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把整個村子搬到國外去——那些不歸的偷渡路線
作者:郭小為
導讀：一個村子的中國人搬去紐約，蘇丹小夥在廣州打黑工，遭政治迫害的伊朗人持假護照經北京飛往自由歐洲，不歸的偷渡路線圖是全球化的另一番景象。
在馬航MH370失聯事件中有一個詭譎怪誕的現象：兩名伊朗籍青年冒用他人護照成功登機，準備在北京中轉偷渡到歐洲。
中國已對歐洲多數國家實行72小時過境免簽政策，越來越多的偷渡客正把中國作為偷渡的中轉地。最新暴露出這一現象的馬航事件，讓人們得以重新審視隱匿在國際航道上的偷渡客群體。
偷渡常常是一條不歸路。饑餓、疲憊、疾病、屈辱、恐懼、絕望、死亡……在前途未卜的漫長旅程中，所有人世間可以想象得到的苦痛幾乎都可能遇上。隻是，既然如此艱辛，為什麽還要飛蛾撲火般遠離家園，奔向異國呢？答案似乎簡單而明確——為了更好更有質量的生活。
曲折艱辛的“用腳投票”
在中國，偷渡客被稱為“人蛇”，形容“像蛇一樣屈著身體藏在甲板裏去乘船偷渡”。顯然，這並不雅觀，甚至還帶有輕蔑。“人蛇”與“蛇頭”都是地地道道的香港用語，這裏麵當然頗有淵源。
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有將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這被研究者認為是冷戰時期曆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這些背負著“反革命罪行”的偷渡者，被港人創造性地稱為“人蛇”。
“太餓了，那邊有麵包吃。”逃港者的心聲，道出了一個用腳投票的樸素真理。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偷渡的政治色彩逐漸淡化，東南沿海地區成為偷渡客的主要來源，他們的目的是港澳台地區，以及美國、澳大利亞、日本、歐洲等地，“成功率不高，有關統計數字通常是以個位數出現”。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一股持續的“出國熱”，一場短暫的政治風波，讓偷渡成為了一股風潮，從東南沿海一直蔓延到全國各地的邊境口岸地區。在陸地，“人蛇”乘汽車，坐火車，到越南、緬甸、俄羅斯等；在海上，他們成群結伴，乘輪船，到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韓國，甚至更遠的北美、拉美和非洲；在空中，他們零星結伴，偽造護照和簽證，從空港乘飛機到美洲、歐洲和澳洲。
在異國他鄉過上了好生活的消息，像羽片般不時飛入中國的鄉村角落，吸引著一顆顆躍躍欲試的心。21世紀以來，偷渡居高不下，他們有了更強大的科技武裝，也有了更五花八門、出其不意的偷渡方式。像他們的父輩一樣，“人蛇”隊伍在一撥撥緊縮的打壓中頑強地持續生存。
偷渡客有自己的邏輯和想法——人類的曆史就是一部不斷遷徙的曆史，哪裏有好的生活就遷到哪裏。理論上所有人都是移民。如果每一個人都有公正、公平的機會，能過上有尊嚴的體麵生活，那還會有誰願意像吉卜賽人一樣流浪四方呢？
幾乎可以斷言，隻要國界線還存在，隻要世界還沒發展到完全均衡，那麽，天生趨利避害、追求自由的人們，就一定無法遏製內心那道來自遠方的召喚。
“把村子搬到國外去”
“世界怕美國，美國怕長樂”，這句偷渡客中的流行語，雖滑稽荒唐，卻說出了部分事實：《紐約移民人口報告》稱，至少有20萬長樂人生活在紐約。這至少占據了在紐約華人的半壁江山。因為“人多勢眾”，敢闖敢拚，又有濃烈的宗親互助的“族性”，以長樂為代表的福建人一直是美國華人中的“另類”。
“我小學一個班的同學，現在剩下兩三個在國內了，都偷渡過好日子去了。”一位仍沒有成為“紐約客”的長樂80後感歎，仍在等待時機加入“人蛇”隊伍的他，對於家鄉有著某種難以言說的自豪——基本上，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長樂人。
