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為人民立新功(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本文由 東海艦隊副政委
江青同誌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多年來都是給主席作秘書，主要的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 。在文教方麵我算一個流動的哨兵。就是訂著若幹刊物報紙，這樣翻著看，把凡是我認 為較比值得注意的東西，包括正麵的、反麵的材料，送給主席參考。我多年來的工作大 體上是這樣做的。從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點，就是兼做常委的秘書。我們整個 中央文革小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個秘書班子。也還是哨兵工作、參謀工作。就是提出意 見，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常委參考。所作的工作就是這麽一點。我對軍隊 不熟悉，知道的東西很少，今天隻能和同誌們交談一下。我的意見如果不對，請同誌們 批評我。我們小組是比較民主的，有時候還可以吵架。同誌們有什麽意見，歡迎你們提出來。
主席對我是嚴格的，主席對於我首先是嚴師。當然，他不象有些人把著手那樣教，但是對我非常嚴格。許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為人，我想同誌們也許比我知道的更多一點。我們在一塊生活，他這個人是很寡言的，話不多。有時候談起來，多數都是談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國內，海闊天空。什麽社會上的小廣播，也談一點，但很少。如果偶爾涉及某一個幹部，主席總是說什麽人有大功哪！這個人怎麽好啦！不怎麽說人家壞話的。主席對幹部愛護、寬大。我自己也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我也討厭聽那些社會上的小廣播。這樣，我有時候很無知。不過，知道那樣一些小廣播也沒有什麽好處，浪費精力，在過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參考資料和電報，哪有時間去聽那些小廣播，搞那些名堂。至於學習，我不比同誌們好，我自己覺得學習的不夠好，特別是不夠係統，如果說我有一點什麽長處，那就是我學懂了的那一點，我就堅持，就去做。在延安，聽了主席的在文藝座談會上的那個講話。對那個講話裏頭我領會了的東西，我就去做，當然這篇講話，我不是全部領會了。這幾年我又重新讀了，對我還是那末新鮮。這篇講話強調地指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個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導，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去做。我就是這麽一個人。與同誌們比較起來，我是個小學生，要向同誌們學習。因為同誌們在曆史上，不論是十年內戰時期，還是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抗美援朝這些戰爭時期，都為人民建立了豐功偉績，這是連國內國外敵人都承認的，我向來是非常敬仰老紅軍的。在延安鬧過這樣一個笑話：曾經有人給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顆紅星，後來說是不許戴，我才戴了幾天就不許戴，為這個可鬧別扭啦！當時我不太明白，為什麽一定要我們把這個紅星拿掉，那個時候不明白，是鬧過別扭的。我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很有感情，我覺得自己現在也還是軍隊的。我進城以後一直要求保留我的軍籍。我隻在軍隊做過一段很短時間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進攻陝北的時候，在中央直屬大隊當政治協理員。進城後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軍籍除掉，就是說不要開除我。我心裏總是向著軍隊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號召下，同誌們正在為人民建立新的功勳。主席曾經說過：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說這個話的時候，在一次中央會議上，主席講過一個故事。戰國時候，趙國的趙太後執政，她非常溺愛她的小兒子長安君，這時候秦國攻擊它，攻得很緊，她請齊國出兵解圍，齊國說，要把你的小兒子長安君來做人質，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兒子，很多大臣進諫，要她派長安君去，她惱火了，說誰再來勸說，我就要唾他的臉，當時有個左師（官名），叫觸［龍言］，他去求見太後，趙太後盛怒等著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後，他就問寒問暖，先不說政治，然後說，我快要死了，我有個小兒子，十五歲了”，太後能不能給派個吃飯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趙太後就說，丈夫也愛少子嗎？他說，甚於婦人。聽了這樣的話，太後的氣消下去了。她說不見得，我看溺愛少子，還是女人比男人厲害。左師就駁她說，我看你愛燕後超過了愛長安君（燕後是燕國國君的妻子，是趙太後的女兒）。 她問何以見得？左師說，燕後出嫁的時候，你抱著她哭，因為是遠別。燕後出嫁以後，每當祭祀你都為她祈禱說，你千萬不要回來，要她在燕國生兒育女，世代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長久的。可是你對長安君就沒有這樣，太後說不是，左師然後就問，咱們趙國過去有名的世襲的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後代，現在還有沒有繼續世襲的啊？太後回答說，沒有了。左師又問，不但趙國，其他各國，子孫封侯的，還有沒有呢？太後說，沒聽說還有。左師說，都沒有了，那麽這是什麽原因呢？還不是由於“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狹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嗎？“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國家權力的寶器。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權力。左師說，你給長安君那麽高的職位，給他許多肥沃的土
