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綜述
作者：秋楓
中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1]始於20世紀50年代，在“文革”中形成高潮，又在70年代末猝然結束。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和“知識青年”群體的曆史評價，一直是社會各界、特別是當年的“知青”密切關注的事。
到現在為止，國內外已經積累了相當數量的有關“知青”的研究成果，但很少有關於這些文獻的總體介紹。本文擬就20多年來“知青”研究方麵的情況作一概略綜述。文中的論述、資料的選擇和篇章數字的統計都集中在“知識青年”和“老三屆”等專題上，但不包括“紅衛兵”運動。本文的重點放在“知青”研究的理論研討方麵，對以“知青”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僅略略涉及。筆者所查詢的資料限於中文和英文，所以本文隻介紹中國大陸、港台地區和美國的“知青”研究，其中又以中國大陸的研究為主。
筆者認為，“知識青年”研究從1970年代算起至今，可以大體上被劃分為4個時期：1970年代中期到1985年為萌芽期，1986年至1994年為初潮期，1995年至1999年為高潮期，2000年以來為後高潮期。這種劃分是基於對研究活動及成果發布情況的統計分析。每一時期的研究活動都有不同的特點，出現了各具代表性的著作文章和重要作者、研究者。
一、1970年代─1985年：萌芽期
此一時期的特點是，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回顧和反思開始緩慢展開，但國內在真正意義上的研究仍處於冰凍狀態。
在中國大陸，此一時期的“知青”研究是一片空白。對“知青運動”的回顧和反思隻能以“傷痕文學”和“朦朧詩”為代表，其中“傷痕文學”到80年代後期則衍變為“後知青小說”[2]。從廣義上講，這方麵的文學活動可被視為後來展開的“知青研究”的前奏，因為當時人們還不能或不敢從政治社會分析的角度碰觸這個主題，而用文學手法則可以間接地表達社會對“知青”的關注，並為這方麵的研究作思想上的準備。
在台灣以及香港地區，這方麵的文章從60年代中期以來就連續在報刊上出現。雖然大部份是以新聞報導或動態情報為基本內容，但能及時地反映現實情況，今天看來仍不失其資料價值，其中也有一些篇章不乏學術性。比如，1977年台灣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出版的《中共青年下放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和1979年在台灣發表的《中共紅衛兵一代思想認識的發展》，即屬此類。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此一時期在外國卻牆外開花般地出現了“知青研究熱”。在美國和德國，一些學者陸續發表了有關“知青”研究的數十篇論文和至少3部專著。劉小萌後來於1994年曾著有專文介紹這方麵的情況，他介紹了7位外國“知青”問題研究學者，其中有6位的著作屬於這一時期。專著中最重要的一部是美國學者托馬斯·伯恩斯坦早年（1977年）出版的《上山下鄉》(英文)，這本書直到16年後的1993年才有中文譯本在國內出版。
劉小萌的上述文章對托馬斯·伯恩斯坦的這本書中作了相當具體的介紹。筆者認為仍有必要在此作兩點補充說明。
首先，顧洪章[3]等人在概述此書觀點時引用了中譯本的說法，稱伯恩斯坦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項社會實驗”。這是一個依中文譯本而得來的誤解。據筆者核對，英文原著中並沒有提到“社會實驗”的觀點，隻是作者夫人蘇道銳(DorothySolinger)為1993年中文版寫的“序言”中如是說，而中譯本的譯者在“譯者的話”裏強調了這一說法。如果遍覽原著全文以及作者的其它相關文章，不會發現有“社會實驗”之類的提法。可以說，作者一直都是把中國的“知青上山下鄉”作為一個經過官方認真組織實施的重大舉措來研究，而從未把這一政策實踐看成“實驗”。
其次，雖然中文譯者對該書內容部份的翻譯基本上忠於原著的表述，但對一些主要章節的小標題卻作了不當改動。比如，第1章的英文標題隻有一個詞“Introduction”，為“綜述”或“概論”、“介紹”之意，而中文版卻譯成“綜述──一場中國式的社會大試驗”，譯者自行加上了“社會大試驗”這一副標題，但無論是該章內容還是全書各章，其實都沒有這一含義。再如，第1章第2節的英文標題若直譯應為“教育和改變青年人價值觀與期望值的難題”，但中文譯者卻把這一標題改為“‘再教育’──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工程”。還有，第4章第1節原文標題為“城市青年與鄉村社區”，結果被中譯本譯者換成了一句毛澤東語錄──“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同一章第2節的原文標題是“補救的措施”，亦被換成了毛澤東對李慶霖上書的一段批示──“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如此看來，中文本譯者是有意選用了一些包括“最高指示”在內的中國社會流行用語作標題，雖然增加了可讀性，但卻與作者的原意差距過大，非常容易誤導讀者。
伯恩斯坦這部著作的中文譯者對此書的評價是：“以不帶任何政治偏見的客觀態度，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起源、目的、政策、過程、結果以及這場運動所體現的政治色彩、社會衝突和價值觀念作了精細的分析和精辟的議論。通覽全書，我們不能不為一位西方學者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特性的準確把握而折服”（見中文版第1頁）。劉小萌對此書的評價是：“這本書是迄今為止國外研究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的最全麵、最詳細、影響也較大的著作”。[4]
筆者完全同意這樣的評價。
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還應該更明確地指出相當重要的一點，即這部著作不僅是“知青”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以其基本觀點和研究方法影響甚至指導了所有後來的“知青”研究者。到目前為止，有關“知青”的研究雖然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但基本上是在伯恩斯坦的觀點框架裏的發揮和擴展，還沒有哪本書能超出這部著作的範圍和水平。
