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更徹底的困境——我的“中國文化”之思
一，“這遺言，變成對我誕生的詛咒”
“中國文化是什麽？”這問題貌似清晰，卻令我越想越不著邊際。是否中國人的文化就都是“中國文化”？或凡發生在中國的都叫“中國文化”？有沒有一個哪怕隻由中國人所共有的“中國文化”？誰來決定什麽“是”、而什麽“不是”中國文化？一旦決定了，這“中國文化”還有沒有演變甚至超越自身的可能？如果有，我們怎麽去見證它的活力？如果沒有，那個固定的“中國文化公式”，豈不在先天抹煞一代代鮮活的生命？它究竟該被稱為“偉大的傳統”？或隻該被實事求是地被叫做一個“過去”？
本節的小標題，引自我寫於一九七七年的第一首詩《自白》。它有個副標題：“給一座廢墟”。這裏的“廢墟”既具體又象征。具體之處在北京的圓明園，仿佛命中注定，我從兩歲起就住在這座被八國聯軍洗劫一空的滿清皇家園林附近；而它的象征意義，則來自文革終於結束後，整個中國驚醒時，赫然發現幾十年的“革命”已把一個民族、一個文化變成了自身曆史上最黑暗的版本。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徘徊在那片亂石、枯草、殘雪之間，“死亡”如此觸目，猶如灰暗天空下大塊裸露的黃土；“末日”如此刺骨，正像毫無遮掩的地平線上咆哮而來的寒風。我這一代人，無知得甚至不懂，那幾根被我們當作不屈和抗爭標誌的石柱，恰恰是與中國文化無關的“西洋樓”的殘餘。僅僅因為它們羅可可風格的雕花不符合“社會主義”的需要，才免遭五十年代建設人民公社時大拆遷的厄運。我目不轉睛注視著，一片預設進我們生命起點的荒涼，一種從開始就擺在燒焦的土地上的處境。那些默默的石柱，“仿佛垂死的掙紮被固定／手臂痙攣地伸向天空／仿佛最後一次／給歲月留下遺言。。。”
我們的誕生，直接是死者遺言的最恐怖、最殘忍的形式。
這構成了我對今天“中國文化”認識的起點：一片空白。甚或比空白更糟：一片人為“建設”起來的斷壁殘垣，霸占著土地，連清除也無法進行。我這一代人，可以簡稱為“沒有文化的一代”，或在“反文化”中成長的一代。幾乎所有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資源，如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都不僅僅被忽略，更被徹底否定。我第一次麵對“孔夫子”，是在七三年“批林批孔”政治運動中。孔夫子與毛要打倒的林彪被並列為“階級敵人”。如果說，自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始，中國的思想主題可以概括為“中國古老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型”的話，那麽四九年後，我們麵對的，就是一個非驢非馬的怪胎——既毀了數千年中國文化自成一體的結構、又引進不了西方文化結構，最終兩麵雙雙失控，中、西之“惡”組合出人性黑暗之集大成！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毛澤東借西方曆史進化論的空洞邏輯，遮掩—縱容其肆無忌憚的專製暴行了。大躍進式的公開謊言、文革中的濫殺無辜，隻要誰也不懂的“曆史唯物主義”一詞出口，就立刻變得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與“共朝”暴君的絕對獨裁相比，兩千年前漢儒們立“天道”以製約“皇權”的努力，實在顯得太富“民主”氣息了。而與中國古代士大夫對自己的人格道德要求比，當代中國專製對知識分子人格的摧毀，堪稱殘酷之最！而且，不僅儒家的“進取”被壓製，連道家式的“退隱”、佛家式的“出世”也被斷絕，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無所不在！歸根結底，所謂“砸碎私有製”，砸碎的是古老常識對人性作惡本能的限製；所謂“實現社會主義”，實現的是從官方內部權鬥到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體化汙染：無精神原則的徹底實用（“唯”物，多麽絕妙的翻譯！），導致徹底的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甚至我的中文，當五花八門的“主義”、“口號”充斥其中，使用這種一無感覺二無意義的“大詞”，就等於自動跳入它的陷阱。