不難發現，福建大規模的偷渡始於1982年，並在1985年、1987年和1992年分別形成幾波高潮。
一個人出去，賺到錢了，就把全家、全族、全村的人都帶出去，最後村裏隻剩下老人和小孩。這種“一帶多”的模式，不僅僅出現在長樂，在福建福清、連江，廣東恩平等地，經常可以見到當地人“把整個村子搬到了日本、意大利和委內瑞拉”。
但村子豈是那麽容易說搬就搬的。在規模性的偷渡活動中，幾乎都有以“蛇頭”為主的犯罪集團的參與。
隻需交給這些職業帶路黨一定的中介費，他們就會負責偷渡活動中的所有環節。費用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1萬美元，到後來的1.5萬美元、2萬美元，再到2.5萬美元，直到近些年來的三四萬美元，費用一路隨著偷渡需求和偷渡難度的增加而水漲船高。麵對這筆不菲的費用，不少人不惜舉債偷渡。
如果僅僅隻是交錢就已經算是萬幸了。偷渡客被“蛇頭”臨時丟棄，騙拐去做勞工苦力，強迫去賣淫的案例不時發生。
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偷渡海外的艱辛讓這些異鄉人更加抱團取暖。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今年2月初，委內瑞拉反政府示威活動持續升級，隨著局勢的混亂，部分華人的生活和工作受到了衝擊。在委內瑞拉有超過20萬的華僑，其中九成是廣東恩平人。遠在國內的恩平僑務部門和僑胞機構就行動了起來，他們要“加強團結，守望相助，共渡時艱”。
“溜進來”——中國成為偷渡中轉站和目的地
與“走出去”相對的，是“溜進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近年來中國也成為了偷渡的目的國。
一個並不難見到的場景是，在非洲、東南亞、西亞某些國家的中國大使館簽證處，經常是人滿為患，這甚至直接導致了一些代辦簽證中介的費用比原來翻了20餘倍。這些以簽證為幌子的偷渡客，大多是為了經商或從事勞務。為這些人提供服務的很多就是來自中國福建和浙江的蛇頭。
目前正在廣州打黑工的Big Lee是一名來自南蘇丹的偷渡客，既是為了躲避戰亂，也是要打工謀生，“和歐洲相比，到中國來要容易很多”。
另一方麵，就像中國偷渡客把墨西哥作為進入美國的跳板一樣，中國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外國人偷渡他國或地區的中轉站。
來自伊拉克的宰丹隻有中學文化程度，同村裏許多人一樣，把北京當成了去往瑞典的一條便捷途徑。宰丹的經曆折射了許多來自中東國家和非洲的偷渡客的一般選擇：經北京航線前往歐洲。
在中國東北和西南地區，集中了許多滯留在中國境內的非法移民，這裏山水相連，村寨相鄰，形似的地理條件和社會風情，甚至讓人得出了“中國種的瓜，藤蔓會爬到國外結瓜，外國母雞也常跑到中國下蛋”的形容。這為偷渡埋下了先天的便利條件。
在所有把中國作為偷渡中轉站的人中，來自朝鮮的偷渡客最值得一提。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不斷有來自朝鮮這個神秘國度的脫北者隱秘地流向與它緊鄰的中國，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突破嚴實的層層鐵幕，隻為了向往外麵文明世界的“麵包”和“自由”。他們中多數人的目的地是同根同種的“敵國”——韓國。
《鳳凰周刊》曾披露過逃離國境的朝鮮人進入韓國的“地下路線”。其中一條路線從中國東北出發後，一路向西前往內蒙古，再從陸路穿越邊境地帶的茫茫戈壁草原後進入蒙古；另一條路線則是一路南下，從雲南、廣西邊境偷渡前往東南亞國家，再輾轉由當地的社團送往韓國。
作者:郭小為
