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度案內幕 /程思遠

王公度案內幕

程思遠

    王公度是廣西永福縣人。1920年在廣西法專畢業後，因避舊桂係陸(榮廷)、沈(鴻英)之戰寄居上海，通過其永福小同鄉韋永成的介紹，與李宗仁的三弟李宗義(李宗義妻是韋堂姐秀英)認識。宗義和公度均愛好京劇，後者尤擅京胡，有時在客前自拉自唱，意興甚豪。從此李、王時相過從，來往密切。

    1926年兩廣統一後，國民黨軍、政要人為適應國共合作的新形勢，多保送子弟赴蘇聯留學。因此，王公度、李宗義、韋永成等三人也得到李宗仁的資助，到莫斯科入中山大學深造。據王新衡說：“我知道王在俄時決不是共產黨，他在學校時是最不用功的學生，天天下棋，拉拉胡琴，翻翻中國線裝書，有些名士派”[1]。

    1930年夏，李宗仁聯合馮玉祥、閻錫山反蔣，爆發了中原大戰.李宗仁從廣西出動全部兵力人湘，企圖與馮、閻會師武漢。

    那時我在李宗仁的總部當科長，王公度任總部秘書，我有時向李宗仁匯報工作，因此與王公度認識.我看到其人生得中等圓胖身材，配著個蛋形的臉，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沉默寡言，喜怒不形幹色，是一個具有軍師素質的典型人物。

    1930年6月後，桂軍在湖南受挫，退回廣西。李宗仁與白祟禧仍要“苦掙待變”，因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青年團”，以王公度為書記，我為助理書記，這是我與王公度共事之始。當時我們兩人對外都是秘書，但做的卻是這個組織的秘密工作。

    1932年蔣、汪合作，分主軍、政。李宗仁聯合廣東陳濟棠，以胡漢民為靠山，利用廣州“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實行武力割據，與南京政府對立。李宗仁為了穩定陳濟棠的反蔣立場，長期住在廣州百子路孖棚崗。廣西軍、政事務全由白崇禧個人主持，並得便宜行事。

    那時王公度很受白崇禧重用，他一身兼任第四集團軍(廣西部隊恢複武漢時代的舊番號)總政訓處處長、南寧軍校政訓處處長、廣西省黨部常務委員、廣西省政府委員、廣西黨政研究所訓育主任、童軍訓練所教育長。集中組織、政工、青訓大權，紅極一時，其地位僅次於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成為廣西第四號人物。

    回顧1931年2月底，蔣介石扣留胡漢民時，陳濟棠即在古應芬策動下向廣西伸出合作之手，李宗仁先派王公度前往廣州報聘，商談嶺南組府反蔣事宜。其後王公度即乘此機會前往香港、上海一行，分別在港、滬設置情報機構，收集南京情報，提供李、白參考。白崇禧下條子給總部經理處按月特支給我大筆款項，由我收到後即交給王公度；王公度所收集的情報，也是由我轉遞白崇禧“親啟”。正因為如此，以前是“軍統”要角，其後是蔣經國心腹的王新衡說：“中央特工人員一直把王當作眼中釘，要去之而後快。”

    另外，王公度延攬了很多留俄同學到南寧軍校(校長是白崇禧)工作，其中謝蒼生是政訓副處長.李一塵、曾希穎、陸一遠、張威遐、區渭文等擔任政治教官。王公度還把軍校第五、第六兩期的學生成立同學會，組織通訊社。王公度通過這些組織，要分發到部隊的軍校畢業生，將其機關及部隊內部情況隨時向他密報、而他則轉給白崇禧。王的這些作法，深得白崇禧的歡心，但廣西邊防對訊督辦李品仙、第七軍軍長廖磊、第十五軍軍長夏威均恨王入骨。

