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肥皂缸

 

          一隻肥皂缸             劉振墉

                         （ 故事梗概）

 

鄉下祖屋空關了二十多年，現在有人想買，一百多年前造的房子，早已東倒西歪，人家主要是看上了這塊宅基地。在賣出之前，我專程回去看看，想當年忍饑挨餓的日子，總算有祖上傳下來的這所房屋，得以避風遮雨，實在心存感激。房前屋後巡視過一遍後，在臥室牆角落裏發現了一隻玻璃肥皂缸，帶到城裏後，孩子們都覺得好笑，我說，你們不知道，它背後的故事，足可以寫成幾萬字的中篇小說呢。

話說民國初年，蘇州桃花塢住著一戶人家，前後六進的大宅院。主人錢老爺，五十多歲，長須飄飄，是當地金融界的大亨。膝下有三子一女，女兒最小，視同掌上明珠。

小女蘭蘭，已過及笄之年，上門求親的富家子弟不少，她本人偏偏看上了一個江北小夥子。這個年輕人倒也是出身書香門第，才華出眾、風度翩翩，不但贏得小姐芳心，還深得錢老爺子的器重和全家人的好感。

婚後就住在女方家，第二年生了個胖兒子，按舊風俗，跟著父親姓梅，取名梅堯。結果，倒黴的事接二連三地發生。

小孩還沒過周歲，做父親的卻一病不起，丟下了孤兒寡母。等小梅堯長到三歲的時候，按照舊時大戶人家的風俗，年輕的單身媽媽帶著兒子，到婆家去守寡。那天從蘇州開出兩條木船，一條船上住人，另一條船上裝滿了十幾隻大箱子，是梅堯媽的全部家當，為的是到鄉下長期居住。除了帶給長輩、妯娌、親友的禮品外，全是梅堯媽的嫁妝和日用品。其中有隻玻璃肥皂缸，元寶形，淺綠色，邊緣的花朵上燙（貼或鎦）著金，這時也裝在船上某隻箱子裏。在江北岸停靠時，專程來接的三叔抱著小孩立足不穩，一頭倒入江中，水手們立即跳下去拉上來，卻已經吃驚不小，而且是個不詳的兆頭。小船從大江進入河汊，不到幾個時辰，就到了目的地。

十幾年前，梅家在當地算得小鎮上有名的大戶。老爺子是帶“頂子”、有“功名”的，雖然隻做了兩任七品知縣（因此人們稱他為“大令”），卻在外麵當了三十多年的官差。知縣大人的父親老老爺子，多年前就在鎮上開了一片店號叫梅萬順的雜貨鋪，生意做得紅紅火火。不要說在小鎮上，就是在縣裏，也算得上有“麵子”的人家。十幾年前，做了一輩子生意已年過八旬的老老爺子壽終正寢，雜貨鋪無人打理，隻好將店麵盤給別人經營，改店號為萬順泰，不再姓梅了。沒過幾年，剛逾花甲的老爺子又一病不起。人們常說，官場上隻有兩類人，一是貪官、二是傻瓜，這位“大令”老爺大概屬於傻瓜之列，遺產隻有老老爺子留下的兩處帶店麵的住宅和十畝簿田，還有這位縣大爺收藏的一大堆古籍、碑刻。兒子們雖都讀了不少子曰、詩雲，寫得一手好字，也略會一些畫畫、篆刻、寫詩填詞功夫，可都換不到飯吃，又不能（也沒本事）放低身段像祖父一樣做買賣，難得找到文牘工作，大部分時間失業在家，隻好坐吃山空，成了典型的破落戶。

梅堯的父親排行老二，與老四是一母所生，所以分家時合在一起，也不過是一處帶店鋪的住宅，六七畝農田，古書、拓片，還有兩箱官老爺坐堂穿的袍子、馬掛，官靴，以及帶頂子的帽子。四叔剛年過二十，已娶妻生子，當家作主。梅堯母子回來，叔叔也不提財產分配的事，隻是在一起生活。江北這裏吃飯以雜糧為主，大米成了珍品，吳語與江北官話溝通上也有一些困難，不過漸漸地也就逐漸適應。婆家的經濟情況，比預期還要窘迫得多，過不到兩三個月，叔父叔母就不斷的說窮。梅堯媽媽識相，拿出私房錢來貼補家用。一年多以後，苦日子實在熬不下去，再加上弟弟、弟媳的臉色難看，在一起過日子矛盾重重。 就丟下全部嫁妝及日用品，帶上兒子和一箱細軟，回到蘇州娘家去也。我家與梅府是隔壁鄰居，我的母親隻比梅堯媽年齡小幾歲，又都是從外地嫁過來的，有較多的共同語言，成了朋友。這隻肥皂缸，就是她臨走時留下的贈品這一。

