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驚人內幕：滿清皇室是日本人後裔！
漸行漸遠—清代中葉朝鮮、日本與中國的陌生感
（日本、朝鮮和中國，漸漸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象征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
一、傲慢的漂流者
二、鄙夷的目光：夷狄與胡服
三、朝鮮人看中國
四、大明衣冠對胡服辨發的自負
五、重編曆史：辱及聖上與祖先
六、人在矮簷下：中國船員的無力反駁
七、“東方”、“中華”：漸行漸遠的中日韓三國
就在清帝國看似最興盛的時代，朝鮮到中國的使者們卻看到了已經不再“中華”的帝國風景，於是不再認同這個原來仰視的宗主國；而日本人在對中國漂流商賈的觀察中，也表現出來一些微妙的、發自國族自尊的輕蔑和警惕……
一、傲慢的漂流者
日本千葉縣安房郡千倉町。
這一年是日本的安永九年，中國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的最後一天，海上漂來一艘商船，船上是七十八個筋疲力盡的中國人。那個時候，日本正是鎖國時期，通常外來的船隻能在指定的長崎停泊，可是這一隻大船，顯然是遇到風浪，無奈之下漂到了這裏。從留下來的日本文件中知道，這艘船名為元順號，船主叫沈敬瞻，是姑蘇人，四十二歲，副船主叫方西園，是新安人，四十五歲。船上一共裝了白砂糖二十六萬兩千五百斤、冰砂糖五十桶一萬二千五百斤、各種藥材，像甘草七萬五千七百三十斤、山歸來五萬五千八百斤。有點兒奇怪的是，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這艘開往日本的船上也載了鴉片三百五十斤，而且還裝載了現在動物保護組織特別痛心疾首的東西，犀角兩箱二百二十七斤、象牙若幹枝，以及虎皮十張。
船果然進了水，因為觸礁的緣故。糖化了很多，冰糖也隻剩下了十分之一，讓船主痛心的是船上裝載來準備販賣大價錢的書畫之類，更是損壞大半，好在性命保全下來了。很久沒有見到外人的日本當地人，對這些落難船員還算寬容，雖然按規定不能讓外國人四處亂走，但畢竟還是劃出了一片地方，讓他們在海邊自由行動。不過，日久生厭的水手們在海灘拾蝦、吹拉彈唱，到處閑逛，一直到了官廳前麵，“橫行於廳前而傲然不敬，吏卒嗬而不退”，日本役人多少有些不悅，便要求船主沈敬瞻嚴加管束，一個叫做兒玉的役員甚至斥責“爾等不察，屢犯我禁厲，亂我清規，不獨不從我令，又隨對悍我吏人，何其無禮也”，口氣很嚴厲。
二、鄙夷的目光：夷狄與胡服
不斷有中國船到長崎，也不斷有一些遇見風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個地方遭遇多了，客人和主人之間，常常會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不過，並不全是中國人的錯，當時日本人，多少有一些歧視中國人。
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據說是滿清入主中國，讓日本人覺得野蠻在中國已經戰勝了文明，尤其是滿清的中國人，都脫下了原來的漢族衣服，剃掉了受之父母的頭發，編上了蠻人的辮子，這一點就讓日本人覺得很鄙夷。仿佛老話說的“哪壺不開提哪壺”，他們明明知道中國漢族人對這種服色改易也很在意，他們偏偏就要在衣服上麵做文章，挑開已經漸漸平複的舊時傷疤。現在還留下不少當年日本人好奇的繪畫，繪畫中的清國人都是“辮發胡服”，與史書記載中的華夏衣冠和他們想象中的中華人物，已經有了很大差異，於是，他們特別仔細地詢問，並且用畫筆把他們的形象畫下來，不僅是獵奇，也借了這種外觀的描述，表達一種文化上的輕蔑。一個叫做伊東龜年的人，就對清國船員們的髡頭辮發和上衣下裳很不以為然，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讀書人雖然對曆史上的中華文化有欽慕之意，但是對現實清國的存在卻相當蔑視。據學者說，清朝的出現，喚起了日本人對當年元寇的回憶，所以打心眼裏對滿清有一種敵意，因此在記載了服色之後，他不忘記添上一句: “大清太祖皇帝自韃靼統一華夏，帝中國而製胡服，蓋是矣。”他們說，中國已經榮光失盡，因為滿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禮文冠裳之風悉就掃蕩，辮發腥膻之俗已極淪溺。則彼土之風俗尚實之不可問也”
日本人的邏輯很有趣，一方麵他們覺得中國衣冠已經成了野蠻胡服，滿心地瞧不起，一方麵要證明自己衣冠是文明傳統，卻又還得證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華漢服。因為隻有證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華正宗，才能證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國。所以，他們不斷在漂流人那裏尋找自我證明。一個叫做關齡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東坡巾，告訴中國人說，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禮經為正。近世以來，或從司馬溫公、朱文公之說，乃是此物”。而且故意問中國人說，你們那裏一定也有這樣的衣服吧？中國船員仔細看過後，隻好尷尬地承認，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朝衣冠俱以改製。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見於演戲列朝服飾耳”。
不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來，音樂也一樣有正、閏之分。他們追問中國船員，你們聽過朝廷的樂曲嗎？好麵子的船員回答說，“細樂即唐時樂曲，但孔子祭即古樂”。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們覺得，既然中國現在被滿清統治，而滿清就是蠻夷，蠻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漢文化，音樂也一定是胡人樂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問，清朝的廟堂音樂究竟與古先王之樂有什麽差異？盡管漢族船員一直堅持說“此刻祭祀與文王一般”，並引朱熹作證，說朱熹是宋朝大儒，四書的注釋都是他寫的，清國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樂曲也一定是文王之樂。但是，這個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卻反唇相譏地說：“不待足下之教。四書集注，不佞初讀之，疑禮學非孔子之意。已而廣涉諸家，未嚐知有謂古之樂猶存焉者矣。蓋貴邦今上，由賁（墳）典以新製清樂邪？”盡管中國船員仍然堅持“今清亦讀孔孟之書，達周公之禮，新製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還是直截了當地說：“貴幫之俗，剃頭發，衣冠異古，此何得謂周公之禮？而新製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徑庭，如何？”
在這種看上去義正辭嚴的話麵前，中國船員隻好以退為進，勉強遮掩應答說：“仆粗以見識，自幼出外為商，其詩書禮樂無識矣，恕罪恕罪。”
三、朝鮮人看中國
也是清代中葉。