地，給他的權力又很大，不及時叫他為國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長安君能在趙國立足嗎？我認為你為長安君打算的太短，你愛他不如愛燕後。左師觸［龍言］講了上麵的話以後，趙太後立刻下了命令，準備百輛車子，送長安君到齊國去，齊國馬上就出兵，解圍了。主席說，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製代替奴隸製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再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複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在座的同誌，大概權是很多的。伯達同誌經常說，他是個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這個權就不能輕易用。既然人民給了咱們這麽高的職位，俸祿也很厚，權又很大，如果我們不立新功，對得起人民嗎？久了人民能要我們嗎？這個故事，主席講了很多次。對我們自己的孩子也曾講了很多次。但他們是不怎麽理解的。多年來
，我一直是很欣賞這篇東西，曾多次翻閱。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軍要立新功。
自從主席說解放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以來，已經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軍的工作成績特別突出地表現在工農業生產上。比較困難的是支左問題，複雜一些，搞不好就輕易支錯。對這個問題，隻要我們自己的思想明確，真正站到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麵來，就會大無畏，即使錯了也不要緊，我們就可以不支持他們，再來搞調查研究，支持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壯大起來。對受壞人操縱的組織，就孤立他們中間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們，教育他們。這一點，同誌們已經有了許多經驗啦，其中已有許多好的經驗。我參加過兩個小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難，黃永勝同誌他那裏有一些好處，他沒有殺人，沒有開槍，廣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們有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是說，對受壞人操縱的組織，輕易不要宣布為反動組織，而是把它的頭頭，確有證據的壞人，逮捕起來，或者讓那個組織的群眾自己改換新的領導人，這個做法，我覺得還是好的。
同誌們，對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麽自卑感。從前說是不介入，其實這個不介入，就許多單位說，主席早就說過：“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事實上，有的是從左的方麵介入，有的是從右的方麵介入。例如，拿從左的方麵介入來說，去年二月，林彪同誌委托我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這個文藝座談會的紀要，是請了你們“尊神”，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繳了械，為什麽這麽有威力呢？就是因為有軍隊支持，他們怕人民解放軍。這是從左的方麵介入。幾個月以來，全軍有很多好經驗。據哈爾濱的同誌說，那裏的軍隊，在去年夏天，就從左的方麵介入了。也有的從右的方麵介入的，做錯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數做了錯事的同誌也是會回頭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麽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這個黑風。也許我這人
自信心太強，我總覺得不會是那樣子的。你看，就是農業生產，夏收可能會不錯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錯。因為革命調動了廣大人民的革命熱情，軍隊這樣子大力地去帶頭，起模範作用，我看這是解放以來，十幾年沒有過的。進城以後，我們軍隊住在兵營裏，確實和勞動人民有些隔開了。這次不行了，要從兵營裏出來，要從機關裏出來，恢複咱們過去的老傳統，跟群眾結合在一塊。這樣，有的地方就說，老八路又來啦。可見，我們當年還是和群眾在一塊多一點，進城以後就隔離開了。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做了許多好事情，從最初開始，以林彪同誌為代表，就從左的方麵介入了。
此外，我還向同誌們呼籲一下，要看到文教戰線的重要性。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認識不足。那些有問題的、能力不怎麽強的幹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戰線上去，還不說我們包下來的幾百萬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樣，他們的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就大量地泛濫。這方麵的情況，我們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厲害。雖然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和他們交過幾次鋒，但是，都是個別的戰役，沒有象這一次這樣認識深刻。意識形態——文教戰線這個東西，可厲害哪！因為任何一個階級，無產階級也好，資產階級也好，他要奪取政權，總是要先做輿論準備的，這一點，過去我就重視不夠，希望軍隊的負責同誌，能真正認真地抓一抓。
這十七年來，文藝方麵，也有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反映工農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形象。至於教育，那幾乎全是他們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蘇修的一套。所以我們在文學藝術界，培養出一些小“老藝人”，在教育方麵，培養出一些完全脫離工農兵，脫離無產階級政治和脫離生產的知識分子，比過去還多了。要是沒有這次文化大革命，那誰改得了？攻也攻不動啊！