我們簡直分辨不清了，那毒素究竟來自外界、還是幹脆儲存在自己內部？當我們一廂情願地繼續使用“語言”、“傳統”這些詞匯，卻幾乎沒注意到：我們其實既無“語言”又無“傳統”。民族虛榮者鼓吹的“古老輝煌”，已經永久性地成了一堆碎片；而把賺錢等同於“現代”，更是一派自欺欺人。我們所在之處，那彌漫在空氣中、被吸入肺腑、融進血液周身循環的，根本不是什麽“中國文化”，強名之，隻能叫“共產黨文化”。它造出的人性廢墟，比一切外在廢墟觸目驚心千萬倍。很殘酷嗎？但更殘酷的是——回避它，我們的“思考”就根本碰不到想談論的現實！
二，“從不可能開始”
“人在行為上毫無選擇時，精神上卻可能獲得最徹底的自由。”一九八五年，我在《重合的孤獨》一文中寫道。作為一位年輕詩人，我已經知道，我麵對著一種深刻的困境。具象地說，現實在不停提供“噩夢的靈感”，我們的寫作跟隨著它，劃出的正是一條向自己親曆的痛苦經驗深處探尋的軌跡。一個輪廓清晰的“追問的曆程”。每抵達一個“形而下下”的現實深度，也同時獲得一種“形而上”的對存在的理解。或許出於直覺，或許是對中國災難曆史的“怪圈”式循環有所自覺，或許冥冥中被中文動詞的“非時態性”所啟示，我所體會的困境，自始就直指一種剝去了“時間幻象”的處境。一種“不可能”，揭露出“進化”深處人性黑暗的深淵。它遠不止是“時間的痛苦”，更是“沒有時間的痛苦”。正因為這，杜甫寫於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詩句“萬裏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獨登台”，才跨時空地與我心心相契，成為我漫漫漂流途中的座右銘。
中國古話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同理，當意大利電視台問我“詩對你意味著什麽？”我的回答是：“從不可能開始。”是的，必須有對處境之“不可能”的自覺，還必須像生命一樣不顧一切的“開始”。我們自七十年代末由現實而曆史、又從曆史切入文化的層層“反思”，才顯得加倍寶貴。
我這一代人的最大噩夢就是文革。自它結束後，一個質問“誰該對那場大災難負責？”一直錐刺著中國人。北京西單“民主牆”曾帶來短暫的希望。就在那兒，後來寫進當代中國文學史的名字們匯聚到一起。我們在美學上的區別，凸顯了一個急迫的共同要求：“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感覺，”那正是文學最低、也最高的標準。隻這一句話，就足以刺穿周圍強加的謊言了：文革甚至不是“傷痕”，因為淌血的傷口從未愈合。毛死了，而鄧自己的文革版本“清除精神汙染運動”，令知識分子眼睜睜看著噩夢又還原成現實。一代代獨裁者，以及與他們配套的愚民、順民，不停上演著一個早已寫進中國曆史的戲劇腳本。在靈魂的刺痛中，時間就像幾千年更換的麵孔和名字一樣沒有意義。由此，大雁塔、長城、故宮、易經“自然而然地”進入我們的詩；甚至“六四”的鮮血，也無非那龐大的死亡之虛無的一部分。那麽，每個人在這場曆史悲劇中扮演什麽角色？整體的黑暗中，誰敢宣稱自己是清白無辜的？當數億人都在出演受害者，誰是迫害者？難道現實竟荒誕至此，有災難而沒有迫害者？貫穿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其實恰與美國黑人的“尋根”反義——我們的“根”就在自己腳下，但那個兩千年來滲透了中國人潛意識的“大一統”的傳統思維方式，先天切除了個人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致使號稱“五千年的文明”，隻剩一個集體弱智的事實。這或許該稱為我真正的“傳統文化教育”：課本是深入我血肉和靈魂的痛楚，課堂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大地，而要學習的是如果喪失對一個傳統“反省的能力”，會給一個民族帶來何等的災難！我曾站在陝西臨潼兵馬俑坑邊，目睹黃土掀開一角，那個近在咫尺、又常常慘遭忽略的死亡世界，突然暴露出來。“怪圈”原來一點不怪，因為根本沒有“圈”。我們無非都是死者，麵麵相覷著，從未離開此地。