    1933年下半年，白崇禧一次對我說：“王公度主管的單位太多，他的精神兼顧不來。例如張定璠介紹萬民一、萬仲文、劉士衡、胡納生、徐梗生、朱午建等六人來廣西做宣傳工作，我交給王公度任用，他長期不予位置，使他們閑住在中山酒店裏，嚷著要回上海去，你去對他說，他今後隻能專做軍校政治工作，將總部政訓處長一職讓給潘宜之擔任。”原來潘宜之已經從倫敦回來了，他是1930年北平“擴大會議”失敗後去英國的。

    我把白崇禧上麵的話向王公度傳達時，隻見他麵色大變，滿頭大汗，顯然這事對他太突然了，事前沒有精種準備。他等我說完，就脫口而出道：“我親自去見白老總。”跟著匆匆而去。次日王公度對我說：“我已經對白老總說清楚了總政訓處仍由我負責。”十分清楚，他舍不得丟這塊肥肉。事後證明，他犯了錯誤，沒有自知之明。

    1934年在我赴歐留學之前，李宗仁從廣州回來，將那個秘密組織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同誌會”，實行分工製；以王公度為組織訓練委員會主任，潘宜之為宣傳委員會主任，邱昌渭為秘書部主任，黃旭初為政治委員會主任。不僅如此，在我到歐洲不久，他終被迫辭去總政訓處長，由潘宜之繼任。這表明王公度在李、白前一手包辦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了。

    1936年6月l日，陳濟棠發動的“兩廣事變”，陳濟棠很快失敗了。蔣介石要乘機解決廣西問題。李、白不甘示弱，決定抵抗。8月24日，在南寧總部召開一個各黨派、各團體代表的聯席會議上，王公度和胡鄂公一樣，主張在廣西開府反蔣。[2]而李、白因參謀總長程潛已於8月20日銜蔣之命派唐星來南寧談判，和議尚未絕望，未予積極支持。

    9月2日，蔣介石派居正、程潛、朱培德為代表到南寧商談和平。3日晚上，李宗仁召集白祟禧、黃旭初、潘宜之、王公度、李任仁在廣西省政府大樓舉行會議，討論和戰問題。會上王公度仍主張團結進步黨派，在南寧另創新局，直到深夜，未有結論。4日上午繼續討論。李宗仁說：“‘六一運動，(按：即“兩廣事變”)以來，雖與各方麵有密切聯係，但隻有救國會(楊東蓴代表)寄予精神上的支持；張學良盡管堅決抗日，但倒蔣未必參加，劉湘則始終不肯一同露麵。在上述情況下，廣西獨力支撐，財政斷難持久。如果蔣答應抗日，而又維持廣西現狀，應以和為上策。”於是擬訂了九條和議方案，於9月4日下午1時派劉斐偕居、程、朱三人飛粵見蔣，蔣、桂對立就這樣妥協了。顯而易見，蔣、桂妥協是王公度極不愜意其出現的一種局麵。

    1937年5月間，周恩來副主席偕張雲逸同誌從延安到西安(見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大事記)。7月6日張雲逸偕秘書李實(即羅理實，“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秘書長)到桂林訪問李宗仁。張氏此行，是通過劉仲容居中聯係，由王公度周密安排的。

    1966年春，羅理實在廣州對我提到當年去桂林的經過時說：他與張雲逸到香港後，即接到王公度通知，要他們乘港梧輪船去梧州，到時由梧州公安局長李一塵接待。李一塵原係王公度的留俄同學，一向在南寧軍校當政治教官，並不是做公安局長的材料。十分清楚，他此時在梧任職，純為適應對外聯係的需要。後來張、李兩人由李一塵負責派車送去桂林，劉仲容奉派在荔浦汽車總站迎候。