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過程很長，進城的初期，總理給我安排過幾次工作，接觸了一些事情。後來，就辭職了。我自己思想上，隻是就某一點說，是解決了這個問題的，那時候覺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電影，就是往我們這裏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們卻說什麽，民族資產階級，我們得照顧。當時我們確實是孤立的。 在思想文化領域裏，就是不能和平共處；一想和平共處，它就腐蝕你。大概總理還記得，那時候對他們說，製片方針是對著華僑，你們隻要不拍反共的電影，那麽我們給你們錢。他就是要錢嘛！那個時候，隻認識到他要投資，沒有認識到他要來毒化我們，後來推出去了，確確實實地推出去了。中間，有幾年我害病，為了恢複健康，醫生要我參加一些文化生活，鍛煉聽覺和視覺。這樣，我就比較係統地接觸了部分的文學藝術問題。哎呀，覺得這個問題就大啦！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的形象，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反映，它反轉過來，是要保護或者破壞經濟基礎的。如果象上麵所說的那個樣子，它就會破壞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電影，美、英、法、意……等帝國主義國家的電影，修正主義國家的電影，出現了一大堆。那些劇團可是多啊！如京劇，我是一個習慣
的欣賞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誰曉得它利用我們這個文化部，弄得全國到處都是，就連福建那個地方，也有十九個京劇團。大家都知道，福建話和北京話差別是很大的。結果，到處在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我那個家鄉山東，我童年的時候，河北梆子叫大戲，近幾年我調查的時候，京劇卻成了主要的大戲了。山東有四十五個京劇團，這還不講黑劇團、業餘劇團。上海的越劇也跑向全國了。就出現這樣的怪事。但是，我們的工農兵，建立了這樣的豐功偉績，他們不表現。他們也不表現我們的長征、二萬五千裏的老紅軍，也不表現抗日戰爭。那有多少英雄啊，他們都不搞。電影也有這個問題。所以我就逐漸地對這個問題有了認識。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
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誌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誌支持的。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誌，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
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同誌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麽關係！噢，後來總理對我說，才知道，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可見其難啊！人家抓住這個文教係統不放，就是專我們的政。將軍們不要以為這是文教係統的工作，不是份內的事，不管；要知道我們不管他們就管，我們真管，他們還會千方百計地想管。所以我們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們都抓，那就不會出現這個局麵了。當然，物極必反，所以就出現了這次文化大革命
。那幫人才陽奉陰違哪！兩麵三刀地盡整人啊。一個戲，主席要改成以武裝鬥爭為主，他就是不肯。為了這個，就要鬥很久啊。試問，中國革命如果沒有武裝鬥爭，能成功嗎？我們現在能夠坐到這兒來開會嗎？我覺得那是不能設想的。在這一方麵，同誌們的感受大概比我還要深刻。所以，這個文教戰線、今後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們自己手上。要大膽地選用革命小將。你看，要是沒有他們，怎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來啊？有六十幾個人。他們都占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小將們的這個功勳可大啦！
主席還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聽主席的話。在上海的時候，華東局、上海市委裏頭，可微妙哪。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更不聽，但是一個什麽人的話，簡直捧得象聖經一樣的。當時我覺得這是一種奇怪的事情；現在想來，這也不奇怪。有一位舊市委領導人，居然會變化到這樣，這我完全沒有想象到。上一次開會時，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這一點，葉群同誌可以證明，伯達同誌也知道，春橋和文元同誌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頭。另一個是個叛徒，變節自首分子，被搞出來了。本來寫評《海瑞罷官》、《評“三家村”》這樣的文章，是姚文元同誌（還有他組織的寫作班於）寫的嘛，有些人卻貪天之功，說是他們搞的。
我想，我略微講這麽一點我的認識過程，使大家可以對文教這方麵，看出一點苗頭，我要著重地向同誌們呼籲，除了抓黨、政、軍和經濟之外，這個“文”也得要認真抓。當然要做調查研究，還要有一番刻苦的學習。因為各行各業，都有各自的規律、特點。但是，這也不是難事，隻要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了，那末，堡壘總是可以攻克的。幾個堡壘已經都攻克了嘛。一個京劇，一個全世界都認為了不起的芭蕾舞，還有個交響音樂，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沒有什麽難事。這對全世界都是有影響的。資產階級是垂死的階級，它表現現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墮落的東西來麻痹人民，腐蝕人民。倒是修正主義搞一點偽裝，很使人討厭。但是這幾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摘什麽遮羞
布，而是赤膊上陣了。我想，談我的這個認識過程和實踐過程，對同誌們今後大力抓文教係統，能不能有一點幫助？
