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底國台辦副主任劉軍川提出統一後台灣可以獲得的好處。
中評社╱題：兩岸統一後台灣治理討論之意義 作者：楊開煌（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授
【摘要】從現如今的台海局勢，特別是台當局的挾洋謀獨的種種作為，加上美國在“一中原則”上的瘋狂挑釁，兩岸關係已經是危如累卵，隨時都可能出現意外的衝突。大陸民間的輿論普遍希望中共當局立即采取斷然措施，盡快解決，盡早解決，以免夜長夢多、節外生枝。中共中央雖然沒有采納網上民意，但也沒有禁止民間要求“立即統一”的輿論；而是在不斷展現“國家統一”的“戰略自信”“戰略定力”之餘，透露了國家的高鐵通台北的“交通規劃”，以及持續引導輿論專注統一後“台灣治理”的麵向。應該說，從以往對台政策的討論，轉移到統一後治台方略的討論，這是中共布局“和平統一”的重大一步。代表中共尊重曆史經驗，學習曆史教訓，吸取曆史智慧，完善台灣治理的決心。
一、從劉軍川發言到劉結一的賀詞
2021年10月底國台辦副主任劉軍川提出統一後台灣可以獲得的好處：“在國際上腰杆會更硬、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兩岸交流往來更加便捷，台灣同胞特別是廣大青年來大陸發展的天地更加廣闊”，“台灣的財政收入盡可用於改善民生”，“台灣的文化創造將得到充分發揚”等①。當時劉軍川的講話似乎並未引起台灣多少注意，多數人不清楚劉為什麽在大陸一片“武統”聲中釋出這些講法。
2022年新年前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席循例發表了新年賀詞，向海內外中華兒女致以新年祝福，文中特別強調“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真誠期盼全體中華兒女攜手向前，共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
其後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在2022年第1期《兩岸關係》雜誌發表了《共擔民族大義 共享盛世榮光》為題的新歲賀詞，全文共約二千字，共七段：
第一段引用習的新年賀詞，藉以說明兩岸統一的大方向。
第二段闡述中國共產黨有條件、有信心完成國家統一的大業，以及推動國家統一的目的“歸根結底就是讓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都過上好日子”。
第三段闡述兩岸統一的趨勢及其必然性。
第四段約近500字的篇幅，即全文的1/4來說明國家“統一後台灣治理想像”，除了可以經濟上獲得更大更好的發展，在國際上獲有尊嚴之外，主要點出“政治不受統‘獨’紛擾，可以聚焦民生福祉群策群力，為老百姓多辦好事、解難事、幹實事”。這是全文最為特別的地方，好處之後，國台辦再次正式宣示。
第五段誓言“搞‘台獨’必遭迎頭痛擊，絕沒有好下場”。
第六段回顧台胞對“國家統一”的熱情，所以劉結一說：“我們秉持的‘兩岸一家親’理念不會變，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發展機遇的政策不會變，為台灣同胞辦實事做好事的舉措不會變。”
最後呼籲台灣民眾要“看清大勢所趨、大道所歸、大義所在……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共襄祖國統一偉業，共享民族複興榮光！”
可以說劉主任賀詞的重點就在於罕見地、周延地闡述了中共未來治台的構想。同時，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前主任，現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張誌軍，也在同期的《兩岸關係》雜誌上發表題為《穩舵揚帆 勇毅前行》的新年賀詞，文中提及海協會推動兩岸關係的精神和原則是“心如大地者明，行如繩墨者彰”，“心如大地，就在於我們始終心係讓兩岸同胞都過上好日子，始終相信同胞，永遠依靠同胞，真誠服務同胞，匯聚民意心聲，熔鑄強大力量，在風雨中保持定力，不懼波折，牢牢掌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引領兩岸關係沿著正確方向前行。行如繩墨，就在於我們始終堅守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為兩岸關係發展明定規矩和底線，提供和平之鑰穩定之基，為以和平方式消除政治對立實現國家統一展現廣闊空間。”
