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右江流域煙毒探析 /陸吉康 段豔

近代右江流域煙毒探析

陸吉康  段豔

鴉片在唐代由阿拉伯地區傳人中國,初名嬰粟,作為一味良藥被醫家重視明時稱為烏香、鴉片或阿芙蓉,清中葉後, 朝野上下形成了一個吸食鴉片的階層。中英鴉片戰爭後,鴉片如潮水般地湧人中國,危害甚巨。清末政府曾一度鼓勵民間種植嬰粟,以本地煙土與外來鴉片相抗衡,以分鴉片貿易之利,其害遂由此一發不可收拾。民國時期,由於各地軍閥各自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為擴充軍隊,搶奪地盤, 竟相鼓勵或逼迫農民大種嬰粟,從煙土貿易上搜刮民財。於是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這樣的世界記錄：“罌粟種植最廣, 鴉片產量最多, 吸毒人口最眾。”[1]本文擬從近代廣西右江流域的煙土過境、交易、消費和種植諸方麵人手進行探討, 從一個側麵去了解煙毒在近代廣西乃至全國的危害狀況, 警示人們切不可對毒品的泛濫等閑視之, 為當代共和國的禁毒工作提供一些曆史借鑒。

一、近代煙土過境右江流域簡況

右江發源於雲貴高原,流域內包括今天的隆林、西林、淩雲、百色市、那坡、靖西、德保、田陽、田東、天等、平果、隆安、武鳴等縣市。右江流域在地理位置上,北接貴州省,西連雲南。在近代曆史上, 雲、貴兩省是南方鴉片的主要產地。在靠近雲、貴兩省邊界的廣西省西林、西隆等縣也產鴉片。而右江流域上遊的百色曆來是邊陲重鎮,是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水路東通南寧,陸路西通雲南,北通貴州,因而是雲、貴兩省鴉片出口的主要通道和集散地,百色當時被人們稱為“小金山”。各路土匪、煙幫、政客雲集百色城,城內賭館、娼館和茶樓林立。據曾經參加駐防百色並親自參與護送鴉片煙幫的新桂係集團第二號人物黃紹竑的回憶,雲、貴煙土經廣西運銷的主要有四個通道：第一路, 雲土由雲南的富州,經由廣西的鎮邊、靖西、龍州而人廣東的欽州、廉州；第二路,雲土由雲南的廣南府,經廣西的剝隘、祿豐到百色,或由廣南、黃草壩等地經西林、西隆到百色,黔土則由南龍、興義、貞豐過紅河,經舊州、邏裏、黃蘭到百色；第三路,沿著紅水河經都安,或由武鳴出南寧,或由賓陽出玉林,或直到柳州轉梧州出口；第四路,由黔境荔波入桂省南丹、宜北等地,集中柳州出口,或由貴州的榕江經桂林、平樂銷湘南、贛南,也有一部分經三江下柳州,經梧州出口的。[2]據此可知右江流域地理位置在滇黔煙土過境上的重要性。另據廣東方麵的文史資料記載,“廣東所推銷的鴉片,全部係由廣西省運入,而廣西出產煙土亦少,主要產煙地區是雲南和貴州兩省。煙幫由雲貴兩省運到廣西的百色,複由百色運至梧州, 到梧州後,便可由水路直達廣州。”[3]另外,廣西南部邊陲重鎮鎮南關由於出入越南比較方便,“當時雲南、貴州的走私煙幫,多數將鴉片偷偷運人廣西,然後取道靖西、大新、龍州至憑樣、隘口、風流街和新街,半夜武裝押送出龍門關即錢山炮台旁,銷往越南的同登、彭家、諒山、太原、河內各地。”[4]這也從另一個側麵說明廣西是雲、貴煙土過境的重要通道之一。

二、近代主政廣西的地方當局對待煙土的政策

清末,廣西開始明文規定征收煙土稅,“廣西土膏稅捐,始辦於光緒三十年正月,由補用道許乃揚在梧州征收。”[5]“本年(光緒三十年),兩廣土藥統稅總局設立於梧州,於南寧、百色等地設立土藥統稅卡,於省城桂林設立辦事處。”[6]這筆煙土稅收入很大,“自(光緒)三十年十一月起至三十一年十月底止,兩廣土膏統捐共收庫平銀1,149,210餘兩,廣西又收過境稅捐772,270餘兩。”[7]後來清政府麵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曾下令全國禁煙,當時廣西的財政立即緊張起來,時主政廣西的張鳴岐在宣統元年(1909年)奏稱:“已令種鴉片煙者一律改種雜糧,違者全數充公。⋯ ⋯另又雲鴉片煙稅為本省稅收大宗,現禁種、禁吸,財政甚為困難。”[8]從中可知當時清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公開支持鴉片貿易。“如果一個政府想腐蝕他的被統治者,那就鼓勵他們去吸食大麻好了！”[9]而置人民的死活於不顧。

