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好文章，值得大家閱讀，我用chatGPT改寫成白話文如下。因為是逐段改寫，前後有不一致的地方，請指正。
劉蘭階：日俄戰爭見聞錄
1904年（甲辰年）爆發了日俄戰爭，戰場設在中國的領土上，受害最深的就是中國人民，這種不平的事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呂鏡宇先生、盛宣懷先生，還有沈仲禮、任逢辛、施子英幾位先生，發起成立了紅十字會，為的是救助奉天（今遼寧）地區的百姓。他們邀請我出關，我推辭不掉，就帶著幾個朋友一起北上。
當時中國還沒有紅十字會，臨時也難以正式成立，所以我們就暫時借用“萬國紅十字會”的名義開展救援。戰爭開始後，整個遼東半島都成了戰區，地方廣闊，災情嚴重，辦事非常困難。而最麻煩的地方在於：運送資金和糧食時，必須先跟日本和俄國方麵交涉妥當，才可以行動；就連普通出行，如果沒有事先交涉清楚，也不能坐他們的火車。那時我們的主權已經喪失，心中怎能不痛？
我在奉天工作了十幾個月，親身經曆了各種危險和困難，眼見外國軍隊踐踏我國土地，殘害我國百姓的種種情形，我都一天天地記錄下來，積累成了兩卷手稿。希望能讓同胞們了解一個國家不能軟弱，否則人民將受盡苦難。這正是我們中國人必須上下齊心、自強不息的原因。
今年春天，裴伯謙同年向我索看那些記錄，我到處尋找，卻發現原稿不見了。隻好憑記憶，把還能回憶起的一些事情寫下來作為回應，但可惜這僅僅是原記錄的一小部分罷了！
1913年秋天， 三湖（注）蠖慵自識。
光緒三十年（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呂鏡宇、盛宣懷兩位尚書，與沈仲禮、任逢辛、施子英三位先生一起創辦了“萬國紅十字會”，以救助戰區百姓。當時我正擔任直隸地區的特用知縣，應邀出關，協助辦理分會的事務。
在五月初四那天，我到北京去外務部申請中、日、俄三國的通行護照。不料護照送到後，我發現上麵寫著“遼河以西”幾個字，這樣的限定範圍根本無法使用，於是請求將“以西”兩字改為“一帶”，使範圍更靈活一些。 外務部的官員卻說，這句話是日本方麵要求加上的，不方便更改。後來我親自到日本使館去核實，並請他們查看護照內容。結果發現，護照底稿上的“遼河以西”四個字，其實是外務部自己加上去的，根本不是日方要求。原來這幫官員既不懂地理，也分不清東西方向（注：遼西當時是中立地帶，遼東才是戰爭主戰場，我們紅十字會當然必須前往遼東）。這件事耽誤了我們很多工作。由此我才明白，外務部之前屢次在外交事務上失敗，其實都是自己造成的！
劉蘭階：日俄戰爭見聞錄
1904年（甲辰年）爆發了日俄戰爭，戰場設在中國的領土上，受害最深的就是中國人民，這種不平的事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呂鏡宇先生、盛宣懷先生，還有沈仲禮、任逢辛、施子英幾位先生，發起成立了紅十字會，為的是救助奉天（今遼寧）地區的百姓。他們邀請我出關，我推辭不掉，就帶著幾個朋友一起北上。
當時中國還沒有紅十字會，臨時也難以正式成立，所以我們就暫時借用“萬國紅十字會”的名義開展救援。戰爭開始後，整個遼東半島都成了戰區，地方廣闊，災情嚴重，辦事非常困難。而最麻煩的地方在於：運送資金和糧食時，必須先跟日本和俄國方麵交涉妥當，才可以行動；就連普通出行，如果沒有事先交涉清楚，也不能坐他們的火車。那時我們的主權已經喪失，心中怎能不痛？
我在奉天工作了十幾個月，親身經曆了各種危險和困難，眼見外國軍隊踐踏我國土地，殘害我國百姓的種種情形，我都一天天地記錄下來，積累成了兩卷手稿。希望能讓同胞們了解一個國家不能軟弱，否則人民將受盡苦難。這正是我們中國人必須上下齊心、自強不息的原因。
今年春天，裴伯謙同年向我索看那些記錄，我到處尋找，卻發現原稿不見了。隻好憑記憶，把還能回憶起的一些事情寫下來作為回應，但可惜這僅僅是原記錄的一小部分罷了！
1913年秋天， 三湖（注）蠖慵自識。
光緒三十年（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呂鏡宇、盛宣懷兩位尚書，與沈仲禮、任逢辛、施子英三位先生一起創辦了“萬國紅十字會”，以救助戰區百姓。當時我正擔任直隸地區的特用知縣，應邀出關，協助辦理分會的事務。
在五月初四那天，我到北京去外務部申請中、日、俄三國的通行護照。不料護照送到後，我發現上麵寫著“遼河以西”幾個字，這樣的限定範圍根本無法使用，於是請求將“以西”兩字改為“一帶”，使範圍更靈活一些。 外務部的官員卻說，這句話是日本方麵要求加上的，不方便更改。後來我親自到日本使館去核實，並請他們查看護照內容。結果發現，護照底稿上的“遼河以西”四個字，其實是外務部自己加上去的，根本不是日方要求。原來這幫官員既不懂地理，也分不清東西方向（注：遼西當時是中立地帶，遼東才是戰爭主戰場，我們紅十字會當然必須前往遼東）。這件事耽誤了我們很多工作。由此我才明白，外務部之前屢次在外交事務上失敗，其實都是自己造成的！
五月底，我從天津出關（指離開天津往關外地區），第一天到了山海關，第二天下午抵達溝幫子，換乘火車後，當晚到達新民府。由於護照的問題，不能越過遼河進入戰區，隻好暫時住在新民府分會，負責處理一些護送難民的事務。 當時正好是增子固中丞（即清朝官員增祺）擔任新民府的地方長官，多虧他給予指示和支持，我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沒有耽誤。
