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疑案正解 作者：閻崇年

清宮疑案正解 作者：閻崇年

序
　　中華文明大講堂，零七開講。

　　綿延五千年畫卷，卷開清史。

　　近三百年清史疑案，拍案稱奇。

　　拍案稱奇大家，閻姓崇年。

　　這是零七年始在北京電視台衛視頻道播出的一條節目宣傳片的解說詞，介紹的是今年新推出的《中華文明大講堂》欄目首輪亮相的節目，即由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閻崇年先生開講的《清宮疑案正解》，共12講。

　　《中華文明大講堂》的推出，是這次北京衛視頻道改版的重要舉措之一，是這個頻道每晚10點開辟的文化通檔節目之一，是體現北京電視台“文化品位，大家風範”節目定位的一個範例。這樣一檔文化內涵深厚、表現形式沉穩的節目，能達到預期的收視效果嗎？能被廣大觀眾接受嗎？說實話，開始時我這個做台長的心裏也在打鼓。

　　現在兩個多月過去了，我的心情放鬆多了。我注意到這個節目播出後，收視率穩步上升。收視特點是：進入收視調查的人群基本就不離開，50分鍾收視曲線始終呈上升趨勢。這說明一旦看了這個節目的觀眾，就會忠誠地看下去。節目播出一段時間後，收視率已達到2.68，占據當周衛視頻道節目收視率排行榜第七名，進入北京地區各頻道收視率統計的前50名，實屬不易。而中華書局以首印10萬冊的開價為閻先生的《清宮疑案正解》出版圖書“買單”，更證實了這樣一檔文化內涵深厚的節目是被廣大觀眾認可的，是被社會所接受的。做為台長，我也覺得很欣慰。

　　凡是一個成功的節目，總有它成功的原因，我想至少可以給《中華文明大講堂》欄目的首戰告捷總結這麽三條經驗：

　　一、社會有需求，市場已證明。電視節目是個萬花筒，要適應各種觀眾的需求。而由名師大家講演的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節目，是否社會也需要呢？2.68的收視率和出版社“買單”，證明了這一點。這說明了我們的社會在進步，觀眾也需要高品位的文化作品。他們完全有能力欣賞這類作品。這也堅定了我們走“文化品位，大家風範”的創作之路的決心。

　　二、學者使電視深刻，電視讓學者有為。記得毛澤東主席說過一句話：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裏走出來，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手中的武器。那麽，什麽力量能最有效地起到這個作用呢？是傳媒、大眾傳媒、電視傳媒。我們的節目製作人員借助電視傳媒這個平台，調動了盡可能多的電視手段，讓高深的知識大眾化，讓觀眾樂於接受。學者的學識與電視藝術形象的表現手法在這裏相得益彰。

　　三、閻先生個人的作用功不可沒。“名人效應”在電視這個行業是一種“規律”，節目中有公眾人物就能吸引觀眾的“眼球”。我認為閻先生算是個公眾人物，但我更欣賞的是閻先生的“學者”風範。閻先生講東西沒有更多的華麗詞藻，沒有更多的渲染誇張，而他分析問題的嚴謹、縝密，演講思路的清晰、明了，給人一種真實可靠的“正解”感受。包括我本人，盡管工作十分繁忙，也願意忙裏抽閑爭取看一看閻先生講的內容。

　　我讚成閻先生對他講史概括的“求知、求真、求勵、求愉、求鑒”的說法：

　　——求知，曆史會提供豐富有趣的知識；

　　——求真，曆史會提供江山風雨的真實；

　　——求勵，曆史會提供修齊勵誌的經驗；

　　——求愉，曆史會提供賞心麗目的愉悅；

　　——求鑒，曆史會提供參政資治的通鑒。

　　最後，請允許我代表北京電視台感謝閻崇年先生對《中華文明大講堂》開篇之作付出的辛勤勞動，感謝觀眾讀者對節目和讀物的厚愛。也祝願從《中華文明大講堂》中湧現出更多的名師大家，湧現出更多弘揚中華文明、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好作品，以饗廣大觀眾和讀者。

　　北京電視台台長劉愛勤

　　2007年3月7日



引 言

　　近年來，出現了一股“清史熱”。很多人都關心清史，尤其是清宮疑案。1992年我到台灣進行學術交流，接待方組織大陸清史專家和台北市民就清宮曆史問題進行座談。座談會上，一位台北市民問道：清宮疑案究竟有多少？我略加思索後回答：大約有上百起。最近我到一些地方演講，每到一處都會有人問到清宮疑案的問題。

　　這些事例給我的印象是，許多觀眾和讀者都關心清宮疑案，希望更深入地了解這些案子的真相。因此，我把這大約百起的清宮疑案梳理了一下，選出10樁疑案，一件一件地進行“正解”。此外，還對很多讀者和觀眾比較關心的兩個問題，即清朝宮廷教育和清朝宮廷過年，予以介紹。

　　為什麽要進行正解呢？因為：這些疑案發生在清宮——從興京（赫圖阿拉）、東京（遼陽）、盛京（沈陽）到北京，從清太祖努爾哈赤到末帝溥儀，時間既久遠，又多係皇帝家事、宮闈秘聞，外人難得其詳。於是，正史野史，官私記載，筆記小說，或為尊者諱，或道聽途說，對同一事件的記載歧異紛紜，更為這些疑案增加了幾分玄秘色彩，顯得撲朔迷離，讓人難窺真情。這就需要根據史料，辨偽存真，揭開曆史迷霧，恢複事件的本來麵目。這就是我所說的“正解”，它與“戲說”的最大不同在於完全根據史料，有一說一，有二說二，而不進行藝術的渲染和誇張。

　　下麵，我們開始《清宮疑案正解》的第一講——《努爾哈赤斬子》。


第一講 努爾哈赤斬子

一、褚英其人

　　努爾哈赤先後娶有16位妻子，共生育16個兒子和8個女兒。褚英是努爾哈赤的長子。努爾哈赤19歲結婚分家，娶了女真女子佟佳氏8226;哈哈納劄青（又叫詹泰）為妻。第二年，他們生下一女，即東果格格。後來佟佳氏又生下兩個男孩：長子叫禇英（1580～1615年），次子叫代善（1583～1648年）。

　　褚英，萬曆八年（1580年）生，這年努爾哈赤21歲。努爾哈赤起兵時，褚英隻有4歲，代善才1歲。努爾哈赤帶兵打仗，主要將領是他的胞弟舒爾哈齊和五大臣費英東、額亦都、何和裏、安費揚古、扈爾漢等。

　　概括起來，褚英的一生有“三幸”和“三不幸”。

　　“三幸”是：其一，出生在努爾哈赤家，父親後來成為大清國的開創者；其二，從小在父輩和費英東、額亦都等傑出將領那裏學習軍事技藝和知識，長於弓馬，武藝高強；其三，參加烏碣岩等大戰，受到鍛煉，得到父汗的重用。

　　“三不幸”是：其一，母親死得較早，父親在危難中起兵，他很少享受家庭的溫暖；其二，家庭時時遇風險，處處遭劫難，所以他很小就開始了馬背生涯，在刀光劍影、動蕩不安的環境裏成長；其三，那時女真沒有文字，他沒有上過學，也沒有受過正規係統的教育，缺乏心智韜略。

　　褚英的“三幸”和“三不幸”，既成就了他，也最終毀滅了他。

　　褚英19歲的時候，首次帶兵打仗。《清太祖實錄》記載：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褚英率兵征東海女真安楚拉庫路，收取20多個屯寨的部民而回，被賜號“洪巴圖魯”（漢語意為“旺盛的英雄”）。褚英真正嶄露頭角是因為他在烏碣岩之戰中的出色表現，通過這次大戰，他受到父親努爾哈赤的重視。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正月，努爾哈赤派胞弟舒爾哈齊、長子褚英、次子代善護送新歸附的部眾回建州。在歸路上，烏拉部貝勒布占泰派大將博克多率1萬兵馬橫行攔截（《滿文老檔》卷一）。雙方在圖們江畔的烏碣岩（今朝鮮鍾城境內）進行了一場大戰。

　　烏拉部是海西女真四部中一個兵強馬壯的大部，烏拉城在今吉林省吉林市永吉縣烏拉街鄉。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烏拉部和海西女真另三部葉赫、哈達、輝發，因努爾哈赤所在的建州部日益強大而不安，組成聯軍對建州發動進攻，結果被打敗。同年九月，葉赫、哈達、烏拉等九部聯軍3萬之眾，在古勒山與努爾哈赤所部並力一戰，結果，葉赫貝勒布齋等4000人被斬殺，烏拉貝勒滿泰之弟布占泰被俘。

　　努爾哈赤為了彌合矛盾，結好烏拉，將布占泰送回並扶持他做了烏拉貝勒。建州和烏拉先後五次聯姻：努爾哈赤的女兒穆庫什、舒爾哈齊的兩個女兒額實泰和娥恩哲，都先後嫁給烏拉貝勒布占泰為妻；布占泰的哥哥滿泰（原烏拉貝勒）的女兒阿巴亥嫁給努爾哈赤為妻，後來生了阿濟格、多爾袞和多鐸。布占泰的妹妹乎奈又是舒爾哈齊的妻子。可以說，兩部是親上加親。

　　但是，這種以政治利益為紐帶的聯姻，並不能徹底彌合雙方的矛盾。烏碣岩大戰是兩部矛盾的突出表現。

　　在烏碣岩大戰中，舒爾哈齊顧及和烏拉貝勒的姻親關係，便同部將常書和納齊布率兵停在山下，畏葸不前，觀戰不動。建州扈爾漢、揚古利則在山上樹柵紮營，派兵守護帶來的500戶，率200人同烏拉軍前鋒格鬥。隨後褚英與代善各率兵五百，分兩路夾擊烏拉軍。褚英率先衝入敵陣，時天寒雪飛，雙方戰鬥異常激烈，最終烏拉兵大敗（《清史列傳》卷三）。代善擒斬烏拉大將博克多。這一仗，建州兵斬殺烏拉兵3000級，獲馬5000匹，甲3000副，烏拉兵敗兵逃竄，“如天崩地裂”（《李朝宣祖大王實錄》卷二〇九）。

　　烏碣岩大戰不僅大大地削弱了烏拉部的力量，而且打通了建州通向烏蘇裏江流域和黑龍江中下遊地區的通道。在建州內部則引起努爾哈赤與舒爾哈齊兄弟、努爾哈赤與褚英父子兩個關係的重大變化。

　　第一，兄弟之間矛盾激化。舒爾哈齊（1564～1611年），是努爾哈赤的胞弟，努爾哈赤10歲喪母時，舒爾哈齊才5歲。努爾哈赤起兵後，舒爾哈齊跟隨長兄，作為副手，四處征戰，屢立戰功，二人相互扶持，相處和諧。但隨著實力的不斷壯大，兄弟之間卻漸漸出現裂痕。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舒爾哈齊向朝鮮來使申忠一說：“日後你僉使（官名）若有送禮，則不可高下於我兄弟。”這表露出舒爾哈齊對已獲權位與財富並不滿足，想和長兄爭名利、爭權位。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建州兵征哈達時，“出兵之時，無不歡躍”，勇敢衝殺，驅騎爭鋒。舒爾哈齊卻在哈達城下畏縮，遭到努爾哈赤的當眾怒斥，他們兄弟之間的裂痕進一步加深。

　　烏碣岩大戰，更令努爾哈赤對舒爾哈齊不滿，他下令將舒爾哈齊的兩員大將常書、納齊布論死，這明顯是在殺雞駭猴、敲山震虎。舒爾哈齊苦苦懇求說：“若殺二將，即殺我也！”努爾哈赤最終答應免二將死，但罰常書銀百兩，奪納齊布所屬牛錄（《滿洲實錄》卷三）。而且，此後努爾哈赤不再派遣胞弟舒爾哈齊將兵，削奪了他的兵權。

　　舒爾哈齊被奪去兵權後，鬱悶不樂，常出怨言，認為活著還不如死了的好。不久，他移居黑扯木（地名），遠離胞兄。據《滿文老檔》記載：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十三日，努爾哈赤“盡奪賜弟貝勒之國人、僚友以及諸物”，又命將忠於舒爾哈齊的大臣烏爾坤吊在樹上，下積柴草，以火燒死。這明顯是給舒爾哈齊臉色看。

　　舒爾哈齊口頭上表示悔改，而心中更加鬱憤難平，史書上記載說：“弟貝勒仍不滿其兄聰睿恭敬汗之待遇，不屑天賜之安樂生活，遂於辛亥年（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卒。”（《滿文老檔》上，第一冊）

　　關於舒爾哈齊之死，清朝史書記載的都非常簡略。《清太祖高皇帝實錄》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八月記載：“上弟達爾漢（漢語意為“神聖”）巴圖魯貝勒舒爾哈齊薨（hōnɡ），年四十八。”清朝官書都僅用一個“薨”字，記述舒爾哈齊的死。舒爾哈齊的墓在東京陵（今遼寧遼陽）。明朝人和朝鮮方麵記載說努爾哈赤對其胞弟舒爾哈齊“計殺之”、“腰斬之”，但不是直接史料。所以說，舒爾哈齊究竟是病死，幽禁而死，還是被努爾哈赤殺死？實際情形不得而知，成為一個曆史之謎。

　　至於努爾哈赤與舒爾哈齊兄弟矛盾逐漸激化的原因有三說：

　　其一，明朝人認為，他們兄弟之爭是因對明朝政策的分歧；

　　其二，朝鮮人認為，他們兄弟之爭是因對權位利益的貪欲；

　　其三，近年有人認為，他們兄弟為了爭奪一個女人——葉赫老女。這毫無根據，當屬戲說。

　　第二，褚英地位迅速上升。《無圈點老檔》開篇記載：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褚英28歲，在烏碣岩之戰中，立下大功，被賜號阿爾哈圖土門（漢語為“廣略”之意，也就是“大智勇”的意思）。第二年，褚英偕貝勒等率軍進攻烏拉，攻克宜罕山城。旋因居長，屢有軍功，被授命執掌國政（《清史列傳8226;褚英》）。這年他29歲。

　　但是，“福兮禍之所伏”。褚英執掌國政，對這位年輕貝勒來說，是福還是禍？


二、殺子始末

　　褚英柄政之後，因年紀輕，資曆較淺，而又心胸偏狹，操切過急，受到“四貝勒”、“五大臣”內外兩方麵的反對。

　　“四貝勒”即努爾哈赤“愛如心肝”的四個子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爾泰、八子皇太極。代善是褚英的胞弟，比褚英小3歲；阿敏是褚英的堂弟、舒爾哈齊第二子，父親死後被努爾哈赤收養；莽古爾泰是褚英的五弟，作戰驍勇，騎射精通；皇太極是褚英的八弟，聰睿精明，武藝高強。他們擁權勢、統軍隊、厚財帛、領部民，以德、功、長、能，於天命元年（1616年）被授為和碩貝勒。

　　建州沒有立嫡以長的傳統，諸弟們不滿於褚英當嗣子、主國政的地位。但他們如果直接上告對長兄的不滿，似有爭嗣之嫌，於是同“五大臣”聯合，傾軋褚英。

　　“五大臣”就是努爾哈赤“信用恩養、同甘共苦”的費英東、額亦都、何和裏、安費揚古、扈爾漢。他們早年便追隨努爾哈赤，威望高，權勢重，曆戰陣，建殊勳，攻克圖倫城時褚英尚在繈褓之中。

　　五大臣也不滿於褚英專軍機、裁政事的地位，力求同“四貝勒”結合，共同扳倒褚英。“五大臣”首告嗣儲褚英，似有貳心之嫌。

　　從褚英方麵來說，他對“五大臣”這樣建州的“柱石”和“元勳”，缺乏謙恭的態度；對諸弟又沒有籠絡的智術，而是想趁父汗努爾哈赤在世時，逐漸削奪他們的財富和權力，以便鞏固自己的儲位。這樣的做法使“四貝勒”與“五大臣”人人自危，更促進了他們的聯合。由是，褚英陷於孤立。

　　雙方矛盾的逐漸明朗化和日漸激化，使努爾哈赤不得不在長子褚英和“四貝勒”、“五大臣”之間作一個抉擇。他反複權衡，最終決定疏遠褚英。爾後兩次進攻烏拉，努爾哈赤都沒有派褚英出征，而讓他在家留守。

　　褚英並沒有從中汲取教訓，反躬自省，暗自韜晦。相反，《清史稿8226;褚英傳》記載：“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訴”，於是獲“咀呪”之罪（《清史稿》卷二一六）。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二十六日，努爾哈赤命將長子褚英幽禁在高牆之中。

　　“四貝勒”和“五大臣”借機聯合向努爾哈赤告發褚英。努爾哈赤讓他們每人寫一份文書呈送。《滿文老檔8226;太祖》癸醜年即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記載他們控告褚英的“罪狀”是：

　　第一，褚英挑撥離間，使“四貝勒”、“五大臣”彼此不和；

　　第二，聲稱要索取諸弟貝勒的財物、馬匹，引起諸弟不滿；

　　第三，曾言：“我即位後，將誅殺與我為惡的諸弟、諸大臣。”

　　這些罪狀無疑加速了褚英的悲劇進程，而他此時已經失去了申辯的權利。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二十二日，褚英死，年僅36歲。後葬在清東京陵。

　　褚英是病死，是幽禁而死，還是被處死？在褚英死後300多年時間裏一直是一個曆史之謎。《清史列傳8226;褚英》、《清史稿8226;褚英傳》記載：“乙卯閏八月（《無圈點老檔》記作“八月”），死於禁所。”也沒有交待褚英的死因。《滿文老檔》記載褚英事跡也很簡略。

　　褚英死因之謎是怎樣被揭開的呢？事情是這樣的：1962年，在台灣台中市霧峰北溝故宮博物院地庫裏，發現了《滿文老檔》（即《無圈點老檔》）。後廣祿、李學智先生以《老滿文原檔》為書名加以介紹。1969年台北故宮博物院加以影印出版，以《舊滿洲檔》作書名，陳捷先教授撰寫長文介紹。1998年我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看到乾隆時期對這份“老檔”的整理與重鈔的檔案。當年官員從滿本堂（收藏滿文檔案房）借還書以及呈送時都用《無圈點老檔》這個名字，於是稱它作《無圈點老檔》，並且對其七部重鈔本也分別定了名稱。《無圈點老檔》中對褚英之死作了記載，從而解開了褚英死因之謎：

　　聰睿恭敬汗以其長子阿爾哈圖圖們，心術不善，不認己錯，深恐日後敗壞治生之道，故令將其囚居於高牆內。經過二年多之深思，慮及長子若生存，必會敗壞國家。倘憐惜一子，則將危及眾子侄、諸大臣和國民。遂於乙卯年聰睿恭敬汗五十七歲，長子三十六歲，八月二十二日，始下決斷，處死長子。

　　上麵引文，自“經過”以下，至“長子”以上，在《無圈點老檔》中被圈畫刪掉，為《無圈點老檔》乾隆朝各種重鈔本所諱闕。現看到《無圈點老檔》六種鈔本——《無圈點字檔》（草本）和《加圈點字檔》（草本）、《無圈點字檔》（內閣本）和《加圈點字檔》（內閣本）、《無圈點字檔》（崇謨閣本）和《加圈點字檔》（崇謨閣本）都沒有記載上述文字。乾隆皇帝在命臣工重鈔《無圈點老檔》時，諭旨圈畫刪掉努爾哈赤命殺死長子褚英這段重要史料，是為親者、尊者、貴者、賢者諱，不讓創建龍興大業的清太祖，留下殘暴的痕跡。

　　在這裏我順便說一下，滿洲宗室有個傳統，父親獲罪死後，並不影響其子被任用。比如舒爾哈齊死後，子阿敏後位列四大貝勒，濟爾哈朗爵鄭親王、官至攝政王；褚英被殺，他的三個兒子，長子杜度後為貝勒，三子尼堪後為親王，都受到重用。

　　幾百年來，人們一直在探詢：努爾哈赤究竟為什麽在短短幾年時間裏，幽死胞弟，殺死親子，骨肉相殘，做出這麽違背常理的事情？要知道，舒爾哈齊、尤其是褚英，不僅是他的骨肉至親，而且是他創業過程中的得力助手、股肱之臣，究竟是什麽樣的原因，最終促使努爾哈赤下定決心殺害他們呢？



三、情理衝突

　　有人試圖從努爾哈赤性格上找原因，認為：“奴酋為人猜厲威暴，雖其妻子及素親者，少有所忤，即加殺害，是以人莫不畏懼。”（［朝鮮］李民寏《建州聞見錄》）

　　也有人從利益上找原因，認為努爾哈赤是要保住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

　　還有人從戀情上找原因，說他們父子為了爭奪一個女人。這毫無根據，當屬戲說。

　　事實上，努爾哈赤也是一個有手足情、父子情的人，幽弟殺子之事實屬無奈。特別是年老之後，努爾哈赤每每回顧這些事情，都心懷慚德，久不平靜。應當說努爾哈赤一生最後悔的事就是囚殺了長子褚英。為了不願再看到子孫們骨肉相殘的事，天命六年（1621年）正月十二日，天命汗召集諸子侄孫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嶽讬等，對天地神祇（qí），焚香設誓：

　　今禱上下神祇：吾子孫中縱有不善者，天可滅之，勿令刑傷，以開殺戮之端。如有殘忍之人，不待天誅，遽興操戈之念，天地豈不知之？若此者，亦當奪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亂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壞（懷）禮義之心，以化導其愚頑。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孫百世延長。所禱者此也。自此之後，伏願神祇，不咎既往，惟鑒將來。（《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三）

　　當然，後金執政集團內部的鬥爭，不會因努爾哈赤率領眾子侄等對神祇設誓而化解或消失。同樣，“懷禮義之心”的諸王貝勒，對於覬覦汗位者，也不能“化導其愚頑”。有汗位，必有爭奪；有爭奪，必有廝殺。

　　清太祖努爾哈赤從萬曆十一年（1583年）起兵，到天命十一年（1626年）逝世，共44年。其間，滿洲宗室內部先後發生過三次大的衝突：第一次是努爾哈赤與胞弟舒爾哈齊的鬥爭，第二次是努爾哈赤與長子褚英的鬥爭，第三次是努爾哈赤與次子代善的鬥爭。應當說，滿洲宗室在44年間發生三場大的衝突，並不算多。努爾哈赤的高明之處在於，這三場衝突都迅速得到處理，化風浪為平靜，化凶險為平夷，沒有釀成大的裂變；相反，每鬥爭一次，滿洲宗室內部不是分裂、而是整合，不是衰弱、而是堅強。

　　我曾經說過，努爾哈赤事業成功的一大法寶，清朝興起的一個經驗，就是堅持一個“合”字。有人說，像努爾哈赤這樣，哥哥把弟弟幽禁致死，父親把兒子殺了，這應當是“分”啊，怎麽能說“合”呢？

　　努爾哈赤是一位具有遠大政治抱負的政治家，當他的力量還很弱小時，他需要一支強有力的骨幹隊伍，同心同德，朝著既定的大目標共同奮鬥。這其中出現不和諧的音符，他就要去調整。當正常手段無法協調時，萬不得已，他隻能采取非常手段，來求得整體的和諧。這個骨幹隊伍主要是兩個集團：一個是宗室貴族集團，如褚英、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等；另一個是軍功貴族集團，如費英東、額亦都、何和裏、安費揚古、扈爾漢等。當褚英被推到執掌國政的地位時，因為他沒有恰當地處理好各種關係，兩個集團的主要成員都反對他。努爾哈赤不處理褚英，就會出現三個不合：宗室貴族不合、軍功貴族不合、宗室貴族與軍功貴族不合。除掉褚英之後，既使宗室貴族合，又使軍功貴族合，更使宗室貴族與軍功貴族大合。

　　曆史證明，清初宮廷經過舒爾哈齊、褚英、代善三大事件後，出現了三次政治飛躍：創建八旗製度、建立後金政權、進入遼沈地區，從而為大清事業奠定了基礎。

　　由上可以看出，所謂“合”不是沒有矛盾、沒有差異、沒有鬥爭、沒有衝突，而是妥善處理，恰當整合，化險為夷，整分為合。就是說“合—分—合”的過程，本來是合，雖然有分，不是分裂，而是疏理，整分為合，出現新合。以小分，促大合；以舊分，成新合。這就是“努爾哈赤斬子”故事給後人的曆史啟示。

　　相關推薦書目

　　（1）孟森：《清太祖殺弟事實考》，《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2006年

（2）閻崇年：《清朝通史8226;太祖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3）周遠廉：《清太祖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

　　（4）閻崇年：《清朝第一帝努爾哈赤》，華文出版社，2005年

　　（5）閻崇年：《正說清朝十二帝》（增訂圖文本），中華書局，2006年


第二講 孝莊太後下嫁

一、孝莊皇太後　

　　清朝有兩位皇太後對清朝政治至關重要，清初的一位是孝莊皇太後，清末的一位是慈禧皇太後。

　　孝莊皇太後姓博爾濟吉特氏，名字叫布木布泰，是蒙古科爾沁部貝勒塞桑的女兒。布木布泰是皇太極中宮皇後哲哲的侄女、關雎宮宸妃海蘭珠的妹妹。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生，天命十年（1625年）與皇太極成婚，時年13歲，皇太極35歲。崇德元年（1636年），封為永福宮莊妃。她於崇德三年（1638年）為皇太極生下第九子福臨，時年26歲。皇太極於崇德八年（1643年）死時莊妃31歲。這年多爾袞32歲。孝莊太皇太後病死於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享年75歲。

　　布木布泰出身於蒙古貴族名門，容貌秀美，聰明知禮。她活了75歲，曆經天命、天聰、崇德、順治、康熙五朝，是清初的重要人物，為清朝的守成兼創業作出重大貢獻。

　　第一，身負滿蒙聯姻重任。天命十年（1625年），13歲的布木布泰從科爾沁草原來到建州，與35歲的皇太極成婚。這時皇太極早已同她的姑姑哲哲結婚11年了。天聰八年（1634年），她的姐姐海蘭珠也嫁給皇太極。姑姑與侄女三人都嫁給同一個男人，是出於政治的原因，滿洲和蒙古科爾沁部建立了姻親關係，共同開創清朝的事業。布木布泰嫁過來的第二年，丈夫皇太極繼承汗位，她從貝勒福晉變成大汗福晉。十年以後，皇太極建國號大清，改元崇德，她又成為崇德皇帝的永福宮莊妃。

　　第二，為清皇室生兒育女。布木布泰先後為皇太極生了4個兒女。皇太極有11個兒子、14個女兒。其中，莊妃生了皇四女、皇五女和皇七女共3個女兒，崇德三年（1638年），26歲的莊妃又生下皇九子福臨，就是後來繼承大清皇位的順治皇帝。這支血脈延續了清朝的帝胤。前文說過，她和皇太極的關係似不如姐姐海蘭珠，但從莊妃生育的四個子女看，起碼在一段時間裏，她和皇太極的關係還是很好的。其四個子女的出生時間如下：

　　皇四女天聰三年（1629年）生莊妃17歲

　　皇五女天聰六年（1632年）生莊妃20歲

　　皇七女天聰七年（1633年）生莊妃21歲

　　皇九子崇德三年（1638年）生莊妃26歲

　　第三，經曆三次皇位之爭。太後布木布泰親曆了三次後金—清最高權力的爭奪，就是後金—清汗位和皇位的鬥爭。

　　第一次，公公努爾哈赤死後，屍骨未寒，便發生了汗位之爭。她剛剛嫁給皇太極一年，才14歲，沒有直接參與這場鬥爭。但是她目睹了丈夫是怎樣用盡心機，排除障礙，脫穎而出，繼承汗位。