比如，伯恩斯坦早在1977年就明確指出了“知青上山下鄉”的經濟原因，即“教育的發展與社會的經濟現實協調一致”的危機，並簡明扼要、畫龍點睛般地闡明了“知青上山下鄉”的發展脈絡，“首先是大躍進之前在小範圍內實施，60年代初繼續展開，1968年文化大革命後急劇展開”，他曾沿著這個脈絡作了詳盡的闡述。在研究方法上，伯恩斯坦不僅從各方麵收集了大量數據，而且對種種數據作了極為認真的處理。他直接了當地提出：“對待采訪材料應持謹慎態度，不能簡單地認為這些被采訪者就能代表其他更多的人，更不能代表一個整體的全國的下鄉知青。”他甚至注意到：“當報紙和被采訪者提到同樣的事實時，其內涵也有不同”，因而作者對於從麵談口述中得到的數據總是千方百計地與新聞媒介和包括官方文件、出版物在內的各種資料反複驗證。書中這樣的論述不勝枚舉，令人今天讀起來仍覺震撼和感佩。
二、1986─1994年：初潮期
在這一時期，伴隨著“文革”研究的展開，“知青”研究開始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出現了第一批研究文章。在此期間，以“老三屆熱”為代表的“知青文化”現象持續升溫，並有大量的以回憶錄為主的文著出現，為後來廣泛深入的“知青”研究創造了良好氣氛，並積累了非常豐富的資料。
這一時期可被分為兩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的1986年初，崔武年和閻淮發表了題為“談談‘老三屆’”的文章，這是國內出現的“知青”及“老三屆”研究領域的第一篇專題論文。作者運用大量的事實和數據，論述和分析了“知青”、“老三屆”一代人的教育基礎、特殊經曆和現實狀況，認為“老三屆”是“自覺對社會負起責任”，“經過磨難、經過反思的一層人”，並且呼籲“研究老三屆是當代人的一種責任”。這篇文章雖然帶有官方色彩，但是有理有據，平實可信，有很強的說服力。不久之後，史鏡等人發表了“赴內蒙古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曆史與現狀調查”，提出“認真回顧這場運動的曆史過程，分析評價其利弊及經驗教訓，對於今後製定正確的支邊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上述兩篇文章表明，學者們已經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對“知青”、“老三屆”問題展開研究。同年晚些時候，高皋、嚴家其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其中有專節論述“知青上山下鄉”，雖然隻有短短的一千多字，卻是第一次公開否定毛澤東的“接受再教育”的說法。這二篇文章和一本書可被視為國內“知青”研究的開端。
1987年，張化發表了題為“試論‘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文。[5]
這篇文章在整個“知青”研究史上相當重要，它與上麵提到的“談談‘老三屆’”一文的不同之處在於，張化提出了如何分析評價“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這一重大命題。張化認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鄉”是勞動就業的措施之一，而這種措施在“文革”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卻演變成了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的組成部份，這是應予指出並否定的。此文立論清晰，分析明快，對後來的“知青”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
不過，此後的幾年裏，“知青”研究仍然處於沉悶狀態。在這一階段出版了幾部相關的文學作品，其中有兩部紀實性文學作品值得一提。一部是肖複興、肖複華編寫的《啊，老三屆》，這是最早出現的“知青”紀實報告文學集；另一部是白描的《蒼涼青春》，這雖是一部紀實文學作品，但其序言和結語部份卻帶有濃厚的理論探討的色彩。
第二階段從1989年開始，“老三屆熱”的興起給“知青”研究帶來了難得的推動力和轉機。方奕、陳小雅、仲維光、金大陸等人的文章從不同角度對這一文化現象及其對“知青”研究所產生的作用分別作了評介。持續若幹年的“老三屆知青文化熱”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從圖片書畫展覽、文藝晚會、影視、歌曲，到舊地重訪、經濟考察、項目開發，豐富多彩，而其中與“知青”研究直接相關的自然是大批書籍的出版。
據筆者統計，從1989年到1994年，共出版了30多部以“知青”為主題的書，其中“老知青”撰寫的回憶錄匯編和紀實性文學作品占相當大的比重。這些書當中不少是由四川省的幾家出版社出版的。四川人民出版社於1989年率先推出了《知青沉浮錄》，後來又於1993年出版了《紅土熱血》。同時，成都出版社連續出版了《蹉跎與崛起》、《光榮與夢想》(1992)和《熱血冷淚》(1993)。四川文藝出版社則出版了《知青檔案》(1992)和《命運列車》(1994)。全國各地的其他出版社也紛紛推出各自的新書，如《北大荒風雲錄》、《中國知青部落》(1990)、《草原啟示錄》(1991)、《回首黃土地》(1992)、《悲愴青春》、《中國知青夢》、《中國知青在海外》、《中國知青悲歡錄》(1993)、《漠南情》、《理想與現實》、《苦難與風流》(1994)等。
這些“知青”回憶錄匯編和紀實性文學作品雖然並不是真正的研究成果，但卻為“知青”問題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正如著名作家、評論家李輝在其對《苦難與風流》的書評中所說的那樣：“作者大多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學者，也不是官員，他們普普通通，那麽平實那麽自然地敘述自己”，使這些作品“真正具有了曆史的參照作用，對於了解老三屆一代人，提供了可信的範本”。
在“老三屆知青文化熱”的烘托之下，“知青”研究出現了上升的態勢，有10多篇學術文章發表，其中不乏佳作，例如杜鴻林、黃金平、柳建輝、王東成等人的文章，以及上文提到的劉小萌對西方學者有關著作、觀點的介紹。不過總體說來，這方麵研究的選題範圍還不夠廣，研究還遠不夠深入。這一時期其它方麵的“知青”研究活動，包括1989年法國學者潘鳴嘯發表了“‘改造一代人’戰略的興亡”一文，以及1993年伯恩斯坦教授的《上山下鄉》中譯本在國內出版。1993年，加拿大華人學者梁麗芳出版了《從紅衛兵到作家──覺醒一代的聲音》，該書是在對26個中國年青作家（其中多數當過“知青”）的采訪基礎上寫成的學術著作。第二年此書在美國出版了英文版。
