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西和平起義始末(3) /賴慧鵬

靖西和平起義始末（續）

賴慧鵬

三、審時度勢準備起義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大軍打過了長江，解放廣西已為期不遠。我長期盼望的起義亦在應變之中提到了日程上來。8月，我以搞好地方治安為名，報準省府成立了“廣西第六區保安協進委員會”，參加成員，專署有專員、副司令、專職軍官、行政人員；各縣有縣長、縣黨部書記長、參議長、自衛副總隊長、下雷警備區署署長；社會人士有地方士紳、各界代表共30餘人。主任委員由我兼任，副主任委員是社會賢達卓錦湖和曾其相。下設總務、秘書、情報三個處。“協進會”表麵上看是為了鞏固舊政權，實際上是準備起義的機構，有些事情專署不便辦理，都由協進會出麵。

        為了實現和平起義，我設法同遊擊隊取得聯係。當時滇桂黔邊縱隊的領導機關已移駐雲南，靖西地區有一個右江上遊指揮部，指揮員是劉包同誌，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和平意圖，各縣還經常發生敵對行動。為了表示善意，9、10月間，我向7個縣和下雷警備區發了密電，說明現在形勢緊張，強調各縣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好縣城(因國民黨規定丟失縣城者嚴辦)，愛護士兵生命，不要主動出擊。同時派出潘錫啟、童傑飛兩位大學生做代表，分別進入遊擊區同遊擊隊秘密接觸，將我方采用“收兵守城”的意圖，即希望雙方緩和對立狀態，暫時保守邊界，為將來和解創造條件等盡快告知遊擊隊。除此之外，我們還盡量利用一切媒介向遊擊隊捎去和解信息。據報原靖西縣民團副司令張焯然在1947年冬被遊擊隊俘虜，經教育後做了共產黨的情報員。他自己說是逃回來的，裝作不問世事，整天釣魚。我找他秘密談話，暗示知道了他的身份，並表示絕對保護他的安全。他看清楚我們是真的搞起義，才承認是劉包部隊派回來的情報員。後來通過他與遊擊隊聯係過幾次。

        在起義準備過程中，由於消息閉塞又缺乏宣傳工具，對工作的開展極為不利。1949年8月我去桂林，了解到省府在南寧有個印刷廠停辦，機器、字粒齊全，我喜出望外，當即給省府寫報告，以動員民眾“戡亂”和提高邊境文化為由，準備創辦《靖西日報》，請求撥給靖西一套印刷機器和鉛字。當時解放軍打到湖南，桂林形勢緊張，黃旭初順水推舟，立即批準。我又在桂林買了一台收發報機，配給報社使用。隨即指定新派主任秘書李如傑負責把機器運回靖西，爭取在10月10日出版。因準備不及，《靖西日報》推退到11月才出版，總算趕在起義前與讀者見麵了。它及時報道了解放軍的神速進軍消息，和本專區的交通、治安、民情動向等。對促進7縣1署的統一行動，起了很好的宣傳和組織作用。同時《靖西日報》的電台大量接收新華社的電訊，以及香港等地的報道，使我們對時局有較全麵的了解，有助於選擇起義的時機。當時遊擊隊也分析了我們辦報的意圖；眼看國民黨就要全麵崩潰，還花費這麽大的精力來辦報紙，估計靖西當局會有不同尋常的行動。

        1949年9月，衡寶戰役打響，白崇禧為了固守廣西，於10月成立桂林綏靖公署，居於廣西省府之上，綏靖主任李品仙手握重權，11月中旬，黃旭初連空名省主席都挨白崇禧免掉，由李品仙兼任。有一天，李品仙來電給我和保三團，要保三團立即開往寧明，這明顯是為了保護邕龍公路，為逃跑越南作準備。保三團接到命令後全團震動，團長譚萍求我給李品仙去電，說明靖西兵力薄弱，遊擊隊活動厲害，請求免調。對於保三團，我長期來感到是個棘手問題，它不是我的部隊，兵力比我們大兩倍，如果它反對起義，我們是會吃虧的，現在上頭把它調走，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全部調走嘛，我又怕靖西兵力薄弱，發生變亂。我利用保三團官兵怕戰、思家的心理，建議把全團眷屬留在靖西，由我負責照顧，但要留下曾肇年一個營保護，歸我指揮。譚萍仍不願走，推說沒有行軍費，我向靖西禁煙督察處借得二千銀元給他做路費，譚萍乃帶著兩個營和一個機槍連快快地開拔了。