導讀：一個村子的中國人搬去紐約，蘇丹小夥在廣州打黑工，遭政治迫害的伊朗人持假護照經北京飛往自由歐洲，不歸的偷渡路線圖是全球化的另一番景象。
在馬航MH370失聯事件中有一個詭譎怪誕的現象：兩名伊朗籍青年冒用他人護照成功登機，準備在北京中轉偷渡到歐洲。
中國已對歐洲多數國家實行72小時過境免簽政策，越來越多的偷渡客正把中國作為偷渡的中轉地。最新暴露出這一現象的馬航事件，讓人們得以重新審視隱匿在國際航道上的偷渡客群體。
偷渡常常是一條不歸路。饑餓、疲憊、疾病、屈辱、恐懼、絕望、死亡……在前途未卜的漫長旅程中，所有人世間可以想象得到的苦痛幾乎都可能遇上。隻是，既然如此艱辛，為什麽還要飛蛾撲火般遠離家園，奔向異國呢？答案似乎簡單而明確——為了更好更有質量的生活。
曲折艱辛的“用腳投票”
在中國，偷渡客被稱為“人蛇”，形容“像蛇一樣屈著身體藏在甲板裏去乘船偷渡”。顯然，這並不雅觀，甚至還帶有輕蔑。“人蛇”與“蛇頭”都是地地道道的香港用語，這裏麵當然頗有淵源。
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有將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這被研究者認為是冷戰時期曆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這些背負著“反革命罪行”的偷渡者，被港人創造性地稱為“人蛇”。
“太餓了，那邊有麵包吃。”逃港者的心聲，道出了一個用腳投票的樸素真理。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偷渡的政治色彩逐漸淡化，東南沿海地區成為偷渡客的主要來源，他們的目的是港澳台地區，以及美國、澳大利亞、日本、歐洲等地，“成功率不高，有關統計數字通常是以個位數出現”。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一股持續的“出國熱”，一場短暫的政治風波，讓偷渡成為了一股風潮，從東南沿海一直蔓延到全國各地的邊境口岸地區。在陸地，“人蛇”乘汽車，坐火車，到越南、緬甸、俄羅斯等；在海上，他們成群結伴，乘輪船，到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韓國，甚至更遠的北美、拉美和非洲；在空中，他們零星結伴，偽造護照和簽證，從空港乘飛機到美洲、歐洲和澳洲。
在異國他鄉過上了好生活的消息，像羽片般不時飛入中國的鄉村角落，吸引著一顆顆躍躍欲試的心。21世紀以來，偷渡居高不下，他們有了更強大的科技武裝，也有了更五花八門、出其不意的偷渡方式。像他們的父輩一樣，“人蛇”隊伍在一撥撥緊縮的打壓中頑強地持續生存。
偷渡客有自己的邏輯和想法——人類的曆史就是一部不斷遷徙的曆史，哪裏有好的生活就遷到哪裏。理論上所有人都是移民。如果每一個人都有公正、公平的機會，能過上有尊嚴的體麵生活，那還會有誰願意像吉卜賽人一樣流浪四方呢？
幾乎可以斷言，隻要國界線還存在，隻要世界還沒發展到完全均衡，那麽，天生趨利避害、追求自由的人們，就一定無法遏製內心那道來自遠方的召喚。
“把村子搬到國外去”
“世界怕美國，美國怕長樂”，這句偷渡客中的流行語，雖滑稽荒唐，卻說出了部分事實：《紐約移民人口報告》稱，至少有20萬長樂人生活在紐約。這至少占據了在紐約華人的半壁江山。因為“人多勢眾”，敢闖敢拚，又有濃烈的宗親互助的“族性”，以長樂為代表的福建人一直是美國華人中的“另類”。
“我小學一個班的同學，現在剩下兩三個在國內了，都偷渡過好日子去了。”一位仍沒有成為“紐約客”的長樂80後感歎，仍在等待時機加入“人蛇”隊伍的他，對於家鄉有著某種難以言說的自豪——基本上，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長樂人。
不難發現，福建大規模的偷渡始於1982年，並在1985年、1987年和1992年分別形成幾波高潮。