從劉結一到張誌軍的新年賀詞中，如果我們加以提煉就可以得出劉的重點為“統一”後的謀劃，張的著眼在“和平交流”。他們的文章所透露的中國共產黨當前的“統一”策略，依然是“和平統一”，這也實實在在展現了“祇要有一分和平統一的可能，我們就要盡百分的努力”的戰略自信、戰略定力與戰略耐力。而所謂的“戰略自信、戰略定力與戰略耐力”必然不是無所作為地等待，而是“積極布局，深入推動”和平統一的形勢。我們從劉軍川到劉結一主任的新年賀詞，都明明白白地告訴台灣人民“國家統一的大業”已經啟動，正在路上。
然而相對於中共對兩岸和平統一情勢的解說，中國大陸民間對當前的台海形勢，似乎悲觀得多，一般人的看法都認定大陸在對台政策方麵，已經是仁至義盡。而台灣上下幾乎祇是在經濟上享順差，政治上反中國，當前的台獨當局更是公然倚美抗中，甘為棋子，不斷挑釁，而美國的行徑幾乎到了無所節製地利用台灣牌，試探中國的紅線，幹擾中國的統一大業；總有一天或總有一次越過紅線，則北京將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所以中國大陸民間都認為中國共產黨為了中國崛起，為了民族複興，應該盡早“武統”，以免在前進的道路上橫生枝節，受製於人。
目前北京應對“武統”高漲的民意，其做法在輿論上不附和，但也沒有完全禁止，在宣傳上則引導關注統一後的治台方略。中共為什麽有這些做法呢？一方麵疏導“武統”的情緒，同時也是教育民眾對“統一後治台”應有充分的認識，更重要應該是教育大陸民眾，中共的解放軍祇是用以“反分裂戰爭”，用以“掃除統一障礙”，而不是用以“逼統、促統”，清楚地劃分“反分裂戰爭”與“武統”兩類軍事行動的差異，是堅持“和平統一”必要的邏輯自信和理論自信。
二、反分裂法中非和平手段之分析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如今的中共十分強調“依法治國”，所以嚴格地講“武力統一”的說法、想法都不符合中國大陸在2005年曾經由全國人大高票通過製定了“反分裂國家法”，這部法律的主要精神就是“和平促統一，實力反分裂”，故而主張國家統一的人，頻頻使用“武統”乙詞，是極不恰當的，同時也很容易使我們對國家統一的工程，陷入自我的焦慮之中，我們重溫“反分裂國家法”的立場，將有助於理解台辦領導人的發言和賀詞的基本出發點。
“反分裂國家法”中和動用武力最相關的就是“第八條 ”條文中明明白白是針對“分裂”，國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具體有三種情況：
一是“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
二是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
三是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
以上三種情況，大致可以分別是對應台灣當局的“台獨”挑釁，外國勢力助長台灣分裂分子的作為、幹預了中國的統一，以及“和平統一”完全無望。這裏有三點值得重視：
第一在法律條文中，使用政治術語，而沒有相應解釋。一般在法律條文中，使用法律用語，並給予規範化的解釋，以對應具體的社會行為，這樣的法律才能有效運作。但是在“反分裂國家法”中有大量的政治詞匯，而政治詞匯則其定義的歧義性很大，在條文中，不論定“台獨”、“重大事變”、或是“可能性完全喪失”都沒有明確可以參照的定義。這樣的法律在運作上，主要依賴的是行政裁量權，換言之，黨中央把握了形勢和情勢的解釋與行動權。
第二是“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的政治宣示更甚於法律解釋，任何法律所規範的行為都是一般性的行為，至於個別的行為、措施，是否違法，都必須經由法條的攻防，最終作出司法決定。若就上述三組語匯，毫無疑問“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的解釋空間最大，其實也最不可能發生，因此這第三種情況“條文化”的主要目的在於政治宣示；
一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一定要完成中國的國家統一的堅定意誌和不變的決心。
二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對掌握國家統一的主動權和主導權的信心十分強大。
