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影響中共曆史的九個蘇共來華代表最後下落
1.維金斯基：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第一位代表，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給予了很大的幫助，但在大革命時期支持陳獨秀的右傾主義，大革命失敗後返回蘇聯，從此脫離共產國際。但在日軍侵略中國時候，先後發表多篇文章，聲援中國抗日。之後長期從事寫作，撰寫了幾百篇學術論文和政治文章，對研究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1953年在莫斯科病逝，終年60歲。
2. 馬林：（Hendricus Jonannes FranciscusMarieSneevliet,1883—1942）荷蘭國籍，中國共產黨史中不可缺少的人物，1920年8月列寧任命他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1921年7月23日馬林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12月23日，馬林在中共黨員張太雷陪同下到桂林，並三次會見孫中山，向孫中山提出了許多新的建議，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23年返回蘇聯，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1924年因為矛盾而辭職回到荷蘭，在荷共中任職，1927年因同情共產國際的托洛茨基派而退出荷共，1929年組建托派組織社會革命黨，但拒絕參加托洛茨基派組織的第四國際，1940年德軍入侵荷蘭，馬林積極從事反抗鬥爭，不久被捕，1942年被殺。
3. 越飛：（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俄國克裏米亞人，1922年7月26日任蘇聯政府派駐北京政府代表，1923年1月26日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孫文越飛宣言》，成為孫中山確定聯俄政策的重要文件，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1923年返回蘇聯，不久被卷入共產國際和聯共黨內鬥爭，牽涉托派案而遭受迫害，1927年11月16日莫斯科自殺。
4.加倫：蘇共駐華首席軍事顧問，協助孫中山主持軍務，改組國民革命軍，指定北伐計劃，指揮北伐戰鬥，其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小露鋒芒。回蘇聯後，擔任蘇共最後蘇維埃代表，蘇聯紅軍高級指揮等職，1929年中東路事件後，指揮特別遠東軍大敗張學良。1935年授予元帥軍銜，1938年指揮哈桑湖戰役，打敗日軍。（如果長征前派他而不是李德，紅軍的命運當會好的多）1938年11月肅反運動中年僅48歲的年輕元帥被秘密槍決，1966年平反。
5.羅易：印度國籍，共產國際代表，曾擅自將共產國際的指示文件送給汪精衛，致使汪找到公開反共的借口。1927年被召回蘇聯，斯大林拒絕召見，在中共六大和共產國際六大上受到嚴厲批評，羅易不承認錯誤，反而發表文章反擊，1929年被共產國際開除後，大肆公開發表攻擊共產國際的文章，1954年死於寓所。
6. 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1884—1951）白俄羅斯人，黃埔軍校曆史上不可或缺的大人物，1923-1927年蘇共派華代表擔任國民政府高等顧問，參與推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黃埔軍校，爭取蘇援，組織北伐都起到重要作用，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臨終前，曾以英語口述，鮑羅廷記錄《致蘇俄遺書》。但對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采取默認的態度，1927年4月蔣介石進行反共清黨後﹐對鮑羅廷等發出通緝。同年10月他經蒙古回蘇聯後即被軟禁，中共六大嚴厲批評鮑羅廷對大革命失敗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共產國際成立特別委員會對其進行審查，1931年經美國作家斯特朗的要求，斯大林特赦，擔任《莫斯科新聞》的主編，塔斯社代理負責人﹑1949年2月因斯特朗“間諜案”受株連在莫斯科被捕，1951年5月19日死於伊爾庫茨克的一個勞動營中，1964年平反昭雪。
7.羅米那茲：共產國際代表，曾對中共八七會議的召開起到重要作用，在會議上作了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但他支持瞿秋白的左傾政策，回國後在共產國際六大上受到嚴厲批評，被遠放到高加索從事經濟工作，後因反對斯大林的經濟政策被撤職，1934年在寓所自殺，死後被永遠開除黨籍。
8.米夫：大名鼎鼎，28個布爾什維克的支持者和王明上台的幕後策劃者，回到蘇聯後仍然操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8年肅反運動中被秘密槍決，1976年平反。
9.李德：(OnoBraun)中國的化名李德、華夫，德國慕尼黑人。共產國際代表，臭名昭著的拙劣的軍事指揮者，曾經在蘇聯紅軍當過騎兵師的參謀長，後被送到莫斯科陸軍大學進修，由於學習成績優異，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擔任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1933年10月經上海被秘密護送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紅軍軍事委員會和參謀部顧問。當時任臨時中央書記的博古，把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李德，由他一人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極不準確，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在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都是按李德短促突擊、兩個拳頭作戰、禦敵於國門之外、建立正規軍打陣地戰這一套錯誤路線進行的。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李德列席了會議，在受到會議批判後，被取消了他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撤銷了軍事顧問的職務。從此，李德離開了中央機關，隨紅軍一軍團長征到陝北，在那裏幫助訓練過騎兵，後任延安軍事學院教授。1939年夏，李德離開延安經蘭州回到蘇聯，隨後被派到出版社工作：1949年返回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在馬克思列寧研究所工作，把蘇聯的一些政治和文學著作翻譯成德文。一度擔任過東德的文聯主席，作家協會第一書記。發表大量文章從事反華活動，後出版回憶錄對自己在中國的錯誤進行辯解並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攻擊，1974年病逝於德國