七月份，我又轉移到溝幫子繼續按常規開展工作，但心情一直鬱鬱不暢，總覺得不安。夜裏經常聽到隆隆的炮聲，有時還能看到東南方向不斷閃爍的電光，大家都說那就是日俄交戰的地方。 我想到當時局勢的混亂，看到百姓陷入戰火之中、家破人亡的悲慘景象，內心極其痛苦，憂慮得難以自控。
十月中旬，總會來電讓我前往遼東一帶。我於是將溝幫子分會的賬目結清，交由魏、許兩位先生接手處理。之後，我帶著幾位朋友搭火車前往營口的西岸。剛要過遼河，忽然炮聲震耳、子彈如雨，在我們頭頂上呼嘯而過，這才知道日俄兩軍正在牛家屯交戰，而此地距離戰場隻有五裏多遠。
牛家屯是日本設立的軍糧倉庫，據說裏麵存放的軍糧價值三百多兆日元，是全軍命脈所係。前方是鞍山站（屬海城縣），遼陽、奉天等地都駐有日軍主力部隊。左側有遼河作為天然屏障，遼西為中立地區，按理說俄軍不可以越界。
但沒想到，俄軍大約有八千人，打探到牛家屯隻有幾十名日本守軍，就從新民屯渡過遼河，違反中立協定，向牛家屯進攻。當時土匪馮麟閣恰好帶兵經過，雙方激戰了兩個多時辰。 日軍急忙發電報求援，但最近的援軍距離還在百裏之外，根本來不及趕到。如果俄軍真能衝過來，守軍寡不敵眾，肯定全軍潰敗，糧台也將被毀。 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日軍急中生智：就在附近招募了六百多名勞工，每人發一元洋錢和一根黑木棍，頂在肩上，裝作拿槍的樣子，來回穿梭。幾十名日軍也假裝開火，不停放槍。牛家屯的圍牆不過齊肩高，一旦俄軍衝進來放火燒糧，日本整個東線的作戰能力就可能被毀滅。 俄軍遠遠看到這麽多人“扛槍”準備迎戰，以為自己偵查出錯了，竟然不敢繼續進攻，還懷疑探子報告虛假，就把偵查兵殺了。直到日軍從蓋平方向的火車開來，隻打了一輪槍，俄軍就傷了幾十人，隨後撤退了。
雖然這個戰果可以說是“天意”，但歸根結底，還是靠人力與機智所致。日本天皇得知此事後震怒無比，認為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糧台，竟然隻派幾十人看守，倘若出事，後果不堪設想。天皇大發雷霆，主將大木也無言以對。 於是日本方麵突然異想天開，竟然誣陷海城的王令理堂和遼陽的陳牧鬆泉等十幾名書差，說他們與俄軍通信、泄露情報，才導致這次俄軍犯境。他們被押送到大連（青泥窪）審判。 當時袁宮保（袁世凱）與日方交涉，將王、陳兩人保釋回來，但那些書差已經被槍決了。後來我在天津與陳鬆泉先生相見時，他還不知道自己曾被牽連其中的詳細經過。
我正要過遼河，手裏拿著的護照上寫著“遼河以西”字樣，有它反而成了麻煩，真不如沒有。所以我心中十分不安，隻好把護照藏起來，不拿出來用了。 到了營口，日本人來查驗護照，我便回答說沒有。他們問：“怎麽會沒有護照？”我就回他們一句話：“我去貴國當然需要護照，但我是中國人，到中國的土地上來，怎麽還需要護照？”日本人聽了，知道我有理，也就無話可說，悻悻地走了。後來我們紅十字會的會員進入遼東時，也都用這句話應對檢查。
當王令理堂和陳牧鬆泉被日軍逮捕時，增子固將軍曾發電報，請袁宮保（袁世凱）派人處理這件事。恰好通永道晏誠卿觀察（清代對“道員”的尊稱）來到天津，袁宮保便與他商議，挑選一位認真負責、吃苦耐勞的人選來辦差。他聽說我當時正在蓋平，就決定由我就近擔任處理。於是緊急發電邀我到天津。 我當時並不清楚是何事，匆匆趕到天津。一見觀察，他就說：“讓你代理海城縣官職，你覺得怎麽樣？”我說：“能代理這樣的大缺（重要職位），非常感激，但有三件事還需仔細考慮。”。 他問是哪三件事？我回答說：
**第一件事：**日俄兩國為爭東北之地，花了幾百兆銀子，戰死幾十萬人，是為了中國的領土打仗的嗎？這說得過去嗎？從長遠看，東三省恐怕最終也不會是我們中國的了。
**第二件事：**我是奉旨特選的“班補人員”，隻要到省裏報到，就可以補上一個缺。如果我去代理海城縣，將軍（指增子固）一定會把我長期留在奉天地方任職，這樣我正式的補缺就遙遙無期了。
**第三件事：**海城縣雖然是個大缺、地方富庶，如果我想借這個位置撈錢，每年能拿上幾萬兩銀子；可我有良心，絕不肯做那種事。但如果不撈錢，反而每年還得倒貼一兩萬兩，我自己根本負擔不起。
我再三考慮之後，覺得自己還是不適合，就隻好辜負了袁宮保的好意。觀察聽完，也覺得我說得有道理。
營口分會臨時借用了幾間房子作為落腳的地方。當時局勢非常緊張，風聲鶴唳，謠言四起，朋友們整日低聲議論、夜不能寐，人人神情憔悴、可憐兮兮。 我安慰大家說：“我們紅十字會是來從事人道救援工作的，兩國交戰不會故意傷害我們。現在營口前麵是大海，左邊是遼河，這裏是個四麵受阻的絕地，了解軍事的人都不會來這裏爭鬥。大家應該放寬心，好好辦正事。”然而朋友們當中還是有人半信半疑。大概是因為義務感終究比不上對危險的擔憂——這也是人之常情。
當年俄國人打著“還遼”的旗號，取得了旅順的租借權，並修建鐵路貫通旅順到哈爾濱，與西伯利亞鐵路相接。沿線各站修建得寬敞堅固，明顯不是短期駐用，而是有“久借不還”的打算。 而日本人早就把遼東看作是自己的囊中之物，現在被俄國搶走，自然怒火中燒，兩國矛盾也因此日益激化，最終爆發戰爭。
日本人很狡猾，先從貔子窩（今遼寧普蘭店東皮口鎮）登陸，占據了海城、蓋平等地，並從中間切斷了俄國修建的鐵路，甚至在各個車站架設炮台，阻止俄軍通行。 俄軍總司令此時還在旅順，進退不得。他們竟然想出一計：打著我們紅十字會的旗號開火車、揚紅十字旗，從日軍防線通過。等到日本人察覺時，列車已經開遠了，追也追不上。這一招真是夠奸詐的！ 後來日本人就此事向中國提出交涉，但最後也沒有什麽結果。