        送走保三團的主力，去掉了起義的大障礙，自然是件好事。但我考慮光是靖西地區起義，力薄勢單，震動不大，最好能聯絡鄰近地區一致行動，互相支援，聲勢就浩大得多。從平時觀察，百色專員陳漢流、黔桂邊區司令官張光瑋(駐百色)是不會響應的。龍州專員伍宗駿，原是我的副司令，是我通過李新俊推薦他當上龍州專員的，他上任後給我來過很多電報，提出兩個地區要多聯係，互相幫助。我認為聯合伍宗駿起義的希望最大。有一次，省保安司令部發一批槍械給靖西，我派軍需主任胡新鶴率幾個軍械員去龍州軍火庫領取，順便捎了一本與我單獨通訊的電報密碼(叫“養密”)給伍宗駿，請他在必要時直接與我聯係。

        1949年11月初，解放大軍逼近桂林，廣西省府、桂林綏靖公署、省保安司令部、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統統逃到南寧。11月中旬末，李品仙發來電報召開軍事會議，還說公署存有不少槍支、子彈、被服，各專署需要，由專員親自帶車到南寧領取。當時我們正急需補充裝備。我即於11月21日帶幾個人坐一輛大卡車去南寧。當晚到田東住下，街上非常冷清，商店都關了門，偶爾見到幾個行人，也是神色不定。我找縣長梁鏡了解情況，他說:“共軍已打到河池，沿公路直下田陽，所以大家很慌張。”我問：“百色張光瑋司令官和陳漢流專員有沒有指示?你打算怎樣辦?”他回答說：“沒有指示，我也不知怎樣辦。”我見形勢這麽緊急，擔心去得回不得，就給李品仙打了個電報，說情況危急，我不能去南寧了，如有槍彈請留下，將派人去取。我返回靖西時對梁鏡說：“如果共軍打到田東，你願意去靖西的話，我歡迎。”後來，他真的帶了百多武裝到靖西，參加了起義。

        11月28日，張光瑋在百色又急電召開應變會議，要專員、縣長都參加。他的參謀長林科連還專門打電話給我，說司令官要我親自出席會議。我感到形勢不妙，而且對梁津督導團(是白崇禧派到靖西的)也不放心。故稱病不去，並通知各縣縣長，軍情萬急，不能離開防地。由專署統一向司令部請假，隻派專署中校參謀主任區樹楹代表出席。會議開到12月1日匆忙結束，正在會餐，聽說解放軍從河田公路下來了，與會人員倉促星散。張光瑋亦率部於2日淩晨逃往舊州。12月初，南寧、百色兩地相繼解放，這對靖西專區及時宣布起義是非常有利的，但我想，靖西專區隻有一條公路經天保出田東，和邕色公路相接。天保是靖西7縣的門戶，如果天保縣的國民黨軍政勢力反對靖西起義，那解放軍就不能順利進來，我們也出不去，一定要爭取天保和我們一致行動才行。12月4日下午，我帶領專區保安協進會的幾位成員坐車到天保去。第二天上午召集地方人士和各單位頭頭開會，我不好公開號召起義，隻是介紹當前解放軍的強大攻勢，桂西各縣難以偏安的嚴重形勢，啟發大家討論怎麽辦?發言的人都主張和平解決，不再打仗，並一致表示，隻要不在地方打仗，一切都惟專員之命是從。我最後表示一定尊重大家的意願。

        會還沒有開完，突然有人報告百色專員陳漢流帶一百多人槍，還有電台，已到天保醫院等我見麵。我想，在這兵荒馬亂之時，他自顧不暇，來這裏幹什麽?是不是靖西準備起義的事，有人向上告發，李品仙、張光瑋派陳漢流來抓我?但陳和我還是初次見麵，諒他還不敢貿然在我轄區內動手。於是我下午到醫院會他。陳說，他是從南寧領槍回到田東，聽說田陽有遊擊隊不能通過，就來同我商量。我有意試探其態度。通過試探談話，我發現陳漢流思想比較頑固，引起我對他的提防。我告訴他：“我今晚要趕回靖西。”並問他打算怎麽辦?他請求我明天(12月6日)派4部大卡車給他運兵到靖西去休息。我警惕地推說汽車缺油，而且客車進境老百姓更加驚慌。你一個人去靖西休息我歡迎，兵留在天保，如供給有困難，我交待縣裏給予解決。他當時隻吱晤一番，不明確表態。但當晚9時我去搭車時，陳早就站在車邊等候，拉我到黑暗處說什麽兵放在天保他怕軍風紀有間題，不放心，請我同意他把兵帶去靖西。至此，我雖然增加了疑慮，但仍然同他擺事實，說除了怕影響民心外，靖西城外5裏地都駐滿了部隊，再無可以使用的營地，請他諒解。他無別說，我也開車走了。

