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檔案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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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5月，高爾基的兒子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對他晚年的沉重打擊。隨後，高爾基的家庭醫生維諾格拉多夫死於秘密警察之手，對馬克西姆的死因調查中斷。克裏姆林宮醫療局長柯多洛夫斯基在調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俄羅斯作家申塔林斯基在前蘇聯秘密警察（克格勃）檔案中，發現列寧和斯大林統治時期有關作家藝術家的大量秘密檔案，皆屬蘇聯政權的高度機密，多年被封鎖，申塔林斯基把這些史料整理成一本書，1993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1995年英國倫敦出版克羅福特譯自俄文的英文節譯本《克格勃文學檔案》，對了解斯大林時代蘇聯作家、藝術家遭受的種種迫害實情以及死亡的真實原因和日期，都是第一手史料；倍受讚揚、地位首屈一指的高爾基，雖未被監禁過，同樣受到克格勃的秘密監視，蘇聯秘密警察總部檔案室存有大量關於他的秘密材料。


跟列寧鬧翻

高爾基被前蘇聯當局譽為“無產階級文學之父”，也跟列寧有 “偉大的友誼”，但從克格勃檔案裏看，高爾基與這位俄國“革命之父”之間發生過多次觀念和政治衝突，幾乎鬧到決裂地步。高爾基稍有搖擺，列寧就會批評他，高氏則報以詼諧一笑：“我知道我是一個很差勁的馬克思主義者。說來說去，我們這些藝術家都有那麽幾分傻勁兒……”。十月革命發生後，高爾基被事實震駭，在《新生活報》 （左派孟什維克辦的日報，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發表文章，公開反對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認為這是俄羅斯的悲劇和毀滅，由此，1918年夏列寧則以一紙命令關閉了這家報紙。第二屆共產國際代表大會開幕時，列寧評論高爾基為此次會議寫的文章“毫無共產黨人氣味，卻有濃厚的反共性質。因此，這種文章絕不能在雜誌上發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們之間幾乎斷交，高爾基在列寧五十壽辰之際，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說：“看見這個偉人，總讓人有那麽一種恐懼，他隨心所欲地擺弄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曆史杠杆。”1922年， 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準備整肅高爾基，他們從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裏收集證據。此時，列寧和契卡總頭目捷爾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寧和高爾基最後一次見麵是在1920年10月20日，關於此次相見，有過一些戲劇化的描述，如電影《帶槍的人》（1938年）。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寧一再要高爾基移居國外：“如果你不走，那麽我們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這是對持不同見解者的一種驅逐方式，兩年之間有數十位知識分子被驅逐出國。可是蘇共卻不讓另一些需要出國的人走，1921年詩人布洛克重病，高爾基一次次催促列寧和盧那察爾斯基放布洛克去芬蘭治病，但詩人還是在得到護照前去世了。18天後，即8月25日，另一位詩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處決，罪名是白衛分子，盡管根本沒有證據，高爾基對此案的求情同樣毫無作用。這兩位詩人的死亡，開啟了作家受害的時代。

1921年10月8日，高爾基寫信跟列寧告別，離開蘇聯去了歐洲。 1922年夏他在德國北部一個小城，得知俄國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們正在莫斯科受審，7月1日寫給蘇維埃政府首腦裏科夫：“親愛的阿列克謝 ：如果對社會革命黨人的這場審判以謀殺告終，那麽這將是一件有預謀的罪惡謀殺。我請求你把我的觀點告訴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這不會使你驚訝，因為在整個革命期間，我已經向蘇維埃當局一千次指出，在我們這個充滿文盲、沒有教育的國家裏，毀滅知識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為。我現在堅信，如果社會革命黨人被殺害，這一罪行將會使俄國在道德上自絕於社會主義歐洲。高爾基”。他7月3日也寫信給法朗士，希望在歐洲喚起公眾關注此事，流亡國外的孟什維克人士 主辦的雜誌發表了高爾基這封信。兩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總部。他寫給法朗士的信產生廣泛影響，驚動了克裏姆林宮。列寧稱高爾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則指示《真理報》“就作家高爾基，寫一篇措辭溫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會把這種文人放在眼裏，要用外文發表”。一篇題為“幾乎墮落到極點”的措辭嚴厲、猛烈批判高爾基的文章說：“從這種政治聲明可以看到，身在國外的高爾基在危害我們的革命。他的危害極大……”。但也許是高爾基的呼籲起了效果，蘇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了革命法庭通過的死刑判決，卻沒有執行死刑。


