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中西交流的橋梁—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 [zt] (圖)

林語堂：中西交流的橋梁—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 by 陳奎德 一、 “兩腳踏東西文化 ，一心評宇宙文章”，這是林語堂用以自況的一副對聯，以它來籠罩林語堂一生，應當說是恰如其分的。作為一位以中、英文雙語寫作而名家的人物，林語堂，嚴格說來不是一位學院派思想家，而是一位情趣廣泛駁雜、哲思隨處流露、文筆生動通俗的作家。他的旨趣不在理論探究，也從未係統論述過自由主義思想體係，但他的筆鋒卻自然而然地流淌出生氣勃勃的自由精神。在上世紀中西文化交流中，在對中國讀者傳播西方文化以及向西方讀者傳播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林語堂廣有影響，蜚聲中外 林語堂(1895—1976)福建龍溪人。作為中國第三代基督徒，他從小就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1912年上教會學校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在清華大學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學文學係。1922 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轉赴德國入萊比錫大學攻讀語言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務長和英文係主任。1924年後他為《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廈門大學任文學院長。1927年任外交部秘書。1932年主編《論語》半月刊。1934年創辦《人間世》，1935年創辦《宇宙風》。他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凋”的小品文，因為翻譯「幽默」（Humor）一詞，提倡幽默文學，獲得「幽默大師」名聲；並著有《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京華煙雲》、《風聲鶴唳》、《朱門》、《老子的智慧》、《蘇東坡傳》、《中國新聞輿論史》等經典名著。1944年曾一度回國到重慶講學。1945年赴新加坡籌建南洋大學，任校長。1952年在美國與人創辦《天風》雜誌。1966年定居台灣。1967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1975年林語堂被推舉為國際筆會副會長。1976年在香港逝世。 林語堂在其散文和小說中，並沒有太多涉獵自由主義的嚴肅的係統的內容，這與他的信念有關。他曾在《生活的藝術》裏說：“凡是談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損害了它；凡是企圖證明它的人，都反而傷殘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個標識和定出一個思想派別的人，都反而殺害了它：而凡是自稱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個真理，等到被豎立成為一個係統時，它已死了三次，並被埋葬了三次了。” 然而他的一部專著——《中國新聞輿論史》，實際上卻真正圍繞著自由主義的核心——言論自由問題展開的，他特別仔細敘述與分析了新聞自由在中國的狀況，對中國的新聞輿論留下了極有價值的曆史敘述和基本評估，對在中國推展言論自由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該書分兩個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中國尚無新聞時期的社會輿論，第二部分是近代中國新聞業如何反映社會輿論。他試圖從這樣的描述中尋找古代民意和權力之間的關係，探明近代新聞能在多大程度上表達民意。? 　 　 對於中國古代大的輿論事件他基本上分為三個高峰時期，即漢代的黨錮及其在魏晉的影響、宋三代的太學生運動和明代的東林黨運動。他指出，在中國曆史上的輿論批評中，最活躍的是有文化的士人，他們可以稱為是“第四等級”。“這些無畏地批評國家事務的運動在儒家士人的曆史中寫下了輝煌的篇章，應該說是充分地粉碎了那些認為中國人生來就與公共事務無關的理論。”但是這些中國士大夫的努力在專製政治下遭到慘敗，這“說明如果沒有憲法保護士人和作家，擁有一個正常和固定的輿論勢力是不可能的。 ” 這些輿論運動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各有特點，到明代，輿論批評通過製度的形式出現，即監察禦史上奏章彈劾，並且是以密集的方陣前進，前仆後繼地上請願書。這些監察禦史的使命是代表民意監督政府和皇帝的過失，他們相當於現代的政治評論家。但是當他們遇到閣臣和宦官的阻撓和迫害時，卻沒有法律規定他們享有豁免權。這個時期的輿論批評比較成熟，有東林書院作為輿論中心，有首都公報推波助瀾。但是他們也受到了曆史上最可怕的迫害，因為遇上了曆史上最大的宦官魏忠賢。? 監察禦史製是專製製度的內部調整機製，是一種修補劑，林語堂說它履行了現代報紙所擔當的責任，“皇帝禦史監察製度不是對報紙或人民的審查，而是對政府和皇帝自己的審查。”它基本上代表了人民的聲音，不過這種“言路”是否開通，關鍵還在於君主是否開明。在昏庸的君主和殘忍的宦官麵前，這種輿論批評隻會帶來血腥的屠殺。? 林語堂最主要想說明的是：沒有憲法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是不可能正常發揮輿論批評的作用的。而通過對曆史的考察，他絕望地指出：在專製獨裁下，即使有憲法的保護，也是一紙空文。“在專製與民主的衝突中，憲法的一紙文件比不過獨裁者的刺刀” 關於近代以來報刊的發展曆史，林語堂的研究有重要的價值以及現實意義。 林語堂把中國報刊曆史劃分為現代報紙初期(1818-1895)、革命前的改良報紙(1895-1911)、共和時期(1912年以後)三個時期，認為1895年到1911年間是報刊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的報業雜誌不顧清政府的鎮壓和審查，大多數不考慮金錢利益，鼓動和宣傳革命，並得到了一些新式官員的支持，其興盛與近代的洋務運動、君主立憲運動與辛亥革命等政治運動密切相關，真正起到了反映輿論甚至引領風潮的作用。“在這些潮流的運動和反運動中，文學中國被喚起了民族和政治意識，它的積極性被激發出熱情的光芒，這光芒最後毀滅了滿清帝國。”而辛亥革命後，除了1915-1925年外，其餘時間顯得有所退步。林語堂歸其原因為：“一個政府越‘強大’，報刊就越弱小，反之亦然。”他把人民與政府的關係比喻為馬和它的騎師，政府的民主原則應該是讓馬與它的騎師交談、質詢。在君主專製製度下，人民是任由騎師把他們帶到草原或屠宰場的馬；而在共和時期，人民變成了馬背上的騎師，但是由於民主啟蒙剛剛開始，人民還不知道怎樣去行使自己的權利、怎樣管理國家，就像一個孩子一樣；而馬又是還沒有馴服的野馬，時時有擺脫韁繩的衝動，並威脅背上的孩子。 共和時期報刊的衰落是從袁世凱開始的，當時500多家報紙隻有幾十家保存下來；軍閥張宗昌不加審判就射殺了《京報》的編輯邵飄萍和《社會日報》的編輯林白水。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報業遭到毀滅性打擊，許多報紙寧願關閉也不願意充當袁世凱的鼓吹手，但是正是這種輿論的不合作導致了袁世凱的失敗。所以“因此雖然表麵上它是中國報刊的失敗，但實際上是中國人輿論的勝利。” 袁世凱死後到1926年逐漸開始的革命狂飆之間，軍閥混戰，政府微弱，所以報刊又大量增長，這一時期被稱為“中國文藝複興”時期，這一時期有文學革命、有五四運動、有五卅群眾運動，其中學生再一次顯現出政治中的領導能力，而五卅運動其實是各階層都參與的一次更加有組織的運動，這次輿論高潮直接導致了1926年的民族主義革命，使國民黨真正意識到大眾的力量。 但是在1927年白色恐怖下和中國勞動工會被解散以後，抵製運動受到鎮壓，報刊被壓製、審查，輿論沉默無聲，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中國竟是一片平靜的表麵，“中國人忘記，或者是被迫忘記了怎樣使用過去三十年他們曾經學會揮動的有可怕威力的武器。”林語堂在書中，斥責了當年國民黨的書報審查製度。他指出，1927年至1930年，左翼思想尤其是共產主義思想和著作在中國普遍流行，一些共產主義的雜誌和報刊創立，但是在官方的壓製下，都很短命。審查製度對不符合統治者要求的新聞采用查禁報館、逮捕編輯等恐怖、威嚇手段，這樣的事實太多了：1931年五位左翼作家被關押，1933年丁玲被綁架；1934年成舍我《民生報》揭露汪精衛集團一個官員貪汙案，遭到關閉、逮捕；1935年《新生周刊》登載《閑話皇帝》影射日本天皇，總編杜重遠被判刑。林語堂在書中說：“現在審查製度最壞的特點是它缺乏智能、混亂和過分神經過敏。” 林語堂從對新聞查禁的回顧，得出一個結論：“沒有一個民族可以被征服，除非它的報刊首先被壓製沉默。” 他很早就預料到了，極權統治要征服一國人心，就必然要全麵封殺民間媒體，徹底取締獨立報刊。後來共產黨統治對報刊的絕對控製，證明了林語堂的遠見。 