山東人劉壽山，是個性格豪爽、有俠義風範的人。他在蓋平（今遼寧蓋州）開設“海號”商行，與俄國商人有生意往來，買賣做得很不錯。 1900年庚子事變（義和團運動）期間，義和團進入蓋平，懷疑劉壽山勾結俄國人，便將他關進黑牢，準備處死。恰巧俄軍進入蓋平，當地俄商察覺此事後，向俄軍司令請求釋放劉壽山，並派了四名俄兵保護他。
俄軍進城後，軍紀敗壞，肆意搶掠三天，無所不為。劉壽山不顧個人安危，四處奔走救人，成功保護了不少無辜百姓。他還和俄兵協商，在夜間將幾百名年輕婦女從城牆上吊出逃生；又請求俄軍司令開城放出數千名老弱百姓。這一係列行動救了無數人性命，功德之大，世人無不稱頌。 後來日軍占領蓋平，又把劉壽山抓了去。但一聽到民間輿論紛紛稱讚他的義行，便立即將他釋放，並任命他為區長。我後來抵達蓋平，所托各項事務由他辦理，安排得井井有條。
當時日軍實施海上封鎖，不準船隻通行。我們紅十字會籌集的糧食原打算用火車從營口運來，走旱路約180多裏，運輸費用非常高。劉壽山建議我改為海運，並親自與日軍交涉，成功租用了幾隻船，將糧食運到望山（注：望山位於蓋平和複縣之間，晴天可望見泰山，因此得名——不過我在望山廟裏住了幾天，卻始終沒看到泰山）。 用海路運糧，不但讓難民方便得多，還節省了逾一萬串銅錢的運費。劉壽山不僅膽識過人，而且多次為本會立下大功，實在令人敬佩！
在關外（東北），一個官員的地位比內地還要顯赫。蓋平縣有位中舉的“孝廉”（舉人），人雖身穿官服，卻凶殘如虎。 蓋平縣出產蠶絲，每年價值約三百萬元，家家戶戶養蠶，而養蠶所需的主要飼料就是“椿樹”。因此，誰家若有萬株椿樹，就如同擁有侯爵的家產一般顯貴。 這位孝廉的鄰居有一千多株椿樹，被他強行霸占為己有。鄰人痛苦哀求，跪地求情，請求把其中五百株“送”給孝廉作為壽禮。孝廉卻說：“這些樹本來就是我的，你何必‘送’？”鄰人又增至八百株求饒，孝廉仍然不肯讓步。 這位鄰人走投無路、心如死灰，最後憤而將孝廉刺死，自首承擔罪責。他的行為雖有過激之處，但其遭遇也令人同情！
蓋平縣靠近海邊，土地貧瘠，氣候寒冷，不適合種桑樹（用於傳統養蠶）。當地人改用椿樹葉來養蠶：蠶長到半寸左右，就被放到椿樹上任其自然結繭。雖然這種蠶絲顏色偏黑、價格便宜，但在山東、直隸一帶賣得很暢銷，俄國商人也有收購。 能將貧瘠之地變成有產值的良田，這是實業發展中很值得提倡的方向。 我後來調任廣昌縣（位於居庸關以內），那裏氣候與蓋平相近，到處是山地，同樣不宜種桑。我當時正計劃請劉壽山幫我購買幾萬株椿樹，用火車運到淶水，再往山區運送，同時雇人培訓百姓種植和養蠶技術，希望借此在當地推廣實業、改善民生。 不料後來在新樂任職期間，因長輩去世，我遵守守喪禮節回鄉（稱“奉諱南旋”），沒能把這件事做成。至今想起來，我都為未能完成此誌深感遺憾與愧疚。
當時的東三省巡撫周玉帥（即周馥），得知我們紅十字會的護照無法通過遼河，感到非常遺憾。他致電總會，說可通過在北京的德國男爵司肯多福與日方交涉，想辦法疏通。 等這位德國人來了總會，我們一起商議具體實施辦法，敲定了薪資、夥食、翻譯等費用，還籌措了戰地開銷的銀兩，並派許文卿與兩位翻譯陪同其出發。 在北京協商了一個多月後，日方終於同意讓他通行至營口。誰知這位德國人卻突然開始擺起架子，自命“奇貨可居”，竟然電報總會，要求將關外分會所有成員都歸他節製、聽他指揮。 總會見我此時早已深入到營口以北數百裏之地，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並將他辭退。 但為此人籌措的薪水與差旅費，早就花掉了不少，最後卻一無所成，實在令人失望。
1905年正月初七，我從蓋平出發前往海城，途中經過青石關。這是一處兩山對峙的險要關口，中間隻有一條窄道供火車通行。 正好遇到幾千名日軍也在這段路上行軍，我們的人夾雜在他們當中，來往擁擠、非常不便。我便吩咐車夫繞道走摩天嶺，雖然要多走二十裏路，但安全一些。 （查資料得知，東北有三個摩天嶺：一在鳳凰城，一在遼陽，一在蓋平與海城之間。這一處土名叫“巴嶺”，說的正是我們繞過的這段。） 那天夜色昏暗，我內心也很警惕。忽然看到一團高約二尺的黑影，頭戴紗帽，從車旁掠過，人和牲口都嚇了一跳。到了大石橋，已是晚上十點多，客棧都住滿了，我們差點找不到落腳的地方。我問路人剛才看到的那東西是什麽，大家都說是“山神”。是真是假，我也弄不清楚。
到了二月下旬，海城和蓋平兩地的賑濟糧食發放工作已經完成。我打算從營口前往遼陽。 但遼河一帶有日軍駐防，檢查極其嚴格。沒有日本都督簽發的護照，根本無法通行。 我早上八點鍾就到了日軍都督府，翻譯牧野說，都督要到九點半才上班，叫我到時再來。他隨後離開了。 我等了一會兒，直接見到了都督，但語言不通，隻能靠寫字溝通。我寫道，我是去遼陽賑災的，請給我簽發一張大船護照和一張個人護照，以便順利通行（因為沿途水路設有關卡，沒有船隻護照船就會被扣，沒有個人護照人也無法通過）。 都督便命令一位事務員寫好兩份護照，加蓋印章交給我。我向他道謝，正準備離開，牧野剛好回來。 牧野一見我拿著護照，就說：“船的事不行。”我問他為什麽。他回答：“我們日軍有八千人要去遼陽，船都不夠用，怎麽能給你用？” 我把已經簽發好的護照拿給他看，他看了一眼，臉紅不語，轉身離開。這事讓我再次感受到日本人的虛偽和刁鑽，真是可見一斑。
