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吳晗拆除牌樓 (圖)

曆史：吳晗拆除牌樓


　　1950年11月，北京市決定拆除明清北京皇城的西城門——西安門，以改善交通，準備會都開了，就要動手了，西安門卻意外地於當年的12月1日淩晨被大火燒毀。孔慶普回憶道：

　　我記得是在1950年初冬，那時我還是北京市建設局道路科的工務員，頭一天我們都開會準備拆西安門了，第二天一早，科長對我們說，不用拆了，夜裏給燒了!科裏的一位同誌上班時路過西安門，看見了。

　　火是從西安門的南頭燒起的，那裏麵住著清潔隊，他們夜裏取暖，不慎失火，就跑到附近居民家借水來滅火。那時候，普遍還沒有自來水，居民們都是打井裏的水，存在自家的水罐裏，這點水哪救得過來?他們那兒也沒有電話，報火警也難。

　　對西安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處意見很大，認為影響交通，即使不拆，周圍也得修路。後來，市裏決定拆除。

　　西安門被一把火燒沒了，這把火幫了拆除工人的忙。

　　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

　　牌樓昔日曾是北京城裏街道上的重要建築物，它裝點並襯托著市容的美。清末，跨於街道上的木牌樓，計有前門外五牌樓、東交民巷牌樓、西交民巷牌樓、東公安街牌樓、司法部街牌樓、東長安街牌樓、西長安街牌樓、東單牌樓、西單牌樓、東四牌樓(4座)、西四牌樓(4座)、帝王廟牌樓(2座)、大高玄殿牌樓(2座)、北海橋牌樓(2座)、成賢街牌樓(2座)、國子監牌樓(2座)。臨街的牌樓有兩座，一是大高玄殿對麵的牌樓，二是鼓樓前火神廟牌樓。

　　民國時期拆除了東單牌樓和西單牌樓，並將部分牌樓改建為混凝土結構。

　　1950年9月初，在天安門道路展寬工程中，北京市建設局拆除了東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樓，石匾由文化部文物局收存。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拆牌樓。

　　也就在這個月，為配合國慶活動，北京市建設局養路工程事務所對東、西長安街牌樓進行了油飾。政務院遵照周恩來總理指示精神，發文給北京市人民政府，要求保護古代建築等曆史文物。市政府隨即要求建設局對城樓、牌樓等古代建築的狀況進行調查，並提出修繕計劃。

　　當年參加這項工作的孔慶普向筆者追述道：

　　寫完報告，10月中旬報給張友漁副市長，張副市長跟吳晗副市長說，你去找梁思成，告訴他北京要修城樓、牌樓。梁思成非常高興。

　　11月下旬的一天，在市府東大廳開完會後，薛子正秘書長對建設局副局長許京騏說：“修繕城樓的事，總理批了，政務院還將撥一部分款子來。總理說：‘毛主席很關心北京的古代建築和曆史文化古跡，城樓和牌樓等古代建築是我們祖上勞動人民留下來的瑰寶，應注意保護好，我們的國家現在還很窮，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修繕工程暫以保護性修理為主，估計撥款不會太多，先編製一個修繕計劃和預算，等政務院撥款後再具體安排。”

　　1951年1月上旬，建設局和北京文整會擬定出城樓和牌樓修繕工程實施方案。4月中旬，由養路工程事務所綜合技術工程隊對東、西長安街牌樓進行全麵維修，完全按照古代建築修繕工程技術程序進行操作。

　　4月25日，市政府通知建設局：政務院撥給北京市修繕城樓工程款15億元(舊幣)，牌樓修繕工程，由建設局年度投資內列支，修繕從簡。於是建設局將牌樓修繕工程改為維修工程，投資壓縮近半。

　　但一年沒有修完，弄不了這麽多。1951年底，我們又寫出二期古建修繕報告，但沒有批下來。

　　這之後，風向陡轉。

　　1952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此問題由公安局交通管理處首先提出。他們認為，大街上的牌樓附近交通事故頻繁，牌樓影響交通是導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建議建設局養路工程事務所拆除牌樓。

　　這一年，在文津街北京圖書館門前發生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原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總建築師李準回憶道：