進人民國以後,由於軍閥割據,各地方勢力擁兵自重,自尋財源。而五花八門的煙稅更是成為中央和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各種政治勢力為爭奪罌粟種植地、鴉片運輸通道和煙稅而連年混戰。統治廣西的軍閥陸榮廷采納部下建議,開賭收捐和征收鴉片煙稅。袁世凱死後,國人要求禁煙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這種情況下,陸榮廷表麵上也下令廣西開始禁煙,並派韓彩鳳做副司令駐防百色負責緝私煙土,並設置“禁煙督察局”,明文公布禁煙條例,但實際上隻是“寓禁於稅”而已,對鴉片煙明禁暗經營,由官、商、匪實行壟斷,視為地方稅收的主要財源。

一九二零年冬, 馬曉軍率一個團移駐百色。隊伍剛抵百色,馬上有商會負責人和煙幫頭子設宴招待,目的是向駐軍要求支持並保護煙土的過境並許以重金酬謝。於是以黃紹竑為首的連隊首先勾結煙幫,開始護送鴉片煙土。當時百色的一個著名的煙幫頭子陸炎,還同黃紹竑結拜為兄弟。據黃紹竑回憶,“那時煙土最多的一幫就有五十多萬兩,上幫的人數多的達一千數百人。”[2]當時白崇禧也帶一個連隊駐守於通雲南的剝隘河流域,白崇禧嚴格執行禁煙命令,部下士兵多有不滿,又被煙幫誘惑,結果有一部分士兵趁白祟禧去百色開會之機起了嘩變,殺死一個姓伍的排長,跟著煙幫逃人深山。後來,白崇禧帶兵去追那些逃兵,“我收回所失之部隊、槍械與馬匹,且獲匪之槍支與物品不少。”[10]一九二四年,廣西發生政變,陸榮廷下台,部下各行其是。有個營長叫劉日福,自稱總司令,在百色用武裝護送煙幫抽行水來作軍餉和中飽私囊。不久,同駐百色的馬曉軍部和劉日福部發生了矛盾,結果劉日福部用武力吞並了馬曉軍部,俘獲了黃紹竑等人,黃幾乎被槍斃,幸得百色一個煙幫頭子劉宇臣的疏通獲釋。[11]凡此種種事件無不與爭奪煙土的利益相關,可以說,在中國百年近代史上,煙毒的影響力滲透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民眾生活等社會各個領域。自然地,近代百色的商業跟煙土關係更是非常密切,當時流行著這樣一句民謠“無煙不成商,無商不是煙。”百色街表麵上看起來不過是正常的雜貨店、山貨店、花紗匹頭莊等等,但實際上幾乎家家都與鴉片煙土發生關係,當時百色的商會會長黎弼臣就是鴉片煙土的主要關係人。一切駐軍、官員都不可避免要受這些從事煙土運銷組織的影響。

一九二六年,新桂係統一了廣西,黃紹竑做了廣西省政府主席。“我飽嚐了鴉片煙土的好處,對鴉片煙特別加意管理,把它統一起來,公開起來。雖表麵上仍用禁煙督察局的名義,但把所謂禁煙罰款,正式列人省政府的預算裏麵。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可以說,把所謂禁煙罰款公開列人政府預算是由廣西創始的。以後南京及其他省份乃尤而效之。”[2]所謂禁煙罰金,乃是為著籌措軍政費用而使用的名稱,“表麵上仍維持禁煙名目,實則籍以籌餉。”[12]新桂係所開征的禁煙罰金收入的數額很大,按全年統計,有的年份“禁煙罰金收入幾占地方收入半數以上。”[13]下表是新桂係在禁煙罰金方麵的收入比重:

年份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禁煙收入	6592803.60	3875956.08	13750624.94	10933408.00
全年總收入	17277113.55	13916680.25	27861333.78	28487497.84
禁煙收入比重	38.1%	27.8%	49.3%	38.4%

