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因忠明抗清而就義沈陽的朝鮮“三學士”事件

[轉帖]因忠明抗清而就義沈陽的朝鮮“三學士”事件

後金天聰十年（明崇禎九年）四月十一日（公元1636年5月15日），後金汗皇太極於沈陽稱帝，改國號為大清，改元崇德。事先，遣使通報朝鮮國王，要其斷絕與明朝的友好關係，並參與擁戴者的行列，被朝鮮斷然拒絕，從而導致了一場戰爭及動人心魄的“三學士”事件。

該年二月，皇太極派出由後金大臣率領並有蒙古上層首領人物參加，以數百人組成的龐大使團前往朝鮮。該使團攜帶兩份以滿洲八和碩貝勒、十七固山大臣和蒙古四十九貝勒名義的致朝鮮國王書。書中通報說，現眾大臣已會同集議，共舉大汗稱皇帝，王應“親來稱賀”，“勸進尊號”。並應立即背棄“曆數將盡”的明朝，以轉事“滿洲國皇帝”，“推戴之誠，諒王素有同心也”。當朝鮮君臣得悉皇太極準備稱帝及使團所攜二書中要求朝鮮背棄明朝而向後金稱臣的內容後，舉國憤慨。國王朝會群臣時，大臣們紛紛譴責這一舉動，他們慷慨陳詞，指出朝鮮同明朝的傳統友好關係，是“列聖相承，事大一心，恪且勤矣”，不可改變。而後金此舉實為“竊偽號”的不義行為，“於天朝（指明朝）有新犯叛逆之罪”，必須嚴加拒絕。甚至提出斬來使以上奏明廷。國王於是下令：拒見來使、拒受來書。後金使者忿然徒勞而返。

皇太極對使團被拒十分惱怒，遂於稱帝後，便親自出馬致書朝鮮國王，嚴責其不通權達變，乃強加其罪名是“聽書生之言，敗和好之誼，以起兵端”。並威逼其就範說：“若自知悔罪，當送子弟為質”。不然，將“舉大兵以臨爾境”，仍然被朝鮮拒絕。皇太極乃於當年十二月，親自率領八旗兵征伐朝鮮。朝鮮雖然舉國奮起，各路出擊抵抗，然終不敵攻勢凶猛的八旗軍，而節節潰敗。次年正月，朝鮮被迫同清簽訂屈辱和約，並向清交出主張堅決忠明抗清的三位文臣：司憲府掌令洪翼漢、弘文館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三人，世稱三學士。

三學士先後落入敵手後，凜然不屈，拒絕了清人的誘降。當清兵撤回時，乃被挾至沈陽。他們麵對清人的一再威脅利誘毫無所動，不論在囚所裏還是在清廷之上，麵對勸降者、皇太極及眾大臣，侃侃而言，義正詞嚴地指斥清叛逆明朝、征伐朝鮮之非禮悖義，表示了寧死不屈的堅定態度。清廷招降失敗，乃以“倡議袒明，敗盟構兵”的罪名，於三月初五日及四月十九日先後將其殺害。學士喋血沈陽，多少年來一直震撼著人們的心靈，留給人們許多啟示。

三學士之就義，表現了崇高的愛國主義和偉大的獻身精神。他們麵對強敵，為捍衛國家主權、民族尊嚴，沒有絲毫軟弱與奴顏婢膝，堅決與之鬥爭。他們在國家危難之際，當國王被侵略者所逼仍不願交出所謂“首謀敗盟之臣”，即忠明抗清的愛國者，極力請求矜恕，而清人堅持不許，處於危險的僵局之時。他們主動承擔責任，挺身而出，為國赴難。其於生死關頭，毫無懼色。洪翼漢說：此去“雖萬被誅戮，實為甘心。血一釁鼓，魂去飛天，歸遊故國，快哉快哉！”尹集說：“當此之時，苟有利於國家，縱萬死而無惜。”吳達濟說：“臣為國就死，少無所恨。”

