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初軍閥割據的文化原因 /劉江船

                               
                                 論民初軍閥割據的文化原因

劉江船

　

自袁世凱去世後，北洋軍閥分裂成三大派，加之原先一些地方勢力的不斷發展壯大，形成了民初軍閥割據的局麵。至於軍閥割據之所以形成的原因，論述者很多。梁啟超曾用向心力和離心力來分析之；毛澤東曾概括兩個根本原因，即“地方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新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99頁。)其他如來新夏、謝本書、陳旭麓等大家都曾論述過這一問題。但是，他們大都是從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麵來論述。本文將從文化學角度剖析民初軍閥、軍閥割據形成的原因，並揭示其迅速走上統一的曆史必然性。

　　

一

 

　 　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曆史上從未間斷，它保持著兩千多年的延續性，並且隨著曆史發展而不斷得到闡述和發揮。進入近代以來，雖然有西方文化的傳入，雖然有極少數的先進分子接觸了西方文化，但是又有幾多人能真正擺脫中國傳統文化呢？即使是接受了西學的人，也隻能稱之為“獅麵人身”——看上 去是泊來的（獅子便是從國外泊來的），骨子裏卻仍是傳統文化的精髓。康有為如是，嚴複亦如是。正如成曉軍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征進行概述時說：“對倫理價值的充實與發揚——不管一個人的思想是如何地走在時代的前列，但誰也不能否認或拋棄中國人對家庭以及親情的重視。中國人在朋友關係上講道義信守，在家庭關係 上講父慈子孝，是因為人在其中可以得到自己的滿足。”(成曉軍《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第3—4頁)這種分析是相當深刻的，也道出了中國為何產生宗派主義的根源。軍閥的產生亦然。“軍而成閥，總是成串成團，單獨存在不能稱閥，它上有源，下有根，上上下下自成係統，係統內下級要服從上級效忠上級。”(來新夏《關於軍閥史研究》，《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三）第4頁。)儒 家傳統文化，尤其是它的倫理道德對宗派的產生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而宗派又是軍閥的基礎。所以，可以說傳統文化是形成中國近代軍閥的一大思想根源。要分析軍閥割據，則須分析軍閥的形成。沒有軍閥，就沒有軍閥割據，更沒有軍閥混戰，而軍閥的形成則又是幫派集團不斷發展的最終結果。一談及宗派集團，自然要想到 儒家的傳統文化——裏麵雜揉了很多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軍閥、軍閥政治、軍閥割據都是憑藉著幫派宗社集團得以發展維係下去的。事實又證明，誰在這方麵做得好，誰的生命力就強，實力就雄厚，根基就穩，也就不容易在軍閥混戰中被摧垮。

　 　奉係軍閥張作霖是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的軍人，他起於草莽，嘯聚狂徒，或稱之“東北王”，或稱之“梟雄”。想當初，少年無賴，食不果腹，後來卻統治整個東北，曾一度把持中央政權。成功之道何在？張作霖善於鑽營機巧，善於結拜籠絡。他做土匪時，與許多綠林兄弟結成患難之交，如張景惠、湯玉麟、張作相、馮德 至、孫大虎、汲金純等。張正是在不斷地結拜兄弟中發展壯大起來的，勢力得到充實。因為他們是結拜兄弟，該講義氣，所以在創業時能同生死共患難。及到後來，張又辦軍事培訓學校，培養了一批軍事人才，如薑登選、韓春霖、楊宇霆、許蘭州、郭鬆齡等。張對他們私授以軍政職權，使他們對自己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對內 對外，張采用結秦晉之好、收義子等方式來緩和內外矛盾，招攬人才。張對部下常施以恩惠，以一嚴慈的家長身份出現。通過種種方式，張作霖在奉係軍閥上層建立起一個嚴密的宗社集團，這些人最起碼在張的創業過程中是緊密團結在一起的、取得對外的一致性。正因為張作霖有這樣一個嚴密的宗社集團，才使得他能很快統一 並控製東北，才使奉係成為民初除直皖兩係外勢力最大、影響最廣，統治時間最長的軍閥集團。令人深思的是奉係軍閥的團結性是其他軍閥所不能比的。