中國船員不斷東去，經海路到日本做生意的時候，很多朝鮮文人從陸路來華，他們經沈陽，入山海關，到北京來朝覲。一團團的使者中，不乏觀察敏銳的文化人，他們留下的旅行記，記錄了當時朝鮮人對中國的觀感。說起來，旅行或者漂流，常常不僅是空間的移動，也是曆史的遷徙和文化經驗的變化。人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常常會有異樣的感覺和異樣的經驗，人在異國的旅遊感觀，反過來，會成為他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通過“別國”來定位“我國”，就像找鏡子來反照自身。
清代乾隆到嘉慶年間，表麵上看是“盛世”，實際上就像《紅樓夢》裏說的那樣，已經是大廈之將傾的時候了，可中國人對於外麵的世界，大多還沉湎在兩千年來以自我為中心的想象裏。但是這個時候，朝鮮人對中國的感覺卻不同了，盡管明朝覆亡已經百年以上，不知怎的，朝鮮人仍然對明帝國很依戀，在清國巨大壓力的無奈之下，他們對朝覲胡人皇帝充滿了怨氣。私下裏，他們把清帝國叫做“夷虜”，把清皇帝叫做“胡皇”。就在乾隆年間，一個叫做金鍾厚的人，就給曾經出使清帝國的朋友洪大容寫信，說明朝以後已經沒有“中華”了。在他們心目中，中華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華文明並不在清國，那麽，我“寧甘為東夷之賤，而不願為彼之貴也
這個時候的朝鮮人，早就不把清帝國當作“中華”了。所以，他們對漢族中國人那麽容易就歸順了滿清，感到很不理解。乾隆年間，出使北京的一個使者洪大容坦率地告訴兩個打聽朝鮮曆史的中國人嚴誠和潘庭筠說：“我國於前明實有再造直恩，兄輩曾知之否？”當不明曆史的兩人再問時，他說：“萬曆年間，倭賊大入東國，八道糜爛，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費天下之財，七年然後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樂利皆神皇之賜也。且末年流賊之變，未必不如此，故我國以為由我而亡，沒世哀慕，至於今不已。”這種在清帝國治下的人看來是狂悖的話，在朝鮮使者嘴中說出，讓兩個漢族文人默默無言。
朝鮮人從心底裏覺得，他們到清帝國來，不是來朝覲天子，而隻是到燕都來出差罷了。所以，清代使者們的旅行記，名稱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一直到乾隆、嘉慶年間，雖然離開大明的覆亡已經百餘年，但朝鮮關於“大明”的曆史記憶卻依然如此清晰，而對“大清”，確始終沒有一點好感。 作者: 4234642 發布日期: 2005-7-23 四、大明衣冠對胡服辨發的自負
古代中國講曆史的巨變，常常提出個改正朔，一個易服色。改正朔就是紀年紀月用了新朝的曆法，用新曆仿佛天地就變了顏色；易服色就是脫了舊時的衣服，也就等於卸甲易幟，自動承認了新朝的合法。
至今朝鮮人的固執，仍然讓人印象深刻。固執當然有些冥頑不化，一條路走到黑的意思，但固執有時也是堅守自家的傳統，不那麽隨波逐流的基礎。那個時候，朝鮮人對於自己仍然堅持書寫明朝的年號，穿著明朝衣冠，特別感到自豪，也對清帝國的漢族人改易服色，順從了蠻夷衣冠相當蔑視。“大抵元氏雖入帝中國，天下猶未剃發，今則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隨意改易，皇明古製日遠而日亡，將不得複見”。
其實，最初漢族中國人對於這種順從或者說得徹底一些的“投降”，也一樣感到屈辱。順治十三年(1656)，一個朝鮮使團到山海關，路上看到“市肆行人見使行服著，有感於漢朝衣冠，至有垂淚者”，在北京正式朝見後，也發覺“華人見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但是到了清代中葉，時間流逝，這種屈辱感覺已經很淡了，滿族的服裝穿得也習慣了，辮發也都成廠家常便飯，所以乍一看到朝鮮使節穿的明代衣冠，反倒有些好奇。可是，朝鮮人卻覺得，他們穿著漢族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對滿清帝國的漢族人就有—種居高臨下的感覺。好像的確如此，在他們麵前，似乎很多漢族士人有一種自慚形穢，這使被迫朝貢的他們，在心理上很得到補償。乾隆四十二年(1777)，一個朝鮮使者就記載說，“每與渠輩(中國人)語，問其衣服之製，則漢人輒赧然有慚色”，為什麽?因為“問我人服色，或雲此是中華之製”。朝鮮人覺得，清帝國的風俗已經不再是“華夏”，因為本來是儒家發明並很自以為正宗的禮儀，在中國的保存卻反不如朝鮮純粹，而正統儒家禮儀的破壞，讓他們有了一種不認同大清的心理。在看透了清帝國的這些風氣之後，從一開始就視滿清為蠻夷的朝鮮使者，就更存了對清國的輕蔑之心。
“旁觀者清”好像是一個普遍現象。當漢人可能還在“當局者迷”，沉湎在乾嘉盛世的時候，朝鮮人已經發現了中華帝國的幹瘡百孔，“今天下中華製度，獨存於我國”，朝鮮人再也不承認文化中華在清帝國了。
五、重編曆史：辱及聖上與祖先
不止是在衣服上，也不止是在音樂上，日本人對清帝國的敵意和鄙夷，在一些看似不經意的傳聞和消息中，不斷地流露出來。
就像小孩子以侮辱對方長輩．當作戰勝的象征一樣，日本人也想象出了一些很傷人的話題刺激漂來的中國人。一個叫野田希一的人，在與得泰船的劉聖孚聊天時，就明知故問：“貴邦太祖出何州?”以為可以蒙混的劉聖孚，便半遮半掩地回答：“出於江南。”但深知內情的野田立即戳穿，說：“吾聞貴邦太祖，起於長白山下，不知此山在江南何州?”這活很厲害，如果皇帝不是出自傳統的華夏地區，而是出自關外，那麽，怎麽可以說清國延續中華文化血脈?劉聖孚—時不知如何回答，所以，在一旁的船主楊啟堂便隻好給劉聖孚解圍，說：“先生博識，於吾邦書無不通。而今刻問及，故聖早言然耳。此故在他人秘之，獨與我公說何妨。中夏為外狄驅逐，故去發四邊，亦自天運循環之道。”誰知道，“天運循環之道”這種已經退讓三舍的話，也招來野田的一通教譏“天運循環，盛則衰，衰則盛，天下盛久矣，焉知無如皇覺寺僧出而長四邊之發哉?”
隻好忍氣吞聲，但是設想到，接下來野田又說出一個更驚人的傳聞“我邦越前人，前年漂到**奴兒幹地方，觀門戶神畫源判官義經像雲雲，世或稱貴邦太祖為源判官後，不知貴邦有傳之者乎?”這是什麽意思呢?原來，德川曾自稱“源氏”，是新田義貞的子孫，新田氏是清和源氏的—支，而清和源氏是九世紀中葉清和天皇之子，如果清太租是源氏之後，那麽算起來，清代皇帝應當是日本貴族的分支後裔。
辱及聖上，而且公然表達我是你祖宗的意思，這在漢族中國人，本來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可是一敗再敗，氣勢已餒之下，同時在場的一個漢族人朱柳橋也無可奈何，隻好勉強承認說：“以前觀日本書，我朝太子先世姓源，係日本人，今忘其書名。我邦或傳以康熙帝自言雲，均不知其信。”如果真的是康熙自己說的，連皇帝也成了日本人：對這種不可證實的傳聞，日本人相當得意。因為，在日本人的心門中，漢唐中華已經消失，中國與四夷的位置已經顛倒。他們雖然承認中國是大同，日本是小國，但是，當他麵對漢族中國人的時候，又專門強調“有土之德，不國之大小，眾叛則地削，桀紂是也，民和則天下一，湯武是也。敝國邃古神功皇後征三韓，光燭海外，至今千萬歲，一姓連綿，生民仰之，可不謂至治哉?此聊敝同之榮也”。 作者: 4234642 發布日期: 2005-7-23 六、人在矮簷下：中國船員的無力反駁
日本人的輕蔑與傲慢，讓中國人很不舒服，漂流日本的中國船員雖然落難在異邦，但是，心裏仍然有一種習慣的大國意識，所以，當本田說了這一番為日本張目的話頭之後，一個叫張謨弟的人就很不服，不便直接反駁，就想方設法迂回地反唇相譏。他避開活頭，以長崎風俗為例，說“長崎通事，其[兄]亡過，將嫂收為妾”，意思是爾乃蠻夷，居然弟娶兄嫂。同樣，當—個叫野田的人故意捅清人忌諱處，在被逼無奈下，那個朱柳橋也隻好以攻為守，轉而說“苗俗有跳月之風，任人自力配偶，今日本男婦，亦多野合者，國法不禁”，意思是說，你島夷婚娶不以媒妁之言，國法也不禁野台。這當然有反唇相譏的意思。
