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說六四 話民運
(作者) 鮑戈
“血的教訓”在哪裏
一九九八年五月，印尼的學生湧上街頭，焚燒現任總統的畫像，要求實行政治改
革；而長期對社會現狀不滿的民眾則藉機發動騷亂，縱火、搶劫、襲擊華裔……議長
及議會主要成員紛紛勸告總統退位，以平息事態；而這時軍方卻顯得異常冷靜，始終
恪守中立。最後總統被迫宣告下野，開槍造成數名學生死亡的軍人也受到了追究。這
一事件普遍使人聯想起九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驚心動魄的一幕：數百萬學生和市民舉行
和平示威，要求清除腐敗、實行民主。包括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內的改革派官員公開
表示同情學生。一些人大代表則呼籲召開人大特別會議，罷免總理李鵬；而正在國外
訪問的人大委員長萬裏也譴責國務院戒嚴令屬於非法，要立即回國追究責任。與此同
時，執行戒嚴任務的軍隊大多同情示威民眾，抗命不前。最後，躲到上海操縱政局的
鄧小平隻得調動不明真相的戍邊部隊入京動武，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六．四”屠城血
案。事後，一些示威者或被投入監獄，或逃亡海外，同情學生的官員則受到整肅。
人們看到，在這兩場政治衝突中，軍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一九八九年中國
軍隊也象印尼軍隊那樣采取中立，那麽鄧小平、陳希同等人可能當時就落獄秦城，而
原本無足輕重的江澤民也無緣梳頭進京登場了。難怪鄧小平、鄧樸方父子在“六．四
”血案後連忙拜謝、犒賞戒嚴部隊將領----畢竟還是機槍、坦克管用，看這班學生娃
還敢“砸瓶子”罵我老鄧。解放軍雖由國家財政供養，從不開支中共經費，卻隻聽命
於中共軍委掌印者。誰執軍印，誰就掌控政局，主宰群僚命運，政治局或人大常委會
都無法與之抗衡。胡耀邦、趙紫陽雖曾高踞總書記之位，但在軍頭鄧公麵前仍隻是賤
臣。所以，如果不先解決軍隊指揮權的問題，政治改革便是空談。若要真正體現“黨
指揮槍”的原則，就應將軍隊指揮權從軍委核心人物手中轉交給政治局，這樣才能防
止任何人“挾軍權以令中央”成為獨裁者。當然，軍隊最終還得完成由“黨有製”向
“國有製”的轉變，轉由人大常委會掌控，使其服從人民意誌而不是黨的領導集團的
意誌。一旦將來全國人大、中共中央委員會都實行直接選舉製度，誰還有能耐與民為
敵？近年來民運人士不斷發表呼籲書，要求“汲取‘六．四’血的教訓”，那麽“血
的教訓”在哪裏呢？答案是軍隊當時唯鄧氏之命是從。
誰是中國民運領袖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席卷中國的民主運動，其規模遠遠超過一九一九年的“五．
四運動”。這場運動對世界的影響也是巨大的，蘇聯、東歐諸國的人民受其感召，起
而推翻共產黨強權統治，嚐試建立新體製。有人提名趙紫陽得諾貝爾獎，隻因他拒絕
下令鎮壓學生運動；《時代》周刊把化名“王維林”者列為世紀偉人，也因他隻身勇
擋坦克車隊。盡管中國還曾有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一九七九年的“民主牆”
以及一九八六年學潮和自由化思潮，但是外界畢竟隻是在一九八九年才看到中國民眾
同共產黨當局如此對立的浩大場麵。凡在“六．四”發生時逃亡海外者，隻要被確認
身份，即可獲得庇護和濟助。那時隻要誰捧起募捐箱，跟著聲援隊伍走一圈，或者向
人說他要籌款撫恤“六．四”死難者家屬，便能立即得款數千數萬。在流亡人士中，
凡稱自己是學運、工運“領袖”、“指揮”、“主席”者，皆被人敬若上賓，看作明
日中國政壇的明星。於是一時間這樣的明星便多如過江之鯽，不計其數。倘若中國民
主運動真有這麽多“領袖”或具領袖才幹者，那實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人們又聽到二十一位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中的兩位來到海外之後的驚世之語----一
位說自己當年一心期待流血事件的發生，因為隻有流血，才能讓世界看清共產黨的猙
獰麵目，而其本人則日後有重要使命，故不能犧牲；另一位經三思後遂反其道而行之
，宣告他對“六．四”負責，故覺愧對死難者。這兩位都把自己置身超然於群眾運動
之上的特殊位置，聽其言仿佛他們當時真的能夠控製局勢，並能主導那場席卷全國的
運動。雖然共產黨也一直說“那場風波”係由境內外少數敵對分子所策動，但絲毫不
能佐證當時的運動能為這兩位青年的主觀意願所左右。我們很遺憾，中國民主運動一
直缺乏一位象波蘭團結工會瓦文薩那樣具有全國號召力的領袖人物，原因或許並不在
民運人士的個人才幹、獻身精神以及境外輿論造勢所形成的知名度等方麵。那麽為什
麽即便已有多位民運人士被提名諾貝爾獎或被頒授“傑出民主人士”之類的獎，也絲
毫未引起國人的景仰和關切，甚至有的還未曾記聞其名？道理很簡單，中國社會缺乏
長期存在的有組織的公民權利運動及其廣為民眾推崇的活動家。公眾不可能輕易接受
任何一個對他們來說仍是陌生的，而僅從外國電台中聽到過的人，便認其作自己的“
領袖”。何況我們的民運人士們往往都是在遭判罪或被通緝，在國際聲援下始為海外
所知，而且盡管如此，人們對其已往活動的實際影響力依舊不甚了然。
中國呼喚民權運動
記得一九八九年示威學生曾推出一位發表過自由化言論的天體物理學家當他們的
“精神領袖”，不料這位科學家並未站出來帶領他們。當戒嚴部隊的槍聲一響，科學
家隻顧偕夫人悄然躲進了美國大使館；來到大洋彼岸之後，科學家也未與民運為伍，
而是一頭鑽進了實驗室。科學家夫人亦教悔流亡的學生領袖不要參加民運，更不要加
