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讀文：陳丹青： 回國7年變得不要臉了；紅色娘子軍；懷舊與革命

& 周末讀文：陳丹青： 回國7年變得不要臉了；紅色娘子軍；懷舊與革命

蜂鳥注：
陳丹青倒是蠻有個性滴，佩服。那家劇場叫中國福利會兒童藝術劇場，N年前回國，上街溜達延安路，路過該劇場，門可羅雀，商業廣告鋪天蓋地，心裏一陣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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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 回國7年變得不要臉了

　　一退再退，所為者何？這是陳丹青的新書《退步集續編》腰封上的話，也是陳丹青對中國人文藝術領域種種“進步觀”的省思，延續了《退步集》的風格。回國七年，陳丹青一退再退，他說，自己最大的變化就是不要臉了。

　　這是一條偶爾“潛回”上海的“喪家之犬”。

　　5月底在浦東海德格爾書店見到陳丹青時，已近晚上8點半，他剛吃完飯，說吃飯無聊，滿桌子的堆笑、扯淡。他換了三個場景拍照，對攝影說，你要對我好，就趕緊結束；看著蹲在地上拍照的“80後”攝影女娃，笑容卻一下綻開了，說跟他女兒一般大，她也玩攝影。

　　陳丹青從來不是好好先生。他被清華破格聘請，但一紙辭呈捅破了中國高校人人盡知卻無法道破的弊端。作為“資深盲流藝術家”，他在美七年，沒有被美國主流藝術接受，回國，也不願結交國內主流。他一度對公共事務“說三道四”，指責北京拆胡同是文化自殺，上海的歐風美雨是自我殖民，但他並不憤怒，說完，冷靜下來，發現四下沒回應，他明白過來，大家挺體諒地集體縱容了他一回。他退了，在逃跑路上罵兩聲，再逃。

　　2005年，陳丹青集結回國5年的部分文字，出版了《退步集》。所謂“退步”，語涉雙關，也可以理解為對百年中國人文藝術領域種種“進步觀”的省思和追詢。兩年後，陳丹青集結出版《退步集續編》，這次文章都是新的但話題有調整，教育、城市類的議論少了，人文和藝術的比重增加。

　　這兩個月，藉新書出版，又一輪全國宣傳，陳丹青再一次被媒體裏裏外外翻了個遍，不時和媒體鬧個誤會什麽的。對於頻繁的采訪、講座，陳丹青拎得清，說為了賣書，總得配合。

　　問：你和濮存昕是好朋友，你辭職和他辭官都引起軒然大波。

　　答：我們倆都屬蛇，都是刺頭，不好擼。至少在這件事上，我被認為是刺頭，“憤青”什麽的各種帽子都來了。

　　問：當時自己覺得自己的行為傻嗎？

　　答：是。當時很感性，哇啦哇啦地講，後來發現不太對，好像隻有我這個剛從國外回來的、不了解情況的人在講，大家都知道問題不可能解決，早習慣了，很體諒地讓我講。

　　問：但實際上你並不像報章宣揚的那樣憤怒，相反很平和。

　　答：這都是媒體搞的，媒體喜歡簡單化，500字就想能把一個人說清楚。

　　問：回國七年，你最大的變化是什麽？

　　答：變得不要臉了，經常拋頭露麵。以前我很安靜，整天埋頭畫畫，有點名氣，但從不上電視。很多時候人隻是出於禮貌，讓別人高興。現在我發現，第一我翻不了臉，第二人家似乎還關心我。

　　問：媒體是你改變的根本原因嗎？

　　答：我被媒體弄得很尷尬，但還是遷就媒體。在我看來，媒體不是抽象的，而是一個個坐在我麵前的女孩、男孩。

　　問：你好像特別青睞壞孩子？

　　答：也不能這麽說，最好是不聽話的好孩子。我為什麽喜歡魯迅？他罵人、鬥爭，不買賬，一輩子叫板，但孝順、善良、心軟。西方一些知識分子、藝術家也是，驚世駭俗，但私下很純樸。中國這樣的人不多，要麽驚世駭俗，人不可愛；要麽人可愛，卻沒有骨頭、鋒芒。“好”必須犧牲很多東西，如果反抗，就得把“好”作為代價。中國人的人格不豐富，太單麵。