三、1995─1999年：高潮期
以“文革”和“知青下鄉”30周年為重要契機，在這一時期“知青”研究出現了高潮，呈全麵展開之勢，並取得了豐碩成果，具體表現為大量研究文章的發表和若幹部專著的問世。通過對這一時期相關文獻的閱讀和分析，可以看到一條線索，在1994到1998年期間，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運史研究所(以下簡稱“青運所”)舉辦的3次討論會對“知青”研究活動中起到了推動和促進以及適時總結、再推動的作用。
下麵先簡單介紹一下這3次討論會。
1994年底，“青運所”在北京召開了“知青研究的現狀和未來”專題座談會。參加這次座談會的都是熱心“知青”研究的學者，一直在從事這方麵的研究，包括張化、定宜莊、劉小萌、史衛民、柳建輝、王東成等人。這次座談會分析了相對於社會上的“知青熱”而“知青”研究滯後的現狀，明確提出了“知青”研究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到會的學者們還具體指出了這方麵研究存在的問題，對下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有價值的建議。[6]與會者不僅在會後進一步擴大相關課題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他們提出的分析和建議對後來的“知青”研究也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其標誌是此後幾年內這一領域的研討文章和專著的大量湧現。
1996年10月，“青運所”又舉辦了“知青與社會轉型”研討會。[7]
這次研討會匯聚了近60位學者和“老知青”，其宗旨是“追尋時代主旋律，推進知青研究的進一步深化”。這次研討會明確提出：“知青問題研究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需要認真地從社會學、政治學和曆史學，以及其他相關學科出發進行綜合研究。”與會學者們一方麵強調了“對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需要做冷靜的分析，給它一個正確的定位”，另一方麵也指出“對知青問題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對這場運動的評價上，而要為社會進步和發展服務”。有的與會者還提出，要對過去發表的“回顧”類文獻加以“理論的提煉”，對“紅衛兵”和“知識青年”進行“分層研究”。這些看法和意見對其後的“知青”研究的確起到了有益的指導作用。
1998年下半年，“青運所”與《中國青年研究》雜誌社共同主辦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30周年”筆會，總結以《中國知青史》出版為標誌的“知青”研究成果，同時適時地提出“知青”研究要繼續深化。也有學者在會上提出“多學科、多角度”、“拓寬研究的領域，調換研究的視角”。[8]
在這一時期出版的“知青”研究專著達30部之多[9]，它們與以前出版的書相比有了明顯的不同，即脫離了單純回憶錄的框架，呈現出更多的研究特點，其質量明顯提高。這些書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可列舉如下：
首先是定宜莊的《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和劉小萌的《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1998)。這兩位學者都是親身經曆過“上山下鄉”的“老知青”，他們對“知青上山下鄉”的整個曆史過程作了詳細的論述和理論探索，資料豐富而翔實，被稱為是至今為止“在此專題研究方麵的集大成者”。
筆者認為，這兩部著作的可貴之處在於，不僅梳理歸納了浩繁的史料數據，並且挖掘出前人忽略掉但深具學術意義的重要史實。比如，《初瀾》中論述了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國務院於1963年前後製定的15年至18年的“全國知青上山下鄉規劃”的具體過程和基本內容，從而揭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曆史事實──中國經曆過“大躍進”的失敗之後，即使不發生“文化大革命”，城市經濟也無法容納新增勞動力，所以2千萬城市青年早晚得“上山下鄉”的命運實際上在“大躍進”之後就已是“既定”了的。別的學者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提到過這一點，但此書的介紹最為具體翔實。再比如，《大潮》中介紹了以張木生為代表的“知青”在“上山下鄉”過程中對社會、理論問題的探索，展現了一批“知識青年”以其貧弱的知識積累和社會底層的真切體驗，進行著頑強的獨立思考，他們的思想活動構成了特殊曆史條件下中國思想史不應忽視的一個方麵。
這兩部著作的另一個特點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學術觀點。例如，定宜莊深入探討了“文革”前17年的教育對包括“紅衛兵”、“知識青年”在內的整個“老三屆”的深刻影響，並以此為線索透徹地分析了“老三屆”人的思想行為特徵。該作者指出：“不斷反思17年教育的經驗教訓，希望從中探索可資發揚或引以為戒的一切，這是一個至今仍有現實意義的，但卻未引起教育界、學術界充份注意，更未曾認真加以清理和總結的問題。”[10]
劉小萌、定宜莊等人早先還主編出版了《中國知青事典》(1995)。這部《事典》綜合了辭書和史實大事記的特點，還加入了對若幹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成果和觀點，並且包含了編者的分析評論，增強了學術性，堪稱“知青”研究的“辭海”。