入民運組織。也難得乖學生未負厚愛，旋即轉向眾人鄭重宣布其誌已定：學好知識，
做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不淌民運的“渾水”。也許當年的示威學生們見到今日這情
景會跌破眼鏡，直呼自己幼稚。其實他們當年未必有多少合適的“領袖”人選，因為
那時根本找不到一位他們耳熟能詳，久經磨練，並在民間廣有號召力的活動家。民運
界向來不乏尋覓“領袖”和爭當“領袖”的熱情，隻是很少有心致力於在中國有效地
組織持久的公民權利運動，以爭取民心，培植民主派政治勢力。光有當領袖的抱負是
遠不夠的，還得有實際的組織才幹和國內的政治基礎。專製製度的反叛者未必就能勝
任民主製度的建設者，何況反叛的起因本是多樣的。
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並且不
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了廣泛
聯係，並且深孚民心之後，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並擇時施壓和適當妥協，
如此方可奏效。當然，一旦革命形勢成熟，專製勢力陷於四麵楚歌之絕境，則應果斷
地對其全麵攤牌。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奢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高調。要
知道現時的國內政治鬥爭，其實質是利益衝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
黨不肯“還政於民”，並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
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籲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
惡吏任意侵害和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
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六．四”的餘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
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與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
（1998年6月2日於澳門）
(作者) 鮑戈
“血的教訓”在哪裏
一九九八年五月，印尼的學生湧上街頭，焚燒現任總統的畫像，要求實行政治改
革；而長期對社會現狀不滿的民眾則藉機發動騷亂，縱火、搶劫、襲擊華裔……議長
及議會主要成員紛紛勸告總統退位，以平息事態；而這時軍方卻顯得異常冷靜，始終
恪守中立。最後總統被迫宣告下野，開槍造成數名學生死亡的軍人也受到了追究。這
一事件普遍使人聯想起九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驚心動魄的一幕：數百萬學生和市民舉行
和平示威，要求清除腐敗、實行民主。包括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內的改革派官員公開
表示同情學生。一些人大代表則呼籲召開人大特別會議，罷免總理李鵬；而正在國外
訪問的人大委員長萬裏也譴責國務院戒嚴令屬於非法，要立即回國追究責任。與此同
時，執行戒嚴任務的軍隊大多同情示威民眾，抗命不前。最後，躲到上海操縱政局的
鄧小平隻得調動不明真相的戍邊部隊入京動武，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六．四”屠城血
案。事後，一些示威者或被投入監獄，或逃亡海外，同情學生的官員則受到整肅。
人們看到，在這兩場政治衝突中，軍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一九八九年中國
軍隊也象印尼軍隊那樣采取中立，那麽鄧小平、陳希同等人可能當時就落獄秦城，而
原本無足輕重的江澤民也無緣梳頭進京登場了。難怪鄧小平、鄧樸方父子在“六．四
”血案後連忙拜謝、犒賞戒嚴部隊將領----畢竟還是機槍、坦克管用，看這班學生娃
還敢“砸瓶子”罵我老鄧。解放軍雖由國家財政供養，從不開支中共經費，卻隻聽命
於中共軍委掌印者。誰執軍印，誰就掌控政局，主宰群僚命運，政治局或人大常委會
都無法與之抗衡。胡耀邦、趙紫陽雖曾高踞總書記之位，但在軍頭鄧公麵前仍隻是賤
臣。所以，如果不先解決軍隊指揮權的問題，政治改革便是空談。若要真正體現“黨
指揮槍”的原則，就應將軍隊指揮權從軍委核心人物手中轉交給政治局，這樣才能防
止任何人“挾軍權以令中央”成為獨裁者。當然，軍隊最終還得完成由“黨有製”向
“國有製”的轉變，轉由人大常委會掌控，使其服從人民意誌而不是黨的領導集團的
意誌。一旦將來全國人大、中共中央委員會都實行直接選舉製度，誰還有能耐與民為
敵？近年來民運人士不斷發表呼籲書，要求“汲取‘六．四’血的教訓”，那麽“血
的教訓”在哪裏呢？答案是軍隊當時唯鄧氏之命是從。
誰是中國民運領袖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席卷中國的民主運動，其規模遠遠超過一九一九年的“五．
四運動”。這場運動對世界的影響也是巨大的，蘇聯、東歐諸國的人民受其感召，起
而推翻共產黨強權統治，嚐試建立新體製。有人提名趙紫陽得諾貝爾獎，隻因他拒絕
