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俄國解密檔案：莫斯科是中朝方麵的真正決策者
沈誌華
在關於朝鮮戰爭的俄國解密檔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與北京和平壤之間的往來電報。從這些檔案中可以看出，從戰爭的戰略部署到具體的戰役和戰術安排，從談判的原則和方針到爭辯的技巧和方法，何時該打，何時該停，何時該進，何時該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並聽從莫斯科的意見。當中朝之間或前線指揮官與後方決策人之間發生意見分歧和矛盾時，也是由莫斯科出麵做出仲裁的。總之，雖說毛澤東的主張在抗美援朝決策中起著明顯的導向作用，但是對一切重大問題的最終決定，還是由斯大林及其繼承人做出的。
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後進行了兩次非常成功的運動戰，取得了顯著戰果，不僅占領了平壤，而且把戰線推進到三八線附近。這時，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線以南發動第三次戰役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意見。作為前線總指揮，彭德懷認為，經過兩個戰役後，部隊疲憊不堪，病員增加，急需休整補充。後勤供應沒有保證，大部分部隊還沒有冬裝，彈藥和糧食也接濟不上。而且，越向前進此種情況就越會增加。因此，彭德懷在1950年12月8日電報中提出，如對敵人“不能給以殲滅性打擊”，即使能夠越過三八線或取得漢城也不宜這樣做，擬在三八線以北數十裏停止進軍，第二年春天再戰。聶榮臻接到彭德懷的電報後，也認為部隊經兩個多月連續作戰，非常疲勞，物資裝備損耗也大，亟需休整補充。況且在第一線兵力上，中國軍隊也不占絕對優勢。因此，向毛澤東建議推遲兩個月發動下一次戰役。
然而，莫斯科從政治上考慮，表示了不能停止軍事行動，而要“趁熱打鐵”的傾向性意見。12月5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會見了中國大使王稼祥，當王稼祥探詢蘇聯方麵對於在目前條件下美國人是否會就朝鮮問題同中國和蘇聯舉行談判的看法時，葛羅米柯回答，現在美國方麵還沒有和平解決朝鮮局勢的建議。接著，王稼祥問起：“從政治角度看，中國軍隊在成功地繼續進攻的情況下，是否應該越過三八線。”葛羅米柯回答：“鑒於當前朝鮮的形勢，提出‘趁熱打鐵’這句古老的諺語是十分恰當的。”盡管葛羅米柯事先聲明發表的隻是個人看法，但了解蘇聯政治製度和外交決策程序的人不難想到，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同一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並通過了給蘇聯駐華大使的電報，表示蘇聯不希望中國代表出現在聯合國的講壇上。電報要求羅申立即向周恩來通報：據維辛斯基報告，美國人即將提出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幹涉朝鮮”的問題交聯合國大會討論。蘇聯代表團將反對把這一問題列入議事日程。然而，如果此問題被列入議程，蘇聯政府必須知道中國政府的意見。電報強調：“如果周恩來詢問蘇聯政府對此問題持何觀點，您應回答說，這一次和安理會討論麥克阿瑟的報告時一樣，蘇聯政府認為，中國代表不出席聯大討論這一問題更為恰當。”
盡管中國在停戰問題上已經有所考慮，但與蘇聯政策保持一致是必須的。12月7日淩晨3時，周恩來緊急召見羅申說：近來，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和印度、英國、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向中國代表伍修權探詢中國的停戰條件。為了掌握主動，並表現出積極性，中國政府打算提出自己的條件。周恩來以書麵方式遞交了中國政府擬定的五項條件，即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軍隊撤出台灣海峽和台灣島；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聯合國並從聯合國逐出蔣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國外長會議準備對日和約。周恩來表示，“在有關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的現有條件送達伍修權之前，中國政府想同蘇聯政府商量，並請蘇聯政府就這一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中國政府希望當天就得到答複。
蘇聯政府立即回電，說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國提出的五項條件，同時強調“我們認為，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可能停止”。但另一方麵，蘇聯又建議中國暫不要提出這些條件，而等美國和聯合國先提出條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國應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具體表述方法。為了與中國協調行動，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決議，並通知在聯合國的代表團：維辛斯基關於停止朝鮮軍事行動的建議是不正確的，在蘇聯代表團的方案中應加上兩條，即中國五項條件中的第1條和第3條。
接到蘇聯電報後，12月8日，周恩來即給中國在聯合國的特別代表伍修權及顧問喬冠華發去電報，指示他們對談判“應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態度”。電報內容與斯大林的說法完全相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不可能同意彭德懷暫時停止進攻的意見。毛澤東命令立即發起第三次戰役，迅速突破三八線。12月13日毛澤東給彭德懷的電報說：“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於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顯然，毛澤東在電報中所說的“政治”，不僅是對英美而言，也考慮到蘇聯和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傾向性意見，正如他在12月29日電報中說的，如果不打這一仗，“整個冬季我軍都在休整，沒有動作，則必引起資本主義各國甚多揣測，民主陣線各國亦必有些不以為然，發生許多議論”。
俄國解密檔案：莫斯科是中朝方麵的真正決策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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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litary.china.com 2005-06-29 16:24:34 沈誌華 【大 中 小】
在關於朝鮮戰爭的俄國解密檔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與北京和平壤之間的往來電報。從這些檔案中可以看出，從戰爭的戰略部署到具體的戰役和戰術安排，從談判的原則和方針到爭辯的技巧和方法，何時該打，何時該停，何時該進，何時該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並聽從莫斯科的意見。當中朝之間或前線指揮官與後方決策人之間發生意見分歧和矛盾時，也是由莫斯科出麵做出仲裁的。總之，雖說毛澤東的主張在抗美援朝決策中起著明顯的導向作用，但是對一切重大問題的最終決定，還是由斯大林及其繼承人做出的。
