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毛澤東主持下開幕。
4月24日下午進行正式選舉。到會代表1510人。大會主席團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全部當選。當宣布中央委員候選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當選時，會場立即響起一片議論聲。這名工人代表看來毫無政治生活經驗，他不懂等額選舉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卻越高。此人在全國毫無名氣，誰也不會故意把他劃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謙虛，結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員中得票惟一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人。散會後，許多人都憤憤不平地大罵這名工人太不謙虛。
小人物，大曆史。這種說法，放在王白旦身上再恰當不過：小人物，他農民出身，後來成為煉鋼工人，現在是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老市委家屬院裏一位沉默寡言的７１歲的退休老人；大曆史，他曾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九大”、“十大”代表。
王白旦現名王百得。１９６９年“九大”期間，他參加議政，周總理主持會議，看到他後打趣道：“王白旦，你這名字念白了可不太好聽啊。”與會代表都會心地笑了，有人順情說“應該改改名，中央委員怎麽能叫王八蛋呢”。王白旦從沒有想到過他的名字竟然有這樣的諧音。
宦海浮沉緣於“改名”
王白旦１９３５年出生在太行山區，是地地道道頭頂高粱花子的農民。解放後，他先是在太原鋼廠當工人，因為機靈，學東西快，後來作為骨幹“支援”到齊齊哈爾的北滿鋼廠。１９６９年“九大”召開以前，他已是北滿鋼廠的一名黨員技工。當時，上級把一名參加“九大”的名額分配到北鋼，條件是：有７年以上黨齡的煉鋼工人。那時廠革委會成員要麽不是黨員，要麽是黨齡不到７年，陰差陽錯，王白旦被選為“九大”代表，去了北京，並一下子在會上當選了中央委員。
王白旦做夢也沒有想到被選為中央委員，更沒有想到竟會有“大人物”熱心給他改名。在那個議政座談會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也參加了，他聽了周總理的話，略有所思後說，“我給他改個字，‘旦’字底下加一豎為‘早’，音變意不變。”如此，從北京回到黑龍江，王白旦不但身份變了，名字也變了。
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廬山召開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因為支持林彪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有人就提出了陳伯達為“王白早”改名一事，提議成立專案組，幸而周總理解了圍：“改名是我提議，陳伯達改的。這件事我負責，不能叫工人背包袱。”沒想到，江青知道此事後說：“我再給他改一個名，在原基礎再加幾筆，叫王百得吧。”再次改名，王白旦很不情願，他想：“又改名，上次有總理保護，我和陳伯達沒牽聯上，下次，誰又能為我說話？”不過，江青畢竟是主席夫人，當時他還是服從了“中央決定”。以後，在黨的“十大”上，王百得成為１００名中央候補委員的成員。
很快，王百得在廠裏從普通工人一躍成為廠黨委副書記。這期間，王百得的原配妻子因肝癌去世，在組織的關懷下，３６歲的女新聞工作者於淑彥走進了他的生活。王百得可謂春風得意。
４年後王百得調任齊齊哈爾市委副書記，於淑彥升任市電視台副台長，一家人搬到了市委家屬院。
１９７８年，不測的政治風雲再次向這個家庭襲來。他那段被陳、江二人改名的曆史，使他被列為市“揭批查”的重點審查對象，從１９７８年起，先是被審查８個月，等待處理則延續了３年多。王百得積極配合組織審查，所有電文、信函查了個底朝天，也看不出他與陳、江有什麽“特殊關係”。有人建議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氣，王百得卻來了倔勁兒：“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麽關係。”也有人動員於淑彥跟王百得離婚，她不為所動：“他是啥人我最知道。相信群眾、相信黨，我家老王的事情總有一天會正確解決的。”結果，電視台機構變動時，於淑彥的職務還是由副台長降為部門主任。
棄官為民身後之路依然坎坷
終於，黑龍江省委對王百得的問題作了實事求是的結論：“屬一般性問題，材料歸還本人，工作另作安排。”兩種職務安排，請他選擇：另任新職，或易地做官。已經厭倦官場的王百得明確表示：棄官為民——回鋼廠重操舊業。