三代表了“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主要對象是分裂行徑，而不是“促統”的手段。
第三從行政主導的角度看，任何時候我們去製定一部法律，其目的都是為了方便我們的行動，強化我們行為的合理化、合法化；中共當時製定“反分裂國家法”也就是為了使得中共在處理複雜的兩岸關係上，不論使用和平手段或是非和平手段，都有法理依據，從而可以達到震懾“台獨分子分裂國家”以及“外國反華勢力幹預中國統一”的行徑。
簡言之，“反分裂國家法”的最大意義，在於將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的同時，又宣布不放棄其他手段的政治構想，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定化。但是我們也注意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處理兩岸關係時，“不放棄武力”手段的想法，已經逐步從“統一”的需要，轉為“反分裂”的手段，江、胡都明確說過，“武力絕不是針對台灣人民而是針對極少數台獨分子和外國勢力。”所以，在國家統一的過程確實存在“用武”的可能，但絕不是“武統”，而是“武力反分裂”，否則就不符合“反分裂國家法”的基本精神。因為“武統”和“武力反分裂”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戰爭，我們不能將之混為一談。“武統”是“以武逼統”，而“武力反分裂”是動用武力“掃除、消滅國家統一的障礙”。具體而諭：
後者是討伐逆賊的正義之師，堂堂正正。而前者有時是政黨之爭，或是個人的權力之爭。
後者是打破約束人民發展障礙，所以“反分裂”之戰是為民除害，動武具有正當性。前者雖是擴大人民的發展，但不能強加於民，以武迫之，更易逆反。
後者是為了國家發展之必要的成本，否則國將受製於蠻夷，國亦不國矣，所以為了“利國利民，民必擁戴”。前者雖是為民謀福，但若進一步用武“逼統”，則使“被統一”方心中總存怨懟，難以長治久安，治理成本亦難估量，有可能是得不償失。
猶是觀之，大陸社會的動武之請，恐怕多因對分裂國家之怒，而忽視統一後治理之挑戰。“反分裂”可以一舉而成，但成功地統治則是必須幾代付出。應該說中國共產黨中央對“用兵動武”是十分理性的、十分科學的態度，若“台獨”當局或美帝挑釁越過紅線，則“精準用武，清除內奸，驅趕外患”，必定是極重要的，甚至是唯一選項，也會毫不猶豫地行動。但“動武”祇是為了清除“分裂中國的因素”，掃清“國家統一的障礙”，而不“以武力統一”台灣，國家統一依然經由雙方談判加以實現。換言之，祇要反統一的障礙清除了，就應該回歸“和平統一”的基調。雖然何謂“反統一的障礙清除”也有不同的認定，但無論如何，最後都必須回歸和平統一的政策，才是真正符合“合久不分，長治久安”的國家統一和民族偉大複興的王道精神。
三、“統一後台灣治理”的借鑒
從現如今的台海局勢，特別是台當局的挾洋謀獨的種種作為，加上美國在“一中原則”上的瘋狂挑釁，兩岸關係已經是危如累卵，隨時都可能出現意外的衝突。大陸民間的輿論普遍希望中共當局立即采取斷然措施，盡快解決，盡早解決，以免夜長夢多、節外生枝。中共中央雖然沒有采納民意，但也沒有禁止民間要求“立即統一”的輿論；而是在不斷展現“國家統一”的“戰略自信”“戰略定力”之餘，透露了國家的高鐵通台北的“交通規劃”，以及持續引導輿論專注統一後“台灣治理”的麵向。應該說，從以往對台政策的討論，轉移到統一後治台方略的討論，這是中共布局“和平統一”的重大一步。代表中共尊重曆史經驗，學習曆史教訓，吸取曆史智慧，完善台灣治理的決心。
從統治的角度來看，管理一個不同製度、不同文化、不同理念的地區，是一道很難的政治考驗，然而對中共而言，在當代曆史中有三個相似的經驗可以借鑒：
一是國民政府1945年收複台灣，國家統一的教訓。
二是中國共產黨治理新疆和西藏的經驗。
三是香港1997年後，以“一國兩製”的方案，回歸祖國的經驗與教訓。
首先是國民政府在收複台灣議題上的教訓。從現今的文獻來看，國民政府是在1943年蔣中正指示在中央設計局內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以此作為規劃收複台灣的機構。很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宣布無條件投降。從國民政府後來的接收情況來看，國民政府的接收工作，顯然立足在對台灣的人民、台灣社會以及日本殖民遺毒完全不理解的情況下，從而把“統一工程”窄化為“接收工作”；基本上僅僅視為物質清點、日俘遣返、換人統治，而忽視不見了收撫民心才是重中之重。因而，光複不足18個月就發生“228事件”，以至於其後不論蔣氏父子對台灣現代化作多少貢獻，中國國民黨迄今依然身負惡名；這必然是中國共產黨推動國家完全統一，必須深以為惕的曆史教訓。
