的情況下，口述史料日益成為賴以進行研究的重要資料源。而這種資料源的信憑程度， 無論是在它的發掘還是在它的應用方麵，都須依靠科學的方法去體現。這些在目前研究中做得還不夠。
　　2.戰時強製勞工研究。按地域分作兩類，第一類是對中國境內強製勞工的研究。近年出版的資料和專著有何天義主編的《日軍槍刺下的中國勞 工》、傅波主編的《罪行、罪證、罪責》、張鳳鳴、王敬榮主編的《殘害勞工》等；第二類是對強掠到日本的中國勞工的研究。專著主要有劉寶辰的《花岡暴動》、 陳景彥的《二戰期間在日中國勞工研究》。除資料和專著外，這兩類研究都有大量論文發表。從發表的著述來看，研究的內容包括日本戰時勞工政策的製訂與演變， 強掠勞工的方法，殘害勞工的罪行，中國勞工的成份、分布情況、死亡人數等。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進展，特別是個案問題研究，成績較為突出。但由於資 料方麵的原因，使得有些研究尚不深入，如強製勞工人數和死亡人數，至今還沒有精確的統計，並且由於資料來源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區別，在觀點上還存在很大分 歧。
　　3.細菌戰研究。早在戰時，關於日軍實施細菌戰的情況即有披露。20世紀50年代，有人對受害人數進行過統計，認為8年間受感染軍民達 1200萬人。80年代以後出版的資料集和專著，有中央檔案館編的《細菌戰與毒氣戰》，韓曉、辛培林的《日軍731部隊罪惡史》，郭成周、廖應昌的《侵華 日軍細菌戰紀實》、解學詩等編的《惡役》、哈裏斯的《死亡工場》等。另外有一批研究論文發表，內容涉及日軍各細菌部隊的細菌試驗和細菌戰實施情況、中國軍 民受害情況等。90年代以後，細菌戰研究出現新的動向，即對受害者的調查越來越受到重視，如張世欣編著的《浙江省崇山村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史實》中的調查 統計，比較精確地記錄了受害者的自然狀況、社會狀況與受害情況。細菌戰研究存在的問題是，第一，由於戰後美國包庇石井四郎等日軍細菌戰禍首，並轉移和封存 了大量有關細菌戰的資料，使人們對日軍加害過程的了解發生相當大的困難。如對日軍設在北平的一八五五部隊、設在廣州的八六?四部隊，由於目前史料的缺乏， 研究還不夠深入。此外，關於日軍細菌戰的中國受害人數，在浙贛湘滇都有人進行調查，目前尚未統計出比較確切的數字。另外，這項研究還有它的特殊局限，即由 於細菌戰從實施到造成傷亡，因果關係的確定還需要有足夠的醫學方麵的證明，這對於一般的史學工作者，確實存在著相當大的難度。
　　4.戰爭損失研究。關於戰時中國生命傷亡損失問題，在戰後不久，即有學者進行研究。但是，由於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中國很快發生內戰，並且形 成了長期不統一的狀態，使得與戰爭損失相關的大量統計資料失散，造成了這項研究的困難。1995年，中國政府正式公布了戰時傷亡3500萬人和損失 6000億美元財產的數字後，關於戰爭損失的研究重新引起學者重視。在這些研究中，米紅的戰時人口重建研究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利用80年代以來所獲得的一 些回顧性調查資料及被海外公認的1935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來整理、檢驗、分析研究和評價一些民國時期官方和民間學術團體人口調查的統計資料，並運用統計 分析方法，對反映抗戰時期中國大陸人口生育率水平與死亡率等重要指標，進行了研究與重建，用人口學方法估計出抗戰時期中國大陸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 3000萬。米紅並非曆史學者，故有人對這樣的研究方法存在疑義。還有人認為，抗日戰爭與中國人口問題的研究是跨學科的研究，具有學術的邊緣性與前沿性， 有相當大的難度。這一問題的研究必須保證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及兼容性，這對曆史學科與人口學科的建設與發展都將有所補益。關於財產損失研究，戴雄的《侵華日 軍對中國古建築的毀損》是個新題目。文章對日軍損毀中國古建築的主要方式進行了分類，對毀損程度進行了介紹並統計，認為，“自九一八事變迄日本戰敗投降， 由於侵華日軍的軍事進攻和肆意焚燒行為，遭日軍毀壞的中國古建築至少應在10000處以上”。其他關於圖書文物損失研究、關於軍票與金融債券對中國人民的 財產剝奪的研究等，也有人搜集資料著手進行並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目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曆史研究中心已經把戰爭損失研究列為立項課題之一。但是這一研 究由於史料的缺乏和史料搜集的困難而具有很大難度。
　　除以上問題外，實證性研究還包括對屠殺慘案、化學戰以及與戰爭加害和受害相關的其他研究。這些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進展，同樣也存在著問題。