二、 林語堂不僅在《中國新聞輿論史》中，作為觀察者和研究者，宏觀地回顧了中國的新聞輿論的演變。實際上，他同時也是一位實踐者。從袁世凱死後到1935年這一段眼花繚亂的時期，林語堂既是觀眾，又是演員。他不僅記錄與評介了中國的新聞界言論界文學界的自由與反自由之間的纏鬥，而且自己也參與其中，身體力行，呼朋引類，指點天下；自由自在，致力創作，汪洋恣肆，抒發性靈，卓然自成一家。 他初到北京大學時，當時北大的教授已經形成兩派，一派高掛周氏兄弟的旗幟，另一派則在胡適周圍結成圈子。盡管林語堂與胡適有極為相近的思想和個人情誼，但他當時卻與魯迅兄弟來往更多，這大概與他們之間中國文人的感情和氣味相投有關，而胡適的學者和理性的氣息較濃。當年，雙方分別經營了《語絲》與《現代評論》，作為中國文人學者的兩塊繁茂園地，曾經極一時之盛，引領風騷，創造了中國近代自由言論百花競逐的黃金時代。 1924年11月，《語絲》創刊，魯迅和周作人是語絲派的精神領袖，該派以留日文人為主。長期撰稿人除魯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語堂、俞平伯、馮文炳、川島等，，此外，英美派的錢玄同、胡適、顧頡剛、徐誌摩、孫伏園等也在該刊上發表過不少文字。這些文化界風雲人物，支撐著《語絲》。盡管他們的思想傾向、學術風格並不一致，但他們的文章，任意而談，無所顧忌，放眼天下，臧否人物，摧枯拉朽，扶植新芽，養殖成為一塊生氣盎然的文學百草園，林語堂是其中非常活躍的一支筆杆子，這段合作，同時也開始了他與魯迅合合分分一言難盡的恩怨史。 不久，1924年12月13日，以胡適為領袖的《現代評論》周刊隨之創刊，這是一部分曾經留學歐美的大學教授創辦的同人刊物，署“現代評論社”編，實際由陳源（西瀅）、徐誌摩執行編輯，現代評論社出版發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傑、高一涵、胡適、陳源、徐誌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終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第1至138期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印刷，此後各期由上海印刷。《現代評論》主要刊登政論、時評，同時也發表文學作品和文藝評論，該刊“時事短評”專欄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廣泛述評國際局勢和中國現實的政治、軍事、經濟狀況。在文學方麵，它刊登的理論文章主要介紹西方的文藝觀點，反對“革命文學”的倡導。該刊發表的文學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鬱達夫、淩叔華、廢名、老向、沈從文、蹇先艾、汪敬熙、張資平、楊振聲、胡也頻、劉大傑等的短篇小說，另外還有聞一多、徐誌摩、胡適、朱大丹、王獨清、劉夢葦、饒孟侃等人的新詩，還有少量的劇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地位。 作為一位典型的性情中人，林語堂不喜拘泥於書齋，他對社會活動頗為熱衷，不但大量撰稿，放言政治，而且親身參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鬥爭。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頭，拿竹竿和磚石，與學生一起，直接和軍警搏鬥，把他投擲壘球的技術也都用上了。這一次搏鬥，給林語堂的眉頭留下一個傷疤。當他每講起這一件事時，總是眉飛色舞，自豪不已。後來，他幹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於草莽，死於草莽的“土匪”自居。他說：“言論界，依中國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學者隻要臉麵，“而去真理一萬八千裏之遙。說不定將來學者反得讓我們土匪做。”這是活脫脫一位真性情的人。 但是不久，語絲派與現代評論派就開始了論戰，最先，圍繞“女師大”學潮而展開。學生們反對楊蔭榆的專斷和章士釗的複古。在學生反抗校方的熱潮中，語絲派慷慨激昂，而現代評論派則略顯平和中庸。 1926年震驚全國的“三•一八”流血事件發生後，3月21日，林語堂寫了《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讚歎劉楊二女士“為全國女革命之先烈”。此文與周作人《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以及魯迅的名篇《紀念劉和珍君》，先後發表在《語絲》周刊上。