　　問：曾經向教育製度叫板的你，怎樣教育自己的女兒？

　　答：我不喜歡強迫。她的中文不好，我不在乎她會不會說漢語，就像我不太在乎中國孩子會不會說英語。

　　問：在她眼中，父親是個什麽樣的人？

　　答：現在她稍微看得起我一點，小時候認為我是個愚蠢、無用、醜陋的家夥。那些和上海有關的日子

　　問：你出國七年，回來後，很多熟悉的地方都不見了。感覺如何？

　　答：幸運的是，我1992年回來過一次，比較完整地看到大拆以前的上海。1996年我在我家旁邊還能吃到生煎包子，現在完全沒有了。

　　問：關於上海的文化記憶，除了你在書中所寫，還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

　　答：大概十一二歲時，我舅舅帶我和弟弟到作協邊上的一家俱樂部去遊泳。我舅舅是上海人藝的演員。那天，我在遊泳池邊一下看到五六張電影上的臉，都是當時上海最有名的演員，張伐、牛犇等。關於上海的文化記憶，最早在延安路，當時那有一家很有名的兒童劇院，現在已經拆了，對麵是印度領事館，領事館旁邊是康樂村，康樂村旁邊是我的小學茂名小學，現在被白領占據。那時候我們常逃課，翻牆去印度領事館。

　　問：在你記憶裏，上海人形象是怎樣的？

　　答：每次看到民國照片，看到傅雷、劉海粟，看到張愛玲家人，我就會想起，小時候看到的上海人都是這樣。比如我爸爸，當時他四十多歲，在“文革”前，他一定這樣分頭路、這樣梳(做手勢比畫)，頭發是絕對不能亂的。民國時所有男人的頭發都這樣，罷工工人也這樣。三輪車夫、鍋爐工都穿得很幹淨，跑出來有樣子。女的燙發，下麵就燙一點點。我同學的媽媽都這樣，感覺都是小資產階級、小業主。現在中國發生的事還太少

　　問：你在《續編》裏寫道，“來世投胎，我願在上海，但不是今天的上海”，又寫道，“今日上海很好，但不好玩”。“不好玩”指什麽？

　　答：尺度被破壞了。像外灘，你看外灘從前到現在的照片，那些建築的高低起伏，構圖挺對，可現在被破壞了。

　　問：現在很多人覺得夠奢華就好。

　　答：那是因為他們沒見過真正的奢華，好像把頭發染黃，就可以假想自己是外國人，當然弄得好，也挺好。現在日本，尤其是大阪一帶的年輕人，把自己打扮成新新人類，這種感覺挺好。港台學得差一點，大陸更差。中國還處在解開的過程中。但也好，至少已經開始出現這種情況了。

　　問：在你看來，上海的哪些地方具有後現代特點？

　　答：跟法國和美國相比，中國的後現代是中國化的。中國還會變，當下隻是一個階段。對藝術家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不知道為什麽藝術家都不敏感，還在虛構。劉曉東就非常敏感。

　　問：既然你已經意識到了，為什麽不自己拿起畫筆？

　　答：這是我的問題。比如劉曉東做的那一塊，我根本做不過他，他比我小10歲，目睹了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而我從國外回來，要用很長的時間重新辨認中國，而且眼光跟出國前不一樣了。我用畫筆表達是一件很冒失的事，舊的東西已經沒了，畫西藏？西藏也和以前不一樣了，所以我隻能用文字表達。

　　問：你認為西藏最大的變化是什麽？

　　答：鐵路通了，現代化了。我很早就不去了，這樣也挺好，當年我去的時候很苦。但舊情人就別去見了。

　　問：上海有希望奪回文化標杆嗎？比如在二三十年之後。

　　答：誰都不能說二三十年以後的事。這是人的事。上海人沒有勇敢地到外麵打天下，越來越現實。過去大家誤會了上海人，說上海人小家子氣、算計，其實不對。以前的上海人很潑辣，最牛的事情都發生在上海，暗殺、罷工、冒險、文學，黃色、前衛的東西都在上海發生，上海人見慣不怪了。我們小時候上海街頭吵架，語言之好，句句都是散文水準。現在上海人也不打架了，當然最好不要打架，但是沒了血性。