　 　當然，軍閥頭目在建立自己宗社集團的方式上，有些是很細膩的，而且不拘一格。對中國近代軍閥產生極大影響的一個頭麵人物曾國藩，在這方麵是頗有建樹的。雖然他還稱不上是一個軍閥，但是其治軍、治政方法卻很為以後的軍閥所稱道仿效。曾國藩在對士兵訓練方麵特別注重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同尊卑等級觀念融合在一 起，將軍法與家規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用父子、兄弟、師生、友朋、同鄉等親誼關係掩飾、調劑以至彌補上下尊卑之間的關係，減少湘軍內部將帥之間、士兵之間的摩擦和抵觸情緒，使士兵或下級易於尊敬官長，服從官長，維護官長，為官長出生入死，賣命捐軀也在所不惜。尤其是曾國藩的官職私相授受的做法，民初軍閥競相 仿效，幾乎無一不是如此。成曉軍認為曾國藩“在軍事方麵深遠影響，主要關鍵在於曾以儒學的道德觀念綱常倫理去治軍，去培植私人勢力。從此以後，在一般武人、軍閥的心目中便自然地形成了一種觀念：要使自己的地位長久不衰、永世流傳，就必須有兵權，要有兵權，就得培植自己的軍隊使之絕對服從自己、絕對忠於自 己；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用中國傳統文化中封建綱常倫理道德規範去教育下屬，影響、駕馭和控製兵將。李鴻章是這樣，袁世凱是這樣，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新軍閥更是這樣。”(成曉軍《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第7頁)

　　統治廣西長達10年 的桂係軍閥陸榮廷，其發家史是相當典型的。他二歲喪父，十歲喪母，曾做過傘店學徒，生活十分困苦。後來到中越邊境落草綠林，上山為賊。他純粹是靠封建式的拉幫結拜不斷壯大勢力的。其早年的綠林生涯，就有“三榮”之說，即結義的陸榮廷、韋榮昌和莫榮新。當然實際上還遠遠不止這三人，如曾少魁、黃榜標、汪永隆 等；後來在清軍防營時，譚浩明、陳炳焜、林紹斐、沈鴻英等都是陸榮廷的結義兄弟，就是這班人組成了舊桂係的最高領導層。在中下層軍政人員中，又有各自的拜把集團，這些人都稱兄道弟，互相延攬，共同維係著內部的團結。除此以外，陸榮廷還收有許多義子，如馬濟、陸福祥、韓采風、陸德標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 都在軍政中任要職。同時，這些結義兄弟或上下級間還紛紛聯姻建立裙帶關係，如陸榮廷的三子陸裕藩娶譚浩明的九小姐為妻，四子娶譚的十小姐為妻，陳炳焜、李耀漢、莫榮新與沈鴻英都是兒女親家，上行下效、互相攀結。此外，陸榮廷在任人方麵還特別器重武鳴老鄉。據《武鳴縣誌》記載，在陸榮廷時代武鳴派出去任廣西 縣知事和縣級的政務官就有50多人。(蘇書選《略談陸榮廷的治桂權術》，《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二）第226頁。)

　　陸榮廷通過結義、聯姻和鄉親關係結成了桂係軍閥的最高領導集團，推行家長製來維護鞏固桂係軍閥的政權。這是陸之所以能割據廣西長達10年之久的人力基礎。沒有他們，便沒有桂係，便沒有桂係軍閥，則更不能形成割據。

　 　曆史事實證明，誰在這方麵做得好，誰就能在軍閥割據競爭中存活下去並得以發展。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南方軍閥，都是這樣。正如孫中山所說“南與北一丘之貉”。“北洋三傑”之二的段祺瑞與馮國璋間的鬥爭也可以說明這一問題。馮沒有一批死黨，沒有一支服服貼貼的軍隊，而段手下卻有號稱“四大金剛”的徐樹錚、 靳雲鵬、曲同豐和倪嗣衝為其撐腰，所以自1918年10月 馮離開總統位後便退出政治舞台，結束了其政治生涯；而段則幾上幾下長期操縱著北京中央政權。老奸巨滑的閻錫山始終占據山西而長期不許外人插足，也是由於他能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土壤，結有自己的私黨死黨，形成閥，從而割據稱雄。而唐生智的垮台，則是由於勢力發展太快，沒有一支忠誠的領導“班子”，隻注重 了軍隊的擴編，而沒有加強高層領導的“團結”，所以唐生智集團在形成後不久就垮台了。