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後進行了兩次非常成功的運動戰，取得了顯著戰果，不僅占領了平壤，而且把戰線推進到三八線附近。這時，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線以南發動第三次戰役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意見。作為前線總指揮，彭德懷認為，經過兩個戰役後，部隊疲憊不堪，病員增加，急需休整補充。後勤供應沒有保證，大部分部隊還沒有冬裝，彈藥和糧食也接濟不上。而且，越向前進此種情況就越會增加。因此，彭德懷在1950年12月8日電報中提出，如對敵人“不能給以殲滅性打擊”，即使能夠越過三八線或取得漢城也不宜這樣做，擬在三八線以北數十裏停止進軍，第二年春天再戰。聶榮臻接到彭德懷的電報後，也認為部隊經兩個多月連續作戰，非常疲勞，物資裝備損耗也大，亟需休整補充。況且在第一線兵力上，中國軍隊也不占絕對優勢。因此，向毛澤東建議推遲兩個月發動下一次戰役。
然而，莫斯科從政治上考慮，表示了不能停止軍事行動，而要“趁熱打鐵”的傾向性意見。12月5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會見了中國大使王稼祥，當王稼祥探詢蘇聯方麵對於在目前條件下美國人是否會就朝鮮問題同中國和蘇聯舉行談判的看法時，葛羅米柯回答，現在美國方麵還沒有和平解決朝鮮局勢的建議。接著，王稼祥問起：“從政治角度看，中國軍隊在成功地繼續進攻的情況下，是否應該越過三八線。”葛羅米柯回答：“鑒於當前朝鮮的形勢，提出‘趁熱打鐵’這句古老的諺語是十分恰當的。”盡管葛羅米柯事先聲明發表的隻是個人看法，但了解蘇聯政治製度和外交決策程序的人不難想到，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同一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並通過了給蘇聯駐華大使的電報，表示蘇聯不希望中國代表出現在聯合國的講壇上。電報要求羅申立即向周恩來通報：據維辛斯基報告，美國人即將提出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幹涉朝鮮”的問題交聯合國大會討論。蘇聯代表團將反對把這一問題列入議事日程。然而，如果此問題被列入議程，蘇聯政府必須知道中國政府的意見。電報強調：“如果周恩來詢問蘇聯政府對此問題持何觀點，您應回答說，這一次和安理會討論麥克阿瑟的報告時一樣，蘇聯政府認為，中國代表不出席聯大討論這一問題更為恰當。”
盡管中國在停戰問題上已經有所考慮，但與蘇聯政策保持一致是必須的。12月7日淩晨3時，周恩來緊急召見羅申說：近來，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和印度、英國、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向中國代表伍修權探詢中國的停戰條件。為了掌握主動，並表現出積極性，中國政府打算提出自己的條件。周恩來以書麵方式遞交了中國政府擬定的五項條件，即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軍隊撤出台灣海峽和台灣島；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聯合國並從聯合國逐出蔣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國外長會議準備對日和約。周恩來表示，“在有關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的現有條件送達伍修權之前，中國政府想同蘇聯政府商量，並請蘇聯政府就這一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中國政府希望當天就得到答複。
蘇聯政府立即回電，說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國提出的五項條件，同時強調“我們認為，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可能停止”。但另一方麵，蘇聯又建議中國暫不要提出這些條件，而等美國和聯合國先提出條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國應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具體表述方法。為了與中國協調行動，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決議，並通知在聯合國的代表團：維辛斯基關於停止朝鮮軍事行動的建議是不正確的，在蘇聯代表團的方案中應加上兩條，即中國五項條件中的第1條和第3條。
接到蘇聯電報後，12月8日，周恩來即給中國在聯合國的特別代表伍修權及顧問喬冠華發去電報，指示他們對談判“應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態度”。電報內容與斯大林的說法完全相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不可能同意彭德懷暫時停止進攻的意見。毛澤東命令立即發起第三次戰役，迅速突破三八線。12月13日毛澤東給彭德懷的電報說：“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於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顯然，毛澤東在電報中所說的“政治”，不僅是對英美而言，也考慮到蘇聯和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傾向性意見，正如他在12月29日電報中說的，如果不打這一仗，“整個冬季我軍都在休整，沒有動作，則必引起資本主義各國甚多揣測，民主陣線各國亦必有些不以為然，發生許多議論”。
中國拒絕新的停火建議還為敵方的反撲提供了借口，正當中朝部隊進行休整時，聯合國軍立即發動了大規模反攻，中朝聯軍的處境十分危急。彭德懷對敵人的反攻並不感到意外，但敵人由潰退到反攻，行動如此之快，卻出乎他的意料。當時，中朝高級指揮員正在開會，他們對形勢進行分析後，認為中朝聯軍極需休整補充，才可再戰。經與朝方商議，彭德懷於1月27日致電毛澤東說，根據1951年1月11日“聯合國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的決議，“為增加帝國主義內部矛盾，可否播發中、朝兩軍擁護限期停戰，人民軍和誌願軍從烏山、太平裏、丹邱裏線北撤15至30公裏的消息，如同意請由北京播出。”但毛澤東對形勢仍持比較樂觀的看法，他於第二天命令彭德懷停止休整，繼續南進：“我軍必須立即準備發起第四次戰役，其目的是消滅2-3萬美軍和偽軍及占領大田-安東一線以北的地區”。毛澤東還明確指出：“中國和北朝鮮軍隊向北後撤15-30公裏及發布關於讚同暫停軍事行動的公報，這對我們是不利的，因為敵人恰好希望當我軍向北撤至一定距離，以便使他能封鎖漢江時才停止軍事行動。”與此同時，毛澤東將他的答複向斯大林做了報告，並詢問“這樣做從國際形勢的角度來看是否合適”。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澤東的主張，認為“從國際的觀點看，不讓敵人占領仁川和漢城，以使中朝部隊給敵人的進攻部隊以重大打擊，是完全合適的”。