換言之，統一工程的順利是建立在從台灣理解台灣，從台灣研究台灣的基礎上。收人心，安民心是統一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減民利反增其利則人心歸，依法而治民有所循則民心定。從此一角度理解，當前北京引導大陸輿論討論統一後之台灣治理就是十分關鍵的一招。所謂“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開始關心、注意，自然而然辦法就多了，出錯的可能就小了，有利於統一之後的長治久安。
其次是中共的少數民族治理經驗，其中特別是治疆、治藏。因為雙方之間不僅沒有國家認同，沒有民族認同，沒有文化認同，沒有宗教認同，而且意識形態方麵甚至存在一定的敵對性。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中共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的製度，尊重少數民族生活、習俗的傳統，同時也加強了少數民族在普通話作為國家統一語言的情況下，保留、使用和發展民族文字、語言的權利；在國家法律的規範下，信仰宗教的權力；另一方麵大力發展疆、藏的經濟，並發動全大陸的各省市、機關、院校對疆藏進行對口支援。當然，過程中並不可能一帆風順，加上不同的外國勢力的介入、收買和煽動，所以無論在西藏或新疆，都出現多次的動亂，在新疆更出現多起恐布分子的攻擊事件，麵對類似的社會暴亂，中共也出動武裝力量，快速有效而堅決地控製局麵，恢複正常作息。時至今日疆、藏地區局勢穩定，政治安全，社會有序，經濟發展，民族和睦等方麵均大有進步。我們認為中共在疆、藏地區的治理過程中，必然積累許多寶貴的經驗，肯定有益於統一後，因應台灣治理的各種情勢。
其三是香港回歸的經驗和教訓，香港回歸迄今25年，其中最寶貴的經驗是“一國兩製”的統一模式，已被實踐證明是極其成功的處理國家差異地區的“統一模式”。但是最深刻的教訓就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2021年3月18日於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中美會談中，訓斥美國政客所說的“我們把你們想的太好了”，我們忘記我們是和海盜、流氓的後裔打交道，而他們的政客身上最大的特點就是“祇講利益不講道義”。
1984年北京承諾將“一國兩製”的構想先在香港實施，鄧小平承諾香港回歸後，原來製度保持50年不變。當時香港製度是什麽樣子？是英皇派總督全權管理香港，英國人統治時期，港督在香港手握立法、行政、軍隊三大權，說一不二。香港人民沒有選舉權。香港社會不可以反英，香港人民的示威必須得到港警批準。
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的陳佐洱在2019年寫過《香港永不再離開祖國母親的懷抱——回眸回歸前中英談判的台前幕後》乙文，②揭露了末任港督彭定康的亂港陰謀。另外網路也有一篇名為“請回答1997：英國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 ”③的文章。綜合其內容，港英政客彭定康的劣行，大致如下：
一是在政治方麵︰1992年推出所謂的“政治製度改革方案”，主要內容是行政、立法兩局分家、總督不擔任立法局主席、以立法製約行政、降低投票年齡、所有區議員都由直選產生。立法會由70名議員組成，其中35名經地方選區直接選舉產生，其餘35名經功能界別選舉產生。論者認為：把行政權分給了政務司，再把手下的“立法局”，變成獨立於政府的“立法會”。權力一分之後，香港回歸設立特首時，想建立統一高效的管理，就千難萬難了。
在英國人統治香港的上百年間，他們從來沒有給過香港人所謂的民主、自由，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他們卻突然“好心地”給了香港“民主”。
二是在社會方麵：1992年，港英政府突然就變“開明”了，他們宣布解除社團限製，隨便什麽人都可以注冊，也不再取締任何組織。
等到香港回歸後，“香港外國記者會”就拿著英國人當年臨時改的條例為依據，屢次邀請藏獨、台獨分子來演講。
1996年底，距離回歸祇剩下7個月了，港英政府卻突然改了規矩，以後誰再想暴動示威，再也不用向警察申請了，而且想在哪兒搞就在哪兒搞。其目的何在，不言而喻。顯然，回歸後，香港地區的暴力示威，都是彭定康惡意種下的禍根。
