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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02-06] 來源：中華網 作者：未知 [字體：大 中 小]
台灣與以色列軍事貿易關係探析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七年一月號 總第 58 期 2007年1月31日
台灣與以色列軍事貿易關係探析
⊙ 郭培清
「費爾康」預警機事件使得中以軍事貿易幾乎達到「地球人都知道」的地步。然而，在國際社會熱炒中以軍事貿易時，對大陸至關重要的台灣與以色列的軍事貿易問題也浮出水麵。實際上，台灣同以色列的軍事貿易遠比大陸來得更具實質性。
一 台灣與以色列的「互不接觸」
在大陸執政時期，國民黨政府對猶太複國主義持同情和支持態度。1潰敗大陸前夕的1949年3月初，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承認以色列，在聯合國大會上投票讚成接納以色列為會員國，允許以色列向中國派出一名領事駐紮上海，處理猶太難民向以色列的轉移問題。2
不久，國民黨退出大陸，但以色列對華政策似乎沒有權衡便得出結論，以色列駐上海領事伊爾坦（Walter Eytan）提出：「根據我國的承認政策，我們的承認必須建立在務實的基礎之上，…… 毫無疑問，共和國政府是控製大陸的有效政府。」3這一思想奠定了以色列對華政策的大方向。1950年1月9日，以色列正式承認了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東地區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國 家。4
偏居台灣後國民黨政府與以色列的關係如何？
簡言之，彼此隔閡──以色列疏遠台灣，台灣也對以色列十分冷漠。1959年以色列向其駐聯大代表指示，「盡管我們同共產黨中國的交往不順，但也要盡量避免同台灣國民黨政權來往。」5在聯大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以色列支持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1970年以色列投票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將台灣代表逐出。同樣，在台灣的外交視野中以色列是「不友好國家」。1963年，當一位台灣商人向台灣「外交部」谘詢同以色列的貿易時，得到的答複是：「政府不支持同以色列貿易，因為以色列在聯合國中反對我們。」 6這種彼此隔閡與當時雙方「務實外」的理念是一致的，就台灣角度而言，表現為與沙特阿拉伯關係「密切關係」的實際價值上。
萬隆會議之後，大陸與台灣都積極發展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阿爾及利亞、埃及、伊拉克、摩洛哥、蘇丹、敘利亞和也門與大陸建立了良好關係；但沙特選擇了支持台灣，盡管該國在萬隆會議上對大陸表現了善意，實際上骨子裏是反共的。1971年沙特國王法薩爾（Faisal）訪問台灣，1977年台灣「總統」嚴家淦回訪沙特，沙特國王哈爾德（Khaled）許諾將向台灣提供充足的石油供應，並在國際舞台上予台灣以堅決支持。沙特與台灣電力公司簽署了一筆1.53億美元的合同。1977年兩國的貿易額達到6.32 億美元，台灣實現了2億美元的貿易盈餘。沙特通過沙特基金向台灣提供了大量貸款：包括8千萬美元的台灣南北公路建設資金、3千萬美元的鐵路電氣化改造經費、7500萬美元的電訊和電力改造經費。沙特還答應每年由沙特政府出錢支付台灣4萬名穆斯林朝聖所花費用。在沙特國王和嚴家淦聯合發布的公報中，承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和「自決權利」。1979年沙特王儲法赫德赴台訪問時，台以聯合公報中再次重申這一立場，雙方共同譴責以色列的「侵略」政策，要求以色列「從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上，包括耶路撒冷撤出」，呼籲給予巴勒斯坦人民以「自決和獨立的權利」。7至於台灣的反猶意識形態中有多少真實成分，學者們認為這不過是台灣 「實用主義」的應景之作。美國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1998年的一篇博士論文──《中以五十年關係史》中，作者根據以色列政府解密的檔案提出：台灣反猶的真正原因是為了取悅阿拉伯國家。8一位台灣史學家也認為，中國民國政府選擇了反猶姿態，目的是迎合中東的民族主義，因為意識形態上的相同可以更好的促進「良好關係」的發展。9
就以色列角度看，它的對華「務實主義」外交理念在國民黨退居台灣後依然沒有發生改變。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出色表現更加強了這一傾向。在以色列看來，中國與蘇聯、美國一樣，是有世界影響的大國；10中國是第三世界的領袖之一，「擺平」中國就意味著為以色列拓寬了莫大的外交空間。因此，以色列在此事上表現出以一貫之的態度，將與北京政權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擺在重要位置上。它認為中國拒絕與以色列接觸是因為中以建交的「時間尚不成熟」，不過它可以耐心地等待。11
二 台灣與以色列的核合作
然而，台以的彼此冷漠並不意味雙方沒有發展關係的願望，理由依然是雙方外交的指導思想有共同之處──「務實」。60年代中國政府的親阿反猶政策推動了台以靠攏，12台灣與以色列開始秘密接觸，積極發展實質性的軍事貿易關係。出人意料的是，台灣與以色列的軍事合作竟然是從核合作開始的。
大量證據表明，台灣很早即同以色列有核技術來往，具體時間不詳。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和台灣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之間經常進行核科學家的互訪。1963年11月台灣原子科學研究院院長曾訪問過以色列，訪問期間曾邀請以色列核科學家赴台灣原子能研究院工作。在同以色列原子能委會主席伯格曼（Ernst D.Bergmann）往來信件中，台方提出派遣台灣的核研究人員赴以色列相關研究機構參加培訓。台方認為「這不僅將提高我們研究人員的水平，也有利於增進我們之間的瞭 解。」13
1964 年10月16日，大陸成功試爆原子彈後，台灣決心發展核武器，建立「自主」核能力。1965年7月，蔣介石親自點將，命「國防部次長」唐君鉑負責籌建「中山科學研究院」和核能研究所，撥專款1.4億美元，加快核武器研製和生產。由於台灣1955年7月18日就與美國簽有《和平使用原子能合作協議》， 1965年5月25日又與國際原子能總署簽定《原子能安全保障檢查三邊協定》，因此台灣當局隻能假借民用之名，從當時世界上核能研究較為先進的國家獲得技術援助。14