畢竟在他人屋簷下，中國人的反擊似乎隻是偶爾一現，倒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識，在劉話中處處顯現，就連山水風光的議論，有時也成了另-種“競爭”。一個日本人詢問漢人說“芙嶽(富士山)秀絕，孰與貴邦天台山?”中國船主楊嗣元就說：“芙山較天台山一色，但天台…能使人上去遊玩。”但是，這個日本人卻顯然把比較當成了比賽，於是，便故意追問“(天台山)二夏戴雪麽?”當楊氏回答沒有雪，因為地氣比較噯的緣故時，他就得意地補充，“(天台)果然不及芙嶽也，若其絕高，假在南海[終](中)[年]戴雪矣”。這種無端自負，頓時使得敏感的楊“默然無語”。
我總覺得，如果說原來處在朝貢體製中心的中國人，還始終沉溺在天下中央的想象中，並沒有特別強烈的國族意識的話，那麽，這個時候的朝鮮人和門本人，國族意識就已經很濃厚了，不僅是在說話中彼此角力，就在互相了解中也一樣相互提防。舉一個例子吧，雖然漂流到日本的中國船員，並不介意日本人借閱中國的曆書；探問中國的知識和政治，但是，當中國船員反過來打聽日本情況的時候，日本人卻相當警惕。楊啟堂向野舊氏借閱日本地圖，他就說，這“是吾邦大禁，不許外人看”，當他們義向野田打聽日本誰懂得天文地理時，他又警惕地說，“天師府中之事，不與外人道，恐泄天機”。
七、“東方”、“中華”：漸行漸遠的中日韓三國
近代以來， 日本人腦子裏麵的世界圖像中，有過“入歐”，有過“興亞”，有過日本、東洋、西洋的三分世界觀，可是，中國人卻習慣了以“中國”與“西方”(中西)或者“東方”與“西方”(東西)進行比較。深究下來，中國這種總是以“西方”’為背景的比較方法，其實和晚清的“中體西用”或者“西體中用”的觀念一脈相承，人們的注意力始終是落在整體的“東方”或者“中國”，以及作為他者的“西方”(歐美)之間，人們動輒想到的就是“東方”與“西方”，倒不太把身邊的朝鮮和日本作為文化對比的背景。
這當然不奇怪，因為中國人從來就習慣了“中國”等於“東方”，中國的他者就是“西方”’，好像這個“東方”的內部，似乎總是具有文化的同一性，而沒有多少文化的差異性似的，即使說到“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和“外”，也主要是討論中華文化“光被四表”．“廣傳四裔”的曆史。
這顯然是不適當的，至少在明清是不適當的。如果我們仔細看明清史，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所謂“東方”，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在文化上已經不是一個“中華”，在政治上已然是一個“國際”，而在經濟上，“朝貢體製”雖然還維持著，但是日本、朝鮮與中國實際上已是“貿易關係”，東方(其實是東亞)各國之間，漸行漸遠，彼此之間原來的文化認同，更已經全盤崩潰。正是這種崩潰，使得各自麵對西方的時候，便有了後來曆史的巨大差異(圖六：幕末時期日本人所繪的世界地圖中，在中央的日本很大)。
如今，歐美學術界也罷，中國學術界也罷，對於歐洲人到中國來的旅行記格外重視。這當然是因為這體現了兩個不同文明的對望與審視，在彼此的差異中可以相互發現並發現自己。這些歐美著作．話題大都集中在“西方”對“東方”的觀察上，所用的資料也人多是涉及“東方”與“西方”的部分，但是，我總在想，這種西方對東方的觀察，畢竟隻是“異”對“異”。
西方與東方，是本來不相識者的迎頭遭遇，所以乍一撞見，常常引發的是詫異、好奇和想象。然而，文化上本來“同”卻漸行漸“異”的東亞諸國之間的互相觀察，與這種東方與西方的彼此對視相當不同。日本、朝鮮和中國，漸漸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漸漸的互不相認，象征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國最興盛的時代，朝鮮到中國來的使者們卻看到了已經小再“中華”了的帝國風景，於是不冉認同這個原來仰視的宗主國；而日本人在對中國漂流商賈的觀察中．也表現出來一些微妙的、發自國族自尊的輕蔑和警惕。一個曾經到過北京、承德和沈陽的朝鮮使者說，這個帝國已經是不折不扣的蠻夷了，我們為什麽還要向他們致敬?他不再去想“中華上國”的昔日風華;一個沒有到過中國的日本文人也說，感謝大風，讓元朝的艦艇和大軍沉在海底，也感謝大海，讓我們和蠻夷的清帝國離開好遠，那個時候，他也沒有去想這隻是“一衣帶水”。
滿清皇帝奉祀日本祖宗的文章
附錄2:《溥儀當兒皇帝的事實不容回避》ZT
所有的大辮子電視劇都刻意回避的一個事實是：滿清末代皇帝溥儀當了“名副其實”的“兒皇帝”，這段事實卻被史學界、文藝界有意回避了。1940年6月22日，溥儀訪日，真正的意圖現在很少人提，原來是迎接 天照大神的“神體”。 據溥儀1954 年供：在日 本 他對著日 本 天皇說“我願意迎接日 本 天照大神到滿洲國奉祀。”之後溥儀參拜伊勢皇太神宮和各地天皇靈寢,，跪拜昭和天皇， 改日 本 紀元2600年。
7月15日回滿洲國 安放“神體”，建廟，祭祀天照大神，帶領文武百官參拜。溥儀規定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日子密密麻麻，大祭、中祭、小祭累累相加一年多達三十次以上，真比親祖宗還親。溥儀不光自己祭祀，還規定所有滿洲國國民都要供奉、祭祀。頒布法令必須恭敬虔誠，誰有違例，嚴加懲處。從此從努爾哈赤到溥儀就有了日 本 祖宗。溥儀把老祖宗的臉都丟盡，在中國曆史上也是最無恥的一幕。
溥儀對祭祀日 本 天照大神特發詔書：
國本奠定詔書 ：
朕茲為敬立
建國神廟，以奠國本於悠久，張國綱於無疆，詔爾眾庶曰：我 國自建國以來，邦基益固，邦運益興，烝烝日躋隆治。仰厥 淵源，念斯丕績，莫不皆賴 天照大神之種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訪
日 本 皇室，誠煙致謝，感戴彌重，詔爾眾庶，訓以一德一心之 義，其旨深矣。今茲東渡，恭祝紀元二千六百年慶典，親拜 皇大神宮，回鑾之吉，敬立 建國神廟，奉祀 天照大神，盡厥崇敬，以身禱國民福祉，式為永典，令朕子孫 萬世祗承，有孚無窮。庶幾國本奠於惟神之道，國綱張於忠 孝之教。仁愛所安，協和所化，四海清明，篤保神麻。爾眾 庶其克體朕意，培本振綱，力行弗懈，自強勿息。欽此！
“建國十年詔”
我國自肇興以來，曆茲十載，仰賴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國本奠於惟神之道，政教明於四海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萬世維尊。 奉天承運之作，垂統無窮。 明明之鑒如親， 穆穆之愛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勵精自懋，弗敢豫逸。 爾有司眾庶，亦成以朕心為心，忠誠任事，勤勉治業，上下相
和，萬方相協。自創業以至今日，始終一貫，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勵其所誌，獻身大東亞聖戰，奉翼親 邦之天業，以盡報本之至誠，努力國本之培養，振張神人合 一之綱紀，以奉答建國之明命。欽此！
“明明之鑒如親， 穆穆之愛如子。”：
溥儀1954年供認：梅津美治郎命吉岡直告我：給日本天皇書是“親書”，所謂親邦“日本是父親，滿洲國是兒子，所以當稱日本為親邦”。所以在建國十年詔裏表達了這層意思。
溥儀之所為代表了滿族皇室整體的精神選擇，是整個滿族上層的選擇，畢竟沒有任何滿族上層人士反對，棄暗投明。這隻能證明其集體叛國。 溥儀認祖宗是清河源氏,以天照大神為國教,認祖歸宗，視日 本 先祖為滿洲先祖,修建國神廟,尤其是這第一份國本奠定詔書\'尤其說明問題,建國十年詔已經是明白無誤的認日 本 人當祖宗了,當然了閻崇年之類的都是看不見的,滿遺的道理就是隻要對自己威脅到自己觸及到曆史痛楚的,那就是極端狹隘民族主義,反之就是民族團結,這兩封詔書是國詔,曆史祖宗建國綱領政策都已經很清楚了。
現在戴逸、閻崇年等人一味吹捧什麽滿清興起的“四大精神”，這一套日 本 人早就說了：“滿洲國建國精神即日 本 精 神！”。現在看得明明白白了，所謂“滿遺”本質上是一群 日 本 狗子。