但是，王百得畢竟當過“中央領導”、市委副書記，工廠給他安排了一個平爐分廠“顧問”的銜，既指揮不了人，又不用參加一線勞動。可王百得一回廠就三班倒，真正當起了工人。
一天深夜，一號平爐後牆塌落，鋼水一旦衝出爐體，便是塌天大禍。總廠領導和總工程師在現場緊急磋商，決定放掉鋼水，熄火檢修。“不能這樣，用燒結法可以維修後牆。”不知什麽時候，王百得湊了上來。一位好心人悄悄拉他衣角：“別忘了，你是個啥身份。”王百得全然不顧繼續說：“如果停爐，小修也要３天，少出１０爐鋼，損失可就大了。”此時，鋼水已從爐體的裂縫滲漏，事不宜遲。王百得大膽的建議終於得到允許。年過半百的王百得，在爐前幹了一個白班又連著幹了一個通宵，平爐後牆終於被修複住了。工友們歡呼雀躍，跑去為王百得請功。兩天後，一位領導把王百得拉到一邊說：“按規定，你應該得到重獎，可……”。
為了工作方便，“編外爐長”王百得從回廠的第一天起就吃住在廠區宿舍，連續１５年與市裏上班的妻子分居，隔斷了丈夫對妻子和父親對孩子的照顧。１５年間，愛女和長子相繼病逝。然而悲痛沒有動搖王百得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完煉鋼人生的決心。
１９８９年王百得臨近退休。妻子為他設計好了退休後的生活：受聘到市內一家區辦企業，每月可輕鬆地多拿４００多元報酬。然而，分廠領導願意再留他一段時間，搞好傳、幫、帶”，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他１９９０年後就不屬於編內職工了，在待遇上除１００元的補差費，什麽加班費、獎金、升級等統統沒他的份。然而，他說：“隻要爐上需要，我就幹！”他又在爐前奮戰了５年。
貧病交加安度晚年並非易事
１９９４年，王百得正式退休，每月隻有３００元退休金。老伴也退休了，退休金１２００元。王百得曾開過一段飯莊，小本經營，利潤不大，不到一年就虧本停業了。以後，他賦閑在家。近年，他的退休金已逐漸增至６００多元，但自從老伴得了胃癌，他患上了糖尿病後，家中經濟狀況就每況愈下。
２００５年初，他的老伴於淑彥患胃癌去世。被糖尿病困擾多年的他又患上了病毒性皰疹，疼痛難捱、行走不便，王百得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黑龍江省委聞訊後很關心，囑北鋼予以照顧，北鋼領導親自上門探望，並補助了他３０００元。一輩子第一次拿補助金的王百得羞愧難當，他說他不想給組織添麻煩。如今，王百得過著普通人的生活，由在市電視台工作的兒子照顧著安度晚年。
4月24日下午進行正式選舉。到會代表1510人。大會主席團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全部當選。當宣布中央委員候選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當選時，會場立即響起一片議論聲。這名工人代表看來毫無政治生活經驗，他不懂等額選舉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卻越高。此人在全國毫無名氣，誰也不會故意把他劃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謙虛，結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員中得票惟一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人。散會後，許多人都憤憤不平地大罵這名工人太不謙虛。
小人物，大曆史。這種說法，放在王白旦身上再恰當不過：小人物，他農民出身，後來成為煉鋼工人，現在是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老市委家屬院裏一位沉默寡言的７１歲的退休老人；大曆史，他曾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九大”、“十大”代表。
王白旦現名王百得。１９６９年“九大”期間，他參加議政，周總理主持會議，看到他後打趣道：“王白旦，你這名字念白了可不太好聽啊。”與會代表都會心地笑了，有人順情說“應該改改名，中央委員怎麽能叫王八蛋呢”。王白旦從沒有想到過他的名字竟然有這樣的諧音。
宦海浮沉緣於“改名”
王白旦１９３５年出生在太行山區，是地地道道頭頂高粱花子的農民。解放後，他先是在太原鋼廠當工人，因為機靈，學東西快，後來作為骨幹“支援”到齊齊哈爾的北滿鋼廠。１９６９年“九大”召開以前，他已是北滿鋼廠的一名黨員技工。當時，上級把一名參加“九大”的名額分配到北鋼，條件是：有７年以上黨齡的煉鋼工人。那時廠革委會成員要麽不是黨員，要麽是黨齡不到７年，陰差陽錯，王白旦被選為“九大”代表，去了北京，並一下子在會上當選了中央委員。
王白旦做夢也沒有想到被選為中央委員，更沒有想到竟會有“大人物”熱心給他改名。在那個議政座談會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也參加了，他聽了周總理的話，略有所思後說，“我給他改個字，‘旦’字底下加一豎為‘早’，音變意不變。”如此，從北京回到黑龍江，王白旦不但身份變了，名字也變了。
