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1906－1978）
生平簡介: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軍事家。1906年5月31日生於四川省南充縣舞鳳鄉清泉壩。1924年在張瀾創辦的南充中學讀書時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底考入在武漢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即黃埔軍校)，參加過軍校討伐夏鬥寅的戰鬥。7月15日軍校被改編為張發奎部隊的教導團。8月2日，張發奎在九江將教導團繳械。他離隊回武漢尋找中共黨的組織。患傷寒因無錢被醫院推出門外，經曆了第一次大難不死。
192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春被派往閩西，組建和訓練遊擊隊，任閩西紅軍第五十九團參謀長，率部配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開辟閩西蘇區。6月，隨部隊編入紅四軍，任支隊黨代表。年底參加中共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會後任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與政委羅榮桓積極貫徹古田會議精神，加強政治工作建設，使部隊獲得很大進步。1930年6月，任二縱隊(後改為十一師)政委。1931年5月，在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中頭部負重傷，並發大葉性肺炎，經曆了第二次大難不死。
1932年3月任第四軍政委，率部參加漳州戰役，進駐海邊的石碼。6月任第一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曾與參謀長徐彥剛率七師、九師作為一軍團的右翼參加第四次反“圍剿”中的登仙橋伏擊戰。1933年8月，獲二等紅星獎章。長征中曾任紅軍先遣隊參謀長、陝甘支隊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到達陝北後任第一方麵軍政治保衛局局長。
1936年6月任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教育長。西安事變後曾赴西安協助周恩來進行統一戰線工作。1937年2月回延安後任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副校長，主持抗大工作。1938年在毛澤東指導下寫成《抗日軍隊的政治工作》一書，向全國介紹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經驗。1939年7月率抗大總校和延安其他學校數千名教學員工到華北敵後辦學，途經陝西、山西、河北三省三十個縣，行程三千裏，通過同蒲、正太兩條鐵路封鎖線，人稱小長征。1940年5月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轉戰太行山區，參與了百團大戰的指揮和多次反“掃蕩”。在此期間，他總結抗日遊擊戰爭政治工作的經驗，撰寫了《目前政治工作建設上的一些問題》等多篇著作，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建設做出貢獻。1943年回延安入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參謀長，協助葉劍英同國民黨方麵和美國方麵的代表進行談判。解放戰爭中，曆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副書記、晉察冀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晉察冀野戰軍政委、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團(後改為第十九兵團)政委，參與指揮正太、石家莊戰役。在平津戰役中與楊得誌等率部在新保安圍殲國民黨第三十五軍，對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春參與指揮太原戰役。
1949年6月，負責籌建公安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公安部部長、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公安軍司令員兼政委，開創國家的公安和國家安全事業，在十年內形成國家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
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1961年11月兼任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他參與組織戰備，指揮海防和邊防作戰，組織領導尖端武器及常規武器的研製和生產。1964年和賀龍等領導全軍性的練兵和比武，取得很大成績。他堅持軍事和政治的辯證統一，提倡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聯係實際，反對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庸俗化。
1965年底被林彪等人誣陷，受到錯誤批判，被迫跳樓自殺，經曆了第三次大難不死。“文化大革命”中受殘酷迫害，左腿致殘。
1977年複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協助鄧小平領導軍隊的整頓，積極參加和領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倡恢複和發揚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準備條件。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一屆中央委員。1978年7月出國治腿，8月3日不幸逝世。
大事年表
1906年5月31日（農曆閏四月初九）誕生於四川省南充縣舞鳳鄉清泉壩馬家坡（今南充市舞鳳鄉雙女石村）。
1912—1919年6—13歲
進入本村“羅家祠堂”、“袁家屋子”私塾讀四書五經，後被外祖父鮮錦堂接到自己家的私塾學“新學”。
1920年14歲
春考入南充北區大林寺高等小學。受五四運動影響，在教師帶領下，參加校外演講活動。
1921年15歲
夏學校招生過多，缺少校舍。帶領同學將校內大殿中的神像砸碎，搬出校門。
1922年16歲
因教師體罰學生，挺身而出，以理相爭。全校學生罷課7天，迫使校方向被打學生賠禮道歉。
1923年17歲
春考入民主革命家張瀾創辦的南充縣立中學普通班學習。但因母親多病，父親又不務正業，致使家境敗落。不得不遵從父命，棄學到一綢緞鋪當學徒，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1924年18歲
外祖父寄希望於外孫光耀門楣，答應提供全部學習費用，遂重入南充縣立中學轉入蠶桑班學習。在學校，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閱讀了《新青年》、《新蜀報》等革命書籍和進步報刊，並成為學生會和俱樂部的積極分子。
5月參加反對駐南充軍閥何光烈征收“佃當捐”的鬥爭，帶領同學抓獲征收委員秦同淮狠狠教訓了一頓。
1925年19歲
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和同學們上街宣傳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與任白戈編演了話劇《孫中山之死》。
5月30日“五卅慘案”發生，反帝運動波及全國。參加以學生會名義組織的“上海五卅慘案外交後援會”，進行宣傳演講活動，發表反對英日帝國主義，聲援革命外交的“快郵代電”。
夏秋吳玉章到南充檢查共產黨和國民黨組建工作，並應張瀾之邀到學校講學。經任白戈引薦，數次拜訪吳玉章，深獲教益。
是年已有共產黨活動的南充中學建立了共青團（C、Y）組織。對任白戈說：“雖然我現在還不能參加組織，但有什麽事大家一起幹，我和革命生死同心。”
1926年20歲
春不顧失學的威脅，與代表豪紳利益的國家主義派進行鬥爭，斥退其對進步學生的圍攻。
6月隨同黃埔軍校畢業的共產黨員李介等參加聲援南充六合絲廠工人反對資本家的鬥爭，並擔任工人夜校教員。為此，受到南充反動政府的注意，遭到外祖父的嚴厲訓斥，並以停止經濟供應相威脅。
7月離家出走，到成都。考入成都高等蠶桑學校，但因湊不足學費未能入學。
10月大革命進入高潮。離開成都到重慶。經已在共青團四川省委工作的任伯芳介紹，考入國共合作創辦的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武漢分校）。
12月與同時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任伯芳等乘船東下武昌。
1927年21歲
2月1日以優秀成績通過複試，編進入伍生總隊（黃埔軍校第六期）政治第一大隊第二隊，開始了正規的軍事訓練與政治教育。初次接觸了李立三、毛澤東、李達、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革命理論著述，聆聽了毛澤東關於農民運動的演講，留下深刻印象。
3月中下旬在以惲代英和鄧演達為代表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開展的打擊蔣介石右派勢力的鬥爭中，經受了考驗。第一次向任伯芳提出參加共產黨組織的願望，並寫信給外祖父，表示與封建家庭徹底決裂。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逮捕殺害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
4月中下旬參加學校組織的“討蔣”活動和農運宣傳周活動，到武漢街頭演出活報劇，揭露土豪劣紳的罪行，歌頌農民運動。
5月中旬至6月下旬駐守武漢的夏鬥寅部叛變，並聯合四川軍閥楊森進攻武漢國民政府。武漢分校被編入葉挺指揮的中央獨立師第一團，參加討伐夏鬥寅和西征楊森的戰鬥。因在戰鬥中表現出色，被團長藍騰蛟調到團部當傳令兵。
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進行“分共”清黨，鎮壓工農運動。
7月中下旬武漢分校被改編為第二方麵軍軍官教導團（由葉劍英任團長）東征討蔣。羅瑞卿編入共產黨員葉鏞為連長的第二連任副班長。
8月2日教導團奉命由武昌沿江東下，兩天後行至九江，被張發奎繳械，離隊返回武漢找黨。
8月中旬至9月下旬因身染傷寒，入仁濟醫院治療。近一月後仍高燒不退，神誌不清，但因交不出住院費，被院方拉至四川會館一間小屋內。幸遇一好心龕師相救，方得以絕處逢生。
10月大病初愈，在四川會館碰到同學、共產黨員任啟憤，向其表達入黨的願望，並與任幾次去漢口與黨的關係接頭。不久，因白色恐怖日益嚴重，關係中斷。
1928年22歲
1月初因所住會館經常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包圍、搜查，遂與任啟憤乘船由洞庭湖經津市到常德，在與任有舊的駐軍秦漢山處暫時存身。繼續找黨，未果。
2月離開常德到澧州。經軍校同學、共產黨員任伯芳介紹，到魯滌平所屬第二軍教導師政治部宣傳科任職。並又一次向任提出參加共產黨的要求。但任此時也與黨組織失掉聯係。
5月教導師縮編為教導團，仍被留任。不久，得悉上邊要調查任與他是“廣東黃埔”還是“武漢黃埔”，即與任商定離開教導團，任先走，而後在長沙會合去上海找黨的關係。
6月至7月離開教導團到長沙與任伯芳會合。然後經武昌、南京赴上海。
8月到達上海，但衣食無著，生活陷入困境。有人勸他投靠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組織的國民黨改組派，回答說：“我寧可凍死餓死，也絕不背離共產黨。”
10月再次懇切提出加入共產黨的組織。經和黨中央接上關係的任伯芳介紹，同中央軍委的工作人員歐陽欽接上了頭，在上海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冬由於黨內盲動主義組織“飛行集會”，使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損失。對任白戈說：“蔣介石反革命靠的是槍，我們要革命也必須靠槍。朱德、毛澤東的道路無疑是勝利的道路。”為此，多次向組織提出到蘇區去參加武裝鬥爭。
1929年23歲
1月受中央軍委派遣，離開上海赴湘鄂西蘇區紅軍，抵宜昌後，因交通中斷，又返回上海。
3月受中央軍委派遣，赴正在閩西活動的紅四軍工作。到廈門後，因紅四軍已折返江西，遂根據福建省委、軍委的決定，經漳州、南靖、龍岩到閩西上杭蛟洋遊擊隊任教官。
4月按照省委和閩西特委的指示辦教導隊，使農民武裝的政治覺悟和軍事素質明顯提高，開始建立良好的官兵關係和嚴格的組織紀律，逐漸提高了戰鬥力。
5月22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二次入閩。與傅柏翠、曾省吾率教導隊在遊魚壩歡迎紅四軍，並指揮部隊協同紅四軍作戰，在苧園阻擊贛敵李文彬部的追擊，掩護紅四軍向龍岩前進。
5月26日包括蛟洋遊擊隊在內的上杭北四區各鄉武裝在蛟洋文昌閣改編為紅五十九團，傅柏翠任團長，曾省吾任黨代表，羅瑞卿任參謀長。