秘史；1931年，滿人出賣了吉林！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
我的前半生
一 不靜的“靜園”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從日租界官島街的張園，遷到協昌裏的“靜園”。這是租
的安福係政客陸宗輿的房子，原名“乾園”，我給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層用意的。
北伐後，國民黨的勢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軍閥紛紛垮台，被我寄托過
希望的東三省，宣布“易幟”。張園上下因此一度感到一片悲觀失望。一部分遺老
門客作鳥獸散了，和我廝守著的近臣們，除了鄭孝胥和羅振玉等人之外，幾乎再沒
有別人談論什麽複辟。像陳寶琛這樣的人，從前嘴邊上掛著的“天與人歸”、“臥
薪嚐膽”的話，也不說了。人們惟一考慮的問題，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將會怎
樣對待我這個末代皇帝。我自己陷入了深沉的憂慮之中。但是，這種情形並沒有繼
續多久。我們很快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來，打著青天白日旗的人又彼此廝殺起來，
今天甲乙聯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從前並沒有什麽兩樣。蔣介石所
達到的“統一”，越看越不像那麽回事，蔣介石腳底下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
的那麽穩固。張園有了絕路逢生之感，不免漸漸重溫舊夢，覺得“定於一”的大業，
似乎仍然非我莫屬。不但遺老和門客們後來恢複了這個論調，就連每周“進講”時
局的日本參謀們，也不避諱這種觀點。我把新居取名“靜園”的意思，並非是求清
靜，而是要在這裏“靜觀變化，靜待時機。”
靜園裏日日望著，月月盼著。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真盼來了消息。
“九一八”事變前的兩個月，在日本東京“學習院”讀書的溥傑正待回國度假，
忽然接到鹿兒島來的一封信。鹿兒島駐軍某聯隊的吉岡安直大隊長，曾經是天津日
軍司令部的參謀，常到張園來講說時局，與溥傑也認識，這時他向溥傑發出邀請，
請溥傑到鹿兒島做幾天客，然後再回國。溥傑應邀到了鹿兒島，受到了吉岡少佐夫
婦的殷勤招待。到了告別的時候，吉岡單獨對溥傑神秘而鄭重地說：“你到了天津，
可以告訴令兄：現在張學良鬧的很不像話，滿洲在最近也許就要發生點什麽事情。……
請宣統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沒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傑到了天津，把這個消息
告訴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華族水野勝邦子爵前來訪問，在鄭孝胥和溥傑的陪
侍下，我接見了他。在這次平常的禮貌的會見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禮物：
一把日本扇子，上麵題著一聯詩句：“天莫空勾踐，時非無範蠡”。
原來溥傑回國之前，水野子爵親自找過他，接洽送扇子的事，因此，溥傑明白
了這兩句詩的來曆，並且立即寫信報告了我。這是發生在日本南北朝內亂中的故事。
受控製於鐮倉幕府的後醍醐天皇，發動倒幕失敗，被幕府捕獲，流放隱歧。流放中，
有個武士把這兩句詩刻在櫻樹幹上，暗示給他。後來，這位日本“勾踐”果然在一
群“範蠡”的輔佐下，推翻了幕府，回到了京都。以後即開始了“建武中興”。水
野說的故事到此為止，至於後醍醐天皇回京都不過三年，又被新的武士首領足利尊
氏趕了出來，他就沒再說。當然，那時我也不會有心思研究日本曆史。重要的是，
這是來自日本人的暗示。那時正當“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東北局勢日益緊張，
我的“重登大寶”的美夢已連做了幾天晚上。這時來了這樣的暗示——無論它是出
於單純的私人關懷，還是出於某方的授意——對我說來，事實上都是起著行動信號
的作用。
“九一八”前後那幾天的靜園動態，鄭孝胥日記裏留下了一些記載：
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詣行在。召見，商派劉驤業、鄭垂往大
連。……
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詣行在。召見，谘詢出行事宜。
丁醜初八日（九月十九日）。日本《日日新聞》送來號外傳單雲：夜
三時二十三分奉天電雲：中日交戰。召見劉驤業、鄭垂，命劉驤業先赴大
連。作字。遇韜庵（陳寶琛），談預料戰事恐複成日俄之戰。午原（劉驤
業）來，求作書二紙，遺滿鐵總裁內田及日軍司令本莊。大七（鄭垂）往
行日領館。雲：昨日軍已占奉天，華軍自退，長春亦有戰事。……
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詣行在。進講。報言日軍據沈陽，同時
據長春、營口、安東、遼陽。東三省民報送致十八號，報中毫無知覺。……
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詣行在。進講。蔣介石返南京，對日
本抗議，張學良令奉軍勿抵抗。……佟揖先（濟煦）來，自言欲赴奉天，
謀複辟事。餘曰：若得軍人商人百餘人倡議，脫離張氏，以三省、內蒙為
獨立國，而向日本上請願書，此及時應為之事也。……
我從一聽見事變的消息時起，每分鍾都在想到東北去，但我知道不經日本人的
同意是辦不到的。鄭孝胥對我說，沈陽情況還不明朗，不必太著忙，日本人遲早會
來請皇上，最好先和各方麵聯絡一下。因此我決定派劉驤業，去找日本人在東北的
最高統治者內田和本莊。另叫我的管家頭目佟濟煦，去東北看看遺老們那邊的情形。
這時商衍瀛也想去找那些有過來往的東北將領。這些辦理“及時應為之事”的人走
後，過了不久，鄭孝胥的話應驗了，關東軍派人找我來了。
九月三十日下午，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通譯官吉田忠太郎來到靜園，說司令
官香椎浩平中將請我到司令部談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訴我不要帶隨從，單獨前往。
我懷著喜事臨門的預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營，香椎正立在他的住宅門外等著我。
我進了他的客廳，在這裏我看見了兩個人恭恭敬敬地站著，一個是長袍馬褂的羅振
玉，另一個是穿西服的陌生人，從他鞠躬姿勢上就可以看出是個日本人。香椎介紹
說，他是關東軍參謀板垣大住派來朝見我的，名叫上角利一。介紹了之後，香椎就
出去了。
屋子裏隻剩下我們三個人。羅振玉恭恭敬敬地給我請過安，拿出一個大信封給
我。這是我的遠支宗室，東北保安副總司令張作相的參謀長熙洽寫來的。張作相是
兼職的吉林省主席，因為到錦州奔父喪，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職權，乘機下令開
城迎接日軍，因此，他的日本士官學校時代的老師多門師團長的軍隊，不費一槍一
彈，就占領了吉林。他在信裏說，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機會，今天終於來到了，請我
匆失時機，立即到“祖宗發祥地”主持大計，還說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據有
滿洲，再圖關內，隻要我一回到沈陽，吉林即首先宣布複辟。
漸行漸遠—清代中葉朝鮮、日本與中國的陌生感
