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者”遊戲——與克林頓對話的北大學生zt

“勇敢者”遊戲——與克林頓對話的北大學生


1998年6月29日上午，美國總統克林頓來到剛剛結束百年校慶的北京大學。
　　克林頓首先在北大辦公樓禮堂發表長篇演講。演講以後，有七名北大學生對克林頓總統提問。早在6月25日，北大副校長遲惠生先生就對中外新聞界說，北大將采用抽簽的辦法決定參加聆聽克林頓總統講演的學生名單。然而，許多北大學生並沒有獲得參加抽簽的機會，他們紛紛表示根本就不知入場券分配的內情。
　　據1998年8月號的《華聲》月刊報道說，四百多張“珍貴”的學生入場券，以三種方式發放下去：一是直接進入班級，由學生民主抽簽，運氣好的自然“登堂有門”；二是流入學生團體，由平時就喜好參加此類活動的積極分子獲得；三是係裏支配，主要“照顧”對象是那些口才好、思維敏捷的“優秀學生”。通過第一種途徑分發的票數量最少。後來，進人禮堂的學生大部分是學生黨員、學生幹部和ā有向這兩方麵發展的“積極分子”。這些學生能夠代表北大嗎？尤其是那七名學生所提的問題，真的就是北大學生的水準嗎？當時在會場外麵，就有一家香港電視台采訪場外的北大學生。有幾名學生就很不客氣地說：“他們不配！真正的北大人不在裏麵。”裏麵與外麵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分野。那天北大學生所提的問題，大多數確實非常尖銳，有的甚至有挑釁的味道。事實上，北大校方在提問還沒有開始之前，就已經暗示學生：要注意友好氣氛，畢竟克林頓是十年來第一位訪問中國和訪問北大的美國總統。但是，提問的學生依然要表示他們的勇敢和愛國，他們的“勇敢”使整個提問過程充滿了火藥味。他們的情緒普遍都激動，仿佛美國是中國的頭號敵人似的，仿佛被壓迫已久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出氣筒。克林頓在會後坦率地表示，“當天批評的成分多了一些”。這些學生也許因此而滿意了——他們在提問中表現出了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國家的“勇氣”和“信念”。
　　在蘇聯斯大林時代，有一個笑話說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蘇聯人見麵了，兩人談論誰的國家更民主，美國人說：“當然是我們美國了，我們能夠到白宮門口去張著標語罵羅斯福。”而蘇聯人說：“那算什麽，你們充其量隻能到白宮外麵，而我們卻能夠到克裏姆林宮裏麵去，當著斯大林的麵大罵羅斯福。”相同的道理，在北大的禮堂裏，無論怎樣尖刻地質問克林頓都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相反還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獲。這樣有利可圖的遊戲，誰不願意玩呢？今天，一本萬利的好事也許就隻剩下這麽一樁了。
　　持續半個多小時的“辯論”，由CNN向全球直播。世界各國的觀眾，很大程度上從這七個學生的身上捕捉北大的形象。這所大學，是中國最進步的力量的集結地。這所大學，是世界關注中國的一扇窗口。然而，這次大的形象卻在克林頓訪問的過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人們由此對北大產生了徹頭徹尾的失望。北大不僅沒有把握住一次站起來的機會，反而再次重重地跌了下去。
　　那麽，讓我們再一次走進“勇敢者”們的遊戲，讓我們靜下心來思考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不該發生的已經發生了，我們無能為力、但是我們所能夠做的就是：尋找一條條的線索，那讓我們羞愧的一切之所以發生的線索。找到了這些線索，複雜的疑團也許就迎刃而解了。這次北大學生的表現，是若幹年以來北大疾病的一次大發作，是一次原形畢露——醜陋雖然醜陋，但醜陋明明白白地昭示於天下，對北大自身來說也許是一件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了，瘡長到了臉上，怎麽辦呢？
　　從《華聲》雜誌上，我們發現了提問的學生的名字，以及他們各自在會後的想法。於是，結合會場一問一答，讓我們返過頭去，對這一特殊的、意味深長的事件作一次有趣的解讀。