　　第二次，丈夫皇太極死後，她不動聲色，依靠姑姑、皇後博爾濟吉特氏，通過錯綜複雜的宮廷鬥爭和關係整合，使兒子福臨登上皇位，她自己也成為皇太後。

　　第三次，兒子順治帝英年早逝後，她力主子繼父位（不是弟繼兄位），下懿旨由皇子中出過天花的皇三子玄燁繼位，於是，順治帝旨定玄燁繼承皇位，這就是康熙皇帝。

　　孝莊太後不僅親臨三次大的皇位鬥爭，而且目睹明末清初的滄桑之變。她在社會變革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守成兼創業功績大。孝莊太後在清宮62年，身曆天命、天聰、崇德、順治、康熙五朝，青年時幫助丈夫崇德帝皇太極，中年時輔佐兒子順治帝福臨，老年時輔佐孫子康熙帝玄燁。她從來也沒有走到政治的前台，但是她的一生對清初政治起到重要影響。

　　孝莊太後經曆清前四帝（太祖、太宗、順治、康熙），慈禧太後影響了清後四帝（鹹豐、同治、光緒、宣統），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曆史現象。

　　以上四條，可以看出：孝莊太後布木布泰是一位非凡的女性，也是跨越清初五朝的重要人物。


二、睿王多爾袞

　　多爾袞（1612～1650年），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生前最鍾愛的第十四子，他的母親是努爾哈赤寵愛的大妃烏拉那拉8226;阿巴亥。阿巴亥12歲嫁給努爾哈赤，共同生活26年。努爾哈赤去世時，阿巴亥37歲，正值盛年，豐姿饒豔，養育三個兒子：阿濟格22歲、多爾袞15歲、多鐸13歲。為爭奪汗位，皇太極等四大貝勒威逼阿巴亥自縊而死（一說被用弓弦勒死）。母親死後，多爾袞失去依靠，沒有力量同皇太極爭奪大位。皇太極繼承汗位後，多爾袞跟隨皇太極南征北戰，成長為能文能武、長於謀略的和碩貝勒、睿親王。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極逝世，多爾袞第二次參與了爭奪大位的鬥爭。這一年，多爾袞32歲，比皇太極的長子豪格小3歲，比莊妃大1歲，比順治帝（1638～1661年）大26歲。爭奪的結果是：豪格退出，隻有6歲的福臨即位，多爾袞與鄭親王濟爾哈朗共同輔政。

　　第二年，清朝遷都北京，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順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多爾袞被尊為皇父攝政王。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爾袞到塞外圍獵，病故於塞外喀喇城，年39歲。

　　多爾袞死後遭到清算，對於他輔政或攝政的功過在很長時間裏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即多爾袞死123年後，乾隆帝才給多爾袞以比較公正的曆史評價：“定鼎之初，王實統眾入關，肅清京輦，檄定中原，前勞未可盡泯”；但指出他“攝政有年，威福自尊”。

　　先看他的六大功績：

　　第一，文武兼長，屢立戰功。多爾袞能文能武，多次統軍出征，“倡謀出奇，攻城必克，野戰必勝”，屢立大功。出征蒙古，獲“製誥之寶”；隨征朝鮮，立下功勳；率軍入塞，克濟南府城。

　　第二，皇位繼承，能識大體。有人說，多爾袞一生兩次與皇位失之交臂，是個失敗者。這是從他個人的得失去考量。但是，兩次爭奪皇位，特別是第二次爭奪皇位，多爾袞以滿洲整體利益為重，顧全大局，克己忍讓，退出皇位之爭。做攝政王後，他一方麵把攝政王做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方麵又克製了對皇權的欲望，沒有做出篡權奪位的舉動。多爾袞能觀大局、識大體，在清朝入關的關鍵時期有效地維護了滿洲貴族上層的團結。

　　第三，抓住時機，統兵入關。在闖王進京、崇禎自縊的重大曆史關頭，多爾袞采納大學士範文程等的建議，抓住時機，統兵進關；輔佐年幼的順治皇帝，移都北京，定鼎中原，建立清朝統治，立下卓越的曆史功勳。

　　第四，定鼎北京，保護故宮。力排眾議，遷都北京，保護並利用故明皇宮。在中國皇朝曆史上，大一統皇朝利用前朝宮殿，僅此一例。

　　第五，安定官民，廢除三餉。多爾袞進關後，宣布“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清世祖實錄》卷四）和宣布“廢除三餉”等重大政策。

　　第六，重用漢官，統一中原。對投降的漢族官員，加以任用，迅速穩定政治局麵。“奉世祖（順治）車駕入都，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清史稿》卷二一八《多爾袞傳》）。

　　再看他的“六大弊政”，即剃發、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這些錯誤的做法，擾亂社會秩序，破壞中原經濟，挫傷漢人情感，帶來嚴重後果。所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殺人數字可能有出入，但多爾袞違背皇太極對漢人的政策，殺人過多，是其重大錯誤。200多年後，辛亥革命提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就是對這些政策的不滿與反抗。

　　可以說，多爾袞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政治人物，他的功過是非，讓人一言難盡，單是那樁以他為男主角的“太後下嫁”疑案，已經讓曆史學家們千考萬索，讓老百姓至今還在街談巷議。


三、“太後下嫁”說

　　“太後下嫁”說，自民國以來，沸沸揚揚。小橫香室主人的《清朝野史大觀》，民國五年（1916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印行。書中有《太後下嫁攝政王》、《太後下嫁賀詔》、《太後下嫁後之禮製》三條專記太後下嫁之事，並說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也”！民國六年（1917年）五月，上海會文堂書局出版蔡東帆（藩）的《清史通俗演義》，其第十八回目《創新儀太後聯婚，報宿怨中宮易位》的上半回，說的就是“太後下嫁”。民國八年（1919年），一位作者署名“古稀老人”寫了《多爾袞軼事》，書中的《太後下嫁》條，談到順治皇帝在多爾袞攝政下“危如累卵”，太後認為“非有羈縻而挾持之，不足以奠宗社於泰山之安，故寧犧牲一人，以成大業”。而多爾袞“涎太後之色”，常入宮禁。太後為了“衛我母子”，“兩人對天立誓，各刺臂作血書，互執一書”，以為憑證。特別是書中安排太後詐崩，在舉行隆重喪禮後，再以皇帝乳母身份嫁給多爾袞，故事曲折，引人入勝。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王浩沅的《清宮十三朝》（又名《清宮秘史》）由文業書局出版，書中描述多爾袞與皇太後相戀事，如《種情根巧救小玉，償夙願親王大婚》、《槐樹蔭中窺嫂浴，荷花池上捺叔腮》、《香衾臥嬌豔經略降清，宮內候兄安親王戲嫂》、《建新儀攝政娶太後，名打獵姊妹嫁親王》等，而布木布泰名“大玉兒”、其妹名“小玉兒”，則是王浩沅的亂編之一。此外，還有許嘯天的《清宮十三朝演義》等。總之，太後下嫁之事，野史流布，遍及民間。那麽，皇太後是否下嫁多爾袞？

　　關於皇太後下嫁多爾袞的說法及其討論，下麵列出十二條：

　　第一，關於“建夷宮詞”。張煌言《建夷宮詞》曰：

　　上壽觴為合巹樽，慈寧宮裏爛盈門。

　　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後婚。（《張蒼水全集》）

　　張煌言（蒼水）（1620～1664年）是浙江寧波人，這時他在江南抗清。他的這首詞寫在當時，明確寫了住在慈寧宮的皇太後又結婚了，所以成為太後下嫁說的一條證據。我們分析一下：

　　其一，張煌言雖然是當時之人，但是他並沒有在北京，而是遠在江南。他對清朝的態度是對抗、敵視，那麽“遠道之傳聞，鄰敵之口語，未敢據此孤證為論定也”（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出在敵人之口，記在異鄉之文，不能成為曆史的直接證據。

　　其二，《建夷宮詞》是詩詞，而不是宮廷檔案。詩詞可以誇張，也可以比附，所以也不能不加考據，簡單地、直接地作為曆史的證據。

　　其三，或謂張冠李戴。順治六年（1649年）十二月，多爾袞元妃博爾濟吉特氏病故，次年（順治七年）正月，多爾袞納娶寡居的肅親王豪格王妃。這件事牽扯到多爾袞與豪格的爭鬥，又是叔娶侄媳，有悖倫理，朝野內外，議論紛紛。有人認為，張煌言遠在江南，也許是聽到了誤傳，把多爾袞娶王妃當作娶孝莊皇太後了。但是他的《建夷宮詞》是寫於順治六年，當時還沒有發生多爾袞娶豪格王妃之事。

　　其四，“慈寧宮裏爛盈門”一句，是說喜事在慈寧宮裏辦的，因為皇太後住在慈寧宮。當時有兩位皇太後，一位是中宮孝端太後哲哲，寫《建夷宮詞》時孝端太後已病死；另一位是孝莊太後。但是，根據曆史檔案記載，慈寧宮在李自成臨撤出皇宮時被焚毀，順治十年（1653年）修葺，皇太後才搬居慈寧宮，多爾袞則死於順治七年（1650年），他與皇太後怎能在此舉行結婚典禮呢！

　　所以“建夷宮詞”說隻能是一說，而不能成為曆史的依據。

　　第二，關於“親到皇宮內院”。多爾袞死後追其罪時，有一條罪狀是：“又親到皇宮內院。”（蔣良騏《東華錄》）朝鮮《李朝大王實錄》也作了相同的記載。在後來修的《清世祖實錄》裏卻刪掉了這句話。這說明多爾袞到“皇宮內院”確有其事。而刪掉這句話，恰表明事有隱衷。那麽，多爾袞到皇宮內院，能說明太後下嫁了嗎？

　　其一，這個皇宮內院是沈陽的皇宮內院，還是北京紫禁城的皇宮內院？沒有指明。

　　其二，多爾袞是“到”皇宮內院，而不是“住”皇宮內院，那麽“到”皇宮內院，就一定是太後下嫁給多爾袞了嗎？

　　其三，史家對此做出推測：皇太後與多爾袞也許有曖昧關係。高陽先生說，《東華錄》所謂多爾袞“親到皇宮內院”雲雲，極有可能是指孝莊與多爾袞相戀的事實。孝莊太後與睿王多爾袞關係曖昧，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即使是關係曖昧，也不等於太後下嫁了。

　　其四，也有人認為，如果太後真的下嫁了，多爾袞到皇宮內院也就名正言順了，而把這一條列為多爾袞的罪狀，恰好反證太後並沒有下嫁。

　　所以，“親到皇宮內院說”不能提供太後下嫁的確鑿依據，卻道出了疑點。

　　第三，關於“下嫁詔書”。民國時出版了一部書叫《多爾袞攝政日記》，這部書原名叫《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是一個叫劉文興的人家裏收藏的。在出版之前，他寫了一篇《清初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跋》，發表在民國三十六年（1937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日報8226;文史周刊》上。文中說：“清季，宣統改元，內閣庫垣圮（pǐ）。時家君方任閣讀，奉朝命檢庫藏。既得順治時太後下嫁皇父攝政王詔，攝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馬科書稿等，遂以聞於朝，迄今猶藏諸故宮博物院。”多爾袞致唐通、馬科書稿，發表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致史可法書的內容今亦可知。惟有這位劉先生父親見過的《太後下嫁詔》未見發表，別人也沒見過。清宮檔案收藏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文獻處，有許多學者專門整理和研究清宮檔案，從劉文興說他父親見過太後下嫁的詔書，直到現在整整70年了，還沒有一個人說自己見過這份檔案。

　　既然至今沒有見到這份太後下嫁詔，所以這個證據目前還不能成立。如果真的有這份檔案，將來隨著清宮檔案的進一步整理，是一定會被發現的。但是有人寫書說，劉文興是個喜歡開玩笑的人，當年為了讓自己的書好賣，才故意製造了這麽一個噱頭。

　　第四，關於“未葬昭陵”。清朝的皇帝陵分三處：一處是關外三陵——永陵、福陵（沈陽東陵）、昭陵（沈陽北陵），一處是河北遵化的清東陵，另一處是河北易縣的清西陵。皇太極葬在關外三陵之一的沈陽北的昭陵。他的一後四妃，孝端皇後於順治六年（1649年）四月十七日病逝，次年二月骨灰奉移沈陽，入葬昭陵；關雎宮宸妃於崇德六年（1641年）先於皇太極病逝，但後來將宸妃遺骨遷葬到昭陵的妃園寢；衍慶宮淑妃於康熙六年（1667年）病逝，葬入昭陵的妃園寢；麟趾宮貴妃病逝於康熙十三年（1674年），也葬入昭陵的妃園寢。按照清朝陵寢製度，孝莊太後死後應葬在昭陵，就是同皇太極合葬。但是，她不僅沒有葬在昭陵，而且葬在清東陵的風水牆外。於是就引出了許多說法。有人說因為孝莊太後下嫁了，死後無顏回昭陵見夫君，所以把她葬清東陵大門旁，給子孫看門。

　　事實上，孝莊在31歲時喪夫，32歲來到北京，49歲時喪子，75歲即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88年1月27日）去世，至此她已經在關內生活了近半個世紀，接受了漢族棺葬的習俗，而她的丈夫皇太極已經逝世44年，是按照滿洲的習俗火葬，早已在關外沈陽的昭陵入土為安。所以對於自己的後事，孝莊太皇太後向皇孫康熙帝有過交代：“太宗文皇帝梓宮安奉已久，不可為我輕動。況我心戀汝父子，不忍遠去，務於孝陵近地安厝，則我心無憾矣。”就是說，她不願意驚動太宗皇太極的亡靈，而願意陪伴英年早逝的兒子順治。太皇太後死後葬在清東陵的遺命，給皇孫康熙帝出了一道難題：既不能違背祖宗之製，又不能違抗祖母之命，怎麽辦？康熙帝最後采取了一個臨時舉措，把太皇太後生前在紫禁城裏最喜歡住的寢宮拆了，搬到東陵風水牆外，修起一座“暫安奉殿”，將孝莊太皇太後的梓宮（棺材）暫時安置在那裏。直到康熙帝逝世，他一直沒有解決祖母陵寢的難題。

　　雍正帝即位以後著手解決這個難題。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初五日，雍正帝下諭，追述了孝莊不與太宗合葬、在孝陵附近安厝的遺囑，說：“朕惟禮經雲：合葬非古也。先儒又雲：神靈有知，無所不通。是知合與不合，惟義所在。今昭陵安奉日久，若於左近另起山陵，究非合葬之意。且自孝莊文皇後安奉以來，我聖祖仁皇帝曆數綿長，海宇乂安，子孫繁衍，想孝莊文皇後在天之靈十分安妥。”經過大臣們反複磋商，終於確定了解決的方案，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確定孝莊文皇後陵為昭西陵——將暫安奉殿改建為陵。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初十日，孝莊文皇後梓宮下葬昭西陵地宮。這時，孝莊太後已經逝世整整37年。所以她的陵園是重孫子胤禛修建的。雍正皇帝的這個解決方案是很高明的。既遵循了祖製，又滿足了孝莊太後的遺願。

　　其一，從昭西陵的名稱看：太宗文皇帝皇太極陵寢的名稱是昭陵，孝莊文皇後陵寢位於太宗昭陵的西邊（河北遵化在沈陽西），陵寢的名稱是“昭西陵”，所以從名稱上確定墓主是太宗皇帝的皇後，昭西陵和昭陵是同一體係。雖然昭西陵緊挨著東陵風水牆，但是它和東陵完全是兩個係統。

　　其二，從昭西陵的規製看：建有重簷廡殿頂的隆恩殿，內外有兩道圍牆，還建了神道碑亭。這些超過常規的做法，表明了對墓主的尊重，顯示出墓主的崇高地位，根本看不出有“輕蔑”的意思，所以“為子孫看守陵門”雲雲不足為據。

　　其三，從昭西陵的地位看：因為順治皇帝是逝世在關內的第一位清朝皇帝，他的祖父努爾哈赤和父親皇太極都葬在關外，他第一個葬進關內的清東陵，所以順治皇帝的孝陵理所當然是清東陵的主陵，地位最高。但是孝莊太後是順治帝的母親，如葬入東陵就無法顯示她的地位。所以雍正皇帝想了一個辦法，把孝莊太皇太後的昭西陵安置在東陵風水牆外而單獨成陵，這樣做可謂一舉三得：既表明了和太宗昭陵的關係，又表明了墓主的崇高地位，還實現了孝莊太後陪伴順治帝的遺願。

　　因此，以孝莊皇太後“未葬昭陵”，給“東陵看門”，而斷定太後曾經下嫁，顯然證據不足。

　　而且，孝莊太後並不是清朝第一位未同皇帝合葬的皇後，在她下葬之前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順治帝的孝惠章皇後死後葬在孝陵的東邊，後來這座陵就命名為孝東陵。康熙帝死後葬在景陵，他的一後四妃葬入的都是棺槨。從景陵開始，先於皇帝而死的皇後先葬於地宮，但石門不關，一旦皇帝死後葬入地宮，就關閉地宮；死於皇帝之後的皇後，則另建地宮。這成為製度。孝莊太後的下葬在此之後，實際上似乎也借鑒了這種製度。

　　第五，關於“青梅竹馬”。有人說莊妃與多爾袞是“青梅竹馬”，自小時候就相戀，所以太後下嫁是有感情基礎的。其實，莊妃出生在蒙古科爾沁，多爾袞則出生在滿洲赫圖阿拉，兩地相距甚遠，二人並無“青梅竹馬”的可能。也有人說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到科爾沁娶親時，多爾袞跟著去了，見到幼年的莊妃，兩人相戀。實際上，努爾哈赤父子雖然都娶了科爾沁女子，但當時是送親，而不是他們到科爾沁去娶親，所以多爾袞也不可能去科爾沁見莊妃。莊妃從13歲起就來到愛新覺羅家庭，又和多爾袞年齡相仿，是否會產生戀情，史書不會記載，後人也無法推斷。但是即使兩人之間有戀情，也不能證明孝莊太後就一定嫁給了多爾袞。

　　第六，關於“保兒皇位”。有人說孝莊皇太後為了保住兒子福臨的皇位，不得不委身於多爾袞。此說站不住腳。年僅6歲的福臨能夠繼位，是當時多種政治勢力複雜鬥爭和相互妥協的結果，而不是由皇太後依靠多爾袞一個人決定。實際上，多爾袞本意是自己繼承皇位，根本沒打算讓侄子福臨繼位。在和皇二兄代善、皇長侄豪格等激烈角逐之後，他才接受了濟爾哈朗等的建議，扶福臨即位，自己和濟爾哈朗做輔政王。順治帝即位以後，如果孝莊以“色情”巴結多爾袞，隻會讓皇權更加容易地落到多爾袞之手。事實上，孝莊皇太後依靠孝端皇太後，對多爾袞既重用、又牽製，采取了非常複雜的政治手段，才使多爾袞最終沒有突破攝政王的圈子，而保證了順治小皇帝的地位。因為皇帝年幼，國事家事都要依靠攝政王，所以孝莊皇太後注意協調與多爾袞的關係。但是由此作為太後下嫁的依據，顯然站不住腳。

　　第七，關於“弟娶其嫂”。滿洲確實有“兄死弟娶其嫂”的習俗。清太宗皇太極開始改革滿洲的婚姻習俗，規定：“不許亂倫婚娶”（《清太宗實錄》卷十一），嚴禁轉房婚——不許娶庶母、嬸母、嫂子、侄婦等，但沒有觸動異輩相婚和姐妹同嫁一夫的婚俗。清帝中滿洲異輩相婚，入關後順治帝出現過，後來就再沒出現過。姐妹同嫁一夫，康熙帝後妃中有三對親姐妹，光緒帝曾有瑾妃和珍妃姐妹。然而，漢族個別也有這種習俗。但有這樣的習俗，並不能證明多爾袞就一定娶了他的嫂子。

　　第八，關於“尊稱皇父”。有人說多爾袞被稱為“皇父攝政王”，既然被稱作是“皇父”，那就證明順治帝的母親孝莊太後嫁給他了。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極逝世，順治帝即位。第二年，清朝遷都北京，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順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尊多爾袞為皇父攝政王，“加皇叔父攝政王為皇父攝政王，凡進呈本章旨意，俱書皇父攝政王”（蔣良騏《東華錄》卷六）。這就如同後來光緒皇帝尊稱慈禧太後為“皇阿瑪”一樣。無論是叔父攝政王，還是皇父攝政王，都是攝政王的尊稱，並不能證明多爾袞做了順治帝的繼父。

　　第九，關於“朝鮮史證”。類似太後下嫁頒詔告諭這種朝廷大事，照例是應當詔諭屬國的。當時作為清朝屬國，朝鮮對於清朝發生的大事有詳細的記載，留下了珍貴的曆史資料《李朝大王實錄》。朝鮮的《李朝大王實錄》沒有“太後下嫁”頒詔告諭的記載。所以有學者推斷，根本沒有孝莊太後下嫁這件事。

　　第十，關於“順治報複”。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爾袞病死。不到一個月，順治帝就拿多爾袞的哥哥阿濟格開刀，來懲治多爾袞。順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六日，順治

　　順治帝就以“和碩英親王阿濟格謀亂”罪，將其幽禁，後來將阿濟格賜死。二月十五日，也就是福臨親政一個月零三天，就定多爾袞十大罪狀，命將多爾袞削其爵號，撤其廟享，黜其宗室，籍其財產，沒其府第，毀其陵墓，繼子多爾博歸宗。耶穌會士衛匡國在《韃靼戰記》中記載：多爾袞死後被毀挖墳墓，掘出屍體，用棍子打，以鞭子抽，砍掉腦袋，暴屍示眾。

　　有人推斷，因為多爾袞逼孝莊太後下嫁，所以才引起順治帝如此的仇恨。這種說法不能說一點道理都沒有，但畢竟是推測，不能作為孝莊太後下嫁的依據。況且少年天子親政以後，嚴懲攝政王或輔政大臣，例子是很多的。明朝萬曆皇帝親政後，嚴懲張居正；康熙皇帝親政後，嚴懲輔政大臣鼇拜，都是史例。

　　第十一，關於孝端不允。布木布泰的姑姑孝端皇太後尚在，她不會允許自己的侄女下嫁，敗壞皇家的體統，有辱皇家的尊嚴。

　　第十二，關於筆記無載。當時在京的大小官員、來京科考的舉子，至今沒有見到一篇“太後下嫁”的記載。如果說當時怕犯忌諱而正史無載的話，可是私家筆記、文集、手稿、秘錄等也不見記載。

　　從以上十二條來看，孝莊太後下嫁多爾袞，既無文獻根據，也無檔案依據。從目前清史研究的情況看，既沒有過硬的材料證明太後下嫁了，也不能完全消除關於太後下嫁的疑問。所以，300多年來，直到今天，孝莊太後下嫁一直是清宮中的一樁疑案。

　　我們探討孝莊太後下嫁疑案，起碼可以得到以下啟示：第一，不要單純用世俗的眼光看待孝莊太後與多爾袞的關係；第二，弄清事實真相，才可以廓清戲說曆史的迷霧；第三，皇太後和多爾袞在皇帝年幼、江山不穩、國運維艱的局勢下，以大局為重，和衷共濟，形成合力，共度難關，取得勝利，給後人留下寶貴的曆史經驗；第四，我認為：皇太後布木布泰同攝政王多爾袞的情愫可能有，“太後下嫁”之事確實無。

　　相關推薦書目

　　（1）孟森：《太後下嫁考實》，《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2006年

　　（2）周遠廉：《順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周遠廉、趙世瑜：《皇父攝政王多爾袞》，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4）陳捷先：《順治寫真》，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5）閻崇年：《清朝皇帝列傳》，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第三講 順治出家之說

一、福兮禍兮

　　順治帝6歲登極，在清代史、滿洲史上開了一個幼童繼承皇位的先例。其後有8歲的康熙、6歲的同治、4歲的光緒和3歲的宣統繼承皇位，幼帝在清入關後10位皇帝中竟占了5位，其影響可謂至深至遠！幼童繼位，必有攝政或輔政。《清史稿8226;諸王傳》曰：“以攝政始，以攝政終。”特別是清朝最後的半個世紀，由一位太後連續控製三位兒童皇帝（宣統帝也由其懿旨而定），來統治西方列強覬覦下的中國，成為一段悲痛的曆史。

　　順治帝名福臨，他的命運真和他的名字一樣：“福”從天降“臨”。為什麽這樣說呢？

　　第一，大清皇位，從天而降。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極突然逝世，從而引發了激烈的皇位之爭。當時最有希望得到皇位的，一個是皇太極的長子豪格，一個是睿親王多爾袞，雙方劍拔弩張，互不相讓。鬥爭的結果，雙方居然都同意由年僅6歲的福臨繼承皇位。真是福從天降！

　　第二，遷鼎燕京，從天而降。清順治元年即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軍攻陷燕京。崇禎帝朱由檢在煤山（今景山）自縊而死，大明皇朝滅亡。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在吳三桂引領下進入山海關城，大戰李自成軍，獲得山海關大捷。此後，一路勢如破竹，五月初二日，多爾袞率領清軍進入北京城，在武英殿禦政。清太宗皇太極曾有遺願：“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多爾袞遂奏請順治帝遷都北京，順治帝自然采納了多爾袞的意見。同年十月初一日，順治帝在皇極門（今太和門）舉行大典，頒詔天下，定鼎燕京。祖、父28年奮爭未能實現遷都燕京的願望，7歲的福臨卻實現了。他在多爾袞的輔佐下，“入關定鼎，奄宅區夏”，具有開創之功，因而他身後得到的廟號是“世祖”，而他的父親皇太極的廟號僅是“太宗”。

　　第三，親掌朝綱，從天而降。順治七年（1650年）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突然逝世，年僅39歲。在多爾袞攝政這7年，小皇帝福臨隻是一個傀儡，假如多爾袞能活到康熙帝的年齡，則還有30年的時間，順治帝的政治生活會是一種什麽樣的局麵，實在難以想象。多爾袞的死給了福臨親政的機會，使他18年的皇帝生涯中有11年能夠名實相稱。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確是有福之人。

　　但是，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個體生命來說，順治帝的人生有喜也有悲。

　　第一，未受係統全麵的儒家教育。這裏有一段故事。順治帝曾經把讀過的一些書拿給高僧木陳忞看，說：

　　朕極不幸，五歲時先太宗早已宴駕，皇太後生朕一人，又極嬌養，無人教訓，坐此失學。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親政，閱諸臣章奏，茫然不解。由是發憤讀書，每晨牌至午，理軍國大事外，即讀至晚，然頑心尚在，多不能記。逮五更起讀，天宇空明，始能背誦。計前後諸書，讀了九年，曾經嘔血。從老和尚來後，始不苦讀，今唯廣覽而已。（木陳忞《北遊集》，轉引自《陳垣史學論著選》）

　　可見，在14歲以前，福臨沒有受過係統的良好的文化教育，親政後連奏章也看不懂，隻好苦讀以至嘔血。當然，順治帝後來還是學有所成，廣泛涉獵經史子集，通略儒釋真諦，文化水平遠遠超過他的父親皇太極和祖父努爾哈赤，而且詩、書、畫、文都好。順治帝的指畫頗具造詣，台北故宮博物院珍藏順治帝的畫，筆墨清簡，神韻溢彩。