（日本、朝鮮和中國，漸漸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象征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
一、傲慢的漂流者
二、鄙夷的目光：夷狄與胡服
三、朝鮮人看中國
四、大明衣冠對胡服辨發的自負
五、重編曆史：辱及聖上與祖先
六、人在矮簷下：中國船員的無力反駁
七、“東方”、“中華”：漸行漸遠的中日韓三國
就在清帝國看似最興盛的時代，朝鮮到中國的使者們卻看到了已經不再“中華”的帝國風景，於是不再認同這個原來仰視的宗主國；而日本人在對中國漂流商賈的觀察中，也表現出來一些微妙的、發自國族自尊的輕蔑和警惕……
一、傲慢的漂流者
日本千葉縣安房郡千倉町。
這一年是日本的安永九年，中國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的最後一天，海上漂來一艘商船，船上是七十八個筋疲力盡的中國人。那個時候，日本正是鎖國時期，通常外來的船隻能在指定的長崎停泊，可是這一隻大船，顯然是遇到風浪，無奈之下漂到了這裏。從留下來的日本文件中知道，這艘船名為元順號，船主叫沈敬瞻，是姑蘇人，四十二歲，副船主叫方西園，是新安人，四十五歲。船上一共裝了白砂糖二十六萬兩千五百斤、冰砂糖五十桶一萬二千五百斤、各種藥材，像甘草七萬五千七百三十斤、山歸來五萬五千八百斤。有點兒奇怪的是，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這艘開往日本的船上也載了鴉片三百五十斤，而且還裝載了現在動物保護組織特別痛心疾首的東西，犀角兩箱二百二十七斤、象牙若幹枝，以及虎皮十張。
船果然進了水，因為觸礁的緣故。糖化了很多，冰糖也隻剩下了十分之一，讓船主痛心的是船上裝載來準備販賣大價錢的書畫之類，更是損壞大半，好在性命保全下來了。很久沒有見到外人的日本當地人，對這些落難船員還算寬容，雖然按規定不能讓外國人四處亂走，但畢竟還是劃出了一片地方，讓他們在海邊自由行動。不過，日久生厭的水手們在海灘拾蝦、吹拉彈唱，到處閑逛，一直到了官廳前麵，“橫行於廳前而傲然不敬，吏卒嗬而不退”，日本役人多少有些不悅，便要求船主沈敬瞻嚴加管束，一個叫做兒玉的役員甚至斥責“爾等不察，屢犯我禁厲，亂我清規，不獨不從我令，又隨對悍我吏人，何其無禮也”，口氣很嚴厲。
二、鄙夷的目光：夷狄與胡服
不斷有中國船到長崎，也不斷有一些遇見風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個地方遭遇多了，客人和主人之間，常常會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不過，並不全是中國人的錯，當時日本人，多少有一些歧視中國人。
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據說是滿清入主中國，讓日本人覺得野蠻在中國已經戰勝了文明，尤其是滿清的中國人，都脫下了原來的漢族衣服，剃掉了受之父母的頭發，編上了蠻人的辮子，這一點就讓日本人覺得很鄙夷。仿佛老話說的“哪壺不開提哪壺”，他們明明知道中國漢族人對這種服色改易也很在意，他們偏偏就要在衣服上麵做文章，挑開已經漸漸平複的舊時傷疤。現在還留下不少當年日本人好奇的繪畫，繪畫中的清國人都是“辮發胡服”，與史書記載中的華夏衣冠和他們想象中的中華人物，已經有了很大差異，於是，他們特別仔細地詢問，並且用畫筆把他們的形象畫下來，不僅是獵奇，也借了這種外觀的描述，表達一種文化上的輕蔑。一個叫做伊東龜年的人，就對清國船員們的髡頭辮發和上衣下裳很不以為然，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讀書人雖然對曆史上的中華文化有欽慕之意，但是對現實清國的存在卻相當蔑視。據學者說，清朝的出現，喚起了日本人對當年元寇的回憶，所以打心眼裏對滿清有一種敵意，因此在記載了服色之後，他不忘記添上一句: “大清太祖皇帝自韃靼統一華夏，帝中國而製胡服，蓋是矣。”他們說，中國已經榮光失盡，因為滿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禮文冠裳之風悉就掃蕩，辮發腥膻之俗已極淪溺。則彼土之風俗尚實之不可問也”
日本人的邏輯很有趣，一方麵他們覺得中國衣冠已經成了野蠻胡服，滿心地瞧不起，一方麵要證明自己衣冠是文明傳統，卻又還得證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華漢服。因為隻有證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華正宗，才能證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國。所以，他們不斷在漂流人那裏尋找自我證明。一個叫做關齡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東坡巾，告訴中國人說，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禮經為正。近世以來，或從司馬溫公、朱文公之說，乃是此物”。而且故意問中國人說，你們那裏一定也有這樣的衣服吧？中國船員仔細看過後，隻好尷尬地承認，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朝衣冠俱以改製。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見於演戲列朝服飾耳”。
不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來，音樂也一樣有正、閏之分。他們追問中國船員，你們聽過朝廷的樂曲嗎？好麵子的船員回答說，“細樂即唐時樂曲，但孔子祭即古樂”。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們覺得，既然中國現在被滿清統治，而滿清就是蠻夷，蠻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漢文化，音樂也一定是胡人樂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問，清朝的廟堂音樂究竟與古先王之樂有什麽差異？盡管漢族船員一直堅持說“此刻祭祀與文王一般”，並引朱熹作證，說朱熹是宋朝大儒，四書的注釋都是他寫的，清國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樂曲也一定是文王之樂。但是，這個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卻反唇相譏地說：“不待足下之教。四書集注，不佞初讀之，疑禮學非孔子之意。已而廣涉諸家，未嚐知有謂古之樂猶存焉者矣。蓋貴邦今上，由賁（墳）典以新製清樂邪？”盡管中國船員仍然堅持“今清亦讀孔孟之書，達周公之禮，新製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還是直截了當地說：“貴幫之俗，剃頭發，衣冠異古，此何得謂周公之禮？而新製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徑庭，如何？”
在這種看上去義正辭嚴的話麵前，中國船員隻好以退為進，勉強遮掩應答說：“仆粗以見識，自幼出外為商，其詩書禮樂無識矣，恕罪恕罪。”
三、朝鮮人看中國
也是清代中葉。
中國船員不斷東去，經海路到日本做生意的時候，很多朝鮮文人從陸路來華，他們經沈陽，入山海關，到北京來朝覲。一團團的使者中，不乏觀察敏銳的文化人，他們留下的旅行記，記錄了當時朝鮮人對中國的觀感。說起來，旅行或者漂流，常常不僅是空間的移動，也是曆史的遷徙和文化經驗的變化。人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常常會有異樣的感覺和異樣的經驗，人在異國的旅遊感觀，反過來，會成為他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通過“別國”來定位“我國”，就像找鏡子來反照自身。
