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

            1975年，拜多變的政治形勢所賜，我似乎突然長大了不少。不久前大家還在因毛主席對電影《決裂》（《創業》？）的批示而歡呼老人家的英明，一霎時又因批鄧小平而怨聲載道。迷惑使我如饑似渴地讀書，學著獨立思考。在對前途的擔憂、對真理的渴望中，終於走到了1975年的最後一天。那天晚飯後我正聽著大人們聊天，突然，燈滅了，整個大院一片漆黑，直到第二天。新年前一天的斷電給我一種怪怪的感覺，疑惑著將會有怎樣一個1976年。 

            一月初的一天早晨，剛拉開門去上學，就聽到廣播裏響起了哀樂，接著，父親的一聲叫喊。出門見到芬，她一臉沉痛的說：“總理逝世了。”接下來的幾天氣氛沉悶悲哀，人人臂戴黑紗，各個學校單位都開追悼會。排著隊從學校禮堂走回教室，同學們都趴在課桌上流淚，班主任老師更是泣不成聲。去了天安門廣場，默哀在花圈的海洋；聽說了十裏長街送英靈，看到人心向背。 

            清明節到了。四月三日星期六，記憶中是個陰天，下午沒課，我和芬、抒一起來到了天安門廣場，看到傳說中的花圈人海，更看到那些不平則鳴的詩篇。四月四日星期天，天還是陰沉沉的，我們帶著紙筆再次來到紀念碑前，匯入人的海洋，以背當桌，抄錄詩文。每一篇貼在紀念碑和花圈上的詩文的前麵，都有一個人站著為大家朗讀，而聚集在周圍的人們則奮筆疾書。就這樣，我們一首詩一首詩地抄著，一直抄錄到暮色降臨。回到家已經九點多了，又興奮地把抄來的詩讀給大人們聽。四月五日星期一，似乎依舊沒有見到太陽。上午，借著到西單眼鏡店取眼鏡的機會，我獨自一人又來到了天安門廣場。花圈沒有了。看到人民大會堂東門外聚集了一些人，我也就湊了過去。隻見一位年輕人站在台階上講演，並喊出“周總理萬歲！”不一會兒有人來趕，又聽說工人民兵來了。等了一陣不見有變化，我就回家了。下午上課時，同學們互相傳說著天安門廣場上的見聞，有兩位還沒去過的女生決定放學後去看看。當天晚上，從廣播裏得知廣場上出事了。第二天，那兩位同學沒來上課，聽說被抓了起來。前幾天的興奮無影無蹤了，代之以惶恐惴惴不安。和芬、抒訂好了攻守同盟，回家後把抄來的詩文藏在總理像片的鏡框後麵。四月七日晚上，中央廣播電台播出撤銷鄧小平的一切職務，華國峰任總理。聽到後好久好久，全家人都默不作聲。雖然這是意料之中的，但仍然有一種冷水澆頭懷抱冰的感覺，最後的一點希望也破滅了。幾天後，那兩位女同學回來了，班主任老師警告大家不準向她倆問任何問題，並說問了她們也不能回答。接著，轟轟烈烈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對鄧小平的指名道姓的批判開始了。   

            學校裏要開批判會，每人都必須寫批判稿。班主任老師好心地提醒我們參考人民日報。“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會不會抄。”守著一堆報紙，十二分不情願地抓過池恒大人的社論，抄！東一句西一句縮寫成兩頁來紙的批判稿。批判會上，小心地計算著時間，不願趕前也不敢落後便插在中間發言。好笑的是這麽一篇抄來的破文章居然中選要貼到班級的牆報上。繼續壓縮，大刀闊斧地砍成了一頁紙的短文，又被選去錄音在家長會上放。爸爸開完家長會回來說：“就你的文章最空洞無物。” 

            五月中旬（？）的一個星期一，聽家住中科院的同學說，前一星期六下午，中科院在首都體育館開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會剛開始，就有人遞紙條上去，要求介紹院領導。胡耀邦生病住院沒來，當介紹到胡耀邦的副手同為鄧小平的幹將的李昌時，體育館內掌聲雷動，而介紹到江青張春橋的爪牙柳某等人時，掌聲稀稀拉拉沒幾下。會開始不久，大家紛紛來到會場外走廊上聊天。不到五點，媽媽們就向外衝說要去幼兒園接孩子。據說人民日報本來安排好了頭版頭條報道此會盛況，結果不得不臨時改版放到了角落裏。 

            1976年的上半年就在悲傷、擔憂、害怕和不滿中走了過去。在言多必失、隔牆有耳和禍從口出的警告聲中，小女孩們安安靜靜地聽著大人們的聊天，思索著，學著大人，悄悄地議論著時政，嘰嘰喳喳地抱怨著“白卷英雄”，嘀嘀咕咕地盼望著老人家早點去見馬克思，更戚戚惶惶地擔心著一聲聲的哀樂會把能製衡上海幫的老人們都帶走。 