事實證明，毛澤東和斯大林設想的第四次戰役的目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在聯合國軍的強大攻勢下，中朝聯軍不得不向北撤退。彭德懷回國麵見毛澤東，力陳誌願軍的困難處境，終於使毛澤東認識到：“敵人不被大部消滅，是不會退出朝鮮的，而要大部消滅這些敵人，則需要時間。因此，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在此種情況下，我軍擬讓敵人進至三八線南北地區，在我第二番誌願部隊九個軍到齊後，再進行有力的新的戰役”。“總之，在美國堅持繼續作戰，美軍繼續獲得大量補充並準備和我軍作長期消耗戰的形勢下，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毛澤東就此與莫斯科商議，斯大林亦表示讚同。然而，在此後幾個月的戰鬥中，誌願軍雖竭盡全力，付出了巨大犧牲和嚴重損失，也隻是將美軍的進攻製止在三八線附近。
在戰爭進行僵局的情況下，斯大林開始考慮和談的問題了。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於5月初開始與美國方麵接觸，透露了蘇聯有進行和談的意願。5月18日，已經退隱普林斯頓大學的蘇聯問題專家喬治·凱南應召去華盛頓麵見艾奇遜，接受了與蘇聯方麵進行會談的任務。5月31日，凱南以私人名義拜訪了馬立克，提出“美國準備在聯合國或任何一個委員會，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與中國共產黨會麵，討論結束朝鮮戰爭的問題”。6月5日，馬立克在第二次會談時答複凱南：“蘇聯政府希望和平並希望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越早越好。但是，蘇軍既沒有參加在朝鮮的衝突，蘇聯政府認為它不能參加關於停火問題的任何討論”。馬立克隨後說，倘使凱南先生願意聽聽他個人的意見，他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和朝鮮與中國就此事進行接觸。凱南注意到，馬立克在會談時，根本沒有提到更為廣泛的遠東國際事務問題，諸如台灣和對日和約等。顯然，這表明蘇聯已經考慮不以中國提出的條件為前提進行和談了，盡管當時美國國務院對莫斯科的用意還捉摸不透。
與此同時，中國方麵也感到戰爭難以繼續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對中國在朝鮮的戰略也進行了一次全麵回顧。聶榮臻在回憶錄中概括了此次會議的過程和結果：“第五次戰役之後，中央開會研究下一步怎麽辦，會上多數同誌主張我軍宜停在三八線附近，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我當時也是同意這個意見的。我認為，把敵人趕出朝鮮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經達到，停在三八線，也就是恢複戰前狀態，這樣各方麵都好接受。”會議確定了這一方針。毛澤東當然知道這件事需要征得朝鮮和蘇聯的認可。於是，金日成6月3日抵達北京，與毛澤東進行了商議。接著，毛澤東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高崗和金日成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後，於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斯大林也來電表示，“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
然而，中國不久前在極為有利的條件下拒絕了聯合國的停火建議，如今已陷入被動局麵，因而很難主動提出停戰的要求，毛澤東不得不再次求助於斯大林。在6月13日給高崗和金日成的回電中，毛澤東提出了一個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問題：
關於如何提出停戰談判的問題，我們認為現在由我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對朝鮮和對中國都是不適宜的，因為在最近兩個月內，朝鮮軍隊各國誌願軍都在采取守勢。
最好這樣做：
1、等待敵方提出。
2、最好由蘇聯政府根據凱南的聲明向美國政府試探停戰問題。
可以同時進行上述兩種方法，即一方麵由蘇聯政府進行試探，另一方麵，如果敵方提出停戰問題，朝鮮和中國將表示同意。最好請你們交換意見並同菲利波夫同誌共同解決。
3、停戰條件：恢複三八線邊界；從北朝鮮和南朝鮮劃出一條不寬的地帶作為中立區。絕不允許中立區隻從北朝鮮領土中劃出的情況發生。南北朝鮮彼此有所交錯。至於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我們認為，可以不提出這個問題作為條件，因為中國可以援引聯合國實際上已成為侵略工具，所以中國現在不認為進入聯合國的問題有特別意義。
應當考慮一下，是否值得把台灣問題作為條件提出來?為了同他們討價還價，我們認為應當提出這個問題。
在美國堅持台灣問題單獨解決的情況下，我們將做出相應的讓步。
為了和平事業，我們首先解決朝鮮問題。請你們向菲利波夫同誌提出並獲得他的指示。
高崗和金日成立即將毛澤東的電報轉交給斯大林。斯大林決定滿足毛澤東的請求，盡管馬立克此前曾向美國方麵表示蘇聯不能出麵提出和談問題。6月23日，馬立克在聯合國發表廣播演說，提出交戰雙方立即停火的建議。第二天，斯大林就致電毛澤東：“您應當從馬立克的發言中知道，我們關於提出停戰問題的承諾已經兌現”。經6月27日美國駐蘇大使柯克與葛羅米柯會談後，美國確認馬立克的演說代表了蘇聯政府的觀點。6月30日，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通過廣播電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議。7月1日，中朝方麵對李奇微的建議做出了積極的反應。從此，朝鮮戰爭進入了漫長而艱苦的“邊談邊打”的階段。
毛澤東在6月30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承認，“馬立克的講話保證了我們在進行和平談判方麵的主動權”，同時又提出，“如果談判開始，最好您親自領導他們，以免出現不利的局麵”。雖然斯大林沒有“親自領導”中朝方麵進行停戰談判，但從俄國檔案文獻可以看出，在整個談判過程中，莫斯科與北京之間電報頻繁往來，中朝方麵所采取的每項具體措施和確定的每個具體方針，都是經過請示斯大林並得到批準的。
當1952年停戰談判陷入僵局時，中朝之間再次出現分歧：朝鮮方麵表示希望做出讓步，以便迅速達成停戰協定，毛澤東則堅持不能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退讓。這時，又是斯大林出麵支持了毛澤東的意見，並說服金日成繼續邊談邊打的方針。
還在1952年1月底，朝鮮方麵已經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後來，停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拖延下來。7月14日，金日成又向毛澤東提出，應接受美國方麵的條件，以便立即實現停戰。毛澤東在7月15日的電報中，竭力說服金日成，告訴他，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麵前接受其挑撥性和欺騙性的建議，對中朝方麵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誌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加強了自己的實力，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著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把美國的主要力量吸引在東方並不斷蒙受損失，使蘇聯的建設和世界民族革命運動得到發展，“這將意味著延緩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在表示中國將“竭盡全力保證朝鮮人民渡過難關”的同時，也告訴金日成，“如果我們沒有能力解決您的問題，那我們將同您一起去請求菲利波夫幫助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還說，中國的這一建議和方針，“會告訴菲利波夫同誌並征求他的意見”。金日成雖然在7月16日的回電中表示接受中國的意見，但他與蘇聯大使談話時還是堅持：“在開城我們必須堅決力爭盡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並使我們從開城的被動局麵中擺脫出來。”