　　問：和上海的經濟發展速度相比，你認為其藝術發展如何？

　　答：那就太慢了。藝術就是這樣，要幾代人慢慢積累，西方古典主義到印象主義的發展用了七八十年。中國當代藝術才開始十來年，要弄得像樣還需要一些日子。我說過“中國的事情就讓它發生”，不要太快去說對還是不對。現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責任編輯:rogerge]

原文載於：http://luxury.qq.com/a/20070707/000002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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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27

陳丹青：舊文兩篇 - [拾零]

紅色娘子軍

謝晉當年要算得時髦的，他早就懂得英雄美人的好萊塢美學：40年代下半段謝先生從影立誌的上海灘正是好萊塢電影的天下，長輩回憶，“大光明”、“美琪”幾家首輪電影院甚至在上海解放後照常放映美國電影，朝鮮戰爭打響，美國片這才落市絕跡。三十多年後，好萊塢重又風靡全中國，那時的電影人，電影觀眾，早已換代，直看得張口結舌。

後來我在美國算是看飽了好萊塢片子，終至看厭，輪到對著中國大陸的新影視張口結舌地看，連帶著回頭觀賞我們自己的老電影，也另是一番新鮮。

最近在香港買得《紅色娘子軍》影碟，回家放看，那王心剛活脫90年代好萊塢青春偶像布拉德·皮特，臨刑慷慨，也一臉性感讓人疼，不因他是“連長”，而是他好看。我至少聽過三位當年的革命少女自稱迷他迷得要死掉，日想夜想想豁邊。那祝希娟，以目下“新時期”中國影視的美女標準，若非當年謝晉好眼光，祝小姐怕是沒戲。其實單看她豐唇一撇，橫眉怒視目光灼灼那股子野性，就直追性格女星朱迪·福斯特之流，造型猶有過之，如今別說影視圈臉譜不見這等好樣子，連類似的長相似乎也不來投胎了。這部戲成全了祝小姐，祝小姐也成全了這部戲。看到娘子軍成立當天開步走，倆村姑直愣愣跟在隊伍後麵，又見女連長當頭隻問得一句：“什麽階級？”雖是如今聽來可笑可歎，還是感動了：那串鏡頭不用到什麽手法，一筆筆下去實在質樸飽滿。瓊花的潑辣暴烈，演來也鮮活如有其人，且是重彩的、南國的那麽一種民風。到她生擒仇家用鏈子牽著遊行，當街自訴冤苦，忽然哭起來，也真是女兒家的柔弱動人。可貴謝晉會選角兒會用角兒，導引祝小姐的脾性發作成一節節活潑劇情，而《紅色娘子軍》全片拍得是鬱勃矯健，一路貫氣，日後任他怎樣使勁，畢竟難追這等風采了。

所謂革命文藝也自有它的生理周期，那時，新中國的“革命文藝”精力旺，年紀輕。

吳瓊花自己被批鬥的時候也很年輕。我是說，看《紅色娘子軍》，忽兒就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小學剛畢業，忽一日撞見了批鬥祝希娟。

上海安福路，路右路左分別是“上海人藝”和“上海青話”，現在不曉得挪了地方沒有。“文革”初起，課業停頓，小孩子四處遊蕩，因我家舅舅是人藝演員，我就夢遊似的逛到安福路——歐洲“安那琪主義”者克魯泡特金之流其實從未親見無政府世道，我們見到了：那一陣，所有院校機關大門洞開，路人任意闖入。大人是為了“革命串聯”，小孩子就是玩。門房在哪兒呢？我記得“人藝”門房口竟是有位俞麗拿站在那裏：我知道她是俞麗拿，因為家裏被抄走的“梁祝”唱片而在哪裏留心過她的照片，隻見她撇開腿站著操把琴，飛快地拉著練習曲，同時飛快地同別人說話。祝英台會說上海話？我忽兒驚訝歡喜。她為什麽要在門房口練琴？為什麽這種時候練琴？小提琴多好聽。要不是“安那琪”從天而降——這譯名也好聽，差一字就是“天使”譯名“安琪爾”——小孩子哪能站在俞麗拿跟前不被趕開，聽她拉琴？