七月的一天早晨，哀樂又響了起來，這回離開的是總司令朱德。傳說有人故意把人大會堂的溫度調低，害接見外賓的老人感冒後轉肺炎。 

            七月二十八日清晨，天還沒亮，睡夢中我被晃了醒來。突然記起前幾天聽說密雲水庫大壩有了裂縫，昏昏沉沉的想著是否發了大水。掀開窗簾什麽都沒看見，就糊裏糊塗地又回到了床上。剛躺好就聽爸爸說地震喊我們出去，在涼台上站了一會兒（我家住一樓），感覺不到什麽就又回到床上接著睡覺了。起床後見了朋友，才知道地震後其他人都一直呆在外麵。那天，不到中午大人們就都回家了，停工抗震。家家戶戶把床搬到院裏的馬路上，綁上竹竿遮上塑料布。往後幾天這簡易抗震棚不斷翻新，越蓋越好，不少人也就整天呆在裏麵。一天上午我在外麵修繕了一會兒抗震棚，中午就因中暑暈了過去。從那以後，爸媽就不叫我蓋抗震棚了，太陽稍大一點，就把我往屋裏趕。這個夏天小孩子們最開心了，可以不受限製地沒白天沒黑夜地在外麵瘋玩，還名正言順地罷做了暑期作業。 

            1976年，農曆有閏八月，兩個中秋節，據說不吉利。第二個中秋節到來之前，九月初的一天下午，一放學我就回了家。和芬、抒一起走在院子裏，一位阿姨叫住了芬，要我們趕緊回家去聽重要廣播。我們一起來到芬的家，被告知毛主席逝世了。我們三人和芬的姐姐英在一間屋裏大笑著說著老頭子早該離開，芬的媽媽走了進來，要我們聲音小點，芬的爸爸和哥哥正在另一間屋裏落淚。和年初總理去世時相比，那些天氣氛雖然也沉悶，但卻悄悄地少了點悲哀，添了點不定，隱隱約約地燃起了點發生變化的希望。臂上又帶上了黑紗，又一次開完追悼會從學校禮堂回到教室，一坐到座位上我就往課桌上一扒，雙肩抖動著裝哭。裝了一會兒偷眼一看，班主任老師若無其事地站在講台前，芬則單手托腮冷眼看著大家。哈哈，大膽地抬起頭，不用裝了。放學時聽到有同學議論，說老師對毛主席沒感情。 

            十月七日傍晚，爸爸突然打電話回來說他得值夜班不能回家。第二天，十月八日中午，爸爸一推門進來就一把抓住了我，興奮地說：“四人幫被抓了起來。”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第四人是？？？“王洪文！”大感驚奇，不是據說葉帥欣賞他麽？唉，管他呢，反正這幫人被抓起來就好。下午上學，出門就看見芬迎麵而來。隔著老遠，兩人就相視而笑。近了，“你笑什麽？”“我高興！”“我也高興！”“哈哈哈。。。。。。”去學校的路上，我們一邊說一邊笑，突然想起了電影《創業》裏的一句話：“解放了！” “解放了！”我們倆也喊了起來。那天下午，笑容始終不曾從我臉上退去，引得同學都好奇地問我為什麽這麽高興。放學後路過菜市場，碰巧有螃蟹，就買了四隻回家，準備慶賀一番。以往很難碰到螃蟹，可這1976年的金秋，絕了，螃蟹滿市場，大家還喊著要三公一母。不過我買螃蟹時可沒想到這些。晚飯時早早地打發弟弟吃完出去玩，然後我和媽媽一邊吃著螃蟹一邊聽爸爸轉述抓四人幫的過程。接下來一個月，各種版本的故事不斷地流傳出來，還有那照《紅樓夢》中《終身誤》《枉凝眉》等曲子填的嘲笑四人幫的詞。 

            再來大家談論得最多的就是鄧小平何時複出了。記不清是不是1976年的事了，電影《甲午風雲》重演時，當水兵們說“鄧大人不能走”，電影院裏突然掌聲如雷鳴般地響了起來。哈，那年頭人人都會借題發揮！當時我們家也保留了一串鞭炮，就等著鄧大人複出時放呢。但這一等就等過了1976年，我的1976。 

            1976年，黨政軍三巨頭同時撒手塵寰；1976年，老百姓鳴出了積壓多年的不平。1976年，唐山地震天災人禍；1976年，秋風送爽大快人心。1976年，我迅速成長的1976。1976年，我難忘的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