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和盧梭：一個關於怨與恨的故事zt

伏爾泰和盧梭：一個關於怨與恨的故事
送交者: 至尊無敵 [

　閑來觀看《大國崛起》，第五集“激情歲月”，講的是法國。１７８９年大革命，啟蒙精神，伏爾泰，盧梭：這是一個大國來臨的先聲。電影由此滔滔不絕地演繹下去，可我的思緒卻又飄向一個常常困擾我而影片無暇顧及的命題：關於伏爾泰和盧梭的關係。

　　他們各自的偉大都是毫無疑問的。他們倆活動在同一曆史舞台之上，死於同一年，一前一後被請進先賢祠，棺木相距不過咫尺：世界上本來不應該有比他們更接近的人了，他們也應當是最親密的戰友。然而，眾所周知，他們生前卻是冤家對頭，互相仇視，互相攻擊，至死不息。

　　這也許是因為我住在日內瓦的緣故，使我老惦著這檔事。這裏處處有兩位大師的遺跡：盧梭在這裏刮刮入地，伏爾泰在這裏安享晚年。有時翻翻兩人的著作，常為他們思想的犀利和心胸的寬廣而叫好，這時就又為他們的嫉恨和狹窄而歎息。我弄不清楚他們究竟為什麽如此決絕地翻臉，也搞不懂又為什麽他們偏偏要擠在日內瓦這麽個小地方，以至應了冤家路窄的說法。於是總想借什麽機會，一吐骨鯁為快。


　　本來他們都是以巴黎為主要活動舞台的，後來卻都向往起日內瓦來了。也許巴黎和日內瓦代表了一個文化坐標中的兩極。

　　早年在巴黎風光十足的伏爾泰，晚年在日內瓦大置房產（他也許是大文豪中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在生意場大獲成功的人），定居下來，一住二十多年。他在給朋友的信中甚至把自己稱作“瑞士人”。對這兩個城市，他有自己的看法：“我一直覺得，２５歲時人應當生活在巴黎，而５０歲時要生活在日內瓦。”他沒說為什麽，但從以下的話中可略知其意：“我老了，病也多了，我的身體需要一個好醫生，我的精神需要一個象日內瓦這樣的社會環境。”巴黎朝氣蓬勃，人才濟濟，明火執杖，是年青人打天下的地方；日內瓦則是世外桃源，淨土一片，是暮年老驥沉思冥想的去處。

　　但伏爾泰這一住不要緊，卻打破了另一個人的“海歸”夢。這人便是盧梭。

　　比伏爾泰小１８歲的盧梭在地理上的人生道路正與伏爾泰相反：他生於日內瓦，之後去法國。從小是孤兒的盧梭，反對加爾文主義，很年輕時便退出當時在日內瓦占統治地位的新教組織，而皈依天主教。由於對新教的叛逆，盧梭在日內瓦當政者眼裏是一名異教徒，受到種種指責，最後被取消了公民權。於是盧梭十二歲時徒步流浪去法國，在巴黎自學成才並成名。

　　１７５４年盧梭回到日內瓦，在那裏被當作文豪受到隆重熱烈的歡迎，當局撤消了以前對他所有的指責，當然不用說還恢複了他的公民權。日內瓦是個注重實際的地方。而盧梭似乎對他在日內瓦受到的待遇十分滿意，自稱“日內瓦公民”，住了很長時間。他本打算在日內瓦重新定居下來，但後來聽說伏爾泰即將要搬到日內瓦來住，居然馬上改變態度，帶著家人又匆匆回到了巴黎。兩人就是這樣，從一開始成名，就保持著一種莫名的疏遠和冷淡。

　　也許是出於禮貌，也許是想打破兩人難耐的互相沉默，１７５５年盧梭把他參加第戎科學院競賽的論文《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寄給了伏爾泰。這篇在人類思想史上有地位的文章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人類的不平等是人類自身在社會化進程中造成的。這本來是啟蒙時代思想豐收的碩果之一，與伏爾泰的理性精神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出於難以揣摩的動機，收到書的伏爾泰卻不打算作如是說。１７５５年８月３０日，他就盧梭的這本新著給作者回信。回信的第一句話便是：“先生，我收到了您的反人類的新著，謹表感謝。”一下子就把問題定了性：反人類。但是好笑的是，他接著還要表示“感謝”，使這個句子顯得相當古怪，相當別扭：既然是這麽“反動”的書，何謝之有？

　　如果是為了表示禮貌，那也一般先說：收到您的新著，謹表感謝。然後再說：但這是一本反人類的書……現在的句子，把禮貌和抨擊不加轉折地揉合在一起，產生的是諷刺和幽默的效果，或者說，帶有的是一種隨隨便便的風度。

　　這種諷刺，這種隨便，在信的下文有著更充分的體現。伏爾泰接著這樣寫道：“從來沒有人用這麽多的才智來讓我們變得愚蠢；讀您的大作讓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過，由於我丟掉這個習慣已有六十多年，我遺憾地意識到要重操舊習在我是不可能的了……”