洋人管小孩子都叫“安琪爾”。我猜，全世界的安琪爾最喜歡世上天天“安那琪”！

記得是在初冬，下午，陰天。但不記得是在俞小姐拉琴的同一天還是另一回我又在安福路遊蕩(為了諦聽小提琴？)，忽然，從路右的“人藝”擁出一大群人向路左的“青話”狂奔過去，同時聽得路人的傳喚叫喊：鬥祝希娟！鬥祝希娟！

中國人愛看殺頭，周氏兄弟早就感歎過了，尤其愛看女犯的“赤膊”赴刑，“人山人海”，但那到底是舊社會。新社會，人犯伏法拍成照片印出來，我見過，近二十年換成彩色照片了。但在“無政府”時期，上海市政府不許“人山人海”跟去刑場，算是文明的、替代的節目，是讓革命群眾看人挨批鬥。祝希娟雖非女犯，但是女人，而且是60年代的名女人。劉曉慶同誌不是痛陳“女人難，當名女人更難”麽，不知她可曾有幸挨過鬥。

擁進“青話”禮堂，台上或站或跪一排人，好像先有場批鬥會很開了一會兒了，並不見祝希娟。在場的與擁進的兩撥人對峙吼叫，跡近動武，接著又轟然擁進幾十人，又是煙塵陡亂。那時，這種熱鬧叫做“衝會場”，不同派別搶場子、搶話筒、搶那被鬥的人，以我們那一陣到處遊蕩的觀看資曆，見多不怪，但我一眼看見了“吳瓊花”。

人叢裏起一種響動，許多如我似的混進來的路人認出是她。她穿件北京人稱“皮猴”上海人叫“派克”的帶帽兜的灰大衣，臉色青白，疑惑而亢奮，活像“洪常青”給她鬆綁時不明就裏的神情。她身邊沒人押解，不像是來挨批鬥，而且緊接著她同大家昂然喊起口號來。細節是不記得了，待到全體坐定，那夥人就占了我前麵一排，而瓊花本人正坐在我緊跟前，用瓊花式的革命神態與身邊同誌急切交談。座位是階梯式的，她的身背在我膝前略低處，近得可以數見她頭發上未及清除的發屑：在我那時的年紀，一位年輕女子貼近坐著，渾身緊張，而她竟是祝希娟？！但我糊裏糊塗跟進來不就為了看她麽？我害羞心跳：原來她是個真人，不是“紅色娘子軍”。

會場靜下來，台上彎腰垂首的重又站好跪好繼續挨鬥，新進場的一夥大喊口號，當然，全是字正腔圓職業演員的普通話，聽著真叫漂亮。祝希娟，四顧會場要喊未喊，趁一撥口號剛過，冷不防她在我耳朵一尺之隔響鞭似的添一聲：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現在的影視模擬“文革”喊口號，太整齊，太空洞，響亮得不出效果，激昂得沒有根據；那時，喊口號有太多種心理密碼與臨場功能：對形勢來一番表態、試探，喊！場麵主控了，失控了，喊！張狂鎮壓、倉皇就範、憤然抗議、頹然屈從，總之，一時情急，當事人都會破口呐喊。我的一位中學班主任在被推出遊街，紙糊高帽子扣得臉麵不清時，竟百忙中掙出胳膊，鴨叫似的喊一聲“誓死捍衛毛主席！”隨即給孩子們扭得蝦一般跌下身去。諸位可記得電視上江青被判死刑緩期執行後，將腦袋往橫裏那麽使勁一晃，當庭高喊“革命無罪！”麽——那天祝希娟一聲急叫，是為何來？

我至今不明就裏……忽然，台上主持批鬥的哪個聲音厲聲喝道：祝希娟，站出來！

全場安靜。吳瓊花應聲起立。剛才那位喊口號的祝希娟忽兒乖順地，唯恐耽誤似的跨過幾排座位和讓開的人身，徑直走上台去，加入那排被批鬥的男人，轉身麵對全場，還主動對齊與其他挨鬥者的身體位置，並腿站站好，然後自覺地，幾乎是熟練地縮肩低頭，額發隨即垂落，遮沒顏麵。在台上的反動男人中，她觸目地美麗而年輕，然而分明是一位資深的挨鬥者了。