1.維金斯基：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第一位代表，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給予了很大的幫助，但在大革命時期支持陳獨秀的右傾主義，大革命失敗後返回蘇聯，從此脫離共產國際。但在日軍侵略中國時候，先後發表多篇文章，聲援中國抗日。之後長期從事寫作，撰寫了幾百篇學術論文和政治文章，對研究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1953年在莫斯科病逝，終年60歲。
2. 馬林：（Hendricus Jonannes FranciscusMarieSneevliet,1883—1942）荷蘭國籍，中國共產黨史中不可缺少的人物，1920年8月列寧任命他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1921年7月23日馬林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12月23日，馬林在中共黨員張太雷陪同下到桂林，並三次會見孫中山，向孫中山提出了許多新的建議，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23年返回蘇聯，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1924年因為矛盾而辭職回到荷蘭，在荷共中任職，1927年因同情共產國際的托洛茨基派而退出荷共，1929年組建托派組織社會革命黨，但拒絕參加托洛茨基派組織的第四國際，1940年德軍入侵荷蘭，馬林積極從事反抗鬥爭，不久被捕，1942年被殺。
3. 越飛：（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俄國克裏米亞人，1922年7月26日任蘇聯政府派駐北京政府代表，1923年1月26日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孫文越飛宣言》，成為孫中山確定聯俄政策的重要文件，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1923年返回蘇聯，不久被卷入共產國際和聯共黨內鬥爭，牽涉托派案而遭受迫害，1927年11月16日莫斯科自殺。
4.加倫：蘇共駐華首席軍事顧問，協助孫中山主持軍務，改組國民革命軍，指定北伐計劃，指揮北伐戰鬥，其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小露鋒芒。回蘇聯後，擔任蘇共最後蘇維埃代表，蘇聯紅軍高級指揮等職，1929年中東路事件後，指揮特別遠東軍大敗張學良。1935年授予元帥軍銜，1938年指揮哈桑湖戰役，打敗日軍。（如果長征前派他而不是李德，紅軍的命運當會好的多）1938年11月肅反運動中年僅48歲的年輕元帥被秘密槍決，1966年平反。
5.羅易：印度國籍，共產國際代表，曾擅自將共產國際的指示文件送給汪精衛，致使汪找到公開反共的借口。1927年被召回蘇聯，斯大林拒絕召見，在中共六大和共產國際六大上受到嚴厲批評，羅易不承認錯誤，反而發表文章反擊，1929年被共產國際開除後，大肆公開發表攻擊共產國際的文章，1954年死於寓所。
6. 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1884—1951）白俄羅斯人，黃埔軍校曆史上不可或缺的大人物，1923-1927年蘇共派華代表擔任國民政府高等顧問，參與推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黃埔軍校，爭取蘇援，組織北伐都起到重要作用，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臨終前，曾以英語口述，鮑羅廷記錄《致蘇俄遺書》。但對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采取默認的態度，1927年4月蔣介石進行反共清黨後﹐對鮑羅廷等發出通緝。同年10月他經蒙古回蘇聯後即被軟禁，中共六大嚴厲批評鮑羅廷對大革命失敗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共產國際成立特別委員會對其進行審查，1931年經美國作家斯特朗的要求，斯大林特赦，擔任《莫斯科新聞》的主編，塔斯社代理負責人﹑1949年2月因斯特朗“間諜案”受株連在莫斯科被捕，1951年5月19日死於伊爾庫茨克的一個勞動營中，1964年平反昭雪。
7.羅米那茲：共產國際代表，曾對中共八七會議的召開起到重要作用，在會議上作了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但他支持瞿秋白的左傾政策，回國後在共產國際六大上受到嚴厲批評，被遠放到高加索從事經濟工作，後因反對斯大林的經濟政策被撤職，1934年在寓所自殺，死後被永遠開除黨籍。
8.米夫：大名鼎鼎，28個布爾什維克的支持者和王明上台的幕後策劃者，回到蘇聯後仍然操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8年肅反運動中被秘密槍決，1976年平反。
9.李德：(OnoBraun)中國的化名李德、華夫，德國慕尼黑人。共產國際代表，臭名昭著的拙劣的軍事指揮者，曾經在蘇聯紅軍當過騎兵師的參謀長，後被送到莫斯科陸軍大學進修，由於學習成績優異，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擔任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1933年10月經上海被秘密護送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紅軍軍事委員會和參謀部顧問。當時任臨時中央書記的博古，把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李德，由他一人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極不準確，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在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都是按李德短促突擊、兩個拳頭作戰、禦敵於國門之外、建立正規軍打陣地戰這一套錯誤路線進行的。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李德列席了會議，在受到會議批判後，被取消了他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撤銷了軍事顧問的職務。從此，李德離開了中央機關，隨紅軍一軍團長征到陝北，在那裏幫助訓練過騎兵，後任延安軍事學院教授。1939年夏，李德離開延安經蘭州回到蘇聯，隨後被派到出版社工作：1949年返回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在馬克思列寧研究所工作，把蘇聯的一些政治和文學著作翻譯成德文。一度擔任過東德的文聯主席，作家協會第一書記。發表大量文章從事反華活動，後出版回憶錄對自己在中國的錯誤進行辯解並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攻擊，1974年病逝於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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