　　第二，少年即位承受巨大壓力。少年福臨作為一個皇帝，承受了太多的責任、期望和壓力，很少能夠享受到普通孩子的快樂和輕鬆，與他的年齡很不相稱。重壓之下，必有反彈。這一點，從他對叔父攝政王多爾袞的報複可以看出。多爾袞是順治帝的親人，是他的皇叔父；多爾袞是順治帝的恩人，他幫助順治帝登上皇位、穩定政局，並遷都北京、統一中原。但這個強權的攝政王也同時帶給小皇帝巨大的心理陰影。福臨時時感到孤立無援、仰人鼻息，甚至連見母後也沒有充分的自由。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爾袞死在塞外喀喇城。第二年正月，順治帝親政。二月，便追論多爾袞十大罪狀，籍其家產，削其封典，撤其享廟，誅其黨羽。傳教士衛匡國的《韃靼戰記》載述：多爾袞死後被毀挖墳墓，掘出屍體，用棍子打，以鞭子抽，砍掉腦袋，暴屍示眾。從中可以看出順治帝長期受壓抑之後巨大的反撲力量。

　　第三，同母後的關係不太協調。福臨甚至可能同太後有衝突：一是，順治帝幼年貪玩，母後管教過嚴，母子不協，這是家庭中的常理；二是，母後將自己的侄女許給順治帝做皇後，小皇後出身蒙古科爾沁貴族，從小嬌生慣養，姑母是皇太後、姑奶奶也是皇太後，小兩口經常發生口角。順治帝廢掉了皇後，又立一位科爾沁貝勒的女兒，順治帝還是不喜歡；三是，順治帝寵愛董鄂妃，遭母後反對；四是，要出家當和尚，更是受到母後斥責；五是，母後同多爾袞的關係問題，傳言很多，讓他難堪。

　　哈噶喇樓第四，乳母李氏病死。順治帝曾對人說：“乳母李氏，當朕誕毓之年，入宮撫哺，盡心侍奉，進食必饑飽適宜，尚衣必寒溫應候，啼笑之間曲意調和，期於中節，言動之際，相機善導，務合規程。諸凡繈褓慇懃，無不周詳懇摯。睿王攝政時，皇太後與朕，分宮而居，每經累月，方得一見，以致皇太後縈懷彌切。乳母竭盡心力，多方保護，誘掖皇太後，惓念慈衷，賴以寬慰。……乃一旦溘然長逝，深堪憫悼。”（《清世祖實錄》卷一四三）

　　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苦。福臨身邊最親近的人，與母後關係不洽、叔父專權跋扈、皇後廢立、兄弟矛盾、愛子夭亡、愛妃早逝、乳保去世，等等，實在是煩惱、痛苦的事情。親政以後，國事煩擾，更使他心力憔悴。怎樣解脫？他在佛界找到了一方清淨之地。


二、因苦結佛

　　大體說來，順治帝親政後，前七年因耶穌會士湯若望而受基督教影響較大，後四年因親近和尚而受佛教影響較大。我著重說一下順治帝同佛教的關係。

　　順治帝篤信佛教，有他生活環境的影響。早在他的祖父努爾哈赤時，佛教已傳到赫圖阿拉。努爾哈赤常手持念珠，尊崇佛教，並在赫圖阿拉建立佛寺。到皇太極時，為搞好同蒙古的關係，崇奉喇嘛教，“重教”成為一項重要的國策，所以在盛京（沈陽）興建實勝寺，崇奉瑪哈噶喇佛，藏傳佛教在後金已產生很大影響。順治帝的母後孝莊皇太後是蒙古族人，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又年輕寡居，以信佛解脫內心的孤獨與苦悶。當時後宮裏蒙古族後妃很多，所以慈寧宮裏普遍信奉佛教。這些，對年幼的順治帝有深刻的影響。

　　然而，真正促使順治帝結下很深的佛緣，是緣於他的董鄂妃。那麽，這位董鄂妃到底是何許人也？

　　《清史稿8226;後妃傳》記載順治帝有4後、14妃，共18人。《星源吉慶》記載順治帝有3後、16妃，共19人。順治帝同他父親皇太極一樣，後妃中也有姐妹共侍一夫的，如孝章皇後和淑惠妃就是姐妹。

　　順治帝先後冊立或追封四位皇後：

　　第一位是廢皇後，蒙古科爾沁部博爾濟吉特氏，是他母親的侄女，聰明而美麗，由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做主定婚、聘娶。順治八年（1651年）八月，冊立為皇後。二人性格不合，時常發生口角。一天，順治帝讓大學士馮銓查閱並奏報前朝廢皇後的曆史故事，馮銓等疏諫，並問廢後的理由，順治帝大怒道：“皇後無能，所以當廢！”後禮部尚書胡世安等18人分別具疏力爭。一個叫孔允樾的禮部員外郎奏稱：“皇後正位三年，未聞失德，特以‘無能’二字定廢嫡之案，何以服皇後之心？何以服天下後世之心？君後猶父母，父欲出母，即心知母過，猶涕泣以諫，況不知母過何事，安忍箴口而不為母請命？”順治帝把這件事下發諸王大臣會議。會議結論是：皇後仍然居中宮。命再議。順治帝堅持己見，奏報皇太後，並得到懿準，廢掉皇後，降為靜妃，改居側宮。直到順治帝病重，廢後請求見順治帝一麵，仍被拒絕。

　　第二位是孝惠章皇後，蒙古科爾沁部博爾濟吉特氏，順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年14歲，聘為妃。六月，冊為皇後。她不久又受到順治帝的責斥。這位皇後能委屈圓通，又有太後嗬護，才未被廢掉，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死，享年77歲。

　　第三位是孝康章皇後（追封），姓佟佳氏，都統佟圖賴之女，是康熙皇帝的生母。順治十一年（1654年）生玄燁，年14歲。康熙二年（1663年）病死，年24歲，時康熙帝10歲。

　　第四位是孝獻章皇後（追封），董鄂氏，就是順治帝最寵愛的董鄂妃。《清史稿8226;後妃傳》記載：“孝獻皇後棟鄂氏，內大臣鄂碩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寵冠後宮。”順治帝對董鄂妃可謂是一見鍾情，至死不渝。

　　這位董鄂妃的身世，也是清宮的一樁疑案。她的身世有三說：有人說董鄂妃就是江南名妓董小宛；也有人說，她曾經是福臨同父異母弟博穆博果爾的福晉；《清史稿8226;後妃傳》則說她姓棟鄂氏。

　　根據耶穌會士湯若望的回憶錄和陳垣先生的考證，她似乎就是福臨奪其十一弟襄親王博穆博果爾之愛。董鄂氏聰敏俊麗，明秀婉惠，誦經習書，善解人意，而博得順治帝的寵愛。兩人情意纏綿，火熱愛戀。但事被博穆博果爾發覺，董鄂氏遭到夫君的嚴斥。董鄂氏受了委屈，找順治帝哭訴。順治帝聞知後，狠狠地打了博穆博果爾一個耳光。博穆博果爾心情痛苦、憤怒，但事情發生於當今皇兄身上，是沒有地方講理的。於是，博穆博果爾隻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是忍，二是死。博穆博果爾於順治十三年（1656年）七月初三日，或是憂憤致死，或是自殺而死。順治帝在其27日服滿後，幹脆將董鄂氏娶進承乾宮。

　　有幾件事可以說明少年天子對董鄂妃的恩愛逾常。

　　一是晉升之速、典禮之隆。董鄂氏在順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冊為“賢妃”，僅一月有餘，即九月二十八日晉為“皇貴妃”，這樣的升遷速度，曆史上十分罕見。十二月初六日，順治帝還為董鄂妃舉行了十分隆重的冊妃典禮，並頒恩詔大赦天下。在有清一代近300年的曆史上，因為冊立皇貴妃而大赦天下的，這是僅有的一次。

　　二是盡改舊習、專寵一人。據當時的傳教士湯若望記述，少年福臨“和一切滿洲人一個樣，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別發達”，結婚之後，“人們仍聽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麵的過失”。可見，福臨確實沾染了滿洲貴族子弟那種好色淫縱之習。可是奇跡出現了，自從遇到董鄂妃後，少年天子變得專一起來。兩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可謂“長信宮中，三千第一”、“昭陽殿裏，八百無雙”，真是六宮無色、專寵一身，董鄂妃受到專寵。

　　三是隆遇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順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初七日，董鄂氏生下一位皇子。順治帝福臨非常高興。但事有不巧，小皇子出生3個月，未命名，便夭折。這件事對董鄂妃打擊實在太大了。自從她嫁給皇上，雖然受到寵愛，但是也受到其他後妃的嫉妒和不滿，特別是孝莊太後的不滿。她最大的期望就是生一位皇子，將來母以子貴，作為晚年的依靠。沒想到兒子還沒有來得及起名字就死了。順治帝也非常悲傷，為了安慰董鄂妃，追封這位早夭的兒子為和碩榮親王，並在薊州黃花山下修建“榮親王園寢”。墓碑刻：和碩榮親王，朕第一子也。本來是皇四子，卻被稱為第一子，說明這位皇子及其生母董鄂妃在順治帝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幾乎就在同時，順治帝在太監的精心安排下，同憨璞性聰和尚見麵。憨璞性聰是第一位被順治帝召見的著名和尚。憨璞性聰，福建延平人，18歲為僧。順治十三年（1656年）五月住京師城南海會寺。十四年（1657年）初，順治帝駕幸南海子，途經海會寺，召見憨璞性聰，兩人相談甚歡。十月初四日，又召憨璞性聰進入大內，後在西苑（今中南海）萬善殿與憨璞性聰對話。順治帝問：“從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傳，日對萬機，不得閑暇，如今好學佛法，從誰而學？”憨璞性聰答：“皇上即是金輪王轉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種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學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性聰的巧言阿諛，讓順治帝覺得很歡心。憨璞還巴結順治帝身邊的太監。他有贈太監的詩10首，對太監歌頌備至。比如，《贈弗二曹居士》雲：

　　玉柱擎天宰老臣，朝綱德政施仁民。

　　珠璣滿腹飽儒業，心意朗明通教乘。

　　昔日靈峰親囑咐，今時法社賴維屏。

　　毘耶不二默然旨，猶勝文殊多口生。（《憨璞性聰語錄》，轉引自《陳垣史學論著選》）

　　憨璞性聰是一位政治和尚。因為他會逢迎皇上，又廣交太監，所以受到順治帝的寵信，多次被召到宮裏，向皇帝講授佛法，並被賜以“明覺禪師”封號。在憨璞性聰的影響下，順治帝對佛教的信仰，愈學愈虔，愈修愈誠。

　　憨璞性聰還推薦了南方來的三位高僧——玉林琇、木陳忞、（ánɡ或yǎnɡ）溪森，他們對順治帝影響至深。

　　玉林琇（1614～1655年），江蘇人，俗姓楊，出身於名門巨族。他受父親影響，從小就虔誠奉佛，18歲時入磐山寺，23歲即就任浙江湖州報恩寺住持，道風嚴峻，聲名遠揚，與憨璞之師祖費隱通容是同輩。經憨璞性聰推薦，順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順治帝遣使宣詔玉林琇入京說法。玉林琇先是辭謝不應，以示遺民風骨，經順治帝三次邀請，直至十六年（1659年）正月才姍姍啟程，二月十五日入京見帝。玉林琇施展其奇特之才和高深禪理，機敏巧妙奏對，甚蒙順治帝推崇。順治帝屢至玉林琇館舍請教佛道，以禪門師長相待，並請他給自己起法名，說“要用醜些字樣”。玉林琇擬十餘字進覽，“世祖自擇癡字”，取法名“行癡”，法號“癡道人”。對玉林琇的弟子，順治帝“俱以法兄師兄為稱”。玉林琇稱讚順治帝是“佛心天子”。順治帝初賜玉林琇以“大覺禪師”稱號，不久晉“大覺普濟禪師”，後加封為“大覺普濟能仁國師”。玉林琇於順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十六日出京，十七年（1660年）十月十五日應召再次至京，此時正是董鄂妃仙逝、順治帝萬念俱灰的時候，順治帝總有剃度出家的念頭。第二年二月十五日，玉林琇南還。據說玉林琇為人“陰鷙”，平常寡言多思，而野心極大，“陽為忘榮謝寵，而實陰行其沽名釣譽之術”。他晚年因弟子仗勢強占地產與鄰近民人爭訟，致使寺廟被焚毀。後玉林琇“終日危坐”而死。他著有《大覺普濟玉林國師語錄》（附年譜）等。

　　木陳忞，廣東茶陽人，出身於書香門第，幼年修行，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住持寧波天童寺。他編過《新蒲綠》詩文集，抒發不滿清朝統治的情緒，但後來投靠清廷。有人寫詩諷刺他說：“從今不哭新蒲綠，一任煤山花鳥愁。”木陳忞是比玉林琇伴帝更久、影響更大的名僧，也是一位政治和尚。順治十六年（1659年）九月應召入京，第二年五月南還。木陳忞在京8個月，受到順治帝尊崇，下榻於西苑萬善殿，被賜封“弘覺禪師”尊號。順治帝尊稱他為“老和尚”，以師禮事之，自視為弟子。一次順治帝對木陳忞說：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見僧家窗明幾淨，就不願意再回到宮裏。要不是怕皇太後罣（ɡuà）念，那我就要出家了！可見木陳忞確有一套手法，使皇帝受他擺布。兩人除了參禪問佛以外，還道古論今，臧否人物，評議時政，話題廣泛，語意投機。他稱讚順治帝“夙世為八股時文、詩詞書法，以及小說《西廂記》、《紅拂記》等”，是和尚轉世來的。順治帝對木陳忞的書法非常讚賞，譽其楷書是“字畫圓勁，筆筆中鋒，不落書家時套”，讚他是“僧中右軍”。順治帝對他講過一些心裏話，如想出家、終宵失眠、身體瘦弱等。後來雍正皇帝不滿於木陳忞記事文字中有不少漏泄順治宮廷秘事，對其後世弟子加以打壓，致其衰落。他有《弘覺語錄》、《百城集》、《北遊集》等傳世。

　　溪森，廣東博羅人，父黎紹爵曾任明朝刑部侍郎。溪森出家為僧後，作為玉林琇的大弟子，足足有一年半的時間在京說法，伴帝最久。溪森與順治帝相處時間最長，奏對默契，甚得帝寵，順治帝曾多次欲封他為禪師，溪森因師父玉林琇已獲此號，師徒不便同受封號，竭力奏辭。順治帝親筆大書“敕賜圓照禪寺”的匾額，命杭州織造恭懸於昔日溪森住持之浙江仁和縣龍溪庵，以示榮寵。

　　這些和尚宣揚的佛法理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順治帝治國的壓力，而真正讓他下決心放棄萬乘之尊皈依佛門的，還是董鄂妃的死。

　　董鄂妃之死，對順治帝的打擊是致命的。

　　順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22歲的董鄂妃因承受不住失去幼子之痛，在承乾宮病死。順治帝悲不欲生，“尋死覓活，不顧一切，人們不得不晝夜看守著他，使他不得自殺”。順治帝輟朝五日，追諡董鄂妃為端敬皇後。在景山建水陸道場，大辦喪事。將宮中太監與宮女30人賜死，讓他們在陰間侍候端敬皇後董鄂氏。命全國服喪，官員一月，百姓三日。溪森和尚在景山壽椿殿主持董鄂後火化儀式，順治帝為董鄂氏收取靈骨（骨灰）。順治帝讓學士撰擬祭文，“再呈稿，再不允”。後由張宸具稿，“皇上閱之，亦為墮淚”。以順治帝名義親製的《行狀》數千言，極盡才情，極致哀悼，曆數董鄂氏的嘉言懿行，慧品潔德。

　　順治帝失去董鄂妃後，萬念俱灰，決心遁入空門。有記載統計，從該年九月到十月兩個月中，順治帝曾先後訪問溪森的館舍38次，相訪論禪，徹夜交談，完全沉迷於佛的世界。最後命令溪森為他剃度，決心“披緇山林，孤身修道”，就是要放棄皇位，身披袈裟，孤身修道。溪森起初勸阻，順治帝不聽，最後隻好幫順治帝剃光了頭發。這一下皇太後著急了，火速叫人把溪森的師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後大怒，下令叫徒弟們架起柴堆，要燒死溪森。順治帝無奈，隻好答應蓄發，溪森才得免一死。後來溪森臨終時作偈語說：“大清國裏度天子，金鑾殿上說禪道！”就是說的他同順治帝的特殊關係。溪森死後，弟子為他編輯語錄，書名《敕賜圓照溪森禪師語錄》。

　　這件事過去不久，順治帝又聽從玉林琇的建議，命選僧1500人，在阜成門外八裏莊慈壽寺，從玉林琇受菩薩戒，並加封他為“大覺普濟能仁國師”。有一次順治帝和玉林琇在萬善殿見麵，因為一個是光頭皇帝（新發尚未長出），另一個是光頭和尚，所以兩人相視而笑。順治帝問玉林琇：“朕思上古，惟釋迦如來舍王宮而成正覺，達摩亦舍國位而為禪祖，朕欲效之如何？”就是說，釋迦牟尼，舍去王子的豪華生活，29歲出家，經過苦行，在菩提樹下“成道”，成為佛教的始祖；達摩（菩提達摩），南天竺人，舍棄王位，麵壁九年，為禪宗始祖。自己要效仿他們。玉林琇回答：“若以世法論，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聖母之心，下以樂萬民之業；若以出世法論，皇上宜永作國王帝主，外以護持諸佛正法之輪，內住一切大權菩薩智所住處。”就是勸阻順治帝不要出家為好。

這次談話兩個月後，宮內傳出順治帝駕崩的消息，皇家辦喪事，噩耗傳天下。


三、患痘而逝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順治帝駕崩，年僅24歲，實際壽命隻有22歲11個月。正當青春年華的皇帝居然這麽快就去世了，所以他的死因引起人們的種種猜測。他去世前頻繁接觸僧人寺院，多次表示想出家的願望，所以人們猜測最多的，就是他是不是沒有死，而是出家了。

　　持順治帝出家說者，舉出三個證據：其一，文字之證——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其二，事實之證——康熙帝奉太皇太後屢幸五台，必有所為；其三，文物之證——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兩宮西狩，道經晉北，供禦器具，地方無從措備，借自五台佛寺，宛然內廷器物，更相信寺中必為帝王所居。我在下麵一一加以分析。

　　第一，所謂詩文證據。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雲：“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鑾”四句，有人說是指順治皇帝沒有歸天，而是“西行”到西天出家了。當時與後世有不少人認為，吳梅村在清朝中央做過官，他以見聞入詩，應該可以相信。

　　第二，康熙幸五台山。康熙一生先後3次東巡，6次南巡，3次西征，6次西巡，20次去避暑山莊，48次去木蘭圍場。在6次西巡中，5次“幸五台山”：

　　第一次，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月甲申（十二日），“上幸五台山菩薩頂”，後登南台、東台、北台、中台、西台。丙申（二十四日）下五台山。

　　第二次，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己卯（十一日），“上奉太皇太後幸五台山”起行。十九日，康熙帝登上菩薩頂，太皇太後沒有登上菩薩頂。

　　第三次，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正月癸卯（二十七日），“上巡幸五台山”起行，二月癸醜（初九日）“上駐菩薩頂”。

　　第四次，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正月庚戌（二十八日），“上幸五台山”起行，二月辛酉（初九日）康熙帝駐蹕菩薩頂。

　　第五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二月丁酉（初二日），“上巡幸五台山”起行，戊申（十三日）康熙帝駐蹕五台縣射虎川地方，未登菩薩頂。（《清聖祖實錄》卷二四一）

　　以上史料說明：康熙帝在他父親死了22年之後才第一次到五台山，五次巡幸五台山中有一次沒有登上菩薩頂，太皇太後隻去五台山一次且未上菩薩頂。這些從一個側麵說明：康熙帝登五台並不是為了看望他的父親，否則何不早去，而要等到22年之後呢？至於太皇太後連菩薩頂也沒有登，顯然不是為了看出家的順治皇帝。

　　第三，所謂宮廷用具。康熙帝先後五次到五台山，為生活方便，也為減省當地費用，有些器具從皇宮帶去，所以會留下一些器物，這同順治帝出家沒有必然的聯係。

　　由上述分析可見，順治帝出家的說法不足為信。實際上，他的確是患天花病死。有哪些證據呢？

　　第一，《世祖實錄》記載。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一日，順治帝沒有視朝，初二日“上不豫”，初四日“上大漸”，初七日“上崩於養心殿”。

　　第二，當事人的記載。曾為順治帝撰擬董鄂妃祭文的內閣官員張宸記載：“傳諭民間勿炒豆，勿燃燈，勿潑水，始知上疾為出痘。……十四日，焚大行禦冠袍、器用、珍玩於宮門外。時百官哭臨未散，遙聞宮中哭聲，沸天而出，仰見皇太後黑素袍，禦乾清門台基上，南麵，扶石而立，哭極哀。諸宮娥數輩，俱白帕首、白衣從哭，百官亦跪哭。”（張宸《青琱集8226;雜記》）

　　第三，兩位高僧記載。《玉林國師年譜》記載：“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三，中使馬公二次奉旨至萬善殿雲：‘聖躬少安。’師集眾展禮禦賜金字《楞嚴經》，繞持大士名一千，為上保安。初四，李近侍言：‘聖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駕崩。初八日，皇太後慈旨，請師率眾即刻入宮，大行皇帝前說法。……二月初二，奉旨到景山，為世祖安位。”玉林琇和尚親臨順治帝的大殯。

　　《敕賜圓照溪森禪師語錄》記載：辛醜（順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欽差內總督滿洲大人通議鑾儀正堂董定邦，奉世祖遺詔到圓照（指杭州圓照寺），召師進京舉火，即日設世祖升遐位。……四月十六日，溪森奉旨至京，表賀康熙皇帝。過了幾天，“詣世祖金棺前秉炬”火化。同書卷二又記：火化時，溪森在景山壽皇殿“秉炬，曰：‘釋迦涅槃，人天齊悟，先帝火化，更進一步。’顧左右曰：‘大眾會麽？壽皇殿前，官馬大路。’遂進炬”（卷六《佛事門記》）。順治帝臨終前說：“祖製火浴，朕今留心禪理，須得秉炬法語……”按照他的遺願，順治帝死後被火化，由溪森和尚主持。溪森和尚在景山壽皇殿，親自為順治帝遺體秉炬火化。

　　第四，王熙自定年譜。順治帝病危時，翰林院掌院學士王熙起草《遺詔》。《王熙自定年譜》記載：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日，順治帝前往憫忠寺（今法源寺）觀看代他出家的替身吳良輔祝法為僧，回來後“聖躬少安”，就是順治帝突然病倒，病情嚴重。第二天，順治帝召王熙到養心殿，賜坐，賜茶。第三天，召入養心殿，“聖躬不安之甚”。初六日子夜，又召王熙到養心殿，說：“朕患痘，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言，速撰詔書。”王熙在榻前書寫，然後退到乾清門下西圍屏內，根據順治帝的意思，撰寫《遺詔》，寫完一條，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進覽，三蒙欽定。日入時始完。至夜，聖駕賓天，泣血哀慟。《遺詔》到初七日傍晚撰寫修改完畢。當夜，順治帝就去世了。

　　第五，西洋人的記載。《湯若望傳》記載：“順治對於痘症有一種極大的恐懼，因為這在成人差不多也總是要傷命的。在宮中特為侍奉痘神娘娘，是另設有廟壇的。或許是因他對於這種病症的恐懼，而竟使他真正傳染上了這種病症。在這個消息傳出宮外之後，湯若望立即親赴宮中，流著眼淚，請求容許他覲見萬歲。……順治病倒三日之後，於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夜間崩駕，享壽還未滿二十三歲。”

　　第六，還有一條旁證。順治帝死後，在考慮他的繼位者時，孝莊太後最終選定了玄燁，理由之一是玄燁已經出過天花。可見順治帝因患天花而英年早逝，深深震動了他的母後以至朝廷。

　　綜上，官方記載與私人記述，當時中國人與外國人，中央官員與出家和尚，都一致說順治帝死於天花。所以，我認為：順治帝不是出家了，而是病死了。

　　相關推薦書目

　　（1）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實》，《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2006年

　　（2）周遠廉：《順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閻崇年：《正說清朝十二帝》（增訂圖文本），中華書局，2006年

　　（4）陳捷先：《順治寫真》，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5）閻崇年：《清朝皇帝列傳》，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第四講 康熙太子立廢

一、康熙皇子與立儲原因

　　康熙帝有35個兒子，其中排序的有24位。這裏先交代一下康熙帝皇子們的名字。

　　皇子命名前九個皇子起名，主要是采納了太皇太後的意見，老大叫承瑞，老二叫承祜（ｈù），老三叫承慶，老四叫賽音察渾，老五叫保清，老六叫長華，老七叫保成，老八叫長生，老九叫萬黼。這種現象反映了滿漢文化的交融。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後，康熙帝按“胤”字排行，為皇子命名。如原老五保清排序皇長子改名胤禔（zhī），原老七保成為皇太子改名胤礽（rénɡ）。雍正帝胤禛（zhēn）即位後，為避名諱，除自己外，其他皇兄弟都避諱“胤”字而改為“允”字排行。但是，皇十四弟“胤禎（zhěn）”的兩個字都改了，改名“允禵（tí）”。這樣，康熙帝的皇子們有的有兩個名字，有的有三個名字。

　　康熙帝排序的24位皇子中，除去夭折4人、出繼1人，還有19人，康熙帝臨終前未滿16歲的有5人。所以，可以考慮皇位繼承的隻有14人。他們是：

　　皇長子胤禔（zhī）1672年生

　　皇次子胤礽（rénɡ）1674年生

　　皇三子胤祉（zhǐ）1677年生

　　皇四子胤禛（zhēn）1678年生

　　皇五子胤祺（qí）1679年生

　　皇七子胤祐（yòu）1680年生

　　皇八子胤禩（sì）1681年生

　　皇九子胤禟（tánɡ）1683年生

　　皇十子（礻我）（é）1683年生

　　皇十二子胤祹（táo）1685年生

　　皇十三子胤祥1686年生

　　皇十四子胤禵（tí）1688年生

　　皇十五子胤禑（wú）1693年生

　　皇十七子胤禮1697年生

　　立儲原因康熙帝在22歲時就立胤礽為皇太子，他為什麽在自己如此年輕的時候就急著確定皇儲呢？主要原因有五：

　　第一，滿洲曆史教訓。康熙帝的曾祖父努爾哈赤、祖父皇太極臨死之前都沒有公開確定並宣布皇位繼承人，努爾哈赤死後由八旗旗主公推新汗，皇太極死後由實力較強的諸王、大臣議立新君。由此引起爭奪大位的事件，幾乎兵戎相見，使政權瀕於分裂的危險。

　　第二，皇權旗權矛盾。皇權是指皇帝的權力，旗權是指八旗貴族的權力，二者有統一、也有矛盾。天命末、崇德末的皇位繼承，旗權占主導地位。順治朝由諸王、大臣議立新君的製度開始發生變化。順治帝24歲病逝前，想不遵祖製，以從兄弟為繼承人。但他的願望沒有實現。最後由順治帝與孝莊太後、諸王、大臣等商量，決定由皇三子玄燁來繼承皇位，四大臣索尼（正黃旗）、蘇克薩哈（正白旗）、遏必隆（鑲黃旗）、鼇拜（鑲黃旗）輔政，皇權與旗權取得了折衷。康熙帝立皇太子，為的是強化皇權，削弱旗權。