1965年初，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伯格曼受邀訪台，會見了台灣「國防部長」蔣經國。事後蔣經國致伯格曼的信中提到，「他十分欣賞以色列在聯大投票否決中共政權進入聯合國。」15這是以色列在聯大第一次投票支持台灣。16 1966年2月中旬，台灣核能研究所正副所長前往以色列，參觀其核設施。據美國2002年解密文件中1966年3月19日的一份報告稱：「台灣核能研究所長與副所長幾周前在以色列訪問，並與以色列的科學家會麵。雖然以色列和台灣沒有外交關係，這兩名台灣科學家仍在前往歐洲的行程中間，在以色列停留數天，並參觀了以色列的NaNaI Shoreo核反應堆。」17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1981年台灣和以色列科學家聯合參與了南非核計劃。這一觀點也從日本的消息得到佐證：一位台灣資深政治人士透露，台灣與以色列聯合參與了南非的核武器發展計劃。18作為回報，南非向以色列和台灣提供了鈾礦石。台灣同南非簽署一項為期6年的協議規定，南非每年向台灣提供 4000噸鈾礦石。19
台以核往來推動了台灣核技術的快速發展。但台灣擁有核武器不符合美國的東亞戰略，因此防止台灣發展獨立核力量是美國的一貫政策。70年代早期，美國認為台灣五年內將具備製造核武器的能力，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例行檢查也發現台灣方麵做了手腳，在美國和國際壓力下台灣當局暫時收手。但台灣也因此在核能技術上「獲利」非淺。其民用核能事業得到了空前發展，積累和儲備了大量的核技術人才，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核能遺產。迄今為止，台灣共建成三所核電站（第四個停建），核能的利用率在世界上也是較高的（占能源總比重高於25%）。20
三 冷戰時期台以軍事貿易
顯然，核往來不是台以之間的軍事交易的全部，台灣與以色列更具實際意義的交往是非核領域的秘密軍事貿易。
70年代，麵對勃列日涅夫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勢，與蘇聯交惡的中國之於美國的戰略價值顯而易見，美國遂調整了對華政策，國際政治格局表現為中美聯手抗蘇。鑒於此，美國必須考慮大陸一直反對的美國對台軍售政策。中美關係「解凍」後，美國售台武器逐步削減，迫使台灣尋求新的武器供應源，而美國也不想拋棄「盟國」。以色列正「適合」代替美國充當武裝台灣的代理人，而且通過代理人武裝台灣，更合乎美國的戰略安排。從以色列角度看，經濟利益的考慮是以色列武器售台的重要動力。身處敵對國家包圍中的以色列發展起強大的軍火製造業，武器出售在以色列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占本國工業總產值的四成以上，21 因此台灣與以色列互為需求。大量研究表明，在80年代以色列既同大陸也同台灣做軍火生意，22這完全符合以色列「務實外交」的邏輯，不足為怪。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種同時向海峽兩邊敵對的雙方出售武器的做法同樣也得到美國的默許。23這是因為，美國既希望武裝起來的中國成為遏製蘇聯的「前線國家」，但也決不允許在以色列的武器輸出中台灣被削弱。
1975年，當美國迫於大陸壓力而拒絕向台灣出售響尾蛇導彈時，以色列跟了上來，向台灣出售了 Shafrir反空導彈，並特批台灣就地生產加百利-2型反艦導彈（台灣改名為「雄風」，此後台灣在此基礎上研製了「雄風」係列導彈）和發射架。這是台以第一筆軍火交易。到1989年台灣總共生產了523枚導彈和 77 發射架。其餘特許生產的還有50艘「塔瓦爾」（Dvora）快艇，還有大批槍械和迫擊炮，包括127毫米蟒蛇火箭炮，加利爾步槍、烏茲微型衝鋒槍，以及其他各種電子設備和武器。24這些交易在每年一度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機構的報告中有一定記載。25
對於台以第一筆軍事交易開始於何時，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印度尼赫魯大學西亞非洲研究中心的庫馬拉斯瓦麥提出，以色列與台灣的軍事貿易始於1977年。26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國加大了對美國武器售台的壓力。1982年美國決定逐漸淡出台灣軍火市場，原因自然是建交後來自大陸的嚴厲抗議。 27「武裝台灣」的「重任」大部分落到以色列肩上，此後以色列與台灣的軍售無論是在量上還是在質上都迅速上升。台灣的「經國」戰鬥機和300架F-5戰機全部仰仗以色列升級換代，安上了以色列批準在台灣生產的雷達 (HUDs)，台灣海軍的「洋」級驅逐艦安裝了加百利導彈；以色列飛機工業公司（IAI）出售了羅塞特（Reshet）火控和指揮係統，其他公司翻新了13艘台灣舊軍艦。台灣的地下飛機掩體係統，武器和燃料儲備係統據說都采用了以色列模式。 281984年8月24日的《華盛頓郵報》稱，以色列1984年向台灣派駐了化學武器銷售商。29至於雙方有無化學武器交易尚無從考證。
雖然非核領域的軍事貿易不再回避美國，但台灣卻非常忌諱被阿拉伯國家窺到，尤其害怕被沙特阿拉伯發覺。30 80年代，台以軍事貿易主要是由以色列軍火商利伯曼（Yaacov Liberman）從中運作，該人是台灣軍火界的座上客。根據利伯曼的回憶：以色列飛機工業公司（IAI）向台灣出售了「加百利」艦對艦導彈，價值1.8 億美元；塔迪蘭公司（Tadiran）出售的火炮技術和高技術通訊設備價值1.3億之多；埃爾貝特（Elbit）和拉斐爾（Rafael）則銷售指揮和控製電子係統，價值約1.5億美元。31 至於這些數字是否可靠，仍需考證。
四 冷戰後台以軍事貿易
蘇聯崩潰後，中國之於美國的戰略價值降低，美國逐漸調整對華戰略，將崛起中的中國視為潛在對手。在美國調整戰略時，中以關係也在悄悄發生變化，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條件逐步成熟，1992年1月24日中以正式建交。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對台軍售政策呈現出如斯變化：一方麵以色列對台軍售得到美國更加積極的支持；32另一方麵，以色列必須考慮中國的反應，對台軍售不得不有所收斂。反映在行動上，體現為「冒進」與「謹慎」兼而有之。
1991年，台灣戰機大規模更新換代，以色列又一次瞄準了台灣市場。據說此次以色列已極具競爭力的價格，打算出售8億美元的「凱發」C型戰機。這筆交易旨在解決其國內嚴重的金融危機和失業危機，對於以色列國防工業的繼續發展至關重要。且此舉顯然得到了美國的許可，因為以色列飛機上安裝了美國的GEJ79引擎。但1992年3月份，這筆交易莫名其妙地中止。個中緣由恐怕同中以建交有關，以色列不得不考慮剛剛建立起來的中以關係。331993年以色列試圖再次進軍台灣軍市場，打算向台出售歐費克（Ofeq-3）間諜衛星，但因大陸警告而作罷。34
