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比日本差在哪裏？zt

作者：我是劉支書助理

先給同學們講一個故事。19世紀中葉，有個美國人叫佩裏，他率領四艘蒸汽鐵甲艦侵略了一個東方國家，迫使這個國家開放通商口岸，簽定了不平等的《安政條約》，美國在這個國家享有了片麵最惠國待遇和治外法權。從此，這個國家遭殃了，其他西方列強接踵而至，也強迫日本簽定了類似的不平等條約。
　　
　　故事到這裏並不奇怪，無非是另一場鴉片戰爭的翻版，但不可思議的是，這個國家不但不仇恨他的敵人，反而為他的敵人樹碑立傳。這個國家在當年和美國簽定不平等條約的地方——神奈川，建立了一座佩裏公園。當年由佩裏率領的黑船登陸的地點，豎立了一座佩裏登陸紀念碑，上有前首相伊藤博文的親筆手書：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佩裏上陸紀念碑。 在佩裏公園裏，每年都有由民間組織的開國紀念活動，人稱「黑船祭」。在紀念表演活動中，當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態出現。
　　
　　說到這裏，大家可能已經明白這個國家就是日本。在遭受了侵略之後，日本和中國所做出的反應截然相反。日本人的做法，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簡直是丟人到家了，別人欺負了你，你還要感謝人家。用中國話來說，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難道侵略有功嗎？
　　
　　19世紀中葉，我們中國也遭到了西方列強的侵略，我們也有紀念，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口村南麵的林則徐銷煙池舊址內，我們修建了“鴉片戰爭博物館”，陳列了一批抗英時用過的大炮、炮子、火藥缸、大刀、長矛及當年繳獲英軍的洋槍、洋炮等。與日本不同的是，我們紀念的是自己的“英勇鬥爭”，通過牢記敵人犯下的滔天罪惡達到愛國主義教育的目的。麵對挑戰，中日兩國的區別在於，中國式紀念活動是進行情感教育，而日本式的紀念活動則體現為理性反省。
　　
　　於是，中國在排外和羨慕外國的矛盾心情中掙紮了一個多世紀，至今步履蹣跚；而日本義無返顧的投入到西方文化的懷抱，迅速崛起為亞洲第一強國。說到這裏，可能有些同學坐不住了，難道我們就不要民族氣節了嗎？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喪失了民族氣節，這個國家都不可能強盛。民族氣節是一個國家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內在驅動力。不過，我們不能狹隘的理解民族氣節。我認為，應該抗爭的時候堅決抗爭，這是民族氣節的強烈體現，而應當妥協的時候妥協，不等於沒有民族氣節，這是一種著眼於國家長遠利益考慮的愛國體現。在對外關係上，不分場合的一味強硬，我認為不是氣節的表現，而是愚蠢的表現。
　　
　　事實上，民族氣節有表麵和深刻之分。中國人的氣節往往體現在表麵上，以自我褒揚和堅決排外為特點，而日本人的氣節在骨子裏，以自我反省和虛心向敵人學習為特點。同樣在遭受了侵略後，中國人不是去想怎樣才能象別人一樣發達，而是忙於譴責敵人，把敵人妖魔化，稱他們為“洋鬼子 “，這個稱呼意味著，我們雖然在戰場上輸了，但我們在精神上贏了，相當於阿Q的精神勝利法。
　　
　　說到這裏，我要給同學們一個建議，在日常交流中，大家不要用“**鬼子”來稱呼別人，要好好說話。那種蔑稱，不但不能提升我們的形象，反而顯得我們虛驕，更讓人瞧不起。如果我們實實在在的戰勝了別人，那時，你再使用這個稱呼也不遲。話又說回來，如果我們真的比別人強大了，也許也就不會再用這樣的蔑稱了，因為強者會變得大度寬容。虛驕和虛心，兩個詞隻有一字之差，但表現出的卻是兩種性質不同的國民心態。前者是弱者心態，後者是強者心態。中國和日本的差距首先體現在了國民心態上。
　　
　　
　　吉田茂執政時期的日本幾乎被迫接受了占領軍頒布一切法令，包括憲法。現在日本憲法，還是當年邁克阿瑟製定的。尤其過分的是吉田茂簽署了《日美安保協議》，協議第六條賦予了美國在日本永久的駐軍權。這個協議一簽署，就在日本引起了強烈反響，批評者們說，它會把日本變成一個事實上的美國的殖民地。吉田茂是怎麽回答這個指責的呢？他公開聲稱日本變成了殖民地對日本發展有好處，他說：正像美國原是英國殖民地但現在比英國更強大一樣，如果日本變成美國的殖民地，最後也會變得比美國強大（高曾傑主編，《日本的社會思潮與國民情緒》，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173頁。）在1960年重新修訂這項政策時爆發的騷亂，使艾森豪威爾總統取消了對日本的訪問。這一條約盡管受到批評，但現在日本人認為，這個協議使日本走上了非軍事化道路，於是它的各種資源主要用在了經濟和科技上，這對日本發展成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發揮了巨大作用。