6月3日指揮紅五十九團參加配合紅四軍再次攻占龍岩、攻打白砂的戰鬥。10日，進駐連城縣新泉休整，以五十九團為主組建紅四軍第四縱隊，傅伯翠任司令員，張鼎丞任黨代表，羅瑞卿任參謀處主任。下旬，參加在龍岩召開的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
7月代理參謀長工作。率四縱隊移駐蛟洋一帶，擔負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警衛任務。
9月四縱隊同一縱隊與出擊閩中回師的二、三縱隊會師。20日，參加攻打上杭的戰鬥。在上杭，紅四軍進行擴充和整頓，被調任第二縱隊五支隊黨代表，並參加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和與會的多數黨代表強烈要求毛澤東回紅四軍工作。
10月19日率領五支隊隨紅四軍主力出擊東江，參加了攻打大埔縣虎頭沙戰鬥和梅縣戰鬥。
11月23日帶領二縱隊五支隊參加了攻占長汀的戰鬥，隨後調到二縱隊政治部任宣傳科長。
12月隨部隊向龍岩、上杭地區前進途中，參加了毛澤東為準備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而召開的十餘次支隊以上黨代表聯席會議。月底，在古田參加了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
1930年24歲
1月上旬國民黨軍向閩西根據地發動第二次“會剿”。在毛澤東率領下，隨二縱隊離閩西入江西，沿途得到毛澤東的直接指導，受益非淺。下旬，隨部隊與朱德率領的一、三、四縱隊在東韶會合，參加攻克樂安、永豐的戰鬥，粉碎了敵人的“會剿”計劃。
2月根據紅四軍前委的決定，組成石馬行委，被指定為書記，領導石馬地區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權的工作。隨後率部隊到藤田集中，被任命為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
3月參加攻克南康、大庾和占領梅嶺關的戰鬥。
4月至5月參加攻克南雄、信豐、會昌、尋鄔戰鬥，隨即在周圍地區分兵發動群眾。
6月12日參加紅四軍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會後，部隊進行整編，第二縱隊改為第四軍第十一師，任黨代表，曾士峨任師長。
8月23日一、三軍團在瀏陽永和市會師，組建一方麵軍。羅瑞卿任第十一師政治委員。
9月3日與曾士峨率紅十一師參加攻打長沙戰鬥，不克，按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決定回師江西。
10月4日參加攻占吉安、峽江的戰鬥。並出席在峽江召開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擴大會議，在會上，讚同毛澤東關於東渡贛江、轉回贛南根據地，誘敵深入，以弱勝強的正確主張。
11月中下旬紅一方麵軍實行戰略退卻。率部撤至永豐、樂安一帶。繼之到寧都縣黃坡、小布、洛口之線隱蔽集結。
12月16日國民黨軍采取“分進合擊”戰術，開始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30日，率部在龍岡戰鬥中與友鄰部隊以誘敵深入戰法，一舉全殲張輝瓚兩個旅和師部，並活捉前線總指揮兼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
1931年25歲
1月3日根據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命令，和曾士峨率部轉兵向東追擊譚道源師，在東韶消滅該師一個多旅，俘敵3000餘人。至此，紅一方麵軍取得第一次反“圍剿”勝利。
3月下旬隨紅一方麵軍主力由永豐、樂安、宜黃、南豐以南地區，向南轉移到廣昌、寧都、石城、瑞金根據地，進行反第二次“圍剿”的準備。
4月23日按照紅一方麵軍“誘敵深入”的方針，帶領部隊撤到東固地區隱蔽集結。
5月16日與曾士峨奉命率紅十一師搶占觀音崖隘口阻擊敵人，致敵前進受阻。紅軍三路並舉，圍殲敵王金鈺部第二十八師大部和第四十七師一個旅。在指揮戰鬥中，頭部左頰負重傷，被送到上田後方醫院。
6月至9月由葉青山等作左頰動脈血管吻合和顳頜關節複位手術。因根據地醫藥困難，術後仍高燒不止，昏迷不醒，數日後方才清醒。
10月傷愈出院。
11月1日至20日先後參加在瑞金召開的中共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和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毛澤東征詢羅瑞卿對今後工作的意見，羅表示希望返回前方。
12月任紅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四軍隨營學校政治委員。
1932年26歲
2月隨紅四軍在贛州附近塘江、新城一帶打土豪、籌款、做群眾工作。
3月紅一軍團進行整編，任紅四軍政治委員，王良任軍長。隨後率紅四軍，經瑞金南下，進入閩西向漳州推進。沿途，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對部隊進行打漳州的政治動員。
4月19日和王良率部參加攻打漳州戰役，主攻天寶山風霜嶺，守敵張貞第49師大部被殲。隨後紅四軍進駐漳州、石碼、海澄，發動群眾，籌款擴紅，幫助地方建立革命武裝和蘇維埃政權。
5月28日率部與東路軍撤離漳州，回師贛南中央蘇區。途中，在指揮部隊攻打武定縣一地主土圍子的戰鬥中，王良犧牲，周昆繼任紅四軍軍長。
7月10日指揮紅四軍參加南雄、水口戰役，先後擊潰粵敵15個團。
8月17日指揮紅四軍主攻樂安，殲敵一個多旅。20日，參加攻占宜黃戰鬥，殲敵約2個旅。是役全殲國民黨軍第二十七師，俘敵5000餘人。
10月16日率部由廣昌地區出發東進，參加建黎泰戰役。至11月3日先後占領建寧、黎川、泰寧廣大地區，殲滅國民黨軍一個多團，擊潰兩個團。
11月16日率部北進，參加金資戰役。17日占領資溪，19日占領金溪。
12月中下旬在黎川三都進行改編整頓。因頭部左頰傷口經常反複，住衛生部醫院進行治療。
1933年27歲
1月黎川改編撤銷軍的建製後，任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隨即參加第四次反“圍剿”。
2月27日與一軍團參謀長徐彥剛率七師、九師參加黃陂伏擊戰，在登仙橋附近地區全殲敵五十二師。活捉師長李明。
3月21日參加草台岡戰鬥，將國民黨軍第十一師大部殲滅。
春在工作中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要求保衛幹部在辦案中要學會“六何”，從事實出發。從而在王明“左”傾思想占統治地位、肅反擴大化的情況下，在一軍團得以避免發生大的差錯。
5月前後受羅榮桓委托，舉辦文化娛樂訓練班，為部隊培訓戲劇、歌詠、牆報、遊戲骨幹。並自編、自導、自演了活報劇《誰給我的痛苦》，揭露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
8月1日榮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授予的二等紅星獎章。
9月參加第五次反“圍剿”。
12月9日參加一軍團直屬隊召開的選舉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軍隊代表會議，被選為代表。
1934年28歲
1月15日赴瑞金，出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2月中旬連續破獲兩起為敵偵探紅軍消息，企圖拖遊擊隊投敵的敵探案。並晝夜召開特派員會議，部署工作，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入部隊破壞。
3月至4月隨紅一軍團艱苦轉戰，參加三溪圩、廣昌作戰。深感“左”傾錯誤在軍事上的錯誤指揮使紅軍陷於被動，遭受嚴重損失。
8月中下旬奉軍委命令，率三個連上筷子山搜捕與土匪勾結逃跑的楊嶽斌。隨即組織擊潰土匪武裝。
9月初參加溫坊戰鬥。
10月16日率領一軍團保衛局隨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在極其困難複雜的條件下，為鞏固部隊，為保衛隨一軍團行動的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安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1月至12月初協助軍團領導掩護中央和軍委縱隊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
1935年29歲
1月參加強渡烏江的戰鬥。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遵義會議作外圍警戒工作，當得知會議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央的領導地位後，興奮地說：“紅軍得救了！”
1月26日至3月21日率一軍團保衛局六渡赤水，參加回師遵義殲滅國民黨軍吳奇偉師的戰鬥。
5月19日任中央紅軍先遣隊參謀長。協助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聶榮臻，率先遣隊通過大涼山彝族區，參與指揮了強渡大渡河等戰鬥。
6月14日率一軍團保衛局翻越夾金山。
7月10日率部通過雪山，抵達毛兒蓋休整。
8月23日至28日率保衛局走出草地，到達班佑。
9月16日在黑朵寺召開保衛局會議，要求大家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作鬥爭，一切行動聽從中央指揮，堅決跟著黨中央北上。
9月20日紅一方麵軍和軍委縱隊整編為陝甘支隊（轄三個縱隊）後，調任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
10月21日至11月21日與彭雪楓、李富春率第二縱隊到達陝北吳起鎮。不久調任第一方麵軍保衛局局長，並參加直羅鎮戰役。
1936年30歲
2月20日至5月初隨第一方麵軍參加東征戰役。
5月13日至15日出席毛澤東在延川縣大相寺召開的紅一方麵軍團以上幹部會議。
5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經毛澤東提議，決定建立紅軍大學，由林彪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並由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羅瑞卿等組成教育委員會。
6月1日抗日紅軍大學成立。出席在瓦窯堡米糧山舉行的開學典禮。此後，一麵參與學校領導工作，一麵作為第一科學員參加學習。
7月3日因敵襲擊瓦窯堡，“紅大”隨中央領導機關移駐保安縣（今誌丹縣）。組織教職學員清理石窯，建設新校舍。
10月27日至12月聽毛澤東為“紅大”一科講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課。持續多次。
12月15日“西安事變”發生後，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隨周恩來赴西安。先作為周恩來的聯絡副官，繼以東北軍政治部民運科長的名義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開展工作。
1937年31歲
1月中旬“中國抗日紅軍大學”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任教育長。
2月3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與中共代表團部分成員先撤離西安，抵紅軍駐地三原。9日返回延安。
4月領導抗大學習貫徹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
5月至8月參加毛澤東為抗大講授《辯證法唯物論》課，並與學員一起討論，肅清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思想的影響。
8月1日主持在延安舉行的抗大第三期開學典禮，全國各地的進步知識青年開始大批進入抗大。
8月25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抗大校長林彪、副校長劉伯承分任第一一五師、第一二九師師長赴抗日前線。抗大工作由羅瑞卿主持。
10月上旬主持召開“抗大”第一次黨代表大會，貫徹“延安會議”和“洛川會議”精神，批判了張國燾逃跑主義、分裂主義的錯誤，增進了一、二、四方麵軍幹部之間的團結。
10月22日至11月上旬率領抗大教職學員6000多人上鳳凰山挖窯洞。曆時半月，完成175個新式窯洞，修築了盤山“抗大公路”，解決了抗大的校舍困難。為此，中共中央將毛澤東手書《我們的偉大事業》贈予抗大，以資鼓勵。
1938年32歲
1月28日出席抗大“一·二八”抗戰紀念運動大會閉幕式。毛澤東在會上宣布羅瑞卿任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副校長。
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武漢，代表八路軍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召開的政治工作會議。其間，根據周恩來指示，曾前往國民黨設在武昌的黃埔學生聯絡處作統戰工作。