    李宗仁對張雲逸此次訪桂，十分重視。據黃旭初1937年日記所述，從7月4日起，李宗仁即約白崇禧、黃旭初、李任仁、李品仙、王公度、甘介侯、黃同仇、潘宜之舉行會談，商量決策。討論到深夜，“未得具體結論”。次日繼續商議，爭論頗為激烈。以王公度、李任仁為一方，認為廣西與中共均主張：(一)抗日，(二)民主政治，(三)社會主義，應當加強聯係，通力合作；但黃同仇、潘宜之、黃旭初等人則以為廣西應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襲共產黨的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這是政治家應有的態度。倘以學者態度來搞政治，必然失敗。[3]這就證明新桂係內部有進步和保守兩派之爭。其中尤以王公度與潘宜之對抗最烈，徐亮之(即徐梗生)在《亮齋隨筆》中說：“諸將以李、白右公度，敢怒而不敢言，外客稍稍敢言者，亦惟潘宜之一人而已。”[4]這證明潘宜之常於李宗仁、白祟禧麵前說王公度的壞話。事有湊巧，1937年6月30日，國民黨財政部長宋子文(孔祥熙因訪英，由宋繼任)到桂林，商談蔣、桂妥協以後，廣西銀行的桂鈔(毫洋票)與中央銀行的法幣比值問題。潘宜之代表李、白同宋談判。宋似乎受到指示，對桂係十分慷慨，答應以二比一的比率收回桂鈔，即桂鈔一元等於法幣五角。這就無異幫了廣西的大忙，以致潘宜之也不得不感激涕零地說：“你這樣幫忙廣西，將來怎樣對蔣先生解釋呢?”[5]其中有無交換條件，吾人不得而知。但看到後來潘宜之那樣熱心幹搞掉王公度，似乎新桂係炮製王公度案，中了南京政府的反間計了。

    1937年8月4日，白崇禧應蔣介石之邀從桂林飛南京，任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不久王公度也從香港抵南京。

    時黃旭初、夏威在廬山訓練團受訓，事畢去南京見白崇禧。對此，黃旭初在8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健公對餘雲，思想糾紛問題，囑回報德公，早日處置。特使王公度隨同回桂，免其他適。今日德公約予及鶴齡(李品仙)、煦蒼(夏威)討論此事，經年懸案，現在始獲初步決定。”這就說明王公度案的發生，有外因也有內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外因是，王公度的問題，肯定是蔣介石對白崇禧提出的。因為1947年，蔣對白也提出了劉仲容的問題。無風不起浪，白斷然不是憑靈機一動提出這個間題的。

    內因是王公度的問題是“經年懸案”。這就意味著在“兩廣事變”發生時，這個問題就已經存在了。現在整整有一年了。

    1937年8月30日，王公度被逮捕。黃旭初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一年以來，省內思想紛歧，史派、托派到處活動，在學校中時搞風潮，最近方發覺其組織，今日德公(即李宗仁)將王公度、譚裕看管，並電南寧將謝蒼生、韋幹等扣留訊辦”，伺時“檢查王公度的行李，有《目前工作計劃大綱》，赫然王公度欲為首領，企圖破壞團體(注：此處所謂“團體”，不是新桂係，而是那個“革命同誌會”，因為“團體”是該會的代字)。該文件之字跡，極似何作柏(注：王公度的秘書)手筆，訊之果然，因即扣留。”

    協助黃旭初“勘理王案”的徐亮之[6]，在《亮齋隨筆》中對本案的記述與黃旭初的說法不同。徐文說：“桂往有王公度、謝蒼生之獄，其時皆以王、謝歸‘托派’，欲因抗日釀桂亂，實非也。王、謝之死，其遠因，開罪軍人，排擯外客，二語足以盡之。其近因，則坐訂所謂《政治綱領》，有‘前方爭取地位，後方聯絡中共’二語故。”

    徐亮之在海外一度住在我的隔壁，他同我談到王案時鄭重地對我說；“所謂王公度是‘托派’完全是假的。當王公度處死後，立刻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對外要怎樣解釋呢?就是說要加給他什麽罪名呢?對此，李宗仁繞室仿徨，一籌莫展。我因建議道：‘何不給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德公納議，遂定案。”這就是說“托派”一詞是徐想出來的。後人以訛傳訛、遂使王案發生後曆數十年而真相不能大白。

    1937年9月2日，黃旭初在日記中寫道：“德鄰(即李宗仁)召集餘及李品仙、廖磊、夏威、潘宜之、邱昌渭、朱佛定討論黨案，決定作根本之肅清。對西大教授思想不正確者徹底去之。”