照例是連番的口號，嗬斥，叫罵。她保持同一姿勢，在舉臂響應“打倒”她本人的口號時低頭如儀，間或回答此起彼落的厲聲質問，每在她回答的當口，全場鴉雀無聲。

那天的結局是她被下一撥顯然更有勢力的人衝進來劫往別處繼續批鬥，會場大亂。混亂中，她被喝令下台，推出場外，旋即有位英俊的青年男演員用自行車將她帶走。宛如瓊花逃出水牢旋即就捕，她跳上後座的動作也是乖順敏捷，斜坐著，埋頭藏臉，雙手把住騎車人的後腰背，遠看活像是一對戀愛的男女。在車行的前後左右，呼嘯浩蕩尾隨奔跑著一大群預備聚看這位電影明星繼續挨鬥的上海人。

人群遠去，街道空了。安福路有許多舊時法租界的洋樓與鬆柏，一派美麗的冬日的蕭條，凝成銀灰色。不知為什麽，那銀灰色在記憶裏非常上海，也非常“文革”。我沒跟去，因為心裏是一個男孩眼看一個被眾人輪番欺負的女子的生澀同情。我對人的動作的記憶有時多於表情，真有三十多年過去了麽？我清楚記得她應聲上台，站好，低頭，還有被劫去繼續挨鬥時斜倚車座的背影。我沒跟去看，還因為我從她的動作無端傳染了一種情緒，可能直到此刻我才明白那是什麽情緒，那是人在大庭廣眾顧不得羞辱時的那份倉促紛亂的羞辱。

美國現在到底還有多少共產黨員，沒人說起。東岸的紐約、費城、波士頓，倒是專有出售純馬克思列寧主義書籍的書店，有一家店名幹脆就叫“革命”，或可意譯為“造反”吧。這類店家通常位於名牌如哈佛、耶魯、哥倫比亞、伯克萊大學校園所在街區，得一鋪麵，門可羅雀，但像其他生意也很清淡的小書店或古董鋪，照常開著。初到美國，朋友領我走進去，劈麵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卡斯特羅、胡誌明諸公的照片，當然，還有毛澤東。

久違了。比起美國滿世界廣告海報上數不清的新麵孔，他們的臉讓我有視覺記憶的“歸屬”之感──少年時，我在贛南山溝直犯愁：手邊既沒畫冊，更沒半尊石膏像，怎麽辦呢，據說不畫這些玩意兒是學不成油畫的，我就下雨天縮進蚊帳用水粉色一一臨摹馬、恩、列、斯的彩色圖片，各人的胡須雖是一個個少下來，總歸外國人，比咱中國臉多點“塊麵”、“體積”、“結構”，還有色調的“冷暖”，那會兒，這些素描油畫的專業辭令揣在心裏，不知如何是好，隻曉得恭敬而惶急。

所以我在美國的“馬列”書店又瞧見我初習油畫的紙本“教材”和彩色“模特兒”了。

還有別的圖片：李玉和舉紅燈，吳瓊花大劈叉，雷鋒挎槍站崗，陳永貴揮鋤開荒，懸在牆上，封塵已久，別著標價牌子，多少美元，多少美分。

書，自然都是英文譯本，《毛選》是不用說了，《反杜林論》、《共產黨宣言》，都有。給槍斃掉不知多少的“托派分子”總頭目托洛斯基的著作，給我黨“九評”評得“體無完膚”的赫魯曉夫著作，也有，更有許多封麵上是我不認得的老臉，又苦，又倔，又嚴肅，後來才知道誰是盧卡奇，誰是葛蘭西，誰是馬爾庫塞——每家革命書店的氣氛都有種異樣的沉悶，不是因為“革命”內容，而是在層層疊疊無人光顧的書架上：這裏的作者全是男人，老男人——在世界各國革命男人的書堆裏，唯一的封麵女子就是江青同誌。那冊書，想必就是惹她丈夫發火的《紅都女皇》吧？封麵照片上，隻見她側麵站著，淺笑著，下巴凹進去，同個洋女人握手：是的，她在這裏是唯一的女子。我於是猛然想起在我們自幼及長的記憶中，江青同誌永遠是一位“中央領導人”，仿佛沒有性別：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

人總是忘記常識，尤其是連常識也算不上的常識。

難為江青同誌，瞧，她身後孤零零在“革命”書店裏與男同誌們一起守革命的“節”。不過當我在北美馬列主義書店的封麵上見到她，時在80年代，她還活著，關押著，是要到1991年，她死於自殺：我記得年份，因為其時我正在加州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同一群中國藝術家弄創作。《洛杉磯時報》報道江青死訊的當晚，我們正集體去電影院看一部意大利新片子——是了，我要說的就是這件事。