大、中學校都要改革教學製度、教學內容，都要搞鬥、批、改，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目前我們在這方麵還沒有什麽經驗。文學藝術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經對文藝界的一些人說過，你們吃了農民的飯，穿著工人織的布，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警衛著國防前線，你們不表現工農兵，你們藝術家的良心何在啊！電影《南征北戰》，我抓過。粟裕同誌，那個時候）我記得跟你交涉過，關於服裝應該怎麽樣。陳老總，你還記得嗎？那個戲雖然有缺點，但是基本上還是個好戲。那個戲，是我具體抓的，是你組織創作的，還改過。忘啦？（陳毅同誌：記得。）噢，還記得。
最後，我想簡單講一點教育子女的問題。對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要把他們看作是人民的財富，人民的後代。如果對自己的子女就寶貝得上天，對人家的子女，勞動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這是不對的。但這隻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數同誌是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陳士榘同誌，就能大義滅親。當然也不是將孩子怎麽樣，而是管起他來，讓他學習學習，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陳士榘同誌，你那孩子管起來沒有？（陳士榘同誌：管起來了。）在這個問題上，有個別同誌，少數同誌；太過份了。這也就是那個“長安君”的問題。這個“重器”是什麽？“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他們的“重器”是什麽？自行車、照象機、收音
機，有的還坐小汽車，最重要的還是他父母的級別。有的人認為，這是愛兒女，實際上是害了他們。要把我們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個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為，一方麵是我們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麵有社會的影響。我們家的子女也不是那麽高明的，他們雖然都到大廚房吃飯，可是他們還是覺得自己了不起，總還是有社會影響的。我們要很嚴格地教育他們，如果抓得緊，將來他們可能會好一些。社會影響這一麵，就拿我們的一個孩子來說，她在小學的時候，她說，我們有個教員講，有一本什麽“頓頓的靜河”。誤人子弟嗬，是《靜靜的頓河》。我說，你是不是要看這部書啊，她說“是呀，媽媽”。我說這部書，你隻能當作蘇聯的曆史材料來看，當作蘇聯的戰爭史的材料
來看。這部書可不好啦，它把一個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當做主角，這是不好的。她駁我說：“媽媽，你能這樣說嗎？大家都說好。”她就這樣責問我，因為當時對這本書還不能夠批判。我說，你不要出去說，媽媽是研究過的，是媽媽個人的意見，後來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為子女還是得從政治上、思想上服一點務。例如《紅與黑》，法國的修正主義分子把這部小說抽掉了政治、經濟內容，拍成了一部黃色電影。我們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來研究，對身邊的青年、身邊的工作人員講一講。我自己的工作，每天雖然比起同誌們來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還是大的，身體也不太好，沒有更多的時間來教育子女，但是，隻要是我發現了的，我都進行了研究，並給他們 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時，父母對他們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實行封建家長製。 這一點，我覺得要向主席學習。我們家裏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駁爸爸的。有時還故意地要他們駁。他們駁了以後，當然要給他們講道理。但是很多時間，他們不是駁斥，對父
母是尊敬的。他們駁，有好處嘛。讓他們造點反，有什麽壞處呀，弄得老是“是，媽媽！”“是，爸爸！”有什麽好處啊，我看那不好。我覺得，對自己的子女要求嚴格一點，就是對他們的愛護。
我這兩點意見，也曾經講過，隻是供同誌們參考，說得不對，請同誌們批評。就這樣罷。
（根據記錄整理）
（原載《江青同誌講話選編（1966.2--1968.9）》，河北人民出版社，1969年。）
［說明：這篇講話可說是文革運動中最著名的講話之一，以至它有了自己的標題：《為人民立新功》。一九六六年十月起，各地各級當權派在“批資反線”中受到衝擊，另一方麵，由於高幹子弟紅衛兵大搞血統論的惡行，以“聯動”為主的高幹子弟老紅衛兵組織遭到取締和批判（個別成員被逮捕後來被釋放），這些引發了一些軍隊高級將領對文革群眾運動的不滿，譚震林在66年2月16日懷仁堂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上說：“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許多軍內高級幹部都有類似的看法。各地軍隊說是不介入文化大革命，實際上都介入了，而且很多在“二月逆流”中都站在了黨委當權派一邊。一些地方發生了軍區和群眾的衝突，青海“二·二三”慘案中，有三百多名群眾遭到殺害。因犯罪和民憤極大而被逮捕的個別高幹子弟聯動成員在被關押數月之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於四月二十二日全部釋放，並允許公開活動。這些就是這篇講話的背景。
這篇講話的記錄整理稿曾先後兩次送毛澤東審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給毛澤東的送審報告說：“這是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一次講話，林彪同誌說是要發。我改了幾次，缺引證，不夠典，因為沒有發言稿，毛澤東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對“觸[龍言]說趙太後”的故事作了一些內容上的補充。其他修改包括：在“主席早就說過：‘所謂‘不介入’是假的，……’”之前，加上“就許多單位說”。江青原講話稿還有：“我身體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髒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們整出心髒病來了。”毛澤東刪了這句話。］