　　
　　用中國人的眼光來看，吉田茂是典型的賣國賊。他的賣國行為還有很多，比如，他跟占領軍司令官邁克阿瑟打得火熱，完全成了美軍的傀儡，用尼克鬆的話來說就是，“麥克阿瑟是法典的製定者，吉田則是執行者”。由於，日本是如此的崇尚美國，以至於當1951年邁克阿瑟離開日本時，吉田茂感激淋涕，他在全國廣播講話中這樣稱讚一個占領他們國家領土的人，“麥克阿瑟將軍為我國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曆史上最光輝的業績之一。毋庸置疑，他受到了我國全體人民最深切的景仰和愛戴。在他離開我們國家之際，沒有任何言辭足以表達我們國家對他的敬意。正是他，把我們國家從投降後的混亂和疲憊中拯救了出來；正是他，在我們社會的各個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種子。”（《領袖們》尼克鬆）
　　
　　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國發生處於被占領狀態，我國人民的反應會是什麽？無非有以下可能：愛國者們陷入到長期的仇恨當中，持續抵抗，他們無法獲得勝利，因為他們無法清醒的認識敵人的長處，更不可能以學生的心態，以敵為師；大多數想過太平日子的一般民眾則可能成為沒有思想的順民；還有一部分人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而和敵人合作，從而獲得個人的榮華富貴，成為不折不扣的。很少人會臥薪嚐膽、虛心向敵人學習，以便最終一雪國恥。
　　
　　如果我們再了解一下，日本以學生對待老師的態度對待美國的心理背景，相信我們會更加震撼。整個二戰，日軍死亡212萬人左右，其中死於中國戰場50萬左右（其中有部分是蘇軍進攻東北時的結果），這意味著日軍死亡人數將近75%是美軍造成的，日本平民死亡67萬，幾乎全是死於美軍轟炸。照理來說，日本人應該十分仇恨美國人，所以，當時很多人預料，美國對日本的占領將遭到日本人激烈的抵抗，比今天伊拉克抵抗美軍更加激烈，尤其考慮到戰爭末期，日本“神風特攻隊”的出現，這種可能性會很大。
　　
　　然而，不可思議的是日本人沒有抵抗，沒有打遊擊戰。當邁克阿瑟進入東京時，隻帶了幾個隨從，並且沒帶武器，而當時，東京還有20多萬日軍全副武裝，不過，沒有一個人向“侵略者”打冷槍。願賭服輸，這是日本人的普遍心態，他們把內心的憤懣轉化成了日後重新建設國家的動力和向對手學習的渴望，所以在吉田茂執政的短短七年時間，日本重新以經濟大國的形象站立起來，在經濟上超過了戰勝國英國和法國。後來再沒有人說吉田茂賣國，從1957年到1972年，他的繼承者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繼續執行了他的政策，以至於人們把後來的這些日本首相看做是“吉田學校”畢業的人。
　　
　　一個“即使隻有竹竿也要抵抗到底”的民族突然變為與占領者密切合作改革內政的國家，除了日本，全世界大概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如此極端的國家。或許正是具備了如此迅速轉彎的能力，才使日本能夠戰後迅速崛起。這種轉彎的能力，多次幫助日本抓住了發展機遇，吉田茂在《激蕩的百年》中非常得意的做了這樣的總結：“太平洋戰爭中，日本遭到慘敗，可是整體看來，日本還是在國際政治的變幻莫測中巧妙地把握了自己的方向，這是日本人聰明的地方，尤其是明治時期的政治領導者都具有卓越的 ‘機智’。它應該一直受到提倡，日本民族永遠不可以放棄這種‘機智’”。
　　
　　坦率地說，我們缺乏這樣的“聰明”“機智”。這種“聰明 “和”“機智”，在我們看來，幾乎就是和賣國賊的同義詞，但在武士道的信條中，吉田茂的做法，不但不受譴責，而且應該褒揚。武士道的信條是“智” “忍”“勇”，不能忍，就不配做武士。當年德川家康身處於兩大強敵——織田信長和武田信玄的夾縫當中，全靠一個“忍”字活下來，並最終統一了日本，所以，吉田茂附強的行為能夠得到日本國民的理解。本來日本就有類似的傳統。
　　
　　這種“機智”是怎樣形成的？除了日本固有的善於學習的傳統以外，還跟日本領導層世界意識直接相關。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領導層的眼光隻有一個方向，向外看，向西方國家看齊。隻要看準了世界大勢，他們根本不考慮本國的“國情”，絕不遷就“國情”，即使引發內戰也在所不惜，為此，爆發了與守舊勢力的內戰，這就是1871年的西南戰爭，結果改革派獲勝。事實上，改革的堅定不僅是一個意誌力的問題，更是一個智慧問題，這種堅定源於日本人對世界的了解比中國人更深刻和清晰。以吉田茂為例，他每天必讀的報紙不是日本的報紙，而是《紐約時報》和倫敦的《泰晤士報》，並且把他認為官員們應該閱讀的文章和段落作上標記，送到各部門去。至於本國的媒體，吉田茂則很少接觸。由於對世界大勢的判斷準確清晰，當然，日本轉彎比其他國家快得多。