對此，斯大林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認為中國“在停戰談判中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8月20日斯大林與周恩來進行了會談。當周恩來反應中朝之間在遣返戰俘問題上存在分歧時，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當然，要理解朝鮮人。他們有很大犧牲。但應該向他們講明白，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對中國意見的支持，並不僅僅是出於對毛澤東的勇氣和英雄氣概的欣賞，他很可能還有更加深遠的謀略：把美國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長期吸引和消耗在東亞，對於蘇聯在歐洲與美國的抗衡來說，是有利而無害的。無論如何，在中蘇領導人的莫斯科會談之後，1952年10月8日，朝鮮停戰談判無限期休會了。
出於對戰局發展的估計和政治心理因素的考慮，中國領導人決心把與美國人的戰爭長期進行下去。12月16日，彭德懷在空軍黨委會上指出：朝鮮戰爭明年有可能擴大，我們的方針是一麵打仗，一麵建設。此後，毛澤東也致電斯大林說，“我們認為在以後相當一段時間內（比方說一年之內），朝鮮的軍事行動會更加頻繁”。毛澤東還預計“敵人將有可能在我後方西海岸和東海岸一帶發動登陸作戰”。為此，毛澤東告訴斯大林，中國已開始在國內征新兵，“並打算在明年給人民誌願軍部隊送去25萬補充人員”，還要派海軍部隊赴朝參戰。總之，中國“準備竭盡全力去打贏這場戰爭”。毛澤東的想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於是，1953年2月7日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協商會議上滿懷信心地宣布：“抗美援朝的鬥爭必須繼續加強”。“我們願意立即停戰，剩下的問題待將來去解決。但美帝國主義不願意這樣做，那麽好罷，就打下去，美帝國主義願意打多少年，我們也就準備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願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然而，一個月後，斯大林去世了。蘇聯對朝鮮戰爭的政策立即發生了重大變化，北京不得不服從莫斯科的決定。
斯大林的葬禮剛剛結束，他的繼任者們便開始商討以緩和國際關係為核心的對外政策新方針，這一方針的起點就是解決朝鮮戰爭問題。3月13日，馬立克指示拉祖瓦耶夫呈交聯合國部隊總司令克拉克在三個星期前就朝鮮交戰雙方交換傷病戰俘問題給金日成和彭德懷的信件。3月19日蘇聯部長會議就此做出決議，批準了蘇聯政府給毛澤東和金日成的信，以及給參加聯合國大會的蘇聯代表團的指示。在給中朝領導人的信中，蘇聯政府指出：在朝鮮戰爭的問題上，“如果繼續執行迄今為止推行的路線，如果不對這一路線做一些符合當前政治特點和出自我們三國人民最深遠利益的改變，那是不正確的。”蘇聯新領導人認為，在目前情況下，不能僅僅機械地執行過去一直推行的路線，而應表現出一種主動精神，或者說，利用敵方的主動精神，按照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所有其他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國和朝鮮脫離戰爭的出路。為此，莫斯科做出了具體安排：
1、需請金日成和彭德懷對克拉克將軍2月22日就交換傷病戰俘問題發出的呼籲給予肯定的回答。
2、緊接金日成和彭德懷的答複發表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威代表(最好是周恩來同誌)應在北京發表聲明，著重表明對待交換傷病戰俘建議的積極態度，同時指出積極解決整個戰俘問題，從而保證朝鮮停戰和締結和約的時刻已經來到。
3、與北京發表上述聲明的同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發表政治聲明，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上述聲明的正確性，並表示充分支持。
4、我們認為這樣做也是恰當的，即緊接上述北京聲明和平壤聲明之後，蘇聯外交部表態，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態。
5、配合上述四項措施，蘇聯代表團在紐約聯合國代表大會上應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動，以支持和推進以上新政策方針的實施。
蘇聯部長會議還責成聯合國大會蘇聯代表團與波蘭代表團商議，“對有關防止新的世界大戰威脅的波蘭決議草案，做如下涉及朝鮮問題的修改：刪去原提案中的第6條(關於讓所有的戰俘返回祖國)，代之以下文字：‘6、立即恢複雙邊停戰談判，既著眼於全力就交換傷病戰俘問題達成協議，也著眼於全力就整個戰個俘問題達成協議，從而全力消除妨礙朝鮮戰爭結束的障礙。’”
3月21日晚，蘇聯新領導人一起同趕赴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葬禮的周恩來會談，提出了莫斯科的新方針。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進行了匯報。
朝鮮對於蘇聯的決定表示完全讚同。前往平壤轉達莫斯科指示的庫茲涅佐夫和費德林報告說，金日成認為目前的形勢再拖延下去對朝鮮和中國以及社會主義陣營都不利，與美國人進一步討論遣返戰俘的數字沒有意義。蘇聯的建議是“最明智和正確的”，“必須盡快實現”。至於中國領導人對蘇聯立場的態度，目前尚無曆史文獻可以說明。但從實際行動看，北京還是按照莫斯科的安排發表了致克拉克的複信和周恩來的聲明。4月26日，板門店談判重新開始。
說中國方麵在此時不想將戰爭停止下來，是有根據的。1953年夏季，中國誌願軍在戰場的兵力占絕對優勢，兵強馬壯，糧彈充足，士氣旺盛，前線陣地更加鞏固，反登陸作戰也做好了全麵準備。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給誌願軍總部的指示是：停是談判會場的事，軍隊“隻管打，不管停”，一切按原計劃進行。於是，中朝聯軍在最後談判階段連續發動了三次進攻，共攻擊敵軍目標104處，攻占土地240平方公裏。以至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宣稱：“如果照這樣打下去，再打它兩次、三次、四次，敵人的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事後，毛澤東還向蘇聯大使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從純粹軍事的觀點來看，用一年左右的時間繼續打擊美國人是可行的。當然，毛澤東並沒有打算背離莫斯科製定的總方針。步履維艱的板門店談判終於有了結果，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
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聽從莫斯科的指揮。斯大林已經不在了，朝鮮戰爭也結束了，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從此開始受到中國的挑戰。而在亞洲的冷戰對峙中，中國已經取代蘇聯，站在了社會主義陣營戰車的最前沿。
摘自：《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代序 作者：沈誌華
沈誌華