三是安全方麵：香港回歸前，香港警隊中有一個叫“政治部”(Special Brunch)的單位，專門負責特務活動，直接隸屬於英國情報機構軍情五處。為了幫助英國控製香港政府，每年都組織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來培訓，教這些人如何監視手下，讓他們定期向英政府匯報工作。到1995年，政治部解散時，香港政府裏的大多數官員，已經都在政治部工作過了。這些留任的官員裏的一些人，其後成為專門給北京在港治理方麵添堵的暗栓。
四是財政方麵：1989年不向中方作任何通報，突然拋出了一個跨越1997年、耗資達1247億港元（一說2000億港元）之巨的“機場及港口發展策略”，動用幾乎所有財政儲備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舉債，巧妙地使大把大把的香港金錢流向英國。在此情況下，彭定康之流還在大肆掏空香港財政，從93/94財政年度起福利開支便迅速上升，五年間在經常性公共開支中，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增長竟達66.5%。
其實，英國這個海盜民族在全世界各地被迫離開自己的殖民地之前，總會習慣性地給當地埋點雷。比如，英國離開中東、印度之前，把中東、印度分成了許多彼此仇視的國家，使之在英人離開後，陷入內鬥、內亂之中，一方麵使殖民地人民懷念英國的殖民；另一方麵使殖民地的統治階級不得不繼續依賴英國。香港不得不交還中國之後，英國這個海盜民族就一直思考如何醜化香港回歸後必然悲慘的宿命，以及如何保證中共統治香港後必然麻煩不斷；然而，從香港回歸到2010年之間，英國的努力雖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並沒有使香港真正衰退，以至美國《財富》雜誌於2007年7月號發文認為在經曆了金融風暴和SARS侵襲後的香江浴火重生，今時今日的香港依然堅守著亞洲最具活力城市的地位。6月28日，《財富》在最新一期雜誌上發表文章《OOPS！HONGKONG IS HARDLY DEAD》(哎喲，香港根本死不了)，在正文開頭第一句即承認：“啊，我們錯了！”④
但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美國對中國有了戒心。中國崛起的速度讓美國驚訝，而且憤怒，於是英美兩惡聯手，狼狽為奸，藉香港的“修例風波”之機，利用香港的“一國兩製”殘留的方便性，和少數被殖民化的反華精英，蠱惑香港不滿現實的青年發動“顏色革命”、製造社會動亂，甚且妄想引發“港獨反中”的鬧劇。所幸中共運用了法律手段，和平而順利平息了暴亂，並逼使英美等邪惡勢力不得不撤離香港，香港終得實行真正的、全麵的、理性的“一國兩製”，為“一國兩製”的構想，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環境和良好政治生態。
而中共在多次與英美等國正麵較量之後，必然更加理解到資本主義國家的顛覆伎倆和對抗的決心，而下一個戰場顯然地就是台灣，如何將上述的教訓和經驗總結，整理、形成統一後治理台灣的“一國兩製”的理論和政策，以便更加成功地形成台灣方案，便是如今啟動研究台灣治理的重要任務。這一步走好了，統一工程也就成功了一半。
具體而言，國民政府的治台是準備不周，研究缺位，人才不足，事權不一，內鬥不已。所以中共為了未來有效治理，除了從80年代起就陸陸續續在大學，在相關機構成立研究單位，培育人才，而且長期交流，亦能深入瞭解台灣社會，這對未來的成功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如今又引導眾議，廣開言路，共謀善治之策，必然可以避免重蹈覆轍。
在治疆、治藏的經驗中，強調一國之內的自治權利，既維護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又尊重了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自主性與宗教信仰的差異性，同時又大力協助少數民族現代化發展，使之在物質的發展上不致差距懸殊、造成人為的不平等；辯證地處理了複雜的民族矛盾。這一經驗未來運用在治理台灣議題上，“強調一國，尊重差異”，使得台灣同胞真切地感受到不僅僅是作為台灣人的光榮感，更能體會到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和安全感。