　　第三，學習漢族經驗。康熙帝學習並接受漢族儒家經典，研究中國曆朝統治經驗，深悉預立儲君有利於皇權的連續性與穩固性，是鞏固清王朝統治的頭等政治大事。他開始接受曆代皇位繼承的經驗，特別是明朝皇位嫡長製（正妻長子）繼承皇位的曆史傳統。

　　第四，平定叛亂所需。當時發生“三藩”之亂，偽托“朱三太子”蠱惑人心，以之為號召，煽動起叛亂，使康熙帝看到“太子”威力之大。他命殺掉吳三桂唯一的兒子、在北京做人質的額駙吳應熊，以喪其誌，絕其望；同時，自己也立皇太子，以為身後預作準備，並有壯大聲勢、穩定人心、加強皇權、鞏固統治的作用。

　　第五，還有特殊原因。皇太子胤礽的生母是皇後赫舍裏氏，出身顯赫，她的爺爺索尼是輔政大臣、一等公，她的父親噶布喇是康熙朝的領侍衛內大臣，她的叔叔索額圖則官至大學士。赫舍裏氏12歲嫁給玄燁，兩人恩愛，但不幸在生育胤礽時因難產而死，年僅22歲。康熙帝與這位早逝的皇後感情很深。舉個例子：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初五日，赫舍裏氏去世後第三天，梓宮遷於紫禁城西，直到二十七日，康熙帝幾乎每天都去舉哀；後來他親自將梓宮送往昌平鞏華城，從六月到十二月，他去鞏華城34次，第二年又去了24次，第三年去了15次。有學者統計，從康熙十三年到十六年，他一共去了80次。這四年裏，每逢臘月二十九，他都去鞏華城陪伴亡靈。母因子死，子以母貴。康熙帝對這位嫡長子格外關愛，決定改變曾祖父、祖父、父親三代皇位繼承製度，而實行皇位嫡長繼承製，預立胤礽為儲君。


二、太子一立與太子一廢

　　首立太子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十三日，隻有22歲的康熙帝親臨太和殿，參照漢族的“嫡長製”，冊立剛滿周歲的嫡長子胤礽為皇太子，“以重萬年之統，以係四海之心”（《清聖祖實錄》卷五八）。設立詹事府滿、漢詹事。詹事府是一個中央機關，主官為詹事，滿、漢各一人，正三品（相當於副部級），本是皇帝的文學侍從、日講官，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後，詹事湯斌等為皇太子老師、上書房師傅。

　　太子教育康熙帝特別關心皇太子的成長，比對眾皇子的教育傾注了更多的心血。太子幼小時候，康熙帝就開始親自為他授課：“上在宮中親為東宮講授‘四書’、‘五經’，每日禦門聽政之前，必令將前一日所授書背誦、複講一過，務精熟貫通乃已。”（章乃煒、王藹人編纂《清宮述聞》）太子稍長，康熙帝向他傳授治國之道，教導皇太子以祖宗為楷模，守成基業；又傳授經史，借鑒曆史經驗，體察人心向背，並帶他外出視察。

　　皇太子6歲拜師入學，先後有張英、李光地、熊賜履、湯斌等名儒任皇太子的老師。皇太子13歲時，康熙帝仿照明朝教育東宮的做法，正式讓皇太子出閣讀書，多次在文華殿為滿、漢大臣講解儒家經典。

　　皇太子天資聰穎，學業進步很快。史載：皇太子“通滿、漢文字，嫻騎射，從上行幸，賡詠斐然”（《清史稿》卷二二〇《允礽傳》）。而且身體健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康熙帝非常喜愛。

　　委以重任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三次親征噶爾丹，先後有十多個月的時間不在京城，他命22歲的皇太子胤礽坐鎮京師處理朝政：“代行郊祀禮；各部院奏章，聽皇太子處理；事重要，諸大臣議定，啟皇太子。”（《清聖祖實錄》卷一七一）由於皇太子恪盡職守，“舉朝皆稱皇太子之善”（《清聖祖實錄》卷二三四）。康熙帝也很滿意，他給皇太子的朱批說：“皇太子所問，甚周密而詳盡，凡事皆欲明悉之意，正與朕心相同，朕不勝喜悅。且汝居京師，辦理政務，如泰山之固，故朕在邊外，心意舒暢，事無煩擾，多日優閑，冀此豈易得乎？朕之福澤，想由行善所致耶！朕在此凡所遇人，靡不告之。因汝之所以盡孝以事父，凡事皆誠懇惇切，朕亦願爾年齡遐遠，子孫亦若爾之如此盡孝，以敬事汝矣。因稔知爾諸事謹慎，故書此以寄。”（《宮中檔康熙朝奏折》第八輯《滿文諭折》）這個時期，皇太子已經進入青年時期，康熙帝開始在實踐中鍛煉他，對他充分信任，寄予莫大希望。

　　這時，康熙帝自己進入中年，皇子們逐漸長大成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康熙帝分別冊封成年諸皇子為郡王、貝勒，其中：封皇長子胤禔為多羅直郡王，皇三子胤祉為多羅誠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俱為多羅貝勒。受封諸子參與國家政務，並分撥佐領，各有屬下之人。分封皇子，相對削弱了皇太子的力量，對皇太子是又一次考驗。同時，諸年長皇子有權有勢以後，加劇了與皇太子的矛盾，諸皇子及其黨羽的共同打擊目標是皇太子及皇太子黨。於是，在皇帝與儲君、諸皇子與皇太子之間的矛盾錯綜複雜，日益加劇。

　　索額圖黨康熙帝立胤礽為皇太子後，朝中就出現了擁護皇太子與反皇太子的兩大政治勢力。皇太子黨首腦人物索額圖，是康熙幼年首席輔政大臣索尼之子、孝誠仁皇後叔父、皇太子舅老爺、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曾經是康熙帝最信任的大臣之一。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他擔任中俄議定邊界談判的中方首席代表，主張尼布楚、雅克薩兩地當歸清朝，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但是他後來陷入了康熙帝與皇太子矛盾的旋渦。康熙四十二年（1703）五月，康熙帝以索額圖“議論國事，結黨妄行”之罪，令宗人府將其拘禁，不久死於幽所。康熙帝又命逮捕索額圖諸子，交其弟弟心裕、法保拘禁，並命：“若別生事端，心裕、法保當族誅！”大臣麻爾圖、額庫禮、溫代、邵甘、佟寶等，也以黨附索額圖之罪，被禁錮，“諸臣同祖子孫在部院者，皆奪官。江潢以家有索額圖私書，下刑部論死”（《清史稿》卷二六九《索額圖傳》）。就是說，隻要與索額圖稍有牽連者，都受到株連。

　　對索額圖如此嚴懲的原因，直到五年以後廢皇太子時，康熙帝才作了明確解釋：“從前索額圖助伊潛謀大事，朕悉知其情，將索額圖處死。”（《清聖祖實錄》卷二三四）到第二次廢皇太子時，康熙帝更明確說皇太子問題根子在索額圖：“驕縱之漸，實由於此。索額圖誠本朝第一罪人也！”（《清聖祖實錄》卷二五三）就是說索額圖之罪在於結皇太子黨，驕縱皇太子，圖謀篡奪皇位。所以康熙帝嚴懲索額圖，打擊並削弱外戚勢力，而給皇太子敲警鍾。

　　矛盾激化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十一日，康熙帝巡幸塞外，命皇太子、皇長子、皇十三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皇十七子、皇十八子隨駕。在巡幸期間，發生了幾件事，促使康熙帝與皇太子矛盾激化。

　　第一件事。反對皇太子的胤禔等皇子向康熙帝報告了許多皇太子的不良表現。比如，說他暴戾不仁，恣行捶撻諸王、貝勒、大臣，以至兵丁“鮮不遭其荼毒”（《清聖祖實錄》卷二三四），還有截留蒙古貢品，放縱奶媽的丈夫、內務府總管淩普敲詐勒索屬下等。種種不仁的表現，都令康熙帝非常不滿。這些報告，有些是不實之辭，但是康熙帝深信不疑。最重要的是，他不僅為皇太子的暴行所氣惱，而且不滿皇太子的越位處事。他認為皇太子的行為是：“欲分朕威柄，以恣其行事也。”（《清聖祖實錄》卷二三三）

　　第二件事。康熙帝巡幸途中，剛滿7歲的皇十八子胤祄患了急性病，康熙帝十分焦慮，皇太子卻無動於衷。康熙帝一方麵疼愛年幼的皇十八子，一方麵又回想起十多年來一直耿耿於懷的一件事：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烏蘭布通之戰前夕，康熙帝出塞，途中生病，令皇太子與皇三子馳驛前迎。胤礽到行宮給皇父請安，看到天顏消瘦，竟沒有憂戚之意，也沒有良言寬慰。康熙帝認為這位皇太子“絕無忠愛君父之念”，讓他先回北京（《清聖祖實錄》卷一四七）。當時隻有16歲的胤礽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皇父的不滿，但是康熙帝認為這說明皇太子不孝，不堪重用。後來康熙帝在廢皇太子時說已包容了20年，就是把這件事作為起點的，可見此事給康熙帝留下多麽深的印象。當年君父生病，皇太子就不關心，現在幼弟生病，他還是這般冷漠。康熙帝氣憤地責備皇太子：“伊係親兄，毫無友愛之意。”但是皇太子不僅不接受批評，而且還“忿然發怒”（《清聖祖實錄》卷二三四）。這件事使康熙帝覺得皇太子實在冷漠無情，缺乏仁義之心。

　　第三件事。在返京途中，康熙帝發現皇太子夜晚靠近他的帳篷，從縫隙向裏麵窺視，便立即懷疑皇太子可能要“弑逆”。這件事也刺激康熙帝下決心立即廢掉皇太子。

　　初廢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初四日，康熙帝在巡視塞外返回途中，在布爾哈蘇台，召集諸王、大臣、侍衛、文武官員等至行宮前，垂淚宣布皇太子胤礽的罪狀：

　　第一，專擅威權，肆惡虐眾，將諸王、貝勒、大臣、官員恣行捶撻；

　　第二，窮奢極欲，吃穿所用，遠過皇帝，猶不以為足，恣取國帑，遣使邀截外藩入貢之人，將進禦馬匹，任意攘取；

　　第三，對親兄弟，無情無義，有將諸皇子不遺噍類之勢；

　　第四，鳩聚黨羽，窺伺朕躬，起居動作，無不探聽，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縫向內竊視；

　　第五，從前索額圖助伊潛謀大事，朕悉知其情，將索額圖處死。今胤礽欲為索額圖複仇，結成黨羽。朕未卜今日被鴆，明日遇害，晝夜戒慎不寧（《清聖祖實錄》卷二三四）。

　　羅列罪狀之後，康熙帝說：不能讓這不孝不仁的人為君。

　　康熙帝“且諭且泣，至於仆地”。諭畢，命將胤礽即行拘執（《清聖祖實錄》卷二三四）。

　　同日，康熙帝為了打擊皇太子集團的勢力，下令將索額圖的兩個兒子格爾芬、阿爾吉善及胤礽左右二格、蘇爾特、哈什太、薩爾邦阿等人“立行正法”。

　　就在同一天，皇十八子胤祄死。這對康熙帝來說，真是禍不單行，感情上受到沉重的打擊。康熙帝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廢斥皇太子。但廢斥之後，又很難過，憤恨、失望、惋惜、憐愛，複雜的心情，交織在一起，一連六日“未嚐安寢”，對諸臣談起此事，“涕泣不已”（《清聖祖實錄》卷二三四）。

　　九月十六日，康熙帝回到北京。命在皇帝養馬的上駟院旁設氈帷，給胤礽居住。又命皇四子胤禛與皇長子胤禔共同看守。當天，康熙帝召集諸王、貝勒等副都統以上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官員等於午門內，宣諭拘執皇太子胤礽之事。康熙帝親撰告祭文，於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廟、社稷。將廢皇太子幽禁鹹安宮，二十四日，頒詔天下。

　　皇太子從康煕十四年（1675年）初立，至康煕四十七年（1708年）初廢，長達33年之久。這時康熙帝55歲，皇太子35歲。為了培養皇太子，康熙帝可謂費盡苦心。廢皇太子一事使康熙帝悲憤疊加，格外痛心，心力交瘁。此時，康熙帝已經進入老年，而接班人卻變得渺茫。他哀求皇子們說：在同一時間裏發生皇十八子死和廢皇太子兩件事，心傷不已，你們仰體朕心不要再生事了。然而康熙帝的兒子太多，他在位時間又長，“夜長夢多”，皇子們早已形成了幾個利益攸關的政治集團。他們之間的爭鬥，不是爭奪房子、銀子、珠寶和土地，而是皇位。巨大的誘惑，使這種爭奪由表及裏，由隱到顯，由緩到急，由溫到烈，勢不能止。康熙帝廢掉皇太子的舉動不僅沒有製止這種爭奪，反而讓一些皇子仿佛看到了希望，因而儲位之爭更為激烈。



三、太子二立與太子二廢

　　胤礽被廢，皇太子位空缺，諸皇子立即為爭奪儲位而積極活動。

　　皇長子胤禔他的有利條件是：一則居長，二則原大學士明珠是其舅父，三則得到皇父的寵愛。為了爭奪儲位，他可謂煞費苦心：

　　第一，爭取立長。他錯誤地估計形勢，認為康熙帝立嫡不成，勢必立長。

　　但康熙帝對他的野心已有所察覺。康煕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初四日，宣布拘執胤礽同時，即明確宣諭：“朕前命直郡王允禔善護朕躬，並無欲立允禔為皇太子之意。允禔秉性躁急、愚頑，豈可立為皇太子？”（《清聖祖實錄》卷二三四）

　　第二，請殺允礽。胤禔利令智昏，竟奏請殺掉胤礽，說：“今欲誅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康熙帝聽了，非常驚異，意識到胤禔與胤禩結黨謀儲位，竟欲殺害胤礽，若是得逞，後果嚴重。康熙帝一再批評胤禔，指出其殺弟之念：不諳君臣大義，不念父子至情，天理國法，皆所不容。

　　第三，推薦胤禩。胤禔見自己奪儲無望，便想推薦與己關係密切的皇八弟胤禩（胤禩少時為長兄胤禔生母惠妃所撫養）。

　　第四，製造輿論。胤禔利用張明德相麵事，為胤禩製造輿論，說：“相麵人張明德曾相允禩，後必大貴。”康熙帝派人追查張明德相麵之事，查出不僅有相麵之事，而且有謀殺皇太子的企圖。

　　第五，鎮魘（yǎn）胤礽。皇三子胤祉向康熙帝揭發：皇長子與一個會巫術的人有來往。經查，發現胤禔用巫術鎮魘胤礽，陰謀暗害親兄弟，並有物證。其母惠妃出身微賤，向康熙帝奏稱胤禔不孝，請置正法。康熙帝不忍殺親生兒子，令革其王爵，終身幽禁，並將其所屬包衣佐領及人口，均分給皇十四子胤禵及皇八子胤禩之子弘旺。同時又警惕以明珠為首另一支外戚實力的增長。

　　皇八子胤禩胤禩精明能幹，在朝中有威望，黨羽多，聲勢大。胤礽被廢後，胤禩很有希望當皇太子。但康熙帝從相麵等事發現他有野心，“黨羽早相要結”，對張明德等謀刺皇太子事知情不舉；又發現胤禩署內務府總管事時，到處拉攏，妄圖虛名，將皇帝所賜恩澤、功勞歸於自己。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康熙帝痛斥胤禩道：“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誌，黨羽相結，謀害允礽。今其事敗露，即鎖係，交議政處審理。”胤禟告訴皇十四弟胤禵，胤禵進入，營救胤禩。康熙帝大怒，拔出佩刀，將誅胤禵。善良敦厚的皇五子胤祺上前，跪抱勸止，康熙帝憤怒少解。這件事情鬧得宮廷烏煙瘴氣（《清聖祖實錄》卷二三四）。同年十一月，複允禩為貝勒。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帝召滿漢文武大臣齊集暢春園，令從諸皇子（皇長子除外）中舉奏一位堪任皇太子之人，說：“眾議誰屬，朕即從之。”康熙帝的意思是複立皇太子。令諸臣推舉皇太子之前，康熙帝曾找李光地，詢問廢皇太子病“如何醫治，方可痊好”？試圖啟發臣下，複立胤礽。很明顯，胤礽的病由廢皇太子而引起，所以“解鈴還須係鈴人”，對症下藥，隻有複立。李答：“徐徐調治，天下之福。”李光地為少惹是非，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事，以致推舉時，諸臣將胤禩推舉出來。這次推舉過程是：“集議日，馬齊先至，張玉書後入，問：‘眾意誰屬？’馬齊言眾有欲舉八阿哥者。俄，上命馬齊勿預議，馬齊避去。阿靈阿等書‘八’字密示諸臣，諸大臣遂以允禩名上，上不懌。”（《清史稿》卷二八七《馬齊傳》）時馬齊為大學士，阿靈阿為領侍衛內大臣兼理藩院尚書。康熙帝指出：皇八子未曾辦理過政事；近又罹罪，其母出身微賤，故不宜立為皇太子（《清聖祖實錄》卷二三五）。康熙帝傳諭李光地，提醒說：“前召爾入內，曾有陳奏，今日何無一言？”這時諸臣才恍然大悟。

　　大家注意，這時的皇四子胤禛不露聲色，暗自韜晦，觀察窺測，等待時機。

　　康熙帝深惡皇子結黨，內外勾結，上下串聯，蓄謀大位。他說：“諸皇子有鑽營為皇太子者，即國之賊，法所不容。”

　　再立太子儲位空缺，諸子紛爭愈演愈烈，使康熙帝認識到有必要把這個缺位補上，以堵塞諸子爭儲之路。鑒於朝中保奏胤禩的勢力大、呼聲高，康熙帝考慮惟有用嫡長子抵製一途可行。後來他說：“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無奈，將不可冊立之允礽放出。”（《清聖祖實錄》卷二六一）所以，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初九日，以複立皇太子胤礽，遣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次日，分別將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晉封親王，七子胤祐、十一子胤晉封郡王，九子胤禟、十二子胤祹、十四子胤禵，俱封為貝子，胤禩在此前已複為貝勒。康熙帝試圖以此促進皇太子與諸皇子以及諸子之間的團結。

　　實際上，康熙帝重新認識到允礽的罪名原多不實。當初，他最懷疑胤礽企圖謀殺他，皇太子申訴說：“皇父若說我別樣的不是，事事都有，隻弑逆的事，我實無此心。”康熙帝聽了，不但未斥責皇太子，反而認為說得對，令將胤礽項上的鎖鏈取下（《文獻叢編》第3輯，《胤禑胤禟》）。

　　本來，自廢皇太子後，康熙帝就痛惜不已，無日不流涕，寢食不寧。他回想拘禁胤礽那天，“天色忽昏”，十八子胤祄病死；進京前一日，大風旋繞駕前；夜間夢見已故祖母太皇太後，遠坐不言，顏色殊不樂，與平時不同；皇後亦以皇太子被冤見夢（《清聖祖實錄》卷二三五）。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十九日，去南苑行圍，憶昔皇太子及諸阿哥隨行之時，不禁傷懷。終於在十月二十三日病倒。當日回宮，立即召見胤礽，並將召見胤礽事諭告臣下，謂：“自此以後，不複再提往事。”（《清聖祖實錄》卷二三五）此後經常召見胤礽，每“召見一次，胸中疏快一次”。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熙帝召科爾沁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領侍衛內大臣、都統、護軍統領、滿大學士、尚書等入宮，親自向他們宣布：“皇太子前因魘魅，以至本性汩沒耳。因召至於左右，加意調治，今已痊矣。”命人將禦筆朱書，當眾宣讀。諭旨內容為：

　　前執允礽時，朕初未嚐謀之於人。因理所應行，遂執而拘係之，舉國皆以朕所行為是。今每念前事，不釋於心，一一細加體察，有相符合者，有全無風影者。況所感心疾，已有漸愈之象，不但諸臣惜之，朕亦惜之。今得漸愈，朕之福也，亦諸臣之福也。朕嚐令人護視，仍時加訓誨，俾不離朕躬。今朕且不遽立允礽為皇太子，但令爾諸大臣知之而已。允礽斷不抱複仇怨，朕可以力保之也。（《清聖祖實錄》卷二三五）這是一份平反昭雪文書，意向已極明白，將要複立胤礽為皇太子。康熙帝召廢皇太子、諸皇子及諸王、大臣、都統、護軍統領等，進一步澄清事實，說胤礽“雖曾有暴怒捶撻傷人事，並未致人於死，亦未幹預國政”，“胤禔所播揚諸事，其中多屬虛誣”。接著，當眾將胤礽釋放。胤礽表示：“皇父諭旨，至聖至明。凡事俱我不善，人始從而陷之殺之。若念人之仇，不改諸惡，天亦不容。”（《清聖祖實錄》卷二三五）

　　皇太子雖複立，但原有的君儲矛盾並未解決，所以很快就又發生了嚴懲皇太子黨的事件。這次抓的是步軍統領托合齊。

　　嚴懲托合齊托合齊出身卑微，原為安親王家人，後轉為內務府包衣，曾任廣善庫司庫。以其為定嬪之兄、皇十二子允祹之舅，故受到康熙帝信任，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六月出任步軍統領。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二十日，以托合齊有病為由，將其解職；同時任命隆科多為步軍統領。托合齊被解職七天後，即十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暢春園大西門內箭廳召見諸王、貝勒、文武大臣等，宣稱：“諸大臣皆朕擢用之人，受恩五十年矣，其附皇太子者，意將何為也？”於是當場逐個質問刑部尚書齊世武、兵部尚書耿額等。眾人矢口否認結黨，康熙帝令鎖拿候審（《清聖祖實錄》卷二四八）。另外，命將已經解職的步軍統領托合齊，拘禁宗人府。

　　至次年四月，議處戶部尚書沈天生等串通戶部員外郎伊爾賽等，包攬湖灘河朔事例額外多索銀兩一案。經刑訊取供：刑部尚書齊世武受賄3000兩，步軍統領托合齊受賄2400兩，兵部尚書耿額受賄1000兩。這在貪汙大案中本是微不足道的數字，但因有皇太子黨一事，處罰特重。這三個人與主犯沈天生、伊爾賽等一樣，俱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命將尚書齊世武“以鐵釘釘其五體於壁而死”。另據《滿洲名臣傳8226;齊世武列傳》記載：齊被判絞之後，又改發遣伯都納，雍正二年（1724年）卒。十月二十九日，議托合齊將其“即行淩遲處死”，不久於監所病故，命將其“剉屍揚灰，不準收葬”。就是將托和齊的屍體剁了、燒了、揚灰了。其罪主要是：胤礽潛通信息，求托合齊等人，借助手中之權勢，“保奏”他盡早即帝位（《清聖祖實錄》卷二五〇）。這就是說，是皇太子在策劃逼皇父盡早讓位，因此，康熙帝怒不可遏。

　　再廢太子皇帝與儲君之間的矛盾，終於又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康熙帝決定再廢皇太子。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日，康熙帝巡視塞外回京當天，即向諸皇子宣布：“皇太子允礽自複立以來，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業斷不可托付此人。朕已奏聞皇太後，著將允礽拘執看守。”十月初一，以禦筆朱書向諸王、貝勒、大臣等宣諭重新廢黜胤礽的理由，主要是：

　　第一，從釋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顯露；

　　第二，數年以來，狂易之疾，仍然未除；

　　第三，是非莫辨，大失人心；

　　第四，秉性凶殘，與惡劣小人結黨。

　　康熙帝要求諸臣：“各當絕念，傾心向主，共享太平。後若有奏請皇太子已經改過從善、應當釋放者，朕即誅之。”（《清聖祖實錄》卷二五一）十一月十六日，將廢皇太子事遣官告祭天地、太廟、社稷。

　　康熙帝第二次廢黜皇太子，雖然並非如他自己所說“毫不介意，談笑處之”，但確實不像第一次時那麽痛苦。因為他發現，立皇太子就難免有矛盾；不立皇太子可能更好，因為這樣可以減少皇儲爭奪的內鬥。數月之後，針對有的官員奏請冊立皇太子，康熙帝答複說：

　　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並未預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預立皇太子。漢唐以來，太子幼衝，尚保無事；若太子年長，其左右群小結黨營私，鮮有能無事者。……今眾皇子學問、見識，不後於人，但年俱長成，已經分封，其所屬人員未有不各庇護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將來無事乎？（《清聖祖實錄》卷二五三）

　　皇十四子胤禵 皇十四子胤禵在幾位阿哥接連受挫後，積極活動，謀取儲位。他討好大臣，禮賢下士。曆史給他提供了一個或吉或凶的機遇。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命胤禵為撫遠大將軍，征討策旺阿拉布坦。行前，康熙帝親往堂子行祭告禮；親禦太和殿授印；胤禵乘馬出天安門，諸王、二品以上文武官員都到德勝門外軍營送行。胤禵稱“大將軍王”，用正黃旗纛。胤禟對胤禵說：“早成大功，得立為皇太子。”可見胤禵、胤禟等將這次出征立功，視為爭取皇儲的機會。但是，康熙帝病故時，胤禵恰巧不在宮廷，胞兄胤禛得以繼位。所以胤禵掛大將軍印出征，給他命運帶來的不是吉兆，而是凶訊。


四、曆史經驗與沉痛教訓

　　康煕帝晚年因其諸子皇位繼承糾葛，心境悲苦，大傷元氣，鬱結成疾，病情日重。他曾經說：“日後朕躬考終，必至將朕置乾清宮內，爾等束甲相爭耳！”這裏有個典故，說的是春秋五霸之一齊桓公的故事。齊桓公晚年五個兒子樹黨爭立，桓公剛死，諸子相攻，箭射在屍體上，其屍體在床上67日未入殮，以至蛆蟲爬出窗外。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終於抱憾而死。

　　作為一代聖主的康熙帝為什麽處理不好儲位繼承的問題？從他兩立兩廢皇太子的事情上，可以得到哪些啟示和經驗教訓？

　　第一，沒有處理好皇帝與儲君的矛盾。當時處於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向中央集權過渡時期，預立儲君，包括皇帝、滿洲貴族和儲君本人都一時無法適應這種新的情況。比如，實行儲君製度，就應當堅持儲君不禦政。皇太子禦政，必然引發皇太子與皇帝的權力衝突。皇太子禦政，必然從中植成黨羽，與皇權相爭。康熙帝一方麵改革前代的皇位繼承製度，建立儲君；另一方麵又讓太子領兵從政，派皇太子和其他皇子參與各種軍政事務，其本意是鍛煉和培養皇子，讓他們為國家建功立業。皇太子權勢的增長侵犯和威脅了皇權。無形中朝廷裏似乎要出現兩個中心，至高無上的皇權受到侵犯。康熙帝事與願違，陷入旋渦，遭到失敗。

　　第二，沒有處理好太子與皇子的矛盾。明朝諸王“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清朝諸王“內襄政本、外領師幹”，這樣太子與皇子便發生矛盾。康熙帝本意是培養教育皇子，卻使他們增長了對權力與財富的欲望。這不依康熙帝的意誌為轉移，也不是皇太子主觀意誌所決定的。諸皇子成人之後，賜封世爵，分撥人口，建立府第，設置官署，對內臨政，對外領兵。各自所屬人員又“各庇護其主”，甚而糾集黨羽。這本身就容易與皇權產生某種矛盾。如果設立皇太子，其地位高於諸王，近於皇帝，又必然為諸皇子所不容，使矛盾更趨複雜。康熙帝兩立兩廢皇太子，既是皇帝與儲君矛盾，也是太子與皇子矛盾尖銳化的集中表現。