兩個宛如讖語般的詞句，預示了我的流亡生涯：八七年，我和朋友們在北京組織了“幸存者”詩人俱樂部；八八年，我出國前寫下的詩句“回不去時回到故鄉”。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讓我們親眼目睹了曆史的背道而馳。東歐流亡作家回家之日，正是我們去國之時。但甚至這，也從未令我感到意外。好像現實非如此不足以證實詩的深度：“天空從未開始／這斷壁殘垣”、“以死亡的形式誕生才真的誕生”（摘自我寫作五年的長詩《YI》，總標題為一個我自造的篆體漢字）。文革後“人的自覺”喚醒了“詩的自覺”，而現在，則是“詩的自覺”在引領“人的自覺”。我在那首長詩中，通過大規模拚貼不同時代和人物，刻意敞開“中文性”內涵的非時間因素，以“取消時間”的詩歌意識，觸摸千載不移的人之命運。“每一隻鳥兒逃到哪兒 死亡的峽穀／就延伸到哪兒 此時此地／無所不在。。。”這些寫於中國的句子，已經涵蓋了我被禁止和銷毀的作品、流亡中漏雨的小屋、被自己的母語變成隱身人的悲哀。還遠不止那些呢，我海外寫作的冷靜，得有場大喧囂作對比：九十年代後席卷整個中國的“金錢文化大革命”；“共產¬—黑手黨”公然進行的權／錢交易；北京、上海五光十色的摩天大樓下，被難以置信的不公平經濟結構無限盤剝的近十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新官方文化”的金錢收買下，國內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放棄良知、對暴政的沉默與臣服；在戴著意識形態枷鎖的“市場”中，和官方“盛世”宣傳相配套的，彌漫於畸形“大眾文化”中的民族主義喧囂和文化商標式的“身份遊戲”（Identity Games）；也別忘了由西方政府和大投資商們蓄意營造的“中國市場神話”，同一個徹底實用的利益原則，竟能把“共產專製”變成西方投資的最佳保護者。中國，既是今天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博物館”，又當之無愧於“國際資本主義”的一部分。這現實荒誕得超乎任何想象時，頗像一個獨具創意的文學概念——“現實魔幻主義”！
三，“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動”
自私，冷漠，玩世不恭——三個詞，畫出了一幅今天世界的肖像。當每個人都麵對著世界性的困境，哪裏是“中國文化”的位置？它含義的模糊，似乎正與它的被濫用成正比：那些對儒、道、釋的談論，大多隻和書本上的“過去”相關，卻與我們每天的生存現實絕緣；那些因招財進寶而香火鼎盛的廟宇、靠避凶免災才大行其道的“風水”、以假弄真坑蒙世人的古董贗品，幹脆該直呼為人性劣質的張揚！那些為國際政治、經濟交易佐餐的舞龍舞獅式的“文化觀光”呢，撲鼻一股淺薄、實用的銅臭氣！
那麽，還有沒有出路？一連串否定之後，還找得到肯定嗎？回答是：找得到。這裏有個必須明確的前提：沒有任何一種“現成的”理論，能“套得上”今日中國的現實。我們的困境和我們的活力同樣深刻，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黑暗中一寸一寸地挪出一條路來。以詩歌為例，中國古詩精美絕倫的形式，已和今天的語言相去太遠了，它們提供的是一個中文詩曾經發育得多麽成熟充分的範本。但同時，僅把西方詩歌視為模特也是“不夠的”。且不說經過中文翻譯的“變異”，我們讀到的，隻是某些視覺意象和觀念的縮寫與改寫（這正解釋了大批翻譯味兒十足的“中文詩”之淵源），更可悲的是，儲存在“中文性”內部、對我們自己必需且對他人有益的那些啟示，也因為從未存在在西方詩歌中而一並遭到了忽略。於是，“中文詩”永遠隻不過是用中文寫成的（更差的）西方詩！不，我們的思想必須是“原創”的，必須不依賴任何一個已有的文化“模式”。它不得不“新”的意識結構，必須“為我所用”地自由取舍一切人類思想資源。
爭論已久的“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其實全無意義。這裏，唯一的“體”是活著、感受著、提問著、思考著的個人。他／她沒有任何鎖定的來源或去向。既然“純粹的”中國文化在今天根本就是一種虛構，而“共產黨文化”隻是中、西劣質混血的結果。那我們所能做的，也就是尋求一種另類的、良性的“雜交”——基於人性的、個性的追問，讓世界在我們的思想之內四通八達！我們取舍的標準，與是否“中國的”無關，僅僅與是否對思想“有效”有關。一切有助於建構思想更深層次的就“用”，否則不“用”。