本文由 東海艦隊副政委
江青同誌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多年來都是給主席作秘書，主要的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 。在文教方麵我算一個流動的哨兵。就是訂著若幹刊物報紙，這樣翻著看，把凡是我認 為較比值得注意的東西，包括正麵的、反麵的材料，送給主席參考。我多年來的工作大 體上是這樣做的。從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點，就是兼做常委的秘書。我們整個 中央文革小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個秘書班子。也還是哨兵工作、參謀工作。就是提出意 見，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常委參考。所作的工作就是這麽一點。我對軍隊 不熟悉，知道的東西很少，今天隻能和同誌們交談一下。我的意見如果不對，請同誌們 批評我。我們小組是比較民主的，有時候還可以吵架。同誌們有什麽意見，歡迎你們提出來。
主席對我是嚴格的，主席對於我首先是嚴師。當然，他不象有些人把著手那樣教，但是對我非常嚴格。許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為人，我想同誌們也許比我知道的更多一點。我們在一塊生活，他這個人是很寡言的，話不多。有時候談起來，多數都是談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國內，海闊天空。什麽社會上的小廣播，也談一點，但很少。如果偶爾涉及某一個幹部，主席總是說什麽人有大功哪！這個人怎麽好啦！不怎麽說人家壞話的。主席對幹部愛護、寬大。我自己也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我也討厭聽那些社會上的小廣播。這樣，我有時候很無知。不過，知道那樣一些小廣播也沒有什麽好處，浪費精力，在過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參考資料和電報，哪有時間去聽那些小廣播，搞那些名堂。至於學習，我不比同誌們好，我自己覺得學習的不夠好，特別是不夠係統，如果說我有一點什麽長處，那就是我學懂了的那一點，我就堅持，就去做。在延安，聽了主席的在文藝座談會上的那個講話。對那個講話裏頭我領會了的東西，我就去做，當然這篇講話，我不是全部領會了。這幾年我又重新讀了，對我還是那末新鮮。這篇講話強調地指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個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導，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去做。我就是這麽一個人。與同誌們比較起來，我是個小學生，要向同誌們學習。因為同誌們在曆史上，不論是十年內戰時期，還是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抗美援朝這些戰爭時期，都為人民建立了豐功偉績，這是連國內國外敵人都承認的，我向來是非常敬仰老紅軍的。在延安鬧過這樣一個笑話：曾經有人給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顆紅星，後來說是不許戴，我才戴了幾天就不許戴，為這個可鬧別扭啦！當時我不太明白，為什麽一定要我們把這個紅星拿掉，那個時候不明白，是鬧過別扭的。我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很有感情，我覺得自己現在也還是軍隊的。我進城以後一直要求保留我的軍籍。我隻在軍隊做過一段很短時間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進攻陝北的時候，在中央直屬大隊當政治協理員。進城後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軍籍除掉，就是說不要開除我。我心裏總是向著軍隊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號召下，同誌們正在為人民建立新的功勳。主席曾經說過：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說這個話的時候，在一次中央會議上，主席講過一個故事。戰國時候，趙國的趙太後執政，她非常溺愛她的小兒子長安君，這時候秦國攻擊它，攻得很緊，她請齊國出兵解圍，齊國說，要把你的小兒子長安君來做人質，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兒子，很多大臣進諫，要她派長安君去，她惱火了，說誰再來勸說，我就要唾他的臉，當時有個左師（官名），叫觸［龍言］，他去求見太後，趙太後盛怒等著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後，他就問寒問暖，先不說政治，然後說，我快要死了，我有個小兒子，十五歲了”，太後能不能給派個吃飯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趙太後就說，丈夫也愛少子嗎？他說，甚於婦人。聽了這樣的話，太後的氣消下去了。她說不見得，我看溺愛少子，還是女人比男人厲害。左師就駁她說，我看你愛燕後超過了愛長安君（燕後是燕國國君的妻子，是趙太後的女兒）。 她問何以見得？左師說，燕後出嫁的時候，你抱著她哭，因為是遠別。燕後出嫁以後，每當祭祀你都為她祈禱說，你千萬不要回來，要她在燕國生兒育女，世代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長久的。可是你對長安君就沒有這樣，太後說不是，左師然後就問，咱們趙國過去有名的世襲的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後代，現在還有沒有繼續世襲的啊？太後回答說，沒有了。左師又問，不但趙國，其他各國，子孫封侯的，還有沒有呢？太後說，沒聽說還有。左師說，都沒有了，那麽這是什麽原因呢？還不是由於“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狹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嗎？“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國家權力的寶器。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權力。左師說，你給長安君那麽高的職位，給他許多肥沃的土
