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假如沒有日本，則亞洲是不是會變成非洲？

「1932年，日本正值犬養毅內閣時期，犬養首相為了和平解決日本陸軍挑撥起來的滿洲事變和上海事變，曾全力以赴，並依照英國公使藍浦森的調停，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締結了協定。這個調停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停戰”、“明確規定日本從華北撤兵的日期”、“同時解決滿洲事變”。4月29日，這個協定在上海簽字。在舉行儀式的會場裏，日本陸軍預先安置的炸彈爆炸了。日本陸軍司令官白川義受了重傷，不久死去；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了一隻眼睛；師團長植田吉謙和當時擔任中國公使的重光都被炸掉了一隻眼睛。簽字因此推遲。同年5月15日，日本發生了五•一五事件，犬養首相被海軍軍官暗殺。於是日中和平未能實現，從此日本加速進入了軍國主義時代。」

作者：F1student

張治中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日本人究竟同是黃種人，而且在亞洲，在東方，純靠這一個強大的日本撐持，代表黃色人種的體麵，假如沒有日本，則亞洲是不是會變成非洲？”對此，我深有同感。

在亞洲黃色人種的文明長河中，創造並代表古代文明成就的，是中華民族；開創近現代文明的，是大和民族。正是大和民族，提升了近現代以來整個有色人種特別是亞洲黃色人種的世界地位，也為近代和當代黃色文明指明了發展之路。

當白色人種以其工業文明成果為依托，橫行世界的時候，地球上的其他有色人種幾乎一夜之間，都淪為了他們的殖民對象：土地被占領，原住民被殺戮，被剝削；當這些國家和民族在突然降臨的災難中呻吟、掙紮了數百年後，當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民族和國家還在抵製以英國為文明的核心所帶來的好處時，才有並且隻有一個民族和國家，通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奇跡般地崛起：這就是大和民族的日本，以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起點，以“全盤西化”為路徑，讓這個民族數十年間被西方列強極不情願地看到：世界列強又增加了“之一”。

當時中國的先賢之士形容說：日本人對西方人深惡痛絕，然而他們仍鑽研西學，雖痛心疾首而堅忍不拔。就是這種堅忍不拔的精神和胸懷，讓大和民族完成了一個劃時代的巨作。這一作品，當時就迅速地喚醒並極大地鼓舞了亞洲各國人民之中先行者的圖強奮鬥之心。中國的革命先行者和仁人誌士也是從那裏開始，汲取營養，蓄積力量，走上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民族振興之路。

西方人後來也承認，當世界各種文明，要麽如同印度文明一樣被西方文明征服，要麽如同中國文明從屬於西方文明的時候，隻有俄國、日本和埃塞俄比亞三個國家的文明得以抵擋西方的衝擊，並維持了有意義的獨立存在。

明治維新取得成功之後，部份日本誌士，為了整個亞洲的崛起，還走上了支援亞洲各國革命的艱辛而偉大的曆程。菲律賓、泰國、中國、朝鮮等亞洲國家都有這些誌士們奮鬥的足跡。這些誌士們的理想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上升為“大東亞共榮圈”，從而使他們的事跡明珠投暗，湮滅無聞。其實，從魯迅、孫中山等先賢有那麽多的“日本友人”上，我們也可略知日本當時確實存在一批有誌於中國和亞洲崛起大業的人士。今天，有些人甚至對當年為魯迅先生治病的日本醫生也進行了“大膽的質疑”，這些人，不獨是無知，是汙蔑，而且是對曆史的侮辱。

二十世紀初，為爭奪橫貫滿洲的大鐵路的控製權，導致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那場戰爭的結果就是讓世界驚訝地看到，一個亞洲國家竟能在軍事上打敗一個歐洲幅員最為遼闊的國家，也讓西方人知道：西方人並非不可戰勝的。對中國而言，倘若不是日本打敗沙俄，今天中俄的邊界是否能以黑河為界，應該是個未知數，因為就是那以後，沙俄依然策劃了外蒙古的獨立，但是，日俄戰爭之後沙俄停止了在亞洲的領土掠奪應該是不爭的事實。當然，與此同時，它也極大的助長了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勢力。