1905年三月，我抵達遼陽之後，隨即前往首山埠等地查看災情。（注：首山即首陽山，山勢不高，山上有一座供奉伯夷、叔齊的廟宇，山石崖壁上還有一塊大手印。） 現場的情形慘不忍睹：屍骨遍野，房屋全毀，幾乎無一完好。在東鄉稍微還能看到幾間房屋，地下還挖有一丈多深的地道，是當地人為了躲避炮火而修建的避難所。
當時有一位英國醫生白大夫，是由本會另一位英國會員魏伯詩德邀請來的。白大夫到遼陽已經好幾個月了，卻始終沒有親自下鄉考察，隻聽一些教會信徒的說法，就輕率地斷言遼陽“並無災情”。 如果照他這樣說，那我們紅十字會完全可以不設分會、不賑災了。我隨即向總會及其他相關地區電報，詳細說明了遼陽的實際災情。 白大夫得知此事後，到分會大吵大鬧。我冷靜地對他說：“我是紅十字會會員，電報是我職責內的事情，我有權獨立發電報。隻需據實報告災情輕重，為何非得先征求你的意見呢？”白大夫聽後無話可說。 不久，魏伯詩德前來問我：“白大夫說這裏沒有災情，您又說災情嚴重，到底哪位說得對？” 我說：“您來了正好，不妨親自下鄉查看一趟，就能分辨真假。” 後來魏伯詩德走訪鄉間回來，緊緊握著我的手說：“您是個好人！”我笑著回答：“白大夫也是個好人，隻可惜他沒親眼看到災情罷了。” 魏伯詩德返回營口之後，立刻致電總會和袁宮保（袁世凱），稱讚我辦事踏實可靠。
我到了遼陽十多天，日軍對我並不怎麽熱情接待，大概是因為我身份上屬於中國官員。他們一聽我是“官”，就有戒心，使我深感委屈，不禁長歎。 想到以前在天津認識的一位老朋友鄭永昌（日本人號吉甫），他是鄭成功的後代，曾擔任日本駐天津領事——（戊戌政變時，正是他放走了康有為）。現在他在營口開設了一家“成功洋行”，專門為日軍供應物資。 我便將遼陽的情況寫信告訴他。他馬上致信日軍司令，為我擔保，說：“此人雖然是官員，但賑災已有數十年，從未私取一文。”日軍司令這才改變態度，對我禮貌有加——我去時設酒招待，我走時不論風雨都親自送出大門。 但他們還是不允許我前往前線戰區。翻譯對我說：“炮火無情，您何必親身涉險？”我回答：“我們紅十字會做的是救人之事，不親到戰地，怎能救人？” 經過幾天交涉，對方才答應：隻要我加入日本赤十字社，佩戴他們的會徽，我方紅十字會徽仍可佩帶，持有他們頒發的執照，無論是士兵還是軍政司見了都會致禮，也就可以通行無阻了。 我說：“你們日本也有很多人加入我們中國的紅十字會，我加入你們的赤十字社又有什麽不可以？”於是我領取了會章和執照各六份，還給我的妻子和女眷一份。 沒想到我們自己的一些會員卻因此反感，說我這樣做“形同入教”，感到不認同。我寫信向總會匯報此事，總會電複表示讚成支持。 等我把遼陽的事務處理完畢，準備前往他處繼續救援時，日軍又不放行。我於是將多餘的會章和執照分發給其他會員，這才暢通無阻。但為時已晚，已經耽誤了好幾個月。
我們設在遼陽的分會，原本是俄國人留下的醫院，地方非常寬敞。門內西邊有五間屋子，供工作人員辦公和休息。後麵四進廂房，用來收容受傷士兵和平民，總共有八九百人。 當時瘟疫盛行，很多人早上還好好的，晚上就死了。幾位外國醫生都不敢來分會，還勸我們趕緊離開。 沒想到我們十幾個人，上上下下，在那裏住了好幾個月，卻平安無事。
一次大雨之後，院內積水達一尺深。我指揮開溝排水，結果發現地下埋著許多頭骨——原來俄軍戰敗時焚燒屍體，隻把頭顱埋在地裏，打算將來帶回俄國安葬。可戰事久拖，歸國無望，這些頭骨就永遠埋在異鄉土地上。想到這一點，實在令人感到悲慘無比。 於是我與地方官商量，將這些遺骨集中，移至城外高地，擇地厚葬。
遼陽的本地士紳官氣十足，講排場、重身份。我們紅十字會的分會設在城東偏僻之處，離州署有三裏多遠。我為了節省經費，每天步行往返。有些人見了就嘲笑我，說：“你很快就要補上正式官職，身為大老爺還步行，不太體麵吧？” 我回答：“現在這裏物價奇高，雞蛋一個就要兩角，表芯紙每張八文，連稻草每斤都賣到百文以上，甚至運稻草的火車運費和運綢緞一樣貴，真是聞所未聞。如果我每天乘車，一個月下來至少得花一百兩銀子。這都是公費，我若省下這些錢，可以多救幾條命。你們不但不感激，反倒譏笑我，良心何在？”
日軍不像俄軍那樣搭帳篷住宿，到處擠占民房（而俄軍在撤退時還把老百姓的房子燒掉，免得日軍使用，害得百姓無家可歸、露宿風雨、生不如死）。 日軍更是強行將老人孩子趕出屋子，把成年男子留下做苦工，對婦女肆意侵辱，無惡不作。老百姓去向司令部控告，也沒人理會。
俄軍在駐紮時，吃的用的都是就地采購，多少還能給百姓帶點收入。而日軍卻把所需物資都從本國運來，用的軍費高達數千萬銀元，全都是以“軍用手票”支付，從一角到百元不等，強迫百姓收下流通（整個遼東一千多裏地，沒有一角現洋）。誰敢拒絕就被吊打，甚至打死，慘無人道。 關外百姓一向淳樸，很多人明知戰區危險，卻也無法逃避或不敢逃走。在戰火之下被輪番蹂躪、哭訴無門，讓人痛心不已！
我最多隻到過戰場前線三四裏之地，不是怕死，而是因為家中還有老母在堂，不便輕易涉險（當時毛實君方伯也囑托我：“你有老母在家，不宜親身冒險。”）。 但我也見過一些外籍紅十字會員坐在車上觀戰，有的還被炮火擊傷。
據說日軍打仗時奮不顧身，哪怕前麵明知會死，也爭先恐後往上衝。因為日本對陣亡軍人會給予撫恤，連子孫後代都可享世襲榮祿，社會也會尊敬他們；而若逃跑，就是千夫所指，終身潦倒、難以立足。所以人人爭死，戰無不勝。 例如俄軍在首山埠曾駐紮五萬兵力，修有炮台，並設置了鐵絲網防線，長兩三裏、寬兩丈多，立著大木樁，拉著粗鐵絲，上下布滿一尺多長的鐵刺，還沿網架設火炮，看起來幾乎無法突破。 日軍僅兩萬人，其中百餘敢死隊員爬上鐵絲網被刺死，其餘士兵就踩著他們的屍體衝過去。俄軍也毫無辦法。俄國炮台隻能橫向發射，不能向下打。日軍就像蛇一樣貼地前進，前人倒下，後人繼續衝，等他們到了炮台下，俄軍的炮已無法攻擊，於是炮台被攻陷。 雙方激戰三天三夜，槍聲不斷，甚至短兵相接。據說這一戰共死亡七萬餘人，俄軍隻剩一千多人，日軍也僅剩數百，卻仍無退意。最終俄軍敗退至遼陽（首山埠距遼陽僅二十裏）。