　　克林頓的演講十分精彩。鑒於今年正值北大百年校慶，演講中，克林頓以中文“恭喜，北大”開始，引起全場長時間的掌聲。在演講中，他從曆史和思想層麵展開，著重談了中國的轉型、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和人權問題。克林頓強調人天生的基本權利的普遍性，認為個人自由是人類創造性的來源，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他說：“我們相信，並且我們的親身經曆也證實了，自由可以加強國家的穩定並推動它的變革。”他也反複恭維北大，大概他的智囊班子深知北大人愛聽恭維話的習慣。他說：“北大正領導著中國邁向未來。”“我們來這裏是想同你們——中國的下一代領導者們——交流一下有關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美中關係的極端重要性。”
　　第一個提問的是北大藝術係學生梁山鷹。他的問題是：“總統先生，很榮幸第一個提問。一如您在演講中提到的，中美兩國人民應向前邁進，而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我們應增加交流。我個人認為，自從中國開放改革以來，我們對美國的文化、曆史、文學已有很多了解，對美國總統也知道得很多。我們還看了電影《泰坦尼克號》。但美國人對中國人民的了解卻似乎沒有那麽多。也許他們隻通過一些描寫文化大革命或農村生活的電影來看中國。所以我的問題是，身為十年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閣下計劃怎樣加強我們兩國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
　　有趣的是，這個學生後來表示，當時所提的問題隻是大家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卻並非自己認為最感興趣的問題。他坦白說，自己是一個音樂愛好者，熟悉美國許多搖滾樂隊，如同熟悉他的廣告專業術語。“如果有時間，我倒希望像朋友一樣，問問克林頓，他最喜歡的搖滾樂隊是哪一支？”
　　這是一種深刻的人格的分裂。你自己心裏想問什麽就問什麽，為什麽要言不由衷呢？一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在於，說自己想說的話。如果在外部的壓力之下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這樣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如果自己主動放棄說自己心裏話的自由，這樣的人是最可恥的人。
　　梁山鷹同學有什麽樣的理由認為他在大會上所提的問題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呢？他經過怎樣的統計和分析得出這樣的結論來？即使大家都關心這個問題，但是自己並不關心，為什麽就不能問自己的問題呢？老想充當大眾的代表和代言人，這樣的思路是有問題的。一個連自己也代表不了的人，又能夠代表誰呢？這種“代表”是虛幻的代表。
　　接著我們來分析梁山鷹所提問題本身的矛盾和混亂。首先，中國是否很深入地了解了美國的文化、曆史和文學？西學東漸以來，西方的文化在中國社會一直僅僅是遊離體，像油浮在水麵一樣，並沒有被中國真正地吸收。對於美國的清教主義、對於美國的人權理念、對於美國的法律製度，即使是自稱精英的北大學生和教授，又有多少的了解？梁山鷹同學用《泰坦尼克號》來作為自己了解美國的例子，顯得十分荒唐。這部電影能夠代表美國文化的精華嗎？這樣的自信還是少一點的好。在這樣自以為是地發言之前，應該好好泡在圖書館裏，讀讀傑斐遜、富蘭克林、愛默生等美國第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了解究竟什麽是美國和美國的精神。憑空而來的自信是空中樓閣。作為北大學生，舉一部娛樂電影來證明自己了解美國的文化，未免有點太掉價了。為什麽不說惠特曼、梭羅、馬克·吐溫、福克納呢？克林頓總統在演講中頻頻引用胡適的名言，與對方相比，倒是顯出自己不了解美國了。