此外，《現代評論》、《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三一八慘案”真相，輿論鼎沸。當年，中國知識分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啟超（正在住院）、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淩叔華等著名知識分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響遍京城。 4月24日，直奉軍閥以“宣傳赤化”為罪名，封閉了《京報》館，逮捕了總編輯邵飄萍，26日邵遭奉軍殺害。北京籠罩著黑暗與恐怖。知識分子由北向南的大遷徙和大逃亡開始了。他們有的到了上海、南京，林語堂和魯迅則是先後到了廈門大學。至此，語絲派結束了在北京的活動。 之後，林語堂從廈門到上海，做起了“幽默大師”。1932年9月16日，林語堂和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標等發起創辦的《論語》問世，他們稱：“我們同人，時常聚首談論……這是我們‘論’字的來源。至於‘語’字，就是談話的意思，便是指我們的談天。”這份半月刊以“幽默閑適”和“性靈嬉笑”見長，借“笑”暴露黑暗現實，有諷世之意。它可謂一鳴驚人，創刊號屢次加印，每期發行量很快達到三四萬冊。隨即，幽默刊物紛紛亮相，幽默文章成時尚，以至翌載被稱作上海文壇的“幽默年。 1933年2月17日，愛爾蘭喜劇大師蕭伯納環球旅行途中逗留上海，宋慶齡設宴，林語堂、魯迅等作陪，林以其語言之便同蕭伯納談笑風生，幽默風趣。林語堂借勢發力，於同年3月1日推出《論語》專號，介紹蕭伯納其人其文，為社會上的“幽默熱”再次掀起波瀾。 除《論語》外，林語堂在上海期間還曾主編《人間世》（1934年4月創刊）、《宇宙風》（1935年9月創刊）兩份宗旨相近的半月刊。林語堂經常自己撰寫文章，闡發幽默的內涵，將它視為一種心境，一種人生態度，一種美學風格；林語堂及其同人積極提倡幽默文學，主張文風“清淡”、“雋永”、“甘美”，要求作品具有“性靈”、“閑適”的特點，逐漸自成一個小品散文流派。 魯迅曾在《一思而行》中說：“轟的一聲，天下無不幽默……”語雖嘲諷，卻無意中坐實了當年林語堂風靡天下的神采。 1932年底，林語堂的慷慨之氣逐漸複活，12月17日，他和宋慶齡、蔡元培、楊銓（杏佛）等人一起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他自己還擔任了“文宣主任”，提筆諷刺嘲笑中外法西斯，嬉笑怒罵，洋洋灑灑。 然而，他的處境並不順暢，左右不討好，受到兩麵夾攻。從1934年下半年起，左翼作家增強了對林語堂和論語派的批評，把他們視為和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種人”一樣的人物，左翼集中攻擊林語堂文學上的趣味主義和自由主義。而右翼作家也攻擊他激進不羈，把他和魯迅綁在一起，並在《申報》上進行“聲討”。 而林語堂，我行我素，固守著《論語》和《人間世》，堅持著“幽默與俏皮”的文風。他以儒家中庸為骨架，揉和道家和西方個性自由精神，提出了他的“中國人文主義”。林語堂宣稱“個人生活是一切文明的最終目標。”這種堅定的個人主義貫穿於林語堂一生的思想和生活中，它與基督教信仰一起，成為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基地。 1933年至1934年7月，在賽珍珠的激勵下（賽珍珠原名PEARL SYDONSTRICKER BUCK，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美國作家，從小就長期生活在中國，獲獎主要是因為1931年出版了有關中國的小說《大地》），林語堂用英文完成了《吾國吾民》的長篇，次年這本頗有影響的大作在美國出版，林語堂一鳴驚人，也使外國人看到了中國人的真實形象。這就是《林語堂自傳》裏所說的，“我喜歡自己所發現的好東西，而不喜歡人家（指賽珍珠）指出來的。” 1936年，林全家前往美國，他一發不可收，又用英語寫了8部長篇小說，頭一部《京華煙雲》就震動美國文壇。於是，他成了小說大家。林有散文才能，眾所周知。魯、林絕交之後，1936年5月，斯諾請魯寫出中國當代最好的雜文家五名，魯當即寫下林的姓名，而且寫在自己前麵。然而，人所不知的是，他的小說也是一絕，且是用英文寫的（據說小說他隻能用英文寫）。趙毅堂在《林語堂與諾貝爾獎》一文中指出：“應當說，林的中文好到無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無法翻譯成中文”。此技堪稱雙絕也。這就是林語堂，一個中西文化的混血兒，一座中西交流的橋梁。在中國自由思想的發展史上，他是不應被忘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