地，給他的權力又很大，不及時叫他為國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長安君能在趙國立足嗎？我認為你為長安君打算的太短，你愛他不如愛燕後。左師觸［龍言］講了上麵的話以後，趙太後立刻下了命令，準備百輛車子，送長安君到齊國去，齊國馬上就出兵，解圍了。主席說，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製代替奴隸製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再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複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在座的同誌，大概權是很多的。伯達同誌經常說，他是個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這個權就不能輕易用。既然人民給了咱們這麽高的職位，俸祿也很厚，權又很大，如果我們不立新功，對得起人民嗎？久了人民能要我們嗎？這個故事，主席講了很多次。對我們自己的孩子也曾講了很多次。但他們是不怎麽理解的。多年來
，我一直是很欣賞這篇東西，曾多次翻閱。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軍要立新功。
自從主席說解放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以來，已經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軍的工作成績特別突出地表現在工農業生產上。比較困難的是支左問題，複雜一些，搞不好就輕易支錯。對這個問題，隻要我們自己的思想明確，真正站到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麵來，就會大無畏，即使錯了也不要緊，我們就可以不支持他們，再來搞調查研究，支持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壯大起來。對受壞人操縱的組織，就孤立他們中間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們，教育他們。這一點，同誌們已經有了許多經驗啦，其中已有許多好的經驗。我參加過兩個小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難，黃永勝同誌他那裏有一些好處，他沒有殺人，沒有開槍，廣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們有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是說，對受壞人操縱的組織，輕易不要宣布為反動組織，而是把它的頭頭，確有證據的壞人，逮捕起來，或者讓那個組織的群眾自己改換新的領導人，這個做法，我覺得還是好的。
同誌們，對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麽自卑感。從前說是不介入，其實這個不介入，就許多單位說，主席早就說過：“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事實上，有的是從左的方麵介入，有的是從右的方麵介入。例如，拿從左的方麵介入來說，去年二月，林彪同誌委托我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這個文藝座談會的紀要，是請了你們“尊神”，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繳了械，為什麽這麽有威力呢？就是因為有軍隊支持，他們怕人民解放軍。這是從左的方麵介入。幾個月以來，全軍有很多好經驗。據哈爾濱的同誌說，那裏的軍隊，在去年夏天，就從左的方麵介入了。也有的從右的方麵介入的，做錯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數做了錯事的同誌也是會回頭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麽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這個黑風。也許我這人
自信心太強，我總覺得不會是那樣子的。你看，就是農業生產，夏收可能會不錯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錯。因為革命調動了廣大人民的革命熱情，軍隊這樣子大力地去帶頭，起模範作用，我看這是解放以來，十幾年沒有過的。進城以後，我們軍隊住在兵營裏，確實和勞動人民有些隔開了。這次不行了，要從兵營裏出來，要從機關裏出來，恢複咱們過去的老傳統，跟群眾結合在一塊。這樣，有的地方就說，老八路又來啦。可見，我們當年還是和群眾在一塊多一點，進城以後就隔離開了。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做了許多好事情，從最初開始，以林彪同誌為代表，就從左的方麵介入了。
此外，我還向同誌們呼籲一下，要看到文教戰線的重要性。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認識不足。那些有問題的、能力不怎麽強的幹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戰線上去，還不說我們包下來的幾百萬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樣，他們的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就大量地泛濫。這方麵的情況，我們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厲害。雖然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和他們交過幾次鋒，但是，都是個別的戰役，沒有象這一次這樣認識深刻。意識形態——文教戰線這個東西，可厲害哪！因為任何一個階級，無產階級也好，資產階級也好，他要奪取政權，總是要先做輿論準備的，這一點，過去我就重視不夠，希望軍隊的負責同誌，能真正認真地抓一抓。
這十七年來，文藝方麵，也有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反映工農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形象。至於教育，那幾乎全是他們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蘇修的一套。所以我們在文學藝術界，培養出一些小“老藝人”，在教育方麵，培養出一些完全脫離工農兵，脫離無產階級政治和脫離生產的知識分子，比過去還多了。要是沒有這次文化大革命，那誰改得了？攻也攻不動啊！