　　那裏的交通環境的確不好，自北海大橋下橋向西正逢下坡道路，車速一般較高，經過通視條件稍好的金鼇牌樓後即麵臨原北京圖書館門前附近的“三座門”。它有3個門洞，開間不大，一般隻能通過一部汽車，再向前又遇到向北的彎道，行車視線受到較大的障礙。當時一部汽車自東向西疾駛，但快要進三座門時突然發現轉彎過來的另一部汽車迎麵駛來，這位司機看到迎麵來的車裏有前蘇聯專家乘坐，在已無法采取任何措施躲避的情況下，這位司機出於對“老大哥”的尊重，毫不猶疑地把車撞在三座門的門垛上，專家的車有驚無險地順利通過，這位司機卻失去了年輕的生命。當時，這類事故已有多起，很顯然，道路間建築物與交通的矛盾已達到非常尖銳的地步，應該迅速合理地予以解決。

　　1953年5月，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簡報稱：“女三中門前發生交通事故4起，主要是因為帝王廟牌樓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樓的戧柱和夾杆石多次被撞，牌樓有危險。東交民巷西口路麵坡度過陡，又有牌樓阻礙交通，亦屬事故多發點。”

　　5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就朝陽門、阜成門和東西、西四、帝王廟前牌樓影響交通的問題向中央請示：擬拆掉朝陽門、阜成門城樓和甕城，交通取直線通過；東西、西四、帝王廟牌樓一並拆除。5月9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這個方案。並指出進行此項工程時，必須進行一些必要的解釋，以取得人民的擁護。

　　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獨特景觀，城門是主要街道的對景，重重牌坊、牌樓把單調筆直的街道變成了有序的、豐富的空間，這與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有著同樣的效果，是街市中美麗的點綴與標誌物，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

　　據吳良鏞回憶，梁思成一次當看吳晗和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的麵，對周恩來說：“我對這兩位領導有意見，他們不重視城樓的保護”。

　　當年在國務院工作的方驥回憶起梁思成與吳晗的一次衝突：

　　梁先生為了舊都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自稱“改革派”的吳晗同誌爭得麵紅耳赤，記得有一次，吳晗同誌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麽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這都是我們這些在場作記錄的同誌耳聞目賭的事實。

　　1953年的一個夏夜，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麵對麵的衝突。

　　那是文件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席間，鄭振鐸感慨道，推土機一開動，我們祖宗留下來的文件遺物，就此壽終正寢了。林徽因則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回憶道，雖然那時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梁思成致信中央領導，認為以“純交通觀點”來決定牌樓存廢是片麵的，應該從城市整體規劃的角度來考慮文物保護以及避免車禍的辦法，例如可建設交通環島，將牌樓保留為街心景觀等。”

　　交鋒越發激烈。

　　1953年7月4日，北京市建設局奉市政府指示，牽頭組織關於交民巷和帝王廟牌樓拆除問題座談會。會議同意拆除交民巷的兩座牌樓。關於帝王廟牌樓，文物部門的意見是最好能夠保留，或易地重建。

　　8月20日，吳晗主持會議，討論北京文物建築保護問題。薛子正、梁思成、華南圭、鄭振鐸、林徽因、羅哲文、葉恭綽、朱兆雪等出席。

　　鄭振鐸態度強硬地說：“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聯係，由中央決定，不應采取粗暴的態度。”

　　但吳晗綿裏藏針：“全國性的問題請示中央決定。”

　　這是不是意味著，隻要不是“全國性的問題”，就不需要“請示中央決定”呢?

　　林徽因提出，“保護文物和新建築是統一的。保護舊的是為新建築保存優良的傳統”“北京的九個城門是對稱的，如一旦破壞，便不是本來的基礎了。再如天壇隻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辦法”。她認為民居建築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麵：“藝術從來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宮殿藝術，一個是民間藝術，後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麵，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在發言中指出，“北京市的發展是要在曆史形成的基礎上發展，一定要保存曆史形成的美麗城市的風格。有些單位(如公安、交通、經濟部門)考慮得片麵”，“在保護古文物建築工作上，首都應起示範作用，慎重是必要的。”

　　他搬出了蘇聯經驗，提出“在莫斯科建設中，古建築在原則上盡量保存下來”。他還以“土地私有”譏諷破壞文物建築的行徑：“北京各機關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觀念，在他們自己的範圍內愛拆愛建，一點不考慮整體。”

　　可是，吳晗作答：“在處理中應尊重專家的意見，但專家不能以為自己的意見必須實現。”

　　會後，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與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等部門共同組織的聯合調查小組，對北京城區的牌樓及其他一些古建築進行調查。

　　最後，對牌樓作出了保、遷、拆三種處理方式，即在公園、壇廟之內的可以保下來，大街上的除了成賢街和國子監的4座外，全部遷移或拆除。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吳晗與鄭振鐸組織的這次對牌樓調查測繪的所有資料，全部遺失。被遷至陶然亭公園的東、西長安街牌樓，也大約在1971年9月，被江青下令拆除。