    對王案“決定作根本之肅清”這就意味要殺人了。廣西大學進步教授所以沒有如上文所述受到牽連，徐亮之在《李宗仁軼事》一文中作了詳細的解釋。文章說；“抗戰初起，桂有王公度案，處死者並公度凡五人，皆黨、政高級幹部。一時謠琢蜂起，至謂廣西大學教授陳望道、鄧初民、施存統、馬哲民、馬宗融等皆公度黨，……桂少壯派韋贄唐等至更主並案辦理，一網打盡之。時餘方受命助黃旭初主席勘理王案，力辟其妄。而旭初凝重，未能及時建言。餘以遲且變為笑柄，雖宗仁方慍怒甚，亦輒貿然不顧言曰：望道等思想左傾，通國皆知；廣西既遠道延聘於前，豈宜為德不卒於後?夫公度乃由公而貴，亦唯廣西子弟重之耳；豈複足為海內名士齒數?而謂望道等乃肯為之黨？…愚謂此事，切須慎重，混為一談，必貽笑柄，或且為廣西無人，願公三思！”後來李宗仁也認為“徹底去之”的辦法不妥當，首先對陳望道等溫言慰問，然後優禮厚幣而遣之。望道等皆大歡喜而去。

    但廣西省政府終幹9月4日作出決議將廣西大學文法學院文學係、社會學係停辦。黃旭初說：“因此批教授思想多屬左傾，停此兩係則教授可辭也”。[7]

    9月2日，在李宗仁召集的“討論黨案”會議中已成立王案審判委員會，以李品仙為審判長。“判極刑十三人，李德鄰遺巡不忍，逾旬無執行意。”[8]

    在判處王公度死刑的進程中，潘宜之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一度任白崇禧的副官陳壽筠回憶說：“黨所畢業的同學，有一個何作柏的，原先是軍校政訓處的處員，後來調總司令部任秘書，但是他真正的工作是跟王公度擔任秘書，王被扣時，他也一同被扣，潘宜之提他到潘公館單獨同他談過兩天話，並把他的太太莫淒遲也接了去，威脅利誘，由何寫了一份自白書，然後根據這份自白書來定王的罪狀。”

    陳壽筠還說：“所謂在王的行李內搜出他指導幹部的工作綱領，也是何這樣供的，說王公度在被捕前，住在桂林大華飯店的時候，曾經召集了十多個工作幹部談話，指導如何工作，當場決定一個奪取政權的工作綱領，而這個綱領，又是注明王公度口述何作柏筆記的。”[9]有了這份文件，李宗仁遂幹9月6日在總部省府聯合紀念周中“宣布王公度破壞團體，爭取政權之陰謀”[10]。但直到這個時候，李宗仁仍沒有下決心殺害王公度。時第廿一集團軍總司令廖磊率軍北上抗日，揚言說：“公度不死即頓兵不前。”[11]李宗仁不得已，乃於9月14日將王公度、謝蒼生、區渭文、韋幹[12]、陶保桓[13]、崔真吾[14]槍決。黃旭初也是主張殺王最力的一個人。對此，他洋洋得意地說：“此為本省第二次清黨，距第一次清黨適為十年。”[15]他把王案與1927年國民黨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視齊觀，是則王案本質如何，就不難想見了。

    1938年春，武漢為抗戰重心所在，周恩來副主席那時是中共中央駐武漢的代表，他經常與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由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黃琪翔陪同到蛇山下

熊廷弼路白崇禧那裏商談作戰指導方針。經周公建議，令張雲逸指揮的新四軍第四支隊，協同廣西的第十一集團軍、第二十一集團軍在津浦線南段並肩作戰，以遊擊戰和運動戰緊密配合，牽製北上日軍，從而使李宗仁在台兒莊之戰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當時黨內文件稱桂軍為“友軍”。由幹周公的恢宏氣魄與淵博學識深深地感動了白崇禧，當廣西學生軍由後方開往第五戰區經過武漢時，白崇禧就要我邀請周公向他們講話。並在毛王席的《論持久戰》發表後，由白崇禧向蔣介石詳為介紹，經軍委會將這篇戰略巨著的基本精神：“積小勝為大勝”，通令全軍，作為抗戰的最高戰略方針。所有這一切充分證明：由王公度案造成的消極因素，經過周公的一係列努力，已經把它根本消除了。