在關於朝鮮戰爭的俄國解密檔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與北京和平壤之間的往來電報。從這些檔案中可以看出，從戰爭的戰略部署到具體的戰役和戰術安排，從談判的原則和方針到爭辯的技巧和方法，何時該打，何時該停，何時該進，何時該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並聽從莫斯科的意見。當中朝之間或前線指揮官與後方決策人之間發生意見分歧和矛盾時，也是由莫斯科出麵做出仲裁的。總之，雖說毛澤東的主張在抗美援朝決策中起著明顯的導向作用，但是對一切重大問題的最終決定，還是由斯大林及其繼承人做出的。
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後進行了兩次非常成功的運動戰，取得了顯著戰果，不僅占領了平壤，而且把戰線推進到三八線附近。這時，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線以南發動第三次戰役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意見。作為前線總指揮，彭德懷認為，經過兩個戰役後，部隊疲憊不堪，病員增加，急需休整補充。後勤供應沒有保證，大部分部隊還沒有冬裝，彈藥和糧食也接濟不上。而且，越向前進此種情況就越會增加。因此，彭德懷在1950年12月8日電報中提出，如對敵人“不能給以殲滅性打擊”，即使能夠越過三八線或取得漢城也不宜這樣做，擬在三八線以北數十裏停止進軍，第二年春天再戰。聶榮臻接到彭德懷的電報後，也認為部隊經兩個多月連續作戰，非常疲勞，物資裝備損耗也大，亟需休整補充。況且在第一線兵力上，中國軍隊也不占絕對優勢。因此，向毛澤東建議推遲兩個月發動下一次戰役。
然而，莫斯科從政治上考慮，表示了不能停止軍事行動，而要“趁熱打鐵”的傾向性意見。12月5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會見了中國大使王稼祥，當王稼祥探詢蘇聯方麵對於在目前條件下美國人是否會就朝鮮問題同中國和蘇聯舉行談判的看法時，葛羅米柯回答，現在美國方麵還沒有和平解決朝鮮局勢的建議。接著，王稼祥問起：“從政治角度看，中國軍隊在成功地繼續進攻的情況下，是否應該越過三八線。”葛羅米柯回答：“鑒於當前朝鮮的形勢，提出‘趁熱打鐵’這句古老的諺語是十分恰當的。”盡管葛羅米柯事先聲明發表的隻是個人看法，但了解蘇聯政治製度和外交決策程序的人不難想到，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同一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並通過了給蘇聯駐華大使的電報，表示蘇聯不希望中國代表出現在聯合國的講壇上。電報要求羅申立即向周恩來通報：據維辛斯基報告，美國人即將提出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幹涉朝鮮”的問題交聯合國大會討論。蘇聯代表團將反對把這一問題列入議事日程。然而，如果此問題被列入議程，蘇聯政府必須知道中國政府的意見。電報強調：“如果周恩來詢問蘇聯政府對此問題持何觀點，您應回答說，這一次和安理會討論麥克阿瑟的報告時一樣，蘇聯政府認為，中國代表不出席聯大討論這一問題更為恰當。”
盡管中國在停戰問題上已經有所考慮，但與蘇聯政策保持一致是必須的。12月7日淩晨3時，周恩來緊急召見羅申說：近來，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和印度、英國、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向中國代表伍修權探詢中國的停戰條件。為了掌握主動，並表現出積極性，中國政府打算提出自己的條件。周恩來以書麵方式遞交了中國政府擬定的五項條件，即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軍隊撤出台灣海峽和台灣島；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聯合國並從聯合國逐出蔣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國外長會議準備對日和約。周恩來表示，“在有關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的現有條件送達伍修權之前，中國政府想同蘇聯政府商量，並請蘇聯政府就這一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中國政府希望當天就得到答複。
蘇聯政府立即回電，說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國提出的五項條件，同時強調“我們認為，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可能停止”。但另一方麵，蘇聯又建議中國暫不要提出這些條件，而等美國和聯合國先提出條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國應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具體表述方法。為了與中國協調行動，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決議，並通知在聯合國的代表團：維辛斯基關於停止朝鮮軍事行動的建議是不正確的，在蘇聯代表團的方案中應加上兩條，即中國五項條件中的第1條和第3條。
接到蘇聯電報後，12月8日，周恩來即給中國在聯合國的特別代表伍修權及顧問喬冠華發去電報，指示他們對談判“應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態度”。電報內容與斯大林的說法完全相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不可能同意彭德懷暫時停止進攻的意見。毛澤東命令立即發起第三次戰役，迅速突破三八線。12月13日毛澤東給彭德懷的電報說：“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於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顯然，毛澤東在電報中所說的“政治”，不僅是對英美而言，也考慮到蘇聯和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傾向性意見，正如他在12月29日電報中說的，如果不打這一仗，“整個冬季我軍都在休整，沒有動作，則必引起資本主義各國甚多揣測，民主陣線各國亦必有些不以為然，發生許多議論”。
俄國解密檔案：莫斯科是中朝方麵的真正決策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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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litary.china.com 2005-06-29 16:24:34 沈誌華 【大 中 小】
在關於朝鮮戰爭的俄國解密檔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與北京和平壤之間的往來電報。從這些檔案中可以看出，從戰爭的戰略部署到具體的戰役和戰術安排，從談判的原則和方針到爭辯的技巧和方法，何時該打，何時該停，何時該進，何時該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並聽從莫斯科的意見。當中朝之間或前線指揮官與後方決策人之間發生意見分歧和矛盾時，也是由莫斯科出麵做出仲裁的。總之，雖說毛澤東的主張在抗美援朝決策中起著明顯的導向作用，但是對一切重大問題的最終決定，還是由斯大林及其繼承人做出的。