俄軍敗退後，在遼陽城內外埋了許多地雷炸藥。有一次因大雨引發電流，引爆了炸藥，半夜轟鳴如雷。所幸那時路上無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我與軍政司商量對策，雇工人找來幾十根粗木，兩端套上鐵環，用長繩拉動，像滾木碌碡那樣拖著走，這樣才引爆了不少地雷。 但就在州署花廳西偏的一棵大樹下，還留有幾枚炸彈，至今（寫作時間）仍無人敢動。
當時關外土匪橫行，以馮麟閣、杜立山、金萬福等人為首，手下往往帶著幾千到上萬人，在各地流竄騷擾，百姓深受其害，生活無以為繼。 這些土匪頭目手下分支很多，其中有個叫吳雙樹的，年紀很輕，長相也頗為俊朗，卻專門從事擄人勒索，案子積重難數。 那時，沈叔瞻（名金鑒，浙江湖州人）暫署遼陽知府之職，設法將吳雙樹捉拿歸案。在審問過程中，吳對各項罪行都坦然承認、毫不隱瞞。 後來沈又追問他一樁特別嚴重的案子：騰螯埠搶劫案（注：騰螯埠距離城裏幾裏遠，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一次劫案）。吳卻笑著說： “父母官（他自稱是罪人，稱沈為父母官）太糊塗了！我認下的案件就已經夠砍好幾個頭了，還要問騰螯埠幹嘛？如果廚房裏剛好有酒菜，就拿來給我吃了。” 說完，又自嘲地補了一句： 雙樹我不過才二十出頭，再過幾年，不知要浪費多少錢、害死多少人。不如現在就把我處決了，也就幹淨了。” 說完，就徑直走出衙門口，準備接受處決。他那種視死如歸、不畏生死的態度中，頗有幾分豪氣。 隻可惜他從小缺乏教育，走上歧路；若能得到正當的引導和修養，或許能成為國家有用之才。這實在是令人感歎和惋惜的事。
從遼陽回營口走水路，最快也要四五天，如果能搭乘日本軍用火車，一天就能到。但當時軍務非常緊張，火車專門運送軍隊和糧草，像我們這樣的人若想搭車，必須由本州政府發出正式照會。 我原計劃在七月十六日出發，便在十四日那天去州署，請求辦理文件。十五日那天，我又去見沈叔翁（沈金鑒），他說火車站的站長小山今晚會來，可以安排見麵談談。 那天酉時（傍晚），小山果然和一位名叫佐佐木盛一的朋友一起來了。佐佐木原是蓋平軍政司的翻譯，能講多種語言，以前和我交情很深。老友重逢，我們握手暢談，倍感親切。 席間說起火車的事，小山說：“我今天剛剛卸任，已經向新站長交接，也打了招呼，安排你們搭車沒有問題，請劉先生放心。” 十六日早上，我和幾位朋友到火車站，小山已經在站前等候。他說：“我昨晚回來時，新站長已經休息了，原本打算早上再談，誰知他清晨就進城了，不過很快就會回來，不會耽誤你們上車。”說完便急匆匆離去。 我一個人在車站外來回踱步等候。這時，佐佐木看到我神色焦急，便請我上樓，擺酒招待我。他見我神情疲憊、手裏還拿著申請表，說：“你放心，等時候到了我一定親自送你上車。” 不久後我們一起下樓，小山也趕回來了。他陪我一起走到火車站月台上的高地，從這裏可以遠遠望見州城，約有四裏多遠。沿路都看不到一輛火車。於是他陪我一起到車務處，對裏麵的人說：“這位先生是來辦理紅十字會事務的，現在要回營口，請盡快給他開票。等站長回來我們再詳談。” 我終於順利上了火車。這時還有人私下批評我說：“你怎麽臨時才來辦車票，太倉促了。” 我忍不住回應道：“你們知道其他分會的人手眾多，還有日英翻譯陪同，有時也照樣被日軍為難；而我這裏，帶的人不過寥寥數人，書記、翻譯全由我一人兼任。一路上遇到兵丁、土匪，全靠我親自周旋應付，所受委屈辛苦，不足為外人道。” “就像今天這件事——你們在接待室裏多麽舒服，而我一個年老之人，卻要在站台邊奔波徘徊，不知費了多少周折才得以上車。我們一起共事已有一年多，連你們都不能體諒我，那還談什麽別人的理解呢？”
當王令理堂和陳牧鬆泉被日軍逮捕時，增子固將軍曾發電報，請袁宮保（袁世凱）派人處理這件事。恰好通永道晏誠卿觀察（清代對“道員”的尊稱）來到天津，袁宮保便與他商議，挑選一位認真負責、吃苦耐勞的人選來辦差。他聽說我當時正在蓋平，就決定由我就近擔任處理。於是緊急發電邀我到天津。 我當時並不清楚是何事，匆匆趕到天津。一見觀察，他就說：“讓你代理海城縣官職，你覺得怎麽樣？”我說：“能代理這樣的大缺（重要職位），非常感激，但有三件事還需仔細考慮。”。 他問是哪三件事？我回答說：
**第一件事：**日俄兩國為爭東北之地，花了幾百兆銀子，戰死幾十萬人，是為了中國的領土打仗的嗎？這說得過去嗎？從長遠看，東三省恐怕最終也不會是我們中國的了。
**第二件事：**我是奉旨特選的“班補人員”，隻要到省裏報到，就可以補上一個缺。如果我去代理海城縣，將軍（指增子固）一定會把我長期留在奉天地方任職，這樣我正式的補缺就遙遙無期了。
**第三件事：**海城縣雖然是個大缺、地方富庶，如果我想借這個位置撈錢，每年能拿上幾萬兩銀子；可我有良心，絕不肯做那種事。但如果不撈錢，反而每年還得倒貼一兩萬兩，我自己根本負擔不起。
我再三考慮之後，覺得自己還是不適合，就隻好辜負了袁宮保的好意。觀察聽完，也覺得我說得有道理。