美國人進場守規矩，排隊候著，天色暗下來。有位麵目不清的中年白人女子沿著攔開隊伍的繩子向觀眾散發傳單。此地有的是各種商家各種團體散發傳單，我們不在意，忽然那位女子快步走近：中國人？中國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嗎？

她矮小枯瘦，四五十歲年紀，一見我們，眼睛閃出哀痛而狂喜的神色，輪番逼視我們，希望截住目光，同時迅速將傳單塞過來，喃喃地急切地說話，聲音顫抖：她死了。你們怎麽想？你們有什麽要說嗎？！

傳單是廉價的打字紙，江青大頭象，印著黑框，左下角是《紅色娘子軍》女戰士舉槍劈叉的著名舞姿，還有文字，暮色裏看不清文字。

隊伍移動。我們掠過她，就像掠過乞討者或街頭的精神病人。她趕上幾步，電影院射出的燈光照亮她的臉，目光良善、專注、凶狠，逼視著，使人不願，也不敢看她：為什麽你們沒有回答！聽著！她是真正的革命者，她是偉大的女人！

嘿！這時我們中的哪位笑著用英語回答：知道“文化大革命”嗎？知道她害死多少人嗎？

“當然！我當然知道！”她壓低聲音，用更其激忿的眼神搜索我們，“那就是革命！為什麽你們中國人都那樣想？她是世界婦女的榜樣，她是英雄，我們崇拜她！愛她！阿美利加婦女愛她！”

我們一個個穿過她身邊，穿過驗票的關口，那一瞬她試圖拉住我的袖子，弱小得像是孩子，手勢姿影極之哀懇，我隻得站住，但她的手臂又已伸向隨我身後的某位，旋即放棄，退開，在暮色中諤然望著這群中國人。從閃爍著霓紅燈光的電影院內廳看出去，街上的暮色一片紫藍，南加州仲夏的醉人的紫藍。

那年夏末蘇聯政變，不久蘇聯沒了。蘇聯沒了，冷戰結束。冷戰結束，南加州美國國防工業大機構年底大幅裁員，大片關閉。這都是後話。那天電影散場，沿街已零落張貼著江青過世的大張訃告，印刷、紙質是單色的，廉價的，同傳單設計圖案一樣，想必是那位美國娘子軍與她的美國同誌們當夜張貼的。遠遠看去，那位分腿劈叉的舞娘好像就是江青，在南加州這座寧靜小城，空曠夜市，猛瞧見這位紅色娘子，來曆不明，乖謬觸目，同滿街美國商業廣告上的彩色大美女判然不同：分明歐洲宮廷的芭蕾舞姿，分明蘇維埃紅軍軍裝，分明是中國窈窕女子的腰身與大腿，一槍在手，怒目圓睜，美、暴力、性感，在美國地麵，“她”實在是前衛的。

說起蘇維埃，說起前衛，1989年7月我在電視裏看到法國人大舉紀念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盛大遊行隊伍打頭領先的第二方陣一律蘇聯紅軍造型（雇用俄裔僑民）：尖頂紅軍軍帽（保爾·柯察金！），雙排扣紅軍大衣（夏天穿著多熱呀），肩扛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代老式步槍，他們穿過凱旋門，就像當年納粹攻占巴黎，在沿街千千萬萬法國人的注目下，順著香榭麗舍大道，正步前進。

法國的曆史大典居然請蘇聯人開道，資本主義大街居然讓社會主義軍隊先行——那年7月，蘇聯猶穩如泰山——法國佬真是又懂藝術又愛革命，而革命不忘藝術是藝術也不忘革命──第一方陣什麽造型？

也不是法國人。哪國人呢，打住。雖然幾句話就能交代……以後再說吧。

1999年寫在紐約

懷舊與革命

在北京常是搭乘一位京郊朋友的私車，右席臨窗的車屜子裏，照例放一疊錄音帶，從貝多芬到鄧麗君，隨時聽候使喚，那是現代人對音樂的狎玩還是聽覺的縱欲？車速行進，樂音行進，人在行進中聽，別有一番好，這話題可以寫寫的，我試過，卻是說不像。