當我們肯定思想的“個人性”，就直接溝通了一切文化傳統的原動力。想想透徹語言極限的老子、風塵仆仆周遊列國傳播自己政治主張的孔子、悲憤“天問”投江自盡的屈原吧，那是對“自我”和“自由”怎樣的張揚！返回中國文化傳統的源頭，我們既繼續著儒家的人格修煉和社會關注，又不放棄道家的“精神超越”，甚至佛家對整個生命虛無的體悟，也是更高層次上的“開始”。當每個人麵對著這樣的“標準”，誰說“個性解放”隻屬於西方？
當我們肯定有一個“中文文學傳統”在，那其實是在談論一個到來太晚的、對自己語言和思維的“自覺”。過去一個世紀，從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到文革的“破四舊”，再到今天潮水般掃過的各種“後學”，中國人對自己寶藏的無知和對外來時髦“理論”的一窩蜂追逐同樣觸目！但其實，與隻有西方文化單一資源的思想者比，我們本來多麽富有：一個綿延數千年、自成一體且被無數古典傑作證實過的傳統，在在提供著比較、對話、互動的可能。隻要我們明確一點：思想首先是“個人的”，然後才由於它與中文資源的深刻聯係而成為“傳統的”。這種良性對話的結果，甚至凸現出把中文建成一個（或許是這世界上唯一一個）與歐美相媲美的傳統的可能性。
當我們肯定“中文性”的哲學與美學內涵，特別是通過“取消時間”來把握人之處境，其目的也並非尋找一個與“西方”相對立的“東方”。這裏，恰恰是在對西方哲學“時間性”的反思中，推出更深一層的“時間意識”：解除了“時間迷信”才暴露出每個人——並不隻是中國人——腳下的絕境。對於我，這個建立“非時間的”詩歌空間的意識，既可以說是自《易經》的啟示引申而來，也可以說完全基於我對當代生存狀況的理解。它們互相“推進”到了彼此的深處。每個人都必須麵對自己的“沒有出路”，且“從不可能開始”。
我的詩句“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動”，也是一種肯定——對背叛一切群體的、既定的“模式”之肯定。當代中國文化上的“無依無靠”，實在是獨一無二的“機遇”。不管樂意與否，我們就站在諸多文化的匯合點上。雜交反正在進行。它的“成功”與否，隻能由造成的“品種”——每個個人的質量——去衡量。也正因此，“國家”、“文化”、“政治正確”等等都不再是判斷的標準，反而成了被判斷之物。我們的社會態度也因此清晰無誤了：誰尊重自身的“自由”，就不能容忍任何對他人的迫害；誰希望自己被公平對待，就必須反抗其他所有的“不公”——無論那來自號稱“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政府，還是明顯持雙重標準的、不顧中國扭曲的社會結構而一心和中共分贓的西方資本！“背叛”是一種自信。它意味著，一個人敢於在自己腳下反抗醜陋的世界。
兩千五百年前的詩人屈原，用他羅列數百問題而無一回答的《天問》，開創了一個“追尋更徹底的困境”的思想傳統。他的意義，決不止限於中文文學史，而是給了整個人類一個機會：用我們對自己發出的小小“天問”，和他建立“創造性的聯係”。這是否還叫“中國文化”？用什麽名字去總稱這個當代的“諸子百家”又有什麽關係？今天的中國，畢竟在無數個人的“背叛”中，
一點一點移出被共產黨文化顛倒的價值觀了。這，正是令我感動之處。
楊煉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一日
他語言的力度還來自他們那代人所受的壓迫、壓抑和被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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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代人，無知得甚至不懂，那幾根被我們當作不屈和抗爭標誌的石柱，恰恰是與中國文化無關的“西洋樓”的殘餘。
這構成了我對今天“中國文化”認識的起點：一片空白。甚或比空白更糟：一片人為“建設”起來的斷壁殘垣，霸占著土地，連清除也無法進行。我這一代人，可以簡稱為“沒有文化的一代”，或在“反文化”中成長的一代。幾乎所有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資源，如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都不僅僅被忽略，更被徹底否定。