　　
　　我們不妨以日本為鏡子，看看今天伊拉克的反美鬥爭，我相信我們會有一些新思考。若伊拉克人能夠象日本人那樣，迅速掉頭向美國學習，伊拉克會是怎樣的前景呢？個人覺得，前景應該比目前狀況樂觀得多。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今天伊拉克抵抗的不是美軍的占領而是現代的文明，伊拉克抵抗者捍衛的不是民族的尊嚴而是落後的價值，抵抗時間越長，重建伊拉克工作的進展就越慢。支持伊拉克的所謂抵抗鬥爭，其實就是延長伊拉克人民的痛苦。
　　
　　聽到這裏可能很多同學又會產生道德上的困惑，抵抗入侵難道錯了？我想，世界是複雜的，任何問題一旦絕對化都可能發生與我們初衷想反的結果。也許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問題，把同處於美軍占領下的日本和伊拉克做一個對比，我們是否能說經常使用人肉炸彈的伊拉克人比不抵抗的日本人更有尊嚴？把曾經都被西方列強侵略的中國和日本再做一個對比，我們是否能說，中國不與西方合作的態度比日本與西方合作的態度更能夠給人民帶來福祉？這兩個問題，我們恐怕都無法做肯定答複。
　　
　　在認識世界時，我們常常被一些不言而喻、不證自明的公理統治著我們的大腦，這些公理有：抵抗高尚，不抵抗卑下；自我讚揚高尚，讚揚敵人可恥；被迫接受敵人的條約可恥，不管這個條約是否對自己有利，都必須廢除等等，這些看起來大義凜然的公理，固然，激發了中國人的愛國情緒，但同時也讓中國人迷失在愛國情緒當中。自鴉片戰爭以來160多年的時間，中國人在如何對待西方列強的看法上一直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基本上延續著與西方的對立多於同一，情緒大於理性的思維傳統，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我們有小聰明，但缺乏大智慧；我們有爭一時之氣的慷慨，但沒有較一世之長短的氣魄。前幾年，《人民日報》發表的馬立誠關於對日新思維的觀點遭到了普遍的批評就很說明問題。今天我這個講座還不能為大多數同學接受，也是一個證明。
　　
　　其實，之所以我們不如日本人虛心，除了智慧的原因外，還源於我們內心不夠誠實，無法做到魯迅所說的“直麵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於是，用瞞和騙來回避我們自身的弱點。當被侵略時，我們就渲染敵人的殘暴，而回避為什麽遭侵略的原因；當我們不得不承認落後時，我們就發揚一分為二的辨證風格，承認看得見的落後——物質落後，而不承認看不見的落後——精神落後；即使當我們必須承認物質落後時，我們也把原因主要歸結於西方的侵略這樣一個外部因素，今天我們的中學曆史教科書仍然堅持這個觀點；當我們取得一分進步時，我們就用十分的熱情來讚揚，而當我們麵臨十分的危機時，我們卻往往用一分的注意來淡化；當有人批評我們發展的還不夠快時，我們就用印度和非洲國家來作參照，以自我安慰，而拒絕與強國對比。
　　
　　日本人則與我們相反，他們總是拿最先進的國家來與自己比。當他們在明治維新還剛剛起步時，他們的目標就是“脫亞入歐”，意思是不與亞洲國家為伍；當他們已經發展成了經濟上的超級大國時，他們還在渲染危機，總是挑自己的毛病，索尼公司的總裁盛田昭夫說：“日本企業之所以能在短期內取得飛躍進步，奧妙就在於企業經營者始終認為日本在一切領域中都落後於他人，從而產生一種緊迫感。他們情願以歐美各國的學生自居，堅持交學費，學習經營手法，吸引新技術。”
　　
　　所以，盡管現在日本人均收入已經超過美國，達到了4萬美圓，但日本上下卻充斥著危機意識。前不久他們重拍了一部喚起危機意識的電影《日本沉沒》，在日本引起了強烈反響。而我們人均收入才不過2000美圓，我們卻自認為已經進入“盛世”，我看，有這樣的看法才是中國最大的危機。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研究過21種在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後來相繼消亡的文明。結論是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都不是他殺，而是自殺。他們失去了進取心，被曆史淘汰出局。我們是否會成為湯因比所說的第22種文明呢？值得每個人思考。也許，在某一天，中國人能夠誠懇地對日本說，你是我們的老師，我們要向你學習，請多關照！這時，我們超過日本的那一天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