然而，進入21世紀後，布什政府從戰略上明確將中國列為對手和美國霸權的挑戰者，戰略重心從歐洲移向亞太。美國開始對以色列與中國大陸的軍事貿易嚴加限製。2000年7月，在美國強行幹預下，以色列取消了1996年中以達成的費爾康預警機銷售合同，理由是中國空中預警能力可能「打破台海平衡」，威脅西太平洋美國軍事力量的安全。2003年，美國再次向以色列下達指令，要求其終止所有向中國出口武器和安全設備的合同；35 2004年，美國禁止以色列向中國轉讓「飛毛腿」導彈技術；2005年，美國叫停以色列向中國提供「哈比」無人機的升級服務。所有這些，不但嚴重影響了對以色列舉足輕重的軍火貿易，而且為中以兩國關係蒙上陰影。36相反，美國卻對以色列武器售台予以積極支持。美國的一打一拉，使「務實」的以色列政府自然傾向於選擇與己有利的台灣市場，對台軍售屢屢「冒進」。實際上，中以外交關係的全麵建立，反過來也給台灣和以色列關係的發展提供了「新空間」。台灣和以色列舍名取實，注重發展有「實效」的雙邊關係，開展更密切的「非官方」聯係和商業往來。37中以正式建交的次年6月，台灣在特拉維夫設立聯絡處。自從聯絡處建立後，台以經貿關係發展迅速。1991年到1997年，除武器之外，以色列對台灣出口從4900萬美元增長到2.028億美元，從台灣進口額由1.853億美元上升到3.62億美元，貿易逆差達1.595億美元。1997年台以貿易額是大陸與以色列貿易的兩倍。2002年一年內台以雙邊貿易額增幅達1億美元，該年度以色列出口台灣的貨值3.31億美元，進口貨物4.30億美元，逆差依然是1億美元，台灣是以色列在亞洲地區的第六大出口市場，同期台灣也是以色列在亞洲地區的第六大進口來源。38 據以方披露，2005年已達12億美元，且基本實現了貿易平衡。39
誰都清楚這個道理──僅僅依靠武器等軍品貿易維係的政治關係，很難說會長久，因為這種關係充滿太多變數，經不起外部因素的誘惑和壓力，隻有開展包括經貿交流在內的全方位、多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夥伴關係」才會有實質內容，並富於生命力，台以關係恰恰具有這一特點。台以經貿的發展為雙方軍事貿易的拓展和持久提供了有利條件，「新世紀」的台以軍事合作在質量上大大提升，重要的合作內容有：
1、租賃間諜衛星
對大陸的監測技術是雙方合作的重要內容之一，這主要是指台灣租用以色列EROS─1（「地球資源觀測一號」）衛星對大陸進行軍事偵察。
20世紀80年代，台灣就開始策劃研製運載火箭和衛星，並選定新竹和台南為衛星研發基地。1995年，台灣製定「太空科技發展長程計劃」，規劃在15年內耗資150億元新台幣，研製3顆衛星，即「中華衛星」一號、二號與三號，但因實力差強人意，研究長期無多大進展，為彌補自身水平的缺陷，台灣當局采取了和外國聯合研製的辦法。
2001年8月12日，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國防部官員承認，一家以色列公司已經與台灣國防部簽定協議，同意向台灣提供以色列衛星，以便台灣軍方對大陸進行間諜偵察。40 9月10日，台灣《聯合報》披露，台灣軍方對大陸進行監控的方式有「重大突破」：台灣當局與以色列達成一項秘密協議，正式租用以色列的一顆代號為EROS-1的商用間諜衛星以及另外三顆即將發射的同類型用途衛星，在為期6年的時間內，對大陸軍事設施和軍隊動態實施偵測和竊照。依靠這顆衛星，台灣的偵測目標深入到中國內陸，偵查對象包括所有「對台灣具有威脅的導彈發射基地」。根據衛星提供的情報，可為台軍「突襲」大陸提供精確資料。台灣獲得以色列衛星控製權，使其一躍成為「間諜衛星俱樂部」的成員。在這筆交易中，以色列獲得的利潤將高達20 億美元。41此外，台以雙方還合作進行了一項高度機密的「天貴」計劃，這項電子定向偵測計劃目的是提高台軍對雷達定位和無線電監聽的能力。
2、「哈比」無人機交易
台軍為了更好地實施對大陸沿海軍事目標的偵查和攻擊任務，一直在大力研製各種攻擊型無人機。它不僅用於偵察，還要求具有攻擊能力，是現代戰爭的利器。限於島內科技實力，最理想的方案是獲得美國的「捕食者」（MQ─1）無人機，而在屢次向美國采購「捕食者」無人機未果後，台灣開始將目標轉向以色列的「哈比」無人機。雖然以方一直不願將「哈比」的實物出售給台軍，但是，在台方的「大力爭取」下，以方還是向台方提供了「哈比」的大部分技術參數，並且幫助其在「哈比」的基礎上設計新型無人攻擊機。據悉，台研製的「哈比」造價平均隻有5萬美元，活動範圍可達300千米，機頭裝有16千克的炸藥，可用紅外線與自動目標辨別係統來鎖定雷達電波後，再俯衝撞向雷達，直接針對大陸沿海地區的各個雷達場站。42
圍繞「哈比」，2005年大陸與台灣曾有一場角力。早在90年代，大陸就已經從以色列購買了大約100多架「哈比」無人機，為了應對台灣的新式 「哈比」，大陸與以色列簽署了「哈比」升級合同。這一事件再次引發了美國與以色列關於對華軍售問題上的緊張關係。台灣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它通過在美國遊說團的活動，向美國方麵施加影響，稱這種先進武器在未來極有可能用來攻擊台灣，從而造成「協防」台灣的美國軍人傷亡，因此建議美國對以色列施壓，扣留已送達以色列的中國無人機。43
3、潛艇合作
在大陸購買俄羅斯「基洛」級潛艇後，為了「維持」台海平衡，台灣四處活動，尋求購買新式常規潛艇。因為美國以發展核動力潛艇為主，已不再生產常規潛艇，台灣將目光再一次投向以色列，但考慮到中國大陸的反應。美國出麵協調，製定了以色列設計、德國生產、美國購買交貨的方式。44以色列的「海豚」潛艇是台灣多年來渴求的。為此，曾任台灣當局「國安會副秘書長」的江春男、「谘詢委員」柯承亨等人曾赴美國、以色列實地考察。45
至於以色列到底賣給台灣多少武器，轉讓了何種技術，交易額是多少等令人困惑的難題，由於以色列和台灣都拒絕公開交易內容，因此所有關於雙方軍事貿易內容的「精確」描述隻能流於猜測。克裏曼（Aharon Kleima）是專門研究以色列軍售問題的學者，他曾耗時兩年欲弄清以色列的武器出口細節，但最終失敗。46
餘 論
台以軍事貿易與大陸比較，產生了「一熱一冷」的反差，這不能不對大陸與以色列的關係產生消極影響。「費爾康」預警機事件後，中以關係陷入建交以來的首次低穀。2002年10-12月間，以色列在台灣開辦了本打算在中國內地開展的「愛因斯坦與中國」展覽。47
當前的台以關係與美國的亞太戰略相一致，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以色列充當了新時期美國「武裝台灣」的平台。從目前看，台以關係漸行漸近。據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2006年9月10日報道，在島內政治情勢動蕩之際，以國會副議長塔爾為首的五名以色列議員當日抵達台北，會晤了台灣當局高級官員。台以關係的增強，無形中提高了大陸國防建設的成本，增加了中共和平統一政策實施的難度。
台以軍事貿易，是台以「務實外交」的結果，折射了中以關係的脆弱，再一次告訴人們國際關係的無常與國家利益的恒定之間的關係，促使中國更加重視對俄式武器的引進。在中以軍事貿易受挫後，「蘇」係列飛機、「基洛」級潛艇、「現代」級驅護艦等俄製先進武器進入中國。為了保證武器來源多元化，中國也在努力敲開歐洲對華軍售之門。
注釋
1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in Efraim Karsh edited, Israel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Frank Cass, 2003, pp.229-236.
