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鵝平時也唱，到臨死的時候，知道自己就要見到主管自己的天神了，快樂得引吭高歌，唱出了生平最響亮最動聽的歌……
這是公元前３９９年，蘇格拉底被處死前留下的一句話；他的弟子柏拉圖，在其對話錄中記述了先師赴死前的言論。二十世紀末，楊絳先生將此篇妙文首次譯成了漢語，簡體繁體兩個版本，分別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和香港天地文化出版公司一並推出。
從蘇氏口中言，到其弟子筆下文，從希臘文到英語，到漢語，使我們得以領略對西方文化影響深遠的《斐多》中展現的智者的風采。徜徉其間，哲學上的思索，藝術中的愉悅，在對話過程中逐漸展開，由浸潤到酣暢淋漓。閱讀起來，原作風味，譯筆文體，和諧圓融猶如母語的原創；譯文不僅沒有詰屈聱牙故作艱深的晦澀，也沒有因語言習慣的差異而生硬牽強。
楊絳先生自四十年代與李健吾、傅雷及朱雯等人交往中，逐漸從創作中轉移了一部分興趣到翻譯上麵。不過她生性謹嚴，半個多世紀的翻譯作品，僅有寥寥幾部。其中除了文學評論，影響頗大的是幾部小說，《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和《堂吉訶德》。而《董貝父子》，她曾譯完了前十幾章，後來感覺不好，最終還是放棄了。反複遴選譯本，“一字一句，往往左改右改、七改八改，總覺得得難臻完善。”這是她幾十年翻譯的甘苦之言。從《斐多》的譯者前言中，我們得知，共有５種《斐多》的英譯本被她當作了翻譯時的參考書。“一句怎麽也解不通的英語，查看哈佛經典叢書版的英譯，雖然通順，卻和我根據的英譯文有距離；再查看注釋本，才知道這是注釋原文的專家們一致認為全篇最難解的難句（《斐多》譯後記）。”翻譯家之甘苦，由此可見一斑。
《斐多》探討的核心，可謂肉體與靈魂的關係。因信念與心中的理想而選擇死亡，蘇格拉底堪稱曆史第一人。蘇格拉底人格上的金色光環，通過其語言的幽默機智、內藏機鋒展現出來。現代人靈魂的拯救愈來愈引人關注，對於年已九旬的翻譯家楊絳先生，在愛女與丈夫相繼離她而去之後，翻譯此著，她的筆端增添了許多深思的份量。“肉體使我們充滿了熱情、欲望、怕懼、各種胡思亂想和愚昧，就像人家說的，叫我們連思想的功夫都沒有了……人死了，非要到死了，靈魂不帶著肉體了，靈魂才是單純的靈魂。”綿延往複連環縝密，對白，獨白，講的是哲學大道理，用的是戲劇化激情貫注的語言。在楊先生筆下，字句的選擇與錘煉，最後服從於全篇文氣的需要，文體的安排。因此全文才能一氣嗬成，渾然一體。就像曾經誇讚過其翻譯的傅雷先生所說，“譯書的標準應當是這樣：假設原作者是精通中國文字的，譯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創作。”
大家風範，非一日之功所能煉就。五十年代初，在北大讀書的董衡巽問朱光潛，全中國翻譯誰最好？大概當學生的，最願意問老師這樣的問題。朱先生的回答大意如此，這得分成散文（小說）、詩歌和理論三方麵來說，散文（小說）是楊絳最好。後來董衡巽畢業留在北大文學研究所，分到楊絳名下由她指導，更親身感受到其師不同尋常的根底、學識、靈氣和藝術把握分寸。作為弟子的體會是，楊先生“之所以不同於一般譯者，不是用一般語言幹幹巴巴在作線條式的翻譯，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絢爛的文字語言去臨摹一幅原畫，所得的當然是有血有肉的豐滿藝術品。”楊先生在《斐多》譯後記中寫道：“我是按照自己翻譯的慣例，一句句死盯著原譯文而力求通達流暢”，“努力把這篇盛稱有戲劇性的對話譯成如實的對話”。兩相對照，弟子知師如何，讀者也會有個感覺。魯迅先生形容翻譯，是在腦子裏摸打開箱子的鑰匙，這需要翻譯家多方麵素養和長時期的磨練。不負責任，率爾操觚，信手便譯，收獲必然良莠不齊。
在《吉爾·布拉斯》的譯者序言中，楊絳說到了小說的時代社會背景、思想性、藝術性、局限性和影響，並用馬克思對他是個奴才的評價來一錘定音。盡管她心裏想的是讓讀者增添閱曆，變得聰明成熟，可她仍逃不過這種仿八股的“五點文”。現今，《斐多》中這種隨常又機智的談話，譯起來不必戴高帽子嚇唬人，也不必像做論文去故作高深，自然令她得心應手，從容應對。睿智盡在平易之中，這讓翻譯家感覺到極大的快樂。
楊絳先生在翻譯理論與實踐中有許多獨樹一幟之處，極耐咀嚼回味。以《堂吉訶德》來說，她不斷“點煩”，一點就是幾萬字，其他三種譯本，都比她的多八九萬字。但其中究竟如何評價不同語言轉換間的簡練繁瑣，是以讀者為評判，還是憑原文作標準？還有待爭論。我僅見過一篇她談翻譯理論的文章，竟名曰《失敗的經驗（試談翻譯）》。再一看，其中許多句子列出多種譯法，比其優劣，竟全是出自自己之手。她提出的“翻譯度”的概念，將很多糾纏不清的問題由此縷析得一清二楚。
德國學者莫宜傳博士為楊絳先生所譯《斐多》作序，其中寫道：“蘇格拉底第一個發現了個人良知，對他來說，這個內在的聲音並不囿於個人，而指向一個更高的層次，是人類共同的價值。”這或許可以視作蘇格拉底自稱是世界公民的一個佐證。博士還寫道“蘇格拉底的審判和他最後時刻的描述，至今還是西方倫理學的基礎。中國數千年的文化中，自然有不同的傳統，但與西方文化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不論在西方或中國，我們都應該感謝楊絳先生把《斐多》譯成了中文。推動中西思想和意念的匯合和交流，《斐多》實在是一本最適當的經典著作。”那麽，《斐多》所表現的中西文化相通之處是什麽呢？值得人們在閱讀時思考。有人讀過《斐多》，竟發現，蘇格拉底有關死亡的一些看法，與佛教中的說法極為相似，這是否可算是相通之處呢？
“認識你自己”，“我不是雅典人或希臘人，而是世界的公民。”楊絳先生讓更多的人聆聽到蘇格拉底的聲音。
（《斐多》楊絳譯，遼寧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