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後進行了兩次非常成功的運動戰，取得了顯著戰果，不僅占領了平壤，而且把戰線推進到三八線附近。這時，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線以南發動第三次戰役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意見。作為前線總指揮，彭德懷認為，經過兩個戰役後，部隊疲憊不堪，病員增加，急需休整補充。後勤供應沒有保證，大部分部隊還沒有冬裝，彈藥和糧食也接濟不上。而且，越向前進此種情況就越會增加。因此，彭德懷在1950年12月8日電報中提出，如對敵人“不能給以殲滅性打擊”，即使能夠越過三八線或取得漢城也不宜這樣做，擬在三八線以北數十裏停止進軍，第二年春天再戰。聶榮臻接到彭德懷的電報後，也認為部隊經兩個多月連續作戰，非常疲勞，物資裝備損耗也大，亟需休整補充。況且在第一線兵力上，中國軍隊也不占絕對優勢。因此，向毛澤東建議推遲兩個月發動下一次戰役。
然而，莫斯科從政治上考慮，表示了不能停止軍事行動，而要“趁熱打鐵”的傾向性意見。12月5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會見了中國大使王稼祥，當王稼祥探詢蘇聯方麵對於在目前條件下美國人是否會就朝鮮問題同中國和蘇聯舉行談判的看法時，葛羅米柯回答，現在美國方麵還沒有和平解決朝鮮局勢的建議。接著，王稼祥問起：“從政治角度看，中國軍隊在成功地繼續進攻的情況下，是否應該越過三八線。”葛羅米柯回答：“鑒於當前朝鮮的形勢，提出‘趁熱打鐵’這句古老的諺語是十分恰當的。”盡管葛羅米柯事先聲明發表的隻是個人看法，但了解蘇聯政治製度和外交決策程序的人不難想到，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同一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並通過了給蘇聯駐華大使的電報，表示蘇聯不希望中國代表出現在聯合國的講壇上。電報要求羅申立即向周恩來通報：據維辛斯基報告，美國人即將提出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幹涉朝鮮”的問題交聯合國大會討論。蘇聯代表團將反對把這一問題列入議事日程。然而，如果此問題被列入議程，蘇聯政府必須知道中國政府的意見。電報強調：“如果周恩來詢問蘇聯政府對此問題持何觀點，您應回答說，這一次和安理會討論麥克阿瑟的報告時一樣，蘇聯政府認為，中國代表不出席聯大討論這一問題更為恰當。”
盡管中國在停戰問題上已經有所考慮，但與蘇聯政策保持一致是必須的。12月7日淩晨3時，周恩來緊急召見羅申說：近來，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和印度、英國、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向中國代表伍修權探詢中國的停戰條件。為了掌握主動，並表現出積極性，中國政府打算提出自己的條件。周恩來以書麵方式遞交了中國政府擬定的五項條件，即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軍隊撤出台灣海峽和台灣島；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聯合國並從聯合國逐出蔣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國外長會議準備對日和約。周恩來表示，“在有關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的現有條件送達伍修權之前，中國政府想同蘇聯政府商量，並請蘇聯政府就這一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中國政府希望當天就得到答複。
蘇聯政府立即回電，說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國提出的五項條件，同時強調“我們認為，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可能停止”。但另一方麵，蘇聯又建議中國暫不要提出這些條件，而等美國和聯合國先提出條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國應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具體表述方法。為了與中國協調行動，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決議，並通知在聯合國的代表團：維辛斯基關於停止朝鮮軍事行動的建議是不正確的，在蘇聯代表團的方案中應加上兩條，即中國五項條件中的第1條和第3條。
接到蘇聯電報後，12月8日，周恩來即給中國在聯合國的特別代表伍修權及顧問喬冠華發去電報，指示他們對談判“應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態度”。電報內容與斯大林的說法完全相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不可能同意彭德懷暫時停止進攻的意見。毛澤東命令立即發起第三次戰役，迅速突破三八線。12月13日毛澤東給彭德懷的電報說：“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於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顯然，毛澤東在電報中所說的“政治”，不僅是對英美而言，也考慮到蘇聯和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傾向性意見，正如他在12月29日電報中說的，如果不打這一仗，“整個冬季我軍都在休整，沒有動作，則必引起資本主義各國甚多揣測，民主陣線各國亦必有些不以為然，發生許多議論”。
中國拒絕新的停火建議還為敵方的反撲提供了借口，正當中朝部隊進行休整時，聯合國軍立即發動了大規模反攻，中朝聯軍的處境十分危急。彭德懷對敵人的反攻並不感到意外，但敵人由潰退到反攻，行動如此之快，卻出乎他的意料。當時，中朝高級指揮員正在開會，他們對形勢進行分析後，認為中朝聯軍極需休整補充，才可再戰。經與朝方商議，彭德懷於1月27日致電毛澤東說，根據1951年1月11日“聯合國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的決議，“為增加帝國主義內部矛盾，可否播發中、朝兩軍擁護限期停戰，人民軍和誌願軍從烏山、太平裏、丹邱裏線北撤15至30公裏的消息，如同意請由北京播出。”但毛澤東對形勢仍持比較樂觀的看法，他於第二天命令彭德懷停止休整，繼續南進：“我軍必須立即準備發起第四次戰役，其目的是消滅2-3萬美軍和偽軍及占領大田-安東一線以北的地區”。毛澤東還明確指出：“中國和北朝鮮軍隊向北後撤15-30公裏及發布關於讚同暫停軍事行動的公報，這對我們是不利的，因為敵人恰好希望當我軍向北撤至一定距離，以便使他能封鎖漢江時才停止軍事行動。”與此同時，毛澤東將他的答複向斯大林做了報告，並詢問“這樣做從國際形勢的角度來看是否合適”。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澤東的主張，認為“從國際的觀點看，不讓敵人占領仁川和漢城，以使中朝部隊給敵人的進攻部隊以重大打擊，是完全合適的”。
事實證明，毛澤東和斯大林設想的第四次戰役的目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在聯合國軍的強大攻勢下，中朝聯軍不得不向北撤退。彭德懷回國麵見毛澤東，力陳誌願軍的困難處境，終於使毛澤東認識到：“敵人不被大部消滅，是不會退出朝鮮的，而要大部消滅這些敵人，則需要時間。因此，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在此種情況下，我軍擬讓敵人進至三八線南北地區，在我第二番誌願部隊九個軍到齊後，再進行有力的新的戰役”。“總之，在美國堅持繼續作戰，美軍繼續獲得大量補充並準備和我軍作長期消耗戰的形勢下，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毛澤東就此與莫斯科商議，斯大林亦表示讚同。然而，在此後幾個月的戰鬥中，誌願軍雖竭盡全力，付出了巨大犧牲和嚴重損失，也隻是將美軍的進攻製止在三八線附近。