2 Note of the Israel Embassy in Washington DC to Republic of China Embassy, 16 November 1948, Israel State Archives (ISA), Foreign Ministry (FM) file 2554/13, 1948-1965.
3 Walter Eytan, The First Ten Year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Israe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8, pp.188-189.
4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39.
5 E.Zev Sufott, Israel's China Policy 1950-1992, Israel Affairs, Vol.7, No.1, Autumn 2000, p.106. 蘇弗特是以色列第一任駐華大使。
6 Mr. C.H.Carree to Mr.B.Levontin, 17 June 1963. ISA FM 3462/17.
7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1.
8 Du Xianju, China and Israel: Five Decades of Relations, PHD Dissertation, Brandeis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U.S.A, February 2003, p.171.
9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1. E.Zev Sufott, op. cit., pp.97, 106.
10 Michael Brecher, Israel, the Korean War and China: Images, Decisions and Consequences, Jerusalem: the Jerusalem Academic Press, 1974, pp.140-148.
11 Foreign Ministers Memorandum, 29 January 1950, ISA, FM files, 2385/31. E.Zev Sufott, op. cit., p.96.
12 Lillian Craig Harris, China Considers the Middle East, London: Tauris, 1993, pp. 100-110; E.Zev Sufott, op. cit., pp.106-107.
13 Cheng Chen-hwa (Institute of Nuclear Scienc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to Ernst D.Bergmann (Israel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27 November 1963, ISA FM3571/23.Du Xianju, op. cit., pp.77-80.
14 王衛星，〈以武拒統賊心不死，台當局企圖搞核武器〉，載《世界知識》，2003年第20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10/23/content_2767773.htm
15 Jiang Jingguo to E.D.Bergmann, 23 November 1965, ISA FM 3571/23.
16 Du Xianju, op. cit., pp.77-80.
17 王衛星, 〈「以武拒統」賊心不死，台當局企圖搞核武器〉，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10/23/content_2767773.htm
18 New York Times, 28 June 1981.
19 Du Xianju, op. cit., pp.77-80.
20 居克飛，〈台灣核能利用走向成熟〉，《海峽科技與產業》，1995年第2期；陳朝柱，〈台灣核能發電簡況〉，《福建能源開發與節約》，1996年第1期。
21 〈美國害怕中國得到預警機〉，《科學發現報》，2003年1月21日。
22 以色列前總理拉賓在接受以色列IDF廣播電台采訪時，承認1984年以色列即開始與中國進行軍事貿易,但也有國外學者稱中以軍事貿易最早可追溯到1979 年.Yitzhak Rabin's Interview to IDF Radio, 21 March 1992, 參見 P. R. Kumaraswamy,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Israel-China Relations, New Delhi: China Report, Vol.31, No.2, April 1995, pp.235-249; P. R. Kumaraswamy, The Star and the Dragon: An Overview of Israeli-PRC Military Rela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0, No.4, April 1994, pp.36-55.
23 Ignacio Klich, Israel's China Syndrom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No.241, January 1985, p.15.
24 Yitzhak Shichor, Israel's military transfers to China and Taiwan, Survival, Spring 1998, Vol.40, No.1, pp.68-91.
25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2.
26 Jane's Defense Weekly, 27 February 1988, p.363; 29 October 1988, p.1045.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Yearbook (SIPRIY), World Armament and Disarmament: SIPRI Yearbook 1985,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85, p. 399. P.R. Kumaraswamy, The Star and the Dragon: An Overview of Israeli-PRC Military Relations, op. cit., p. 53.
27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73;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2.
28 Robert Karniol, Chung-Shan: Taiwan's Military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Vol. 23, No. 9, September 1990, pp. 1001-1002.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p.68-91.
29 Jack Anderson, The growing Chemical Club, Washington Post, 24 August 1984.
30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1. E.Zev Sufott, op. cit., pp. 97,106.
31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Yearbook, 1983, pp.275, 350.
32 Wei-chin Lee, Desperately Seeking Fighters: Taiwan's Military Aircraft Deals, Pacific Focus, Vol. 8, No. 2, Autumn 1993, p. 148.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p. 68-91.
33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86, 88. Jane's Defense Weekly, 18 July 1992, p. 6.
34 E. Kogan, The Israeli Defense Industry Presence in the East Asian Market, Asian Defense Journal, No. 4, April 1995, pp. 34-35.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p. 68-91.
35 黃培昭，〈以色列嚴控對華軍售〉，《環球時報》，2005年4月4日。
36 王坦，〈以色列對華軍售走入死胡同〉，《財經時報》，2005年10月10日。
37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p.223-224; Jonathan Goldstein, China and Israel, 1948-1998: A Fifty Year Retrospective, Westport: Greenwood Pub Group, 1999, pp.179-186.
38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4.
39 〈以色列幫台灣發展「天馬」導彈可攻大陸東部〉，多倫多信息港， www.1tor.com/index_readnews_ads.asp?id=143775
40 〈台灣以色列求衛星通訊合作〉，www.chinainfo.gov.cn/data/200109/1_20010911_15038.html
41 Taiwan Borrows Israeli Satellite During Overpasses, SpaceDaily, 12 Aug 2001, http://www.Spacedaily.com/news/taiwan-01b.htm. 李淩，「解放軍模擬攻澎湖」，載《世界新聞報》，2001年8月16日；宗樹，「台灣發展間諜衛星」，載《中國國防報》，2001年9月11日。
42 高路、李雨桐，〈出售部分尖端武器售台灣，美默許以色列對台軍售〉，─http://tw.people.com.cn/GB/14810/4187293.html
43 徐啟生，李潤田，〈美國逼以色列扣下中國無人機，台灣當局暗中搗鬼〉，《環球時報》，2004年12月30日。
44 高路、李雨桐，〈出售部分尖端武器售台灣，美默許以色列對台軍售〉
45 丘冰，〈台灣'軍事外交'全麵出擊〉，《世界報》，2005年9月7日。
46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p.68-91.
47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 244. Jonathan Goldstein, Einstein and Sino-Israeli Ups-and-Down, Points East, Vol.17, No.3, November 2002, p.4.