　　其次，強迫別人了解自己本身就是一種可笑的行為。我們需要了解美國，是因為美國已經民主、富強到了非讓我們了解不可的地步。美國對我們的了解，確實遠遠沒有我們對美國的了解那麽多，這隻能說明我們還沒有民主、富強到讓美國必須深刻了解我們的程度。關鍵在於，我們得從自己做起，一步一步地做起，推動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的改革，中國強大了，人家自然就會來了解你的，那時候，用鞭子抽他們也抽不走。而現在呢？還是埋頭苦幹吧，埋怨別人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世界本來就是這樣，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從來就沒有真正平等過。美國人即使一點也不了解中國，他們也沒有必要內疚。梁的理直氣壯實際上最沒有理由。
　　第三，梁山鷹很輕率地說美國人不了解中國，“也許他們隻是通過一些描寫文化大革命或農村生活的電影來看中國”。了解中國，當然要了解改革開放以來對年的中國，但是就能夠忘卻文革的中國嗎？了解中國，當然要了解大城市的中國，但更加廣表的農村就能夠抹掉嗎？
　　梁同學很輕鬆地談到文革。對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梁本人能有多少呢？作為文革以後出生的一代人，對文革已經極其陌生了。第一流的文革研究的著作是美國人寫出來的，這難道不是我們的恥辱嗎？我們還有什麽臉去質問別人？作為一個中國的青年，梁同學自己倒是需要讀一些有關文革的曆史書籍，包括就在北大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甚至就在這個辦公樓禮堂裏所發生的慘絕人寰的批鬥會。你知道這裏曾經染過多少人的鮮血嗎？你知道北大有多少位教授在文革中自殺身亡嗎？好像文革成了中國人的一個傷疤，自己不說，也不讓別人說。
　　再就是關於農村的問題，張藝謀等導演所拍攝的農村題材的電影在海外獲獎，國內就有人表示譴責，譴責西方世界的獵奇心理，譴責他們希望看到我們的落後和愚昧。然而，譴責是無濟於事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農村是不是這樣落後和愚昧？稍微對中國農村有所了解的中國人，不得不承認，中國的農村比電影裏所表現的還要落後與愚昧。農村的苦難不是梁同學這樣整天喝著可口可樂的孩子所能了解的。農村是中國的大多數，為什麽我們要回避農村呢？在梁同學的敘述語氣裏，仿佛農村與中國無關，這是他的表述裏最要命的地方。
　　第二個問題是談一個具體的問題——台灣問題。問問題的方式是咄咄逼人的，克林頓收起了臉上的笑容。
　　第三個問題是所有問題中最糟糕的一個問題。這是地質係學生段玉棋提的：“據我們所知，你來中國之前，在國內表示，之所以去中國，是因為它太重要了，接觸是最好的壓製方式，你這句話是否是為了使這次訪華成行而向反對派作出的承諾？此時你站在講台上，帶著偽善的微笑，這微笑背後是否還藏著真正的、壓製的初衷呢？請總統先生正麵回答我的問題。”
　　克林頓總統聽到這樣的問題後，麵露驚訝之色。他沒有想到北大學生會這樣對待一位客人。他把北大學生當作中國未來的領導人來看待，沒有想到他們連起碼的待客之道都不具有。受到中國最好的高等教育的北大學生，居然缺乏基本的外交禮貌，這是怎樣的一種教育呢？難怪總統先生要神色大變了。而許多北大人則以此為榮：克林頓為難了、克林頓尷尬了、我們難倒了克林頓！我們多麽偉大啊！殊不知，想侮辱別人，首先侮辱的是自己。全世界都發現，這所中國的最高學府的學生怎麽這樣沒有禮貌？連幼兒園的孩子也比不上？
　　這時，克林頓表現出大國領袖的風範來，他從容地回答說：“要是我有遏製中國的意思的話，我不會把它藏在笑臉後麵。但我沒有，那就是說，我講的是肺腑之言。我們必須做決定，我們大家都得做決定，特別是生活在一個擁有重大影響力的大國的人，更得決定如何界定他們何以是大國。”他談到俄羅斯的選擇，俄羅斯選擇了向前看，他希望中國也如此。而美國的政策是：“我想要有夥伴關係，我沒有笑裏藏刀，這是我真正的信念。”
　　相比之下，段玉棋同學的說話的方式讓人極其不舒服。這種敘述，讓人聯想起文革中的大字報來。斬釘截鐵、不容對方有回旋的餘地。將對方逼進死胡同，自己的目的也就達到了。這位年輕的學生，是怎樣沾染上文革的氣味的？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應該避免粗暴和專橫。這兩種性格，是文化的對立麵。段同學兩者兼而有之，並且很是為此驕傲。念了十幾年的書，連粗暴和專橫都沒有磨洗掉，這書是怎麽念的？一向自稱最有禮節的中國人，卻表現得最沒有禮節，讓全世界的人都在電視機前麵搖頭。