4月17日陪同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前敵總指揮衛立煌參觀抗大。
5月24日出席抗大第四期開學典禮。抗大迅猛擴大，學員達5600餘人，進入黃金時期。
5月下旬主持抗大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總結建校以來培養教育知識分子的經驗，確定了今後黨的任務，即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提高黨組織的戰鬥力。
6月初在紀念抗大成立二周年大會上講話說：“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6月主持編寫了《抗大組織條令》，條令以毛澤東為抗大製定的教育方針和校訓為指導思想，規定了抗大的性質和任務，以及教育方法、課程設置等方麵的內容，使抗大的工作有章可循，向前邁進了一步。
7月就抗大一些學員的自由主義和極端民主化傾向，以及少數幹部對這些傾向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等問題向毛澤東匯報，並向全校教職學員作了《關於抗大民主問題》的報告，加強了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融洽了幹群之間的關係。
8月1日至5日主持抗大第四期畢業典禮等項活動並講話。
9月29日至11月6日列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並在抗大組織傳達貫徹，主持通過了《為實現擴大的六中全會給予我們的任務而鬥爭的決議》，規定了抗大執行中央決議的具體任務。
11月10日撰寫完《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一書，係統總結了紅軍政治工作經驗，成為我軍政治工作的重要曆史文獻。此書在解放區和國統區同時出版，對幫助和影響國民黨軍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2月13日在全校幹部動員大會上宣布中央軍委關於抗大建立兩個分校的決定，並作政治動員報告。
1939年33歲
1月15日至3月15日主持成立抗大檢查工作委員會，自下而上地檢查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總結建校以來的經驗與教訓，大大推動了學校建設，受到中共中央的好評。
1月28日主持抗大第五期開學典禮並講話。全校學員總數達1．3萬餘人，是抗大曆屆中最多的一期。
2月9日在全校黨的活動分子大會上代表抗大生產委員會作動員報告，要求全校教職學員總動員，參加生產勞動。
3月2日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第三期發表文章《新老幹部更緊密的團結起來》。
3月6日與毛澤東等就抗大分校的教育計劃問題致電朱德、彭德懷和一分校校長何長工等，指出：“雖以培養軍事幹部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主要地位，至少亦應與軍事教育列於同等地位。”“為了教育深入，必須堅持學校教育方法上少而精的傳統。”
4月5日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作《關於抗大工作檢查總結報告》。中共中央書記處對抗大的工作給予很高評價，在決議中指出：“一致同意報告中對抗大工作的成績、困難與缺點的估計，以及報告中所提的今後抗大的工作方針。”“中央對於在抗大工作的同誌們，從校首長至各級工作同誌，深致慰勉之意，他們在抗大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
4月20日響應黨中央開展生產運動的號召，率領抗大全體教職學員上山開荒，掀起生產突擊高潮。24日，毛澤東出席抗大生產運動初步總結大會，讚揚抗大的生產運動搞得好，說：“你們將工農商學兵結合起來了”，“文武配合，知識與勞動結合起來，可算是天下第一。”並說“抗大農莊”的路線是最好的，號召全國都應該學習“抗大農莊”的辦法。
5月為紀念抗大成立三周年，給《新中華報》和《八路軍軍政雜誌》撰寫介紹抗大情況和經驗的文章：《紀念抗大三周年的應有認識》、《抗大工作的檢查總結與今後方針》。
6月1日主持抗大成立三周年紀念大會。毛澤東出席大會並講話：“三年來，抗大造就了很多的抗日幹部，在前線打日本有很大的功勞。”
6月21日召開抗大黨的活動分子大會，宣布中共中央《關於抗大陝公等學校遷移晉東南的決定》，並指出：抗大上前線，給日本法西斯蒂企圖進攻邊區一個有力的回答；給反共分子、磨擦專家一個有力的回答；給全國學校做個模範，給全國人民一個信心。
7月10日抗大總校改稱“八路軍第五縱隊”（後改為“青年縱隊”），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領全校5000餘人開赴華北敵後辦學。
7月中下旬率先頭部隊東渡黃河抵永和關後，因汾河水漲與敵情所阻，返回延川。
8月初至9月底由延川、延長出發經盤堂渡口東渡黃河，經山西興縣翻越呂梁山，徒涉汾河，再翻越雲中山，在一二○師三五八旅部隊的掩護下，指揮三個梯隊通過日偽軍據點林立的同蒲路封鎖線，行程2500餘裏，於9月底抵達河北省靈壽縣陳莊。
10月10日出席“青年縱隊”遠征祝捷大會，同時慶祝陳莊大捷。隨後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抗大進行整頓組織，加強政治教育和黨的支部的工作。
12月上旬在靈壽縣陳莊主持召開抗大第三次黨代表大會，會議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針對抗大存在的問題，強調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工作，鞏固黨的組織，加強階級教育與馬列主義教育，轉變學生的思想，把知識青年訓練成為掌握馬列主義，有紀律性、組織性，決心深入下層，接近工農的八路軍幹部。
1940年34歲
1月1日主持抗大第五期畢業典禮。會後，13個連隊的畢業學員分配到晉察冀軍區和一二○師部隊工作。
2月10日率領抗大總校從靈壽縣陳莊出發，徒涉滹沱河，越過正太路封鎖線，經南障、和順、遼縣，20日抵達武鄉蟠龍一帶，完成了挺進晉東南的任務。
3月25日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論建立抗大在敵後方的意義》，指出：它之轉移敵後，大大增強了敵後抗戰力量，將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幹部，去解決堅持敵後抗戰的支柱——八路軍、新四軍中的幹部的需要：同時，再一次證明，抗大這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學校始終站在抗日鬥爭的最前線。
4月15日出席抗大第六期開學典禮並講話，指出：“抗大今後的方針主要為我黨軍隊培養幹部，應在我黨軍隊建設上起著骨幹作用。因此，抗大今後不僅有初級幹部之培養，而且應有上級幹部之培養；不僅有一般幹部之培養，而且應有各種特殊技能幹部之培養，而應提高到更高的階段，使與整個黨軍的建設適應起來。
5月10日給黨中央寫工作報告，就抗大成立4年來的發展概況、成績和缺點及當前的現狀與任務等作了忠實的詳盡的匯報。
6月1日出席紀念抗大成立4周年大會。彭德懷在會上宣布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命令，調任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主任。16日，參加八路軍總部直屬隊歡迎會並講話，指出：我們要爭取時局好轉，戰勝日寇，就要建軍，而建軍的中心一環便是加緊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們部隊的生命線，是戰鬥力量的源泉。
7月7日為紀念抗戰三周年，發表《論學校的建設問題》———專供抗大參考一文，指出：作為我黨軍隊幹部之主要泉源的抗大，進一步建設學校應當著重於更加強調與提高學校的黨性的教育；努力使學校具有更加高級的能力，把教育與培養高級幹部的任務，提到學校的中心地位；進一步強化學校的政治工作，亦應成為繼續建設學校之一個重要的部分。
8月協助彭德懷指揮“百團大戰”，“四處聯絡督戰”，布置戰役中的政治工作，發出《正太線戰役政治工作指示》，強調指出這一戰役的重大意義在於“在敵後多打大勝仗，興奮全國與敵占區同胞的信心；孤立與打擊投降派；提高我黨我軍威信；爭取時局好轉”。
9月25日根據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的決定，組織戰地工作巡視團赴晉冀魯豫地區幫助新組建的部隊整頓連隊、培訓幹部。出發前親臨講話，要求巡視團注意加強調查研究，不要當“欽差大臣”，既做政治工作的模範，也要做戰鬥中的模範。按照羅瑞卿的指示，巡視團一麵參加百團大戰的破路鬥爭，一麵幫助連隊工作，同時還發現和解決了有的部隊執行鋤奸政策過左，把遊擊隊大部編入主力等方麵的問題，對部隊建設起了很好的作用。
10月2日作《百團大戰政治工作經驗教訓初步總結》，指出：“大規模的交通戰爭重點在於毀滅鐵路，……同時在毀路之後敵人必對我主要戰線進行掃蕩與反複掃蕩……因此戰役時間是較為長久的，且通常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破擊，第二階段為反掃蕩……”並對破擊前的政治工作、破擊時的政治工作、敵占區民眾工作、敵軍工作及反掃蕩中政治工作、戰後政治工作分別作了係統的概括。
10月6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政治工作報告，就抗日戰爭中我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以及抗戰三年來我軍政治工作的檢討、目前政治工作建設上的一些問題作長篇論述。
10月30日參加指揮關家堖戰鬥，經兩天激戰，將日軍岡崎大隊大部殲滅，粉碎了日軍對太北區的第二次“掃蕩”。
1941年35歲
1月18日發表《應當大大提高我軍政治工作的頑強性》一文，指出：我軍戰鬥力頑強性的具體標準，就是要能夠同敵人胸接胸的進行白刃的撲搏。我軍的政治工作，就要能保證部隊此種戰鬥力之頑強性的養成，就要從我們政治工作的頑強性，產生出此種戰鬥力的頑強性。
3月21日在八路軍後勤工作會議上作《關於後勤諸部門的政治工作》的結論性發言，就後勤政治工作應有的兩個認識、後勤政治工作的十大原則、後勤各部門的政治工作等作了全麵的闡述。強調指出：後勤政治工作是整個軍隊政治工作的一個部分。後勤政治工作的建設，也是整個後勤建設的一個部分。沒有堅強的政治工作的保證，即不能有堅強的後勤工作，後勤政治工作的任務，就是保證後勤諸部門之工作任務的完成。
4月3日在遼縣桐峪鎮與郝治平結婚。
4月16日被任命為華北軍委分會委員。
是月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第三卷三、四期發表文章：《目前政治工作建設上的一些問題》，分別對黨的工作、幹部問題以及部隊的政治教育工作等十個方麵的問題作詳細論述。強調指出：軍隊的建設必須有軍隊政治工作的建設與之相適應。沒有政治工作的建設，軍隊建設任務的完成是沒有保證的。政治工作的建設是軍隊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
6月27日在《前線》十八期發表為支部工作專號所寫的文章：《談談軍隊黨支部與非黨群眾的聯接問題》，指出：黨的支部，是黨的最基本最下層的組織，也是黨最靠近群眾的組織。因此，支部也就成了黨所依靠以聯接群眾的紐帶。不僅如此，黨支部還是黨率領群眾鬥爭的實際執行者。
7月7日出席晉冀豫邊區臨時參議會，講話說：共產黨八路軍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抗戰，堅持團結進步，與晉冀豫邊區人民共存亡。並要求民意機關、政府和全體人民，愛護軍隊，壯大軍隊和監督自己的軍隊。
8月26日主持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召開的連隊政治工作會議並做報告，詳盡地闡述了連隊政治工作、黨支部工作、連隊軍人俱樂部及連隊軍人大會等方麵的具體要求和做法，強調“連隊政治工作是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礎。黨的支部是連隊的堡壘，是連隊政治工作的主要靠山”。
10月11日在連隊政治工作座談會上，做《對連隊政治工作的全麵檢討》的發言，解決了連隊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特別是當時連隊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嚴重的形式主義，即工作隻看表麵形式與數量，而不講求工作程度與質量的問題。
秋冬參加組織指揮各根據地軍民粉碎日軍的“鐵壁合圍”大“掃蕩”。
12月29日在總直幹部會上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做《目前形勢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任務與工作》的報告，指出：“今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總方針是：精兵簡政，長期堅持，生息力量，準備反攻。勝利的前途是更加接近，反對某些可能產生的熬不下去的悲觀失望情緒。但同時也要說明到達勝利的彼岸，還需要忍受一時艱難困苦的遊泳。”
1942年36歲
