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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五」期間政府夜間清場收花圈，無可指責

馬悲鳴

每年清明時節，不管是否有雨紛紛，總讓我想起了1976年清明節的「四五」天安門事件。“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該年1月8日病故。清明節便有人搞起了往紀念碑送花圈的悼念活動。其中工人市民大多是真的對周恩來感情至深，每天報紙上接見外賓合影的周總理忽然一天沒了，是有點讓人沒著沒落的。但也有些別有用心的小知識分子借機搞起了寫詩抗爭。

為什麽要抗爭呢？

主要背景原因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太整齊劃一，搞得年輕人沒有出路，想上學的無處上學，想打工的無處打工，想發財的無處發財，多餘的精力無處發泄。說到底，還是計劃經濟過於呆滯，無法給一屆一屆的走向社會的學生提供就業、就學和發展的機會。

紀念碑上的花圈越堆越多，總得有個清理吧？

清明節過完的當天晚上，北京市政府便借著夜色把這些已經成了垃圾的花圈都清理幹淨。這本是政府職責，無可指責。

第二天仍憧憬廣場上節日氣氛的人發現紀念碑已經恢複幹淨整潔的原樣。頭天堆滿的花圈已經不知去向，廣場上一下子沒有了氛圍，讓這些激動分子頓感失落，而又不肯罷休，便發起怒來，推翻並燒毀了幾輛汽車，還進一步到坐落在廣場一角的清場指揮部小樓，非要政府發還頭天晚上拉走的花圈。

已經丟掉的花圈沒辦法找回，這是技術問題。政府無法滿足這樣的無理要求。雙方對峙，便有人放起火來。

整個一個典型暴民運動，全是混混行徑。

燒汽車和燒清場指揮部小樓引來越來越多圍觀的群眾。事情越來越難以收拾。最終北京市政府調來了工人民兵，用大棒子把這些賴在廣場上鬧事的群眾驅走，並封鎖了廣場。

這麽大的一場行動總得師出有名吧？

於是就編了個“鄧納吉”的神話。

其實鬧事者和鄧小平一點關係都沒有。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在那些震撼人心的日子裏，北京幾乎所有能去的人都到天安門廣場去了。他們去送花圈，去寫詩詞，去抄詩詞，甚至僅僅去感受這悲壯而令人震撼的場麵。唯獨我們鄧小平的家人們，不能去天安門廣場，不能親赴現場去參加這一偉大的人民運動。‘四人幫’正在‘揪後台’，他們正在說鄧小平是這場群眾運動的‘大後台’。如果在天安門廣場現場抓到鄧小平的家人，那就會立刻成為他們栽贓的‘證據’。父親命令我們全家人，在這個時刻，不許去天安門廣場，不能給‘「四人幫」’以任何借口。我們家的人，都服從大局，遵從父親的命令。我們不能去天安門廣場，最多隻能騎著自行車從長安街路過，在遠處一睹那激動人心的壯觀場麵。”

清理花圈和動用工人民兵清場都是北京市長吳德和公安部長華國鋒以及首都工人民兵總指揮馬小六所為。這些都是他們的責任範圍，並無不妥。

半年之後，仍是華國鋒、吳德這些人拿了「四人幫」。於是人心大快，在周恩來去世一周年時，讓市民好好在廣場紀念碑下痛痛快快地悼念了一回，算是一種發泄。

隨後複出的鄧小平講話：“前些日 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誌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 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

「四五」天安門事件平了反。既然不是“反革命事件”了，鄧小平就要主持清場的華國鋒、吳德、馬小六等人負責，以此迫使“凡是派”辭職。華是老實人，玩不過老鄧，隻好黯然下台。

其實拿「四人幫」是功在國家的，而清除花圈和清場都是吳德、華國鋒、馬小六等人的職守所在，根本談不上任何錯誤。反倒是放火燒樓房，燒汽車的才是真正的刑事犯罪。

因為鄧小平被冠上了“鄧納吉”這麽個怪名，鄧小平一為自己平反，二為邀買人心，三得以借追究主持清場者責任之機迫使凡是派交權，一箭三雕，便給這場刑事犯罪徹底平了反。

沒想到讓這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小知識分子因此而得了臉，便慣出了日後「六四」。

鄧小平在平反「四五」事件這件事上犯了個毫無原則的機會主義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