三學士之就義，更使人們看到了堅持正義，為理想而獻身的崇高精神。當年在朝鮮君臣的反清思想中，其核心是捍衛與明朝早已形成的特殊友好關係，即崇明、擁明的“事大”思想。這是由他們衷心認可並堅奉不移的義理，即所謂春秋大義所決定的。他們堅持尊王攘夷，嚴明夷夏之防。他們認為明朝是天朝大國，是獨一無二的天下共主，自“墮地之初，隻聞有大明天子”，必須全力維護，尊周事大即是真理，是“窮天地亙古今之大義”。所以，他們“以不背中朝（謂中央王朝，指明朝）為第一義”，以“臣事中朝”為“禮之當然”，這是舉國共識。於是認準真理，即堅決捍衛，生死以之，無怨無悔。三學士正是為堅持真理、捍衛大義而死，表現了一個民族不可侮的崇高風範。

三學士之就義，反映了曆史上朝鮮民族崇尚禮義、尊重曆史、不忘人德的偉大品格。朝鮮之所以堅決拒絕清廷背叛明朝轉而向其稱臣之要求，堅持忠明原則，既有傳統理性之認識，亦是從現實政治生活出發的正確選擇，具有深厚的曆史背景。明朝雖為朝鮮宗主之國，但從未以大欺小，以強淩弱，而是一貫尊重朝鮮，實行薄來厚往之政策。朝鮮對此感受極深。其國王仁祖大王在複皇太極書中，曾一再說明這一情況，“中朝之於我國至尊也。然且待以殊禮，辭命之間未嚐加以慢詞峻責。我國貢獻至薄，而中朝賜賚極厚，此乃遼沈人所明知”。正因如此，朝鮮以“三百年血誠事大，受恩深重”，而感念不忘。尤當壬辰倭亂時，即日本豐臣秀吉統兵侵略朝鮮時，明朝應朝鮮之請發兵，傾全國之力援朝逐倭，苦戰七年，終獲全勝。明朝盡管付出了重大犧牲，然而事後，不僅不向朝鮮提出任何補償之要求，且應朝鮮之請留下相當多的人員與物資，任朝鮮支配，幫助朝鮮重建。對此，朝鮮舉國上下更是感戴不盡。仁祖大王在複皇太極書中明確說：朝鮮“世受皇明厚恩，名分素定。曾在壬辰之難，小邦朝夕且亡，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拯救生靈於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銘鏤心骨。寧獲過於大國（指清），不忍負皇明。此無他，其樹恩厚而感人深也。”這是尊重曆史，不忘人德的崇高真情的由衷剖白。三學士不可動搖的忠明事大信念並為之獻身，正是這種民族品質的完美體現。

三學士事件充分反映了曆史上中朝友誼的牢不可破。明朝與朝鮮的深厚友誼可謂親密無間，水乳交融。同仇敵愾的壬辰抗倭之役，更加深了這種關係。此役明朝為朝鮮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然而事後卻不要任何回報，不居功，無德色；而朝鮮君臣則銘記於心無限感戴，達到真誠友誼的極致。雙方為維護這種友誼關係（當然這是以“字小”與“事大”形式體現出來的），都竭盡全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三學士正是為捍衛中國與朝鮮之友誼而獻身的。他們的主要行動是忠明抗清。因為明朝是中國統一的中央王朝，是正統中國的代表。清政權則是脫明鬧獨立，或者說是叛明的地方割據勢力，在當時來說這是破壞中國統一而僻處一隅必須予以取締的非法武裝集團。所以抗清正是捍衛與熱愛中國，中朝的曆史友誼是用鮮血凝成的。

當然，我們討論的是三百多年前發生過的事情，三學士畢竟是特定曆史環境中的曆史人物，他們的思想與行動不可避免地具有時代與曆史的局限性。而尊周事大、崇明忠明之思想，正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弊端與偏頗，產生了沉重的教訓，是一種曆史的積澱。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當年以三學士為代表的朝鮮堅持這種思想，無可指責，它反映了該民族堂堂正正的精神風貌。我們必須以曆史的態度客觀具體地去分析、去看待這一問題，以得出正確的曆史結論和有益於今天的曆史經驗與教訓。而不能無視客觀曆史的存在，超越時空，用今天的標尺去苛求古人、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