清代乾隆到嘉慶年間，表麵上看是“盛世”，實際上就像《紅樓夢》裏說的那樣，已經是大廈之將傾的時候了，可中國人對於外麵的世界，大多還沉湎在兩千年來以自我為中心的想象裏。但是這個時候，朝鮮人對中國的感覺卻不同了，盡管明朝覆亡已經百年以上，不知怎的，朝鮮人仍然對明帝國很依戀，在清國巨大壓力的無奈之下，他們對朝覲胡人皇帝充滿了怨氣。私下裏，他們把清帝國叫做“夷虜”，把清皇帝叫做“胡皇”。就在乾隆年間，一個叫做金鍾厚的人，就給曾經出使清帝國的朋友洪大容寫信，說明朝以後已經沒有“中華”了。在他們心目中，中華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華文明並不在清國，那麽，我“寧甘為東夷之賤，而不願為彼之貴也
這個時候的朝鮮人，早就不把清帝國當作“中華”了。所以，他們對漢族中國人那麽容易就歸順了滿清，感到很不理解。乾隆年間，出使北京的一個使者洪大容坦率地告訴兩個打聽朝鮮曆史的中國人嚴誠和潘庭筠說：“我國於前明實有再造直恩，兄輩曾知之否？”當不明曆史的兩人再問時，他說：“萬曆年間，倭賊大入東國，八道糜爛，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費天下之財，七年然後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樂利皆神皇之賜也。且末年流賊之變，未必不如此，故我國以為由我而亡，沒世哀慕，至於今不已。”這種在清帝國治下的人看來是狂悖的話，在朝鮮使者嘴中說出，讓兩個漢族文人默默無言。
朝鮮人從心底裏覺得，他們到清帝國來，不是來朝覲天子，而隻是到燕都來出差罷了。所以，清代使者們的旅行記，名稱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一直到乾隆、嘉慶年間，雖然離開大明的覆亡已經百餘年，但朝鮮關於“大明”的曆史記憶卻依然如此清晰，而對“大清”，確始終沒有一點好感。 作者: 4234642 發布日期: 2005-7-23 四、大明衣冠對胡服辨發的自負
古代中國講曆史的巨變，常常提出個改正朔，一個易服色。改正朔就是紀年紀月用了新朝的曆法，用新曆仿佛天地就變了顏色；易服色就是脫了舊時的衣服，也就等於卸甲易幟，自動承認了新朝的合法。
至今朝鮮人的固執，仍然讓人印象深刻。固執當然有些冥頑不化，一條路走到黑的意思，但固執有時也是堅守自家的傳統，不那麽隨波逐流的基礎。那個時候，朝鮮人對於自己仍然堅持書寫明朝的年號，穿著明朝衣冠，特別感到自豪，也對清帝國的漢族人改易服色，順從了蠻夷衣冠相當蔑視。“大抵元氏雖入帝中國，天下猶未剃發，今則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隨意改易，皇明古製日遠而日亡，將不得複見”。
其實，最初漢族中國人對於這種順從或者說得徹底一些的“投降”，也一樣感到屈辱。順治十三年(1656)，一個朝鮮使團到山海關，路上看到“市肆行人見使行服著，有感於漢朝衣冠，至有垂淚者”，在北京正式朝見後，也發覺“華人見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但是到了清代中葉，時間流逝，這種屈辱感覺已經很淡了，滿族的服裝穿得也習慣了，辮發也都成廠家常便飯，所以乍一看到朝鮮使節穿的明代衣冠，反倒有些好奇。可是，朝鮮人卻覺得，他們穿著漢族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對滿清帝國的漢族人就有—種居高臨下的感覺。好像的確如此，在他們麵前，似乎很多漢族士人有一種自慚形穢，這使被迫朝貢的他們，在心理上很得到補償。乾隆四十二年(1777)，一個朝鮮使者就記載說，“每與渠輩(中國人)語，問其衣服之製，則漢人輒赧然有慚色”，為什麽?因為“問我人服色，或雲此是中華之製”。朝鮮人覺得，清帝國的風俗已經不再是“華夏”，因為本來是儒家發明並很自以為正宗的禮儀，在中國的保存卻反不如朝鮮純粹，而正統儒家禮儀的破壞，讓他們有了一種不認同大清的心理。在看透了清帝國的這些風氣之後，從一開始就視滿清為蠻夷的朝鮮使者，就更存了對清國的輕蔑之心。
“旁觀者清”好像是一個普遍現象。當漢人可能還在“當局者迷”，沉湎在乾嘉盛世的時候，朝鮮人已經發現了中華帝國的幹瘡百孔，“今天下中華製度，獨存於我國”，朝鮮人再也不承認文化中華在清帝國了。
五、重編曆史：辱及聖上與祖先
不止是在衣服上，也不止是在音樂上，日本人對清帝國的敵意和鄙夷，在一些看似不經意的傳聞和消息中，不斷地流露出來。
就像小孩子以侮辱對方長輩．當作戰勝的象征一樣，日本人也想象出了一些很傷人的話題刺激漂來的中國人。一個叫野田希一的人，在與得泰船的劉聖孚聊天時，就明知故問：“貴邦太祖出何州?”以為可以蒙混的劉聖孚，便半遮半掩地回答：“出於江南。”但深知內情的野田立即戳穿，說：“吾聞貴邦太祖，起於長白山下，不知此山在江南何州?”這活很厲害，如果皇帝不是出自傳統的華夏地區，而是出自關外，那麽，怎麽可以說清國延續中華文化血脈?劉聖孚—時不知如何回答，所以，在一旁的船主楊啟堂便隻好給劉聖孚解圍，說：“先生博識，於吾邦書無不通。而今刻問及，故聖早言然耳。此故在他人秘之，獨與我公說何妨。中夏為外狄驅逐，故去發四邊，亦自天運循環之道。”誰知道，“天運循環之道”這種已經退讓三舍的話，也招來野田的一通教譏“天運循環，盛則衰，衰則盛，天下盛久矣，焉知無如皇覺寺僧出而長四邊之發哉?”
隻好忍氣吞聲，但是設想到，接下來野田又說出一個更驚人的傳聞“我邦越前人，前年漂到**奴兒幹地方，觀門戶神畫源判官義經像雲雲，世或稱貴邦太祖為源判官後，不知貴邦有傳之者乎?”這是什麽意思呢?原來，德川曾自稱“源氏”，是新田義貞的子孫，新田氏是清和源氏的—支，而清和源氏是九世紀中葉清和天皇之子，如果清太租是源氏之後，那麽算起來，清代皇帝應當是日本貴族的分支後裔。
辱及聖上，而且公然表達我是你祖宗的意思，這在漢族中國人，本來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可是一敗再敗，氣勢已餒之下，同時在場的一個漢族人朱柳橋也無可奈何，隻好勉強承認說：“以前觀日本書，我朝太子先世姓源，係日本人，今忘其書名。我邦或傳以康熙帝自言雲，均不知其信。”如果真的是康熙自己說的，連皇帝也成了日本人：對這種不可證實的傳聞，日本人相當得意。因為，在日本人的心門中，漢唐中華已經消失，中國與四夷的位置已經顛倒。他們雖然承認中國是大同，日本是小國，但是，當他麵對漢族中國人的時候，又專門強調“有土之德，不國之大小，眾叛則地削，桀紂是也，民和則天下一，湯武是也。敝國邃古神功皇後征三韓，光燭海外，至今千萬歲，一姓連綿，生民仰之，可不謂至治哉?此聊敝同之榮也”。 作者: 4234642 發布日期: 2005-7-23 六、人在矮簷下：中國船員的無力反駁
日本人的輕蔑與傲慢，讓中國人很不舒服，漂流日本的中國船員雖然落難在異邦，但是，心裏仍然有一種習慣的大國意識，所以，當本田說了這一番為日本張目的話頭之後，一個叫張謨弟的人就很不服，不便直接反駁，就想方設法迂回地反唇相譏。他避開活頭，以長崎風俗為例，說“長崎通事，其[兄]亡過，將嫂收為妾”，意思是爾乃蠻夷，居然弟娶兄嫂。同樣，當—個叫野田的人故意捅清人忌諱處，在被逼無奈下，那個朱柳橋也隻好以攻為守，轉而說“苗俗有跳月之風，任人自力配偶，今日本男婦，亦多野合者，國法不禁”，意思是說，你島夷婚娶不以媒妁之言，國法也不禁野台。這當然有反唇相譏的意思。
畢竟在他人屋簷下，中國人的反擊似乎隻是偶爾一現，倒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識，在劉話中處處顯現，就連山水風光的議論，有時也成了另-種“競爭”。一個日本人詢問漢人說“芙嶽(富士山)秀絕，孰與貴邦天台山?”中國船主楊嗣元就說：“芙山較天台山一色，但天台…能使人上去遊玩。”但是，這個日本人卻顯然把比較當成了比賽，於是，便故意追問“(天台山)二夏戴雪麽?”當楊氏回答沒有雪，因為地氣比較噯的緣故時，他就得意地補充，“(天台)果然不及芙嶽也，若其絕高，假在南海[終](中)[年]戴雪矣”。這種無端自負，頓時使得敏感的楊“默然無語”。