在戰爭進行僵局的情況下，斯大林開始考慮和談的問題了。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於5月初開始與美國方麵接觸，透露了蘇聯有進行和談的意願。5月18日，已經退隱普林斯頓大學的蘇聯問題專家喬治·凱南應召去華盛頓麵見艾奇遜，接受了與蘇聯方麵進行會談的任務。5月31日，凱南以私人名義拜訪了馬立克，提出“美國準備在聯合國或任何一個委員會，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與中國共產黨會麵，討論結束朝鮮戰爭的問題”。6月5日，馬立克在第二次會談時答複凱南：“蘇聯政府希望和平並希望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越早越好。但是，蘇軍既沒有參加在朝鮮的衝突，蘇聯政府認為它不能參加關於停火問題的任何討論”。馬立克隨後說，倘使凱南先生願意聽聽他個人的意見，他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和朝鮮與中國就此事進行接觸。凱南注意到，馬立克在會談時，根本沒有提到更為廣泛的遠東國際事務問題，諸如台灣和對日和約等。顯然，這表明蘇聯已經考慮不以中國提出的條件為前提進行和談了，盡管當時美國國務院對莫斯科的用意還捉摸不透。
與此同時，中國方麵也感到戰爭難以繼續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對中國在朝鮮的戰略也進行了一次全麵回顧。聶榮臻在回憶錄中概括了此次會議的過程和結果：“第五次戰役之後，中央開會研究下一步怎麽辦，會上多數同誌主張我軍宜停在三八線附近，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我當時也是同意這個意見的。我認為，把敵人趕出朝鮮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經達到，停在三八線，也就是恢複戰前狀態，這樣各方麵都好接受。”會議確定了這一方針。毛澤東當然知道這件事需要征得朝鮮和蘇聯的認可。於是，金日成6月3日抵達北京，與毛澤東進行了商議。接著，毛澤東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高崗和金日成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後，於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斯大林也來電表示，“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
然而，中國不久前在極為有利的條件下拒絕了聯合國的停火建議，如今已陷入被動局麵，因而很難主動提出停戰的要求，毛澤東不得不再次求助於斯大林。在6月13日給高崗和金日成的回電中，毛澤東提出了一個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問題：
關於如何提出停戰談判的問題，我們認為現在由我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對朝鮮和對中國都是不適宜的，因為在最近兩個月內，朝鮮軍隊各國誌願軍都在采取守勢。
最好這樣做：
1、等待敵方提出。
2、最好由蘇聯政府根據凱南的聲明向美國政府試探停戰問題。
可以同時進行上述兩種方法，即一方麵由蘇聯政府進行試探，另一方麵，如果敵方提出停戰問題，朝鮮和中國將表示同意。最好請你們交換意見並同菲利波夫同誌共同解決。
3、停戰條件：恢複三八線邊界；從北朝鮮和南朝鮮劃出一條不寬的地帶作為中立區。絕不允許中立區隻從北朝鮮領土中劃出的情況發生。南北朝鮮彼此有所交錯。至於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我們認為，可以不提出這個問題作為條件，因為中國可以援引聯合國實際上已成為侵略工具，所以中國現在不認為進入聯合國的問題有特別意義。
應當考慮一下，是否值得把台灣問題作為條件提出來?為了同他們討價還價，我們認為應當提出這個問題。
在美國堅持台灣問題單獨解決的情況下，我們將做出相應的讓步。
為了和平事業，我們首先解決朝鮮問題。請你們向菲利波夫同誌提出並獲得他的指示。
高崗和金日成立即將毛澤東的電報轉交給斯大林。斯大林決定滿足毛澤東的請求，盡管馬立克此前曾向美國方麵表示蘇聯不能出麵提出和談問題。6月23日，馬立克在聯合國發表廣播演說，提出交戰雙方立即停火的建議。第二天，斯大林就致電毛澤東：“您應當從馬立克的發言中知道，我們關於提出停戰問題的承諾已經兌現”。經6月27日美國駐蘇大使柯克與葛羅米柯會談後，美國確認馬立克的演說代表了蘇聯政府的觀點。6月30日，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通過廣播電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議。7月1日，中朝方麵對李奇微的建議做出了積極的反應。從此，朝鮮戰爭進入了漫長而艱苦的“邊談邊打”的階段。
毛澤東在6月30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承認，“馬立克的講話保證了我們在進行和平談判方麵的主動權”，同時又提出，“如果談判開始，最好您親自領導他們，以免出現不利的局麵”。雖然斯大林沒有“親自領導”中朝方麵進行停戰談判，但從俄國檔案文獻可以看出，在整個談判過程中，莫斯科與北京之間電報頻繁往來，中朝方麵所采取的每項具體措施和確定的每個具體方針，都是經過請示斯大林並得到批準的。
當1952年停戰談判陷入僵局時，中朝之間再次出現分歧：朝鮮方麵表示希望做出讓步，以便迅速達成停戰協定，毛澤東則堅持不能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退讓。這時，又是斯大林出麵支持了毛澤東的意見，並說服金日成繼續邊談邊打的方針。
還在1952年1月底，朝鮮方麵已經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後來，停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拖延下來。7月14日，金日成又向毛澤東提出，應接受美國方麵的條件，以便立即實現停戰。毛澤東在7月15日的電報中，竭力說服金日成，告訴他，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麵前接受其挑撥性和欺騙性的建議，對中朝方麵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誌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加強了自己的實力，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著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把美國的主要力量吸引在東方並不斷蒙受損失，使蘇聯的建設和世界民族革命運動得到發展，“這將意味著延緩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在表示中國將“竭盡全力保證朝鮮人民渡過難關”的同時，也告訴金日成，“如果我們沒有能力解決您的問題，那我們將同您一起去請求菲利波夫幫助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還說，中國的這一建議和方針，“會告訴菲利波夫同誌並征求他的意見”。金日成雖然在7月16日的回電中表示接受中國的意見，但他與蘇聯大使談話時還是堅持：“在開城我們必須堅決力爭盡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並使我們從開城的被動局麵中擺脫出來。”