台灣與以色列軍事貿易關係探析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七年一月號 總第 58 期 2007年1月31日
台灣與以色列軍事貿易關係探析
⊙ 郭培清
「費爾康」預警機事件使得中以軍事貿易幾乎達到「地球人都知道」的地步。然而，在國際社會熱炒中以軍事貿易時，對大陸至關重要的台灣與以色列的軍事貿易問題也浮出水麵。實際上，台灣同以色列的軍事貿易遠比大陸來得更具實質性。
一 台灣與以色列的「互不接觸」
在大陸執政時期，國民黨政府對猶太複國主義持同情和支持態度。1潰敗大陸前夕的1949年3月初，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承認以色列，在聯合國大會上投票讚成接納以色列為會員國，允許以色列向中國派出一名領事駐紮上海，處理猶太難民向以色列的轉移問題。2
不久，國民黨退出大陸，但以色列對華政策似乎沒有權衡便得出結論，以色列駐上海領事伊爾坦（Walter Eytan）提出：「根據我國的承認政策，我們的承認必須建立在務實的基礎之上，…… 毫無疑問，共和國政府是控製大陸的有效政府。」3這一思想奠定了以色列對華政策的大方向。1950年1月9日，以色列正式承認了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東地區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國 家。4
偏居台灣後國民黨政府與以色列的關係如何？
簡言之，彼此隔閡──以色列疏遠台灣，台灣也對以色列十分冷漠。1959年以色列向其駐聯大代表指示，「盡管我們同共產黨中國的交往不順，但也要盡量避免同台灣國民黨政權來往。」5在聯大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以色列支持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1970年以色列投票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將台灣代表逐出。同樣，在台灣的外交視野中以色列是「不友好國家」。1963年，當一位台灣商人向台灣「外交部」谘詢同以色列的貿易時，得到的答複是：「政府不支持同以色列貿易，因為以色列在聯合國中反對我們。」 6這種彼此隔閡與當時雙方「務實外」的理念是一致的，就台灣角度而言，表現為與沙特阿拉伯關係「密切關係」的實際價值上。
萬隆會議之後，大陸與台灣都積極發展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阿爾及利亞、埃及、伊拉克、摩洛哥、蘇丹、敘利亞和也門與大陸建立了良好關係；但沙特選擇了支持台灣，盡管該國在萬隆會議上對大陸表現了善意，實際上骨子裏是反共的。1971年沙特國王法薩爾（Faisal）訪問台灣，1977年台灣「總統」嚴家淦回訪沙特，沙特國王哈爾德（Khaled）許諾將向台灣提供充足的石油供應，並在國際舞台上予台灣以堅決支持。沙特與台灣電力公司簽署了一筆1.53億美元的合同。1977年兩國的貿易額達到6.32 億美元，台灣實現了2億美元的貿易盈餘。沙特通過沙特基金向台灣提供了大量貸款：包括8千萬美元的台灣南北公路建設資金、3千萬美元的鐵路電氣化改造經費、7500萬美元的電訊和電力改造經費。沙特還答應每年由沙特政府出錢支付台灣4萬名穆斯林朝聖所花費用。在沙特國王和嚴家淦聯合發布的公報中，承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和「自決權利」。1979年沙特王儲法赫德赴台訪問時，台以聯合公報中再次重申這一立場，雙方共同譴責以色列的「侵略」政策，要求以色列「從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上，包括耶路撒冷撤出」，呼籲給予巴勒斯坦人民以「自決和獨立的權利」。7至於台灣的反猶意識形態中有多少真實成分，學者們認為這不過是台灣 「實用主義」的應景之作。美國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1998年的一篇博士論文──《中以五十年關係史》中，作者根據以色列政府解密的檔案提出：台灣反猶的真正原因是為了取悅阿拉伯國家。8一位台灣史學家也認為，中國民國政府選擇了反猶姿態，目的是迎合中東的民族主義，因為意識形態上的相同可以更好的促進「良好關係」的發展。9
就以色列角度看，它的對華「務實主義」外交理念在國民黨退居台灣後依然沒有發生改變。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出色表現更加強了這一傾向。在以色列看來，中國與蘇聯、美國一樣，是有世界影響的大國；10中國是第三世界的領袖之一，「擺平」中國就意味著為以色列拓寬了莫大的外交空間。因此，以色列在此事上表現出以一貫之的態度，將與北京政權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擺在重要位置上。它認為中國拒絕與以色列接觸是因為中以建交的「時間尚不成熟」，不過它可以耐心地等待。11
二 台灣與以色列的核合作
然而，台以的彼此冷漠並不意味雙方沒有發展關係的願望，理由依然是雙方外交的指導思想有共同之處──「務實」。60年代中國政府的親阿反猶政策推動了台以靠攏，12台灣與以色列開始秘密接觸，積極發展實質性的軍事貿易關係。出人意料的是，台灣與以色列的軍事合作竟然是從核合作開始的。
大量證據表明，台灣很早即同以色列有核技術來往，具體時間不詳。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和台灣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之間經常進行核科學家的互訪。1963年11月台灣原子科學研究院院長曾訪問過以色列，訪問期間曾邀請以色列核科學家赴台灣原子能研究院工作。在同以色列原子能委會主席伯格曼（Ernst D.Bergmann）往來信件中，台方提出派遣台灣的核研究人員赴以色列相關研究機構參加培訓。台方認為「這不僅將提高我們研究人員的水平，也有利於增進我們之間的瞭 解。」13
1964 年10月16日，大陸成功試爆原子彈後，台灣決心發展核武器，建立「自主」核能力。1965年7月，蔣介石親自點將，命「國防部次長」唐君鉑負責籌建「中山科學研究院」和核能研究所，撥專款1.4億美元，加快核武器研製和生產。由於台灣1955年7月18日就與美國簽有《和平使用原子能合作協議》， 1965年5月25日又與國際原子能總署簽定《原子能安全保障檢查三邊協定》，因此台灣當局隻能假借民用之名，從當時世界上核能研究較為先進的國家獲得技術援助。14