上表資料來源《廣西年鑒》第三回, 上冊, 頁927

上表說明鴉片特稅在新桂係的收入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1828年3月,廣西財政廳長黃薊報告說“禁煙特稅,乃民國十三年軍事當局鑒於從前軍隊暗運私包,禁猶不禁,曷若化私為公,課以重稅,寓禁於征,此特稅之所由來也。”據史料記載,新桂係的鴉片稅最高為1928年的17000000元。以後雖有所減少,但仍是一筆很大的收入來源。新桂係統一廣西後所搞的建設,其起動基金也是靠一筆煙土收入作為資本。當時任廣西省政府主席的黃紹竑掌握廣西軍政大權,想辦銀行而苦於沒有資本,幸虧“劉日福為討好於我,鞏固他的地位,乃電告我緝獲私土七十萬兩呈解省政府⋯ ⋯我得了這七十萬兩煙土就作價七十萬元毫洋撥作籌備廣西銀行的資金,用來向香港套買白銀鑄造西毫”, 隨後,“省政府就利用廣西銀行投資, 建築公路。在那兩三年內,就建成了公路三千多公裏。⋯ ⋯還辦了許多工廠、學校和農場。⋯ ⋯這些所謂黃紹竑時代的建設,都是以七十萬兩鴉片煙土作為本錢的。”[2]1932年,百色繳納出入口稅款額占全省第一位,當年全省鴉片煙稅收入為五千多萬元,百色就占了三千多萬元。右江區域成了廣西省政府的錢袋,百色城中“不僅煙商店主經營鴉片,就連邊區司部也成為販煙的一個權力機關。煙毒販運多,吸毒者也隨之產生。民國24年至26年(1935-1937年),城內有煙館多家。據民國25年至28年(1936-1940年)累計,百色城內共有煙民1781人,另有私吸者2929人。”[11]

這裏應該指出,各地方政權推行的寓禁於征政策,實際所得稅收可能隻是區區小數,與一般借禁煙之名而行縱毒之實的貪官汙吏、土販奸商的所得相比,也不過是千百分之一而已。在現實社會中,鴉片之禍,弱國病民而寓禁於征,實為飲鴻止渴,挖肉補瘡之舉,遺害無窮。

三、煙毒對近代右江流域的影響和危害

煙土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和危害實在是太大了,它所提供的稅收數額是如此之大,以至煙土也成了各種勢力調整他們之間關係的重要媒介之一。“不論新桂係與舊桂係,對於雲南貴州從來是不肯得罪的。因為雲貴是鴉片煙土來源的地方。盡管滇軍兩次進兵廣西,但事後總是廣西方麵先派代表到雲南去修好。”[2]護送煙土的收入也曾用於中國的革命事業,“一九三零年一月中旬,我再次奉命率部去靖西接煙幫,經過許多的周折,才把一批兩廣的煙幫接運回龍州。這一煙幫是相當大的, 每兩收入二角錢的稅款, 就約得了三十萬元的西貢幣。這對我們當時的革命經費是有很大幫助的。”[14]為了發煙土財,國民政府的不少軍政大員也涉入販運鴉片當中。據史料記載,1937年,吳鐵城主政廣東,假手所部在廣東省內各地包煙販毒,還與廣州灣的大漢奸陳學談互相勾結,販運私煙傾銷國外。其中有一條運輸線路由雲南入廣西的百色縣,經過上思縣,轉入廣東的欽縣、靈山、合浦、遂溪等縣,每次所運輸煙土約二三千萬兩,串通軍政部(部長是何應欽),由全付武裝的憲兵沿途護送。”[15]麵對日本的侵略,政府大員卻忙於販毒,置國家、民族於危亡而不顧,可見政治之腐敗。

1944年10月底,日軍在發動的豫湘桂戰役中攻入廣西,廣西省政府隨即移駐百色,省府經費缺乏。時任廣西民政廳廳長的陳良佐代理省政府主席,聽說西隆、西林兩縣種有大麵積罌粟。於是采取“寓禁於征”的辦法來處理,假意發出“嚴禁”布告,謂此後不得再種,如敢故違,定予嚴辦的官樣文章,暗地裏卻指示手下官員“收獲實物,就地變賣,得款隨解。”結果收得稅款折合黃金共一千七百多兩,而陳良佐個人也收受了煙土的賄賂折合黃金近一百兩。這件事後被軍統、中統特務得知,國民政府下令要懲辦經手的西隆、西林兩縣長。最後經廣西省政府送四十兩黃金給高等法院首席檢查官陳錫瑚,此事遂不了了之。[16]