　　1953年12月20日，吳晗主持召開首都古代建築處理問題座談會。他在總結發言中說：“座談會已取得一致意見的幾處古代建築處理意見：第一，景德坊先行拆卸，至於如何處理，另行研究。第二，地安門的存廢問題以後再研究，先拆去四周房屋10間，以解決交通問題。第三、東、西交民巷牌樓可以拆除。”

　　由於梁思成的堅持，周恩來總理不得不親自出麵找他做工作。梁思成與周恩來懇談了幾乎兩個小時，並極富詩意地描述了帝王廟牌樓在夕陽斜照，漸落西山時的美麗景象。周恩來則以“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作答。

　　孔慶普主持拆除了曆代帝王廟景德坊和東交民巷牌樓。他向筆者追憶了當年梁思成向這兩處牌樓告別的情景：

　　市裏對梁思成先生非常尊敬。1954年3月6日，我們開始拆東交民巷牌樓，腳手架都搭好了，第二天接張友漁副市長通知：“交民巷牌樓暫停施工，等梁教授看完後再拆。”我們當天晚上又把腳手架拆下來，把杉槁等放在中華門前麵。可是，等了兩天仍不見梁先生來，我們就報告局秘書室，12日由秘書室出車接來梁先生，由我在現場接待。

　　梁先生隻看了東交民巷牌樓，他說，這兩座牌樓都是改造過的，是混凝土牌樓，已不屬於古代建築，既然影響交通，拆就拆吧。他還問長安街牌樓的情況，問什麽時候拆，說要是拆也應該挪到別的地方再建起來，東、西長安街牌樓是古建築，都是木質的、老的。我說，東、西長安街牌樓計劃在“五一”前拆完，6月15日上汛前，計劃拆完東、西四牌樓。他沒再說什麽就走了。

　　梁先生走後，我向局裏匯報，說梁先生沒說什麽，還說東交民巷牌樓已不是古建築。局裏又向市裏匯報，市裏就指示，動手吧。沒過幾天，市政府又來通知：長安街牌樓暫緩拆除。東、西四牌樓拆否未定，另行通知。

　　曆代帝王廟牌樓也是我們拆的。1954年1月8日，我們開始準備拆卸。10日，梁思成先生來到現場，這是他自己去的，當時我們正在搭腳手架。他就在旁邊看，見到我問這兩座牌樓計劃什麽時候拆完?照了相沒有?拆下來的部件存在哪裏?重建的地點定了沒有?我說，相片已照了，立麵、側麵、局部、大樣都有。上級布置是拆卸，要求操作仔細，力爭不損壞瓦件，木件不許鋸斷，立柱和戧柱必要時可要以鋸斷。折下的部件暫存於帝王廟內，由文整會安排，重建地點尚未確定。據文整會俞同奎同誌說，民族學院擬將牌樓遷建於校園內。

　　梁先生說，北京的古代牌樓屬這兩座構造形式最好，雕作最為精致，從牌樓的東麵向西望去，有阜成門城樓的襯托。晴天時還可以看到西山，特別美，尤其是傍晚落日的時候。為爭取保留這兩座牌樓，他曾給周總理寫信，總理很客氣，說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唉!也難說!這裏的交通問題確實也不好解決。

　　梁先生說，這座牌樓被挪了就沒有意義了。他還問我，牒樓的木件腐朽程度如何?我說，經初步檢查，木構件大部分腐朽很嚴重，拆卸時盡力小心吧。梁先生最後說，感謝!感謝!這次來主要是向牌樓告別。

　　之後，我又陪他到曆代帝王廟裏去看，當時這個廟被女三中用著，後院東房已騰出來擺牌樓拆下來的料。梁先生很滿意。

　　以前我還真不知道帝王廟牌樓是構成一幅美景圖畫的主體呢。此後就天天等待梁先生所說的美景的出現。晴天和晚霞都出現了，隻是牌樓已被腳手架包圍，無法為美景留影了。

　　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向筆者回憶道：“拆曆代帝王廟的牌樓，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幾天，名為拆遷，但事先並未落實遷建地點，拆下一堆料後來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門前原有兩個習禮亭，是一個院子，習禮亭與故宮角樓相仿，比角樓還漂亮，也被拆了，說是拆遷，但是，拆到哪兒?沒定下來，也是拆下一堆料，後來不知去向，沒準在‘文革’中被當成了柴火燒掉了。”

　　後來，毛澤東對上述爭論定了這樣的調子：“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摘自《城記》，三聯書店2003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