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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讀大學那會兒，7個人擠在一間小小的宿舍裏，另外一張空床放行李，沒有電風扇，夏天會熱得睡不著。每個房間裏一個小匣子，也像風姿說的那樣，“418房間接電話”，而那個電話多半是打不進來的。掀開桌子板，一堆蟑螂往外爬，等蟑螂爬幹淨了，拿出裏麵馬曉宏編的那套爛書和磁帶，就去操場聽磁帶去了。
那時的校園文化是這樣的，早上起來，拿著收音機聽美國之音的，肯定是英語係的學生，左手提一個熱水瓶，或者飯盒，裏麵放兩個鹹菜包子，或者甜餅鹹餅和二兩豆漿，在秋高氣爽的，高大的白楊樹下搖曳生姿的走著。拿著愛華walkman的，肯定是學其他語言的，沒有廣播好聽，隻好聽課文或者其他聽力材料。還記得當時聽過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的故事，和課文第一篇“這是誰？這是巴斯卡爾，是巴斯卡爾嗎？是的，是巴斯卡爾。不是巴斯卡爾嗎？不是，不是巴斯卡爾……”
我們宿舍住著七個人，新疆來的漂亮妹妹是學德語的，其他都是法語的，有父母都是外交官的，有從農村考進來的，還有像我這樣小城市出來的。父母都是外交官的，大三那年去了法語國家轉了一圈，不但收獲了景色還收獲了愛情，農村考進來的那個女孩子，身材高挑健美，高年級以後漸漸脫了土氣，一條淡藍色牛仔褲，白色襯衫，青春逼人，和外交學院一個法國外教談起了戀愛：這孩子當真了，人家卻是看人間風景。低年級的時候，大家還低眉順眼，比較老實，逢年過節，也會呆在教室裏熬夜，跳舞談心喝啤酒，等到了高年級，大家都忙著出去做翻譯帶團，同學之間關係就變得相當的稀疏了，要畢業了，也就是找個機會大吃一頓，從來沒有難分難舍過。隻是記得，大家都還挺耐看，小女孩子之間，也會哀歎為什麽周圍沒有理工科學校——那時我們的男生宿舍，叫做熊貓樓，因為太稀少了——而且也沒像外界傳說那麽的亂，其實生活很單調，很規矩，如果有和老外談戀愛的，那也是因為喜歡而不是別的，而喜歡這樣東西的起因其實很多，異國情調，其實在異性相吸的最初，能起到很大作用。
進校園不久，老師就說，沒事應該去法國文化處玩玩。於是幾個同學相邀著，坐了小公共到朝陽公園一帶，穿過三環，太平洋百貨街對麵那棟低矮的建築的一層，就是文化處。化100塊辦張借書卡，就可以借書了。圖書館在文化處一層最頂端的房間裏，旁邊是費加羅報，世界報之類的辦公室，進門後，坐鎮的是輪換著兩個阿姨級圖書管理員，那時真羨慕她們：怎麽法語能說得這麽好呢？而且因為她們說話和氣，嘴巴居然還會咧開，對人笑，簡直受寵若驚了。
那是由幾個房間串在一起的一個小小的圖書館，最裏麵是小說，中間是社科書籍錄像帶，旁邊是兒童書，走下去幾個台階，另有一個小房間放報刊雜誌。圖書館中間擺放著桌椅可以坐著讀書。裝修的簡潔美麗和幹淨又使當時老土的我驚歎了，坐在那裏，可以看大冊子漫畫《丁丁曆險記》，還可以看五台的新聞，還可以和身材勻稱，麵目英俊，在體育大學學武術的年輕黑人男孩子聊天，冬天下午4點的太陽從高高的窗戶曬下來，是很愜意的事情。有一次一個同學在那裏碰到了我們的外教，外教讓她選錄像帶給我們的電影課看，這孩子毫不猶豫的選了部叫《絕代妖姬》的片子，老師猶豫了好久，還是借了。大家聽說裏麵有三級鏡頭，都激動地不得了，那次電影課好像是去得最全，幾乎沒曠課的。老師坐在最後排，垂頭不搭理偶們，十幾二十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看得麵紅耳赤。那真是一部好看的片子。後來俄羅斯出的歌手Vitas，我總疑心有學這部電影的嫌疑。
從圖書館借了幾本漫畫出來，正是下午好時光，太平洋百貨是逛不起的，那麽可以再坐幾站，去家樂福買東西，要當心的選半天看半天，最後隻帶幾盒酸奶和一個麵包回學校，去隆福寺不順路，隻好作罷，但是可以在東大橋下車，那時東大橋還有一個勸業場，可以去看看廉價的大衣，或者牛仔褲，即便不買，逛一下，就已經很滿足了。