其次，顧洪章主編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和《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1997)也有相當的代表性。他們與《中國知青史》相比具有不同的特色。首先，《始末》和《大事記》這兩部書的編委都是原“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曾長期從事過“知青”工作，比較熟悉上層決策過程，占有較多的曆史資料，又有政府有關部門的協助，因此這兩部書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在內容的跨度方麵，劉小萌的《中國知青史：大潮》止於1980年，而這兩部書則包括了1980年後的相關情況，如“研究解決大返城後的就業問題”以及“如何從國家的角度吸取教訓、為今後的經濟發展提供經驗”。[11]
《始末》還披露了1981年“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辦公室起草的一份“25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的基本內容，極具史料價值。[12]
該書還列舉了1990年以後出版的官方出版物中對“知青上山下鄉”評價的有關資料，以及對“知青上山下鄉”的經濟原因、政治原因和曆史貢獻的分析論述，足資參考。[13]
1998年還出版了一套《中國知青總紀實》，全書有7編，共分3卷(24開本)，是一部長達2,700多頁的資料匯編。該書不僅按時間順序和內容主題記錄了“知青上山下鄉”的曆史過程和重要人物、事件，還列出了不同時期的社會流行口號、影劇、小說、詩歌、歌曲等，以為背景資料。然而，該書的編輯方法是大量抄襲──其主體內容的大部份都是轉載自其它相關書刊(包括《中國知青史》、《中國知青事典》以及“知青”書信、詩抄和“知青”回憶錄)，但既不注明出處，也不注明原作的作(編)者，非常容易誤導讀者，也給引用資料造成很大不便。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是金大陸的《世運與命運》(1998)，這是中國國內首次針對“老三屆”狀況所作的係統而動態的調查分析報告。這部著作延續了作者1994年出版《苦難與風流》時對“知青”研究的深層思考，力求從一代人“生命曆程”的角度，作立足現實的實證調查和實證調查基礎上的思考與分析。作者采用了現代統計方法，問卷與訪談相結合，就“老三屆”人的基本狀況、經濟生活、政治態度、人生態度、業餘生活以及與青年人的關係等問題收集了大量數據，作了深入的分析，是很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這部著作不僅回答了許多人們關心的問題，而且留下了一係列人們可以進一步思考的課題。
這一時期出版的“知青”回憶錄匯編比以往更注意內容的廣泛性、多樣性。例如，劉中陸主編的《青春方程式》收集了50名北京女知青的自述；薑昆等人主編的《中國知青回憶錄》(共3卷)收入了260多篇京滬等地老知青的回憶錄，長達1,700多頁，120多萬字；由史衛民主編的《知青書信選編》和《知青日記選編》，收集了1968年至1979年間“知識青年”寫的100餘封信件和400多篇日記，從不同的層麵真實地再現了當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學習工作和生活情況，為有關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同時，一些回憶錄匯編也更多地凝聚了編者的深思熟慮，向理論研討方麵靠近。例如，由王江主編的《劫後輝煌》匯入了28位“老知青”名人的訪談口述實錄，通過他們的人生軌跡和心路曆程，反映“知青”一代對曆史和社會的深刻反思，並以不回避敏感話題的風格，體現出編者的見解。再比如，由金永華主編的《東方十日談》匯編了100篇來自全國各地“老三屆”人回顧人生經曆的真實故事。在此書前言中編者鮮明地提出：“老三屆人的坎坷經曆是‘文革史’的一個組成部份。老三屆人的苦難是我們民族的苦難；老三屆人的堅忍不拔的意誌，是我們民族精神的一部份。”這部書“可以讓人從中聽到沉重的曆史回聲，給人留下一些曆史畫麵，為後人研究那段曆史留下一些參照”。
還有其它不少作品也沿著與之相似的思路，從不同角度體現了關懷現實、思考未來的目的。例如，1997年出版的《又說老三屆》，以對談的方式集中討論和分析了社會上出現的“知青熱”現象，以冷靜理性的態度，以知青的典型代表“老三屆”為對象，從心理學、教育學、思維科學、社會學和哲學等不同角度，作了深入分析。書中的對話雙方分屬“老三屆”和80年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該書內容展現了思想衝突、相互理解以及兩代人的共同反思。再如，1998年出版的《激情年代》以青年攝影家黑明采訪拍攝“老知青”為線索，通過他的所見、所聞、所訪、所思，展現了一代“知青”30年來磨煉與奮爭的不尋常經曆。尤其是當鏡頭對準了社會現實，揭示出“老知青”中相當多的人現今艱苦辛酸的生活處境時，令人觸目驚心，因此也引起了社會的關注。
在這一時期還有兩部係列作品出版。其一是由丁曉禾編著的《老三屆朝歌》三部曲，另一部是章德寧、嶽建一主編的《中國知青情戀報告》三部曲。前者以章回敘事的體裁，記述了“老三屆”從“文革”中的“串連”、“造反”到“上山下鄉”直至“回城”後的漫長難忘的經曆。後者以“知青”情戀為切入口，進入最深邃、最豐富、最複雜也最是布滿風雨雷電的“知青”精神世界，以透視“知青”之心靈、社會之變革。作者稱之為“以青春為碑林，為曆史作證”，並且表示要繼續徵稿，堅持編選下去，再出續集[14]。
此外，這一時期問世的書著還有：曹淳亮主編的《知青故事》，孔慧雲主編的《知青生活回憶》，王大聞主編的《客樹回望成故鄉》，信群主編的《歲月留痕》、《無悔年華》，胡發雲等主編的《滄桑人生》，木齋的《恍若隔世》，沈殿忠的《思想沉浮錄》，王鳴劍的《上山下鄉：一場決定3000萬中國人命運的運動之謎》，王曾如、李向東的《上山下鄉：中國1968》，肖複興的《絕唱：老三屆》，和曉劍、郭小東的《老三屆：與共和國同行》等。
這一時期的“知青”研究論文達80多篇，具有論題廣泛，研討深入，生動活潑的特點，成果頗豐。從內容上看，既有對“上山下鄉運動”的進一步反思，又有分專題的研討，如論述當年家庭出身對“知青”的多方麵影響，“上山下鄉”對“知青”婚姻、生活的影響，以及論述“知青”一代的職業流動與中國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有幾篇綜述或概述性的文章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發展曆程、動因和評價以及這方麵研討的主要觀點作了歸納介紹，極具參考價值。同時，也有文章質疑或否定“老三屆”人這個概念以及所謂的“青春無悔”這樣的口號。在研究方法上，王江探討了“知青”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還著重指出，必須重視和加強定量分析。他並且運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推導出這樣的結論，“即使沒有上山下鄉，老三屆的大多數人也不可能都上大學”。