由於明禁暗縱的所謂“寓禁於征”的政策,致使鴉片貿易在事實上的合法化,因而販毒和吸毒的人數越來越多,以及隨之而來的土煙種植的蓬勃發展,導致社會上販毒和吸毒的涉及各級官吏、軍人、地主、土匪、商人、幫會、會黨、馬幫、鴇母、流氓、乞丐、農民等等,幾乎包羅一切社會階層。“外國用鴉片來醫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吃。”[17]吸食煙土的風氣吹遍城市和鄉村的各個角落,尤其是因為官紳的帶頭效應,下層民眾起而效之。民間對吸食鴉片的人還自認為這是有地位、有身份的標誌,是一種享受,因而陷人一種自害和被害的境界卻還在沾沽自喜。李宗仁回憶他青少年時代和上了年紀的人在一起時曾說,“我祖父也常在煙榻上把他當年的遭遇以及所見所聞令人憤慨的故事,說給客人和我們孩子們聽。”[18]李宗仁首次見到舊桂係的老將領之一的林俊廷時有這樣的印象,“林為一忠厚長者,煙癮甚大。我便在他的煙榻上作競夕談,頗為投機。”[18]在廣州,“那時滇軍將領都有煙癖,見到孫中山、譚延闓或胡漢民、蔣介石來訪,他們在煙榻繼續抽鴉片,連坐也不坐起來”[18]軍隊吸食鴉片,戰鬥力很差。一九二四年人侵廣西的數萬滇軍由於道路崎嶇,“加以滇軍餉糈多賴鴉片煙維持,沿途銷售鴉片,尤妨礙行軍速度。⋯ ⋯時人譏諷滇軍說,他們每個官兵,都帶著兩枝槍,一為鋼槍,另一則為煙槍。”[18]這樣的軍隊如何打仗？結果被實力弱小得多的桂軍打得大敗。就連當時新桂係頭領之一,在軍、政兩方麵的地位僅次於李宗仁的黃紹竑也染上了煙癮,“我忽然發現黃紹竑的私生活竟相當浪漫和頹廢, 甚至瞞著我們吸鴉片。”[18]於是李宗仁就勸他戒煙。黃紹竑則答:“德公,我怎麽能戒煙呢？生活太苦悶啦！”[19]後來李濟深和鄧演達首次去訪問黃紹竑,他們見到黃紹竑抽鴉片,鄧演達嚴肅地說：“這是什麽樣子？在革命的隊伍裏是不相容的呀！季寬,你要參加革命就要首先把這個東西戒脫！”[2]於是黃紹竑才決心戒煙。據黃紹竑講,他的父親這一輩以前是不抽大煙的,但到了黃紹竑這一輩連同黃紹竑的祖父的叔伯兄弟到抗戰時還存在的十一人中就有“癮君子” 六人。以上這些實例說明官紳階層的吸食鴉片煙現象是很嚴重的,必然會深刻影響周圍的人群,引起別人的效仿。

右江流域是雲貴煙土的重要通道,流域內的人民也深受煙土的負麵影響。如在平果縣,“清代至民國年間,縣內吸大煙的人不少。各圩鎮皆有大煙公開擺賣,一顆玉米大的生煙泥就是一挑大米錢。吸大煙者,多是富戶人家,也有少數窮人吸毒。常年吸者,身體消瘦,麵色青黃,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在田林縣,“縣境地處滇黔桂三省結合部,解放前販賣鴉片的馬幫來往不絕,每幫少則一匹馬,多則幾百匹馬,並武裝押運。⋯ ⋯縣內民眾種植、吸食、販賣鴉片也很突出。”[19]在德保縣,“民國25年,天保縣有2417人吸食鴉片煙,敬德縣有558人吸食鴉片煙。30年以後,天保、敬德兩縣對吸毒和種植罌粟更加放寬。36年敬德縣種植罌粟17.7畝2.5萬株,天保縣縣城附近農村富戶也大量種植,邊遠農村自不用說。種植量的增加至使吸毒人數增多,犯罪率上升。”[20]在武鳴縣,“民國年間,吸鴉片者城鄉皆有。民國22年,縣境內一些地方種植罌粟。⋯ ⋯民國38年,僅靈馬一帶種植罌粟麵積達550畝。⋯ ⋯販運鴉片者自百色、田東運至玉林、貴縣等地,大宗販運鴉片者與政府當局頭子相互勾結,武裝護送來往於貴州、百色、南寧和廣州等地。”[21]右江流域內種植罌粟較多的記載是在西林,“據史料記載,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西林年產鴉片5萬兩,以畝產50兩記,播種麵積1000餘畝。”[22]在樂業縣,民國十年至十三年(1921-1924年),“據同樂街上老人回憶,樂業壩連到武稱一帶,良田都種(鴉片),約有3000畝,產量15兩。全縣種植約8000畝,產量約50萬兩。”[23]種植最多的是在西隆,“一九四五年僅西隆一縣的種植麵積就達萬畝以上,年產鴉片一百多萬兩,煙稅收入折合黃金一千七百兩。”[24]在淩雲縣城,“從光緒末年至民國年間有比較大的蘇杭、洋雜貨店家,其中有家從事煙土興販業務,而且大多數商家的煙土收入是主要收入,占總收入的50%至100%,蘇杭、洋雜買賣不過是表麵的和順帶的生意而已。” [25]在靖西,“由於煙幫來往頻繁貿易之盛,獲利之豐促使我縣之安德、南坡、龍臨、化峒、新興及城廂等鄉成為鴉片聚散之地,刺激了當地商賈及居民紛紛集資從事煙販,而且鄰縣如鎮邊、敬德、天保等客商趨之若鶩,薈蝟集靖西,當時我縣確為煙土輻揍之地。⋯ ⋯我縣安德、龍城學前街當時隻有百戶人家,而吸毒者就有36戶。”[26]在那坡,“清末至民國時期,本縣種植罄粟以城廂、龍合、三蓬(今定業)、果把(今坡荷)、念銀、平孟、六蓬(今百都)等地較普遍。僅龍合鄉年種植達一萬畝,收獲煙漿約十餘萬兩。⋯ ⋯民國二十五年至民國三十五年年,鎮邊縣有煙民1974人,平均每百人中有2.7人吸食鴉片。其中城廂、龍合、三蓬、平孟、果把五個鄉的煙民占全縣煙民四分之三。煙民中有老年、青年、壯年, 也有個別婦女。論身份,有平民百姓、有富家少爺、學校教師、政府官員和地方紳士等等。”[27]煙土對當地人民的負麵影響之大由此可見。

