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火台春秋—HPI, m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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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前後，陳素英是無錫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員，在她的記憶裏，仿佛是一夜之間，福利院就變得擁擠不堪。
“福利院周圍每天都有被丟棄的嬰兒，派出所和街道居委會也不斷送來撿到的孩子……”2005年12月，一個山東尋親團在無錫的尋親會，讓77歲的陳素英老人一下子想起半個世紀前的那一幕。
出現這種情況的又豈止無錫。迅速增加的棄兒，令江浙一帶許多城市的福利院一瞬間就感受到了人口膨脹的壓力。當這股洪流最終匯向上海，上海的福利院也隨即人滿為患，而棄兒仍在上海街頭不斷出現。
“送到上海就能吃飽飯了”
“把小孩送到上海去，上海有飯吃！”1960年春天，11歲的呂順芳第一次聽見村裏的大人這麽議論。
1960年，春荒。糧食的匱乏超出了農民能承受的極限。呂順芳家有四個孩子，父親遠在80公裏外的采石場工作，家中隻有母親、奶奶算兩個整勞力能夠從公社獲得每人每天六兩的稻穀，六兩稻碾出米也就四兩二錢。母親每餐用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小碗盛米，加上一大鍋野菜，熬成糊糊，就是一家人的食物。
呂順芳的小妹隻有兩歲，卻不懂得正在發生的一切，她總是把碗裏難以下咽的野菜挑出來扔掉。呂順芳的母親歎氣：“全家人的米也不夠你吃，隻能把你送掉了。”
呂順芳和弟弟聽到這話，幾乎是立刻跳了起來：“把我們送掉吧，把我們送到上海去！”呂順芳記得，她還對母親說：“我認識路，長大了還能再跑回來！”
“這是當時心裏最真實的想法，送到上海就能吃飽飯了。”在呂順芳述說過去的時候，也不由得歎了口氣。
4月的一個早晨，母親帶著小妹，先乘船到了常州，再轉乘火車到上海，在火車站附近，母親給妹妹買了一塊麻餅，一個人回了宜興。
半個月後，呂順芳的父親從采石場回家，得知小女兒被送走的消息勃然大怒，母親被罵進廚房痛哭。然而，在廚房裏，當父親在灶台上看到母親為自己準備的食物———一碗泛著綠光，幾乎就是用青草熬成的糊糊，11歲的呂順芳在記憶中第一次看見父親掉了淚，這個曾經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流過血的漢子，端著那碗青草糊糊，哭得像個孩子。
“收一個，活一個”
1959年底，上海、無錫、常州等地幾十個孤兒院已經聚集了3000餘名孤兒。而1960年初的情況更加嚴重——僅上海育嬰堂頭兩個多月收集的棄兒就有6500多名，9倍於1959年第四季度。這些孩子普遍營養不良。
人們相信，上海會有飯吃的。然而人們不知道的是，上海也快斷糧了。1960年五六月間，中央曾連續發出關於京津滬等城市糧食供應告急的文件，而在6月6日發出的《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清楚地表明，這三個城市的存糧，北京為7天，天津為10天，上海幾無庫存。
上海已無法養活越來越多的棄兒，這一情況被反映給了當時的全國婦聯主任康克清。
康克清立即麵見周恩來，請求從內蒙調運一批奶粉救急。周恩來指示：“找烏蘭夫商量，烏蘭夫是解決困難的能手。”
隨後，康克清找到了赴京開會的烏蘭夫，烏蘭夫答應回內蒙想辦法。
回到內蒙，烏蘭夫立刻召開黨委會，在會上，自治區副書記吉雅泰建議，把孤兒接到內蒙，由牧民撫養。烏蘭夫將這個想法請示周恩來，周恩來的指示隻有一句，卻顯得很急迫：“抓緊時間，先把孩子接過來再說。”