　 　當然，民初軍閥分裂割據的首要原因是根植於小農經濟的皇權主義。有皇權就有一般人頂禮膜拜的重心，就可以用它維護統一的局麵。辛亥革命把皇帝推倒了，頓失膜拜的重心。不過，袁世凱和孫中山勉強可以稱得上重心了，袁在持傳統舊觀念的人們中頗有威信，故他能維持統一局麵，而他一死就沒有第二個人可以代替其位 子，因此亂了套。孫中山在覺醒的人們中有威信，但當時覺醒者太少，在與袁的鬥爭中又不能取而代之。其實，袁世凱在死之前，就因稱帝而喪失威信，故在那時己埋下了分裂割據的種子。然而，大一統的思想又使人們不滿分裂割據，因此一且有強大的勢力來實行統一，如北伐戰爭；有強大的人物來領導統一，如蔣介石，人們 還是歡迎的。蔣介石底子不好是眾所周知的，但亂世之下，隻有他這樣的人才能實現統一，別的人（如李宗仁、馮玉祥）就不行。

　　

二

 

　 　上麵主要分析了軍閥集團的上層，僅有官沒有兵是不可能形成軍閥割據局麵的。民初軍閥迅猛發展，軍隊人數急劇膨脹，那麽，哪來那麽多的兵源呢？而人們又為何甘願為軍閥們充當炮灰呢？很多人士都曾指出這是由於農村自然經濟的破產而城市資本主義工業不發達，無法接納破產農民的緣故，農民（遊民）隻好被迫去充 軍。誠然，這也是理由，但是“被迫”用在這裏似乎太生硬。恰恰相反，我認為在民初軍閥混戰時期卻興起了一股熱潮，即從軍。當然這個“熱”字還不能與今天的風靡一時相等義。但當時畢竟掀起了一股從軍的熱潮。下麵就從兩個斷麵來分析一下這股熱潮背後的社會心理，看看人們的經濟觀和社會價值觀。

　　對於一般的破產或瀕臨破產的農民和遊民來說，他們的出路是極其狹窄的。從中國人的性格來講，他們有著極大的忍耐能力，曾在中國生活多年的美國學者阿瑟·亨德森·史密斯（1848—1932）說：“中國人能忍受別的民族不能忍受的痛苦和不幸。”(史密斯《中國人的性格》第113頁。)他 曾“鍥而不舍地問”處於破產和極端困苦的人們為什麽不起來反抗，得到的答複卻都是四個字：“不敢！不敢！”起義不是也不能成為農民的出路，更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若從經濟觀和社會價值觀來考慮，在民初當兵卻不失為一條較好的出路，且收入相當可觀，並可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甚至實現政治抱負。

　　據胡漢生對四川地區軍閥的研究，清軍每月平均銀二兩五錢，一年共30兩，可買十三石黃穀（淨重5850斤），這至少可以養活四口之家。民初一般士兵與清兵差不多。(胡漢生《四川軍閥割據時期之兵源考》，《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二）第137頁。)唐學鋒也引用大量史料說明：當兵能過上較好的生活。(轉引自唐學鋒《試論軍閥割據的社會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近代史》1990年第11期。)當時班長月餉是9元3角（每元折銀七錢一），排長是25元9角，當兵的最低月餉也有5．4元，廣東地區的士兵則達12元。如果士兵們再搞點打砸搶或順手牽羊之動作，那麽收入就相當可觀了（當時的手工業工人一般月薪僅為5元，商店工人為3元，農村雇工平時為3元）。而且隻要招集了十幾個人，就可以當上班長、排長之類的小頭目。通常是一個人在軍隊裏呆了幾年，通過積累或搶劫聚集了一筆財產後便“開小差”跑掉。當時，有好多家庭是依靠在外當兵的丈夫或兒子來生活的。據統計，一個旅裏“有68％的人把錢寄回去養家（根據主觀的估計，有73％的士兵認為他們的家庭是貧困的）”。(引自齊錫生著，楊雲若、蕭延中譯《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彭德懷自述》中也講他的祖母、父親和弟弟都是靠他當兵的月餉六元大錢來維持生活。當兵對很多人來說顯然是一種職業，雖然它有死亡的危險性。