流亡意大利

高爾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蘭托，他在整理他的長篇小說《克裏姆·薩姆金的一生》，撰寫文章和回憶錄，與外界保持廣泛的通信關係，身邊朋友和客人不斷。他已年近花甲，似乎應當決定自己晚年的去留問題，可是當他聽到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開列了一個書單，要把所有圖書館裏的《聖經》、《可蘭經》、但丁和叔本華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後，決定宣布放棄他的蘇聯國籍，甚至為此寫了一份聲明。

他為此受到來自兩個陣營的強烈批評。莫斯科的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公開說他是一具僵屍，在文學上已成廢物；流亡巴黎的舊俄人士則強烈譴責他跟蘇聯革命的關係，把他那篇關於列寧的隨筆視為俄羅斯文學史上的奇恥大辱。高爾基《論俄羅斯農民》一書出版後，既引來克裏姆林宮的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報紙的譴責，說他誹謗俄國農民。另一家報紙則刊登蘇維埃政府一項決定：如果高爾基進入蘇聯邊境將會被逮捕，迫使高爾基馬上聲明自己忠誠於蘇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們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這一期間，莫斯科的秘密警察總部文件櫃多了一份題為“高爾基在國外”的文章，無人署名，也沒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國的某個間諜撰寫的一份匯總材料，以備發表用。新聞界對高爾基的各種報導，都在秘密警察總部有細致分析，國外流亡報紙都被打印出來，各種文字都被譯出。高爾基的大量信件，特別是他人寫給高爾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總部收集。高爾基1924年3月3日致葉卡特琳娜· 彼什科娃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想，現在已經到時候了，不要再談論什麽我是受某個人影響這種話。大家應當知道，我55歲，我自己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如果我那麽容易受影響，那麽我很久以前就應當服從伏拉基米爾·伊利奇，他在影響別人方麵無人能及，那麽今天我就應當燈紅酒綠，有芭蕾舞女演員們簇擁，坐著最豪華轎車滿城兜風……”這封信寫於列寧死後六周。

秘密警察感興趣的是高爾基的著作和觀點，以及他對蘇俄政權的敵人所持的態度。他的秘密檔案成為一項巨大工程，耗費大批特工的勞動。他的信件上有許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諾夫”、“存檔”、“對照原文查過”，等等。

秘密檔案中有高爾基1927年9月8日寫給身在蘇聯的年輕作家朋友維·伊凡諾夫的一封信，此信從未披露過，可以看出當時他的觀點：“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種把群眾、把一個民族或是一個階級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個很差勁的馬克思主義者，我不喜歡把人生的責任由個人轉移到群眾、集體、某個黨或某個集團。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罌粟種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過來看問題，那就虛偽可笑了”、“當我想象俄國、中國、印度和所有其他鄉村地區那一片無知而又混亂的大漠，看到這大漠前麵那位極為渺小、非常瘋狂的俄國革命者——盡管他發現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喚起我對這位俄國革命者命運的某種焦慮……”

從高爾基這些觀點可以看出，他是懷疑、批評俄國革命的，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當他後來回到蘇聯之後，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他為什麽要回國？關於這個問題，秘密檔案沒有交待，也未見到關於高爾基的研究對此做出解釋。