但日本明治維新後，走上的畢竟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寬容和多樣化，讓日本國內的和平力量始終有容身之地，今天，我們透過一些曆史事件仍然可以感受得到。1932年，日本正值犬養毅內閣時期，犬養首相為了和平解決日本陸軍挑撥起來的滿洲事變和上海事變，曾全力以赴，並依照英國公使藍浦森的調停，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締結了協定。這個調停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停戰”、“明確規定日本從華北撤兵的日期”、“同時解決滿洲事變”。4月29日，這個協定在上海簽字。在舉行儀式的會場裏，日本陸軍預先安置的炸彈爆炸了。日本陸軍司令官白川義受了重傷，不久死去；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了一隻眼睛；師團長植田吉謙和當時擔任中國公使的重光都被炸掉了一隻眼睛。簽字因此推遲。同年5月15日，日本發生了五•一五事件，犬養首相被海軍軍官暗殺。於是日中和平未能實現，從此日本加速進入了軍國主義時代。但就是在日本軍人佩戴軍刀進出國會的軍國主義時代，日本國內依然有敢於呼籲和平的議員和人士，這種延綿不斷的力量也是戰後日本的和平基石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一批政界人士認識到，今後日本比什麽都重要的，是確立民主主義的政府。如果在政治上站不起來，那麽經濟複興或是戰後重建，都會成為一句空話。自那時候起，日本開始把政黨政治、議會政治的精神和原則，作為立國之本，奠定了日本戰後重新崛起的政治基礎。這也是日本提供給黃色文明的又一次教訓：學習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一個國家也能夠得到發展，甚至成為強國，但如果一個國家要真正的成長為健康的現代國家和發達國家，離開民主政治，別無它途。

戰後日本曾有“重振軍備”的內外合力。內部自不待言，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日本還麵臨巨大的外部壓力，這一壓力主要來自美國和西方國家，他們要求日本成為亞洲抵擋共產主義的前沿陣地。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暴發。駐日美軍調到朝鮮後，日本國內治安力量減弱了，為此，7月8日，麥克阿瑟元帥指令吉田首相設立七萬五千人的警察預備隊；1952的8月，改成保安隊；1954年7月又改為自衛隊。當時日本作為戰敗國，由美國代管，美國指令必須得到落實，但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把“禁止日本自身重振軍備”作為一條鐵的原則堅持了下來，始終沒有“重振軍備”。1951年9月4日，在美國舊金山，召開對日和會， 9月8日和約正式簽字，日本走上了戰後的獨立之路，也從此成為了亞洲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反觀我們的社會主義小兄弟朝鮮，雖淪為國際乞丐，仍不忘“先軍政治”，充當了亞洲國家中的麻煩製造者，也讓社會主義聲名掃地。

曾經，當西方各國投向廣闊的世界時，中國卻閉關自守起來；今天，當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革新層出不窮時，中國卻在頑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現。並非這些新事物要“顛倒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或“泄露社會主義國家秘密”，而是馬克思主義救中國的必然結果——法國作家佩雷菲特先生說：“馬克思主義同清王朝一樣對中國人來說是舶來品，但兩者都同樣促進了中國的閉關自守。”現今閉關自守的表現之一，就是人民依然生活在對自由民主的恐懼之中。

1854年，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神奈川條約，1868年，日本出現明治維新，此後30多年裏，日本突然崛起，這又一次說明一個民族能夠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從文化的撞擊中汲取教訓並跨躍幾個世紀的發展。這是日本對中國、對全亞洲、對全世界有色民族的史詩般的曆史貢獻和啟迪。日本文化畢竟和中國文化曾經同宗同源，學習日本，應該是中國振興的終南捷徑，沿著同樣的道路，亞洲能否出現一條強大的中國龍？當前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今天的中國，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一個他們的先賢早就發現的陷阱：各種權宜之計，從極權主義到市場共產主義，既不能恢複儒家權威，也不能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國家。

當代西方學者一致承認，世界上至少存在個12個主要文明，其中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克裏特文明等7個文明已不複存在，仍然存在的5個主要文明是：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可能很多中國人對日本文明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大主要文明形態而感到不平甚至憤憤，但這卻是事實，大家回過頭看一下，今天的伊斯蘭文明起源於公元7世紀，而日本文明至少在公元1至4世紀就已開始發展成長，並是五大現存文明中第二個被世人承認為現代文明的文明。現在，作為中國人，承不承認日本文明是不是一種主要文明形態已不重要，如果不迎頭趕上，中國文明，不管曾經多麽輝煌，多麽龐大，留存於人們記憶的，將會如同晚清在今天人們的記憶中一樣，唯一的感覺就是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