今夏在他車中，新帶子是全本芭蕾舞劇音樂《紅色娘子軍》。朋友小我十歲，文革初還沒進幼兒園，怎麽也愛聽這一套？“喜歡！好聽！”他一疊聲說。我輩聽取樣板戲，隨聽隨哼，早已是治不了的頑症，同美國嬰兒潮一代的愛聽披頭士，中國抗戰一代的愛聽“鬆花江上”，象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怎麽回事呢，說來也是一篇散文的話題，但也寫不像。

紐約華人社區出租大陸影視錄像帶的店鋪，九十年代初新到一批五、六年代老電影錄像帶，為廣招徠，索性豎一牌子，上寫“懷舊電影”，名下有《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英雄兒女》之類。這幾部片子文革前是“革命電影”，文革中是“批判電影”，現在一個“舊”字，將“革命”貶了值，一個“懷”字，又將“批判”捋得溫柔起來──大銀幕電影縮在小屏幕上看，貶值了還是更溫柔？不管它，久違三十年，我毫不猶豫租來這些老電影錄像帶，泡上茶，點上煙，隆而重之，大懷其舊。

看哪！北平的“林道靜”前後同兩個男人周旋，江南的“蕭澗秋”苦苦為兩個女子傷懷，朝鮮戰場的“王芳”夾在兩個老爹中間眨巴大眼睛──我又感動了，旋即恍然大悟：這批革命電影是當年老革命家專為他們自己拍攝的“懷舊電影”，同我們根本不相幹！

可不是，返回去想，五、六十年代拍出這批革命電影時，正值“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人到中年，想念他（她）們當“知青”那會兒鬧事闖禍談戀愛的舊事了──去除“知青”的文革屬性，但凡就學年齡而不在讀書到處流竄的青年，豈不都是“知青”，一如這幾部電影若是剝去“革命”的說詞，也不過三角戀愛脫身逃逸，峰火離亂托孤他人的老套──不過當年沒聽說，也不許提“懷舊”這個詞，怎麽辦呢，我在文革初年批判***文化部的大字報上就看到一則“揭發材料”，說是六十年代初文藝界稍稍寬鬆，某次高層會議開過後，我們的夏衍同誌宣布大家留下看電影，什麽電影呢，正是《早春二月》之類。於是會場一片歡騰。歡騰什麽呢：革命家也有“早春”，也有羅曼史，他們也是人，何況革命電影中的男女名角兒，比當年“他”與“她”的真模樣，可要瀟灑得多，漂亮得遠了。

所以毛主席他兩口子那真叫英明，明察秋毫洞燭機先，日後全給批了，禁了，不可以看！

然而廣大人民卻是很要看，眼睛一熱，心腸一軟，紛紛將革命家的青春私情據為己有，一路緬懷到現在，給這類“革命電影”在九十年代又來刷了一道“懷舊”的漆。

我們有沒有自己的“私情”？有，哪能沒有呢！但沒資格拿來拍電影——在“新社會”，老百姓的戀愛叫做“談對象”，風流出軌，叫做“生活問題”，誰曾落入三角戀愛、急難托孤的大麻煩，那可就得交給單位裏組織上去定性，吃不了，兜著走，輕則停職檢查，重則下獄判刑，甚至吃槍斃——老百姓的戀愛，哪裏可比革命羅曼史，革命家革命而浪漫，情急抽身，慨然出走，到頭來還是“老革命”：革命家的戀愛婚姻都是為了鬧革命呀！而革命成功了。革命成功，即便是一己之私，也屬“革命曆史”好傳統，一時風流，更是“革命電影”好劇情。革命電影裏的革命愛情不但教育人民，還是當年老百姓的心理補償和愛情補藥，在革命d電影院的一團漆黑中看得淚眼婆娑，隻當自己愛恨一場，浪漫一時，又保險，又光榮，即便不過是革命家老來懷舊的億萬陪客，也應了那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老話。那些西洋男女在電影裏欲仙欲死與咱何幹，我們不也買了票子一場場地陪著，徊人家的腸，蕩人家的氣麽？藝術的“移情”功能，人性的“同情”本能，此之謂也。