　 　在經濟觀上，對於一般的人來說，當兵足以養家糊口，有的甚至可以賺錢發財。誠如美國齊錫生的分析，“無家可歸的農民和城市失業工人，一般都樂於當兵，因為它不需要特殊的技術。愈來愈嚴重的人口——土地比率失調，農村耕作缺乏技術革命，貧乏的市場和極不健全的信用係統，以及運輸工具的原始，都造成了有70％—80％人口居住在中國嚴重貧困的農業地區，大量的失業和半失業狀況，遍及農村。農業中國的貧窮和社會蕭條，使軍隊比其他職業對農民更具有吸引力。”(引自齊錫生著，楊雲若、蕭延中譯《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雖 然社會傳統觀念“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使人們不願去當兵，但“情況艱難時，軍隊常常是生活的唯一出路。正如一位學者曾說：在中國社會中，軍隊的主要職能是為想改進自己社會、政治、經濟地位的人提供選擇的機會，但他們懂得，低下的地位、職業和能力，並不能常常帶來成功。在20年代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中國農民沒有理由輕視軍隊，事實上，參加軍隊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引自齊錫生著，楊雲若、蕭延中譯《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齊 錫生還得出結論，“與傳統習慣和當時普遍認為的中國人討厭軍隊生活相反，我們發現赤貧的經濟情況造成了這個時期的中國農民並不把當兵看成災禍，而是避免饑餓和絕處逢生的好機會”，“從理論上說，如果農民由於貧窮而紛紛當兵，那麽，一個地區愈窮，這個地區的農民就愈想去當兵。”(謝本書《袁世凱與北洋軍閥》序言。)

　　另外，在軍閥混戰時期，各軍閥頭目大肆搜刮，舉借外債，這些錢又基本上投到軍隊上去。據謝本書研究員統計，從1912年——1927年，軍閥政府共借外債總額達13億美元以上，用於支付軍費的開支達54％以上。(胡漢生《四川軍閥割據時期之兵源考》，《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二）第137頁。)盤剝地方的錢同樣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作軍費開支的。軍閥取之於民，而用之於兵，通過軍費開支又將一小部分返回到人們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可以說是走投無路的農民的奶娘。

　　有一情況是很可以說明問題的．即“這一時期無論各軍文電或報紙書刊均無強行征兵、估拉壯丁的記載”，“至少在民國十八年前它不是軍閥的兵源”。(轉引自唐學鋒《試論軍閥割據的社會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近代史》1990年第11期。)顯然，從這裏可以看出一般農民的普遍心理，還是願意當兵的。

　　我們不妨再來看看知識分子，這是最能體現文化現象、社會心理的一個階層。在中國近代史上，對知識分子來說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即1905年科舉製度的廢除，這中斷了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仕途。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A·柯白所說：“1905年 廢除科舉考試極為重要，因為從此切斷了傳統教育同做官發跡之間的紐帶，多少世紀以來人們正是依靠這一紐帶才取得高官厚祿的。科舉考試的廢除，但是一時卻沒有新的現成的做官發跡的途徑來填補這個空白。”郭汝瑰的父親郭錫柱剛好在這一年“本應錄取為秀才，因為廢科舉，才落了空，為此感到終身遺憾！”(《他曾經是蔣介石的親信——郭汝瑰回憶錄摘錄》，《人物》1987年第1期第35頁。)慶幸的是，他有個當營長的堂侄，接他去做了軍需。