1月28日頒發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訓令，要求部隊增加生產，克服困難，精兵簡政，減輕人民負擔，增加根據地財富。
2月1日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增強我們的生產戰線》，指出：“增強我們的生產戰線，增加生產，是執行‘精兵簡政’總方針下，一件最切要而又最具體的實際工作。”“離開這些具體的工作，不僅革命的勝利是不能設想的，而且人類的生活，都會因之停止，一個真正的有決心的革命者，不僅能成為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勇士，而且當革命需要自己投入生產部門的時候，亦能成為生產戰線上艱苦卓絕的英雄。”
4月1日在《前線》第二十八期發表《新的一年與新的政治工作任務》一文，指出：“我們敵後根據地，仍然是長期堅持遊擊戰爭，儲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而且應當看到：今後的鬥爭，將是更加艱苦的鬥爭，將要求我們戰勝更多的困難……咬緊牙關渡過最困難但卻是接近勝利的今後兩年。”同時分述了1942年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務之六個方麵的工作，並指出：“強調對敵鬥爭，開展敵偽軍工作，應當放在1942年的政治工作的首要地位。”
4月9日主持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召開的宣教會議，並作總結，根據黨中央整頓三風的號召，檢查和清除了部隊工作中存在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黨八股。並對今後宣教工作的幹部教育、戰士教育與黨的教育，以及宣傳工作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5月24日參與組織指揮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機關反“掃蕩”，並與楊立三率領野政和後勤部機關由下麻田向東突圍，在陽邑附近的太行群山中與日寇周旋，化整為零，分散突圍，粉碎了日軍的“鐵壁合圍”，受到總部的讚揚。左權在指揮突圍的戰鬥中犧牲。
7月7日主持太行軍民《紀念抗戰五周年、追悼左權將軍及諸死難烈士、慶祝反掃蕩勝利大會》並講話，指出：“紀念抗戰五周年，證明我們經得起考驗，敵人不能消滅我們。”“追悼死難烈士，我們要為左權將軍及諸烈士複仇。”
8月18日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應當把對敵政治攻勢組織得更有力些》，指出：政治攻勢的意義“就在於對於敵寇奴役華北人民之各種毒辣陰謀，給予沉重的破壞與打擊！它動搖了敵軍內部，加深了敵偽之間的矛盾，打擊了敵寇的各種欺騙，揭穿了敵寇的掠奪本質；由於反複宣傳我黨我軍的政策及兩年勝利的結果，就爭取了偽軍組織內部以及敵占區有識之士的更多的同情我們，反對日寇；同時也就提高了敵占區廣大群眾的抗日情緒與勝利信心。”“給敵偽工作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麵”。
8月22日就冀南政工會議發出指示，指出：堅持平原鬥爭的部隊政治工作，必須根據情況變化對組織形式、領導方式、工作方式實行新的原則，強調政治工作的戰鬥性與自動性，和加強營連兩級的政治幹部，實行政委製度，以及在領導方式上著重分散領導。
9月參加北方局關於冀中工作討論會，發言指出：冀中工作的主要問題是“左”的東西糾正的不夠及時，政治工作不夠深入，以及嚴重的遊擊主義與軍閥主義。關於今後工作，提出：根據地堅持問題，可以堅持必須堅持；政治工作要在思想上作充分的準備，應付今後更殘酷的鬥爭，主要是堅定鬥誌；組織上，要鞏固政治工作製度，主要是鞏固政治委員製度，強調黨員必須服從黨。
10月10日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朝鮮義勇軍四周年紀念祝詞》，讚揚“朝鮮義勇軍是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一支主力軍”，“象征了朝鮮民族解放一定要勝利，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一定要勝利”。
12月15日為紀念劉伯承50壽辰，在《新華日報》特刊發表《祝伯承同誌壽》一文，稱頌“有伯承同誌這樣一個黨員，是我黨的光榮，有伯承同誌這樣一個模範的革命軍人健在，是國家民族的幸事”。
12月20日向各戰略區發出《關於明年政治工作方針的指示》，提出：正規軍的政治工作主要以提高質量達到精兵主義為目的，為此必須著重訓練幹部，著重連隊政治工作，著重黨的支部建設。
是月主持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召開的鋤奸工作會議，並作報告和結論，指出：在同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鋤奸工作“主要打擊的方向，應當是民族敵人，應當是日本帝國主義奸細。”“除應粉碎敵寇的凶惡特務政策外，還要打碎國民黨的內奸政策”。並詳盡分析了敵我雙方的狀況，闡述了偵察工作和審訊工作的原則和方法。
1943年37歲
1月1日與朱德、彭德懷等發表致八路軍全體指戰員、政工人員書，提出：愈接近勝利，環境就會愈困難，鬥爭也就會更加緊張而殘酷。為此必須再接再厲，克服一切困難，繼續堅持敵後抗戰；更進一步加強與民眾的聯係，宣傳民眾、幫助民眾、耐心聽群眾的意見，切實關心民眾的利益。
2月1日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略論整頓三風的重點》，提出：整風學習應集中力量於主要幹部，重點放在營團級以上幹部。因為“整頓三風是我黨思想上的革命……就是要在思想上來改造黨的幹部，使之在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上，大大的向前邁進一步，以便迎接新的偉大時期的到來”。
2月25日在《新華日報》發表《關於部隊整風學習的幾點意見》一文，對整風學習中的優點與缺點，成績與教訓做了詳細的分析，對整風學習中錯誤認識與偏向加以糾正，使整風學習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3月15日在《前線》第33期敵偽軍工作專號上發表《把日軍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和《敵偽軍工作方針與基本政策》，對開展敵軍工作的意義、方針、方法與政策作了全麵係統的論述。
6月至7月到太嶽軍區巡視工作，先後到太嶽二分區、太嶽行署、中條山分區和北嶽分區，直至接到中央關於參加“七大”的電報返回太行山野政駐地。
8月至10月離開太行山八路軍野政駐地，赴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黨的“七大”。經太嶽過敵占區同蒲路封鎖線和汾陽、離石公路封鎖線，抵晉西北根據地，隨即渡黃河經米脂、綏德、清澗、延長抵達延安。
11月中下旬參加中共中央舉行的數次小型會議，批判王明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是年在延安先後參加毛澤東委托彭德懷和林彪召集的座談會，澄清在二縱隊工作期間有人提出的所謂錯殺原三軍團幹部的問題。經中央調查，證明沒有此事。
1944年38歲
2月1日參加中央黨校開學典禮，編入一部第三支部，任支部學習委員。開始係統學習黨的整風文獻和馬列、毛澤東的著作，並認真總結在十年內戰和抗日戰爭時期的鬥爭經驗。
4月中旬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聽了毛澤東所作學習與時局問題的報告，以及在毛澤東主持下起草的《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極為振奮。
5月在中央黨校聽毛澤東作關於整風審幹的成績與缺點的報告。對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了深切的體會。
8月向美軍觀察組介紹八路軍在敵後抗戰情況，以及我軍對敵偽軍的政治攻勢和俘虜政策。
夏參加中央黨校的審幹甄別工作，對兩位在“搶救運動”中被誣陷為“特務”的女同誌進行複查，並為她們的所謂“特務”問題平了反。
1945年39歲
4月23日至6月11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6月19日出席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
8月9日出席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和《中國共產黨黨章》，並討論了時局問題。
8月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組織晉察冀中央局。被任命為晉察冀中央局副書記、晉察冀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
8月28日在延安參加歡送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
9月9日乘飛機由延安抵張家口晉察冀軍區。
10月15日與聶榮臻、蕭克等致電所屬部隊，組織綏東戰役，並對正太路、平漢路及平綏路東段、平古段進行破襲。
10月23日中共中央決定組織晉察冀第二野戰軍，被任命為政治委員。蕭克任司令員。
11月9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冀熱遼中央分局，被任命為冀熱遼中央分局第二書記，冀熱遼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晉察冀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隨即率部赴承德，擔負保衛熱河及堅持冀東、平北鬥爭的任務。
1946年40歲
1月11日國共雙方達成停止軍事衝突的協議，並組成由國共美三方代表參加的軍事調處執行部，羅瑞卿被任命為中共方麵參謀長，於14日抵北平赴任。
2月28日出席三人小組（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在北平執行部舉行的會議，聽取各小組的工作匯報。
4月3日至7日與葉劍英就國民黨方麵非法搜查北平解放報社和新華通訊社，並逮捕40餘名工作人員事，提出抗議，與國民黨北平公安局據理鬥爭，迫使其賠禮道歉，釋放被捕人員。
4月12日代表周恩來由北平抵沈陽視察，就國方破壞東北停戰問題作了針鋒相對的發言。16日返回北平再赴重慶向周恩來匯報工作。不久又赴延安向毛澤東和中央報告工作。
6月26日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向中原解放區大舉進攻，全麵內戰爆發。此前幾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即撤離北平返回張家口晉察冀軍區駐地。隨後根據中央指示赴延安，接受毛澤東對晉察冀軍區部隊行動任務的指示。
7月25日根據中共中央複電聶榮臻“同意先取大同，再取平漢，再取正太”的指示，大同前線指揮部組成。羅瑞卿任政治委員，晉綏軍區副司令員張宗遜任司令員，指揮大同戰役。
8月中旬大同久攻不下，以個人名義向軍區、中央軍委致電，提出：“現在這樣打法不行，我軍屯兵於三個堅城之下（大同、定襄、應縣），久攻不克，兵力分散，倘傅作義出援，不好對付。”
9月15日致電中央軍委和聶榮臻、賀龍，就集寧失守後大同戰役隻能被迫停止提出：“大同解圍後，兩區主力，分別歸建，進行休整補充……尋找機會打幾個勝仗，一團一營的殲滅敵人，以改變被動地位。”
是月晉察冀軍區奉命恢複野戰軍指揮機構，羅瑞卿任政治委員，蕭克任司令員。
10月3日與蕭克率部在平綏前線殲滅國民黨第十六軍第一○九師之第三二五團全部及第三二七團一個營。5日，中央軍委致電蕭克、羅瑞卿：“你們已……取得初步勝利，望令各部堅持各個擊破原則，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分為多次，殲滅十六軍全部或大部。”
10月22日出席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在淶源召開的擴大會議，總結三個月來作戰的經驗教訓，會議作出《關於張垣失守後的形勢與任務的決定》。
11月26日與聶榮臻、劉瀾濤致電所屬部隊：為迅速恢複戰鬥力，準備執行新任務，野戰軍應即積極休整補充，總結經驗，進行訓練。
1947年41歲
1月20日至28日參預指揮保南戰役，攻克望都、新樂、定縣諸城，控製平漢鐵路100餘公裏，殲敵8000餘人。
3月25日主持召開晉察冀軍區政治工作會議，並作《如何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報告。強調指出：軍隊政治工作應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並根據部隊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把激勵士氣與加強團結，作為目前軍隊政治工作的總方針。尤其針對軍隊與地方關係不太協調的情況，著重批評了軍隊內驕傲自滿情緒和不守紀律的現象，促進了軍民、軍地團結，受到中共中央的好評。
4月8日參預指揮晉察冀野戰軍發起正太戰役，至5月4日戰役結束，相繼攻克井陘、娘子關，解放陽泉、壽陽等7座縣城，殲敵3．5萬餘人，使晉察冀和晉冀魯豫聯成一片。
