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1)
（昨天和國內的侄兒通話，他問我為什麽把中國“看”得這麽糟糕，並且反複對我說中國現在如何好。對這個問題，幾句話似乎很難說清（即使說得清，侄兒也不信），但說多了，侄兒聽得不耐煩，所以我隻好無奈罷休，反複強調對於中國社會的陰暗麵他不知道更好。）
任何一個有正常觀察能力的人，在美國（西方）生活一段時間後，都不難發現一個強烈的對比：在美國，新聞中不斷充斥著對社會陰暗麵的暴露，美國的大多數人，也習慣於對社會持批評態度，一會兒上街遊行，一會兒在媒體裏強烈譴責。總之，如果不親身生活在這裏而隻看新聞的話，美國就顯然是一個非常黑暗的國度。而中國的情況似乎決然相反，電視報紙裏卻一片高調，在生活中大多數中國人也都習慣了聽“好”的，說“好”的。總之哪些該說，哪些不該說，大家都非常“默契”。於是，如果不長期生活在這個社會中，並帶著一雙“與眾不同”的眼睛，很多人一定會以為中國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度。
其實這就是民主和專製社會的區別。批評社會，一般來講就是在說當權者做得不好。專製的國家，當權者自然是不原意看到有人批評自己的。所以當看一個社會的新聞媒體對社會批評越多，這個社會就一定是越民主越先進，反之，就是越專製或越落後。
習慣了專製的多數中國人，自然看不到這個對比。就像習慣了黑暗的眼睛，總能在黑暗中模糊地辨別出眼前的景象，沒覺得有什麽不好，而一但看到一絲光線，就會覺得光明得刺眼了。所以現在好多中國人把當今的經濟發達和幾十年前的極度貧困作比較，真是覺得好得不能再好了。由此，這個“刺眼”的“物質極大豐富”，使得好多中國人根本看不到在社會中還存在著的更大麵積的黑暗。
中國式的“樂觀”，分析起來原因不外乎有兩點：一是“自私”；二是“短視”。在中國掌握媒體的，或者說有權利說話的人，都是處在得利階層（當然很多其他社會也一樣）。這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封鎖消息，壓製反麵聲音。另外，大部分知識分子和經濟上的爆發戶，也處於同樣的“得利者”的動機，對於沒有發生在自己頭上的災難不聞不問。我03年第一次回國到，在家鄉重慶吃驚地發現遍地都是棒棒軍。然而對這些現象，我的發達了的朋友親戚，沒有一個人會有任何感慨。所以，這個社會在表麵看來自然是一片“鶯歌燕舞”。
其次，中國式的“樂觀”，是基於“短視”，即：隻根據自己親身經曆來看待現實。對那些沒有發身在自己身上或者身邊的事，都一律不關心。不關心也就等於不存在。所以很多普通的中國人也很容易對社會得出“樂觀”的結論。
不光是今天的現狀，就是對曆史，對剛過去的曆史，中國人都可以非常“樂觀”地回避黑暗的一麵。比如文化大革命。我在中國生活了30年才出國，對文革的認識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不過是紅衛兵批鬥知識分子。近幾年我才從網上得知一些發生在縣份上的可怕的大屠殺。這些屠殺手段之殘忍，犧牲者數量之眾，堪稱曆史之最。然而，這樣的驚天動地之事，在發生之後很快（幾乎是“立即”）就可以銷聲匿跡，這是為何？原因很簡單，除了很多當事的殺人者還在當權以外，就是因為寫曆史的，大多都是知識份子。雖然中國知識分子是文革的受害者，但在對文革的回憶上，對發生在偏僻鄉村的更大災難的忽略（或者回避），充分顯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私和短視，以及對學問的不嚴肅和對曆史的不尊重。
魯迅說中國人非常“健忘”，我說中國人也不得不“健忘”，因為曆史和現實都太沉重，太黑暗了，而大多數中國人早已喪失了麵對現實的能力。也正因為是個原因，中國人的“樂觀”，其實反映出中國社會是一個得過且過的社會，一個隻顧眼前，不看將來的社會。當今中國的經濟繁榮，其實主要是因為國際經濟市場的需要，帶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的生產力的提高，也是因為開放後大量引進的現存科學技術。這就是說，中國社會的發展，基本上都是靠外因，而非內因。事實上，中國，這個人口增長和文明發展不成比例的社會，早已失去自身協調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和能力。如果80年代沒有打開國門，文革和大躍進的悲劇還會重複上演。而現在國門打開，突然出現的這個“經濟繁榮”，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將不過是曇花一現的短暫曆史現象而已。
Very true!
皇帝誅殺大臣。不日，太子繼位，為大臣平反並起用大臣之子。 臣子:”吾皇聖明，萬歲! 萬歲! 萬萬歲!" 又不日，君臣鬧翻，臣子全家被滿門抄斬。這樣的故事，在五千年的中國多如牛毛。今天，就在今天，在2013年的中國，在薄熙來的身上，這樣的故事正在上演。
西方統治階級們知道，山不轉水轉，此一時彼一時。沒有製度的保障，一旦他們及其子孫淪為被統治階級，將難逃死無葬身之地的命運，就更難保其財富了。隻有在民主和法製的框架下，才可以，老子布什當了總統，兒子布什再當；兒子布什當了總統，以後孫子布什再當，而不用怕自己的後代遭到政敵的清算，自己的財富遭到政敵的剝奪。
如果說，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裏，臣子們不知道還有民主和法製這樣一種社會製度可供選擇，隻好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醬缸裏找運氣，聰明一點的也就是臨終前諄諄告戒自己的子孫要永不為官。那麽，中國的統治者們不懂得，其實，民主和法製才是他們的最大保護傘嗎？其實，他們比任何人心裏都明白，他們才最需要民主和法製；否則，他們的子女就不會統統移民國外了。
１９８９年六四後，正值爭取民主運動在共產國家風起雲湧，東德共產黨主席昂納克訪中時問江，李二人中共還能控製中國民運幾年，他們答到，大慨也就十年。出人意料的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利用權力，關係和機會富了的人們，和高薪養起的黨，政，軍，公，檢，法，及文教等等政府機關的人們更感興趣的是如何富有和更富有。看來，中國統治者們對中國人一旦富有，會進而要民權的擔憂完全是多餘的。中國人要民權的目的是要發財的機會和權力。一旦有權發財，民主法製，公平民權，等等，與我何幹?
在西方國家，政商在極大成度上是分離的。既然逐權無利，海外華人也就不願意參政議政了。華人以為不觸犯當地法律，獨善其身就會生活美滿。遠離政治，從而得不到保護是華人受排擠、遭欺淩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曾引用過《歐洲精神》（亞曆山德拉-萊涅爾-拉瓦斯汀）裏的一個結論：
＂歐洲精神的核心就在於'追求真實和自由，而非對自身溫飽的關切，並非滿足於日常生活所給予的一點微不足道的幸福感'＂
中國人恰恰不具備這個精神。他們的生活動力僅僅來自這'一點微不足道的幸福感'，所以他們不計後果地追求物質利益。中國經濟得以快速成長得益於這種民族性，但也決定了其不可持續性。
民族性決定了中國文化和製度，而不是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