　　第三，過早立儲使得太子日益貪婪驕奢。胤礽一歲立為皇太子，從此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事事、時時、處處與眾不同。身邊充滿了優越、榮耀、奉迎、吹捧，天長日久，目空一切，妄自尊大，驕奢暴戾。康熙帝在位時間又過長。皇太子與幼帝有所不同：皇太子有榮譽地位，而無重擔在身；有權力欲望，而無責任感，最容易驕奢不仁。後來雍正帝秘密建儲，既是為了防止儲君驕奢，也是為了避免皇子彼此廝殺。

　　第四，皇位繼承製度死結。清朝的皇位繼承，無論是漢族嫡長繼承製，還是滿洲貴族公推製，都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也就是沒有跳出“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的窠臼。隻有推翻帝製，實行共和，曆史才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清代立儲製，為康熙帝所創，雖思之久遠，卻事與願違。這不是康煕帝無能，而是皇位繼承製結下的苦果。後來雍正帝的“秘密建儲製”、慈禧太後的“懿旨立儲製”，都不能解開皇位繼承製度的死結。6歲的同治、4歲的光緒、3歲的宣統繼承皇位，說明大清皇朝已經走進“家天下”的死胡同。以民主共和製取代封建君主製，才是曆史之趨勢、世界之潮流、時代之必然、民眾之所望。

　　相關推薦書目

　　（1）［法］白晉：《康熙皇帝》，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2）孟昭信：《康熙皇帝大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

　　（3）楊珍：《康熙皇帝一家》，學苑出版社，1994年

　　（4）白新良主編：《康熙皇帝全傳》，學苑出版社，1994年

　　（5）陳捷先：《康熙寫真》，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6）閻崇年：《清朝皇帝列傳》，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第五講 雍正奪位之謎

一、雍正其人

　　康熙皇帝是一位長壽多子的皇帝。他一共有55個子女，其中35個兒子、20個女兒。在35個兒子中，成年且受冊封者20人；在20個女兒中，長大成人並下嫁者8人。雍正皇帝胤禛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

　　胤禛的母親烏雅氏，是滿洲正黃旗、護軍參領威武的女兒。烏雅氏生了3個兒子，就是皇四子胤禛、皇六子胤祚（6歲殤）和皇十四子胤禵（原名胤禎）；另外還生了3個女兒。胤禛從小受孝懿仁皇後（康熙生母孝章皇後的侄女）養育，年幼的胤禛因她而尊貴。

　　胤禛過了整整45年的皇子生活，下麵就從不同的角度對他這些年的生活加以介紹：

　　第一，好學上進。胤禛像他的兄弟一樣，受到全麵而係統、嚴格而良好的教育。他的長兄胤禔，生於康熙十一年（1672年），比他年長6歲；二兄胤礽，生於康熙十三年（1674年），比他年長4歲，2歲便被立為皇太子；三兄胤祉，生於康熙十六年（1677年），比他年長1歲。胤禛從7歲開始，同他的3位兄長到上書房（又作尚書房）讀書。他有時在宮城的上書房讀書，有時在暢春園的無逸齋讀書。他的師傅主要有大學士張英、徐元夢和侍講顧八代等人。他們都是當朝一流的學者。他學的功課，一種是儒家經典，主要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詩》、《書》、《禮》、《易》、《春秋》；一種是滿洲的“國語騎射”，就是滿洲語文與騎馬射箭；另一種是蒙古語文；還有作詩、書法等。胤禛的書法，造詣很高，筆力蒼勁，有一些作品流傳至今，可作明證。

　　讀書是學習，實踐也是學習。他經常隨從皇父，或舉行祭祀，或軍事出征，或塞外行圍，或巡視地方，或代理政務，或關心旗務。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9歲的胤禛同大阿哥胤禔、二阿哥皇太子胤礽、三阿哥胤祉，隨皇父巡行塞外。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11歲的胤禛同大阿哥、三阿哥隨皇父到遵化昌瑞山孝陵旁，為清太宗孝莊文皇後梓宮“暫安奉殿”祭祀。二十九年（1690年），舅舅佟國綱在反擊噶爾丹南犯的烏蘭布通之役中陣亡，靈柩到京，受皇父之命，胤禛同大阿哥迎接靈柩。同年再隨皇父同三位阿哥到遵化孝莊太皇太後“暫安奉殿”祭祀。三十二年（1693年），16歲的胤禛同皇太子等侍從皇父巡視畿甸水利。經南苑、永清、霸州、雄縣，從雄縣十裏堡乘船到苑家口，途中登河堤、閱堤工，見舊堤多處坍塌。康熙帝說：如渾河泛溢，大城、文安等必受水災；命估算所需費用，增固河堤，以防水患。同年十月，曲阜孔廟重修落成，胤禛受皇父之命，同三阿哥胤祉前往祭祀。

　　第二，結婚封王。胤禛皇子生活中有兩件大事：結婚與受封。康熙三十年（1691年），14歲的胤禛奉父命同內大臣費揚古（隸滿洲正黃旗）的女兒烏拉那拉氏成婚。康熙帝冊封那拉氏為胤禛的嫡福晉。父以女貴，費揚古後官至步軍統領，正一品，死後追封為一等承恩公。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1歲的胤禛受封為貝勒，大阿哥胤禔（27歲）、三阿哥胤祉（22歲）被封為郡王，他的五弟胤祺（20歲）、七弟胤祐（19歲）、八弟胤禩（18歲）也被封為貝勒。按清朝的規定，皇子封爵由高到低依次為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次年，康熙帝為諸皇子建府邸。“禛貝勒府”（又稱四貝勒府）建成後，胤禛從皇宮阿哥住所遷往府邸居住。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32歲的胤禛被封為雍親王，這裏就成為雍親王府。胤禛繼承皇位後，原雍親王府賜給皇十三弟胤（允）祥。後來乾隆帝將其改為雍和宮，就是今北京雍和宮。

　　第三，誠孝皇父。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皇太子胤礽被廢。這是一件震動朝野的政治大事，也是一件震驚廟社的宗室大事。胤禛時年31歲，此後15年間，曆史對他進行烈火般的考驗，也為他登上皇位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胤禛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賴和喜歡，是自己一生事業中最為重要的事情。他抱定一項宗旨，就是誠孝皇父。胤禛自己曾說：“四十餘年以來，朕養誌承歡，至誠至敬，屢蒙皇考恩諭。諸昆弟中，獨謂朕誠孝。”如在諸皇子爭奪皇位激烈之時，他既不明著參加競爭，且勸慰皇父寬心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廢皇太子後，大病一場。胤禛入內，奏請選擇太醫及皇子中稍知藥性者胤祉、胤祺、胤禩和自己檢視方藥，服侍皇父吃藥治療。康熙帝服藥後，病體逐漸痊愈。康熙帝最早對皇太子胤礽產生不滿，就是因為在生病時，年少的胤礽不懂得對皇父示孝。胤禛則學習皇父康熙帝對孝莊太皇太後之孝，對皇父始終是“誠”與“孝”，最終得到了回應。

　　第四，友愛兄弟。胤禛知道，處理好兄弟之間的關係，是僅次於誠孝皇父的重要事情。胤禛的34個兄弟中，其時最主要的是年滿20歲以上的11位兄弟。他在處理兄弟之間關係時，主要原則是“不結黨”、“不結怨”。在康熙帝第一次、第二次廢太子之後，有一定強勢的皇子都結成不同的朋黨。諸兄弟之間，結黨必結怨。胤禛沒有參加皇太子黨，也沒有參加皇長子黨，更沒有參加皇八子黨。他超然於兄弟們的朋黨之外。或者說，他在兄弟角逐皇儲時，采取一種不附不和、不排不斥的中庸態度。這種態度，使他躲避開來自皇父與兄弟兩方麵的矢鏃，而安然無恙。最後在眾兄弟被或廢黜、或囚禁、或疏離、或厭倦的情況下，胤禛登上寶座，成為大清第五任皇帝。

　　除了不結黨、不結怨之外，胤禛還友愛兄弟。他在隨駕出京途中，作《早起寄都中諸弟》詩說：“一雁孤鳴驚旅夢，千峰攢（zǎn）立動詩思。鳳城諸弟應相憶，好對黃花泛酒卮（zhī）。”表明他願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再如皇太子第一次被廢，胤禛非但沒有落井下石，而且給以關照。胤礽初被幽禁在上駟院旁所設的氈帷裏，皇長子胤禔和皇四子胤禛看守。胤礽說皇父所斥“弑逆”一事，實為烏有，請代奏明。胤禔不答應。胤禛說：“你不奏，我就奏。”胤禔隻好代奏。康熙帝聽了後說奏得對，命將胤礽身上的鎖鏈去掉。後來，康熙帝曾說：“前拘禁胤礽時，並無一人為之陳奏，惟四阿哥性量過人，深知大義，屢在朕前為胤礽保奏。”胤禛的幾位弟弟胤禟、胤祹、胤等封為貝子時，他啟奏說，願意降低自己的爵位，以提高弟弟們的世爵。胤禛這種乖巧的做法，既博得皇父的歡欣，也討得諸弟的好感。

　　第五，勤慎敬業。胤禛盡量避開皇儲爭奪的矛盾，極力表現自己不僅誠孝皇父、友愛兄弟，而且勤勉敬業。他結婚之後，多次受皇父之命，參與重大政治與祭祀活動。胤禛的足跡所至，遍及東西南北中——東向，至少5次到東陵祭祀，還到關外祭祀三陵——永陵、福陵和昭陵；西向，隨皇父西巡五台山；南向，隨皇父兩次南巡；北向，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隨皇父巡視塞外，以後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先後10餘次到塞外；京畿，5次隨皇父巡視京畿，治理永定河，察看水利，並寫詩紀事：

　　帝念切生民，鑾輿冒暑行；

　　繞堤翻麥浪，隔柳度鶯聲；

　　萬姓資疏浚，群工受準程；

　　聖心期永定，河伯助功成。

　　此外，他還察勘倉儲糧穀。特別是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跟隨皇父遠征噶爾丹，領正紅旗大營，軍旅生活使他受到了鍛煉。康熙六十年（1721年）三月，胤禛受命同三阿哥胤祉率大學士王頊齡等磨勘（複核）會試中式的原卷。總之，自結婚後30年的實際磨煉，使他對社會、對人生，對政治、對朝政有了深刻的認識與深切的體驗，為其後來登上皇位準備了條件。

　　第六，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兩個特點：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關於他“喜怒不定”這一點，康熙皇帝曾經在給胤禛的諭旨中指出過。後來胤禛央求皇父說：今臣年逾三十，請將諭旨內“喜怒不定”四字，恩免記載。康熙帝因為“十餘年來實未見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處”，因諭：“此語不必記載！”胤禛還有性格急躁的毛病。他曾對大臣說：“皇考每訓朕，諸事當戒急用忍。屢降旨，朕敬書於居室之所，觀瞻自警。”胤禛繼位後，命做“戒急用忍”吊牌，為座右銘，用以警示。

　　第七，韜光養晦。他的心腹戴鐸，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為他出謀劃策道：

　　上有天縱之資，誠為不世出之主；諸王當未定之日，各有不並立之心。論者謂：處庸眾之父子易，處英明之父子難；處孤寡之手足易，處眾多之手足難。何也？處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長，恐其見棄，過露其長，恐其見疑，此其所以為難。處眾多之手足也，此有好（hào）竽，彼有好瑟，此有所爭，彼有所勝，此其所以為難。而不知孝以事之，誠以格之，和以結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間，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無所疵，其諸王阿哥之中，俱當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為忌，無才者以為靠。（《文獻叢編》第三輯《戴鐸奏折》）

　　戴鐸首先分析了當時形勢：皇上強勢，諸王並爭。接著提出應對謀略——誠孝事上，適露所長，掩蓋所短，避免引起皇父疑忌；友愛兄弟，大度包容，和睦忍讓，讓有才者不嫉妒，無才者相依靠。雍正帝基本上按照上述策略，既不結黨，也不鑽營，而是暗自韜晦，八麵玲瓏，等待時機。而諸兄弟中，實力雄厚的皇太子胤礽、皇長子胤禔、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一個接一個地嶄露頭角，結果一個又一個地不幸落馬，而胤禛卻一步一步地繞過爭奪皇位航程中的險灘暗礁，終於登上皇帝的寶座。

　　第八，善抓時機。康熙帝臨終時，胤禛緊緊地抓住曆史機遇，堅決、果敢地登上皇帝寶座，成為最後的贏家。但是，他的繼位也留下了許多曆史疑問，280多年來成為曆史學者和民間傳說說不盡的話題。


二、繼位疑問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往南苑圍獵，十一月初七日生病，前往暢春園居住、養病。初九日發出聖旨，說患了感冒，不要緊，但需要靜養齋戒，所以初十日到十五日期間，不受理奏章。冬至的祭天大禮，由皇四子胤禛代行。十三日清晨，康熙帝病重，急忙召見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共七個皇子和步軍統領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成大統，著繼朕即皇帝位。”接著，康熙帝命從天壇齋所召回皇四子胤禛，改派鎮國公吳爾占祭天。這時，康熙帝其他的幾位皇子，長子胤禔被監守，次子即廢太子胤礽被禁錮，五子胤祺因為冬至將臨而被派往孝陵行祭禮，十四子胤禵正在西部領兵作戰，而幾位年幼的皇子十五子胤禑、十七胤禮、二十子胤禕當時跪在康熙帝寢宮外，還沒有聆聽皇父諭旨。

　　十一月十三日當天，雍親王胤禛從天壇趕到暢春園，短短一天裏，他被康熙帝召見了三次。但是他的皇父並沒有當麵對他說讓他繼承皇位之事。

　　當晚戌時（19～21時），康熙帝駕崩。步軍統領隆科多向胤禛傳達康熙帝的遺旨。也就是從這一刻起，胤禛雖然沒有繼承大位，但是擔負起新君的責任。

　　十三日夜間，胤禛指揮將康熙帝遺體運回紫禁城乾清宮。“相傳隆科多護皇四子回朝哭迎，身守闕下。諸王非傳令皆不得進。次日至庚子（十九日），九門皆未啟”（蕭奭《永憲錄》卷一）。就是說雍親王胤禛和隆科多護送康熙帝遺體回到乾清宮，並下令他的兄弟非有令不得進入皇宮。等他宣布繼承皇位七天後，才許皇兄弟到大行皇帝靈前哭奠。

　　十四日，宣布大行皇帝龍馭上賓；傳大行皇帝留下遺詔，命雍親王嗣位；命胤禩、胤祥、大學士馬齊和尚書隆科多為總理事務大臣；召十四阿哥胤回京參加皇父葬禮；京城九門關閉，禁止出入。

　　十六日，頒布大行皇帝遺詔。

　　十九日，胤禛遣官告祭天壇、太廟、社稷壇，京城九門開禁。

　　二十日，雍正帝在太和殿舉行登極大典，改年號為“雍正”。即位詔書中說：“皇考升遐之日，詔朕纘承大統。”

　　自第二次廢儲之後，從史料中可以看出：康熙帝對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以及皇十四子允格外地關顧，也使日後史家們認為這三位皇子應是康熙皇帝最後皇儲屬意的人選。但是以地位、名望來說，允祉因年長應高過諸弟，而允又是超過他的兩位長兄受到特殊榮寵。雍親正胤禛可以說在朝內外的威望和受康熙帝的重用方麵都不如他的上述兩位兄弟。最後他卻入承大統，因而受到很多人的懷疑，生出許多種說法：

　　第一，“毒死康熙”說。雍正帝即位不久，在京中就傳出雍正篡位的傳聞。有人說：

　　聖祖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就進一碗人參湯，不知如何，聖祖皇帝就崩了駕。（《大義覺迷錄》）

　　不錯，康熙帝晚年，身體不佳，“諸病時發”、“頭暈目眩”、“手抖頭搖”、腿腳腫脹，有時走路都需要人扶掖。在當時能活到近70歲，已經算是高齡了。但是，康熙帝懂中醫中藥，還會開藥方，又一向反對用人參進補。康熙帝說過：“北人於參不合。”他是不會喝人參湯的。胤禛作為康熙帝的孝子，是應當知道皇父的喜好的，他為了盡孝心，不會違背皇父的好惡，而自討沒趣。所以，說胤禛用人參湯毒死康熙帝是不可信的。如果確有其事，雍正帝也不會在為自己辯誣的《大義覺迷錄》中予以公開。

　　第二，“不入東陵”說。有人說雍正帝死後不葬在清東陵，而葬在清西陵，說明他得位不正，不願意、也沒有臉麵在地下見他的祖父順治、父親康熙。這一點，可以看作一種民間的說法，但不能作為雍正帝得位不正的曆史根據。

　　第三，“傳位於四子”說。雍正帝剛剛即位，就傳出“雍正黨人”將康熙遺詔“傳位十四子”，篡改作“傳位於四子”的說法：

　　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將“十”字改為“於”字。……先帝欲將大統傳與允，聖祖不豫時，降旨召允來京，其旨為隆科多所隱，先帝殯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傳旨遂立當今。

　　上麵是《大義覺迷錄》中的記載，文中“聖祖”是康熙帝的廟號，“皇上”是指雍正帝。“允”是雍正帝的同母弟，隆科多則是當時北京的步軍統領。

　　此屬傳聞，不為史實。因為如果康熙帝真有“傳位於四子”的遺囑，按照當時行文習慣，應當寫作——“傳位於皇四子”。因此，其一，“十”字很難改成“於”字；其二，有人從文獻中找出“於”與“於”通用的例證，但正式官方文獻要用規範的漢字；其三，“傳於四子”不合當時規範，因為官方文件都要尊稱皇帝的兒子為皇某子，胤禛稱為皇四子、允稱為皇十四子等；其四，況且當時如此重要的遺囑，應同時以滿、漢兩種文字書寫，漢字可以修改，滿文又豈能改“十”為“於”？所以此說不確，是屬無稽之談。

　　皇十四子胤禵的確是康熙帝晚年被列入接班人候選名單，但是，目前還沒有發現康熙帝確定要傳位於皇十四子胤的文獻或檔案的證據。康熙帝病重時，他緊急召回的是胤禛，而沒有召回皇十四子胤禵和在東陵的皇五子胤祺。這從一個側麵說明康熙帝沒有要傳位給胤的旨意。如果康熙帝真有意要他繼位，為什麽讓他遠離京城、遠離皇帝身邊呢？尤其是康熙帝當時已年老多病，而且時常怕被人殺害。誠如雍正帝所說：“豈有將欲傳大位之人，令其在邊遠數千裏外之理？”

　　第四，“兄弟不服”說。《大義覺迷錄》與《清聖祖實錄》都是禦用官員們編寫的，傳位問題的可信度很有懸疑。而當時人所寫的《皇清通誌綱要》與《永憲錄》二書中，都沒有七位皇子聆聽康熙帝遺旨的記載，這說明當時根本就沒有發生這件事。另外，雍正帝說皇八弟允禩在康熙帝死後，在暢春園中“並不哀戚，乃於院外倚柱，獨立凝思，辦派事務，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憤可知”。而皇九弟允禟在雍正喪父悲痛之時，他“突至朕前，箕踞對坐，傲慢無禮，其意大不可測，若非朕鎮定隱忍，必至激成事端”。學者們認為這兩位兄弟的表情與行為，正是說明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突然聽到隆科多的“口授末命”，而才有如此憤恨心態與冒失行動的。

　　第五，“編造遺詔”說。雍親王皇四子胤禛繼位的主要依據是《康熙遺詔》。這份《康熙遺詔》有的學者認為是真的，因為《清聖祖實錄》和檔案都可以證明它的存在；有的學者認為是偽的，因為“實錄”和“檔案”都是雍正帝掌權後命大臣們根據自己意旨編寫的。這份詔書是真、是偽？我認為是半真半偽，為什麽？《康熙遺詔》的文字，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部分，其前一部分是將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諭旨加以修改，移植到傳位詔書裏。當時，康熙遺詔的《上諭》凡2211字，最後康熙帝說：“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朕言不再。”（《清聖祖實錄》卷二七五）說真，是《遺詔》大段文字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宣布的；說偽，是《康熙遺詔》中最關鍵的一句話：“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無法證明這是真的。一些學者認為：雍正帝命人對康熙帝遺命加以文字修改，將上述文字加到《康熙遺詔》中。

　　第六，“玉牒易名”說。雍正帝名字叫胤禛（zhēn），他的皇十四弟叫胤禎（zhěn）。“禎”字有兩種讀音：一讀zhēn，一讀zhěn。胤禛做了皇帝之後，他的名字要避諱，字音要避諱，字形也要避諱。所以，雍正帝命他的兄弟將名字中的“胤”字，改為“允”字，以示避諱；同時，命皇十四弟胤禎改名允。後將記載皇室譜係《玉牒》中胤禎的名字做了挖改。因此有人說：康熙帝遺囑是傳位皇十四子“胤禎”，因“胤禎”與皇四子“胤禛”字形、字音相近，胤禛遂取而代之。這就是“玉牒易名”說。“禎”與“禛”在竄改上很容易，這就是“玉牒易名”說的由來。根據史料記載，皇十四子確實原名“胤禎”，現在見到的冊封皇十四子為撫遠大將軍的敕書，以及封皇十四子為貝子的原始文件，都寫著“胤禎”；康熙《諭宗人府》的檔案中，寫著皇四子的名字為“胤禛”，所以他們兄弟確實是以“禛”與“禎”命名的。康熙帝後來排序皇子的名字，都帶“示”部。雍正做了皇帝以後，將皇十四弟的“禎”改成“”，為了顯示唯我獨尊，不能證明雍正帝因篡位而令其改名。

　　第七，“臨終口諭”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病重。《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記載：

　　寅刻，召皇三子誠親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貝勒允禩、皇九子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禦榻前，諭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聞召馳至。巳刻，趨進寢宮。上告以病勢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進見問安。戌刻，上崩於寢宮。（《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三〇〇）

　　上述記載，有人認為是事後偽造的：

　　既然將繼位大事告訴七位兄弟和隆科多，為什麽不告訴當事人胤禛？況且，當時人寫的《皇清通誌綱要》中，沒有記述七位皇子在病榻前聽到康熙帝遺命的事，反而在記載康熙死亡事前，寫些“時領侍內大臣六人”某某某，“大學士五人”某某某，其中都沒有隆科多的名字！可見這段記載是偽造的，所以認為雍正帝是篡位。

　　第八，“口授末命”說。很多人懷疑隆科多“口授末命”之事。胤禛在康熙帝病危當天，曾三次到暢春園清溪書屋病榻前，康熙帝說：“朕病勢日臻”，可見還沒有糊塗。但為什麽康熙帝沒有把指定他為繼承人的事直接當麵告訴他？“口授末命”的人為什麽是隆科多一位大臣？其他大臣為什麽沒有在場？而隆科多後來又說出“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將至之時”的話？有學者認為：這足可以證明他確是“口授末命”的人。還有學者指出：“隆科多當時不是大學士、也不是領侍衛內大臣，官階隻是九門提督、護軍統領，以他的地位而言，他不夠資格成為皇帝臨終時的唯一受命者。”康熙皇帝怎麽會在病重時不召集大臣王公們一起來聽他的“口授末命”呢？竟然隻把傳位事悄悄地告訴隆科多一人呢？而且《皇清通誌綱要》和《永憲錄》都不見記載。

　　第九，“死無對證”說。有七位皇子在暢春園皇帝病榻前聽到傳位口詔以及隆科多“口授末命”的事，是雍正帝登極以後第七年才由雍正帝下令寫在《大義覺迷錄》裏。當時跟雍正帝爭鬥的重要敵對人物幾乎都已死亡，此時，雍正帝編造出康熙帝口授《傳位遺詔》的事，已是死無對證了。為什麽雍正帝不在即位時就公告天下呢？

　　第十，“殺人滅口”說。雍正帝的同父同母兄弟允回京奔喪，對雍正帝的態度相當不尋常，而雍正帝最後將他監禁，是不是“先帝欲將大統傳與允”的旁證？雍正帝其他敵對兄弟幾乎沒有一個得到善終的，這算不算是早年繼位之爭的“秋後算賬”？

　　這些問題在以前都認為是雍正奪嫡或篡位的證據。尤其是對雍正繼位在內外有擁立大功的隆科多與年羹堯的命運，頗為耐人尋味。

　　隆科多，滿洲鑲黃旗人，是皇親國戚中的特殊人物。他是康熙帝舅父佟國維的兒子，是康熙皇後佟佳氏的弟弟。康熙帝晚年任理藩院尚書、步軍統領。康熙帝死時，惟有隆科多一人傳遺詔由雍親王繼位。康熙帝報喪，隆科多提督九門、衛戍京師。雍正帝繼位，隆科多說：“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將至之時。”隆科多雖受賜襲一等公、吏部尚書、加太保等，仍被定41款大罪，命在暢春園外建屋三間，永遠禁錮。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於禁所。隆科多最初是皇長子允禔的支持者，後又投靠皇八子允禩，他同雍親王的關係並不密切。康熙帝死亡前夕，他權衡輕重，決定協助皇四子胤禛得位，可以獲得最多好處，結果也沒有得到好下場。

　　年羹堯，漢軍鑲白旗（《清史稿》作鑲黃旗）人，父遐齡官至湖廣總督，遐齡女事胤禛潛邸，後為雍正帝皇貴妃。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進士，入翰林院。侍讀學士，任四川巡撫、定西將軍，在青藏有軍功。雍正帝繼位，委以重任，召撫遠大將軍胤禵還京師，命羹堯管理大將軍印務。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以年羹堯《賀疏》中有“夕惕朝乾”（應作“朝乾夕惕”）等因，命罷其將軍，盡削其官職。同年，定年羹堯92款大罪，令其獄中自裁，斬其子年富，餘子年15歲以上皆戍極邊。

　　隆科多以元舅之親，受顧命之重；年羹堯以貴妃之兄，獲多戰之功。他們二人的命運或者與他們“知進不知退，知顯不知隱”的恃寵而驕有關，但是不是雍正皇帝的“殺人滅口”呢？是不是“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這條鐵則的再次重複呢？

　　總之，雍正帝繼位是一樁疑案，這個曆史的謎團至今也沒有完全解開。現代的學者對此主要有四種意見，下麵一一加以分析：

　　第一，“雍正奪嫡”說。清朝的皇位繼承，沒有實行嫡長製。在清太祖、太宗時，皇位繼承人采用滿洲貴族會議公推製。清世祖福臨首用遺命製，即在臨終前指定皇三子玄燁為皇位繼承人，就是康熙皇帝。康熙帝的皇位繼承，先是指定嫡長子胤礽為皇太子，繼而廢，廢而立，又再廢，所以康熙帝生前沒有立嫡。既然清朝沒有實行“嫡長製”、康熙帝生前也沒有公開立嫡，那麽，雍正帝何嫡之可奪？所以不能說雍正帝繼位是“奪嫡”。

　　第二，“雍正篡位”說。雍正帝既不是“奪嫡”，那麽是不是篡位呢？到現在為止，沒有文獻或檔案材料證明——康熙帝臨終前公開、正式冊立儲君。比如說，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篡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唐太宗策動“玄武門之變”，奪了他兄長的位。那麽，雍親王篡位“篡”的是誰的位？說不清楚。所以，我認為“雍正篡位說”不能成立。

　　第三，“合法繼位”說。主要根據是文獻《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和檔案《康熙遺詔》。