4月15日出席晉察冀中央局直屬幹部黨員大會，傳達中央“三·一”決定及中央局關於執行“三·一”決定的決定，並全麵分析了晉察冀邊區勝利不足的原因，強調指出：在軍事指導上要堅決貫徹中央先打弱的後打強的，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的指示，把相對優勢變成絕對優勢；在戰役指導上要學會力爭主動，運動戰也可以說是主動戰，運動戰的思想應該是“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這裏不好打就到那裏打，要善於大踏步前進又大踏步後退。
5月7日在晉察冀軍政會議上作《關於加強我軍政治工作》的報告，指出：古田會議決議是我軍政治工作的指導思想；部隊政治工作所要解決的是在黨絕對領導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覺悟問題；目前部隊政治工作的總方針是加強軍隊內外的團結和激勵部隊堅決勇敢的殺敵精神。
5月中旬出席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在行唐縣上碑鎮召開的擴大會議，對土改運動中，由於缺乏黨的領導，不講政策，亂打亂殺之風而產生的偏差提出意見。會議檢查了土改複查工作，糾正了“左”傾錯誤。
6月2日中共中央同意晉察冀中央局和朱德、劉少奇關於成立晉察冀野戰軍指揮機構的建議，羅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員，楊得誌任司令員。
6月12日至15日參預指揮晉察冀野戰軍發起青滄戰役，殲敵1．3萬餘人，攻克青縣、滄縣、永清3座縣城，占領津浦鐵路80餘公裏。
6月25日至7月6日轉回平漢線，發起保北戰役，殲敵兩個團8200餘人，攻克徐水縣城和固城鎮。
7月中旬至8月中旬返回冀中晉縣地區，組織部隊進行訴苦、三查的新式整軍運動。
8月底至9月13日出席在平山縣西柏坡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第二階段會議。
9月20日至24日率部向大清河北出擊，舉行大清河北戰役。殲滅國民黨軍第十六軍5000餘人。
10月22日在阜平縣史家寨參加邊區土地會議，得悉晉察冀野戰軍發起清風店戰役，全殲國民黨軍第三軍主力1．3萬餘人，與聶榮臻等一起到前線指揮部，並接見被俘的第三軍軍長羅曆戎。
11月6日至12日與楊得誌等指揮晉察冀野戰軍發起石家莊戰役，全殲守敵2．4萬餘人，開創了人民解放軍奪取大城市的先例，並使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大解放區連成一片。
12月2日主持中共晉察冀野戰軍前委在晉縣召開的擴大會議，總結曆次戰役的經驗教訓，研究部署整黨、整軍和參加土地改革工作。
1948年42歲
1月21日參預組織晉察冀野戰軍發起的平漢線北段戰役結束，殲滅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部及新編第三十二師大部，共計1．4萬餘人，軍長魯英麟自殺。
2月17日在晉察冀野戰軍前委擴大會上作結論性發言，指出：在軍事思想上，運動戰是我們的戰略方針，以不固定的作戰線，大踏步前進後退為其特征。在政治工作上，要繼續深入開展三查運動，按照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思想建設我們的軍隊。
3月20日至4月9日參預指揮晉察冀野戰軍發起察南、綏東戰役，集中5個縱隊組成左右兩個兵團，先後攻克陽高、天鎮、廣靈、蔚縣、陽原，隨即西出綏遠，攻克豐鎮、新堂、懷安等地縣城，殲滅國民黨軍1．8萬餘人，解放了察南廣大地區。
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將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大戰略區合並，組成華北軍區。被任命為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團第一政治委員。
5月13日至7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率第二兵團兩個縱隊共7個旅，向熱河、冀東出擊，配合東北野戰軍作戰。先攻克豐潤等城鎮12處，繼圍攻古北口，連克昌黎、石門鎮、淶水、新城、徐水，殲滅國民黨軍3萬餘人。
9月7日率第二兵團和冀察熱遼軍區部隊，為配合東北作戰及掩護第三兵團出綏遠，向平承鐵路及平北地區出擊，攻克三河、密雲縣石匣、小營等據點，控製了平承鐵路古北口至密雲段。
9月17日就秋季戰役政治工作向所屬部隊發出指示，指出：我兵團任務主要是求得鉗住傅軍主力，使東北我軍和三兵團得手。全軍應緊張動員，為完成一切戰鬥任務而奮鬥。在思想上工作上均應有連續作戰的準備和克服困難的最大決心。加強戰時政治工作，保證每一戰鬥任務勝利完成，爭取軍政兩勝。
11月24日以第二兵團前委的名義向毛澤東報告北征以來部隊情況，並提出：目前的工作除隨時注視部隊思想動態加強政治領導與思想領導外，著重解決部隊的戰術問題與政策紀律問題。戰術水平不提高，在更加複雜的戰爭麵前，會要感到嚴重的困難。政策紀律問題不解決，在打到新區去與進入新的城市就一定出亂子。
12月8日至22日與楊得誌等指揮第二兵團再出平綏線，晝夜兼程，將國民黨第三十五軍包圍於新保安，並按照軍委指示圍而不打。至22日發起攻擊，全殲博係主力第三十五軍軍部及第一○一師、第二六七師等1．6萬餘人，取得平津戰役中華北參戰部隊的第一個勝利。
1949年43歲
1月4日在西進大同途中，向中央軍委建議率部赴北平，參加平津作戰，獲準。率第二兵團進至北平北部，參加由西直門至安定門段圍城並作攻城的準備工作。
1月15日根據中央軍委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的決定，全軍進行整編。任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九兵團政治委員。
2月3日與楊得誌率第十九兵團參加北平和平解放入城式。
3月5日至13日出席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
3月17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組成太原前線司令部和黨的總前委，任副政治委員和總前委第一副書記及太原軍管會副主任。因徐向前有病，中央軍委決定由周士弟和羅瑞卿代理徐向前指揮。
4月20日至24日與周士弟指揮會攻太原，殲滅閻錫山部6個軍13萬餘人，結束了閻錫山在山西38年的反動統治。
5月14日為籌備成立中央軍委公安部，毛澤東電召羅瑞卿“來中央一敘”。
6月初離開十九兵團到北平。
7月6日任中央軍委公安部部長。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0月1日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10月15日至11月1日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討論和解決公安機關的組織形式、組織機構和公安工作的任務、方針等問題。
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政法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長。
11月5日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大會並講話。
11月11日經政務院第五次政務委員會決定，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
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隨同毛澤東、周恩來訪問蘇聯並負責警衛工作。
1950年44歲
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黨組書記。
2月8日代中央起草《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在國家財政經濟部門建立保衛工作的決定》。3月24日，政務院第25次政務會議通過這個決定。
4月21日至5月19日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經濟保衛工作會議並講話，會議特別強調了黨委的領導作用。強調依靠工人階級，加強專門業務，保障經濟建設安全進行。
6月6日至9日出席中共七屆三中全會。
7月6日至8月12日主持召開首次全國治安行政工作會議，討論和解決了人民公安機關治安行政部門的工作職責、加強對敵鬥爭、建警和農村治安管理工作等問題。
8月25日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偵察工作會議，並作《為徹底戰勝帝國主義特務及其走狗殘餘勢力而鬥爭》的報告。
9月22日任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0月1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懷念左權同誌》的紀念文章。
10月16日至21日主持召開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傳達貫徹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部署開展鎮反運動。
11月14日在第一次全軍保衛工作會議上作《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純潔與鞏固軍隊內部》的報告。
12月30日在北京市第二屆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上作《一年來鎮壓反革命分子破壞活動》的報告。
1951年45歲
1月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一年來人民公安工作成就和今後任務》一文。
1月22日至3月20日赴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西、江蘇、浙江、上海等11個省市考察鎮反工作。並向中央作了關於幾個省市鎮壓反革命及公安工作的考察報告。
4月14日函複北京匯文中學師生員工，歡迎協助政府肅清反革命。
5月10日至15日主持召開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並作報告，總結了中央“雙十”指示以來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情況，部署了今後鬥爭任務。
6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邊防保衛工作會議並講話。
7月27日以公安部長名義公布《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
8月3日在政務院第96次政務會議上作《關於鎮壓反革命工作》的發言。
9月11日至17日主持召開第四次全國公安會議，並作《為徹底肅清反革命的殘餘勢力而鬥爭》的報告。
10月23日至11日1日出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三次會議，並作《關於目前反革命活動的情況和我們的對策》的發言。
12月22日在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聯合召開的黨員幹部大會上作《在公安係統內開展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鬥爭》的講話。
1952年46歲
1月向中央作《關於公安部“三反”運動發動情況的報告》。毛澤東批轉了這一報告。
2月6日至19日赴武漢考察中南行政區、軍區及武漢市機關“三反”鬥爭情況。
2月21日至5月29日受中央委派解決華南、廣東“三反”、“五反”問題，並向中央寫了情況報告。
7月23日至8月8日主持召開第二次全國偵察工作會議並講話，強調開展同帝國主義特務的鬥爭，加強經濟保衛工作，加強對偵察工作的領導。
9月29日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周年，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三年來鎮壓反革命工作的偉大成就》。
10月12日至18日主持召開第五次全國公安會議，並作《關於第四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執行情況的檢查與今冬明春鎮壓反革命工作的計劃要點》的報告，會議並通過了關於建設公安部門政治工作的決議。
11月29日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召開的第二次全軍保衛工作會議並講話。
12月25日在中央勞改生產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中央勞改生產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3年47歲
1月28日兼任中央人民公安學院院長。
同日看了1月24日《解放日報》關於合肥市公安人員違法亂紀侵犯人權的報導後指示，要以此為典型在公安係統內開展反違法亂紀、反國民黨舊警察作風的鬥爭。並於當天向全國公安係統發出通報。