四、曆史的啟迪

清朝後期,由於閉關自守,吏治腐敗,國力衰微,致使列強大肆入侵中國。戰敗的清政府一方麵承受著巨大的賠款壓力,另一方麵統治階級為了維持窮奢極欲的生活,繼續維護其統治,不斷搜刮民脂民膏,甚而為了增加財政收入,鼓勵販毒、種毒,從中收取鴉片煙稅。進人民國以後,中國事實上已經處於軍閥割據狀態。為擴充軍隊,維護自已的地盤,地方軍閥勢力自然不會放棄稅收如此高的鴉片貿易。可以說,煙毒與地方軍閥割據勢力密不可分,中國一天不統一,禁煙禁毒永遠是一句空話。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清末到民國是一個大變革時期,守舊的統治勢力絕不會放棄從煙毒貿易方麵得到的巨大的經濟利益。因此這一時期的中國煙是越禁越多。那麽,這鴉片稅的收入是如此之多,對國家或地方的建設是否發揮了作用呢？不可否認,大量的鴉片煙稅流人了私人的腰包,同時也應看到,是有一部分煙稅用於國家建設上麵了的。例如前文已述及的黃紹竑利用七十萬兩煙土做資本辦銀行搞建設,是有一定的成績的。總而言之,鴉片特稅雖能增加財政收入,但卻是以弱國、窮家、貧民為代價的，實在不是明智之舉和長久之計。特別是在近代的右江流域,除了與煙毒有關的行業獲得快速發展以外,與國計民生有關的相關產業發展緩慢。這是社會發展的一種病態。縱觀清末到民國的這段曆史,煙毒肆虐中華大地上百年, 雖說民生愚昧、遲鈍是其原因之一,但作為當時的政府是負有不可推禦的責任。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緊緊依靠群眾,在短期內即把煙毒的禍害一舉清除。改革開放後,隨著國門的開放,世界毒潮再次湧人中國,中國禁毒工作麵臨嚴峻的挑戰。當代的販毒手段十分狡猾,許多販毒集團背後有國內外的黑社會勢力相互勾結，在一些邊境地區,武裝販毒運毒又重新出現。毒魔向全國迅速漫延,吸毒人員低齡化,社會治安形勢不容樂觀。根據曆史經驗,由於販毒所獲的利潤極高,不少亡命之徒置國家頒布實施的嚴厲禁毒法令於不顧而冒險從事販毒活動,也不能排除又出現某些政府官員借參與禁毒緝毒之機而行縱毒的可能。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因此,今後禁毒行動一定要注意吸取新中國成立後開展禁毒工作所取得的寶貴經驗,擴大宜傳,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打一場持久的禁毒攻堅戰,為國家經濟建設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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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南寧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21卷第3期（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