　　第四，“雍正奪位”說。雍正帝既不是奪嫡，也不是篡位，又不是合法繼位，許多議論集中到“雍正奪位”的問題上。這裏，牽扯到《康熙遺詔》。雍正帝即位時宣布的《康熙遺詔》，不是康熙本人書寫的，而且在康熙帝逝世三天後才宣布，因此有人認為雍正帝編造遺詔。《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記載康熙帝臨死前留下遺詔，今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和台北故宮博物院各存有《康熙遺詔》檔案。因此，引出《康熙遺詔》真偽的爭論。一種看法認為，因為《遺詔》是雍正帝編纂的，所以不能作為雍正帝合法繼位的可靠依據，雍正帝是篡位。另一種看法認為，雖然《遺詔》是雍正帝編纂的，但有依據：第一部分內容，《聖祖實錄》有記載；第二部分內容中最關鍵的，是依據康熙帝的臨終遺命。當時親耳聽到這番遺命的除了隆科多之外，還有康熙帝的七位皇子，他們在當時並沒有對此提出異議。所以，盡管這份遺詔是雍正帝編纂的，但是內容體現了康熙帝的遺願，所以隻能說雍正帝是奪位，而不是篡位。


三、欲蓋彌彰

　　雍正帝的皇位，是正取還是逆取？從胤禛登極至今280餘年以來，既是學術界激烈爭議的問題，也是演藝界火爆炒作的題目。曆史是勝利者的記錄，正史不會、也不可能對雍正帝逆取皇位作出記載。康熙帝生前未立皇位繼承的遺詔，也不會留下一鱗半爪暗示皇位繼承的文獻。但是，自康熙帝賓天，雍正帝繼統起，便有皇位出自篡奪的傳聞異說。

　　雍正帝為此親撰上諭駁斥，編纂《大義覺迷錄》一書，就“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好諛”、“任佞”等十項大罪，進行自辯，頒行天下。然而，事與願違，弄巧成拙，欲蓋彌彰，愈描愈黑，留下生動而曲折的曆史故事。

　　雍正帝繼承皇位之日，就麵臨著兄弟們的不滿和挑戰。當時有條件同胤禛競爭儲位年滿20歲的兄弟共有13人：即雍正帝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礻我、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和十七弟允禮。此外，六弟允祚、十一弟允禌已死，十六弟允祿出繼。雍正帝對這些兄弟常懷有一種恐懼和仇恨，他不惜以非常的手段來堵住他們的嘴。

　　大阿哥允禔在太子廢立中得罪皇父，被奪爵，幽於第。康熙帝派貝勒延壽等輪番監守，並嚴諭：疏忽者，當族誅。允禔已成為一隻不再見天日的死老虎。雍正十二年（1734年）死，以貝子禮殯葬。

　　廢太子允礽被禁錮在鹹安宮，但雍正帝仍不放心。他一方麵封其為理郡王；另一方麵又命在山西祁縣鄭家莊蓋房駐兵，將允礽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年），允礽死去。

　　三阿哥允祉本不太熱心皇儲，一門心思編書，但也受到牽連。雍正帝即位後，以“允祉與太子素親睦”，命“允祉守護景陵”，發配到遵化為康熙帝守陵。允祉心裏不高興，免不了私下發些牢騷。雍正帝知道後，幹脆將允祉奪爵，幽禁於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年）死，以郡王禮殯葬。

　　五弟允祺康熙帝親征噶爾丹時，曾領正黃旗大營，後被封為恒親王，其子恒升為世子。允祺沒有結黨，也沒有爭儲，隻想做個平安皇子。但是，雍正帝即位後，借故削恒升世子爵。雍正十年（1732年），允祺死亡。

　　七弟允祐雍正八年（1730年）死。

　　八弟允禩是雍正帝兄弟中最為優秀、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皇太子之廢也，允禩謀繼立，世宗深憾之”。允禩為謀繼位，同大阿哥允禔、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十四阿哥允等結黨。所以，雍正帝繼位後，視允禩及其黨羽為眼中釘、肉中刺。允禩心裏也明白，常怏怏不樂。雍正帝繼位，耍了個兩麵派手法：先封允禩為親王——其福晉對來祝賀者說：“何賀為？慮不免首領耳！”這話傳到雍正帝那裏，後命將福晉趕回娘家。不久，借故命允禩在太廟前跪一晝夜。後命削允禩王爵，圈禁於高牆，改其名為“阿其那”。“阿其那”一詞，學者解釋有所不同，過去多認為是“豬”的意思，近來有學者解釋為“不要臉”。允禩被幽禁，受盡折磨，終被害死。後來乾隆帝給他的這位叔父平反：“未有顯然悖逆之跡”，恢複原名，收入《玉牒》。

　　九弟允禟因同允禩結黨，也為雍正帝所不容。允禟心裏明白，私下表示：“我行將出家離世！”雍正帝哪能容許允禟出家！他借故命將允禟革去黃帶子、削宗籍，逮捕囚禁。改允禟名為“塞思黑”。“塞思黑”一詞，過去多認為是“狗”的意思，近來有學者亦解釋為“不要臉”。不久給允禟定28條罪狀，送往保定，加以械鎖，命直隸總督李紱幽禁。允禟在保定獄所備受折磨，以“腹疾卒於幽所”，傳說是被毒死的。後乾隆帝給其九叔允禟“複原名，還宗籍”。

　　十弟允因黨附允禩，為雍正帝所恨。雍正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來京病故，送靈龕還喀爾喀（今蒙古共和國），命允齎印冊賜奠。允稱有病不能前行，命居住在張家口。同年借故將其奪爵，逮回京師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才開釋，後死。

　　十二弟允祹 康熙末年任鑲黃旗滿洲都統，很受重用，也很有權，但沒有結黨謀位。雍正帝剛即位，封允祹為履郡王。不久，借故將其降為“在固山貝子上行走”，就是從郡王降為比貝勒爵位還低的貝子，且不給實爵，僅享受貝子待遇。不久，又將其降為鎮國公。乾隆即位後被進封為履親王。這位允祹較其他兄弟氣量大，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享年79歲。

　　十四弟允禵雖與雍正帝一母同胞，但因他黨同允禩，又傳聞康熙帝臨終前命傳位“允禎”而雍親王黨篡改為“允禛”，所以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帝即位，先是不許撫遠大將軍進城吊喪，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將其父子禁錮於景山壽皇殿左右。乾隆帝繼位後，將其十四叔開釋。

　　十五弟允禑康熙帝死後，雍正帝命其守景陵。

　　此外，尚有兩人受到雍正帝的優待——就是其十三弟允祥和十七弟允禮。允祥，曾被康熙帝幽禁，原因不詳。雍正帝繼位，即封允祥為怡親王，格外信用。允禮，雍正帝繼位封為果郡王，再晉為親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繼任宗人府宗令、管戶部。允祥和允禮顯然早加入“胤禛黨”，隻是康熙帝在世時，十分隱秘，未曾暴露。

　　應當說，雍正帝兄弟之間、君臣之間，彼此猜忌，相互殘殺，既是家族鬥爭，也說明雍正帝的繼位是一次激烈的宮廷鬥爭。

　　相關推薦書目

　　（1）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2006年

　　（2）馮爾康：《雍正傳》，人民出版社，1985年

　　（3）李國榮、張書才：《實說雍正》，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4）［日］楊啟樵：《揭開雍正皇帝隱秘的麵紗》，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年

　　（5）陳捷先：《雍正寫真》，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6）閻崇年：《正說清朝十二帝》（增訂圖文本），中華書局，2006年


第六講 乾隆生母是誰

一、野史傳說

　　清末民初，反清排滿的風氣很盛，出現了很多有關清帝的野史傳說。乾隆帝生母疑案，更是被炒得街談巷議，沸沸揚揚。我歸納一下，主要有四說：

　　第一，南方傻姐說。民國時期曾任國務總理的熊希齡，從“老宮役”口中，聽到乾隆帝生母的故事，並對胡適講道：“乾隆帝之生母為南方人，渾名‘傻大姐’，隨其家人到熱河營生。”這種傳說因《胡適之日記》而流傳甚廣。弘曆（乾隆帝）出生時，胤禛已是雍親王，他怎麽會納一位“傻大姐”為福晉呢！這純屬齊東野語，毫無根據，不必相信，也毋需論。

　　第二，承德貧女說。晚清湖南王闓運曾經做過曾國藩的幕僚，還做過大學士肅順的西席（家庭教師），交遊甚廣，熟諳掌故，又是晚清著名詩人。王闓運在《湘綺樓集8226;今列女傳》中，說：

　　孝聖憲皇後，純皇帝（指乾隆）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貧無奴婢。六七歲時，父母遣詣市買漿酒粟麵，所至店肆輒大售，市人敬異焉。十三歲入京師，值中外姊妹當選入宮，隨往觀之，門者初以為在籍中，既而引見，十人為列，始覺之。主者懼，譴令入末班。孝聖容體端頎（qí），中選，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即世宗憲皇帝王宮也。憲皇帝肅儉勤學，靡有聲色侍禦之好，福晉別居，進見有時。會夏被時疾，禦者多不樂往，孝聖奉妃命，旦夕服事維謹，連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高宗（乾隆）焉。（張采田《清列朝後妃傳稿》上）

　　他提出，乾隆帝的生母雖然是鈕祜祿氏，但的確與避暑山莊有關。與皇室家譜——《玉牒》和《清高宗實錄》記載的孝聖憲皇後鈕祜祿氏家世比較，王闓運所記不僅詳盡，而且多有異辭。說鈕祜祿氏“家貧無奴婢”，13歲時混入姐妹群中得入選秀女，分雍親王府為侍女，都不見於《玉牒》和《實錄》。

　　上述記載可信嗎？曾任清史館纂修的張采田說：“王氏書好任意出入。”晚清遺老、熟悉清宮掌故的光緒進士金梁認為：從《欽定宮中現行則例》裏，可見清宮門衛製度森嚴，怎麽可能讓一個承德女子混進皇宮並入選秀女呢？斷言王闓運所記不實。但王闓運關於乾隆帝生母鈕祜祿氏家世及入宮的說法，雖不無破綻，卻應予重視。張采田在《清列朝後妃傳稿》中引述英和《恩福堂筆記》和王闓運《湘綺樓集》的記載，促發人們更加關注這個疑案。

　　第三，海寧陳家說。海寧在清朝屬杭州府，是濱海的一個小縣，它之所以聞名於世，一是這裏可以觀氣勢磅礴的海潮，再就是明清以來這裏出了一個“海寧陳家”。

　　海寧陳氏後人陳其元所撰《庸閑齋筆記》講了一段掌故：道光朝時他的從祖陳崇禮做建昌道，有一次被皇帝召見詢問他的家世，崇禮奏稱係陳元龍、陳世倌（ɡuān）的後人。道光帝道：“汝固海寧陳家也。”於是將他擢升為鹽運使。這裏提到的陳世倌，就是以都察院左都禦史、工部尚書，乾隆七年（1742年）官拜文淵閣大學士，並被廣為傳說是乾隆皇帝真正生父的海寧陳閣老。

　　這個故事來自清末天嘏（ɡǔ）所著《清代外史》，書中《弘曆非滿洲種》寫道：

　　浙江海寧陳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漸聞於時，至（陳）之遴，始以降清，位至極品。厥後陳詵（shēn）、陳世倌、陳元龍，父子叔侄，並位極人臣，遭際最盛。康熙間，胤禛與陳氏尤相善，會兩家各生子，其歲月日時皆同。胤禛聞悉，乃大喜，命抱以觀。久之，始送歸，則竟非己子，且易男為女矣。陳氏殊震怖，顧不敢剖辨，遂力秘之。未幾，胤禛襲帝位，即特擢陳氏數人至顯位。迨乾隆時，其優禮於陳者尤厚。嚐南巡至海寧，即日幸陳氏家，升堂垂詢家世。將出，至中門，命即封之。謂陳氏曰：“厥後非天子臨幸，此門毋輕開也。”由是，陳氏遂永鍵其門。或曰：“弘曆實自疑，故欲親加訪問耳。”或曰：“胤禛之子，實非男，入宮比視，妃竊易之，胤禛亦不知也。”或又曰：“弘曆既自知非滿人，在宮中嚐屢屢穿漢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親近曰：‘朕似漢人否？’一老臣跪對曰：‘皇上於漢誠似矣，而於滿洲非也。’弘曆乃止。”這段文字核心的意思是說，在康熙年間，海寧陳家和雍親王胤禛兩家同時生孩子，且生日時辰都相同，雍親王命陳家將孩子抱進王府自己要看看，結果抱進去的是男孩，抱出來的卻是女孩！陳家怕引來滅門之禍，不敢聲張。

　　蔡東帆（藩）《清史通俗演義》第三十回對此加以渲染，錢塘九鍾主人《清宮詞》又為之推波助瀾。《清宮詞》有一首說：“巨族鹽官高渤海，異聞百載每傳疑。冕旒漢製終難複，曾向安瀾駐翠蕤（ruí）。”詩的作者還對最後一句詩加了注釋：“海寧陳氏有安瀾園，高宗南巡時，駐蹕園中，流連最久。乾隆中嚐議複古衣冠製，不果行。”《清宮詞》說“巨族鹽官高渤海”，指的就是海寧陳家，這首詞原注中指乾隆帝南巡駐陳氏安瀾園流連最久為證。

　　應該說《清代外史》也好，《清史通俗演義》也好，《清宮詞》也好，有關乾隆帝生母的異說，當時都帶有排滿的政治意味。因為如果乾隆帝是海寧陳氏之子，也就否定了他的純正滿洲血統，因而清朝自乾隆以後，已成了漢家天下。這個傳聞尤為漢人所津津樂道，到了清末民初，幾乎眾口一詞，尤其江浙一帶更甚。

　　野史炒作之後，小說家又出來湊熱鬧，首先登場的就是名噪一時的鴛鴦蝴蝶派大家之一許嘯天。民國十四年（1925年），上海出版許嘯天的《清宮十三朝》，書中寫乾隆帝原是陳閣老的兒子，被雍正妻子用掉包計換了來，乾隆帝長大後，從乳母嘴裏得知隱情，便借南巡之名，去海寧探望親生父母，但這時陳閣老夫婦早已去世，乾隆帝隻得到墓前，用黃幔遮著，行了人子大禮。此書風靡一時，更加廣為人知。

　　近來，乾隆帝為海寧陳家之子的傳聞，不斷采入小說、影視作品，而影響最大的當屬金庸先生的《書劍恩仇錄》。金庸（查良鏞），浙江海寧人，從小就聽到有關乾隆帝的種種傳聞，故而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也就緊緊圍繞著乾隆帝身世之謎展開。在金庸的筆下，當時江湖最大幫會——紅花會的總舵主於萬亭秘密入宮，將乾隆帝生母陳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交給乾隆帝，信中詳述當時經過，又說他左股有一塊朱記。待於萬亭走後，乾隆帝便把當年喂奶的乳母廖氏傳來，秘密詢問，得悉了自己家世真情：“原本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四皇子允禎（按即胤禛）的側妃鈕祜祿氏生了一個女兒，不久聽說大臣陳世倌的夫人同日生產，命人將小兒抱進府裏觀看。那知抱進去的是兒子，抱出來的卻是女兒。陳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駭之下，一句都不敢泄漏出去。”

　　金庸先生雖以海寧人寫乾隆帝為海寧陳家之後的故事，但他告訴讀者們：“陳家洛這人物是我的杜撰。”他還聲明：“曆史學家孟森作過考據，認為乾隆帝是海寧陳家後人的傳說靠不住。”乾隆帝到海寧，不能證明他是陳家的兒子，因為：

　　其一，四至海寧為海塘。乾隆帝六度南巡，四至海寧，每次都有駐蹕陳家私園——原名隅（yú）園，後經乾隆帝改名的安瀾園中。乾隆四至海寧，主要為修海塘。海潮北趨，海寧告警，一旦衝破海塘，浸淹蘇、鬆、杭、嘉、湖等全國最富庶之地，則嚴重影響政府賦稅和漕糧的征收。我去海寧作過考察，海塘工程，雄偉壯觀，大功告成，厚惠於民。

　　乾隆帝為什麽每至海寧必駐陳氏私園“隅園”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乾隆帝愛此園景致，且居園中即可聞潮聲，而偏僻小縣海寧也確實沒有比這“三朝宰相家”更體麵的地方可以迎駕。

　　隅園地處海寧城西北角，到陳元龍居住時，規模益備。乾隆帝南巡，陳元龍已死，其子陳邦直又增設池台，作為駐蹕之地。隅園有百畝之廣，入門水闊雲寬，園內有百年古梅、南宋樹木。當時著名詩人袁枚詠該園詩有：“百畝池塘十畝花，擎天老樹綠槎（chá）枒（yá）。調羹梅也如鬆古，想見三朝宰相家。”乾隆皇帝在數十首題詠其園的詩中，發出了“似此真佳處”的感慨。乾隆帝初幸隅園後，賜其名為“安瀾園”，以誌此行在使海水安瀾。後乾隆帝又在圓明園內建“安瀾園”，並寫《安瀾園記》。乾隆帝六次南巡，四至海寧，都駐蹕陳氏家園，但每次連“三朝宰相”陳家子孫都未召見，更談不到“升堂垂詢家世”，至於說他張黃幔以偷祭死去的父母，更屬天方夜譚。

　　其二，“春暉堂”為康熙書。海寧陳家有清帝禦書“春暉堂”匾額。“春暉”用唐孟郊的詩：“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是“春暉”兩字的出典。有學者說：“春暉”喻慈母恩，乾隆帝若不是陳家之子，為何題寫這樣的匾額？但是，經孟森先生考證：陳家確有“春暉堂”匾，但此匾是康熙帝賜書，而“非高宗所書也”。

　　其三，胤禛抱子理難通。有人說，胤禛做皇子時，生育不蕃，出於爭儲的目的，所以不擇手段抱來陳家之子冒充自己的兒子。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乾隆帝降生時，海寧陳氏在北京做高官的陳元龍，由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左侍郎，八月又改廣西巡撫。胤禛時為雍親王，他的長子、二子雖早殤，第三子弘時卻已8歲。且當時胤禛34歲，正當壯年，在雍邸格格鈕祜祿氏生下弘曆（乾隆帝）後三個多月，另一格格耿氏又為雍正生下第五子弘晝，後雍正帝又有過五個兒子。所以說，雍正帝因“生育不蕃”而抱養他人兒子，於情於理，實難說得通。因此，孟森說：“世宗（雍正）亦安知奪位之必勝？又安知陳氏之子必有福？”此說無據，不攻自破。

　　其四，沒有蔣氏“公主樓”。海寧馮柳堂寫《乾隆與海寧陳閣老》一文，認為常熟人蔣溥的陳姓夫人為帝女，就是說那個被換走的雍親王之女，後來由陳家嫁給了蔣溥。蔣溥之父名廷錫，被康熙帝賜進士，授編修，為內閣學士，官戶部尚書、兵部尚書，拜文華殿大學士。蔣溥，雍正進士，直南書房，官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蔣溥甚得皇上恩寵，蔣溥的陳夫人在常熟所居之樓，當地稱“公主樓”。此說也靠不住：一則，常熟人都說不知有“公主樓”；蔣氏後人也不知有“公主樓”。二則，馮氏舉證蔣溥去世時，乾隆帝曾兩次親往視疾，以此作為蔣溥為帝女的證據。其實，蔣溥久居相位，得了重病，帝往視疾，死後親奠，是為常例（《清史稿》卷二八九《蔣廷錫傳附子溥傳》），不能以此證明蔣溥是尚主之婿。馮柳堂所謂證據，不足憑信。

　　其五，迭出名相非眷顧。有清一代，海寧陳家名相迭出，寵榮極盛，有人以此說明是受到乾隆帝的特別關照。我們不妨追述一下海寧陳家的曆史。海寧陳家原出渤海高氏，到始祖高諒時，遊學到海寧，不小心落入水中，被一賣豆腐的店主救了上來，這位救命恩人陳明遇，老而無子，便以女妻高諒，高諒生子，遂承外祖姓陳氏，後出了舉人。萬曆朝，陳家出了進士、布政使、順天巡撫等。順、康、雍時，陳家“位宰相者三人”。可見，海寧陳家的仕宦隆盛從明萬曆朝即已開始，清康熙、雍正兩朝達到高峰。後來乾隆帝革陳世倌職時說：“自補授大學士以來，無參讚之能，多卑瑣之節，綸扉重地，實不稱職！”乾隆帝一點麵子也不給陳世倌，這哪裏像“父子”關係呢！不錯，海寧陳家確是科第之奇。陳其元《庸閑齋筆記》記載，自明正德迄晚清，海寧300年間“舉、貢、進士二百數十人”，其中兩榜為兄弟三人同榜。但這是在康熙朝，而不是在乾隆朝，所以不能以此作為乾隆帝出於陳家的根據。

　　總之，乾隆帝的生母是海寧陳世倌夫人之說屬於子虛烏有，孟森先生《海寧陳家》一文已有詳細考訂。

　　第四，漢女李氏說。曾做過熱河都統幕僚的近代作家、學者冒鶴亭說：乾隆帝生母是熱河漢人宮女李佳氏。上海淪陷時作家周黎庵寫了《清乾隆帝的出生》（載《古今文史》半月刊1944年5月1日）一文，援引冒鶴亭的說法，披露了乾隆皇帝出生的秘聞，並添加雍正帝喝鹿血等情節，增加了故事性：

　　鶴丈雲：乾隆生母李佳氏，蓋漢人也。凡清宮人之隸漢籍者，必加“佳”字，其例甚多。雍正在潛邸時，從獵木蘭，射得一鹿，即宰而飲其血。鹿血奇熱，功能壯陽，而秋狩日子不攜妃從，一時躁急不克自持，適行宮有漢宮女，奇醜，遂召而幸之，次日即返京，幾忘此一段故事焉。去時為冬初，翌歲重來，則秋中也，腹中一塊肉已將墮地矣。康熙偶見此女，頗為震怒，蓋以行宮森嚴，比製大內，種玉何人，必得嚴究，詰問之下，則四阿哥也。正在大詬下流種子之時，而李女已屆坐褥，勢不能任其汙褻宮殿，乃指一馬廄令入。此馬廄蓋草舍，傾斜不堪，而臨禦中國六十年，為上皇者又四年之十全功德大皇帝，竟誕生於此焉。鶴丈曾佐熱河都統幕，此說蓋聞諸當地宮監者。此草廄至清末垂二百年，而每年例需修理一次，修理之費，例得正式報銷。曆年所費，造一宮殿已有餘資，而必須修此傾斜之草廄者，若無重大曆史價值，又何至於此？信如此說，弘曆之生母孝聖憲皇後之福澤亦不可謂不大。

　　上述文字大意是說：一，乾隆帝生母李佳氏，蓋漢人也。二，雍正有一年隨父皇康熙帝到承德打獵，射得一鹿，因飲鹿血而躁急不能自持，身邊無從妃，“適行宮有漢宮女，奇醜，遂召而幸之”，不料這露水姻緣卻種下了龍種。三，第二年李氏女子臨產，康熙帝急召雍正來承德詰問，雍正承認不諱，乾隆帝生後乃成為皇裔。四，冒鶴亭還根據“當地宮監”傳聞，確指李女在避暑山莊一處“傾斜不堪”的馬廄內生下乾隆帝，日後清廷每年都列專款修理“草房”，正為重視乾隆帝出生場地之故。

　　台灣學者莊練（蘇同炳）《乾隆出生之謎》和高陽《清朝的皇帝》書文中，都認同這一說法，甚至於提出李氏名叫金桂，而《實錄》、《玉牒》的鈕祜祿氏是經過篡改的。因為李金桂“出身微賤”，而旨令鈕祜祿氏收養，於是乾隆之母便成為鈕祜祿氏。

　　莊練先生在《中國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一書中說：“冒鶴亭因為曾在熱河都統署中作幕賓之故，得聞熱河行宮中所傳述之乾隆帝出生祕辛如此，實在大可以發正史之隱諱。”莊練先生提出了三條史料作為熱河行宮女子李氏在馬廄產下乾隆帝的旁證：

　　其一，《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四七有一條記載：“康熙五十年七月，皇四子和碩雍親王胤禛赴熱河請安。”莊練認為：“康熙在這年四月由北京遄往熱河行宮，胤禛並未隨行，顯然無意使之參加秋狩。然而當七月盛暑之時，胤禛卻專程由北京遄往熱河‘請安’，若不是有極重大的事情需要請命皇帝，應該沒有專程前往‘請安’的必要。所以，所謂請安雲雲，實際上正是官書記載的文飾之詞。因為以時間推算，乾隆帝之生母此時正大腹便便，臨產在即，康熙帝為了要確定雍正即為藍田種玉之人，自必須在發現之後召訊胤禛麵質此事，否則胤禛何以在此時恰有此請安之舉，在時間上如此巧合呢？”莊練認定“《清聖祖實錄》中的這一條記載，殊可為冒鶴亭的說法提供有力之旁證”。

　　其二，莊練舉出，“乾隆時曾官禦史的管世銘”在其《韞山堂詩集》“扈蹕秋狩紀事詩”中有：“慶善祥開華渚虹，降生猶憶舊時宮。年年諱日行香去，獅子園邊感聖衷。”下麵注釋雲：“獅子園為皇上降生之地，常於憲廟忌日駐臨。”莊練認為，此為冒鶴亭說法之證。

　　其三，莊練最後一條證據是清代官修的《熱河誌》中專門將“草房”記入獅子園中。他認為：清代官修的《熱河誌》記載，熱河行宮有獅子園，乃是康熙時禦賜雍正所居之別館，園中有一處房屋，名為“草房”。為什麽要將這一處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草房”列入獅子園裏房屋記載之內呢？顯然，此一草房，正是冒鶴亭所說，當年誕生乾隆帝的“草廄”。

　　其實，“草房”雖樸陋，卻很有來曆。乾隆帝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臨幸山莊、重遊獅子園時曾賦“草房”詩一首，在“山房昔以草名之，綴景惟期情性怡”下自注雲：“園中山房一區，皇考昔以‘草房’額之”。由此可見，“草房”的匾額係雍正皇帝禦題。

　　乾隆帝即位後，於乾隆六年（1741年）秋獮時，曾去獅子園一遊。此後，便把這座園子賜給了他的弟弟果親王弘曕。因此，有20餘年的光景乾隆帝未去過獅子園，自然，也未再光顧過“草房”。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弘曕故世，乾隆皇帝再到獅子園的時候，發現這裏已是“牆裏收燕麥，階前長兔葵”，一片蕭瑟頹廢之狀了，想到此處是舊日皇父所興，又是自己幼時問安讀書之處，不可任其荒落無存，於是命奉宸苑重事修葺。翌年秋，包括“草房”在內的獅子園整修一新，乾隆帝曾來遊觀，並在“草房”小坐，寫詩一首，題目就是《草堂》，其最後兩句雲“小坐旋言去，惟留五字吟”。此後乾隆皇帝每年進駐山莊後十餘日，即乘騎前往獅子園遊覽，每去必往“草房”小憩，並賦詩以誌其事，而詩題皆為“草房”二字。乾隆帝一生留下的“草房”詩有數十首之多，對某一處景點題詠如此之多，實所罕見。在這些詩作中乾隆帝反複闡述了這樣一個想法：皇父之所以在山岩之上建三間茅屋，並以“草房”額之，不外“綴景”和“示儉”兩種意義。後者如：