2月9日向毛澤東、中共中央作《關於取締反動會道門情況的報告》。
2月10日向中共中央作《關於在公安係統內開展反官僚主義、反命令主義、反違法亂紀鬥爭的報告》。
3月8日至17日隨周恩來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參加斯大林葬禮。
4月20日在北京召集各大行政區公安局長會議，座談第三階段鎮反情況。
5月7日批示轉發《西南區假案情況檢查報告》。並在批語中指出：產生假案的主要原因，“是我們有些公安機關和公安人員，不重視調查研究工作，輕信口供不重證據，甚至采取極端錯誤的刑訊逼供辦法所致”。要求“一切有假案的地方，均把揭發與平反假案，嚴肅糾正錯捕、錯押、錯判，當作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強迫命令、反對違法亂紀的主要內容之一”。
5月8日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關於處理戰犯問題的請示報告》。
6月19日至7月19日赴東北三省視察工作，重點考察了鎮壓反革命運動、經濟保衛工作和隱蔽鬥爭。並向中央作考察報告。
8月19日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首屆功臣模範代表會議並講話。
9月24日主持召開第二次全國民警治安工作會議並講話，強調要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打擊反革命和刑事犯罪的現行破壞活動，進一步鞏固社會治安。
10月10日至16日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民防空工作會議，並作《關於人民防空工作的現狀與今後工作方針和任務》的報告。
12月10日出席第二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並講話。
1954年48歲
上月初陪同毛澤東到杭州，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工作。
2月6日至10日參加中共七屆四中全會。
3月23日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4月27日受中央委托，在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發言，批判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活動。
5月17日至6月17日主持召開第六次全國公安會議，並作《進一步加強人民公安工作，為保障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實施而鬥爭》的講話。
8月26日在政務院第222次政務會議上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草案》的說明，會議通過了該條例和《勞動改造罪犯刑滿釋放及安置就業暫行處理辦法》。
9月15日至28日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0月31日任國務院第一辦公室主任。
12月20日至24日主持召開全國公安廳、局長座談會並講話。
12月31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上作《關於公安派出所組織條例草案》的說明，會議通過了該條例以及城市居民委員會和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
1955年49歲
1月1日在公安部元旦團拜會上講話，號召公安幹部要認真學習和研究公安理論，認真學習憲法和法律，加強法製觀念，模範地遵守和執行憲法和法律。
2月2日至17日主持召開全國政治保衛工作會議並講話。
3月21日至31日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並發言。
4月4日參加中共七屆五中全會。
6月13日至15日主持召開全國省、市公安廳、局長會議，並作《堅決貫徹中央關於加強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作鬥爭的指示》的講話。
7月5日至30日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並作《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發言。
9月24日在11個省、區肅反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上講話，指出：“當前的運動中應注意的中心問題是防止偏差。”
9月27日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軍銜及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10月4日至11日參加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並就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第九條內容作了發言。
11月赴山東、江蘇、安徽考察農業合作化，並向毛澤東、中共中央作了考察報告。
12月16日至24日主持召開第七次全國公安會議，並作報告和總結。
1956年50歲
1月5日至14日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公安政治工作會議並講話。
2月7日主持召開各省、市，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和軍事係統肅反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並講話。
3月14日至15日出席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並作關於戰爭罪犯問題的發言，就日本戰爭罪犯和蔣介石集團戰爭罪犯的情況和戰爭罪犯的處理問題提出初步意見。
3月28日至4月5日主持召開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會議根據鎮反鬥爭中出現的新情況，研究貫徹鎮反鬥爭的具體措施。並討論通過了《處理城市反革命分子的辦法》（草案）和《中共中央關於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界限的規定》（草案）。
4月6日至14日參加全國人民警察、治安保衛委員功臣模範代表大會並講話，指出：聯係群眾、依靠群眾、為人民群眾服務，是人民公安工作的根本特點。
5月隨毛澤東從廣州到武漢，負責毛澤東暢遊長江的安全警衛工作。
6月15日至30日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並作《關於當前鎮壓反革命鬥爭的情況和意見》的發言。
7月13日至16日主持召開全國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廳局長聯席會議，貫徹中央檢查鎮反工作，糾正缺點、錯誤的指示。
9月15日至27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並作《我國肅反鬥爭的主要情況和若幹經驗》的發言。
11月16日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1次會議，並作《關於寬大處理和安置城市殘餘反革命分子的決定》和《關於對反革命分子的管製一律由人民法院判決的決定》的說明，會議通過了這兩個決定。
12月20日至28日主持召開第八次全國公安會議並講話。會議根據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確定的肅反方針，部署了1957年公安工作的任務。
1957年51歲
2月27日至3月1日出席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
3月下旬至4月15日赴四川省成都、內江、自貢、重慶等市視察公安工作和肅反工作。
5月15日至23日主持召開各省、市、區黨委肅反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
5月24日在公安部黨團員大會上作整風動員報告。
6月26日至7月15日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
8月1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8次會議上作《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的說明，會議通過了該決定。
9月20日至10月9日出席中共八屆三中全會。
10月22日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第81次會議，並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說明，會議討論通過了該條例。
12月20日至1958年1月20日率公安代表團訪蘇，參加蘇聯國家安全機關成立40周年慶祝活動。
1958年52歲
1月9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91次會議上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草案》的書麵說明，會議討論和通過了這一條例。
2月14日至27日先後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單分局、橫二條派出所、南長街派出所等單位視察工作。
3月11日至24日到上海檢查公安工作，並主持召開江蘇、浙江、上海等二省一市公安工作座談會。
3月26日至4月4日在浙江省寧波、溫州市考察公安工作，講話指出：“公安工作改進，就是要把工作做的好一些，做的細一些，著重是要求質量，實事求是，辦不到的，沒有把握的不要提。黃岩‘百無’其誌可嘉，肯定辦不到，有的共產主義社會也恐怕辦不到。”
4月6日至28日先後到福州、廣州、武漢參加福建省公安幹部座談會，廣東、廣西、廣州兩省一市公安廳局長匯報會和江西、湖南、湖北、武漢市公安廳局長座談會並講話。
5月5日至23日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並作《進一步貫徹群眾路線，更好地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全麵大躍進》的發言。
6月23日至8月16日主持召開第八次全國公安會議，並作《關於九年鬥爭總結的幾個問題》的報告。
8月17日至30日出席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10月24日至28日到內蒙檢查公安工作，並參加內蒙公安廳和包頭、呼和浩特市幹警大會。
11月14日參加華北政法片會，並作《關於人民公社化後政法工作應該注意的一些問題》的講話。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出席中共八屆六中全會。
1959年53歲
1月20日至31日參加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並講話。
2月16日至26日主持召開第二次全國武裝民警工作會議並講話。
3月到廣西、雲南視察政法工作。
4月2日至5日出席中共八屆七中全會。
4月18日至29日出席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5月8日向中共中央作《關於中央領導政法小組成員人選問題的報告》，並根據中央決定擔任該組組長。
6月初陪同毛澤東回韶山故居。隨後赴湖北省陽新縣考察救災工作。
7月2日至8月1日出席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8月2日至16日參加中共八屆八中全會。
8月18日至9月2日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
9月17日被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離開公安部回軍隊工作。
9月28日為慶祝建國十周年，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十年來革命同反革命的鬥爭》。
10月14日參加新組成的軍委第一次常委會議，會議決定設立軍委辦公會議，處理軍委日常工作中的一般問題，並對重大問題提出處理意見。羅瑞卿被指定為會議召集人。
11月4日給軍委寫報告，請示《關於民兵工作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提出：提高全黨全軍對民兵戰略地位的認識，是當前的主要問題。我國的民兵製度，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武裝全民的製度。對付未來導彈和核武器的戰爭，必須依靠民兵，實行全民防禦，建立全民防禦網。
1960年54歲