營口分會臨時借用了幾間房子作為落腳的地方。當時局勢非常緊張，風聲鶴唳，謠言四起，朋友們整日低聲議論、夜不能寐，人人神情憔悴、可憐兮兮。 我安慰大家說：“我們紅十字會是來從事人道救援工作的，兩國交戰不會故意傷害我們。現在營口前麵是大海，左邊是遼河，這裏是個四麵受阻的絕地，了解軍事的人都不會來這裏爭鬥。大家應該放寬心，好好辦正事。”然而朋友們當中還是有人半信半疑。大概是因為義務感終究比不上對危險的擔憂——這也是人之常情。
當年俄國人打著“還遼”的旗號，取得了旅順的租借權，並修建鐵路貫通旅順到哈爾濱，與西伯利亞鐵路相接。沿線各站修建得寬敞堅固，明顯不是短期駐用，而是有“久借不還”的打算。 而日本人早就把遼東看作是自己的囊中之物，現在被俄國搶走，自然怒火中燒，兩國矛盾也因此日益激化，最終爆發戰爭。
日本人很狡猾，先從貔子窩（今遼寧普蘭店東皮口鎮）登陸，占據了海城、蓋平等地，並從中間切斷了俄國修建的鐵路，甚至在各個車站架設炮台，阻止俄軍通行。 俄軍總司令此時還在旅順，進退不得。他們竟然想出一計：打著我們紅十字會的旗號開火車、揚紅十字旗，從日軍防線通過。等到日本人察覺時，列車已經開遠了，追也追不上。這一招真是夠奸詐的！ 後來日本人就此事向中國提出交涉，但最後也沒有什麽結果。
山東人劉壽山，是個性格豪爽、有俠義風範的人。他在蓋平（今遼寧蓋州）開設“海號”商行，與俄國商人有生意往來，買賣做得很不錯。 1900年庚子事變（義和團運動）期間，義和團進入蓋平，懷疑劉壽山勾結俄國人，便將他關進黑牢，準備處死。恰巧俄軍進入蓋平，當地俄商察覺此事後，向俄軍司令請求釋放劉壽山，並派了四名俄兵保護他。
俄軍進城後，軍紀敗壞，肆意搶掠三天，無所不為。劉壽山不顧個人安危，四處奔走救人，成功保護了不少無辜百姓。他還和俄兵協商，在夜間將幾百名年輕婦女從城牆上吊出逃生；又請求俄軍司令開城放出數千名老弱百姓。這一係列行動救了無數人性命，功德之大，世人無不稱頌。 後來日軍占領蓋平，又把劉壽山抓了去。但一聽到民間輿論紛紛稱讚他的義行，便立即將他釋放，並任命他為區長。我後來抵達蓋平，所托各項事務由他辦理，安排得井井有條。
當時日軍實施海上封鎖，不準船隻通行。我們紅十字會籌集的糧食原打算用火車從營口運來，走旱路約180多裏，運輸費用非常高。劉壽山建議我改為海運，並親自與日軍交涉，成功租用了幾隻船，將糧食運到望山（注：望山位於蓋平和複縣之間，晴天可望見泰山，因此得名——不過我在望山廟裏住了幾天，卻始終沒看到泰山）。 用海路運糧，不但讓難民方便得多，還節省了逾一萬串銅錢的運費。劉壽山不僅膽識過人，而且多次為本會立下大功，實在令人敬佩！
在關外（東北），一個官員的地位比內地還要顯赫。蓋平縣有位中舉的“孝廉”（舉人），人雖身穿官服，卻凶殘如虎。 蓋平縣出產蠶絲，每年價值約三百萬元，家家戶戶養蠶，而養蠶所需的主要飼料就是“椿樹”。因此，誰家若有萬株椿樹，就如同擁有侯爵的家產一般顯貴。 這位孝廉的鄰居有一千多株椿樹，被他強行霸占為己有。鄰人痛苦哀求，跪地求情，請求把其中五百株“送”給孝廉作為壽禮。孝廉卻說：“這些樹本來就是我的，你何必‘送’？”鄰人又增至八百株求饒，孝廉仍然不肯讓步。 這位鄰人走投無路、心如死灰，最後憤而將孝廉刺死，自首承擔罪責。他的行為雖有過激之處，但其遭遇也令人同情！
蓋平縣靠近海邊，土地貧瘠，氣候寒冷，不適合種桑樹（用於傳統養蠶）。當地人改用椿樹葉來養蠶：蠶長到半寸左右，就被放到椿樹上任其自然結繭。雖然這種蠶絲顏色偏黑、價格便宜，但在山東、直隸一帶賣得很暢銷，俄國商人也有收購。 能將貧瘠之地變成有產值的良田，這是實業發展中很值得提倡的方向。 我後來調任廣昌縣（位於居庸關以內），那裏氣候與蓋平相近，到處是山地，同樣不宜種桑。我當時正計劃請劉壽山幫我購買幾萬株椿樹，用火車運到淶水，再往山區運送，同時雇人培訓百姓種植和養蠶技術，希望借此在當地推廣實業、改善民生。 不料後來在新樂任職期間，因長輩去世，我遵守守喪禮節回鄉（稱“奉諱南旋”），沒能把這件事做成。至今想起來，我都為未能完成此誌深感遺憾與愧疚。
當時的東三省巡撫周玉帥（即周馥），得知我們紅十字會的護照無法通過遼河，感到非常遺憾。他致電總會，說可通過在北京的德國男爵司肯多福與日方交涉，想辦法疏通。 等這位德國人來了總會，我們一起商議具體實施辦法，敲定了薪資、夥食、翻譯等費用，還籌措了戰地開銷的銀兩，並派許文卿與兩位翻譯陪同其出發。 在北京協商了一個多月後，日方終於同意讓他通行至營口。誰知這位德國人卻突然開始擺起架子，自命“奇貨可居”，竟然電報總會，要求將關外分會所有成員都歸他節製、聽他指揮。 總會見我此時早已深入到營口以北數百裏之地，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並將他辭退。 但為此人籌措的薪水與差旅費，早就花掉了不少，最後卻一無所成，實在令人失望。
1905年正月初七，我從蓋平出發前往海城，途中經過青石關。這是一處兩山對峙的險要關口，中間隻有一條窄道供火車通行。 正好遇到幾千名日軍也在這段路上行軍，我們的人夾雜在他們當中，來往擁擠、非常不便。我便吩咐車夫繞道走摩天嶺，雖然要多走二十裏路，但安全一些。 （查資料得知，東北有三個摩天嶺：一在鳳凰城，一在遼陽，一在蓋平與海城之間。這一處土名叫“巴嶺”，說的正是我們繞過的這段。） 那天夜色昏暗，我內心也很警惕。忽然看到一團高約二尺的黑影，頭戴紗帽，從車旁掠過，人和牲口都嚇了一跳。到了大石橋，已是晚上十點多，客棧都住滿了，我們差點找不到落腳的地方。我問路人剛才看到的那東西是什麽，大家都說是“山神”。是真是假，我也弄不清楚。