　　在伏爾泰看來，盧梭關於人類社會化帶來的人性墮落的說法是要把人類拉回到史前野蠻時代去。盧梭的思想當然不是如此。我在這裏沒有必要去對他們的哲理展開對比分析，因為伏爾泰的批評表現為一種半開玩笑，半當真的譏刺，與兩人的深層思想沒有太大的關係。聰明如伏爾泰，他是不會不知道盧梭決非他的敵人。我們在同一信中還可以看到伏爾泰對盧梭的關心：“我從夏比意先生那裏得知，您的健康狀況很不好。您應當回到您的故土，呼吸家鄉的空氣，享受自由，與我一起喝當地母牛產的奶，在大自然中悠然倘佯……”這應當說是很親切的話。但是由於上下文的關係，讓人感到這似乎是說：怪不得你的文章如此糟糕，因為你的身體很糟糕！

　　伏爾泰在這樣隨便說說笑笑，舉重若輕，但收信人卻沒同樣的心情。作為日內瓦人的盧梭，敏感而缺少幽默，不象法國人那樣開朗。伏爾泰的這封信，本來也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對盧梭的心靈卻是打擊不小。他在給伏爾泰的回信裏說：“現在輪到我來對你表示萬分的感謝。我把我那本糟糕的書寄你，不是為了得到你如此的‘恭維’，而僅僅是把你當作自己陣營的首領而盡的義務和表達的尊敬……”語句充滿譏刺，也滿含委屈和痛苦。

　　兩人沒有尋找修複關係的願望，反而在怨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１７５６年伏爾泰發表長詩《關於裏斯本災難與自然法之詩》，盧梭覺得“報仇”的機會到了，發表了評論“關於天命的通信”，其中極力抨擊伏爾泰詩中的“絕望”情緒。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這部以後成為法國大革命聖經的著作，則被伏爾泰抨擊為“非社會的”。可以想象，假如兩人並非敵人，甚至是朋友的話，這樣的評論是不會出現的。沒有什麽真正的內在的哲學思想差異能夠導致這種衝突。

　　假如說，這些還可以說是思想或學術上的爭論的話，以下事情的表現就純粹是鬧著玩了：

　　有一次，日內瓦大劇院起火，伏爾泰寫了篇匿名文章（《日內瓦戰爭》），揭發說火是盧梭放的，因為盧梭反對劇院文化。

　　而當日內瓦民眾發起捐款為伏爾泰塑造銅像時，盧梭則寄去２個法朗，以示嘲笑。

　　在以後的對壘中，雙方用詞越愈尖刻，例如“大儒主義者”，“厭世者”，等等。伏爾泰於１７６４年匿名發表《公民的情感》一文，抨擊盧梭將子女送入孤兒院的事。正是這篇東西促使盧梭動手寫下了名垂後世的《懺悔錄》。這算是兩人爭吵唯一的積極成果。我想，假如伏爾泰知道這樣的結果，他也許不會寫那篇文章的。

　　有趣的是，這兩個大哲學家都是在對方的故鄉——伏爾泰在日內瓦，盧梭在巴黎——對對方進行口誅筆伐的。盧梭稱伏爾泰是個“流浪漢”，伏爾泰則說“我真懷疑巴黎文人是否真會歡迎這個外國人”。兩人似乎都愛上了各自的住地，卻忘記了那是對方的故鄉！

　　１７６０年，盧梭給伏爾泰寫了一封信，這也是他寫給伏爾泰的最後一封信。這封信後來被他附在《懺悔錄》裏。信的第一段非常著名：“先生，我一點也不喜歡您，我是您的門徒，又是熱烈的擁護者，您卻給我造成了最痛心的苦難。日內瓦收留了您，您的報答便是斷送了這個城市；我在我的同胞中極力為您捧場，您的報答便是挑撥離間：是您使我在自己的家鄉無法立足，是您使我將客死他鄉……”信是這樣結束的：“總之，我恨您，這是您自找的……別了，先生。”

　　收到信後，伏爾泰不知作何答複，一直沒有回信，但忍不住到處發泄。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他寫道：“我收到盧梭一封長信，發覺他是越來越瘋了，這是很令人遺憾的事。”在給另一個朋友的信中更寫到：“盧梭真是個大瘋子，一個壞瘋子。他想讓人相信我在迫害他……”

　　這些話，盧梭的也好，伏爾泰的也好，今天看來，隻能使人忍俊不禁，都不是什麽值得分清是非的事。

　　但無論如何，伏爾泰與盧梭互相關注著對方，盡管是帶著仇視的眼光。在某種意義上，兩人之間的激戰甚至成為他們生命中的必要支柱。１７７８年５月３０日，伏爾泰與世長辭，他在遺囑中說：“當我離開人間時，我熱愛上帝，熱愛我的朋友，也不嫉恨我的敵人。”盧梭當在他所不嫉恨的人中間吧？３３天後（７月２日）盧梭在巴黎附近的一個小村莊裏也離開了人間。他們兩人似乎不能單獨在這世間上活著……