在這一時期，有一些論文提出了新觀點，顯示出“知青”研究的不斷深入。現將其中的主要新觀點介紹如下：
首先，朱學勤提出了“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這樣一個命題，揭示了“知青”中的一些人在當年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終日“勞其筋骨”的同時仍能“苦其心誌”，如饑似渴地讀書思考，在體察社會現實的過程中執著地進行精神上的探索和追求。學者宋永毅評價朱學勤的這一論述時認為，這是“對一代人的先行者們作了極為精彩的概括，他們連續的積累開啟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先河”。
其次，王江在“中國知青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中，提出了“上山下鄉是耽誤人才還是造就人才”的新見解，並且獨樹一幟地提出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史應是“反上山下鄉史”的命題。
再次，陳意新的論文“從下放到下崗”直陳“知青”一代在當今改革年代的艱難遭遇，對“知青”中的許多人40多歲就被迫下崗、不但不能從改革中受益、反而成為被“改革卸下的包袱”這一社會現狀，作了鞭辟入裏的論析。該作者大聲疾呼：“知青一代應該得到補償”，要“呼喚中國建立公正、規範、一貫的補償製度”，“因為這是政府責任和社會正義所在”。
最後，倪樂雄的文章“知青──東方的十字軍”將“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與中世紀西歐的“十字軍”運動作比較，從世界史的視野中觀察並歸納出這樣的結論，“上山下鄉”“是一次在心理上以失敗告終的精神的艱苦遠征”，並認為這才是“上山下鄉的本質”。
此外，在這一時期外國學者的研究活動也很引人注目。如同本文開頭時提到的，外國學者對“知青”課題的研究起步比較早，從7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並且早就取得了明顯的成果。在這裏，因資料所限，筆者無法對此作非常全麵的論述，隻能在已收集到的資料範圍內作一個簡要的介紹。除了劉小萌文章[15]中介紹的7位之外，還有一些學者如戈登·懷特(D.GordonWhite)、白霖(LynnT.WhiteIII)、托瑪斯·勾德(ThomasB.Gold)等人，在70、80年代曾發表過論文，從不同的方麵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以及相關問題作了探討。其中，托瑪斯·勾德曾於1979年至1980年間在上海複旦大學留學，親眼目睹了上海“知青”“返城”風潮中的許多事件，接觸了許多此次風潮的參與者，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資料。他據此寫出並發表了具有相當深度的關於上海“知青”大返城的研究報告。[16]他現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仍然從事這方麵的研究。德國學者娜拉·索斯密卡特(NoraSausmikat)可以說是海外的“知青”研究學者中的新秀。她從1996年以來已連續發表了3篇中國“知青”研究方麵的論文，她研究的課題主要集中在女“知青”的經曆和現狀方麵，同時也涉及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整體的評析。她對“知青”曆史背景的把握相當準確，理論上的分析頗有獨到之處，有些觀點非常新穎。
四、期刊在“知青”研究中的突出作用
如前所述，期刊在“知青”研究的成果發表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青年研究》(以下簡稱《中青研》)刊登得最多。此刊自1989年創辦以來，一直將“知識青年”、“老三屆”等內容列為重要專題，並逐年加大刊發研究“知青”、“老三屆”問題的文章之比重。據筆者統計，在1995年至1999年期間，《中青研》共發表了55篇相關文章，占同期國內各刊物發表的“知青”研究文章總數(83篇)的三分之二。
《中青研》不僅在發表相關研討文章的數量上獨占鼇頭，而且在發表文章的內容和形式上都有其獨特之處。除了上文具體介紹過的“三個討論會”的有關紀要和消息都是在《中青研》上發表之外，該刊編輯們(他們實際上也是知青研究方麵的專家)還精心組織了不同專題的討論，有的是不同觀點針鋒相對的“論戰”。比如，從1995年以來該刊先後組織了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曆史分期問題的研討，又主持了“我看老三屆”筆會以公開發表不同意見的爭論，還通過安排“追尋六八年人”筆談，對朱學勤提出的“六八年人”展開討論，從而揭示出“知識青年”中先覺者的早期社會實踐和理論探索，也召集了關於京津滬知青“回城子女”問題的座談。筆者認為，這些專題討論和相關文章、觀點的發布，對當時以及今後的“知青”研究已經發生了並將繼續產生深遠的影響。
與此同時，中國的《青年研究》、《當代青年研究》和《讀書》等期刊，也發表了多篇有關“知青”問題的研討文章。而在中國大陸之外，香港的《明報月刊》、《二十一世紀》、《爭鳴》，以及美國的《北京之春》和日本的《中國研究》等中文期刊，也在“知青”研究方麵發表了不少文章，其中屢見佳作。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各級官辦社會科學學術機構用公費主辦發行的期刊卻對“知青”研究惜墨如金，即使在社會上的“老三屆熱”持續不斷以及“文革30周年”、“知青30周年”等重要紀念紛至遝來的情勢之下，這些官辦社科學術期刊對“知青”研究仍然保持著令人吃驚的一律的冷漠。至於各地各級共產 黨相關機構(如黨史研究部門)的刊物，除了發表過一些關於“紅衛兵”的研究文章之外，對於“知青”研究也是一片諱莫如深的貧乏，隻發表過寥寥幾篇文章。[17]
比之多年前動員“知青上山下鄉”時的宣傳鼓動，真有天壤之別。這裏也不得不提及中國各高等院校的學報(社科版)。筆者仔細查找了近10年的上百種學報期刊，隻查到3、4篇涉及“知青文學”的文章，因而為之感歎，卻也並不驚訝。比照於官方出版物之虛空，對“象牙塔”中人更是無法苛責了。
五、2000年以來：後高潮期