犯傻的是千千萬萬“革命後代”血脈賁張陪著看，長大了，人老了，到今還錯以為那是專屬我們的“懷舊電影”──要說是，也沒錯：其實我們如今懷的是當年替人懷舊的那段“舊”，這可得分清楚，想明白，當年分不清楚想不明白，如在青春發育期的紅衛兵，文革一起，應了王爾德“人生模仿藝術”的老話，撒出渾身野勁兒模仿父祖，打罵拚殺鬧起“革命”來：鬧過一通，待到一車一車塞滿了攆到鄉下去，驚魂落定，慢慢琢磨出滋味來：陪著老革命懷舊，可以，真革命？絕對不可以！

於是這才逼出來八九十年代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懷舊電影”──也是怎樣地鬧革命（其實那叫什麽革命），怎樣地鬧戀愛（其實那叫什麽戀愛），革命加戀愛，小孩子糊裏糊塗養出來。小孩長大了，扒車混票，千裏認父千裏尋母，那一個個另娶另嫁的老知青瞧著各自的骨血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左右難做人：黃蜀芹導演的幾十集連續劇《孽債》講得不就是這檔子事情麽？九十年代以來類似的影視長片太多了，主旋律莫不是兒女私情中的革命文化，文化革命中的兒女私情。

然而同是追究孽緣，細數情債，在上一代懷舊電影裏何等光榮，何其實惠：革命遺孤找到的是革命爹媽，革命爹媽認得是革命後代，“王芳”一個爹是革命高幹，一個爹是革命工人，憑她抗美援朝的硬資格，她也鐵定了局級廳級付部級……知青的骨血呢，爭得名份，至多是個寄人籬下的“拖油瓶”，落不著名份，則活該一世做野種。老三屆過來人至今一口咬定“青春無悔”，可你聽那知青影視主題歌，哪一曲不是憂怨傷痛，抽抽嗒嗒，比那王芳胸脯子一挺一挺高唱主題歌的萬丈豪情，到底不是一個“檔次”。

都過去了。“王芳”的兒女也得輪到插隊，插隊的哥們兒姐們兒輪到後來，不也有很多人熬成了官兒腕兒嗎？好在不論為兒女還是當長輩，如今電視機前是老人看老人的頻道，兒女有兒女的節目，一塊兒看，分開了看，都可以──如今，總算是懷舊麵前人人平等了。想要懷舊嗎？此間中國錄像帶一塊美金租一盤，要豪情，要傷感，任君挑選。隻是別忘了：藝術的伎倆是製造錯覺，安排錯位，租看之前，懷舊之後，務必分個清楚、想個明白，再不能“革命”、“懷舊”一鍋煮，“人生”、“藝術”亂糾纏。幽怨的少女苦學林妹妹，癡情的兒郎自比賈寶玉，代代都有，從電影上模仿戀愛，至多是肚子弄大，“陽性反應”；以真的人生模仿革命，弄不好是人家的命、自己的命，都給陪進去。不是麽，紅衛兵的前例不去說了，後例呢，比我們後生的年青人也想去血脈賁張憨傻可掬鬧革命？打住，再說下去，可就離了懷舊的題。

海外店鋪錄像帶有限，待回國，我就在王府井邊上一家“音像”書店買到十來盤革命老電影揣回紐約。懷舊，還有個中美“製式”問題，送到店家一轉錄，影像又得模糊一層，沒關係，我要懷的就是模模糊糊的舊，因我感動的是公私不分的情，待一盤一盤朝錄像機肚子裏塞進去，隻等“天馬電影製片廠”、“八一電影製片廠”之類黑白片頭抖抖閃閃亮出來，一任那片首音樂陳舊的錄音技術和單聲道效果直往耳朵裏灌。懷舊，是顧不得影像品質音響效果的：藝術啟動懷舊，懷舊根本不是為了藝術——我那位朋友說，某日黃昏他在車中放聽《紅色娘子軍》，是在夏天，車窗開著，身後一輛豪華小車馳近靠攏，不前不後跟著開，他納了悶了，探頭詢問，隻見那車裏的老哥們兒與我同輩，四五十歲年紀，遞過笑臉，遙指他車中音響使臉色——原來如此！我那朋友多麽善解人意呀，他當下就把音響調到最高檔，夜色中，倆大爺們兒伴著紅色娘子軍主題曲在京城三環路上向前進，向前進。

1999年寫在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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