當時還遠遠沒有什麽中法文化年，但是每年六月，文化處會辦一個音樂節，請法國歌手和中國歌手同台演出，到了晚上，文化處大樓外麵的花園就裝扮成了嘉年華，有老頭子在裏麵彈手風琴賣藝，吃的有沒有不記得了，但記得有一次請了一個極英俊的法國歌手來唱歌，害得一眾女孩子心都碎了，他唱完以後就是北京的各大樂隊——唐朝是沒有來過的，但是眼鏡蛇女子樂隊來過一次。以前也是在什麽中國火中國風之類的磁帶裏聽過她們的歌的，想著居然可以親眼見到樂隊了，大大的激動起來。現在想來，無非幾個傻妞，記憶最深刻的是裏麵一個彈吉他還是貝斯的，短裙，緊身廉價黑衣裹著肥肉一節一節凸出來，兩條象腿。女孩子就開始互相議論：“長這樣還穿短裙……”歌到底唱得如何，那是完全不記得了。
等到夜深的時候，崔健就出來了。他和法國關係好像挺深，每年音樂節都要出來唱一次，見他出來，全場都瘋狂了，一首一首聽他唱，《盒子》《紅旗下的蛋》《北京故事》，然後是老歌，壓軸的自然是《一塊紅布》，那時雖然沒有熒光棒，但我們依稀也是搖頭晃腦為他打著拍子的。結束以後，同學之間相邀著坐了計程車回家，路費是分攤的，但是在打到計程車之前，在夏夜美麗的街頭慢慢的走著，也是愜意的事情。那時有一個溫州過來的男孩子插班，皮相不錯，可是說話呼嚕，聽不清，和他漫步街頭，心頭藏著一個小煩惱，既覺得他可愛，又將他的缺點放到無窮大。但是他不久就去法國了，所以這個小煩惱，一直沒有機會發芽長大。當年他送給我的一張花籃剪紙，還夾在我的漢法詞典中，想起來，已經好多年沒和他聯係了。
後來的北京，越來越發展，我們也有了做師哥師姐乃至老師的資格，後來，也逛得起太平洋百貨了，文化處有一年也搬到了工體西路，再沒有去過。後來，學校出了個BT班主任政策，我們這些小嘍囉全成了班主任，像護鴨子一樣護著已經成年的學生，後來，要去學生宿舍探望，他們四個人住一個宿舍，有空調和獨立衛生間。我講起當年，學生恭敬的聽著，但我想，他們的心，肯定早已飛到了操場上，去找尋那個踢足球的男孩的身影去了。
一首當年流行在學生中的老歌：Francis Cabrel: Octobre
那時的校園文化是這樣的，早上起來，拿著收音機聽美國之音的，肯定是英語係的學生，左手提一個熱水瓶，或者飯盒，裏麵放兩個鹹菜包子，或者甜餅鹹餅和二兩豆漿，在秋高氣爽的，高大的白楊樹下搖曳生姿的走著。拿著愛華walkman的，肯定是學其他語言的，沒有廣播好聽，隻好聽課文或者其他聽力材料。還記得當時聽過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的故事，和課文第一篇“這是誰？這是巴斯卡爾，是巴斯卡爾嗎？是的，是巴斯卡爾。不是巴斯卡爾嗎？不是，不是巴斯卡爾……”
我們宿舍住著七個人，新疆來的漂亮妹妹是學德語的，其他都是法語的，有父母都是外交官的，有從農村考進來的，還有像我這樣小城市出來的。父母都是外交官的，大三那年去了法語國家轉了一圈，不但收獲了景色還收獲了愛情，農村考進來的那個女孩子，身材高挑健美，高年級以後漸漸脫了土氣，一條淡藍色牛仔褲，白色襯衫，青春逼人，和外交學院一個法國外教談起了戀愛：這孩子當真了，人家卻是看人間風景。低年級的時候，大家還低眉順眼，比較老實，逢年過節，也會呆在教室裏熬夜，跳舞談心喝啤酒，等到了高年級，大家都忙著出去做翻譯帶團，同學之間關係就變得相當的稀疏了，要畢業了，也就是找個機會大吃一頓，從來沒有難分難舍過。隻是記得，大家都還挺耐看，小女孩子之間，也會哀歎為什麽周圍沒有理工科學校——那時我們的男生宿舍，叫做熊貓樓，因為太稀少了——而且也沒像外界傳說那麽的亂，其實生活很單調，很規矩，如果有和老外談戀愛的，那也是因為喜歡而不是別的，而喜歡這樣東西的起因其實很多，異國情調，其實在異性相吸的最初，能起到很大作用。