高潮期之後，“知青”研究活動如同“老三屆文化熱”一樣，逐漸降溫，進入了“低潮”。不過，“知青”出身的學者、作家們，特別是眾多的“老知青”們並不甘沉寂。這一時期的“知青”研究活動呈現出新的特點。
首先是互聯網異軍突起，成為“知青”研究的新園地。一方麵，一些學術性網站開始陸續轉載“知青”研究方麵的新論文，比如，《思想的境界》[18]曾轉載上述陳意新、倪樂雄等人的文章，使這些文章借助互聯網快速便捷的獨特優勢，得到極為廣泛的傳播，擴大了影響。“中國新聞電腦網絡”中的“文革博物館”(http://www.cnd.org/CR/halls.html)也設立了“上山下鄉”專欄。這一類的網站一般都有專題、專欄或鏈接功能，儲存了相當多的不同學科的文章，給使用者的閱讀和資料查詢創造了極為便利的條件。另一方麵，“老知青”及網友創辦的“知青”網站也持續不斷地對“知青”研究的相關話題展開討論。其中比較具代表性的是設於國內、由全國各地及國外“知青”誌願組成並義務承擔運作的《華夏知青》網站(網址為http://www.hxzq.net)。這個網站中設有各具特色的專欄，匯集了網上“知青”研討中幾乎所有的重要文章。在《華夏知青》網站主頁上，設有“知青網站匯總”和“知青論壇匯總”等窗口，鏈接了80多個“知青”個人和團體的網站或論壇，展現了“知青”網上思想言論大交流的初具規模，包含了不同觀點兼收並蓄的豐富內容。《華夏知青》網站還設有“華夏知青論壇”(http://www.zqsc.org/huaxia/wwwboard/)，吸引了遍布各地的“老知青”。網友們不僅直接發表文章，交流不同觀點，還經常轉貼其它網站的文章，並且圍繞一些話題展開熱烈的討論。
比如，2000年下半年圍繞劉雙的文章“醜陋的老三屆”所展開的討論就是一例。劉雙在其文章中整體全麵地否定“老三屆”(作者自稱為“低調評價”)。在此之前的研討和評論文章大都認為，“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帶有明顯的“運動”特徵，應予否定，而對以“老三屆”為主體的“知識青年”群體則是基本肯定的。這篇文章在網上的轉載發表引發了如何從整體上評價“老三屆”的論爭。論爭雙方的文章在論壇上發表後都收入了“眾評老三屆”專欄。對劉雙文章持反駁觀點的居多，其中包括秋楓的“忍辱負重命運多艱的老三屆不容否定”、袁相南的“剖析‘醜陋的老三屆’”、峰淩的“強者不畏人言”、方進玉的“批判文革，需要尖銳也需要理性”和嵇立群的“文化人該有什麽樣的心靈品格”等。2003年5月至12月，《華夏知青網》開展了“紀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35周年”征文活動，得到各地老知青熱烈回應，共收集了60多篇文章，編成了“華知征文選”專版。
其次是海外“知青”學人對“知青”研究的關注和參與。眾所周知，中國大陸出國工作、學習、創業的人群中，有相當多的“老知青”。發軔於中國國內的“老三屆熱”如同衝擊波，開啟了海外“老知青”們的“知青情懷”，使得在國內已經降溫的“知青熱”卻在海外再起波瀾。美國加州舊金山、洛杉磯兩地區和美國德州休斯敦地區的海外“知青”學人們先後於1997年和1998年成立了“知青協會”，澳大利亞悉尼地區也於2000年成立了“知青聯誼會”。他們逐步把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對“知青”曆史的回顧和對“知青”問題的研究上來。
舊金山的“美國中國知青聯誼會”與美國最大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在1998年聯合舉辦了“中國知青洋插隊”征文活動，並從中精選出30篇編成了《尋夢北美：洋插隊交響曲》一書，於1999年出版。“休斯敦知青聯誼會”於2001年編輯出版了《三色土：旅美老知青的故事》，收集回憶錄和研討文章50多篇，回顧和探討了“土插隊”和“洋插隊”的特殊經曆。在洛杉磯，當地中文報紙《中國日報》於1998年舉辦了“文革知青上山下鄉30周年回顧”有獎征文活動。據報導共收到稿件近300篇，約110萬字，經過3輪評審，選出了37篇獲獎發表，其中王新華的論文“一點苦難，一點光榮”獲特獎。位於洛杉磯的“南加州中國知青協會”設立了網站(網址為http://www.zqsc.org/)，積極參與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麵的探討。“南加州中國知青協會”編發的會刊已連續出版5年(從2002年起定名為《知青》雜誌)，匯集反映了海外和中國國內“知青”研究和“知青文化”活動的成果和動態。可以預期，海外“知青”學人群體憑籍互聯網與國內“知青”及這方麵的學者緊密聯係，各自發揮優勢，將為今後的“知青”研究開辟更為廣闊的天地。
再次，“知青”學者們肩負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在“知青”研究、“知青文化”等領域默默求索，繼續取得成果。工人出版社資深編輯、“老知青”嶽建一曆經多年的努力，推動策劃了《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係列，先後於2001年和2002年出版了2批共11部作品。其中的10部屬於紀實文學作品，不在本文論述範圍之內，但嶽建一的努力和貢獻遠遠超出了文學作品出版的範疇，體現了“知青”學者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他們對共和國曆史的深刻反思和對民間記憶曆史資訊的搶救與還原。這個係列的第三批約10部作品，原計劃在2003年出版發行，卻因官方的強行限製而擱淺。
在《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係列已經出版的第二批(2002年)5部作品中，唯一的非文學作品是楊健的《中國知青文學史》，這是有關“知青文學”的第一部專史。“知青史”專家定宜莊認為，專史寫作更難於通史，正因為如此，這本書是“知青”研究發展到新階段的一個標誌。楊健在書中運用豐富的原始資料，窮本溯源，精剖細析，探究知青文學的衍生、發展、樣態和流變，體現出獨特的思辯特點和冷靜的批判意識。
2001年12月8日至14日，由福建省閩西“廈門知青聯誼會”和“廈門知青人生紀實編委會”主辦的“老三屆知青文化周”在廈門市舉行。來自福建各地的大批“老知青”及全國其它地區的20多位各界“知青”名人參加了盛會。這是國內自90年代末“知青文化熱”退潮之後迄今唯一的一次大型“知青”文化活動，一枝獨秀，引人注目。“文化周”期間，由“廈門知青人生紀實編委會”主編、著名作家謝春池主持，舉辦了“中國知青文化論壇”，有18名各界“知青”學者、“知青”作家、“知青”名人演講，論壇充滿激情和理性的研討充份體現了這次“文化周”的內涵[19]