    就在這個時候，白崇禧一再對我說：“工公度案搞得太過火了。”他當初原以為象王公度那樣的人，至多關他幾個月就算了。誰知竟殺了那麽多人，甚至連白崇禧一貫讚賞的謝蒼生也殺掉了。他為之惋惜不置。白崇禧於是電飭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和第五路軍總參謀長夏威速將王案有關的人員一律開釋，並調李一塵、張威遐等人到安徽工作，他們後來都受到重用。1939年春，我當第五路軍政治部主任，曾簽請派王心恒當設計委員，立刻得到白崇禧的批準。現在我看了黃旭初的日記，才知道王心恒曾因王案被判了六個月的徒刑。從此不難理解：盡管王公度案是白崇禧挑起的，但他後來所采取補救措施足以證明，王案的確是一樁錯案。陳壽筠回憶也可以證明這一點。[16]

    但，王公度是不是“托派”這一點始終沒有得到澄清。1966年8月，我和劉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海濱避暑，有一天，劉仲容問李宗仁：“當年德公為什麽殺王公度?”對此，李宗仁始終不吭一聲。看來他有難言之隱，因為從1932到1936年5月這一段時期，李宗仁長期留粵，廣西內部的事，他並不過問。到1937年8月下旬，白崇禧突然同黃旭初提出王公度的問題，他也莫名其妙。後來在王案進程中，黃旭初、潘宜之一定在幕後低斟密酌、羅織罪名，竟使李無法保護王公度的生命，這一切，他怎麽能解釋呢?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劉仲容曾問過有關部門負責人：“王公度是不是托派?”他得到的答複是：“康生說他是托派。”後來劉仲容對我說：“康生說王公度是托派，就是想把周總理的臉抹黑。因為當年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是周總理提出，派我通過王公度去聯係李、白的。康生這樣無中生有，含血噴人，用心何其毒也!”但那時，康生的問題沒有暴露，不久劉仲容就與世長辭了。

    1982年6月，我的一個朋友，在太平洋彼岸黃旭初的家屬那裏看到了黃旭初1937年7、8、9三個月的日記，把有關王公度案部份複印下來。這是一件對王案本質最有說服性的文件。7月中旬，徐亮之夫人趙湘琴女士從香港回到廣西定居，我又通過南寧《學術論壇》編輯部工作同誌的幫助，找到了丁中江所寫《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一文的影印本。這篇文章內有王公度留俄同學“王新衡的來信”，“黃旭初的複函”以及“陳壽筠回憶”等等，有了這些材料，加以我個人多年調查所得結果，博證總考，認為對王公度案作出結論，以正視聽，是時候了。

注釋：

[1]丁中江《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
[2]劉斐：《兩廣“六一”事變》。
[3]黃旭初1937年7月5日日記。
[4]徐亮之：《亮齋隨筆》第54頁，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5]黃旭初1937年6月30日日記。
[6]徐亮之即徐梗生，那時是“革命同誌會”秘書部副主任。
[7]黃旭初1937年9月4日日記。
[8]徐亮之：《亮齋隨筆》第51頁，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9] 丁中江《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
[10] 黃旭初1937年9月6日日記。
[11] 徐亮之：《亮齋隨筆》。
[12]韋幹是桂林師專畢業生，在南寧軍校當中尉指導員。
[13]陶保恒是桂林師專畢業生，被殺時是中學教員。師專是楊東蓴當校長，學生思想進步。
[14] 崔真吾是南寧高中職員，與王公度並無密切關係。（另見《新桂係紀實》中冊，第8頁補充，陶保恒、崔真吾皆為中共黨員，陶係中共柳州支部書記。）
[15] 黃旭初1937年9月14日日記。
[16] 丁中江《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

原載：《文史春秋》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