　　岩屋三間號草房，樸敦儉示訓垂長。

　　偶來卻愧茨茅者，嵐靄情斯納景光。

　　總之，雍正帝在獅子園留下的三間草房，確實給後人留下懸念。《熱河誌》把“草房”列入獅子園房屋的記載中，雖說可疑，但無實據。把“草房”附會成當年乾隆帝誕生的“草廄”，多為臆想，證據不足。

　　若說乾隆帝生在避暑山莊，他的生日就成了問題；若說乾隆帝生母由李氏竄改為鈕祜祿氏，《玉牒》又豈能偽造？冒鶴亭的說法，並經莊練、高陽考證出的結論——乾隆帝生母並非鈕祜祿氏，而是熱河行宮宮女李氏——根據似嫌不足，目前難以成立。但他們從乾隆帝生母出身寒微著眼，提出了諸多創見，對深入了解乾隆帝生母疑案可供思考。

　　那麽，官書是怎樣記載的呢？



二、官書記載

　　乾隆帝的生母究竟是誰？首先應當查《玉牒》和《實錄》的記載。

　　其一，《玉牒》記載。《玉牒》就是清朝皇家的家譜。《玉牒》所記，以帝係為統，長幼為序。《玉牒》的纂修有嚴密的製度。清朝皇家，分為“宗室”和“覺羅”兩支。“宗室”即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的直係子孫，俗稱“黃帶子”；“覺羅”即塔克世的伯叔兄弟旁係子孫，俗稱“紅帶子”。無論宗室還是覺羅，一旦生有子女，三月報掌管皇族事務的宗人府一次，要寫明其子女出生的年月日時，生母是嫡是庶，姓氏為何，宗室入黃冊，覺羅入紅冊。如遲誤不報，或報不以實者，要治罪。每過十年，經宗人府題請，由宗令、宗正，及滿漢大學士、禮部尚書、侍郎、內閣學士等充當正副總裁官，把黃冊、紅冊所載的子女資料匯入《玉牒》。如有歧義，要由皇帝作裁斷。《玉牒》修成，經皇帝審閱後，繕寫兩部，分別收藏於京師皇史宬和盛京故宮，其底本仍裝幀成帙，由宗人府保存備案。現在可以查到，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保存的《玉牒》和生卒記錄底稿上，都清楚地寫著：

　　世宗憲皇帝（雍正）第四子高宗純皇帝（乾隆），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孝聖憲皇後鈕祜祿氏，淩柱之女，誕生於雍和宮。

　　就是說，乾隆皇帝的生母是鈕祜祿氏，外祖父是淩柱。

　　其二，《清世宗憲皇帝實錄》記載。《清實錄》是清朝皇帝一生事功言行、軍國大事的記錄，按年月日為序，由下一代皇帝主持纂修。《清世宗憲皇帝實錄》記載：

　　奉皇太後聖母懿旨：側妃年氏，封為貴妃；側妃李氏，封為齊妃；格格鈕祜魯氏，封為熹妃；格格宋氏，封為懋嬪；格格耿氏，封為裕嬪。（《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四，元年二月甲子十四日）

　　就是說，雍正帝繼承皇位以後，乾隆帝的生母鈕祜魯氏（即鈕祜祿氏），從品級較低的格格被封為熹妃。

　　其三，《清史稿8226;後妃傳》記載。《清史稿》是民國初年設立清史館纂修的紀傳體的清朝史書。《清史稿8226;後妃傳》記載：

　　孝聖憲皇後，鈕祜魯氏，四品典儀淩柱女。後年十三，事世宗潛邸，號格格。康熙五十年八月庚午（十三），高宗生。雍正中，封熹妃，進封熹貴妃。

　　從以上《玉牒》、《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和《清史稿8226;後妃傳》的記載來看，乾隆皇帝的生母應當是鈕祜祿氏，不存在什麽問題。但是，曆史疑案，依然存在。


三、疑案難解

　　上麵講了三條官方曆史記載，但是檔案、文獻的記載，與官方文獻記載有差異，這就出現乾隆帝生母的曆史疑案。

　　其一，清宮檔案記載。《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裏收錄的當時檔案的記載，卻不相同：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諭：遵太後聖母諭旨：側福金年氏封為貴妃，側福金李氏封為齊妃，格格錢氏封為熹妃，格格宋氏封為裕嬪，格格耿氏封為懋嬪。該部知道。（《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

　　這正是：“夜半橋頭無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雍正帝、乾隆帝、嘉慶帝萬萬沒有想到還有一份宮廷檔案留存在人世，塵封在內閣大庫的檔案裏。

　　上述重要檔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郭成康教授寫成《乾隆皇帝生母及誕生地考》（載《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對它進行研究。

　　在這份重要檔案裏，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十四日被封為熹妃的，不是格格鈕祜祿氏，而是格格錢氏。

　　其二，《永憲錄》記載熹妃姓錢。蕭奭（shì）於乾隆十七年（1752年）寫了一部《永憲錄》，其中卷二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二十二日）記述：

　　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午刻，上禦太和殿。遣使冊立中宮那拉氏為皇後。詔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為貴妃，李氏為齊妃，錢氏為熹妃，宋氏為裕嬪，耿氏為懋嬪。

　　蕭奭在這本書中還提出：“齊妃或雲即今之崇慶皇太後。俟（sì）考。”

　　上述記載，也是說被封為熹妃的是錢氏，而不是鈕祜祿氏。但是又說齊妃李氏或雲是乾隆帝的生母。

　　蕭奭寫《永憲錄》，必有所據，或為廷寄，或為檔案，亦或其他，就是說在當時就有人對乾隆帝的親生母親是誰提出了懷疑。

　　從以上五份資料看，乾隆帝的生母出現了三種記載：

　　第一，鈕祜祿氏，原任四品典儀官、加封一等承恩公淩柱之女。

　　第二，熹妃錢氏。

　　第三，齊妃李氏。

　　這就是當時清朝官方文獻檔案的不同記載。連官方的記載都不一樣，難怪人們對乾隆帝的生母是誰產生了疑惑。這種曆史文獻與檔案記載的差異，可以作如下解釋：

　　第一，熹妃隻能有一人。按清宮的規製，冊封皇妃有嚴格的規定，皇妃的封號隻能有一個，不能有重名。所以“熹妃”在清朝隻能有一人。因此，格格錢氏與格格鈕祜祿氏應當是同一個人。

　　第二，清宮諭旨檔案是當時的第一手資料，《清世宗憲皇帝實錄》是乾隆帝繼位以後修的，《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則是乾隆帝的兒子嘉慶帝修的，都是後來修的，可能對原始資料作篡改，也都不能算是第一手資料。而《玉牒》按十年一修的製度，應當在弘曆（乾隆帝）十歲或十歲以前修，但不排除篡改的可能。

　　第三，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正式設立秘密立儲製，指定弘曆為皇太子。他的母親的來曆、出身，總要有個明確的說法。而錢氏出身低微，她從生下弘曆（乾隆帝）到冊封為熹妃，中間12年都是“格格”。其地位遠在嫡福晉、側福晉之下。弘曆（乾隆帝）既然被秘密立儲，將來就是大清的皇帝，而皇帝的母親怎麽能是漢姓呢？她的出身怎麽能不高貴呢？《清世宗憲皇帝實錄》是乾隆時修的，這時乾隆帝已經繼位做了皇帝，這就很有可能將熹妃姓錢氏篡改為姓鈕祜祿氏。可能有內大臣“滿洲鑲黃旗人四品典儀淩柱”將錢氏認作幹女兒，這樣就解決了身份與姓氏的難題。

　　現在看來，所謂乾隆帝是宮女、醜女生在避暑山莊草棚裏的傳說，以及是陳閣老兒子的傳說，都是街談巷語，八卦流言，完全站不住腳。關於乾隆帝的身世，不管後人如何猜疑，提出這樣那樣的說法，作為傳說和野史，寫進小說，拍成電影，編成電視劇，都具傳奇性，也有故事性。但在沒有其他確鑿證據之前，我們隻能以《實錄》和《玉牒》的記載作為依據。不過，雍正檔案與雍正實錄中，熹妃是姓錢氏還是姓鈕祜祿氏？錢氏和鈕祜祿氏是同一人還是兩個人？“齊妃或雲即今之崇慶皇太後”怎樣解釋？至今仍是一個曆史的疑案。

　　總之，乾隆帝的生母是誰？現在仍是一樁曆史疑案。

　　相關推薦書目

　　（1）孟森：《海寧陳家》，《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2006年

　　（2）周遠廉：《乾隆皇帝大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4）陳捷先：《乾隆寫真》，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5）白新良：《乾隆皇帝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

　　（6）郭成康：《乾隆正傳》，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

　　（7）閻崇年：《正說清朝十二帝》（增訂圖文本），中華書局，2006年



第七講 嘉慶兩遭凶險

一、大內遇刺

　　嘉慶兩遭凶險嘉慶皇帝，名顒琰，屬龍，乾隆帝第十五子，37歲登極，在位25年，享年61歲。廟號仁宗，諡號睿皇帝。

　　嘉慶皇帝的一生，既有幸，也不幸。

　　說他有幸，是因為他在乾隆皇帝17個兒子中居然能脫穎而出，最終登上皇帝的寶座。他的祖父雍親王的謀臣曾說過一句名言：“處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長，恐其見棄，過露其長，恐其見疑，此其所以為難。”嘉慶帝的父親乾隆皇帝可以說是英明、聰明、高明的君主，作為這樣君主的兒子是很難的。顯山露水，恐其見疑；沉默寡言，恐其見棄。顒琰能得到父皇的認可，繼承皇位，可以說是他的大幸。

　　說他不幸，主要有三：

　　其一，繼位不順。顒琰繼承皇位，過程曲折複雜。乾隆帝起初要立嫡立長，嫡後富察氏所生的兩個兒子——二阿哥永璉與七阿哥永琮（cónɡ）為屬意人選，但這兩位皇子福小命薄，都在未成年時夭折。其他如大阿哥永璜，已病死；三阿哥永璋，因皇後富察氏死後無“哀慕之情”而遭申斥，後死去；四阿哥永珹，雖善詩文，但好酒、足殘，被過繼出去；五阿哥永琪，已死；六阿哥永瑢，曾領修《四庫全書》，任總管內務府大臣，但被過繼出去；八阿哥永璿，因貪酒色，又糊塗，如辦《聖訓》誤刻廟諱，受處罰；九阿哥和十阿哥未命名，早殤；十一阿哥永瑆才華出眾，書法極精（書裕陵碑文），但與十二阿哥永璂是廢後那拉氏（以剪發忤旨）所生，失去當繼承人的資格；十三阿哥永璟，3歲殤；十四阿哥永璐與顒琰同母，也4歲殤；而比嘉慶年少的十六弟，未命名，即早殤；十七弟永璘“喜音樂、好遊嬉”，秘密立儲時才7歲，年齡過小，也不得立儲。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63歲時，才密立顒琰為儲君——他“治默持重”，喜怒不形於色，自幼喜讀書，“日居書屋，惟究心治法源流，古今得失，寒暑無間”，雖平庸守成，卻忠厚可信，因此被乾隆帝指定為皇位繼承人。

　　其二，生不逢時。顒琰剛一登上皇帝寶座，中原就發生白蓮教烽火。縱橫川、楚、陝、豫、甘五省，曆時九年，耗銀二萬萬兩（相當於戶部五年財政收入），雖最終平息，卻大傷元氣。

　　其三，兩遇凶險。下麵就詳細介紹一下嘉慶帝在位期間遇到的這兩次突發事件。

　　嘉慶八年（1803年），嘉慶帝在皇宮內遭遇民人陳德犯駕行刺的突發事件。這在明清500年紫禁城宮廷史上，空前絕後。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二日，為嘉慶帝顒琰到先農壇親耕耤（jí）田日。所謂親耕耤田，就是為表示皇帝重視農耕而舉行的一種儀式。嘉慶帝於本月二十日自圓明園回宮齋戒。這一天，陳德帶著年僅15歲的長子陳祿兒，進入東華門，繞到神武門，潛伏在順貞門外西廂房山牆後，等待嘉慶帝鑾輿的到來。嘉慶帝一行，從圓明園回皇宮，乘輿進入神武門後，剛要進順貞門時，陳德由西大房後麵跑出，手持小刀，衝向乘輿。這突如其來的襲擊，嚇得守衛神武門、順貞門之間的侍衛百餘人，神情惶愕，呆若木雞，竟然沒有人上前攔阻、抓捕。緊急之時，隻有定親王、禦前大臣綿恩（顒琰之侄）首先奮力推卻；繼是固倫額駙、乾清門侍衛、喀爾喀親王拉旺多爾濟（顒琰的七姐夫），乾清門侍衛、喀喇沁公丹巴多爾濟，禦前侍衛紮克塔爾等六人尚屬鎮定，機智勇敢，衝前捉拿。嘉慶帝的乘輿，迅速進入順貞門內。經過一番搏鬥，綿恩的衣服被刺破，丹巴多爾濟身上被刺傷三處。陳德奮力搏鬥，但寡不敵眾，被捉拿。陳德長子祿兒，則乘亂溜走回家，後來被捕。嘉慶帝本人雖然沒有受傷，但在大內被人行刺，受到驚嚇。這一事件對宮廷來說，如同一場政治地震，驚動朝野，人心惶惶。

　　陳德是何許人？陳德，47歲，北京人，父陳良、母曹氏，曾典與鑲黃旗、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鬆年家做奴仆。他本人從小隨父親在山東一帶為奴。鬆年故去後，陳德從14歲開始，跟隨父母在青州、濟南等地給人服役，或做傭工，辛勞度日，勉強糊口，多次失業，幾易雇主。陳德22歲娶妻，29歲喪母，30歲喪父。他在父母雙亡後，攜嶽母、妻子到北京，投靠到堂姐夫、內務府正白旗護軍薑六格家。陳德先後在侍衛、宗室僧額布家，內務府造辦處於姓家傭役。他的大兒子祿兒15歲，給崔家當雇工，小兒子對兒13歲無事。他後跟內務府一個管奴仆的鑲黃旗包衣常索，在內務府當雜役，出入宮中。陳德在內務府服役時，幫辦配送（xián）妃劉佳氏的碗盞等器物。這位劉佳氏是一位資深的妃子，早在顒琰做皇子時，就在潛邸服侍。顒琰做了皇帝，她被冊立為妃，後來被進封為貴妃。在嘉慶朝，除兩位皇後外，冊封為皇貴妃的，隻有劉佳氏一人。陳德因給貴妃跑腿，而得以進出紫禁城、圓明園，了解一些宮內情況。後他同妻子一起，被典與孟明家當廚役。嘉慶八年（1803年）二月，陳德的妻子張氏病故，他又被孟家解雇，斷了生活出路，在一個看街的老友家暫時借住。陳德貧窮苦悶，“時常喝酒，在院歌唱哭笑”。他生活在社會底層，做為奴仆，跟官服役，飽嚐人間辛酸，受盡權貴欺淩。陳德看到貴族的豪奢生活和皇室的窮奢極欲，體察到人間不平，激發起反抗情緒。陳德於“實在窮苦難過，要尋死路”之時，求簽說有“朝廷福份”。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十六日，陳德在街上看到黃土墊道，聽說嘉慶帝將於二十日進宮，心想：“犯了驚駕之罪，必將我亂刀剁死，圖個痛快，也死個明白。”由是，便發生上述行刺事件。

　　陳德“犯駕”動機何在？背後指使者是誰？嘉慶帝命對陳德嚴加審訊。嘉慶帝先命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尚書，對陳德進行初審。但是，陳德“所供情節，出乎意料”，就是拒不招供其背後的指使者。嘉慶帝又加派滿、漢大學士和六部尚書等對陳德進行會審。在審訊過程中，對陳德施盡酷刑，逼供、誘供，諸如“徹夜熬審”、“擰耳跪煉”，以至“掌嘴板責”、“刑夾押棍”等。陳德雖“備受諸刑”，卻是“仍如前供”，且始終如一，“矢口不移”。經過幾個晝夜的嚴刑審訊，陳德沒有吐露其指使者及同謀者。無奈之下，嘉慶帝命九卿科道等對陳德再進行會審。

　　陳德招供：我就是因生活無路，一家老少，沒有依靠，實在情急，要求死路。我又想，自尋短見，無人知道，豈不是死。聽說皇上今日進宮，我就同祿兒進東華門，從西夾道走到神武門，混在人群裏，看見皇上到了，我持小刀，往前一跑。原想我犯了驚駕的罪，當下必定亂刀剁死，圖個痛快，也死個明白，實在沒有別的緣故，也沒有別人主使。所說是實。

　　最後定陳德“罪大惡極”，先受諸刑，再行磔死。於二十四日，先將陳德的長子祿兒（15歲）、次子對兒（13歲）絞死，又將陳德淩遲處死。有學者認為陳德是林清黨人，但根據不足。陳德事件可能屬於個案，卻是社會矛盾的一個縮影。

　　嘉慶帝對陳德事件做了善後處理。

　　第一，獎勵有功官員。賞定親王綿恩、額駙拉旺多爾濟禦用補褂，封綿恩子奕紹為貝子，拉旺多爾濟為貝勒、在禦前行走，禦前侍衛紮克塔爾世襲三等男，珠爾杭阿、桑吉斯塔爾均世襲騎都尉。這種獎勵，對救駕之功來說，實屬太薄。

　　第二，懲罰失職官員。革去阿哈保、蘇衝阿護軍統領、副都統職務，其餘護軍章京等，罰降有差。

　　第三，擴大防禦範圍。除紫禁城外，駐蹕圓明園、臨幸西苑、巡幸熱河、行圍木蘭等各處行在，其防衛同宮城無異。

　　第四，修改宮禁製度。由禦前大臣、軍機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等奏定章程29條。

　　采取了以上幾項措施後，宮禁略有改進。

　　有人問：宮廷警衛不是很嚴嗎？陳德怎麽會混進紫禁城呢？下麵我簡單介紹一下清宮禁衛製度。


二、宮禁製度

　　清朝的防衛，分京師八旗與駐防八旗。京師八旗主要負責京畿地區，駐防八旗主要分駐要地（如杭州、福州、成都、西安等）。京師禁衛之要，重在宮廷禁衛。清朝宮廷禁衛，製度非常嚴密。禁衛兵分為兩種：郎衛和兵衛。郎衛是由領侍衛內大臣六人（鑲黃、正黃、正白旗各二人）、內大臣六人等組成。郎衛親軍選自上三旗（鑲黃、正黃、正白）中才武出眾的子弟，其優秀者提拔為禦前侍衛、乾清門侍衛等，統屬於領侍衛內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為正一品，內大臣為從一品。郎衛負責禦前侍衛，包括乾清宮、殿廷、扈從等護衛。這是內班。宿衛太和門等外廷警衛稱為外班。兵衛由護軍等組成，守衛京城內九門、外七門，以及皇帝駐蹕等外圍保衛。包括巡捕營、護軍營、步軍營、健銳營、內火器營、外火器營、神機營、前鋒營、驍騎營等。鹹豐時達到15萬人。禁衛嚴密，環拱宿衛，分班輪值，各負其責。

　　以下對宮門禁衛略作介紹，包括啟閉、鎖鑰、傳籌、門守、門禁、腰牌、合符等具體製度。

　　啟閉：凡皇帝出入，各門開中門。宮門每天日沒後關門，由景運門直宿司鑰長及有關官員分頭負責，以次查驗各門的閂鎖。然後由各門護軍校將鑰匙匯交於景運門司鑰長，司鑰長驗收後貯於小箱內，並加鎖。次晨天明，各門開啟。

　　鎖鑰：禁城門的出入，每門設司鑰長（管鎖門、開門）、閱門籍護軍（出入先報名冊，進行查閱）。紫禁城外周圍，則以下五旗護軍，分定界址，輪番直宿。總屬於景運門值班統領稽察。

　　傳籌：護軍以一籌進行傳遞，作為檢查值班的標誌，如某處無人侍值或睡熟，則此籌件不能下傳。紫禁城內，五籌遞傳。每晚自景運門發籌，西行過乾清門，出隆宗門，向北過啟祥門，再向西過凝華門，北拐過中正殿後門，至西北隅，再向東過西北門、順貞門、吉祥門，至東北隅，向南過蒼震門，至東南隅，向西還至景運門，共經12處，為1周。紫禁城外，八籌遞傳。每晚自闕左門發籌，西行過午門，出闕右門，循城而西、而北，經西華門，再向北至西北隅，向東過神武門，再東至東北隅，向南至東華門，再南循牆而西，仍回至闕左門，為1周。駐蹕行營內外，傳籌大致如此。

　　門守：紫禁城各門及宮內主要之門，每門及值房，各設弓箭、撒袋、長槍守門，值房官兵，並佩腰刀。另以護軍二人，手執紅棒坐守。親王以下出入均不起立，有擅入者，以紅棒打之。凡官員上朝，輿、騎至下馬碑則止。惟貝子以上可乘馬入。入東華門者至箭亭旁下馬，入西華門者至內務府前下馬。另有特旨許紫禁城內騎馬者，如年老者、特許者也可乘馬入，但必須至箭亭或內務府前下馬。

　　門禁：王公、百官、執事人員等，不得擅自出入紫禁城門。獲準按規定的門出入者，由值班官軍詢明後放進。如有無故混入或隨便帶人進入者，分別議處。各衙門大臣官吏，規定均於午門的左門出入，宗室王公等由午門的右門出入。進入內廷者，領侍衛內大臣、散秩大臣、侍衛、侍衛處之主事及筆帖式、軍機章京、內閣、六部、提督衙門、理藩院、上駟院、武備院、奉宸苑、鑾儀衛等人員由景運門或隆宗門出入。宗人府王公司員、八旗、都察院科道、翰詹、各部院衙門值日引見官員，由後左門出入，內務府各庫官員等由後右門出入。其內大臣、侍衛、內務府等官，及內廷有執事官與內府各執事工役等，凡批準由某禁門行走者，均將姓名及所屬旗籍，分佐領、內管領造冊，谘送於經由之門。官物出入禁門，須交驗單放行。

　　腰牌：腰牌為火烙印木製的木牌，因係在腰上而得名。相當於現代掛在脖子上的胸牌。凡內閣、內務府及內廷行走各處供事的書吏、蘇拉（雜役）、皂隸（各衙門差役）、茶役、廚役、匠役、演戲人員等，需經常出入宮廷者，皆由內務府發給腰牌，上麵寫有年代、所屬衙門、姓名、年齡、相貌特征及編號等，為出入符驗（憑證）。護軍識字者專驗門籍，稽查出入。不帶腰牌者不準放入。腰牌每三年更換一次，差事有變動者隨時更換。

　　合符：合符為銅鍍金質，鑄陰、陽文篆書“聖旨”二字，背麵為龍紋。凡中夜有旨，須出禁城門者，須持陽文合符，經查驗與陰文合符，符合無誤後，才開門放行。

　　景運門、隆宗門、東華門、西華門、神武門各存陰文合符，以陽文合符，存於大內。如夜間奉旨差遣或有緊急軍務，須開門時，由大內持出陽文合符，護軍參領以陰文合符照驗，相符即開門，並報值班統領。其蒼震門、啟祥門等，遇陽文合符時，護軍參領即報統領，親攜陰文合符，與陽文合符後，方可開門，次日奏報。

　　應當說皇宮門禁很嚴，但陳德還是混進紫禁城裏。原因很簡單，不是製度不嚴密，而是執行有疏漏。嘉慶帝針對宮廷禁衛的疏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隻能治標，不能治本。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陳德行刺嘉慶帝事件雖屬個案，但蘊涵著嘉慶朝的嚴重社會危機。如果說陳德行刺嘉慶帝屬個人反抗行為的話，那麽天理教眾攻入宮城，則屬有預謀、有組織、有策劃、有兵器的社會性暴力行為。


三、皇宮驚變

　　嘉慶帝處理完陳德突發事件十年後，又發生天理教眾攻入紫禁城的更為嚴重的皇宮驚變。

　　先是，嘉慶十八年（1813年），嘉慶帝秋獮木蘭，原定進哨以後，行十三圍，但因持續陰雨，“溪水驟溢，沙漬泥淖，人馬皆不得前”，僅行五圍，便於九月初一日，下令減圍出哨，自避暑山莊返回北京。嘉慶帝令皇二子旻寧等先行回京，他隨後回鑾。嘉慶帝在歸途中，接到奏報：天理教在滑縣滋事：“滑縣已失，縣官被戕。”為此，嘉慶帝在當天連發數諭，調兵遣將，進行堵剿。各方大員在接旨後，加意防範堵截。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嘉慶帝正駐蹕在丫髻山行宮。這一天，紫禁城內發生震撼宮廷的大事變。

　　這起皇宮驚變是怎樣發生的呢？它的根源是天理教的傳播與流行。事變經過要先從天理教說起。

　　天理教屬於白蓮教支派，是京畿大興縣人林清和河南滑縣人李文成等，將分散在京畿的紅陽教、白陽教、坎卦教等，同直、魯、豫就是今河北、山東、河南三省交界地區，以震、離二卦為核心的八卦教，聯合組成的一個民間秘密宗教組織。

　　天理教的教民多是貧苦農民和手工業者，也有少量的中農和下層官吏。天理教的教眾很多，僅北京黃村一帶，就有一萬餘家。在天理教起事之前，其首腦林清、李文成等編造“單等北水歸漢帝，大地乾坤隻一傳”和“若要紅花開，須要嚴霜來”等讖（chèn）語，製造輿論，蠱惑群眾。讖語是巫師迷信的說法，為將來會應驗的隱語。林清又稱劉林，前一句讖語的意思是：漢帝姓劉，暗示“北水歸漢”、“乾坤傳劉”，就是姓劉的要坐天下；“嚴霜”為李文成的暗號，後一句讖語的意思是：暗示李文成來，紅花便開。他們揚言：星象示變，要動幹戈，為起事造“天意”依據。

　　嘉慶十七年（1812年）正月，各地天理教首腦聚會於河南滑縣道口鎮，決定“應在酉之年，戊之月，寅之日，午之時起事”，就是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午時起事。會後，李文成到北京會見林清。林清是北京大興縣宋家莊人。他們約定：李文成先在滑縣舉事，河南、山東、直隸同時揭竿而起，共同進逼京畿；林清則在京師城內響應，與李文成的教眾裏應外合，奪取京城。

　　嘉慶十八年（1813年）八月底九月初，滑縣天理教徒在大伾（pī）山中打造器械，被知縣強克捷偵知，將李文成等逮捕入獄。為營救李文成，天理教眾提前於九月初七日起事。這一天，天理教眾5000多人，頭纏白布，身著白衣，攻占滑縣城，殺死縣令強克捷，救出教首李文成。李文成在滑縣衙署內設羽帳，豎大旗，上書“大明天順李真主”。他們攻下附近軍事據點道口鎮等，因清軍堵截攔阻，隊伍未能迅速北上。而林清在北京大興，對李文成提前舉事的消息一無所知，仍按原計劃，進攻紫禁城。

　　時滿洲正黃旗漢軍曹福昌已投靠林清，他透露嘉慶帝將於十七日返抵白澗行宮，到時留京大臣出城迎駕；是日乘虛而發，成功把握較大。但林清認為九月十五日的舉事日期為“天定”，不宜更改。於是決定：如期舉事，攻打皇宮。最初打算派出數百人，但內應太監認為“禁中不廣，難容多人”，並恃天理教眾有“神術”，可以獲勝。林清倚恃內應太監熟悉宮禁，決定派200人，分作東西兩隊，太監王得祿、閻進喜則居中應援。他們約定以“白帕”為標誌，在十四日，化裝成小商販等，各備兵器混雜於酒肆、行商中，分別在菜市口、珠市口、鮮魚口等處會齊，待十五日午時，即向皇宮發動進攻。林清則坐鎮大興黃村指揮。

