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飛的蜂鳥
蜂鳥有極強的飛行能力，它們能敏捷地上下飛、側飛、倒飛，還能原位不動地停留在花前吸食花蜜。蜂鳥翅膀扇動極快，每秒鍾達80次之多。
文學藝術 | 2007.08.23
德國漢學家顧彬捧魯迅貶金庸
魯迅在中國文壇的地位按照中國官方的評價被定義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紹到西方文學界。60年代德國學生運動時期，魯迅的《論雷峰塔的倒掉》甚至還成為左派青年相互傳閱的先鋒讀物。90年代，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編譯出版了一套6卷本的德文版《魯迅文集》。他翻譯的德文版魯迅書信也有望於今年年底出版發行。他稱讚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具代表性最偉大的作家，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
不懂外語的中國學者看不透魯迅作品
顧彬認為，現在大部分中國學者看不懂魯迅作品中深層次的意義。因為他們不懂外語，即便是懂一點英語，但是不會德語和日語。因此他們無法透過德國文化和日本文化來閱讀魯迅的作品。他舉例說：“魯迅讀過尼采的德文原著，他的作品中有很重的尼采的痕跡。所以有人把魯迅比喻成‘中國的尼采’。尼采是一個偉大的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思想家。如果隻是閱讀譯本，你根本感覺不到他的危險性。對我來說，魯迅也是一個非常可怕危險的思想家。那麽，看不懂尼采原文的學者又怎麽能比較出魯迅和尼采之間的相似性。”
現代性：兩個人過不了一輩子
魯迅的作品在德國文學界也占據著不可輕視的地位。以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為代表的不少德國作家受到魯迅作品的啟發進行創作。顧彬認為，魯迅和德國20世紀不少文人一樣，都是現代性意義上的作家。他解釋說：“現代性（Modernity）就是說，真理不再隻有一個，而是同時並存許多。每個人都是分裂的。人不可能還會隻有一條路，而是有許多路。德國現在有這樣一個說法叫‘Lebensabschnittpartner’，意思是，每個人有自己階段性的生活伴侶。這說明，我們不能再要求一個人一輩子和我們在一起，因為我們總是在變，對方也在變。我們對自己對別人的要求都不一樣。我們失去了固定的基礎。魯迅的作品提出的就是現代性的問題。”
魯迅—憂鬱的革命者
在顧彬看來，憂鬱（Melancholie）和革命是分不開的。“誰搞革命，誰就得在憂鬱情緒的影響下對世界對社會進行思考，” 顧彬說，“如果我們回顧革命曆史，無論在哪一個國家，最高革命的代表是最發愁的一個人。”他認為，知識分子試圖通過革命的手段解決所有的問題，這些都是精神上的問題。因此，現代性、憂鬱和革命是分不開的。
顧彬同時強調，德國知識分子對待現代性的態度同其他知識分子群體有所不同。“我們認為現代性給我們帶來的隻是災難，”他說，“20世紀的路無論是哪一條都是錯的。魯迅的小說集《彷徨》中描寫了不少參加革命的人物，但是他們最終都失敗了。他們的失敗是自然的，也可以說是必然的。”
作家的生活與作品無關
今年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為《何以為生：文化名人的經濟背景》的人物傳記。作者陳明遠以“魯迅的經濟狀況”開篇，調查計算魯迅“從‘而立之年’以後的24年間，平均每年相當於今17萬元人民幣、每月9000-20000元人民幣的收入”。一改通常人們頭腦中生活清貧樸素的魯迅形象。書中寫道，“離開了錢的魯迅，不是完整的魯迅，更不是真正的魯迅”，充滿了諷刺的味道。
顧彬認為應該把作家的作品和作家的生活分清楚。他說：“我們也知道魯迅嫖過妓。如果我從道德的角度來看，那我就不需要再讀魯迅的作品了。但是，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不犯錯的是上帝。魯迅怎麽過日子對我來說無所謂。我評價一個作家好壞的標準很簡單，一個是語言一個是體裁。德國作家海因裏希.伯爾（Heinrich Boell）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是有代表性的德國人，也是一個道德崇高的人。但是最近報紙報道說，很多德國人竟然都不知道他，德國人把他忘掉了。為什麽呢？因為他的語言水平太低，他的作品已經沒人想看了。”
“金庸戰魯迅”
對於目前中國正在熱論的魯迅作品在中學語文課本“存廢”的問題，顧彬先強調說：“中國的教材選取什麽樣的作品是中國教育部門的事，和我沒關係。”他評價魯迅是中國20世紀最能代表現代性的作家，金庸隻是個傳統的作家。“對我來說，金庸在寫作上代表的是一種退步，” 顧彬說，“我可以理解為什麽很多讀者不願意讀魯迅的作品。因為魯迅作品中的敘述者是一種不可靠的現代性的敘述者，讀者不願意在閱讀的時候需要不停地思考‘敘述者的立場是什麽’、‘主人公的立場是什麽’、‘我自己的立場又是什麽’這樣的問題。而金庸作品中的敘述者什麽都告訴讀者了，讀者也不需要再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
顧彬表示，對德國當代文人來說，金庸的寫作方式早就過時了。“100年後我們還會看魯迅，但是不一定還會看金庸。”
“我恐怕中國文學沒有什麽將來”
在顧彬看來，中國文學能不能繼續向前發展同作家會不會說外語有著密切的關聯。他認為，中國作家不懂外語就不能真正了解外國作家究竟在寫什麽。他指出：“1989年前，中國作家和世界文學發展的步調是一致的，但是這之後他們就退回到傳統的寫作方法去了。90年代之後，中國文學丟掉了之前在世界文壇獲得的地位，這和作家們故意離開現代性這條道路是不無關係的。”
在提到中國文學發展的未來時，顧彬說：“如果中國作家不能重新認識魯迅，不開始學外語，不開始看原文，我恐怕中國文學沒有什麽將來可言。中國現在沒有什麽好的小說家，散文家。好的詩人是有的，但是他們存在於中國文學和社會的邊緣。”
後記：
顧彬在采訪結束時說了這樣一段話：“我知道，中國的學者可能又要對我表示失望。我覺得這不重要。德國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曾經說過：一個真正學者的任務就是犧牲他自己。他應該說出別人不想聽到的事實。以前我特別喜歡魯迅，但是現在我覺得我不能再歌頌他。我開始從他的“罪”去看待他的作品。這就是說，我把我原先對魯迅的研究完全否定了。中國學者覺得我否認他們的研究工作，其實我更否定自己。這就是一種犧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