利誘與監視

1928年，高爾基回到闊別近七年的俄國，但他隻是要在蘇聯度夏，每年秋天還回索蘭托。

斯大林親自在莫斯科為他找了一幢房子，離克裏姆林宮很近，是一位百萬富翁的豪宅，這裏很快成為蘇聯領袖和藝術家、作家們聚會的地方。他還分到兩座大別墅，有警衛保護，一座在克裏米亞，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於這背後的事情，可以通過秘密檔案來看。第二個階段收集的檔案從1926到1928年，此時列寧已死，斯大林執政，捷爾任斯基也死去，繼任者是雅果達，一個極端陰險的克格勃頭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僅遍及蘇聯，而且遍布海外。現在他們不僅繼續收集高爾基的材料，並且開始操縱他，秘密監視他的活動。

秘密檔案顯示，克格勃對高爾基的控製，主要通過他的秘書克魯奇科夫。此人從1918年開始為高爾基工作，聰明能幹，成為高爾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漸控製了他的社交、文學和出版方麵的聯係，處處代表高爾基。

未知克魯奇科夫與雅果達相識之前是否與克格勃有聯係，但他在1937年被視為人民敵人和反革命陰謀集團而隨雅果達一起被逮捕後， 在獄中承認，雅果達經常來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總部找雅果達；他 還承認，他找雅果達商談去意大利看望高爾基；1932年，雅果達給他四千元，為身在國外的高爾基買轎車；1933年，高爾基沒有足夠錢買下索蘭托的別墅，雅果達給克魯奇科夫兩千元去支付，他拿了這筆錢，沒有簽寫收據。

由此可見，高爾基僑居意大利時就受到蘇聯秘密警察的資助。高爾基當然知道這筆款子，這種事很自然地使他與克格勃頭子雅果達相識。秘書招認，不僅涉及高爾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員也受到資助：他好幾次從雅果達那裏拿現金給M·巴德勃格（高爾基最後一位妻子， 同時又是H·G·威爾斯的情婦）；1936年雅果達交給他和高爾基的兒媳彼什科娃400英鎊，也是給巴德勃格的；最後一次是在1936年9月 （即高爾基去世後），彼什科娃告訴他，她從雅果達的私人秘書那裏收到一大筆錢，她迷惑不解地說：“他們為什麽要把這麽多錢硬塞給我呢？”

這位秘書的口供中，提到與高爾基有特殊密切關係的兩個女人。 一位就是瑪麗婭·巴德勃格，一個迷人而且大膽的女人，有好幾個有名的情人，有人認為她是雙重特務，既為英國服務，也為蘇聯工作。 這種說法沒有證據。高爾基秘書的調查案卷中有一個八人名單，她的名字被列入“參與反蘇右派分子組織”，隻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處 決。1938年雅果達及其他人受審時，她已經遠在倫敦，蘇聯秘密警察鞭長莫及。另一位女人是納狄婭·彼什科娃，高爾基的兒媳，長得很 美，羅曼·羅蘭說她“年輕，非常美麗，單純而且快活”，雅果達試圖通過她，更深地打入高爾基家庭內部。


斯大林的寵臣

高爾基於1933年回蘇聯定居後，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來訪和包圍。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與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員一樣，要由秘密警察部門負責。

慶祝高爾基創作四十年鬧得很紅火。斯大林下令以高爾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戰戰兢兢對斯大林說，莫斯科藝術劇院是契訶夫創辦的。斯大林回答：“沒有關係。高爾基是個沒有用處的人，我們必須把他拴在黨的身上。”高爾基接受了這些禮物，他也不必害怕別人的批評，政府不許人們批評他。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學界開始崇拜高爾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爾基家有一次著名聚會，冠蓋雲集，有克裏姆林宮的首腦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等，他們談笑風生，觥籌交錯；還有五十餘位作家，如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斯塔姆、帕斯捷爾納克、普拉托諾夫、布爾加科夫、巴貝爾等，舉止卻相當恭謹自製。忽然，作家馬利什金來到斯大林麵前和他碰杯，詩人盧果夫斯科依大聲喊道：“讓我們大家都為斯大林同誌的健康幹杯！”此時，坐在斯大林對麵的小說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來說：“我聽厭了這種話！我們已經為斯大林的健康幹了114萬7千次了。他大概已經厭煩這套了……”頓時冷場。斯大林伸出手，握著這位小說家的指尖說：“謝謝你，尼基夫洛夫，謝謝你。我確實厭煩 這套。”幾年後，那天晚上參加聚會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監獄，許多人被槍決。被槍決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說家尼基夫洛夫。後來，高爾基的秘書在獄中交待，雅果達在幕後積極操縱文學界活動和作家協會主席人選，1934年作家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之際，他要高爾基寫信給斯大林，推薦阿維爾巴科作主席。