　　十五日，早晨，林清派出天理教眾，約定分頭行進，由宣武門潛入，然後200多名天理教眾，分成東、西兩隊，喬裝改扮，潛伏在東華門、西華門外。午時一到，由宮內太監接應，開始攻奪皇宮大門——東華門與西華門。

　　東華門一路。攻打東華門的一支，由陳爽帶領，劉呈祥押後，太監劉得財、劉金為向導內應。他們快要攻進東華門時，有賣煤的人爭道，有人暴露了兵器，被守門官兵察覺，門衛關閉了城門。結果僅有陳爽等少數人闖入東華門內，其餘都逃逸。署護軍統領楊述率領護軍，禦天理教眾於協和門下，殺死數人，有的教民則衝到內廷的側門蒼震門。

　　西華門一路。攻打西華門的一支，陳文魁居首，劉永泰押後，太監張太、楊進忠、高廣福為向導內應。太監王福祿、閻進喜在內接應。他們率領50餘人，全隊進入西華門。爾後，他們反關西華門，以防清護軍進來。陳文魁等天理教眾，邊進邊戰，殺死守衛數人，由尚衣監、文穎館，衝進到隆宗門外。由於時間耽擱，護軍得到警報，關閉了隆宗門。雙方激戰在隆宗門外。天理教眾由隆宗門外小房，登上高牆，窺視大內。這時，有幾名天理教眾，由廊房越牆，衝向養心殿。正在上書房讀書的諸皇子聞變，皇次子旻寧（即後來的道光帝）“急命進撒袋、鳥銃、腰刀，飭太監登垣以望”。有的教民手舉白旗，攀牆登殿，近養心門。旻寧立於養心殿下，“發鳥銃殪（yì）之，再發再殪”，以鳥槍擊斃牆上二人。皇三子綿愷，緊隨皇兄旻寧之後，衝到蒼震門，也發槍射擊。留京的禮親王昭梿、儀親王永璿、成親王永瑆等，聞警後“急率禁兵，自神武門入衛”。時諸王公大臣已從神武門急入，聚集在紫禁城西北角的城隍廟前。隨後火器營的1000多人也調入紫禁城。正當天理教眾準備放火焚燒隆宗門時，火器營官兵趕來阻擊天理教眾。

　　天理教眾以幾十個人的短小兵器，去對付強大的護軍，又有諸王大臣督戰，自然必敗無疑。最後教眾退到武英殿前，寡難敵眾，或遭擒或被殺，無一幸免。後經過一番搜索，內應太監七人也全被擒獲。

　　在紫禁城裏潛藏的天理教眾，熬過一夜。第二天清晨，又下了一場雷陣雨。天理教徒，饑無可食，渴無可飲，夜不可歇，神不得寧。他們熬過兩晝夜，直到十七日，才被搜查出最後的十幾人，但沒有一個主動投降的。

　　此時的紫禁城內，一片混亂，甚至鎮國公永玉、護軍統領石齡等，竟要準備車輛逃跑。翰林院編修陶鳧卿遇襲，仆人駱升以身遮擋，駱升被砍幾刀，陶鳧卿才保住了性命。他後藏於櫃中，到十八日才被發現。

　　十七日晨，清廷派番役到南苑黃村西宋家莊林清家中，佯稱：城中事已有成，奉相公命，延請入朝。林清信以為真，繼而被誘捕。朝廷又派人逮捕了林清家屬和太監劉得財、劉金等。至此，天理教眾進攻皇宮的行動失敗。嘉慶十八年（1813年）是癸酉年，這一事件又稱為“癸酉之變”。

　　此時的嘉慶帝呢？他在丫髻山行宮，於十六日獲得皇宮驚變的急報，派吏部尚書英和，先行回京處理善後事宜。嘉慶帝隨後返京。

　　十八日，嘉慶帝命大臣起草《罪己詔》。十九日，當他路經京東燕郊時，傳聞“有賊三千，直犯禦營”，扈從大臣、兵丁都嚇得麵如土色。嘉慶帝此時強作鎮靜，說：“不必驚懼。俟賊果至，汝等效力禦之，朕立馬觀之可也！”事後證明，這是謠傳，一場虛驚。他當天回到北京，諸王大臣等迎駕於朝陽門內。嘉慶帝非常感慨，眾大臣也都嗚咽痛哭。

　　二十三日，嘉慶帝在西苑（今中南海）豐澤園，親自審訊林清和太監劉得財、劉金等人。廷訊開始，命先將劉得財、劉金二人帶來，斥問為何“萌此逆謀”，將二人夾打後處決。接著提審林清。林清在重刑之下，承認此次進攻紫禁城之目的，就是要把皇帝趕回關東。嘉慶帝惱羞成怒，命將林清淩遲處死，並將其首級送到直、魯、豫地區示眾。此後，嘉慶帝派兵火燒起義據點大興縣宋家莊，林清的姐姐、妻子，按律緣坐，均被處決。嘉慶帝再三嚴令對其他被捕者，嚴加審訊。在審訊中，施用了各種酷刑。最後，嘉慶帝命將被捕者及其家屬共300多人，或處死，或流放，或為奴。他們的房屋、土地、財產被抄沒，分賞給八旗官兵。後又在太監中進行了嚴格地清理，對相關太監或發往黑龍江給官員為奴，或撥給親王、郡王名下管束使用。

　　這次事件使清朝皇帝第一次認識到自入關170年來，大清的江山社稷發生了危機。嘉慶帝回宮後頒布《罪己詔》，聲言要把與事者斬盡殺絕。

　　嘉慶帝派陝甘總督那彥成為欽差大臣，率兵前往滑縣等地追剿；又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下令對起義地區蠲免錢糧，賑濟災民，區別首從，教徒不究。在“剿撫兼施”的政策下，直、魯兩地天理教軍主力，僅兩個月，基本瓦解。

　　嘉慶帝遭遇紫禁城兩變後，為吸取教訓，防患於未然，決定加強京師特別是紫禁城的防衛措施：嚴密保甲法；搜繳了1000本“奸盜邪淫”書籍，披閱後於殿廷燒毀；對太監嚴加管束，禁止隨便出入紫禁城；不準八旗宗室、旗人居住城外；在京師城內及紫禁城、圓明園增設哨卡，添置、整修防禦工事和設備；增加駐防軍隊；嚴格紫禁城內值班王大臣的交接班製度，等等。

　　平定天理教起義後，九月十七日，嘉慶帝自白澗回蹕燕郊，特頒《遇變罪己詔》。其大意說：猝於九月十五日，變生肘腋，禍起蕭牆，天理教逆匪，犯禁門、入大內。大內平定，實皇次子之力也。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以來，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朕雖未能仰紹愛民之實政，亦無害民之虐事。突遭此變，實不可解。總緣德涼愆積，唯自責耳！然變起一時，禍積有日。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實中外之所同。朕雖再三告誡，舌敝唇焦，奈諸臣未能領會，悠忽為政，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較之明季梃擊一案，何啻倍蓰（xǐ）！思及此，實不忍再言矣。予唯返躬修省，改過正心，上答天慈，下釋民怨。諸臣若願為大清國之忠良，則當赤心為國，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則當掛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屍祿保位，益增朕罪。筆隨淚灑，通諭知之。（《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七四）對嘉慶帝的《罪己詔》，可作幾點分析：

　　第一，態度尚好。嘉慶帝這個人，遇到大的事變，總是反省自己。不像有的人，文過而飾非，功勞歸己，過錯責人。甚至不惜偽造文件，表明聖上一貫正確。他說，遭此突變，總緣“德涼愆積，唯自責耳”。又說：“予唯返躬修省，改過正心，上答天慈，下釋民怨。”這話不管是做樣子也好，真心實意也好，總算表了個態，做了自我批評。

　　第二，表彰功者。事變後次日，封皇二子旻寧為智親王。他說：“旻寧係內廷皇子，在上書房讀書，一聞有警，自用槍擊斃二賊，餘賊始紛紛潛匿不敢上牆，實屬有膽有識。朕垂淚覽之，可嘉之至，筆不能宣。宮廷內地，奉有祖考神禦，皇後亦在宮中。旻寧身先捍禦，護保安全，實屬忠孝兼備，著加恩封為智親王。”（《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七四）

　　第三，批評臣工。他說：“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這四個字——因上、循舊、怠惰、玩職，道出當時官場的普遍現象。解決的辦法，要麽“赤心報國”，要麽“掛冠致仕”，而不要屍位素餐，誤國誤民。

　　第四，筆隨淚下。天理教眾，手無寸鐵，200餘人，攻入禁城。他說：這是大清國170年以來，也是漢、唐、宋、明以來所未有之事。並為此而“筆隨淚灑”，真是動了心！但是，作為一個政治家，在重大事變麵前，哭天抹淚，不算英雄。要在有氣魄、有格局、有毅力、有辦法，勇於克服積弊，敢於進行改革。可惜，“平庸守成”四個字，決定嘉慶帝做不出驚天動地的事業。

　　第五，心有餘悸。嘉慶帝遭遇天理教徒之變時54歲。這年，他連生日也沒有心思過了。他說：“十月初六日，為朕壽辰，國家典禮，自初三日，至初九日，俱穿蟒袍補褂，正日禦正大光明殿受賀，此定例也。今歲突遇此禍，若仍照常年典禮而行，朕實無顏受賀，況軍書交馳，邪氛未靖，尚有何心宴樂乎！……向年俱進如意，即日回賞，原上下聯情之意耳！今遇大不如意之事，豈可複行呈進。朕不見此物，轉覺心安；見物思名，益增煩悶矣！”（《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七五）

　　第六，見微知著。嘉慶帝直至他臨終的前一年（嘉慶二十四年），還在大臣的奏折中朱批道：“有天良之大臣，永不忘十八年之變。喪盡天良之輩，早已付之雲煙之外！”

　　但是，嘉慶帝究竟汲取了什麽曆史教訓呢？沒有！沒有從根本上敬畏曆史，牢記教訓，從而加速一個曆史趨勢——江河日下，社稷日危！

　　相關推薦書目

　　（1）（清）昭梿：《嘯亭雜錄》，中華書局，1980年

　　（2）關文發：《嘉慶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張玉芬：《嘉慶道光評傳》，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

　　（4）萬依主編：《故宮辭典》，文匯出版社，1996年


第八講 光緒皇帝之死

一、正常病死說

　　主張光緒皇帝正常病死者，主要依據是：

　　第一，官書記載。《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光緒朝東華錄》、《清史稿8226;德宗本紀》等官書，都記載光緒帝是正常病死：

　　上疾大漸，酉刻，崩於瀛台之涵元殿。（《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五七九）

　　上疾大漸，酉刻，崩。（《清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三十四年十月癸酉）癸酉（二十一日），上疾大漸，崩於瀛台涵元殿，年三十有八。（《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紀二》）

　　以上，都說光緒皇帝病重而死，是自然死亡。

　　第二，久病難醫。光緒帝長期身體不好，久病難醫，因而病死。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前，光緒帝身體多病，但尚能維持。此後，他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即使雲集天下名醫來京會診，光緒帝的病依然有增無減。因為：其一，這一年發生戊戌政變，他開始了從帝王到囚徒的生活。他夜間失眠，氣不舒暢，神煩心悸，健康日差。其二，珍妃被害，孤苦難當。在《宮女訪談錄》中記載：“在逃亡的路上，我看到了光緒，眼睛像死羊一樣，呆呆的！”從此以後，光緒帝的病，日益加重，直至病故。

　　第三，私人記述。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十六日，江蘇名醫杜鍾駿為光緒帝診病後，在其所著《德宗請脈記》中，記載了他為光緒帝診病經過以及光緒帝臨終前的病狀。他看過光緒帝的病症說：我此次進京，以為能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來，徒勞無益，不求有功，隻求無錯。他在著述中認為光緒帝屬於正常死亡。

　　第四，檔案記載。兩份檔案材料提供光緒帝的死因。

　　其一，光緒帝《病案》（《脈案》）。光緒帝37歲時的《病案》，記載了他從小身體虛弱和病情發展，資料翔實且私密：

　　遺精之病將二十年，前數年每月必發十數次；近數年每月不過二三次，……冬天較甚。近數年遺泄較少者，並非較愈，乃係腎經虧損太甚，無力發泄之故。……腿膝足踝永遠發涼，稍感風涼心頭疼體酸，夜間蓋被須極嚴密。光緒十年（1884年）、十二年（1886年）的脈案還記載，光緒帝經常患感冒及脾胄病，經常服用湯藥、丸藥。可見光緒帝在二三十歲的青壯年時期，身體衰弱，多病纏身。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九日，《脈案》記載：皇上肝腎陰虛、脾陽不足、氣血虧損，病勢嚴重。在治療上不論是寒涼藥，還是溫燥藥都不能用，處於無藥可用的地步。宮中禦醫們束手無策。五月初十日《脈案》記載：調理多時，全無寸效。九月《脈案》記載：病狀更加複雜多變，髒腑功能已經失調。十月十七日，三名禦醫會診《脈案》記載：光緒帝的病情，極度虛弱，元氣大傷，病情危重，出現心肺衰竭症狀。十月二十日，光緒帝的《脈案》記載：夜裏，光緒帝開始進入彌留狀態，肢體發冷、白眼上翻、牙關緊閉、神誌昏迷。二十一日《脈案》記載：光緒帝的脈搏似有似無，眼睛直視，張口倒氣。傍晚，光緒帝死。

　　其二，光緒帝醫藥檔案。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公開了珍藏的曆代清宮醫案，有關光緒帝的脈案十分齊全，特別是他臨終前半年病情加重的時段，診斷記錄和服藥經過尤為完整。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子刻，光緒帝進入彌留狀態。禦醫張仲元等人診得：“皇上脈如絲欲絕。肢冷，氣險，二目上翻，神識已迷，牙齒緊閉，勢已將脫。謹擬生脈飲，以盡血忱；人參一錢、麥冬三錢、五味子一錢。水煎灌服。”隨後，又經禦醫多方努力，卻無力回天。

　　第五，學者觀點。有學者根據清宮醫案記載認為：光緒帝從開始病重，一直到臨終，病狀逐漸加劇，既沒有中毒的跡象，也沒有暴死的症象，病死之因，屬於正常。從現代醫學角度來看，光緒帝患有嚴重的神經官能症、關節炎和骨結核等疾病。這是導致光緒帝壯年死亡的直接病因。光緒帝的禦醫六人，每日一人輪診，各抒己見，治法不一，也耽誤了醫治。“光緒帝自病重至臨終之時，其症狀變化，屬進行性加劇，而無特殊或異常症狀出現。其臨終時的症候表現，乃是病情惡化之結果。因之，光緒帝是死於疾病”（《從清宮醫案論光緒載湉之死》）。

　 與以上光緒帝“正常病死說”相反，有人提出光緒帝“被人害死說”。


二、被人害死說

　　光緒帝自被慈禧皇太後“廢黜”之後，整整過了10年的幽禁生活，長期憂悶，無處發泄，“怫鬱摧傷，奄致殂落”。從據清宮太醫院檔案選編的《慈禧光緒醫方選議》一書，可以看出光緒帝體弱多病。該書所選有關光緒帝182個醫方中，神經衰弱方64個，骨骼關節方22個，種（ｚｈòｎɡ）子長壽方17個等。但是，光緒帝醫藥條件極好，猝死的可能性不大。他在慈禧太後死去的前一天突然崩駕，事情過於巧合，因而噩耗傳出，朝野震驚。於是，光緒帝被人謀害致死的說法，隨之流傳開來。

　　第一，袁世凱毒死光緒說。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談到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時，辜負了光緒帝的信任，在關鍵時刻出賣了皇上。又說：袁世凱擔心一旦慈禧太後死去，光緒帝決不會輕饒他，所以就借進藥的機會，暗中下了毒，將光緒帝毒死。他回憶道：“我還聽見一個叫李長安的老太監說起光緒帝之死的疑案。照他說，光緒帝在死之前一天還是好好的，隻是因為用了一劑藥就壞了，後來才知道這劑藥是袁世凱叫人送來的。”

　　上述說法雖符合情理，但也有可商榷處。光緒帝痛恨袁世凱，並“日書項城（袁世凱）名以誌其憤”（枝巢子《舊京瑣記》），這是朝中人共知的事實，所以說袁世凱想謀害光緒帝以除後患在情理之中；但袁世凱要想害死光緒帝而又不被追究，就必須得到慈禧太後主使或默許，否則由此獲弑君之罪，袁世凱不會做這樣的蠢事。況且，向皇帝進藥必須經過多道禦檢，如果藥性有劇毒，很難不被檢出來。因此，袁世凱進藥毒死光緒帝的說法值得商榷。

　　其二，李連英毒死光緒說。英國人濮蘭德8226;白克好司的《慈禧外傳》和德齡的《瀛台泣血記》等書，認為清宮大太監李連英等人，平日裏仗著主子慈禧太後的權勢，經常中傷和愚弄光緒帝，他們怕慈禧太後死後光緒帝重新掌權，對自己不利，就先下毒手，在慈禧太後將死之前，先把光緒帝害死。

　　其三，其他人毒死光緒說。曾做過清宮禦醫的屈貴庭，在民國年間雜誌《逸經》上著文說：在光緒帝臨死的前三天，他最後一次進宮為皇上看病，發現皇上本已逐漸好轉的病情，突然惡化，在床上亂滾，大叫肚子疼，沒過幾天，光緒帝便死了。這位禦醫認為，雖不能斷定是誰害死了光緒帝，但光緒帝肯定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第四，慈禧毒死光緒說。《清室外紀》、《崇陵傳信錄》和《清稗類鈔》等書認為：慈禧太後病危期間，惟恐自己身後光緒帝重新執政，推翻前案，倒轉局勢，於是令人下毒手，將光緒帝害死。《我的前半生》一書記載：“有一種傳說，是西太後自知病將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緒前麵，所以下了毒手。”人們普遍認為：年僅34歲的光緒帝，反而死在74歲的慈禧的前麵，而且隻差一天，這不會是巧合，而是慈禧太後處心積慮的謀害。因此，真正要害死光緒帝的最大嫌疑人就是慈禧太後。

　　據說慈禧太後在病重期間（時太後泄瀉數日矣），“有譖（zèn）上者，謂帝聞太後病，有喜色。太後怒曰：‘我不能先爾死！’”。所以指使親信太監李連英下毒手，把光緒帝害死。

　　啟功先生在《啟功口述曆史》一書中說：

　　我曾祖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這樣一件事：他在任禮部尚書時正趕上西太後（慈禧）和光緒皇帝先後“駕崩”。作為主管禮儀、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員，在西太後臨終前要晝夜守候在她下榻的樂壽堂外。其他在京的、夠級別的大臣也不例外。就連光緒的皇後隆裕（她是慈禧那條線上的人）也得在這邊整天伺候著，連梳洗打扮都顧不上，進進出出時，大臣們也來不及向她請安，都惶惶不可終日，就等著屋裏一哭，外邊好舉哀發喪。西太後得的是痢疾，所以從病危到彌留的時間拉得比較長。候的時間一長，大臣們都有些體力不支，便紛紛坐在台階上，哪兒哪兒都是，情景非常狼狽。就在宣布西太後臨死前，我曾祖父看見一個太監端著一個蓋碗從樂壽堂出來，出於職責，就問這個太監端的是什麽，太監答道：“是老佛爺賞給萬歲爺的塌拉。”“塌拉”在滿語中是酸奶的意思。當時光緒被軟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前也從沒聽說過他有什麽急症大病，隆裕皇後也始終在慈禧這邊忙活。但送後不久，就由隆裕皇後的太監小德張（張蘭德）向太醫院正堂宣布光緒皇帝駕崩了。接著這邊屋裏才哭了起來，表明太後已死，整個樂壽堂跟著哭成一片，在我曾祖父參與主持下舉行哀禮。其實，誰也說不清西太後到底是什麽時候死的，也許她真的挺到光緒死後，也許早就死了，隻是密不發喪，隻有等到宣布光緒死後才發喪。這已成了千古疑案，查太醫院的任何檔案也不會有真實的記載。中南海儀鸞殿（今懷仁堂）

　　但光緒帝在死之前，西太後曾親賜他一碗“塌拉”，確是我曾祖親見親問過的。這顯然是一碗毒藥。

　　上引啟功先生口述曆史中的“樂壽堂”在頤和園，不在中南海，可能是先生口述疏忽或記錄疏誤。據中南海研究專家吳空先生講：中南海儀鸞殿被八國聯軍焚毀，後移址新建的儀鸞殿，為慈禧太後晏駕之所，今殿名為懷仁堂；原址新建的儀鸞殿，改名為海晏堂，袁世凱時改名為居仁堂，今已拆毀。

　　以上四種說法，都有道理，也都不能證實。那麽，光緒皇帝到底是怎麽死的？這裏麵有疑案值得探討。


三、死因之疑案

　　光緒皇帝是怎麽死的？是自然死亡，還是被人害死？怎樣看待這樁曆史疑案？

　　上文已經說過，清代官方文獻和宮廷檔案都表明：光緒帝是病死的。但是，從光緒帝死的那天開始，人們就懷疑他不是正常死亡。人們總覺得他死在慈禧太後前麵，而且隻比慈禧太後早死了不到一整天，僅20個小時，這件事太奇怪了！肯定是有人最後幾天在藥裏下了什麽東西。但所有這些猜疑，到今天為止，也隻是猜疑，因為至今沒有確鑿史料證明光緒帝是被害死的。

　　下麵排比正史文獻資料，可以看出光緒帝病情變化。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

　　初一日，光緒帝詣儀鸞殿，問慈禧皇太後安。《清德宗實錄》卷五九七記載，自癸酉至戊辰“皆如之”，就是從初一日至十六日，每天都是如此。

　　初二日，奉皇太後禦勤政殿，日本使臣伊集院彥吉覲見。又到儀鸞殿向皇太後問安。

　　初三日，到儀鸞殿，向皇太後問安。

　　初四日，到儀鸞殿，向皇太後問安。

　　初五日，到儀鸞殿，向皇太後問安。

　　銀質四連藥瓶初六日，上禦紫光閣，賜達賴喇嘛宴。又到儀鸞殿，向皇太後問安。

　　初七日，到儀鸞殿，向皇太後問安。

　　初八日，到儀鸞殿，向皇太後問安。

　　初九日，奉慈禧皇太後“幸頤年殿，侍晚膳，至癸亥（十一日）皆如之”。

　　初十日，慈禧皇太後生日，光緒帝率百官至儀鸞殿行慶賀禮。幸頤年殿，侍皇太後晚膳。

　　十一日，到儀鸞殿問皇太後安。幸頤年殿，侍皇太後晚膳。

　　十二日，到儀鸞殿問皇太後安。幸頤年殿，侍皇太後晚膳。

　　十三日，到儀鸞殿問皇太後安。幸頤年殿，侍皇太後晚膳。

　　十四日，到儀鸞殿問皇太後安。幸頤年殿，侍皇太後晚膳。

　　十五日，到儀鸞殿問皇太後安。幸頤年殿，侍皇太後晚膳。

　　十六日，到儀鸞殿問皇太後安。幸頤年殿，侍皇太後晚膳。

　　十七日至十九日，禦醫屈貴庭說：他在光緒帝臨死前三天給光緒帝看病，病情突然惡化，在禦榻上亂滾，大叫肚子疼。

　　二十日，《清德宗實錄》記載：“上不豫”，光緒帝病。懿旨：“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著在宮內教養，並在上書房讀書。”又懿旨：“醇親王載灃，授為攝政王。”

　　二十一日，“上疾增劇”，光緒帝病重。接著，“上疾大漸”，病危。酉刻，光緒帝崩於西苑瀛台之涵元殿。

　　二十二日，慈禧皇太後葉赫那拉氏疾大漸，未刻，崩於儀鸞殿。

　　綜合以上資料，提出幾點疑問：

　　第一，實錄記載，值得重視。《清德宗實錄》記載，光緒皇帝雖然有病、多病，但都是慢性病。臨死三天前，仍能進行政事、家事活動。且發病突然，來勢急猛，不排除中毒而死的可能。

　　第二，檔案資料，值得懷疑。前引：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子刻，禦醫張仲元等人診得：“皇上脈如絲欲絕。肢冷，氣險，二目上翻，神識已迷，牙齒緊閉，勢已將脫。謹擬生脈飲，以盡血忱；人參一錢、麥冬三錢、五味子一錢。水煎灌服。”隨後，又經禦醫多方努力，卻無力回天。依此證明光緒帝是病死的，但要思考一個問題：何為因？何為果？顯然，據上述檔案判斷光緒帝是病死的，卻忽略了一個事實——禦醫張仲元等看到的如果是在光緒帝喝了慈禧太後親賜他的一碗含毒藥的“塌拉”後而出現的症狀，怎麽能說是病死的呢？

　　第三，口述曆史，值得重視。“但光緒帝在死之前，西太後曾親賜他一碗‘塌拉’，確是我曾祖親見親問過的。這顯然是一碗毒藥”，這是啟功先生曾祖父親見親問的。啟功先生的曾祖父，既是禮部尚書，又是當時親曆者，他的口述曆史資料，尤當引起重視。

　　第四，禦醫著文，值得研究。禦醫屈貴庭民國年間在《逸經》雜誌上說：在光緒帝臨死的前三天，他最後一次進宮為皇上看病，發現皇上本已逐漸好轉的病情，但其病情“突然惡化，在床上亂滾，大叫肚子疼”，沒過幾天，光緒帝便死了。因此，禦醫根據親曆所寫的文章，很值得研究。

　　根據以上四點，我個人認為：不排除光緒帝被毒死的可能性。

　　如果光緒帝確被害死，最大的嫌疑人顯然就是慈禧太後。

　　然而，曆史是複雜的。像慈禧太後這樣的人物，台上表演的與台下操作的，可能一致，也可能相悖。為給光緒帝治病，慈禧太後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一，遍求天下名醫。從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春天開始，軍機處又不斷下發廷寄，征召天下名醫急速來京為皇上診治。於是，先後有陳秉鈞、曹元恒、呂用賓、周景濤、杜鍾駿、施煥、張鵬年等名醫來京。其二，遍尋天下名藥。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軍機處電告各地迅速貢獻上等名藥，其中有廣陳皮、甘枸杞、蘇芡實、北洪參、苡米、桑寄生、杭白芍、茯苓等先後送至京城。人們很難判斷慈禧太後這些舉措背後的真實目的。慈禧太後是一個權術高明的大政客，即使要毒死光緒皇帝，她不會、也不可能在眾人麵前，赤裸裸地表露出自己的真實意圖。

　　由光緒帝之死，人們聯想到“三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共四條人命同慈禧太後有關係，這就是：慈安皇太後鈕祜祿氏、同治皇後阿魯特氏、光緒帝珍妃他他拉氏和光緒皇帝。這些曆史疑案和難題，供大家思考，望學者研究。

　　光緒帝無子，他死後，皇嗣隻能在宗室中選擇。慈禧太後懿旨：“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著入承大統，為嗣皇帝。”這就是宣統皇帝。

　　相關推薦書目

　　（1）徐徹：《光緒帝本傳》，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

　　（2）溥儀：《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1964年

　　（3）孫孝恩：《光緒評傳》，遼寧教育出版社，1985年

　　（4）馮元魁：《光緒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5）陳可冀：《慈禧光緒醫方選議》，中華書局，1981年

　　（6）陳可冀：《慈禧醫案研究》，中醫古籍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