        第二天早上，陳漢流又打來電話，請我派車給他來靖西。我答應隻有一部車和隻能來回一次天保外，又重複一次昨天講的：“隻你一個人來，兵留在天保。”他又吱吱唔晤幾聲，沒明確答複。車開出半夭後，我不放心，就叫副司令王達漢打電話同天保縣府聯係。對方說，“陳專員分兵兩路進入靖西打算是昨晚就決定的。陳專員帶一部分士兵乘車走，大部分士兵天未亮就吃好飯，徒步行走了。估計乘車的和走路的可同時到達靖西。”我聽了很焦急又很反感。心想:陳漢流這樣蠻不講理的帶兵進來，是不是真的接受了李品仙或張光瑋的密令，假借休息而來?要是他同督導團、保三團勾結，就會反客為主，貽誤大事。為了保證起義的成功，我決心對這位不速之客采取行動了。我立即寫了一封信給陳漢流，大意是：“時局緊張，民心浮動，客軍入靖，民眾不安，請把士兵的槍支放在車上，你一個人坐車到專署休息，士兵下車走路。”我將信交給連長覃超廷時說：“你領兩個排跑步到城外3、4公裏地方，占據兩邊石山，架好機槍，把這封信交給陳專員。要是他按照信裏講的意思辦，就不要傷害他們，要是反抗，你就下令開槍，連車子打碎也沒問題。”陳漢流看了信，又見我們嚴陣以待，便叫士兵卸槍下車走路，他一人乘車到來，我已在專署樓上給他安排好房間，派人守住。隨後我叫主任秘書李如傑把靖西決心起義的事情告訴他，歡迎他參加，如不同意，隻要不搗亂，也保護他的安全。陳漢流說他一再要求來靖西就是為了商量此事，不過不敢明說。我們也不同他計較真假了，總之，他同意收繳武器改編部隊，轉變態度，願意參加靖西起義就行了。

        起義前夜，充滿著驚濤駭浪，陳漢流的問題剛解決，“總體戰督導團”的問題又冒出來了。該督導團是國民黨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在1949年10月派到靖西專區監督貫徹執行白崇禧提出總體戰實施情況的，它的權力很大，如發現有人與共產黨勾結，對縣長以下的可以先斬後奏，對專員以上的可報請撤職查辦。該督導團長梁津(少將銜，靖西人)很反動，他多次督促我派兵“進剿”遊擊隊，我采取應付式地布置一番，沒有“戰績”。他很不高興，除大罵官兵不肯賣力外，還提出要我親自帶兵“進剿”，他也上陣督戰。我借病拖延，按兵不動。他就造謠說我“心懷二誌”。12月6日他見我繳了陳漢流的槍，就夥同該督導團員，四處煽動本地人來反對我。說什麽“賴慧鵬竟敢扣留百色專員，並繳其部隊的槍，說明賴要一意孤行舉大事了。大家注意，他是廣東人，把靖西交給共產黨，求得自己一家平安回廣東，我們本地人就該死了。”他還恐嚇群眾說：“現在有幾萬國軍駐在越南那邊，一天就能趕到靖西，如果誰跟賴慧鵬造反，國軍一到，祖墳都要挖掉。”卓錦湖等地方長老及時找我反映梁的破壞活動。過二、三天，韋高振等連續來報告：“梁津煽動我們的軍官拉隊伍跟督導團走，由碩龍出越南。說什麽‘己得到電報，國民黨派伍宗駿師已到靖西邊界接應’”。鬥爭白熱化了。我不能再讓梁津一夥動搖軍心民心，破壞起義計劃的實現。乃毅然決定於12月9日晚派兵包圍督導團駐地，把該團全體人員扣留起來，並收繳其武器和電台，為公開起義掃除了障礙。團長梁津在被關幾天後，代表該團全體成員寫來悔罪書，承認他們很反動，並宣布脫離國民黨，表示護擁共產黨，擁護靖西起義，請求寬大處理。我們把他的悔罪書刊登在靖西的《解放日報》上。起義大會開過後一段時間，經過研究釋放了他們。

(待續)

原載《廣西黨史》，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