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廬山召開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因為支持林彪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有人就提出了陳伯達為“王白早”改名一事，提議成立專案組，幸而周總理解了圍：“改名是我提議，陳伯達改的。這件事我負責，不能叫工人背包袱。”沒想到，江青知道此事後說：“我再給他改一個名，在原基礎再加幾筆，叫王百得吧。”再次改名，王白旦很不情願，他想：“又改名，上次有總理保護，我和陳伯達沒牽聯上，下次，誰又能為我說話？”不過，江青畢竟是主席夫人，當時他還是服從了“中央決定”。以後，在黨的“十大”上，王百得成為１００名中央候補委員的成員。
很快，王百得在廠裏從普通工人一躍成為廠黨委副書記。這期間，王百得的原配妻子因肝癌去世，在組織的關懷下，３６歲的女新聞工作者於淑彥走進了他的生活。王百得可謂春風得意。
４年後王百得調任齊齊哈爾市委副書記，於淑彥升任市電視台副台長，一家人搬到了市委家屬院。
１９７８年，不測的政治風雲再次向這個家庭襲來。他那段被陳、江二人改名的曆史，使他被列為市“揭批查”的重點審查對象，從１９７８年起，先是被審查８個月，等待處理則延續了３年多。王百得積極配合組織審查，所有電文、信函查了個底朝天，也看不出他與陳、江有什麽“特殊關係”。有人建議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氣，王百得卻來了倔勁兒：“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麽關係。”也有人動員於淑彥跟王百得離婚，她不為所動：“他是啥人我最知道。相信群眾、相信黨，我家老王的事情總有一天會正確解決的。”結果，電視台機構變動時，於淑彥的職務還是由副台長降為部門主任。
棄官為民身後之路依然坎坷
終於，黑龍江省委對王百得的問題作了實事求是的結論：“屬一般性問題，材料歸還本人，工作另作安排。”兩種職務安排，請他選擇：另任新職，或易地做官。已經厭倦官場的王百得明確表示：棄官為民——回鋼廠重操舊業。
但是，王百得畢竟當過“中央領導”、市委副書記，工廠給他安排了一個平爐分廠“顧問”的銜，既指揮不了人，又不用參加一線勞動。可王百得一回廠就三班倒，真正當起了工人。
一天深夜，一號平爐後牆塌落，鋼水一旦衝出爐體，便是塌天大禍。總廠領導和總工程師在現場緊急磋商，決定放掉鋼水，熄火檢修。“不能這樣，用燒結法可以維修後牆。”不知什麽時候，王百得湊了上來。一位好心人悄悄拉他衣角：“別忘了，你是個啥身份。”王百得全然不顧繼續說：“如果停爐，小修也要３天，少出１０爐鋼，損失可就大了。”此時，鋼水已從爐體的裂縫滲漏，事不宜遲。王百得大膽的建議終於得到允許。年過半百的王百得，在爐前幹了一個白班又連著幹了一個通宵，平爐後牆終於被修複住了。工友們歡呼雀躍，跑去為王百得請功。兩天後，一位領導把王百得拉到一邊說：“按規定，你應該得到重獎，可……”。
為了工作方便，“編外爐長”王百得從回廠的第一天起就吃住在廠區宿舍，連續１５年與市裏上班的妻子分居，隔斷了丈夫對妻子和父親對孩子的照顧。１５年間，愛女和長子相繼病逝。然而悲痛沒有動搖王百得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完煉鋼人生的決心。
１９８９年王百得臨近退休。妻子為他設計好了退休後的生活：受聘到市內一家區辦企業，每月可輕鬆地多拿４００多元報酬。然而，分廠領導願意再留他一段時間，搞好傳、幫、帶”，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他１９９０年後就不屬於編內職工了，在待遇上除１００元的補差費，什麽加班費、獎金、升級等統統沒他的份。然而，他說：“隻要爐上需要，我就幹！”他又在爐前奮戰了５年。
貧病交加安度晚年並非易事
１９９４年，王百得正式退休，每月隻有３００元退休金。老伴也退休了，退休金１２００元。王百得曾開過一段飯莊，小本經營，利潤不大，不到一年就虧本停業了。以後，他賦閑在家。近年，他的退休金已逐漸增至６００多元，但自從老伴得了胃癌，他患上了糖尿病後，家中經濟狀況就每況愈下。
２００５年初，他的老伴於淑彥患胃癌去世。被糖尿病困擾多年的他又患上了病毒性皰疹，疼痛難捱、行走不便，王百得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黑龍江省委聞訊後很關心，囑北鋼予以照顧，北鋼領導親自上門探望，並補助了他３０００元。一輩子第一次拿補助金的王百得羞愧難當，他說他不想給組織添麻煩。如今，王百得過著普通人的生活，由在市電視台工作的兒子照顧著安度晚年。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