我總覺得，如果說原來處在朝貢體製中心的中國人，還始終沉溺在天下中央的想象中，並沒有特別強烈的國族意識的話，那麽，這個時候的朝鮮人和門本人，國族意識就已經很濃厚了，不僅是在說話中彼此角力，就在互相了解中也一樣相互提防。舉一個例子吧，雖然漂流到日本的中國船員，並不介意日本人借閱中國的曆書；探問中國的知識和政治，但是，當中國船員反過來打聽日本情況的時候，日本人卻相當警惕。楊啟堂向野舊氏借閱日本地圖，他就說，這“是吾邦大禁，不許外人看”，當他們義向野田打聽日本誰懂得天文地理時，他又警惕地說，“天師府中之事，不與外人道，恐泄天機”。
七、“東方”、“中華”：漸行漸遠的中日韓三國
近代以來， 日本人腦子裏麵的世界圖像中，有過“入歐”，有過“興亞”，有過日本、東洋、西洋的三分世界觀，可是，中國人卻習慣了以“中國”與“西方”(中西)或者“東方”與“西方”(東西)進行比較。深究下來，中國這種總是以“西方”’為背景的比較方法，其實和晚清的“中體西用”或者“西體中用”的觀念一脈相承，人們的注意力始終是落在整體的“東方”或者“中國”，以及作為他者的“西方”(歐美)之間，人們動輒想到的就是“東方”與“西方”，倒不太把身邊的朝鮮和日本作為文化對比的背景。
這當然不奇怪，因為中國人從來就習慣了“中國”等於“東方”，中國的他者就是“西方”’，好像這個“東方”的內部，似乎總是具有文化的同一性，而沒有多少文化的差異性似的，即使說到“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和“外”，也主要是討論中華文化“光被四表”．“廣傳四裔”的曆史。
這顯然是不適當的，至少在明清是不適當的。如果我們仔細看明清史，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所謂“東方”，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在文化上已經不是一個“中華”，在政治上已然是一個“國際”，而在經濟上，“朝貢體製”雖然還維持著，但是日本、朝鮮與中國實際上已是“貿易關係”，東方(其實是東亞)各國之間，漸行漸遠，彼此之間原來的文化認同，更已經全盤崩潰。正是這種崩潰，使得各自麵對西方的時候，便有了後來曆史的巨大差異(圖六：幕末時期日本人所繪的世界地圖中，在中央的日本很大)。
如今，歐美學術界也罷，中國學術界也罷，對於歐洲人到中國來的旅行記格外重視。這當然是因為這體現了兩個不同文明的對望與審視，在彼此的差異中可以相互發現並發現自己。這些歐美著作．話題大都集中在“西方”對“東方”的觀察上，所用的資料也人多是涉及“東方”與“西方”的部分，但是，我總在想，這種西方對東方的觀察，畢竟隻是“異”對“異”。
西方與東方，是本來不相識者的迎頭遭遇，所以乍一撞見，常常引發的是詫異、好奇和想象。然而，文化上本來“同”卻漸行漸“異”的東亞諸國之間的互相觀察，與這種東方與西方的彼此對視相當不同。日本、朝鮮和中國，漸漸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漸漸的互不相認，象征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國最興盛的時代，朝鮮到中國來的使者們卻看到了已經小再“中華”了的帝國風景，於是不冉認同這個原來仰視的宗主國；而日本人在對中國漂流商賈的觀察中．也表現出來一些微妙的、發自國族自尊的輕蔑和警惕。一個曾經到過北京、承德和沈陽的朝鮮使者說，這個帝國已經是不折不扣的蠻夷了，我們為什麽還要向他們致敬?他不再去想“中華上國”的昔日風華;一個沒有到過中國的日本文人也說，感謝大風，讓元朝的艦艇和大軍沉在海底，也感謝大海，讓我們和蠻夷的清帝國離開好遠，那個時候，他也沒有去想這隻是“一衣帶水”。
滿清皇帝奉祀日本祖宗的文章
附錄2:《溥儀當兒皇帝的事實不容回避》ZT
所有的大辮子電視劇都刻意回避的一個事實是：滿清末代皇帝溥儀當了“名副其實”的“兒皇帝”，這段事實卻被史學界、文藝界有意回避了。1940年6月22日，溥儀訪日，真正的意圖現在很少人提，原來是迎接 天照大神的“神體”。 據溥儀1954 年供：在日 本 他對著日 本 天皇說“我願意迎接日 本 天照大神到滿洲國奉祀。”之後溥儀參拜伊勢皇太神宮和各地天皇靈寢,，跪拜昭和天皇， 改日 本 紀元2600年。
7月15日回滿洲國 安放“神體”，建廟，祭祀天照大神，帶領文武百官參拜。溥儀規定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日子密密麻麻，大祭、中祭、小祭累累相加一年多達三十次以上，真比親祖宗還親。溥儀不光自己祭祀，還規定所有滿洲國國民都要供奉、祭祀。頒布法令必須恭敬虔誠，誰有違例，嚴加懲處。從此從努爾哈赤到溥儀就有了日 本 祖宗。溥儀把老祖宗的臉都丟盡，在中國曆史上也是最無恥的一幕。
溥儀對祭祀日 本 天照大神特發詔書：
國本奠定詔書 ：
朕茲為敬立
建國神廟，以奠國本於悠久，張國綱於無疆，詔爾眾庶曰：我 國自建國以來，邦基益固，邦運益興，烝烝日躋隆治。仰厥 淵源，念斯丕績，莫不皆賴 天照大神之種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訪
日 本 皇室，誠煙致謝，感戴彌重，詔爾眾庶，訓以一德一心之 義，其旨深矣。今茲東渡，恭祝紀元二千六百年慶典，親拜 皇大神宮，回鑾之吉，敬立 建國神廟，奉祀 天照大神，盡厥崇敬，以身禱國民福祉，式為永典，令朕子孫 萬世祗承，有孚無窮。庶幾國本奠於惟神之道，國綱張於忠 孝之教。仁愛所安，協和所化，四海清明，篤保神麻。爾眾 庶其克體朕意，培本振綱，力行弗懈，自強勿息。欽此！
“建國十年詔”
我國自肇興以來，曆茲十載，仰賴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國本奠於惟神之道，政教明於四海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萬世維尊。 奉天承運之作，垂統無窮。 明明之鑒如親， 穆穆之愛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勵精自懋，弗敢豫逸。 爾有司眾庶，亦成以朕心為心，忠誠任事，勤勉治業，上下相
和，萬方相協。自創業以至今日，始終一貫，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勵其所誌，獻身大東亞聖戰，奉翼親 邦之天業，以盡報本之至誠，努力國本之培養，振張神人合 一之綱紀，以奉答建國之明命。欽此！
“明明之鑒如親， 穆穆之愛如子。”：
溥儀1954年供認：梅津美治郎命吉岡直告我：給日本天皇書是“親書”，所謂親邦“日本是父親，滿洲國是兒子，所以當稱日本為親邦”。所以在建國十年詔裏表達了這層意思。
溥儀之所為代表了滿族皇室整體的精神選擇，是整個滿族上層的選擇，畢竟沒有任何滿族上層人士反對，棄暗投明。這隻能證明其集體叛國。 溥儀認祖宗是清河源氏,以天照大神為國教,認祖歸宗，視日 本 先祖為滿洲先祖,修建國神廟,尤其是這第一份國本奠定詔書\'尤其說明問題,建國十年詔已經是明白無誤的認日 本 人當祖宗了,當然了閻崇年之類的都是看不見的,滿遺的道理就是隻要對自己威脅到自己觸及到曆史痛楚的,那就是極端狹隘民族主義,反之就是民族團結,這兩封詔書是國詔,曆史祖宗建國綱領政策都已經很清楚了。
現在戴逸、閻崇年等人一味吹捧什麽滿清興起的“四大精神”，這一套日 本 人早就說了：“滿洲國建國精神即日 本 精 神！”。現在看得明明白白了，所謂“滿遺”本質上是一群 日 本 狗子。
秘史；1931年，滿人出賣了吉林！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
我的前半生