1965年初，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伯格曼受邀訪台，會見了台灣「國防部長」蔣經國。事後蔣經國致伯格曼的信中提到，「他十分欣賞以色列在聯大投票否決中共政權進入聯合國。」15這是以色列在聯大第一次投票支持台灣。16 1966年2月中旬，台灣核能研究所正副所長前往以色列，參觀其核設施。據美國2002年解密文件中1966年3月19日的一份報告稱：「台灣核能研究所長與副所長幾周前在以色列訪問，並與以色列的科學家會麵。雖然以色列和台灣沒有外交關係，這兩名台灣科學家仍在前往歐洲的行程中間，在以色列停留數天，並參觀了以色列的NaNaI Shoreo核反應堆。」17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1981年台灣和以色列科學家聯合參與了南非核計劃。這一觀點也從日本的消息得到佐證：一位台灣資深政治人士透露，台灣與以色列聯合參與了南非的核武器發展計劃。18作為回報，南非向以色列和台灣提供了鈾礦石。台灣同南非簽署一項為期6年的協議規定，南非每年向台灣提供 4000噸鈾礦石。19
台以核往來推動了台灣核技術的快速發展。但台灣擁有核武器不符合美國的東亞戰略，因此防止台灣發展獨立核力量是美國的一貫政策。70年代早期，美國認為台灣五年內將具備製造核武器的能力，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例行檢查也發現台灣方麵做了手腳，在美國和國際壓力下台灣當局暫時收手。但台灣也因此在核能技術上「獲利」非淺。其民用核能事業得到了空前發展，積累和儲備了大量的核技術人才，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核能遺產。迄今為止，台灣共建成三所核電站（第四個停建），核能的利用率在世界上也是較高的（占能源總比重高於25%）。20
三 冷戰時期台以軍事貿易
顯然，核往來不是台以之間的軍事交易的全部，台灣與以色列更具實際意義的交往是非核領域的秘密軍事貿易。
70年代，麵對勃列日涅夫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勢，與蘇聯交惡的中國之於美國的戰略價值顯而易見，美國遂調整了對華政策，國際政治格局表現為中美聯手抗蘇。鑒於此，美國必須考慮大陸一直反對的美國對台軍售政策。中美關係「解凍」後，美國售台武器逐步削減，迫使台灣尋求新的武器供應源，而美國也不想拋棄「盟國」。以色列正「適合」代替美國充當武裝台灣的代理人，而且通過代理人武裝台灣，更合乎美國的戰略安排。從以色列角度看，經濟利益的考慮是以色列武器售台的重要動力。身處敵對國家包圍中的以色列發展起強大的軍火製造業，武器出售在以色列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占本國工業總產值的四成以上，21 因此台灣與以色列互為需求。大量研究表明，在80年代以色列既同大陸也同台灣做軍火生意，22這完全符合以色列「務實外交」的邏輯，不足為怪。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種同時向海峽兩邊敵對的雙方出售武器的做法同樣也得到美國的默許。23這是因為，美國既希望武裝起來的中國成為遏製蘇聯的「前線國家」，但也決不允許在以色列的武器輸出中台灣被削弱。
1975年，當美國迫於大陸壓力而拒絕向台灣出售響尾蛇導彈時，以色列跟了上來，向台灣出售了 Shafrir反空導彈，並特批台灣就地生產加百利-2型反艦導彈（台灣改名為「雄風」，此後台灣在此基礎上研製了「雄風」係列導彈）和發射架。這是台以第一筆軍火交易。到1989年台灣總共生產了523枚導彈和 77 發射架。其餘特許生產的還有50艘「塔瓦爾」（Dvora）快艇，還有大批槍械和迫擊炮，包括127毫米蟒蛇火箭炮，加利爾步槍、烏茲微型衝鋒槍，以及其他各種電子設備和武器。24這些交易在每年一度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機構的報告中有一定記載。25
對於台以第一筆軍事交易開始於何時，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印度尼赫魯大學西亞非洲研究中心的庫馬拉斯瓦麥提出，以色列與台灣的軍事貿易始於1977年。26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國加大了對美國武器售台的壓力。1982年美國決定逐漸淡出台灣軍火市場，原因自然是建交後來自大陸的嚴厲抗議。 27「武裝台灣」的「重任」大部分落到以色列肩上，此後以色列與台灣的軍售無論是在量上還是在質上都迅速上升。台灣的「經國」戰鬥機和300架F-5戰機全部仰仗以色列升級換代，安上了以色列批準在台灣生產的雷達 (HUDs)，台灣海軍的「洋」級驅逐艦安裝了加百利導彈；以色列飛機工業公司（IAI）出售了羅塞特（Reshet）火控和指揮係統，其他公司翻新了13艘台灣舊軍艦。台灣的地下飛機掩體係統，武器和燃料儲備係統據說都采用了以色列模式。 281984年8月24日的《華盛頓郵報》稱，以色列1984年向台灣派駐了化學武器銷售商。29至於雙方有無化學武器交易尚無從考證。
雖然非核領域的軍事貿易不再回避美國，但台灣卻非常忌諱被阿拉伯國家窺到，尤其害怕被沙特阿拉伯發覺。30 80年代，台以軍事貿易主要是由以色列軍火商利伯曼（Yaacov Liberman）從中運作，該人是台灣軍火界的座上客。根據利伯曼的回憶：以色列飛機工業公司（IAI）向台灣出售了「加百利」艦對艦導彈，價值1.8 億美元；塔迪蘭公司（Tadiran）出售的火炮技術和高技術通訊設備價值1.3億之多；埃爾貝特（Elbit）和拉斐爾（Rafael）則銷售指揮和控製電子係統，價值約1.5億美元。31 至於這些數字是否可靠，仍需考證。
四 冷戰後台以軍事貿易
蘇聯崩潰後，中國之於美國的戰略價值降低，美國逐漸調整對華戰略，將崛起中的中國視為潛在對手。在美國調整戰略時，中以關係也在悄悄發生變化，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條件逐步成熟，1992年1月24日中以正式建交。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對台軍售政策呈現出如斯變化：一方麵以色列對台軍售得到美國更加積極的支持；32另一方麵，以色列必須考慮中國的反應，對台軍售不得不有所收斂。反映在行動上，體現為「冒進」與「謹慎」兼而有之。
1991年，台灣戰機大規模更新換代，以色列又一次瞄準了台灣市場。據說此次以色列已極具競爭力的價格，打算出售8億美元的「凱發」C型戰機。這筆交易旨在解決其國內嚴重的金融危機和失業危機，對於以色列國防工業的繼續發展至關重要。且此舉顯然得到了美國的許可，因為以色列飛機上安裝了美國的GEJ79引擎。但1992年3月份，這筆交易莫名其妙地中止。個中緣由恐怕同中以建交有關，以色列不得不考慮剛剛建立起來的中以關係。331993年以色列試圖再次進軍台灣軍市場，打算向台出售歐費克（Ofeq-3）間諜衛星，但因大陸警告而作罷。34