　　第四個問題是問高等教育對未來的意義以及克林頓對中美兩國青年的期望。
　　第五個問題的惡劣程度直追第三個問題。提問的是經濟學院的學生劉麗娜。她的問題使會場的氣氛再次變熱：“老實說，中美兩國對民主、自由、人權這些議題確有歧見。您非常驕傲地回顧了美國貫徹民主、自由的曆史，同時也為中國提出一些建議。我們當然歡迎發乎至誠的建言。可是，我記得有人說過，我們應該在虛心接受批評之餘，勇於自我檢討。您認為時下的美國社會裏，民主。自由、人權等方麵是否同樣存在問題？”
　　這位女同學的言談是激情澎湃的，每個字的發音都抑揚頓挫，好像在演出一場話劇。她的爐火純青的演技可以跟人藝的著名演員們相比美。她的觀點與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一模一樣，她說的話，發言人們已經說了無數遍，她再來重複，有點畫蛇添足了。
　　其實，克林頓在演講中已經檢討了美國的民主曆程：“當我們由於種族、宗教、價值觀等問題而剝奪人民的自由，或限製新移民的自由，美國最黑暗的曆史時期便出現了。但當我們致力落實美國獨立宣言的精神，對持不同政見人士的自由提供保護、並把自由交還給以往曾遭受剝奪之人時，美國的曆史便進入最輝煌的時期。”
　　克林頓回答劉麗娜的問題時繼續說：“我從未在其他國家——當然不隻是中國——訪問的時候，自欺欺人地不承認我國也有類似嚴重的問題。…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自稱住在應該凡事十全十美的國家。為了創造並享受更好的生活，我們不斷向理想邁進。”
　　女發言人不是在問問題，而是在闡述自己的觀點，也不是在闡述自己的觀點，而是在闡述官方的觀點。她不知道什麽是提問。不知道怎麽提問。這就是北大學生的素質，能不讓人失望嗎？
　　緊接著，另一位女發言人發言了。這是中文係學生馬桶。她反駁克林頓說：“本校前任校長蔡元培曾經說，當偉大的道德精神實際運用時，它們不會相互抵觸。而且，我也不認為個人的自由會與集體自由抵觸。以中國為例，它的蓬勃發展實際上確是我國人民自由選擇與集體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認為，所謂真正的自由，應該是人民有權自行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和發展方式。隻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諦。”這同樣是闡發中國政治書本的上教條。
　　這是一個認真讀書的女學生，她背下來了那麽多條條框框。後來，馬桶與第一個提問的梁山鷹一樣，也透露說，這不是她所想問的問題，她與克林頓一家一樣，是素食主義者，她想與總統交流一下對“健康、綠色的食品”的看法。那麽，又是什麽原因，使她不問自己內心深處想問的問題呢？連自己的心靈也不自由的人。連心口都不能保持同一的人，還有什麽資格來談論自由兩個字？絡克說過：“最低級的自由是大聲說出自己心裏話的自由。”
　　蔡元培先生的話，前提是“偉大的道德精神”，然而，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並不偉大的道德精神，還有一些甚至是邪惡的價值觀的存在。個人的自由與集體的自由既有融合的時候，也有衝突的時候，不然，人類社會就沒有矛盾了。納粹的集體與個人的自由有沒有矛盾呢？在西方的自由主義學說裏，有消極的自由和積極的自由兩種自由，消極自由不是積極自由的反麵，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麵，我們哪能分開它們呢？這名學生對自由理念的內涵與外延都缺乏起碼的厘定，卻輕率地、滔滔不絕地發表似乎是“自己”個人的見解，真讓人啼笑皆非。
　　馬捕當然是在一個優越的家庭裏長大的，所以她覺得在中國沒有什麽不自由的——一切都在蓬勃發展嘛！一切都是我們自己選擇的嘛！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林黛玉的感受與焦大的感受絕不會一樣，雖然他們同樣都生活在賈府裏。這名清秀的短發的中文係女生，應該在學習之餘到學校外麵去走走，看看外麵的人們的生活，看看失業工人的生活，看看山區農民的生活。那時，再來談論“自由”兩個字，才不會如此輕率。