一個人出去，賺到錢了，就把全家、全族、全村的人都帶出去，最後村裏隻剩下老人和小孩。這種“一帶多”的模式，不僅僅出現在長樂，在福建福清、連江，廣東恩平等地，經常可以見到當地人“把整個村子搬到了日本、意大利和委內瑞拉”。
但村子豈是那麽容易說搬就搬的。在規模性的偷渡活動中，幾乎都有以“蛇頭”為主的犯罪集團的參與。
隻需交給這些職業帶路黨一定的中介費，他們就會負責偷渡活動中的所有環節。費用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1萬美元，到後來的1.5萬美元、2萬美元，再到2.5萬美元，直到近些年來的三四萬美元，費用一路隨著偷渡需求和偷渡難度的增加而水漲船高。麵對這筆不菲的費用，不少人不惜舉債偷渡。
如果僅僅隻是交錢就已經算是萬幸了。偷渡客被“蛇頭”臨時丟棄，騙拐去做勞工苦力，強迫去賣淫的案例不時發生。
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偷渡海外的艱辛讓這些異鄉人更加抱團取暖。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今年2月初，委內瑞拉反政府示威活動持續升級，隨著局勢的混亂，部分華人的生活和工作受到了衝擊。在委內瑞拉有超過20萬的華僑，其中九成是廣東恩平人。遠在國內的恩平僑務部門和僑胞機構就行動了起來，他們要“加強團結，守望相助，共渡時艱”。
“溜進來”——中國成為偷渡中轉站和目的地
與“走出去”相對的，是“溜進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近年來中國也成為了偷渡的目的國。
一個並不難見到的場景是，在非洲、東南亞、西亞某些國家的中國大使館簽證處，經常是人滿為患，這甚至直接導致了一些代辦簽證中介的費用比原來翻了20餘倍。這些以簽證為幌子的偷渡客，大多是為了經商或從事勞務。為這些人提供服務的很多就是來自中國福建和浙江的蛇頭。
目前正在廣州打黑工的Big Lee是一名來自南蘇丹的偷渡客，既是為了躲避戰亂，也是要打工謀生，“和歐洲相比，到中國來要容易很多”。
另一方麵，就像中國偷渡客把墨西哥作為進入美國的跳板一樣，中國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外國人偷渡他國或地區的中轉站。
來自伊拉克的宰丹隻有中學文化程度，同村裏許多人一樣，把北京當成了去往瑞典的一條便捷途徑。宰丹的經曆折射了許多來自中東國家和非洲的偷渡客的一般選擇：經北京航線前往歐洲。
在中國東北和西南地區，集中了許多滯留在中國境內的非法移民，這裏山水相連，村寨相鄰，形似的地理條件和社會風情，甚至讓人得出了“中國種的瓜，藤蔓會爬到國外結瓜，外國母雞也常跑到中國下蛋”的形容。這為偷渡埋下了先天的便利條件。
在所有把中國作為偷渡中轉站的人中，來自朝鮮的偷渡客最值得一提。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不斷有來自朝鮮這個神秘國度的脫北者隱秘地流向與它緊鄰的中國，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突破嚴實的層層鐵幕，隻為了向往外麵文明世界的“麵包”和“自由”。他們中多數人的目的地是同根同種的“敵國”——韓國。
《鳳凰周刊》曾披露過逃離國境的朝鮮人進入韓國的“地下路線”。其中一條路線從中國東北出發後，一路向西前往內蒙古，再從陸路穿越邊境地帶的茫茫戈壁草原後進入蒙古；另一條路線則是一路南下，從雲南、廣西邊境偷渡前往東南亞國家，再輾轉由當地的社團送往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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