再回到娘家，在大家庭裏，其地位和處境可以設想，不過隻要錢老爺子在世，大樹下總能乘風涼。過了四五年，錢老爺過世了，兄弟們又分別在上海、杭州等地從事銀行、郵政工作，於是賣了大宅院分家。梅堯媽隻好在蘇州城裏找了兩間平房，帶著兒子，節衣縮食地過起了小市民生活。兒子在學校讀書，倒也聰明好學，懂事、聽話，梅堯媽有一些私房，又有一手刺繡功夫，有時也能換得一些柴草錢，所以小日子還算安穩。可是沒過幾年日寇入侵，快要初中畢業的梅堯，就在日本兵占領蘇州前夕，跟著年長的同學，隨撤退的抗日軍隊逾走離家逾遠。在一個收容流亡學生的學校讀過一年多後，又跟隨同學們一起入伍打日本。

梅堯在軍中一直從事文字工作，為人溫文爾雅，優柔寡斷，不善交際，根本不適合軍隊環境，所以多年後才升到少尉司書。幸而部隊在大西北，遠離抗日前線，沒有經曆炮火的洗禮。熬到日寇投降，趕快脫離軍隊回到蘇州，八年抗戰，音訉全無，現在不但能活著再相見，而且還帶回來一個新婚媳婦，梅堯媽喜出望外。

梅堯從小讀的是教會學校，英文功底好，順利地在上海做進出口生意的貿易行裏，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就在虹口公園附近租了房子，將母親接來，從此安居樂業，小孩兩年一個，一口氣生了四個。外貿行工資高，太太是護士出身，家務事之餘為病人上門打針，收入亦豐，此時真算得上小康之家，幸福美滿。

對私改造後，梅堯所在的貿易行合並到國營外貿公司，成了國家幹部。五九年內部審幹，隻因為梅堯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過國民黨軍隊，盡管他已從事外貿業務十幾年，富有工作經驗，仍然被清洗，帶薪“下放原籍”，被送到了蘇北鄉下。他大概沒有想到，相隔三十多年後，又回到兒時曾經到過的父親老家。原來有十幾間店房與住房，現在僅剩下三間，叔叔以代筆書信和刻圖章為業，每日三餐，離不開老酒與牛肉，終日醉醺醺的，倒也是神仙過的日子。從道理上講，屋上每兩片瓦，有梅堯的一片，牆上每兩塊磚，也有梅堯的一塊。然而此時叔父堅持：“這是我的家”，還幾次訓斥他：“籍貫為什麽不填蘇州？”連臨時借住都不準，唯恐住進來以後再也趕不走。

好在當時是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隊有庫房，放著農具和口糧、種子，派社員看守，不但要記工分，還難免連偷帶拿。安排梅堯看倉庫，既解決了他的住宿問題，又是個保證不偷不拿的義工。庫房隻是簡陋的窩棚，還能躺得下人，梅堯一住就是五六年。

太太一個人在上海，既要照顧年老的婆婆，還要教養四個兒女，再外出打針賺幾文貼補家用，十分辛苦，梅堯一直心中有愧，對不起太太。十幾年裏，兒女們的吃穿、讀書、就業，成家，全是太太在操勞。過了一年，兩年，十幾年，當太太提出離婚時，梅堯二話沒說就簽字同意。離婚後各人的生存狀態並無改變，隻不過從前的梅太太在外麵有了男朋友。離婚的事瞞著鄉人，梅堯成年不回上海，別人很奇怪，常常問起，他又不便解釋。過了幾年，梅太與男友結婚，一起移居香港，兒女們也一個個的跟著媽媽改姓張，去了香江，隻有二女兒仍然姓梅，堅守在上海，與老祖母相依為命，心裏牽掛著江北的父親。

開始平反冤假錯案後，二女兒跑了好多的機關衙門，但梅堯不是右派，不是曆史反革命，不是壞分子，沒有判決書或處分決定，也就無單位肯出麵處理，一拖再拖。有一天正在小街上漫步時，一個冒失鬼騎著自行車撞倒了他，路人扶起來時，他還說：“沒事，沒事”。回住處後感覺頭疼乏力，別人勸他回上海，於是第二天乘火車回到上海家中。頭疼頭昏更加嚴重，女兒陪著到醫院一查，說是“蛛網膜出血”，趕緊住院掄救，昏迷幾天後，終於脫離了人世間的無邊苦海。他本人不知道，此時落實政策，允許將戶口遷回上海的公文，已經發往江北了。

梅堯媽此時已八十開外，靠著孫女照應，日日盼兒子回歸上海。不幸的是，老太太耳聰目明，什麽事都清清楚楚。丈夫去世時，自己才二十三歲，兒子是唯一的精神支柱，現在看到兒子已先她而去，傷心至極，飯越吃越少，話也不願說了，不到一年，也就無疾而終。

等處理完祖母的喪事後回到家中，梅堯的二女兒覺得非常疲憊。日子過得真快，在不知不覺中，熱熱鬧鬧的大家庭，現在隻剩下自己一個人，已經是個快四十歲的老姑娘了，躺倒床上，淚水怎麽樣也止不住，被角濕透了一大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