在香港的一國兩製實施的方案中，理解到“一國兩製”的“兩製之不變”，必須建立在“兩製”對“一國”的尊重，沒有一國，就勿須兩製；換言之，統一後，台灣方案的“一國兩製”，一定是有變，有不變。那些屬於“國”的機構，代表主權的機構，一定變而且是立即就變，該拆的拆，該裁的裁，該並的並，該改的改，該降的降；這一部分不是協商的議題，而是執行的議題。其次由港亂所產生的新認識，如教育和選舉方式，地區版的國安法，應該協商後必然要改的。當然，台灣畢竟在日本殖民統治和後來美帝間接殖民下，已逾百年，有些人其殖民性格深入基因，可比亂港分子；加上美、日在台均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因此治理台灣的問題，對比香港回歸在治理人才的培養上應該擺上日程，如何清楚地分辨台灣人民合理的需求，和部分台灣人民心理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情結；如何認清外國勢力在台的合法行動和非法滲透，都是治理者不可忽視的課題。否則統一之後，便不易長治久安。
同時，大陸社會熱議統一後台灣治理，亦是一種對群眾的社會教育，也讓大陸同胞事前就能理解治台的方方麵麵：有利的條件，未來可能的困難，必須的治理成本和北京的事前預備等等，避免大陸同胞對治理台灣抱持某些固定的成見，造成不必要的治理壓力。所以鼓勵大陸熱議統一後台灣治理，本身就是和平統一政治工程不可或缺的一環。
四、結語：統一對中國崛起的意義
中國統一大業，從中國曆史來說，是一種鐫刻在中華民族血液中的基因，是中國人必須完成的使命；從當代中國崛起來說，是一項中美博弈中必定需要超越的課題，否則中國就絕對不能是沒有焦慮的崛起。從未來中國人而言，也是這一代中國人可以一次交出的、唯一不變的、勿需後人再作增減的時代答卷和政治答卷。
因此，無論如何中國都必須完全實現國家統一，從鄧小平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製”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案以來，彰顯中國不僅僅是必須統一，更加重要的是真心實意地追求“和平統一”。“和平統一”是偉大的政治工程，所以從鄧小平到習近平，所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一直為此努力不懈地推動實現。
“和平統一”是終結中國曆史分分合合曆史循環的終極答案。“和平統一”是建構國家長治久安、治而不亂的政治基礎，所以完成國家的和平統一是中國曆史的新起點。
“和平統一”是台灣人民生活幸福的轉折點，祇有國家和平統一，才能讓台灣人民真正理解“國家安全”“民族尊嚴”對人民生活幸福的根本意義。讓台灣人民真正體會國家崛起對民族心理健康的真正作用。
更重要的是國家和平統一，將完全改變台灣在中國政治地緣的角色。台灣地位從清朝以來，一直被視為“孤懸海外”的邊疆小島，“江南四省之左護”，然而統一之後，台灣地位必然轉為未來中國海權發展之先鋒。反之台灣仍將容易為帝國主義所惑、為台獨分子所綁架，不斷滋事，深困中國於“第一島鏈”之中。
所以當今中共並沒有以“武統”做主張，也絕沒有“武統”的規劃，中國的“武力”祇用於“反分裂”，祇用於“清除國家統一的障礙”，如台獨分子以及外國幹預統一的勢力敢逾越紅線，必然迎來全麵痛擊。準此，讚成統一者應該用“武力反分裂”“武力清台獨、清外力”，而不應有“武統”乙說，也不應用“武統”乙詞。
注釋：
①國台辦副主任：統一後 台灣財政收入盡可用於改善民生，https://udn.com/news/story/7331/5854167，2021-10-30，聯合報/記者林則宏。
②暗戰！英國人想在香港埋這個雷，https://twgreatdaily.com/YeLvCGwBmyVoG_1Z5XdB.html，2019-07-08，上觀新聞。
③請回答1997：英國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http://news.wenweipo.com/2019/07/14/IN1907140031.htm，2019-07-14。
④美國《財富》雜誌就香港已死言論道歉，http://news.sina.com.cn/c/2007-07-01/035313347797.shtml，2007年07月01日，東方早報。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3月號，總第29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