著名“知青”學者劉小萌近幾年來不但繼續發表“知青”研究的文章，而且於2003年12月出版了知青史新著《中國知青口述史》[20]。該書包括對數十位“老知青”的訪談，其中既有當年的“知青”典型，又有“知青”中的民間領袖，還有默默無聞的普通“知青”。劉小萌認為：在做“知青”口述史的過程中，對“知青”問題的複雜性和長期性又有了新的認識；口述與文獻互相補充，兩者彼此印證，相得益彰，能最大限度接近曆史的真實；在目前文獻檔案資料還相當有限的情況下，口述方法給“知青”研究開拓了新領域、擴大了新視野、補充了新資料，它使少數人把持的史學從象牙之塔中走出來，接近民眾、接近現實，更能把握時代的脈搏。
此一時期的“知青”文化活動中，還有著名的“知青”作家鄧賢於2003年9月出版紀實文學新著《中國知青終結》，知青女作家潘婧以“白洋澱詩群”為背景的小說《抒情年代》在2003年獲得文學獎。
海外“知青”學者也發表了新成果。美國俄亥俄州邁阿密大學曆史係副教授潘以紅2003年春天在美國出版了英文專著TemperedintheRevolutionaryFurnace:China'sYouthintheRusticationMovement(《錘煉在革命熔爐中──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中國青年》)。這本書是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伯恩斯坦教授1977年出版的專著《上山下鄉》之後的又一部英文的中國“知青”史研究專著，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結束以來的第一部“知青”史英文專著。作者在書中不僅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曆史有具體詳實的研究，對多年來國內和海外“知青”研究情況及成果有概括而明晰的介紹，還穿插揉合了作者本人的“知青”經曆和切身感受，使得此書增加了可讀性，更加適合廣大的英文讀者。
還有，在美國加州聖地亞哥州立大學任教的曹左雅2003年5月在美國出版了她的英文著作OutoftheCrucible:LiteraryWorksabouttheRusticatedYouth(《出自苦難：關於知青的文學作品》)。該書是第一本比較全麵係統地介紹和分析“知青文學”的英文著作。此前關於“知青文學”的英文著作僅有一本加拿大學者梁麗芳寫的采訪“知青作家”的訪談錄(《從紅衛兵到作家》)。曹左雅的這部書介紹了“知青文學”的起源、發展以及國內對“知青文學”的研究，並重點討論了50多部描寫當年“知青”生活的文學作品，旨在探討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知青”經曆的意義，特別是人文方麵的意義。
此前，任教於美國懷俄明大學社會學係的薑雅容(音)與人合作於2000年出版了英文著作Mao'sChildrenintheNewChina:VoicesfromtheRedGuardGeneration(《毛的孩子們在新的中國：發自紅衛兵一代的聲音》)。該書通過對27個人的訪談實錄，探討20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及對他們個人生活經曆的深刻影響。在這些訪談人當中，有12位談到他們的“上山下鄉”經曆。
六、“知青”研究不足之簡議
綜上所述，“知青”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筆者認為，這一領域的研究之不足及其原因也是顯而易見的。由於“知青”研究涉及“文革”“禁區”，官方用“不予立項、不予撥款”的政策加以限製，此方針迄今未見改變。
在1994年底“青運所”召開的“知青研究的現狀和未來”座談會上學者們就曾提到這樣的問題：缺少資金，查找資料困難(本文作者注：請注意，不是沒有資料，而是“查找困難”，“有些單位根本不予接待”)，往往處於“戰戰兢兢”的狀態。可以說，這種局麵到現在也一直沒有改善。由於中國目前眾所周知的社會文化環境，特別是最有價值的檔案資料即使經過學者們的千呼萬喚仍因種種原因沒有公開，以及對出版、互聯網的種種限製，“知青”研究隻能停滯在有限的範圍和深度上。
幾年前，國內學者們曾在一個座談會上提出從國史角度研究包括“知青上山下鄉”在內的“文革”史的建議[21]，但至今尚未見到實際的行動或成果，顯然這建議又被迫擱置了。在一個有關“文革”研究的討論會上，學者們指出了這一研究“海外熱，國內冷；通俗熱，研究冷；地攤熱，學術冷”的狀況[22]。看來在“知青”研究方麵也同樣如此，前幾年在中國雖曾有過“高潮”出現，不過以“知青上山下鄉”這一課題之重大、複雜、牽動廣泛、影響深遠，迄今為止的研究顯然是遠遠不夠的。金大陸在其主編的《苦難與風流》的後記中曾對“老三屆”課題研究做過這樣的表述：“通過這個切口，可進入到文革前的17年教育，文革中的動亂和文革後的改革開放，並可將它們串聯起來”，可謂真知灼見。
所幸的是，許多學者和包括“知青”群體在內的社會各界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這一課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他們是絕不會任其湮滅和被遺忘的。如同王江所說：“總結曆史，10年後做也許更好，但那時恐怕隻是為後人了。為後人，也為自身，為了剩下的時光不再蹉跎”[23]
史衛民講得更為深刻：我們一定要做，不能回避，要改變當代人不能寫當代史的不好傳統，作當代的司馬遷；“等我們這一代不在了，下一代人再去寫，無論從觀點、材料，都不如我們一代人寫的深刻”；我們要“有急迫感，要留下一部經得起推敲的好曆史，確實應在中國當代史中有知青史的一席之地”。[24]
我們期待著“知青”研究的全麵深入。
注：作者為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圖書館館員
【作者說明】筆者原為沈陽市1968屆知識青年。借本文發表的機會誠摯地向以下各位表示感謝：在筆者構思此文、收集資料之初，原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吳文津博士提出了非常寶貴的建議和線索，並親自查找、提供了幾篇重要的參考文獻；他還在百忙之中，撥冗閱讀了本文初稿，並提出了很有價值的修改意見。美國賓州迪金森學院圖書館館員、“文革”研究學者宋永毅先生，他的著作《文革文獻書目：1966--1996》是筆者此項研究的重要依據和起點；他本人也為筆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建議。美國匹茨堡大學東亞圖書館館員、原黑龍江“知青”陸金福先生，多方查找並協助筆者擴大資料來源，找到了多篇重要文章，為本文的修改定稿提供了重要資料。還特別要感謝網上知青朋友“浩譜”，他無私相助，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和信息，對本文的形成功不可沒。此外，“老知青”、“琥珀”、“正桐”、“山西老插”、“建華”、“雨虹”等人，為多方收集資料，付出了很多辛苦，在此道謝。本文實際上是眾位學者、海內外眾多知青鼎力協作、共同努力的結晶。我願將此文獻給所有的知青朋友們！