對此，斯大林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認為中國“在停戰談判中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8月20日斯大林與周恩來進行了會談。當周恩來反應中朝之間在遣返戰俘問題上存在分歧時，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當然，要理解朝鮮人。他們有很大犧牲。但應該向他們講明白，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對中國意見的支持，並不僅僅是出於對毛澤東的勇氣和英雄氣概的欣賞，他很可能還有更加深遠的謀略：把美國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長期吸引和消耗在東亞，對於蘇聯在歐洲與美國的抗衡來說，是有利而無害的。無論如何，在中蘇領導人的莫斯科會談之後，1952年10月8日，朝鮮停戰談判無限期休會了。
出於對戰局發展的估計和政治心理因素的考慮，中國領導人決心把與美國人的戰爭長期進行下去。12月16日，彭德懷在空軍黨委會上指出：朝鮮戰爭明年有可能擴大，我們的方針是一麵打仗，一麵建設。此後，毛澤東也致電斯大林說，“我們認為在以後相當一段時間內（比方說一年之內），朝鮮的軍事行動會更加頻繁”。毛澤東還預計“敵人將有可能在我後方西海岸和東海岸一帶發動登陸作戰”。為此，毛澤東告訴斯大林，中國已開始在國內征新兵，“並打算在明年給人民誌願軍部隊送去25萬補充人員”，還要派海軍部隊赴朝參戰。總之，中國“準備竭盡全力去打贏這場戰爭”。毛澤東的想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於是，1953年2月7日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協商會議上滿懷信心地宣布：“抗美援朝的鬥爭必須繼續加強”。“我們願意立即停戰，剩下的問題待將來去解決。但美帝國主義不願意這樣做，那麽好罷，就打下去，美帝國主義願意打多少年，我們也就準備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願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然而，一個月後，斯大林去世了。蘇聯對朝鮮戰爭的政策立即發生了重大變化，北京不得不服從莫斯科的決定。
斯大林的葬禮剛剛結束，他的繼任者們便開始商討以緩和國際關係為核心的對外政策新方針，這一方針的起點就是解決朝鮮戰爭問題。3月13日，馬立克指示拉祖瓦耶夫呈交聯合國部隊總司令克拉克在三個星期前就朝鮮交戰雙方交換傷病戰俘問題給金日成和彭德懷的信件。3月19日蘇聯部長會議就此做出決議，批準了蘇聯政府給毛澤東和金日成的信，以及給參加聯合國大會的蘇聯代表團的指示。在給中朝領導人的信中，蘇聯政府指出：在朝鮮戰爭的問題上，“如果繼續執行迄今為止推行的路線，如果不對這一路線做一些符合當前政治特點和出自我們三國人民最深遠利益的改變，那是不正確的。”蘇聯新領導人認為，在目前情況下，不能僅僅機械地執行過去一直推行的路線，而應表現出一種主動精神，或者說，利用敵方的主動精神，按照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所有其他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國和朝鮮脫離戰爭的出路。為此，莫斯科做出了具體安排：
1、需請金日成和彭德懷對克拉克將軍2月22日就交換傷病戰俘問題發出的呼籲給予肯定的回答。
2、緊接金日成和彭德懷的答複發表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威代表(最好是周恩來同誌)應在北京發表聲明，著重表明對待交換傷病戰俘建議的積極態度，同時指出積極解決整個戰俘問題，從而保證朝鮮停戰和締結和約的時刻已經來到。
3、與北京發表上述聲明的同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發表政治聲明，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上述聲明的正確性，並表示充分支持。
4、我們認為這樣做也是恰當的，即緊接上述北京聲明和平壤聲明之後，蘇聯外交部表態，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態。
5、配合上述四項措施，蘇聯代表團在紐約聯合國代表大會上應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動，以支持和推進以上新政策方針的實施。
蘇聯部長會議還責成聯合國大會蘇聯代表團與波蘭代表團商議，“對有關防止新的世界大戰威脅的波蘭決議草案，做如下涉及朝鮮問題的修改：刪去原提案中的第6條(關於讓所有的戰俘返回祖國)，代之以下文字：‘6、立即恢複雙邊停戰談判，既著眼於全力就交換傷病戰俘問題達成協議，也著眼於全力就整個戰個俘問題達成協議，從而全力消除妨礙朝鮮戰爭結束的障礙。’”
3月21日晚，蘇聯新領導人一起同趕赴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葬禮的周恩來會談，提出了莫斯科的新方針。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進行了匯報。
朝鮮對於蘇聯的決定表示完全讚同。前往平壤轉達莫斯科指示的庫茲涅佐夫和費德林報告說，金日成認為目前的形勢再拖延下去對朝鮮和中國以及社會主義陣營都不利，與美國人進一步討論遣返戰俘的數字沒有意義。蘇聯的建議是“最明智和正確的”，“必須盡快實現”。至於中國領導人對蘇聯立場的態度，目前尚無曆史文獻可以說明。但從實際行動看，北京還是按照莫斯科的安排發表了致克拉克的複信和周恩來的聲明。4月26日，板門店談判重新開始。
說中國方麵在此時不想將戰爭停止下來，是有根據的。1953年夏季，中國誌願軍在戰場的兵力占絕對優勢，兵強馬壯，糧彈充足，士氣旺盛，前線陣地更加鞏固，反登陸作戰也做好了全麵準備。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給誌願軍總部的指示是：停是談判會場的事，軍隊“隻管打，不管停”，一切按原計劃進行。於是，中朝聯軍在最後談判階段連續發動了三次進攻，共攻擊敵軍目標104處，攻占土地240平方公裏。以至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宣稱：“如果照這樣打下去，再打它兩次、三次、四次，敵人的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事後，毛澤東還向蘇聯大使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從純粹軍事的觀點來看，用一年左右的時間繼續打擊美國人是可行的。當然，毛澤東並沒有打算背離莫斯科製定的總方針。步履維艱的板門店談判終於有了結果，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
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聽從莫斯科的指揮。斯大林已經不在了，朝鮮戰爭也結束了，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從此開始受到中國的挑戰。而在亞洲的冷戰對峙中，中國已經取代蘇聯，站在了社會主義陣營戰車的最前沿。
摘自：《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代序 作者：沈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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