　 　清末民初，由於社會混亂，給一批從軍者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會。這批從軍者憑借個人的鑽營機巧和軍勢實力開辟了一條通向升官發財的新路子，一舉成為新興的軍閥。如曹錕、張勳、吳佩孚等人出生於小商販之家；馮國璋、陳濟棠等出身於貧農之家；徐樹錚等人出身於教師之家．這些軍閥以軍隊起家，他們依軍為命，且接 觸了西方的科技，開辦軍事院校培養新式軍官，如北洋武備學堂、保定陸軍學校、東三省講武堂、雲南講武堂等。事實證明，報考軍校或直接參軍，對青年來講的確是一務路子，畢業後絕大多數人任職軍官，如唐生智1914年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被分到湖南陸軍混成協任見習軍官，閻錫山1909年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次年便被任為山西新軍86標 標統，其他如張治中、蔣光鼎、蔡廷楷、傅作義等均為保定陸軍學校畢業生。在軍政不分的軍閥割據時期，因為以軍代政，因為戰爭頻仍，不走從軍之路是很難很快地實現遠大抱負的。這樣就勢必掀起一股從軍熱。大批有誌青年如郭鬆齡等從軍校（包括講武堂、武備學堂）走進軍隊，充實了軍閥集團的中下層領導，提高了軍閥 軍隊的素質，他們充當了軍閥混戰的前敵指揮，為軍閥割據稱雄東征西討，南征北戰，是軍閥割據賴以存在的有力基礎，是軍閥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其中一小部分人還上升為軍閥頭目，如唐繼堯、唐生智、閻錫山等。

　　有些人或粗通文墨，或為人機巧，他們則不走考軍校這條路，而是直接進軍隊靠個人小聰明鑽營，結果也混出個一官半職。此類人在當時為數很多，因為時人還是文盲、半文盲居多數。當然，這些人一般充任下級軍官，上升為軍閥高層領導者為數極少，隻有韓複渠等有數幾人。

　 　十載寒窗，皓首窮經，最終目的還是要進入仕途。但是，功名不易，青雲直上的機會更難，當兵則是舍難就易之路，尤其是在中國傳統仕途被堵塞之後，一籌莫展的知識分子很多人棄文從武，大批有識有誌青年投筆從戎，於是形成了一股從軍熱。這些人或充任中下級軍官，或充任文職秘書幕僚等，成為軍閥割據混戰最有生命 力的源源不斷的人力基礎，他們給任人唯親的腐朽軍閥注入了“新鮮血液”，使軍閥們得以苟延殘喘下去，甚至有極少一部分人上升為軍閥。

　　從上麵的分析可以看出，對於有知有識的人來說，當兵雖有經濟觀方麵的因素，但他們來到軍隊中主要是為了提高社會地位，為了升官發財，實現政治抱負。的確，很多人也達到了這一目的。

　　老百姓願意當兵吃糧，這是軍閥擁兵割據的兵源條件。但這對社會的大多數人來講，不過是飲鴆止渴，當兵的人越多，生產越遭到廢弛，社會就越亂，人民也就越窮。故從老百姓當兵的初衷（生計）而言，也是結束軍閥分裂割據的因素。

　　

三

 

　　軍閥為什麽要分裂割據？是什麽哲學思想支配著軍閥集團分裂割據？關於軍閥的政治思想，研究者較少，原因很簡單，“總起來看，人們一般不認為這些武人、軍閥、政客有何思想可言。”(薑義華《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嬗變軌跡的新探索》，《中華民國史研究述略》第60頁。)“首先，我們需要明確思想的定義。戴維·E·阿普特（David·E·Apter）把它定義為：‘關於政治準則明確和清晰的表達’。這個明確表達必須是有條理、有係統和有組織的，因為思想的形成是知識和道德成熟的過程。”(引自齊錫生著，楊雲若、蕭延中譯《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如按這個嚴格的定義考察，那麽中國軍人中幾乎沒有人是有思想的。當然，這種定義狹隘了點，雖然軍閥集團粗魯野蠻，但任何一個人或集團的行為和他們奉行的準則都是在一定的哲學思想指導下產生的。本著這一原則，我們對軍閥混戰割據的哲學思想試作一點剖析。

　　毛澤東早在1929年曾提出軍閥主義這一概念，但沒有作具體的解釋，大意指“脫離群眾，以軍隊控製政權”。(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新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86頁。)C．M．威爾伯從理論上作了闡述，指出“軍閥主義（milit -arism）是一種有組織的政權體係，其中武力通常是權力分配和製定政策的決定因素”。(引自齊錫生著，楊雲若、蕭延中譯《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但 這種理論上的分析仍不夠具體，不夠全麵。在中國近代，軍閥割劇的轄區對軍閥們來說儼然是一個獨立的王國，軍閥們就是無冕之王，名副其實的土皇帝，軍隊對這些土皇帝來講是命根子，有兵就有權，有權則有一切。“如果手中沒有軍隊，他們在政治上就極少或根本沒有權威，在政治鬥爭中，有槍則有權，而不是憑資曆”。(見陳誌讓《軍紳政權》一書。)這對軍閥們來說是不言而喻的真理。這一“真理”可以概括為“軍閥主義”，即指那種因軍治政，以軍代政，擁兵自重，擴軍備戰的哲學思想。這一哲學思想的精神實質是重兵觀念和實用主義，一切行為的準則是是否有利於其軍隊和統治。