一 不靜的“靜園”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從日租界官島街的張園，遷到協昌裏的“靜園”。這是租
的安福係政客陸宗輿的房子，原名“乾園”，我給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層用意的。
北伐後，國民黨的勢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軍閥紛紛垮台，被我寄托過
希望的東三省，宣布“易幟”。張園上下因此一度感到一片悲觀失望。一部分遺老
門客作鳥獸散了，和我廝守著的近臣們，除了鄭孝胥和羅振玉等人之外，幾乎再沒
有別人談論什麽複辟。像陳寶琛這樣的人，從前嘴邊上掛著的“天與人歸”、“臥
薪嚐膽”的話，也不說了。人們惟一考慮的問題，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將會怎
樣對待我這個末代皇帝。我自己陷入了深沉的憂慮之中。但是，這種情形並沒有繼
續多久。我們很快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來，打著青天白日旗的人又彼此廝殺起來，
今天甲乙聯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從前並沒有什麽兩樣。蔣介石所
達到的“統一”，越看越不像那麽回事，蔣介石腳底下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
的那麽穩固。張園有了絕路逢生之感，不免漸漸重溫舊夢，覺得“定於一”的大業，
似乎仍然非我莫屬。不但遺老和門客們後來恢複了這個論調，就連每周“進講”時
局的日本參謀們，也不避諱這種觀點。我把新居取名“靜園”的意思，並非是求清
靜，而是要在這裏“靜觀變化，靜待時機。”
靜園裏日日望著，月月盼著。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真盼來了消息。
“九一八”事變前的兩個月，在日本東京“學習院”讀書的溥傑正待回國度假，
忽然接到鹿兒島來的一封信。鹿兒島駐軍某聯隊的吉岡安直大隊長，曾經是天津日
軍司令部的參謀，常到張園來講說時局，與溥傑也認識，這時他向溥傑發出邀請，
請溥傑到鹿兒島做幾天客，然後再回國。溥傑應邀到了鹿兒島，受到了吉岡少佐夫
婦的殷勤招待。到了告別的時候，吉岡單獨對溥傑神秘而鄭重地說：“你到了天津，
可以告訴令兄：現在張學良鬧的很不像話，滿洲在最近也許就要發生點什麽事情。……
請宣統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沒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傑到了天津，把這個消息
告訴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華族水野勝邦子爵前來訪問，在鄭孝胥和溥傑的陪
侍下，我接見了他。在這次平常的禮貌的會見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禮物：
一把日本扇子，上麵題著一聯詩句：“天莫空勾踐，時非無範蠡”。
原來溥傑回國之前，水野子爵親自找過他，接洽送扇子的事，因此，溥傑明白
了這兩句詩的來曆，並且立即寫信報告了我。這是發生在日本南北朝內亂中的故事。
受控製於鐮倉幕府的後醍醐天皇，發動倒幕失敗，被幕府捕獲，流放隱歧。流放中，
有個武士把這兩句詩刻在櫻樹幹上，暗示給他。後來，這位日本“勾踐”果然在一
群“範蠡”的輔佐下，推翻了幕府，回到了京都。以後即開始了“建武中興”。水
野說的故事到此為止，至於後醍醐天皇回京都不過三年，又被新的武士首領足利尊
氏趕了出來，他就沒再說。當然，那時我也不會有心思研究日本曆史。重要的是，
這是來自日本人的暗示。那時正當“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東北局勢日益緊張，
我的“重登大寶”的美夢已連做了幾天晚上。這時來了這樣的暗示——無論它是出
於單純的私人關懷，還是出於某方的授意——對我說來，事實上都是起著行動信號
的作用。
“九一八”前後那幾天的靜園動態，鄭孝胥日記裏留下了一些記載：
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詣行在。召見，商派劉驤業、鄭垂往大
連。……
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詣行在。召見，谘詢出行事宜。
丁醜初八日（九月十九日）。日本《日日新聞》送來號外傳單雲：夜
三時二十三分奉天電雲：中日交戰。召見劉驤業、鄭垂，命劉驤業先赴大
連。作字。遇韜庵（陳寶琛），談預料戰事恐複成日俄之戰。午原（劉驤
業）來，求作書二紙，遺滿鐵總裁內田及日軍司令本莊。大七（鄭垂）往
行日領館。雲：昨日軍已占奉天，華軍自退，長春亦有戰事。……
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詣行在。進講。報言日軍據沈陽，同時
據長春、營口、安東、遼陽。東三省民報送致十八號，報中毫無知覺。……
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詣行在。進講。蔣介石返南京，對日
本抗議，張學良令奉軍勿抵抗。……佟揖先（濟煦）來，自言欲赴奉天，
謀複辟事。餘曰：若得軍人商人百餘人倡議，脫離張氏，以三省、內蒙為
獨立國，而向日本上請願書，此及時應為之事也。……
我從一聽見事變的消息時起，每分鍾都在想到東北去，但我知道不經日本人的
同意是辦不到的。鄭孝胥對我說，沈陽情況還不明朗，不必太著忙，日本人遲早會
來請皇上，最好先和各方麵聯絡一下。因此我決定派劉驤業，去找日本人在東北的
最高統治者內田和本莊。另叫我的管家頭目佟濟煦，去東北看看遺老們那邊的情形。
這時商衍瀛也想去找那些有過來往的東北將領。這些辦理“及時應為之事”的人走
後，過了不久，鄭孝胥的話應驗了，關東軍派人找我來了。
九月三十日下午，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通譯官吉田忠太郎來到靜園，說司令
官香椎浩平中將請我到司令部談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訴我不要帶隨從，單獨前往。
我懷著喜事臨門的預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營，香椎正立在他的住宅門外等著我。
我進了他的客廳，在這裏我看見了兩個人恭恭敬敬地站著，一個是長袍馬褂的羅振
玉，另一個是穿西服的陌生人，從他鞠躬姿勢上就可以看出是個日本人。香椎介紹
說，他是關東軍參謀板垣大住派來朝見我的，名叫上角利一。介紹了之後，香椎就
出去了。
屋子裏隻剩下我們三個人。羅振玉恭恭敬敬地給我請過安，拿出一個大信封給
我。這是我的遠支宗室，東北保安副總司令張作相的參謀長熙洽寫來的。張作相是
兼職的吉林省主席，因為到錦州奔父喪，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職權，乘機下令開
城迎接日軍，因此，他的日本士官學校時代的老師多門師團長的軍隊，不費一槍一
彈，就占領了吉林。他在信裏說，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機會，今天終於來到了，請我
匆失時機，立即到“祖宗發祥地”主持大計，還說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據有
滿洲，再圖關內，隻要我一回到沈陽，吉林即首先宣布複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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