1月至2月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隨後去廣州，參加中央軍委召開的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戰略方針、國防建設和國防工業問題。總參謀部在關於戰略方針的建議中提出，為了適應未來戰爭需要，在國防工業生產和軍事科學技術研究方麵，應該大抓尖端技術，大抓基本建設。
3月赴貴陽、重慶、成都等地檢查工作。對一些地區的國防工業項目工程建設質量不好，提出嚴肅批評。並多次檢查改進落實措施，直到問題解決為止。
4月18日參加全國民兵代表會議，並作了《關於民兵建設問題》的講話。指出：民兵是人民解放軍的有力助手，是保衛革命政權的重要工具，是進行革命戰爭和國防建設的戰略組成部分，無論在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和保衛社會主義事業中，都起著巨大的作用。
5月視察空軍南苑高級航校、第11航校和空軍駐華北地區部隊。
6月25日出席總參謀部召開的全軍參謀長會議並講話：一、組織編製和裝備規劃方案要壓縮；二、裝備問題要搞規劃，搞尖端，要加速現代化；三、要加強軍隊的革命化、改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和上下級關係。
7月5日至8月10日參加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的工作會議。
8月26日出席中央軍委召開的第八次全軍院校工作會議並講話。
9月14日至10月20日參加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的擴大會議，並作了關於組編裝備問題的發言。
10月21日至11月11日與賀龍率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朝鮮，參加紀念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參戰十周年紀念活動。
11月在沈陽、長春、哈爾濱視察沈陽部隊、國防工程和國防工業。
1961年55歲
1月2日至9日隨周恩來率領的友好代表團訪問緬甸，參加緬甸獨立節13周年慶祝典禮活動。回國後，到昆明、成都、重慶、武漢、西安考察部隊工作和國防工廠。
2月繼續考察部隊工作，並向毛澤東、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寫《關於幾個地區部隊情況的考察報告》，指出：現在部隊中的班、排長都沒有打過仗，完全沒有實戰經驗。再過幾年，連營長甚至團長都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問題，除加強政治工作外，在軍事訓練上應有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我們軍隊的戰鬥經驗、戰鬥傳統，也應當想方設法傳給新提拔起來的幹部。軍事訓練部門應當重視和研究這件事。
4月去通信兵部隊和空軍、海軍、總參調查通信問題。
5月21日至6月12日參加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的工作會議。
6月12日至7月15日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並作了關於國內外形勢的報告。
7月18日至8月14日與賀龍、聶榮臻主持召開國防工委北戴河工作會議，研究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縮短國防工業生產建設戰線問題，並作總結講話，提出對國防工業的科研、生產、基本建設進行調整。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廬山參加中共中央舉行的工作會議。
10月到沈陽等地視察部隊工作和國防工業。
11月18日被任命為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
1962年56歲
1月11日至2月7日參加中共中央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
2月至4月參加中央軍委先後在廣州和北京召開的全軍編製裝備會議。並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軍隊高級幹部學習馬列主義著作的指示，選定30本書作為軍隊高級幹部的學習內容。
5月7日至11日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舉行的工作會議。會後，去上海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並主持軍隊戰略方針的修改工作。
6月主持作戰會議，與中央軍委其他領導人組織指揮人民解放軍進行粉碎國民黨軍企圖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作戰準備工作。
7月20日主持國防工業問題會議並講話，提出要明確國防工業的方針，統一思想，統一口徑，統一行動，為一個目標奮鬥。
9月24日至27日參加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10月20日至11月20日與中央軍委其他領導人指揮中國人民邊防部隊進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
11月中共中央成立十五人專門委員會，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領導和原子彈的研製攻關。周恩來任主任。羅瑞卿兼任委員會下設的辦公室主任，協助周恩來進行原子彈研製試驗工作的組織領導和計劃落實工作。
11月6日至12月19日主持召開國防工業辦公會議並作總結發言，強調指出：國防工業的任務和方針是：自力更生，奮發圖強；正確處理國防工業同國民經濟的關係；正確處理國防工業內部的各種關係；明確科研以尖端為重點，生產以常規為重點，基建以補缺配套為重點；建成一個基本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係。
1963年57歲
1月15日出席海軍黨委擴大會議並講話，指出：海軍建設的方針應該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根據國防需要，根據國防經濟和財政的可能，在當前，建設一支精幹的有戰鬥力的海軍，在將來，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
2月7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為“雷鋒班”命名大會的題詞：“雷鋒同誌永垂不朽”。3月5日，毛澤東發出“向雷鋒同誌學習”的號召，隨即組織全軍掀起學習雷鋒的熱潮。
3月12日到福州，參加總參、總政、總後聯合召開的全軍島嶼戰備工作業務會議並講話。隨後赴福州軍區沿海島嶼檢查工作。
5月到舟山等地，視察海軍東海艦隊基層部隊。
6月到南京軍區視察工作，先後到定海、普陀、桃花、岱山、大衢、泅礁、南通、啟東、如東、射陽、濱海、淮陰和崇明等地區。在視察上海警備區時，為“南京路上好八連”題詞：“兢兢業業，戒驕戒躁，不斷前進，不斷提高，永遠保持好八連的光榮稱號。”
7月先後到連雲港、青島、煙台、內長山列島、嶗山灣、裏島、成山頭、砣磯島、蓬萊等地視察濟南軍區和海軍、空軍部隊。
9月20日參加全軍軍訓工作會議並講話，強調指出：訓練要因任務製宜。訓練要注意練好硬功夫，就是“開得動，打得準，聯得上。”
10月4日至11月9日率中央軍委軍事工作團視察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地區。
11月15日至12月2日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朝鮮。
12月遵照毛澤東關於軍隊高級幹部下連隊宣講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兩個文件的指示，先後7次到首都警衛師、中央警衛團所屬連隊宣講並召開幹部、戰士座談會。
1964年58歲
1月9日在主持召開的國防工業辦公會議上作總結講話，強調要堅持國防工業建設的各項方針任務，力爭提前兩年，在今後7年內建成一個基本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係。並建議在今後7年內著重抓航空工業，選擇空軍裝備作為突破口。
1月25日至30日到南京，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主持召開推廣郭興福和郭興福式的教學方法現場會議，號召全軍部隊學習郭興福，趕上郭興福，超過郭興福。會後，全軍掀起了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群眾性練兵運動。
2月9日至25日到廣州，參加廣州軍區召開的學習郭興福教學法成果評比現場會，觀看了部隊的表演，並視察了海軍部隊。
3月5日觀看北京軍區尖子分隊的軍事技術表演，說：部隊練成硬功夫，真本領，打得準，過得硬，藝高膽大，勇敢加技術，什麽敵人都不在話下。
4月13日至26日到成都軍區等單位視察工作，當軍區領導匯報部隊學習郭興福教學法中，有拚湊尖子的現象時，指出：弄虛作假，不是共產黨的作風，將來打起仗來會打敗仗。
5月20日陪同周恩來、彭真、陳毅、賀龍到天津楊村，檢閱北京軍區尖子分隊的軍事表演。兩周後又赴濟南，觀摩濟南軍區軍事比武活動，並在大會講話，指出：郭興福的教學方法已為實踐所證明，是一種好的教學方法。不僅陸軍可以用，海軍可以用，空軍也可以用，隻要同自己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各行各業都可以用。
6月15日至16日陪同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北京檢閱了北京軍區、濟南軍區的軍事匯報表演，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高度評價和讚揚。
7月赴延吉、長春、牡丹江、綏芬河、沙爾圖等地區勘察地形，檢查工作。
8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國防工業工作會議上，研究部署國防工業大小線建設的各項準備工作並講話，強調調整一線、集中力量建設大三線的問題。要求大家本著“精心研究，逐步實施”的精神，按照規模小、專業化和便於相互協作的原則，以及“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製訂規劃方案，集中力量，爭取時間，積極行動。
是月觀看裝甲兵、工程兵、炮兵的尖子分隊和技術能手的比武匯報表演。
9月1日第一顆試驗用的原子彈研製成功。9月20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呈送《關於首次核試驗時間的請示報告》，提出“以今年10月份試驗為最好”。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批準。
9月上旬在北京南苑觀看空軍組織的比武表演。下旬，到張家口、張北、承德等地勘察地形。
10月15日到青島，視察海軍北海艦隊，並觀看北海艦隊舉行的戰鬥演習。
10月16日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即向參加試驗的科研人員和部隊發賀電，勉勵大家“再接再厲，以竟全功”。
11月到天津、秦皇島、唐山、濟南、青島、沂蒙山區、南京、徐州、蘇北地區勘察地形和視察北京、濟南、南京軍區的工作。
12月先後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全國工作會議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並作了發言。
1965年59歲
1月6日至9日主持召開有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軍委辦公會議第八次擴大會議，針對林彪在《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衝擊其它”，在會議上講話指出：既要突出政治，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又要把政治工作落實到軍訓及其它各項工作中去，不要搞空頭政治。同時充分肯定了1964年的軍訓成績。
2月至3月赴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勘察地形，並視察廣州軍區、福州軍區及海軍、空軍部隊。
4月至5月主持召開全軍作戰會議。
6月11日至7月3日主持召開國防工業黨委擴大會議並講話，強調要改進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兢兢業業，大力協同，多謀善斷。
7月23日和參加民兵工作會議的同誌座談，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軍隊工作要兩手抓，一手抓部隊，一手抓民兵。
9月3日參加首都各界人民慶祝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大會，並作了《人民戰勝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夠戰勝美帝國主義》的講話。
11月赴廣東、廣西等地勘察地形，並到廣州軍區、海軍、空軍部隊檢查工作。