進校園不久，老師就說，沒事應該去法國文化處玩玩。於是幾個同學相邀著，坐了小公共到朝陽公園一帶，穿過三環，太平洋百貨街對麵那棟低矮的建築的一層，就是文化處。化100塊辦張借書卡，就可以借書了。圖書館在文化處一層最頂端的房間裏，旁邊是費加羅報，世界報之類的辦公室，進門後，坐鎮的是輪換著兩個阿姨級圖書管理員，那時真羨慕她們：怎麽法語能說得這麽好呢？而且因為她們說話和氣，嘴巴居然還會咧開，對人笑，簡直受寵若驚了。
那是由幾個房間串在一起的一個小小的圖書館，最裏麵是小說，中間是社科書籍錄像帶，旁邊是兒童書，走下去幾個台階，另有一個小房間放報刊雜誌。圖書館中間擺放著桌椅可以坐著讀書。裝修的簡潔美麗和幹淨又使當時老土的我驚歎了，坐在那裏，可以看大冊子漫畫《丁丁曆險記》，還可以看五台的新聞，還可以和身材勻稱，麵目英俊，在體育大學學武術的年輕黑人男孩子聊天，冬天下午4點的太陽從高高的窗戶曬下來，是很愜意的事情。有一次一個同學在那裏碰到了我們的外教，外教讓她選錄像帶給我們的電影課看，這孩子毫不猶豫的選了部叫《絕代妖姬》的片子，老師猶豫了好久，還是借了。大家聽說裏麵有三級鏡頭，都激動地不得了，那次電影課好像是去得最全，幾乎沒曠課的。老師坐在最後排，垂頭不搭理偶們，十幾二十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看得麵紅耳赤。那真是一部好看的片子。後來俄羅斯出的歌手Vitas，我總疑心有學這部電影的嫌疑。
從圖書館借了幾本漫畫出來，正是下午好時光，太平洋百貨是逛不起的，那麽可以再坐幾站，去家樂福買東西，要當心的選半天看半天，最後隻帶幾盒酸奶和一個麵包回學校，去隆福寺不順路，隻好作罷，但是可以在東大橋下車，那時東大橋還有一個勸業場，可以去看看廉價的大衣，或者牛仔褲，即便不買，逛一下，就已經很滿足了。
當時還遠遠沒有什麽中法文化年，但是每年六月，文化處會辦一個音樂節，請法國歌手和中國歌手同台演出，到了晚上，文化處大樓外麵的花園就裝扮成了嘉年華，有老頭子在裏麵彈手風琴賣藝，吃的有沒有不記得了，但記得有一次請了一個極英俊的法國歌手來唱歌，害得一眾女孩子心都碎了，他唱完以後就是北京的各大樂隊——唐朝是沒有來過的，但是眼鏡蛇女子樂隊來過一次。以前也是在什麽中國火中國風之類的磁帶裏聽過她們的歌的，想著居然可以親眼見到樂隊了，大大的激動起來。現在想來，無非幾個傻妞，記憶最深刻的是裏麵一個彈吉他還是貝斯的，短裙，緊身廉價黑衣裹著肥肉一節一節凸出來，兩條象腿。女孩子就開始互相議論：“長這樣還穿短裙……”歌到底唱得如何，那是完全不記得了。
等到夜深的時候，崔健就出來了。他和法國關係好像挺深，每年音樂節都要出來唱一次，見他出來，全場都瘋狂了，一首一首聽他唱，《盒子》《紅旗下的蛋》《北京故事》，然後是老歌，壓軸的自然是《一塊紅布》，那時雖然沒有熒光棒，但我們依稀也是搖頭晃腦為他打著拍子的。結束以後，同學之間相邀著坐了計程車回家，路費是分攤的，但是在打到計程車之前，在夏夜美麗的街頭慢慢的走著，也是愜意的事情。那時有一個溫州過來的男孩子插班，皮相不錯，可是說話呼嚕，聽不清，和他漫步街頭，心頭藏著一個小煩惱，既覺得他可愛，又將他的缺點放到無窮大。但是他不久就去法國了，所以這個小煩惱，一直沒有機會發芽長大。當年他送給我的一張花籃剪紙，還夾在我的漢法詞典中，想起來，已經好多年沒和他聯係了。
後來的北京，越來越發展，我們也有了做師哥師姐乃至老師的資格，後來，也逛得起太平洋百貨了，文化處有一年也搬到了工體西路，再沒有去過。後來，學校出了個BT班主任政策，我們這些小嘍囉全成了班主任，像護鴨子一樣護著已經成年的學生，後來，要去學生宿舍探望，他們四個人住一個宿舍，有空調和獨立衛生間。我講起當年，學生恭敬的聽著，但我想，他們的心，肯定早已飛到了操場上，去找尋那個踢足球的男孩的身影去了。
一首當年流行在學生中的老歌：Francis Cabrel: Octobre
那會兒更早吧？我是90年代後期去聽的，那會兒他已經開始有點禿頂了……挺希望自己能早生幾年，覺得80年代的大學才真正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