　　１７９１年，法國大革命進入高潮。路易十六喬裝出逃，在邊境露餡，被革命黨逮捕，送入監獄。７月１１日，革命黨人把他們的精神領袖伏爾泰的靈柩請進先賢祠，作為對國家有傑出貢獻的偉人供奉起來。連綿十幾裏長的送靈柩隊伍故意在路易十六囚室窗口下經過，以進一步刺激這個即將上斷頭台的皇帝的神經。

　　三年後，１７９４年１０月１１日，按照法國國民公會作出的決議，盧梭也也被請進先賢祠，受到與伏爾泰同樣的待遇。是日，成千上萬的人在先賢祠前舉行隆重儀式，然後把盧梭的靈柩安放在離伏爾泰墓地僅幾尺之遙的地方。這並不是法國人的幽默，要把兩個仇人放在一起讓他們在天堂繼續惡鬥，而是人們根本不把他們的爭論、他們的怨和仇當一回事。曆史更把這場戰爭給抹去了。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樓拜多次來日內瓦，第一次是１８４５年，當時是他姐姐新婚，福樓拜家庭全體成員陪伴新婚夫婦去意大利旅行，回法國時，沿萊蒙湖走了一下，從巍維經洛桑，直至日內瓦。

　　　關於這次旅行，福樓拜作了一些筆記，大部分是用極其簡短的文字對所見事物作的印象主義式的記錄。例如：

　　“洛桑風格沉重，好。——醜女人，缺乏風度。——不止一個。——目光交流（意大利雜貨店女人）。

　　“尼翁（距日內瓦２０公裏的一個小鎮）：安靜，溫柔的城市，是個養病的地方。”

　　在日內瓦，他繼續用這樣的筆調寫了圖書館、博物館等景點。但有兩個地方，他卻作了較為詳細的激情洋溢的描寫，它們是盧梭島和伏爾泰故居，這兩個敵對偉人的紀念之地。我節錄如下：

　　“盧梭島：晚上，當我進入那裏時，人們正在演奏音樂。這是一些德國人，以一種舒坦的方式吹著銅管。他（盧梭）端坐在椅子上（指盧梭的雕像），紋絲不動，腦袋向前微傾，神態機智而又溫和。——左麵，幾棵挺拔的楊樹在風中微微的抖動。——他是多麽愛音樂，這個可憐的讓·雅克（盧梭的名字）。我思念著他，用我全部的靈魂思念著他……這是怎樣的一個人！怎樣的一個靈魂！怎樣的溶岩、怎樣的衝擊波！……帕蒂爾作的雕象真是太漂亮了，我都不敢肯定，是否它隻是在我身上產生這樣的效果。”

　　“伏爾泰故居：城堡（伏爾泰住在一個城堡式的房子裏）位於小樹林中間。透過細雨，樹葉是淡綠式的。——小城堡隻有一層樓，二個廂房，三個短樓梯，中間那個通向伏爾泰的工作室，從那裏可以看到花園。……應當在那裏關上一天，獨自散步。淒涼、空曠，綠色的光線從窗口射入；我被一種陌生的憂傷感攫住，為這十八世紀充實的一生和明智的存在的逝去而感到遺憾。我想像著這個男人每天從客廳進入這間屋子，打開所有的窗門……接待我的是伏爾泰在世時的仆人，一個普通老頭，似乎還沉浸在對他主人的回憶中。他曾為伏爾泰服務了５年，是他負責購買日常用品。‘你和他說過話嗎？’‘啊，當然。先生，好幾次。他是個幹瘦的人，很瘦。’‘他好嗎？’‘好，先生。但不能對他不服從。他脾氣很大，經常發火，……他揪我們的耳朵，他揪了我好幾次。但大家都很喜歡他。他很好，慷慨，但決不能忍受對他的不服從！’我用渴望的眼光盯著這老頭，試圖在他身上收集到伏爾泰留下的什麽東西！”

　　福樓拜不會不知道兩人的關係，但他在遊記中隻字未提這點，有的隻是對他們的仰慕和思念，至於兩人的惡鬥似乎是不值一提的細末微節。法國人把他們倆都請進先賢祠，還讓他們緊緊挨著，當源於同樣的想法。

　　我理解人們對盧梭與伏爾泰關係的沉默：重要的是他們各自的偉大貢獻，吵架畢竟是人之常情，無足輕重。但是，他們的恩怨真的一點啟示也沒有嗎？我想還是有的，那就是：人類之間的仇恨，除了利益因素之外，很多是源於某種小小的東西：一句話，一個眼神，一種情緒，一種感覺，盡管細小微弱，一旦燃燒蔓延，足以把友情撕裂，把理性拋棄，直到使人瘋狂，不可收拾的地步。人與人之間的理解，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一個永恒的難題。偉人們尚且無法解決，何況我們這些芸芸眾生呢！人啊人，你就是這麽一種任性而又危險的動物！(華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