然而，進入21世紀後，布什政府從戰略上明確將中國列為對手和美國霸權的挑戰者，戰略重心從歐洲移向亞太。美國開始對以色列與中國大陸的軍事貿易嚴加限製。2000年7月，在美國強行幹預下，以色列取消了1996年中以達成的費爾康預警機銷售合同，理由是中國空中預警能力可能「打破台海平衡」，威脅西太平洋美國軍事力量的安全。2003年，美國再次向以色列下達指令，要求其終止所有向中國出口武器和安全設備的合同；35 2004年，美國禁止以色列向中國轉讓「飛毛腿」導彈技術；2005年，美國叫停以色列向中國提供「哈比」無人機的升級服務。所有這些，不但嚴重影響了對以色列舉足輕重的軍火貿易，而且為中以兩國關係蒙上陰影。36相反，美國卻對以色列武器售台予以積極支持。美國的一打一拉，使「務實」的以色列政府自然傾向於選擇與己有利的台灣市場，對台軍售屢屢「冒進」。實際上，中以外交關係的全麵建立，反過來也給台灣和以色列關係的發展提供了「新空間」。台灣和以色列舍名取實，注重發展有「實效」的雙邊關係，開展更密切的「非官方」聯係和商業往來。37中以正式建交的次年6月，台灣在特拉維夫設立聯絡處。自從聯絡處建立後，台以經貿關係發展迅速。1991年到1997年，除武器之外，以色列對台灣出口從4900萬美元增長到2.028億美元，從台灣進口額由1.853億美元上升到3.62億美元，貿易逆差達1.595億美元。1997年台以貿易額是大陸與以色列貿易的兩倍。2002年一年內台以雙邊貿易額增幅達1億美元，該年度以色列出口台灣的貨值3.31億美元，進口貨物4.30億美元，逆差依然是1億美元，台灣是以色列在亞洲地區的第六大出口市場，同期台灣也是以色列在亞洲地區的第六大進口來源。38 據以方披露，2005年已達12億美元，且基本實現了貿易平衡。39
誰都清楚這個道理──僅僅依靠武器等軍品貿易維係的政治關係，很難說會長久，因為這種關係充滿太多變數，經不起外部因素的誘惑和壓力，隻有開展包括經貿交流在內的全方位、多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夥伴關係」才會有實質內容，並富於生命力，台以關係恰恰具有這一特點。台以經貿的發展為雙方軍事貿易的拓展和持久提供了有利條件，「新世紀」的台以軍事合作在質量上大大提升，重要的合作內容有：
1、租賃間諜衛星
對大陸的監測技術是雙方合作的重要內容之一，這主要是指台灣租用以色列EROS─1（「地球資源觀測一號」）衛星對大陸進行軍事偵察。
20世紀80年代，台灣就開始策劃研製運載火箭和衛星，並選定新竹和台南為衛星研發基地。1995年，台灣製定「太空科技發展長程計劃」，規劃在15年內耗資150億元新台幣，研製3顆衛星，即「中華衛星」一號、二號與三號，但因實力差強人意，研究長期無多大進展，為彌補自身水平的缺陷，台灣當局采取了和外國聯合研製的辦法。
2001年8月12日，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國防部官員承認，一家以色列公司已經與台灣國防部簽定協議，同意向台灣提供以色列衛星，以便台灣軍方對大陸進行間諜偵察。40 9月10日，台灣《聯合報》披露，台灣軍方對大陸進行監控的方式有「重大突破」：台灣當局與以色列達成一項秘密協議，正式租用以色列的一顆代號為EROS-1的商用間諜衛星以及另外三顆即將發射的同類型用途衛星，在為期6年的時間內，對大陸軍事設施和軍隊動態實施偵測和竊照。依靠這顆衛星，台灣的偵測目標深入到中國內陸，偵查對象包括所有「對台灣具有威脅的導彈發射基地」。根據衛星提供的情報，可為台軍「突襲」大陸提供精確資料。台灣獲得以色列衛星控製權，使其一躍成為「間諜衛星俱樂部」的成員。在這筆交易中，以色列獲得的利潤將高達20 億美元。41此外，台以雙方還合作進行了一項高度機密的「天貴」計劃，這項電子定向偵測計劃目的是提高台軍對雷達定位和無線電監聽的能力。
2、「哈比」無人機交易
台軍為了更好地實施對大陸沿海軍事目標的偵查和攻擊任務，一直在大力研製各種攻擊型無人機。它不僅用於偵察，還要求具有攻擊能力，是現代戰爭的利器。限於島內科技實力，最理想的方案是獲得美國的「捕食者」（MQ─1）無人機，而在屢次向美國采購「捕食者」無人機未果後，台灣開始將目標轉向以色列的「哈比」無人機。雖然以方一直不願將「哈比」的實物出售給台軍，但是，在台方的「大力爭取」下，以方還是向台方提供了「哈比」的大部分技術參數，並且幫助其在「哈比」的基礎上設計新型無人攻擊機。據悉，台研製的「哈比」造價平均隻有5萬美元，活動範圍可達300千米，機頭裝有16千克的炸藥，可用紅外線與自動目標辨別係統來鎖定雷達電波後，再俯衝撞向雷達，直接針對大陸沿海地區的各個雷達場站。42
圍繞「哈比」，2005年大陸與台灣曾有一場角力。早在90年代，大陸就已經從以色列購買了大約100多架「哈比」無人機，為了應對台灣的新式 「哈比」，大陸與以色列簽署了「哈比」升級合同。這一事件再次引發了美國與以色列關於對華軍售問題上的緊張關係。台灣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它通過在美國遊說團的活動，向美國方麵施加影響，稱這種先進武器在未來極有可能用來攻擊台灣，從而造成「協防」台灣的美國軍人傷亡，因此建議美國對以色列施壓，扣留已送達以色列的中國無人機。43
3、潛艇合作
在大陸購買俄羅斯「基洛」級潛艇後，為了「維持」台海平衡，台灣四處活動，尋求購買新式常規潛艇。因為美國以發展核動力潛艇為主，已不再生產常規潛艇，台灣將目光再一次投向以色列，但考慮到中國大陸的反應。美國出麵協調，製定了以色列設計、德國生產、美國購買交貨的方式。44以色列的「海豚」潛艇是台灣多年來渴求的。為此，曾任台灣當局「國安會副秘書長」的江春男、「谘詢委員」柯承亨等人曾赴美國、以色列實地考察。45
至於以色列到底賣給台灣多少武器，轉讓了何種技術，交易額是多少等令人困惑的難題，由於以色列和台灣都拒絕公開交易內容，因此所有關於雙方軍事貿易內容的「精確」描述隻能流於猜測。克裏曼（Aharon Kleima）是專門研究以色列軍售問題的學者，他曾耗時兩年欲弄清以色列的武器出口細節，但最終失敗。46
餘 論
台以軍事貿易與大陸比較，產生了「一熱一冷」的反差，這不能不對大陸與以色列的關係產生消極影響。「費爾康」預警機事件後，中以關係陷入建交以來的首次低穀。2002年10-12月間，以色列在台灣開辦了本打算在中國內地開展的「愛因斯坦與中國」展覽。47
當前的台以關係與美國的亞太戰略相一致，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以色列充當了新時期美國「武裝台灣」的平台。從目前看，台以關係漸行漸近。據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2006年9月10日報道，在島內政治情勢動蕩之際，以國會副議長塔爾為首的五名以色列議員當日抵達台北，會晤了台灣當局高級官員。台以關係的增強，無形中提高了大陸國防建設的成本，增加了中共和平統一政策實施的難度。
台以軍事貿易，是台以「務實外交」的結果，折射了中以關係的脆弱，再一次告訴人們國際關係的無常與國家利益的恒定之間的關係，促使中國更加重視對俄式武器的引進。在中以軍事貿易受挫後，「蘇」係列飛機、「基洛」級潛艇、「現代」級驅護艦等俄製先進武器進入中國。為了保證武器來源多元化，中國也在努力敲開歐洲對華軍售之門。
注釋
1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in Efraim Karsh edited, Israel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Frank Cass, 2003, pp.229-236.