12月11日在雲南勘察地形期間接到中央通知，由昆明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等人進行突然襲擊，被指責為“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林彪”。隨後，被調離軍事工作領導崗位。
1966年60歲
1月至2月連續向黨中央、毛澤東等領導人寫信申述。針對林彪等人的誣陷表示：沒有的事不能承認，請求中央嚴格審查。
3月4日至17日在有各總部、各軍區、各軍兵種以及公安部等單位負責人參加的“京西賓館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被誣陷為“篡軍反黨”、“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
3月18日被迫跳樓雙腳跟骨致傷，被送入北京醫院治療。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錯誤地批判了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並決定停止和撤銷他們的職務。羅瑞卿被停止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
10月經兩次手術，右側跟骨傷愈。左側跟骨骨折後形成慢性骨髓炎，遂做跟骨部分切除。但術後傷口再次破潰。
12月21日被林彪、江青指使的紅衛兵從醫院劫出，押到海澱區羅道座衛戍區部隊駐地“監護”。
1967年61歲
1月至3月不斷受到軍隊、地方機關和院校的大會批鬥。
4月3日至9月16日因左側跟骨傷口長期不愈，入解放軍總醫院治療。其間31次被從醫院拉出去在大會上批鬥。住院期間，因發燒跌跤導致左股骨頸骨折，未經治療，即令出院。
11月20日因左股骨頸骨折，左腿日趨腫脹，疼痛日益加重，再次住院。在施行牽引治療期間，被專案組連續突擊審訊，逼迫交待“罪行”。
1968年62歲
2月11日在左股骨頸骨折和左跟骨髓炎未愈的情況下被迫出院。繼續受到專案組的日夜審訊。
6月1日給中央寫報告，提出：左跟骨動了幾次手術，傷口仍然不好；又跌斷了左股骨頸，請求再治一治。傷口如治不好，則把左腿截掉。
7月14日經毛澤東親自批準再次住院治腿。
8月解放軍總醫院就羅瑞卿手術方案向中央寫了報告，但林彪不同意，說：“對羅瑞卿到現在也沒有搞出什麽材料，要抓緊審問和鬥爭，搞出材料後到秋後再動手術。”此後，專案組即在病房內“對羅瑞卿進行不間斷的審訊和鬥爭”。
1969年63歲
1月至3月做左小腿截肢和左股骨頭切除手術。
6月6日出院。被送至海澱區什坊院衛戍區某部駐地監護。繼續被迫寫交待材料。
1970年64歲
8月25日寫完356頁20餘萬字的《我的自傳》。表示：隻要我一息尚存，我總要做一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擁護者。這些話有些人會說對於我是不合邏輯的，但曆史將證明它是真話，而不是假話。
1971年65歲
1月用僅有的一點生活費訂了一份《人民日報》。每天除看報外，以多數時間讀毛澤東和馬、恩、列、斯的著作。
9月“九一三”事件後，從報紙上發現林彪的名字逐漸消失，斷定林彪出了問題。
1972年66歲
1月5日被轉移到政法幹校繼續“監護”。
6月15日寫出了揭發林彪反革命罪行的第一部分材料。
8月1日寫出了約13萬字的揭發林彪曆史上的罪行材料。為集中精力寫材料，推遲了同家人的見麵。
1973年67歲
1月3日至4月7日因冠心病、高血壓等病住院治療。
9月11日因冠心病複發再次住院。
11月20日經毛澤東批準，被解除監護。
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誌時，作了自我批評，說他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辭，錯整了羅瑞卿。
1974年68歲
1月8日與5日出獄的郝治平分別8年後在301醫院見麵。
4月2日病情好轉，出院。
10月經中央批準，到福建省福州市請中醫林如高治療腿疾。
12月仿唐人王勃送別詩，書贈戰友，表惜別互勉之情。詩中寫道：“革命識知己，馬列共遵循，永走革命路，一切可犧牲。”
1975年69歲
春與戰友和詩一首，寫道：“蔣匪日寇何足道，群眾偉力衝破天，興無滅資當繼續，擒妖捉鬼更要堅。”
4月給李文一、魏傳統複信並附答詩：“願君知我心，何畏遮天雲。太陽終歸出，一樣照人行。”
5月31日時值69歲生日，感觸頗多，賦詩以念：“少小叛逃封建家，磨難雖多心無瑕。蔣匪屠殺犯眾怒，烈士鮮血澆紅花。革命一生未虛度，戎馬甘年恥矜誇。吾今即令身殘老，誌在幹裏豈嗟呀！”
8月被任命為中央軍委顧問。軍委派專機接羅瑞卿回北京，參加“八一”建軍節活動。之後返回福州，開始作調查研究工作。為60年什的全圍民兵先講集體——十小登英雄島正名；並驅車百裏以外，調查福清縣一造反派頭頭私藏武器案。
9月前後針對“四人幫”掀起的“評《水滸》運動”指出：“這裏麵有鬼。評《水滸》的文章，我看是反對周總理和小平同誌的。”
11月“四人幫”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日益猖狂。對福州軍區和福建省委領導人說：“你們這一年的工作我親眼所見，對小平同誌指示執行得很堅決。但是人家不甘心，鬥爭很尖銳，你們可不能麻痹。看來這場鬥爭還在繼續，要準備鬥爭，經得起考驗。”
1976年70歲
1月10日返回北京，參加悼念周恩來的活動。
2月在聽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傳達後，對福建省委和福州軍區領導人說：“要堅持下去，不要動搖。他們（指“四人幫”）肯定是短命鬼。”
7月8日返回北京，參加追悼朱德的活動。
9月9日毛澤東逝世。再返北京，參加悼念毛澤東的活動。因心情沉痛，冠心病複發，入解放軍總醫院治療。
11月看了張春橋1975年3月1日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稿後，在上麵批道：“名為總政主任，懂得一絲一毫的軍隊知識嗎？可憐得連常識都沒有。所以滿篇隻能放屁胡說，亂扣帽子，大打棍子。”
1977年71歲
年初赴武漢、廣州和海南島等地，與軍區領導人座談，建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3月8日以“一讀者”的名義在《解放軍報》發表《江青破壞學雷鋒運動由來已久》一文。
5月24日至7月15日因病住院期間，撰寫《林彪全盤否定一九六四年軍訓是個陰謀》和《戳穿“四人幫”在民兵問題上的鬼把戲》兩篇文章，以“本報記者”的名義在《解放軍報》發表。
8月12日至18日參加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並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
8月28日根據軍委座談會議精神，邀集三總部、國防科委和軍事科學院等單位領導同誌研究軍委擴大會議的準備工作。認為：軍委擴大會議的準備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寫好一個總的報告。這個報告應該把“軍隊要整頓”、“要準備打仗”作為最近一個時期軍隊工作的綱，把抓綱治軍，大力加強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建設作為中心內容。並研究提出了會議要討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
10月19日就解放軍報情況簡報刊登的《空軍航空兵第一師領導班子艱苦奮鬥與群眾同甘共苦》一文，給中央和軍委寫報告，指出：“這個師的領導班子，政治上、作風上、工作上都算是過得硬的。我全軍師以上領導班子，不要說全部就是有百分之七八十，能夠做到像這樣，那麽，我軍的麵貌就會煥然一新，軍隊革命化、現代化建設，就會加快步伐。”並建議以軍委名義通報全軍表揚。
11月6日中央軍委轉發了空軍航空兵一師領導班子的材料，號召全軍各級黨委向他們學習。
11月8日至20日與鄧小平去廣州準備軍委全會文件。在討論修改文件時對工作人員說：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其實是一根打人的棍子。軍隊還是以小平同誌“軍隊要整頓，要準備打仗”為綱，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作為當前的首要任務。如果說階級鬥爭，這也可以說是階級鬥爭的具體表現。有人如果要挑刺也挑不出來。
12月12日至31日參加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的全體會議。在討論時發言說：“最重要的是把揭批“四人幫”運動搞徹底和把領導班子搞好。”“在調配領導班子時，要特別注意那種專說假話、挑撥離間、搞兩麵派的人。不能讓這種人進班子。”會議總結了深入揭批“四人幫”的經驗，討論確定了加強軍隊建設、準備打仗的方針和任務，通過了關於加強部隊教育訓練、加強軍隊組織紀律性等九項決定。
1978年72歲
2月16日就廣州軍區揭批“四人幫”的情況，給中央和軍委寫報告，指出：要把運動搞深、搞透、搞好（包括揭、批、查，挽救犯錯誤幹部，把可拉出來的幫派骨幹拉過來，對受打擊迫害的幹部，落實好政策以及調整好各級領導班子，特別是大軍區司、政、後，重點又是政治機關），恐怕在第三戰役中，要做好上述工作，還須花很大氣力才行。廣州是祖國的南大門，要使黨中央、中央軍委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在所屬的軍隊中貫徹執行，使黨中央、中央軍委放心，就必須做好工作。
3月26日看了人民日報發表的《標準隻有一個》一文，對解放軍報負責人說：“這篇文章雖短，卻提出一個重要問題，什麽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來檢驗真理。隻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一觀點很正確也很重要。”並要求解放軍報注意宣傳這一觀點。
4月1日在解放軍、國防工業係統出席全國科學大會全體代表會議上講話說：我們要爭取時間，珍惜時間，要樹雄心，立壯誌，把國防科學技術搞上去，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後來居上”。我今年72歲了，我要把72歲當成27歲。鄧副主席說，他願意當大家的“後勤部長”。我這樣的人是不是可以當個後勤兵或者當個後勤組長。
4月12日在聽了海軍的工作匯報後指示：要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搞到底。產生一個好的領導班子，恢複我們的傳統作風。現在危險的不是那些已經清查出來的而是那些“風派”、“溜派”、“震派”、“捂派”人物，特別是沒有查出來的少數人，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又要鬧“地震”。
4月17日得悉華國鋒要在訪朝回國後到旅順視察海軍，為此，海軍準備調動艦隊，組織演習。鑒於國際、國內政治形勢，表示不同意在這個時候搞這麽大的兵力行動。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演習被製止。
4月19日到徐州等地視察部隊，堅持上山、下坑道，深感腿疾給工作帶來極大不便。
5月11日看了《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後，對《解放軍報》負責人說：這是一篇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問題。不解決這一問題，我們的事業就不能前進。解放軍報要積極支持和參加這場討論，要注意在軍隊中消除“兩個凡是”的影響。
5月18日在總參部局領導參加的會議上講話，指出：“三查三整的標準，鄧副主席提出，要把領導班子搞好，把作風搞正，恢複軍隊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四人幫’和林彪，害苦了我們軍隊。現在，軍隊有許多不正之風……就是被他們搞亂了的。這次要下決心整頓。”“大家要團結起來，要不念舊惡……對犯了錯誤的同誌，甚至是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的同誌，也要采取一看、二幫，把大多數人團結起來，把班子搞好，作風搞正。”
6月審閱《解放軍報》約中央黨校同誌撰寫的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說：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實，理論水平更高。要在文章中引用毛主席和鄧小平的有關論述，做到立論更穩，無懈可擊。並親自查閱資料，三次審閱修改。文章定稿後，打電話對《解放軍報》負責人說：發表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對，準備駁。不要緊，出了問題首先由我負責。要打板子打我。
7月15日經黨中央批準，赴聯邦德國海德堡骨科大學醫院治療腿疾。
8月3日術後因突發心肌梗塞逝世。
8月5日黨中央派專機將羅瑞卿的靈柩接回北京。鄧小平、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前往機場迎靈。
8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羅瑞卿追悼會。天安門廣場、新華門、外交部下半旗致哀。鄧小平致悼詞，高度評價了羅瑞卿光輝的一生。羅瑞卿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