下令鎮壓學生運動；《時代》周刊把化名“王維林”者列為世紀偉人，也因他隻身勇
擋坦克車隊。盡管中國還曾有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一九七九年的“民主牆”
以及一九八六年學潮和自由化思潮，但是外界畢竟隻是在一九八九年才看到中國民眾
同共產黨當局如此對立的浩大場麵。凡在“六．四”發生時逃亡海外者，隻要被確認
身份，即可獲得庇護和濟助。那時隻要誰捧起募捐箱，跟著聲援隊伍走一圈，或者向
人說他要籌款撫恤“六．四”死難者家屬，便能立即得款數千數萬。在流亡人士中，
凡稱自己是學運、工運“領袖”、“指揮”、“主席”者，皆被人敬若上賓，看作明
日中國政壇的明星。於是一時間這樣的明星便多如過江之鯽，不計其數。倘若中國民
主運動真有這麽多“領袖”或具領袖才幹者，那實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人們又聽到二十一位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中的兩位來到海外之後的驚世之語----一
位說自己當年一心期待流血事件的發生，因為隻有流血，才能讓世界看清共產黨的猙
獰麵目，而其本人則日後有重要使命，故不能犧牲；另一位經三思後遂反其道而行之
，宣告他對“六．四”負責，故覺愧對死難者。這兩位都把自己置身超然於群眾運動
之上的特殊位置，聽其言仿佛他們當時真的能夠控製局勢，並能主導那場席卷全國的
運動。雖然共產黨也一直說“那場風波”係由境內外少數敵對分子所策動，但絲毫不
能佐證當時的運動能為這兩位青年的主觀意願所左右。我們很遺憾，中國民主運動一
直缺乏一位象波蘭團結工會瓦文薩那樣具有全國號召力的領袖人物，原因或許並不在
民運人士的個人才幹、獻身精神以及境外輿論造勢所形成的知名度等方麵。那麽為什
麽即便已有多位民運人士被提名諾貝爾獎或被頒授“傑出民主人士”之類的獎，也絲
毫未引起國人的景仰和關切，甚至有的還未曾記聞其名？道理很簡單，中國社會缺乏
長期存在的有組織的公民權利運動及其廣為民眾推崇的活動家。公眾不可能輕易接受
任何一個對他們來說仍是陌生的，而僅從外國電台中聽到過的人，便認其作自己的“
領袖”。何況我們的民運人士們往往都是在遭判罪或被通緝，在國際聲援下始為海外
所知，而且盡管如此，人們對其已往活動的實際影響力依舊不甚了然。
中國呼喚民權運動
記得一九八九年示威學生曾推出一位發表過自由化言論的天體物理學家當他們的
“精神領袖”，不料這位科學家並未站出來帶領他們。當戒嚴部隊的槍聲一響，科學
家隻顧偕夫人悄然躲進了美國大使館；來到大洋彼岸之後，科學家也未與民運為伍，
而是一頭鑽進了實驗室。科學家夫人亦教悔流亡的學生領袖不要參加民運，更不要加
入民運組織。也難得乖學生未負厚愛，旋即轉向眾人鄭重宣布其誌已定：學好知識，
做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不淌民運的“渾水”。也許當年的示威學生們見到今日這情
景會跌破眼鏡，直呼自己幼稚。其實他們當年未必有多少合適的“領袖”人選，因為
那時根本找不到一位他們耳熟能詳，久經磨練，並在民間廣有號召力的活動家。民運
界向來不乏尋覓“領袖”和爭當“領袖”的熱情，隻是很少有心致力於在中國有效地
組織持久的公民權利運動，以爭取民心，培植民主派政治勢力。光有當領袖的抱負是
遠不夠的，還得有實際的組織才幹和國內的政治基礎。專製製度的反叛者未必就能勝
任民主製度的建設者，何況反叛的起因本是多樣的。
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並且不
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了廣泛
聯係，並且深孚民心之後，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並擇時施壓和適當妥協，
如此方可奏效。當然，一旦革命形勢成熟，專製勢力陷於四麵楚歌之絕境，則應果斷
地對其全麵攤牌。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奢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高調。要
知道現時的國內政治鬥爭，其實質是利益衝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
黨不肯“還政於民”，並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
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籲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
惡吏任意侵害和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
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六．四”的餘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
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與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
（1998年6月2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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