到了二月下旬，海城和蓋平兩地的賑濟糧食發放工作已經完成。我打算從營口前往遼陽。 但遼河一帶有日軍駐防，檢查極其嚴格。沒有日本都督簽發的護照，根本無法通行。 我早上八點鍾就到了日軍都督府，翻譯牧野說，都督要到九點半才上班，叫我到時再來。他隨後離開了。 我等了一會兒，直接見到了都督，但語言不通，隻能靠寫字溝通。我寫道，我是去遼陽賑災的，請給我簽發一張大船護照和一張個人護照，以便順利通行（因為沿途水路設有關卡，沒有船隻護照船就會被扣，沒有個人護照人也無法通過）。 都督便命令一位事務員寫好兩份護照，加蓋印章交給我。我向他道謝，正準備離開，牧野剛好回來。 牧野一見我拿著護照，就說：“船的事不行。”我問他為什麽。他回答：“我們日軍有八千人要去遼陽，船都不夠用，怎麽能給你用？” 我把已經簽發好的護照拿給他看，他看了一眼，臉紅不語，轉身離開。這事讓我再次感受到日本人的虛偽和刁鑽，真是可見一斑。
1905年三月，我抵達遼陽之後，隨即前往首山埠等地查看災情。（注：首山即首陽山，山勢不高，山上有一座供奉伯夷、叔齊的廟宇，山石崖壁上還有一塊大手印。） 現場的情形慘不忍睹：屍骨遍野，房屋全毀，幾乎無一完好。在東鄉稍微還能看到幾間房屋，地下還挖有一丈多深的地道，是當地人為了躲避炮火而修建的避難所。
當時有一位英國醫生白大夫，是由本會另一位英國會員魏伯詩德邀請來的。白大夫到遼陽已經好幾個月了，卻始終沒有親自下鄉考察，隻聽一些教會信徒的說法，就輕率地斷言遼陽“並無災情”。 如果照他這樣說，那我們紅十字會完全可以不設分會、不賑災了。我隨即向總會及其他相關地區電報，詳細說明了遼陽的實際災情。 白大夫得知此事後，到分會大吵大鬧。我冷靜地對他說：“我是紅十字會會員，電報是我職責內的事情，我有權獨立發電報。隻需據實報告災情輕重，為何非得先征求你的意見呢？”白大夫聽後無話可說。 不久，魏伯詩德前來問我：“白大夫說這裏沒有災情，您又說災情嚴重，到底哪位說得對？” 我說：“您來了正好，不妨親自下鄉查看一趟，就能分辨真假。” 後來魏伯詩德走訪鄉間回來，緊緊握著我的手說：“您是個好人！”我笑著回答：“白大夫也是個好人，隻可惜他沒親眼看到災情罷了。” 魏伯詩德返回營口之後，立刻致電總會和袁宮保（袁世凱），稱讚我辦事踏實可靠。
我到了遼陽十多天，日軍對我並不怎麽熱情接待，大概是因為我身份上屬於中國官員。他們一聽我是“官”，就有戒心，使我深感委屈，不禁長歎。 想到以前在天津認識的一位老朋友鄭永昌（日本人號吉甫），他是鄭成功的後代，曾擔任日本駐天津領事——（戊戌政變時，正是他放走了康有為）。現在他在營口開設了一家“成功洋行”，專門為日軍供應物資。 我便將遼陽的情況寫信告訴他。他馬上致信日軍司令，為我擔保，說：“此人雖然是官員，但賑災已有數十年，從未私取一文。”日軍司令這才改變態度，對我禮貌有加——我去時設酒招待，我走時不論風雨都親自送出大門。 但他們還是不允許我前往前線戰區。翻譯對我說：“炮火無情，您何必親身涉險？”我回答：“我們紅十字會做的是救人之事，不親到戰地，怎能救人？” 經過幾天交涉，對方才答應：隻要我加入日本赤十字社，佩戴他們的會徽，我方紅十字會徽仍可佩帶，持有他們頒發的執照，無論是士兵還是軍政司見了都會致禮，也就可以通行無阻了。 我說：“你們日本也有很多人加入我們中國的紅十字會，我加入你們的赤十字社又有什麽不可以？”於是我領取了會章和執照各六份，還給我的妻子和女眷一份。 沒想到我們自己的一些會員卻因此反感，說我這樣做“形同入教”，感到不認同。我寫信向總會匯報此事，總會電複表示讚成支持。 等我把遼陽的事務處理完畢，準備前往他處繼續救援時，日軍又不放行。我於是將多餘的會章和執照分發給其他會員，這才暢通無阻。但為時已晚，已經耽誤了好幾個月。
我們設在遼陽的分會，原本是俄國人留下的醫院，地方非常寬敞。門內西邊有五間屋子，供工作人員辦公和休息。後麵四進廂房，用來收容受傷士兵和平民，總共有八九百人。 當時瘟疫盛行，很多人早上還好好的，晚上就死了。幾位外國醫生都不敢來分會，還勸我們趕緊離開。 沒想到我們十幾個人，上上下下，在那裏住了好幾個月，卻平安無事。
一次大雨之後，院內積水達一尺深。我指揮開溝排水，結果發現地下埋著許多頭骨——原來俄軍戰敗時焚燒屍體，隻把頭顱埋在地裏，打算將來帶回俄國安葬。可戰事久拖，歸國無望，這些頭骨就永遠埋在異鄉土地上。想到這一點，實在令人感到悲慘無比。 於是我與地方官商量，將這些遺骨集中，移至城外高地，擇地厚葬。
遼陽的本地士紳官氣十足，講排場、重身份。我們紅十字會的分會設在城東偏僻之處，離州署有三裏多遠。我為了節省經費，每天步行往返。有些人見了就嘲笑我，說：“你很快就要補上正式官職，身為大老爺還步行，不太體麵吧？” 我回答：“現在這裏物價奇高，雞蛋一個就要兩角，表芯紙每張八文，連稻草每斤都賣到百文以上，甚至運稻草的火車運費和運綢緞一樣貴，真是聞所未聞。如果我每天乘車，一個月下來至少得花一百兩銀子。這都是公費，我若省下這些錢，可以多救幾條命。你們不但不感激，反倒譏笑我，良心何在？”
日軍不像俄軍那樣搭帳篷住宿，到處擠占民房（而俄軍在撤退時還把老百姓的房子燒掉，免得日軍使用，害得百姓無家可歸、露宿風雨、生不如死）。 日軍更是強行將老人孩子趕出屋子，把成年男子留下做苦工，對婦女肆意侵辱，無惡不作。老百姓去向司令部控告，也沒人理會。