如果說，自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始，中國的思想主題可以概括為“中國古老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型”的話，那麽四九年後，我們麵對的，就是一個非驢非馬的怪胎——既毀了數千年中國文化自成一體的結構、又引進不了西方文化結構，最終兩麵雙雙失控，中、西之“惡”組合出人性黑暗之集大成！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毛澤東借西方曆史進化論的空洞邏輯，遮掩—縱容其肆無忌憚的專製暴行了。大躍進式的公開謊言、文革中的濫殺無辜，隻要誰也不懂的“曆史唯物主義”一詞出口，就立刻變得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與“共朝”暴君的絕對獨裁相比，兩千年前漢儒們立“天道”以製約“皇權”的努力，實在顯得太富“民主”氣息了。而與中國古代士大夫對自己的人格道德要求比，當代中國專製對知識分子人格的摧毀，堪稱殘酷之最！
毛死了，而鄧自己的文革版本“清除精神汙染運動”，令知識分子眼睜睜看著噩夢又還原成現實。一代代獨裁者，以及與他們配套的愚民、順民，不停上演著一個早已寫進中國曆史的戲劇腳本。在靈魂的刺痛中，時間就像幾千年更換的麵孔和名字一樣沒有意義。
那麽，每個人在這場曆史悲劇中扮演什麽角色？整體的黑暗中，誰敢宣稱自己是清白無辜的？當數億人都在出演受害者，誰是迫害者？難道現實竟荒誕至此，有災難而沒有迫害者？
我們的“根”就在自己腳下，但那個兩千年來滲透了中國人潛意識的“大一統”的傳統思維方式，先天切除了個人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致使號稱“五千年的文明”，隻剩一個集體弱智的事實。這或許該稱為我真正的“傳統文化教育”：課本是深入我血肉和靈魂的痛楚，課堂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大地，而要學習的是如果喪失對一個傳統“反省的能力”，會給一個民族帶來何等的災難！
“天空從未開始／這斷壁殘垣”、“以死亡的形式誕生才真的誕生”
自私，冷漠，玩世不恭——三個詞，畫出了一幅今天世界的肖像。當每個人都麵對著世界性的困境，哪裏是“中國文化”的位置？它含義的模糊，似乎正與它的被濫用成正比：那些對儒、道、釋的談論，大多隻和書本上的“過去”相關，卻與我們每天的生存現實絕緣；那些因招財進寶而香火鼎盛的廟宇、靠避凶免災才大行其道的“風水”、以假弄真坑蒙世人的古董贗品，幹脆該直呼為人性劣質的張揚！那些為國際政治、經濟交易佐餐的舞龍舞獅式的“文化觀光”呢，撲鼻一股淺薄、實用的銅臭氣！
那麽，還有沒有出路？一連串否定之後，還找得到肯定嗎？回答是：找得到。這裏有個必須明確的前提：沒有任何一種“現成的”理論，能“套得上”今日中國的現實。我們的困境和我們的活力同樣深刻，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黑暗中一寸一寸地挪出一條路來。以詩歌為例，中國古詩精美絕倫的形式，已和今天的語言相去太遠了，它們提供的是一個中文詩曾經發育得多麽成熟充分的範本。
爭論已久的“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其實全無意義。這裏，唯一的“體”是活著、感受著、提問著、思考著的個人。
我的詩句“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動”，也是一種肯定——對背叛一切群體的、既定的“模式”之肯定。當代中國文化上的“無依無靠”，實在是獨一無二的“機遇”。
用我們對自己發出的小小“天問”，和他建立“創造性的聯係”。這是否還叫“中國文化”？用什麽名字去總稱這個當代的“諸子百家”又有什麽關係？今天的中國，畢竟在無數個人的“背叛”中，一點一點移出被共產黨文化顛倒的價值觀了。這，正是令我感動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