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過程很長，進城的初期，總理給我安排過幾次工作，接觸了一些事情。後來，就辭職了。我自己思想上，隻是就某一點說，是解決了這個問題的，那時候覺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電影，就是往我們這裏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們卻說什麽，民族資產階級，我們得照顧。當時我們確實是孤立的。 在思想文化領域裏，就是不能和平共處；一想和平共處，它就腐蝕你。大概總理還記得，那時候對他們說，製片方針是對著華僑，你們隻要不拍反共的電影，那麽我們給你們錢。他就是要錢嘛！那個時候，隻認識到他要投資，沒有認識到他要來毒化我們，後來推出去了，確確實實地推出去了。中間，有幾年我害病，為了恢複健康，醫生要我參加一些文化生活，鍛煉聽覺和視覺。這樣，我就比較係統地接觸了部分的文學藝術問題。哎呀，覺得這個問題就大啦！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的形象，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反映，它反轉過來，是要保護或者破壞經濟基礎的。如果象上麵所說的那個樣子，它就會破壞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電影，美、英、法、意……等帝國主義國家的電影，修正主義國家的電影，出現了一大堆。那些劇團可是多啊！如京劇，我是一個習慣
的欣賞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誰曉得它利用我們這個文化部，弄得全國到處都是，就連福建那個地方，也有十九個京劇團。大家都知道，福建話和北京話差別是很大的。結果，到處在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我那個家鄉山東，我童年的時候，河北梆子叫大戲，近幾年我調查的時候，京劇卻成了主要的大戲了。山東有四十五個京劇團，這還不講黑劇團、業餘劇團。上海的越劇也跑向全國了。就出現這樣的怪事。但是，我們的工農兵，建立了這樣的豐功偉績，他們不表現。他們也不表現我們的長征、二萬五千裏的老紅軍，也不表現抗日戰爭。那有多少英雄啊，他們都不搞。電影也有這個問題。所以我就逐漸地對這個問題有了認識。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
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誌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誌支持的。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誌，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
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同誌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麽關係！噢，後來總理對我說，才知道，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可見其難啊！人家抓住這個文教係統不放，就是專我們的政。將軍們不要以為這是文教係統的工作，不是份內的事，不管；要知道我們不管他們就管，我們真管，他們還會千方百計地想管。所以我們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們都抓，那就不會出現這個局麵了。當然，物極必反，所以就出現了這次文化大革命
。那幫人才陽奉陰違哪！兩麵三刀地盡整人啊。一個戲，主席要改成以武裝鬥爭為主，他就是不肯。為了這個，就要鬥很久啊。試問，中國革命如果沒有武裝鬥爭，能成功嗎？我們現在能夠坐到這兒來開會嗎？我覺得那是不能設想的。在這一方麵，同誌們的感受大概比我還要深刻。所以，這個文教戰線、今後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們自己手上。要大膽地選用革命小將。你看，要是沒有他們，怎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來啊？有六十幾個人。他們都占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小將們的這個功勳可大啦！
主席還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聽主席的話。在上海的時候，華東局、上海市委裏頭，可微妙哪。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更不聽，但是一個什麽人的話，簡直捧得象聖經一樣的。當時我覺得這是一種奇怪的事情；現在想來，這也不奇怪。有一位舊市委領導人，居然會變化到這樣，這我完全沒有想象到。上一次開會時，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這一點，葉群同誌可以證明，伯達同誌也知道，春橋和文元同誌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頭。另一個是個叛徒，變節自首分子，被搞出來了。本來寫評《海瑞罷官》、《評“三家村”》這樣的文章，是姚文元同誌（還有他組織的寫作班於）寫的嘛，有些人卻貪天之功，說是他們搞的。
我想，我略微講這麽一點我的認識過程，使大家可以對文教這方麵，看出一點苗頭，我要著重地向同誌們呼籲，除了抓黨、政、軍和經濟之外，這個“文”也得要認真抓。當然要做調查研究，還要有一番刻苦的學習。因為各行各業，都有各自的規律、特點。但是，這也不是難事，隻要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了，那末，堡壘總是可以攻克的。幾個堡壘已經都攻克了嘛。一個京劇，一個全世界都認為了不起的芭蕾舞，還有個交響音樂，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沒有什麽難事。這對全世界都是有影響的。資產階級是垂死的階級，它表現現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墮落的東西來麻痹人民，腐蝕人民。倒是修正主義搞一點偽裝，很使人討厭。但是這幾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摘什麽遮羞
布，而是赤膊上陣了。我想，談我的這個認識過程和實踐過程，對同誌們今後大力抓文教係統，能不能有一點幫助？