2 Note of the Israel Embassy in Washington DC to Republic of China Embassy, 16 November 1948, Israel State Archives (ISA), Foreign Ministry (FM) file 2554/13, 1948-1965.
3 Walter Eytan, The First Ten Year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Israe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8, pp.188-189.
4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39.
5 E.Zev Sufott, Israel's China Policy 1950-1992, Israel Affairs, Vol.7, No.1, Autumn 2000, p.106. 蘇弗特是以色列第一任駐華大使。
6 Mr. C.H.Carree to Mr.B.Levontin, 17 June 1963. ISA FM 3462/17.
7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1.
8 Du Xianju, China and Israel: Five Decades of Relations, PHD Dissertation, Brandeis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U.S.A, February 2003, p.171.
9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1. E.Zev Sufott, op. cit., pp.97, 106.
10 Michael Brecher, Israel, the Korean War and China: Images, Decisions and Consequences, Jerusalem: the Jerusalem Academic Press, 1974, pp.140-148.
11 Foreign Ministers Memorandum, 29 January 1950, ISA, FM files, 2385/31. E.Zev Sufott, op. cit., p.96.
12 Lillian Craig Harris, China Considers the Middle East, London: Tauris, 1993, pp. 100-110; E.Zev Sufott, op. cit., pp.106-107.
13 Cheng Chen-hwa (Institute of Nuclear Scienc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to Ernst D.Bergmann (Israel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27 November 1963, ISA FM3571/23.Du Xianju, op. cit., pp.77-80.
14 王衛星，〈以武拒統賊心不死，台當局企圖搞核武器〉，載《世界知識》，2003年第20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10/23/content_2767773.htm
15 Jiang Jingguo to E.D.Bergmann, 23 November 1965, ISA FM 3571/23.
16 Du Xianju, op. cit., pp.77-80.
17 王衛星, 〈「以武拒統」賊心不死，台當局企圖搞核武器〉，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10/23/content_2767773.htm
18 New York Times, 28 June 1981.
19 Du Xianju, op. cit., pp.77-80.
20 居克飛，〈台灣核能利用走向成熟〉，《海峽科技與產業》，1995年第2期；陳朝柱，〈台灣核能發電簡況〉，《福建能源開發與節約》，1996年第1期。
21 〈美國害怕中國得到預警機〉，《科學發現報》，2003年1月21日。
22 以色列前總理拉賓在接受以色列IDF廣播電台采訪時，承認1984年以色列即開始與中國進行軍事貿易,但也有國外學者稱中以軍事貿易最早可追溯到1979 年.Yitzhak Rabin's Interview to IDF Radio, 21 March 1992, 參見 P. R. Kumaraswamy,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Israel-China Relations, New Delhi: China Report, Vol.31, No.2, April 1995, pp.235-249; P. R. Kumaraswamy, The Star and the Dragon: An Overview of Israeli-PRC Military Rela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0, No.4, April 1994, pp.36-55.
23 Ignacio Klich, Israel's China Syndrom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No.241, January 1985, p.15.
24 Yitzhak Shichor, Israel's military transfers to China and Taiwan, Survival, Spring 1998, Vol.40, No.1, pp.68-91.
25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2.
26 Jane's Defense Weekly, 27 February 1988, p.363; 29 October 1988, p.1045.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Yearbook (SIPRIY), World Armament and Disarmament: SIPRI Yearbook 1985,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85, p. 399. P.R. Kumaraswamy, The Star and the Dragon: An Overview of Israeli-PRC Military Relations, op. cit., p. 53.
27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73;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2.
28 Robert Karniol, Chung-Shan: Taiwan's Military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Vol. 23, No. 9, September 1990, pp. 1001-1002.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p.68-91.
29 Jack Anderson, The growing Chemical Club, Washington Post, 24 August 1984.
30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1. E.Zev Sufott, op. cit., pp. 97,106.
31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Yearbook, 1983, pp.275, 350.
32 Wei-chin Lee, Desperately Seeking Fighters: Taiwan's Military Aircraft Deals, Pacific Focus, Vol. 8, No. 2, Autumn 1993, p. 148.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p. 68-91.
33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86, 88. Jane's Defense Weekly, 18 July 1992, p. 6.
34 E. Kogan, The Israeli Defense Industry Presence in the East Asian Market, Asian Defense Journal, No. 4, April 1995, pp. 34-35.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p. 68-91.
35 黃培昭，〈以色列嚴控對華軍售〉，《環球時報》，2005年4月4日。
36 王坦，〈以色列對華軍售走入死胡同〉，《財經時報》，2005年10月10日。
37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p.223-224; Jonathan Goldstein, China and Israel, 1948-1998: A Fifty Year Retrospective, Westport: Greenwood Pub Group, 1999, pp.179-186.
38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244.
39 〈以色列幫台灣發展「天馬」導彈可攻大陸東部〉，多倫多信息港， www.1tor.com/index_readnews_ads.asp?id=143775
40 〈台灣以色列求衛星通訊合作〉，www.chinainfo.gov.cn/data/200109/1_20010911_15038.html
41 Taiwan Borrows Israeli Satellite During Overpasses, SpaceDaily, 12 Aug 2001, http://www.Spacedaily.com/news/taiwan-01b.htm. 李淩，「解放軍模擬攻澎湖」，載《世界新聞報》，2001年8月16日；宗樹，「台灣發展間諜衛星」，載《中國國防報》，2001年9月11日。
42 高路、李雨桐，〈出售部分尖端武器售台灣，美默許以色列對台軍售〉，─http://tw.people.com.cn/GB/14810/4187293.html
43 徐啟生，李潤田，〈美國逼以色列扣下中國無人機，台灣當局暗中搗鬼〉，《環球時報》，2004年12月30日。
44 高路、李雨桐，〈出售部分尖端武器售台灣，美默許以色列對台軍售〉
45 丘冰，〈台灣'軍事外交'全麵出擊〉，《世界報》，2005年9月7日。
46 Yitzhak Shichor, op. cit., pp.68-91.
47 Jonathan Goldst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1911-2003, op. cit., p. 244. Jonathan Goldstein, Einstein and Sino-Israeli Ups-and-Down, Points East, Vol.17, No.3, November 2002,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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