　 　實用主義的軍閥既盤踞一方，又唯利是圖；既割據，又混戰。這一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首先是地方主義。軍閥間的鬥爭較其他任何鬥爭都是相當殘酷的，其結果往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而軍閥們一般是盤踞一地，而不輕易離開其老巢——“根據地”。每個軍閥集團都首先有軍隊，其次便是勢力範圍，這是其 士兵來源、經濟來源和活動發展的空間舞台。那麽，這種地方主義是怎樣產生呢？大體上可以分成兩種原因：一是身為中政府領導的軍閥們在爭奪中央政府的領導權時，因實力相差不大，不得獨攬中央政府的政權，轉而分贓瓜分地方，以求經濟來源、士兵來源和發展空間，把地方當作其政治鬥爭的後盾和根據地。如皖係和直係 等。其二，地方武人不斷擴張勢力擴充地盤，但他們都無能為力一統中國，便隻好割劇稱雄一方，如桂係、滇係等。這兩種地方主義帶有極大的保守性和排他性，在其勢力範圍內是一個獨立的王國，絕不允許他人染指。當然同時又帶有侵略性和擴張性，主要是為了奪取更多的利益。

　 　第二個表現是有奶便是娘和追求“不變的利益”的混世思想。軍閥與軍閥間，軍閥與帝國主義間亦是如此。張宗昌出身綠林胡匪，投機過革命，為能躋身於軍閥行列，他先後投靠北洋大軍閥馮國璋、曹錕、張作霖，後終於在奉係卵翼下發跡，擁兵數十萬，成為山東一省之“王”。韓複榘為了三十萬大洋從馮玉祥手下轉而投入 蔣介石的懷抱。有“倒戈將軍”之稱的石友三本是馮玉祥一手提拔起來的，但他曾三次叛馮，他投過蔣介石，也打過蔣介石；投過張學良，又打過張學良。他們的信條隻有一個：追求“不變的利益”，沒有朋友可言。弱小軍閥投到強大軍閥的卵翼下，而強大的軍閥則又紛紛尋找帝國主義作為靠山，如直係以英、美帝國主義為靠 山，奉、皖兩係以日本帝國主義為靠山等。軍閥投靠帝國主義本是希圖能從他們那兒得到幫助，結果是僅被帝國主義當作維護其在中國的統治利益的工具。有奶便是娘的混世思想支配著軍閥們縱橫捭闔，紛爭挑鬥，這便加劇了中國的動蕩和分裂。

　　第三，軍閥們不提倡“主義”，沒有信仰，但也不是無“信條”可言。張宗昌一次曾沾沾自喜地誇口：“我亦有主義：三多主義，亦稱三不知主義，即一生不知兵有多少，錢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呂偉俊《張宗昌》，第178頁。)這個“三多主義”可以說是民初軍閥普遍追求的信條。正是在這一信條的驅動下，軍閥間不斷紛爭混戰割據。“三多主義”是軍閥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地方主義，有奶便是娘的混世思想和“三多主義”構成了軍閥主義的有機內容，這一哲學思想是軍閥分裂割劇的一大原因。軍閥們的這一哲學思想就本身而言還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沒有形成一個體係，僅寓於他們行動之中，在無形地發揮著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割據的軍閥從不自己承認割據，往往是把“統一”作為一種口號或招牌。無論袁世凱，還是段祺瑞、馮國瓊、吳佩孚等人都曾高唱“統一”，希望以自己為中心來“統一”其他派係。一些官僚、政客也抑軍閥鼻息追隨呐喊，組建“統一黨”，“統一促進會”等。這顯然是虛假的，真正的目的是要騙取民心，為了 擴充勢力。然而僅此主觀之目的，在客觀上卻大順民心，符合曆史發展要求，這就必然決定了軍閥主義的短命。

　　

【資料來源：《爭鳴》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