時任內蒙古自治區衛生廳副廳長的朱明輝曾撰文回憶，1959年12月，烏蘭夫布置自治區民政廳和衛生廳抽調人員組成相關機構，由朱明輝具體負責，統一協調孤兒接運事務。
整個內蒙的衛生係統被動員起來，自治區醫院，呼市醫院及各盟醫院，都專門騰出房子和床位，準備了嬰幼兒童生活用品食品及藥品，一批保育員也被緊急聘請。
1960年初，第一批上海孤兒被跨越千裏送到內蒙古醫院和呼市醫院。一直到1963年，內蒙古一共接收了約3000名來自上海及周邊地區的孤兒，成為安置上海孤兒最多的北方省份。
在內蒙古檔案館現存的一份《關於1960年移入嬰兒計劃的請示》中，自治區衛生廳介紹，“確定1960年移入兒童的任務是2000名”：“計劃新建大型育嬰院五處，每所收容200名”；興建育嬰院及運轉費用“總計1500840元”，衛生廳僅能抽出“15萬至20萬元”，“需自治區黨委解決1300840元”。在後來的批複中，烏蘭夫批示要“收一個，活一個”。
隻有北向，才是生路
1960年4月，包頭市接運人員首先從上海接走了第一批100名孤兒。鐵路係統被指示給予最大的配合：撥出專門車廂，接運隊伍4人購買一張車票，路途中由列車供應飲食。現存的資料顯示，當時自治區各盟還紛紛搶先到上海、常州一帶接運孤兒。
現年70歲的吳全英是當年無錫市孤兒院的保育員，1963年，她曾跟車護送過100多個棄兒。吳全英回憶說，出發前，要給嬰兒們準備牛奶、米糕和奶粉；工作人員自己則準備了兩麻袋大餅。吳全英解釋說，“大餅很填肚子，買起來還不費糧票”。當年的這兩袋大餅，就是由跟車工作人員中最年輕的吳全英背上列車的。
吳全英回憶，在1963年前後，她們的工作重點就是北送孤兒。省民政部門負責和北方各省民政福利係統協調，一旦定好一個城市，就立即通知福利院準備出發。福利院裏專門安裝了一台電話，隨時聽候通知。在兩年左右的時間裏，吳全英還跟車去過河北邯鄲、河南安陽等多個城市。
到內蒙一般要花四五天，100多個孩子的尿布洗曬成了大問題。接運人員找列車長特別調撥清水，而洗出來的尿布就花花綠綠地掛在車廂的走廊裏，列車上的服務員聽說了，紛紛嘻嘻哈哈地來看熱鬧。
而對於來自內蒙的接運人員來說，問題還包括語言的不通。除了不會說話的嬰兒，保育員們開始總是弄不懂孩子們的江浙方言，隻能半猜半手勢地交流。最初幾天，車廂裏的孩子經常哇哇大哭，保育員急得團團轉，卻不知道孩子是餓了，還是渴了。
盡管交流不通，來自南方的孤兒們仍然得到了內蒙保育員們最大的關愛。這些雖然瘦小，卻生著典型的江南人清秀麵孔白皙皮膚的孩子，令內蒙的保育阿姨們疼愛不已。《人民日報》在關於北送孤兒的一篇報道中曾記述，為了給孤兒們調理身體，海拉爾孤兒院的保育員們給孩子們服用珍貴的蒙藥靈芝丸，因為害怕蒙藥會讓江南的白皮膚變黑，醫生們甚至想出了和水解蛋白一起服用的方法。
在內蒙，收養孤兒的工作隨即開始展開。按照規定，收養人必須接受當地公安、婦聯和居委會的調查，確信具有撫養孤兒的能力和條件之後，才發給收養介紹信。被送到赤峰的白金豐、郭泳利，正是因此進入了條件相當不錯的家庭。
從1963年前後開始，仿效送往內蒙的先例，蘇錫常一帶的棄兒開始大規模送往北方。山東、河南、河北，甚至山西、陝西，凡是鐵路線向北延伸的所及，都留下了這些棄兒的痕跡。
今天已經沒有人能確切地說出，北送的棄兒究竟有多少，他們的分布情況究竟怎樣。
當年在無錫市孤兒院工作的吳全英也已記不清他們孤兒院送走了多少孤兒。她隻記得，糧食短缺情況直到1964年前後才得以緩解，北送也從那時候停了下來。吳全英說，那時，他們隻是“盡量送，能送走多少就送走多少”，因為他們知道，在那個饑餓的年代，這些孩子隻有向北，才是生路。
而40年後，他們一起開始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