　　最後一個學生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美國經濟的，一個是如果有人在外麵示威，總統會采取什麽樣的態度。克林頓對此作了很好的發揮。
　　這次對話，顯示出北大學生似乎都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似乎很堅持自己的理念。但在後來的采訪中，他們統統露出了“原形”。《華聲》雜誌披露說，七名北大學生在談到對美國的看法時，都一致“叫好”。他們喜歡美國的理由五花八門，藝術係的學生說，“美國人自由奔放的民族個性非常吸引人。”經濟係的學生則表示，“尖端的科技研究環境，有利於個人成就的誕生。”中文係的女生理由很別致：“因為美國吸引走了我的一個親密朋友。”
　　學生們對美國其實早有了共識：美國是一個文化包容性極強的國家，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身處美國，也就身處了世界。
　　目前，北大每年有將近百分之四十的學生參加出國考試，而出國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選美國。赴美留學成功的人數占了全校學生總數的近百分之二十。北大也成了“留美預備學校”，北大人戲稱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問的七名學生中，有五人明確表示，他們隻要有機會，一定會去美國。
　　那麽，他們在會場上的言行就成了他地道道的表演了。他們把提問當作體現自己“勇敢”的好機會。這是對“辯論”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們的表演卻給世界一個錯誤的認識：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成了民族主義的重災區。
　　據了解，北大學生與克林頓“交鋒”的一幕，在美國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經產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陸士達，於當天給出的反應信息是：在中國這一代青年人身上，有一種正在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反映出一種真實的趨勢，未來我們必須對此加以處理。而中國學者大部分對北大學生的表現給予喝彩。美國人的誤解和中國學者的不理智，在同一個層麵上相會了。他們都不了解這最年輕的一代精英分子。這些年輕人與他們所想象的相差很遠很遠。
　　這是怎樣的一代精英呢？這是喪失了自身價值觀的精英們，他們所保留的僅僅是自己的利益，他們的表演沒有其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獲取利益。在北大平時的學生社團活動中，他們的表演就已經內在化了，他們連意識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沒有了。“我口說我心’，對他們來說，早就是一個比盤古開天地還要古老的神話。他們隻知道：說那些對自己有好處的話。久而久之，他們把表演當作了本色。平時，他們還“養在深閨人未識”，現在，在一個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場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這些“精英們”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頓的對立麵，在此一特定時空中能夠讓自己獲得利益。所以，盡管他們心裏深愛美國，他們也要故意與美國總統過不去——因為這樣做有好處。康德所說的“內心的絕對的道德律令”對他們來說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並不利於獲取現實利益，所以幹脆拋棄掉。這是人格極度扭曲的、卻自己以為最健康不過的一代人。這將是可怕的一代人。這是可怕的教育所釀造出來的可怕的一代人。到了這樣的時刻，還能夠不反思我們的教育嗎？

——摘自《黑色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