【注釋】
[1] 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詞，多位學者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從1967年後才成為“運動”，筆者完全同意。本文中僅為敘述方便，用“知青運動”一詞代指50年代至70年代末整個或某一階段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曆史事件。
[2] 參見董之林的“走出霧靄是霞”，載王江編《劫後輝煌》，172-184頁。
[3] 參見顧洪章編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之後記部份。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
[4] 劉小萌，“西方學者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研究”，《青年研究》，1994/3，29-32頁。
[5]有的學者認為該文發表於1985年。但筆者所能查到的該文之最早出處是《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135-147頁。此文亦載於同年的《黨史資料通訊》，1987/4，9-16頁。
[6] 參見方奕的“知青研究的現狀與未來”，《中國青年研究》，1995/2，32-35頁。
[7] 參見李玉琦的“‘知青與社會轉型’研討會綜述”，《中國青年研究》，1996/6，34-35頁。
[8] 參見李玉琦、方奕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30周年’專輯筆會：讓曆史在此聚焦”，《中國青年研究》，1998/5，27-32頁。
[9] 這包括10部回憶錄匯編類的書，因其具有較強的史料性，一並計入研究專著。
[10]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429頁。
[11] 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196至197頁。
[12] 出處同上，283至284頁。
[13] 出處同注[11]，284至295頁。
[14] 見章德寧、嶽建一主編的《中國知青情戀報告》一書前言。該書由《光明日報》社出版社1998出版。
[15] 出處同注[4]。
[16] Gold, Thomas B. 1980. "Report from
[17]由中共黨的刊物發表的“知青”研討文章包括張化的“試論‘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1987），柳建輝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前前後後”（1995），史衛民的“‘知青日記選編’、‘知青書信選編’的史料價值”（1996），鄔思源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研究綜述”（1996）。這些文章的出處見本文附錄第二部份。
[18] 《思想的境界》網站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已於2000年10月14日宣布關閉。
[19]謝春池，“我們忠實於時間和曆史──中國知青文化論壇紀要”，《知青：南加州中國知青協會會刊》，第5期（2003/1），18－20頁；劉曉航，“中國廈門老三屆知青文化周會議紀要”，http://www.hxzq.net/weihua/w002.htm。
[20] 劉小萌，《中國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21] 劉誌男，“‘文革’時期曆史研究座談會概述”，《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1，117-120頁。
[22] 王海光，“‘文化大革命’學術討論會”，《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1，121-124頁。
[23] 見王江主編的《劫後輝煌：在磨難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屆，共和國第三代人》之前言。北京：光明日報社出版社，1995。
[24] 見方奕的“知青研究的現狀與未來”，載《中國青年研究》，1995/2，32-35頁。
（原刊於2003年《當代中國研究》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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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是＂知青＂，當年也深信城市無法安置我們。但是後來的回城潮的安置安然無恙，以及農村民工的大量湧入城市證明了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政策才是導致青年荒廢學業流落鄉村的根本原因－－－－＂文革＂摧毀了國家經濟，癱瘓了城市工業化生產，竭製了青年的就業機會。
謝謝北奧。看來是同年啊。隔著太平洋握手——隻是咱在地球下麵，要仰著頭才夠得著你老兄啊——說個笑話！
我這裏是將其作為資料收藏的——正如收藏的相關曆史研究的文章一樣，作者的名字就在標題下麵。我想，這樣的做法，作者的知識產權是得到尊重了的。不知尊意如何？
我與這篇文章的作者"秋楓"是好友, 他在加州理工學院工作其間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知青的曆史現象"做了大量的研究, 寫出了有分量的學術論文.
"老秋"現任南加州知青協會的秘書長, 為知青事業一直在盡力.
如有可能, 建議在文章前麵加上轉載字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