大、中學校都要改革教學製度、教學內容，都要搞鬥、批、改，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目前我們在這方麵還沒有什麽經驗。文學藝術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經對文藝界的一些人說過，你們吃了農民的飯，穿著工人織的布，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警衛著國防前線，你們不表現工農兵，你們藝術家的良心何在啊！電影《南征北戰》，我抓過。粟裕同誌，那個時候）我記得跟你交涉過，關於服裝應該怎麽樣。陳老總，你還記得嗎？那個戲雖然有缺點，但是基本上還是個好戲。那個戲，是我具體抓的，是你組織創作的，還改過。忘啦？（陳毅同誌：記得。）噢，還記得。
最後，我想簡單講一點教育子女的問題。對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要把他們看作是人民的財富，人民的後代。如果對自己的子女就寶貝得上天，對人家的子女，勞動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這是不對的。但這隻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數同誌是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陳士榘同誌，就能大義滅親。當然也不是將孩子怎麽樣，而是管起他來，讓他學習學習，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陳士榘同誌，你那孩子管起來沒有？（陳士榘同誌：管起來了。）在這個問題上，有個別同誌，少數同誌；太過份了。這也就是那個“長安君”的問題。這個“重器”是什麽？“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他們的“重器”是什麽？自行車、照象機、收音
機，有的還坐小汽車，最重要的還是他父母的級別。有的人認為，這是愛兒女，實際上是害了他們。要把我們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個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為，一方麵是我們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麵有社會的影響。我們家的子女也不是那麽高明的，他們雖然都到大廚房吃飯，可是他們還是覺得自己了不起，總還是有社會影響的。我們要很嚴格地教育他們，如果抓得緊，將來他們可能會好一些。社會影響這一麵，就拿我們的一個孩子來說，她在小學的時候，她說，我們有個教員講，有一本什麽“頓頓的靜河”。誤人子弟嗬，是《靜靜的頓河》。我說，你是不是要看這部書啊，她說“是呀，媽媽”。我說這部書，你隻能當作蘇聯的曆史材料來看，當作蘇聯的戰爭史的材料
來看。這部書可不好啦，它把一個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當做主角，這是不好的。她駁我說：“媽媽，你能這樣說嗎？大家都說好。”她就這樣責問我，因為當時對這本書還不能夠批判。我說，你不要出去說，媽媽是研究過的，是媽媽個人的意見，後來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為子女還是得從政治上、思想上服一點務。例如《紅與黑》，法國的修正主義分子把這部小說抽掉了政治、經濟內容，拍成了一部黃色電影。我們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來研究，對身邊的青年、身邊的工作人員講一講。我自己的工作，每天雖然比起同誌們來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還是大的，身體也不太好，沒有更多的時間來教育子女，但是，隻要是我發現了的，我都進行了研究，並給他們 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時，父母對他們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實行封建家長製。 這一點，我覺得要向主席學習。我們家裏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駁爸爸的。有時還故意地要他們駁。他們駁了以後，當然要給他們講道理。但是很多時間，他們不是駁斥，對父
母是尊敬的。他們駁，有好處嘛。讓他們造點反，有什麽壞處呀，弄得老是“是，媽媽！”“是，爸爸！”有什麽好處啊，我看那不好。我覺得，對自己的子女要求嚴格一點，就是對他們的愛護。
我這兩點意見，也曾經講過，隻是供同誌們參考，說得不對，請同誌們批評。就這樣罷。
（根據記錄整理）
（原載《江青同誌講話選編（1966.2--1968.9）》，河北人民出版社，1969年。）
［說明：這篇講話可說是文革運動中最著名的講話之一，以至它有了自己的標題：《為人民立新功》。一九六六年十月起，各地各級當權派在“批資反線”中受到衝擊，另一方麵，由於高幹子弟紅衛兵大搞血統論的惡行，以“聯動”為主的高幹子弟老紅衛兵組織遭到取締和批判（個別成員被逮捕後來被釋放），這些引發了一些軍隊高級將領對文革群眾運動的不滿，譚震林在66年2月16日懷仁堂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上說：“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許多軍內高級幹部都有類似的看法。各地軍隊說是不介入文化大革命，實際上都介入了，而且很多在“二月逆流”中都站在了黨委當權派一邊。一些地方發生了軍區和群眾的衝突，青海“二·二三”慘案中，有三百多名群眾遭到殺害。因犯罪和民憤極大而被逮捕的個別高幹子弟聯動成員在被關押數月之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於四月二十二日全部釋放，並允許公開活動。這些就是這篇講話的背景。
這篇講話的記錄整理稿曾先後兩次送毛澤東審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給毛澤東的送審報告說：“這是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一次講話，林彪同誌說是要發。我改了幾次，缺引證，不夠典，因為沒有發言稿，毛澤東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對“觸[龍言]說趙太後”的故事作了一些內容上的補充。其他修改包括：在“主席早就說過：‘所謂‘不介入’是假的，……’”之前，加上“就許多單位說”。江青原講話稿還有：“我身體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髒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們整出心髒病來了。”毛澤東刪了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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