俄軍在駐紮時，吃的用的都是就地采購，多少還能給百姓帶點收入。而日軍卻把所需物資都從本國運來，用的軍費高達數千萬銀元，全都是以“軍用手票”支付，從一角到百元不等，強迫百姓收下流通（整個遼東一千多裏地，沒有一角現洋）。誰敢拒絕就被吊打，甚至打死，慘無人道。 關外百姓一向淳樸，很多人明知戰區危險，卻也無法逃避或不敢逃走。在戰火之下被輪番蹂躪、哭訴無門，讓人痛心不已！
我最多隻到過戰場前線三四裏之地，不是怕死，而是因為家中還有老母在堂，不便輕易涉險（當時毛實君方伯也囑托我：“你有老母在家，不宜親身冒險。”）。 但我也見過一些外籍紅十字會員坐在車上觀戰，有的還被炮火擊傷。
據說日軍打仗時奮不顧身，哪怕前麵明知會死，也爭先恐後往上衝。因為日本對陣亡軍人會給予撫恤，連子孫後代都可享世襲榮祿，社會也會尊敬他們；而若逃跑，就是千夫所指，終身潦倒、難以立足。所以人人爭死，戰無不勝。 例如俄軍在首山埠曾駐紮五萬兵力，修有炮台，並設置了鐵絲網防線，長兩三裏、寬兩丈多，立著大木樁，拉著粗鐵絲，上下布滿一尺多長的鐵刺，還沿網架設火炮，看起來幾乎無法突破。 日軍僅兩萬人，其中百餘敢死隊員爬上鐵絲網被刺死，其餘士兵就踩著他們的屍體衝過去。俄軍也毫無辦法。俄國炮台隻能橫向發射，不能向下打。日軍就像蛇一樣貼地前進，前人倒下，後人繼續衝，等他們到了炮台下，俄軍的炮已無法攻擊，於是炮台被攻陷。 雙方激戰三天三夜，槍聲不斷，甚至短兵相接。據說這一戰共死亡七萬餘人，俄軍隻剩一千多人，日軍也僅剩數百，卻仍無退意。最終俄軍敗退至遼陽（首山埠距遼陽僅二十裏）。
俄軍敗退後，在遼陽城內外埋了許多地雷炸藥。有一次因大雨引發電流，引爆了炸藥，半夜轟鳴如雷。所幸那時路上無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我與軍政司商量對策，雇工人找來幾十根粗木，兩端套上鐵環，用長繩拉動，像滾木碌碡那樣拖著走，這樣才引爆了不少地雷。 但就在州署花廳西偏的一棵大樹下，還留有幾枚炸彈，至今（寫作時間）仍無人敢動。
當時關外土匪橫行，以馮麟閣、杜立山、金萬福等人為首，手下往往帶著幾千到上萬人，在各地流竄騷擾，百姓深受其害，生活無以為繼。 這些土匪頭目手下分支很多，其中有個叫吳雙樹的，年紀很輕，長相也頗為俊朗，卻專門從事擄人勒索，案子積重難數。 那時，沈叔瞻（名金鑒，浙江湖州人）暫署遼陽知府之職，設法將吳雙樹捉拿歸案。在審問過程中，吳對各項罪行都坦然承認、毫不隱瞞。 後來沈又追問他一樁特別嚴重的案子：騰螯埠搶劫案（注：騰螯埠距離城裏幾裏遠，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一次劫案）。吳卻笑著說： “父母官（他自稱是罪人，稱沈為父母官）太糊塗了！我認下的案件就已經夠砍好幾個頭了，還要問騰螯埠幹嘛？如果廚房裏剛好有酒菜，就拿來給我吃了。” 說完，又自嘲地補了一句： 雙樹我不過才二十出頭，再過幾年，不知要浪費多少錢、害死多少人。不如現在就把我處決了，也就幹淨了。” 說完，就徑直走出衙門口，準備接受處決。他那種視死如歸、不畏生死的態度中，頗有幾分豪氣。 隻可惜他從小缺乏教育，走上歧路；若能得到正當的引導和修養，或許能成為國家有用之才。這實在是令人感歎和惋惜的事。
從遼陽回營口走水路，最快也要四五天，如果能搭乘日本軍用火車，一天就能到。但當時軍務非常緊張，火車專門運送軍隊和糧草，像我們這樣的人若想搭車，必須由本州政府發出正式照會。 我原計劃在七月十六日出發，便在十四日那天去州署，請求辦理文件。十五日那天，我又去見沈叔翁（沈金鑒），他說火車站的站長小山今晚會來，可以安排見麵談談。 那天酉時（傍晚），小山果然和一位名叫佐佐木盛一的朋友一起來了。佐佐木原是蓋平軍政司的翻譯，能講多種語言，以前和我交情很深。老友重逢，我們握手暢談，倍感親切。 席間說起火車的事，小山說：“我今天剛剛卸任，已經向新站長交接，也打了招呼，安排你們搭車沒有問題，請劉先生放心。” 十六日早上，我和幾位朋友到火車站，小山已經在站前等候。他說：“我昨晚回來時，新站長已經休息了，原本打算早上再談，誰知他清晨就進城了，不過很快就會回來，不會耽誤你們上車。”說完便急匆匆離去。 我一個人在車站外來回踱步等候。這時，佐佐木看到我神色焦急，便請我上樓，擺酒招待我。他見我神情疲憊、手裏還拿著申請表，說：“你放心，等時候到了我一定親自送你上車。” 不久後我們一起下樓，小山也趕回來了。他陪我一起走到火車站月台上的高地，從這裏可以遠遠望見州城，約有四裏多遠。沿路都看不到一輛火車。於是他陪我一起到車務處，對裏麵的人說：“這位先生是來辦理紅十字會事務的，現在要回營口，請盡快給他開票。等站長回來我們再詳談。” 我終於順利上了火車。這時還有人私下批評我說：“你怎麽臨時才來辦車票，太倉促了。” 我忍不住回應道：“你們知道其他分會的人手眾多，還有日英翻譯陪同，有時也照樣被日軍為難；而我這裏，帶的人不過寥寥數人，書記、翻譯全由我一人兼任。一路上遇到兵丁、土匪，全靠我親自周旋應付，所受委屈辛苦，不足為外人道。” “就像今天這件事——你們在接待室裏多麽舒服，而我一個年老之人，卻要在站台邊奔波徘徊，不知費了多少周折才得以上車。我們一起共事已有一年多，連你們都不能體諒我，那還談什麽別人的理解呢？”
注一；三湖指高淳的石臼湖、固城湖、丹陽湖。在附近聚居的劉家人，自稱“三湖劉氏”。
注二：此處日軍指揮官名字可能有誤
注三：此處椿字應為柞字。柞樹、柞蠶、柞絲。
拿著的護照上寫著“遼河以西”字樣，有它反而成了麻煩，真不如沒有。所以我心中十分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