有人說高爾基反對暴力，說他會反對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現在看來，這種說法純屬編造。阿維爾巴科在獄中受審時證實，高爾基對秘密警察的工作給以極高評價。高爾基對1932年8月7日通過的法律毫無抗議，這項法律規定，12歲的兒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樣判罪，包括死刑。他對著名作家科裏烏耶夫和曼德爾斯塔姆的被捕漠不關心。1929年，他參觀索洛維基，讚揚蘇聯這個第一座集中營。

在集體化時期，高爾基向當局提供一個駭人聽聞的口號：“敵人不投降，就讓他滅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報）。同時，當局策劃公開審判“工業集團”，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術人員，高爾基如此寫道：“讀到關於那些惡棍的報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維克人士受審，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稱他們是罪犯和破壞者，還說他們還有人漏網，應當繼續搜捕。他在一封信裏稱讚：“斯大林幹得多漂亮嗬！”

1934年12月，列寧格勒黨委第一書記基洛夫被刺，給斯大林展開大清洗一個借口，許多人未經調查或審判就以間諜罪名立即槍決。高爾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報》發表一篇文章為斯大林呐喊助威： “必須無情地、毫無憐憫地消滅敵人，不要理睬那些職業的人道主義者們的喘息和呻吟。”


難堪的晚年

1934年5月，高爾基的兒子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對高爾基晚年的沉重打擊。隨後，高爾基的家庭醫生維諾格拉多夫死於秘密警察之手，對馬克西姆的死因調查中斷。克裏姆林宮醫療局長柯多洛夫斯基在調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生命最後兩年，高爾基完全成為政府的馴服工具，他不倦地頌揚斯大林，可是後者對他已毫不在意。他建議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惡魔》，《真理報》立刻發表一個禦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義”。甚至，高爾基看不到報紙，克格勃有幾次還專門為他印了一份報紙，高爾基紀念館就保存著這樣一份報紙。

高爾基想去意大利旅遊，但得不到批準。他被鎖入囚籠。表麵上他的名聲僅次於斯大林。作家什喀帕在回憶中，談到高爾基絕望地喃喃自語：“我實在太疲倦了。好像他們把我圈在籬笆裏，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裏。進退不得！我不習慣這種生活……”

高爾基在克裏米亞的別墅度過最後一個春天。法國作家安德列· 馬爾羅去那裏訪問他。在蘇聯秘密警察總部保存的巴貝爾審訊檔案證辭中，提供了此次會見的細節。馬爾羅問高爾基，蘇聯文學現在是否正處於衰落階段，高爾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時《真理報》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學形式理論，以及蕭斯塔科維奇的音樂，高爾基非常關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評；他心情抑鬱而孤獨，多次說有人不許他回莫斯科，去從事他熱愛的工作。雅果達和克魯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跡可疑的女人和高爾基一起徹夜縱酒狂歡，直到高爾基昏昏睡去。克魯奇科夫控製了高爾基的日常生活，那些來訪者都得經他挑選，使高爾基隻能見到雅果達秘密警察圈子裏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騙子。

這位無產階級“文學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釋是一樁罪惡的謀殺，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團龐大陰謀的一部分，由布哈林、裏科夫、雅果達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縱，陰謀在於推翻斯大林政權。連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來大做文章。高爾基死後，他的房子被徹底搜查，而且不隻一次。他的秘書克魯奇科夫被捕時，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個個切開，尋找他們需要的材料。

高爾基的可悲命運，耐人深思。他順從於斯大林政權，享受最高的名譽和地位，卻付出一個知識分子最高的代價——人格的喪失和良知的扭曲。他參與殘酷，宣揚虐殺，既是虐政的受害者，也成為虐政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