　　(二)理論性研究。所謂理論研究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對上述各實證研究進行理論上的歸納，從日軍的犯罪事實中分析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總策略， 以及在不同時期為適應戰爭需要製訂的特別政策，以及這些策略、政策的實施對戰爭進程與結局發生的影響；另一種是從曆史觀的角度對戰爭的性質進行總體評判。 後一個含義的研究，就是前麵說到的關於戰爭性質所屬問題的研究。這個研究近些年來特別引起學術界關注，其原因在於戰後沒有對日本的戰爭責任予以徹底清算， 以致為軍國主義分子歪曲曆史留下了空間。日本右翼勢力否認侵略曆史的觀點正在逐漸地理論化與係統化，對日本社會發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這種研究，包含了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研究右翼為否認戰爭侵略性質而歪曲了哪些曆史事實；二是研究右翼史觀包含了哪些內容及其思想理論的曆 史淵源和現實社會基礎。更明確地說，這裏要研究的問題不僅是如何拆穿歪曲曆史的謊言，而更重要的則是如何分析支配謊言的那種曆史觀。而關於曆史觀的研究， 又可以分出兩個層次：一是關於曆史觀本身內容的研究，一是關於曆史觀產生條件的研究。這其中，後一個研究又顯得尤為重要。這是因為，盡管右翼史觀有“大東 亞戰爭肯定論”、“亞洲解放論”、“自由主義史觀”等等多種表現形式，但它們的基本內容特征(政治特征是對外實行軍事霸權，對內實行專製統治；思想文化特 征是信奉以弱肉強食為核心內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特征是對天皇的絕對崇拜及與此相關的天皇專製主義政體)，與延續了100多年的軍國主義史觀卻都是一 脈相承的。從這點來看，我們考察右翼史觀，著眼點又不能僅僅局限於史觀內容方麵。這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如果僅僅停留在針對當前右翼勢力層出不窮的言論的批 判方麵，而沒有對與此相關的曆史發展的全部曆史過程及其理論方麵的邏輯關係的深入而係統的分析，研究就難以達到科學性與戰鬥性完美結合之後才可以達到的效 果。
　　有針對性地在曆史觀的比較係統架構中的研究，起始於1998年。這是因為，全麵而係統地為日本侵略戰爭翻案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於 1997年底被翻譯成中文，日本“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為侵略戰爭全麵翻案的觀點也同時為多數中國學者所了解。針對日本右翼史觀表現出來的理論化、係統化 趨向，以下研究值得注意：
　　1.對軍國主義史觀的研究。
　　2.對自由主義史觀的研究。
　　3.對右翼曆史觀產生影響的社會條件的研究。
　　4.關於日本教科書問題的研究。
　　關於戰爭遺留問題的理論性研究，如同實證性研究一樣，盡管取得了很多成績，但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各種問題。其中一個特別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 是：學術研究可以並且應該包含著政治的批判，但政治的批判絕不可以替代學術的研究。這裏我還想強調，戰爭遺留問題不是學術範疇可以完全包容得下的，它的解 決是一個政治問題。而學術研究的最大任務，則是為它的解決而創造條件，這就是曆史研究與現實鬥爭的緊密結合。基於這樣的認識，我以為在戰爭遺留問題的理論 性研究方麵，必須克服簡單化的傾向。
　　另外，在戰爭遺留問題研究中還有一個民族主義的評價問題。我認為，民族主義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時起到了戰勝侵略者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並且， 維護民族利益也正是我們進行戰爭遺留問題研究的一種不可缺少的動力。同時我還相信，在任何一個日本進步學者心中，維護正義與維護日本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完全 一致的，民族主義也正是支持他們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下勇敢鬥爭的力量源泉。但是，還必須看到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麵，這就是，從更高的角度來看，戰爭遺留問題也 是一個超越了民族界限的問題，是一個關係到亞洲、世界和平與人類美好前途的問題。從這點來看，我們對它的審視和研究，又不能完全受到民族主義的支配。特別 是在我們批判日本社會存在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時候，我們就更應該防止把自己也降低到同樣的程度。實際上，戰爭遺留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民族主義所能容納的 範疇。

 
　　(摘自《江海學刊》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