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五植樹：栽一棵“克萊齊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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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鳥注：
嗬嗬，克萊齊奧也是世界公民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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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齊奧的多種文明交響曲

來源：《聯合早報》　作者：傅正明 　2008-10-21 2:58:27

　　“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Jean Marie Le Clezio）”——“堪稱新起點的、詩意冒險的有感性狂喜的作家，在占統治地位的文明之外和之下的人性探索者”。

　　瑞典學院常務秘書賀拉斯·恩格道爾10月9日向全世界公布本屆諾獎獲獎作家時，給我們的首要信息是：這是一位法國作家！

　　可是，在獲獎前的一次訪談中，克萊齊奧說：“我認為我自己是個流亡者，因為我的家人都是毛裏求斯人。我們幾代人都是毛裏求斯的民俗、食量、傳說和文化養育出來的。這是一種雜交文化，是印度、非洲和歐洲文化的融合。在法國，我總覺得自己像‘局外人’，但法語又是我真正的祖國。”因此，克萊齊奧自稱為“法裔毛裏求斯人”。就地理概念而言，他生於法國尼斯，就文化鄉愁而言，毛裏求斯是他的“小祖國”。

　　更有意味的是，克萊齊奧的散文集《籬笆》（1971）開篇第一句話是：“我真不知道怎麽會這樣，可恰好就是這樣：我是一個印第安人”。

　　由此可見，克萊齊奧的“身份”，並不如他所擁有的國籍那麽簡單！瑞典學院把他的重要文學主題概括為“記憶、流亡、青年人的重新定位和文化衝突”。同樣，他的身份似乎是一個需要不斷“重新定位”的問題。最後的最恰當的定位，就是“世界公民”，而他多彩的文學創作，好比一部交響曲——歐洲文明、亞洲文明、美洲印第安文明、非洲阿拉伯文明的交響曲。

歐洲文明的血液

　　在克萊齊奧體內，自然流淌著歐洲文明的血液。其血緣關係，要追溯到現代精神分析學重新解讀的希臘文明。在克萊齊以童年記憶為素材的《奧尼查》，芬坦跟隨母親航海去尼日利亞，在奧尼查小城與他的父親相見，由此構成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結”中的戀母反父關係。芬坦喜歡的朋友，一個當地漁民的兒子波尼，仿佛是芬坦的“他我”（alter ego）。在波尼身上，既有性騷擾的野性，又有田園詩的笛韻。在人物三重奏行進的過程中，不協和音終將得到解決。

　　現代歐洲文明的奠基，是文藝複興奏響的人文主義主旋律，是法國大革命揭櫫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和弦。可是，反諷的是，正是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暴力和某種不自由，使得克萊齊奧的一個並非貴族的先祖，從法國逃到毛裏求斯，克萊齊奧的祖父因此而發跡而成為這個島國的甘蔗種植園主。這片一度稱為“法蘭西島”的殖民地，後來被英國人強占，恢複了它的原名，並於1968年贏得獨立。

　　在這一過程中，克萊齊奧的祖父的這個“不肖子孫”，無疑以他人道的聲音起了促進作用。由此可見，歐洲占統治地位的文明，並非單一的旋律。在克萊齊奧的近乎揭發“國醜”“家醜”的小說中，例如，在《革命》（2003）中，可以看到法國大革命的暴力，阿爾及利亞從法國鐵蹄下爭取獨立的戰爭，在《隔離》（1995）和《奧尼查》中，可以看到早期殖民者的殘酷。

　　《流浪的星星》（1992）是克萊齊奧的得意之作，作者不僅揭發了反猶大屠殺的罪惡，也描繪了以色列複國導致的巴勒斯坦人的災難。主人公是和她母親一起逃亡的猶太少女以斯帖。她的父親是法國共產黨人。這個熱心救助俄羅斯和波蘭難民的“自由解放戰士”，從他參加遊擊隊那一天起，就意味著他指望槍杆子，而當他以《舊約》中救助猶太人的波斯皇後以斯帖（意為“星星"”）的名字給女兒重新取名時，他就在指望上帝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從“革命的人道主義”到宗教人道主義的轉變。如果說，這個為革命獻身的父親的聲音有小號的激昂，那麽，作者以女性視角敘述的以斯帖和巴勒斯坦少女涅瑪的流浪故事，就是如泣如訴的弦樂。當以斯帖意識到她對巴勒斯坦人的苦難的責任，她成了作者本人精神上的姊妹，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界線，表現了普世人文精神。這種精神，如法國圓號一樣構成交響曲中最渾厚的聲部。

　　歐洲的自由精神，最鮮明地體現在以斯帖敬愛的鋼琴教師費恩先生身上。費恩原本維也納音樂家，德軍入侵奧地利，他的猶太妻子被送入監獄後，他在逃亡中和以斯帖相遇。他住在一個鄉村廢棄的別墅裏，偶然買到一架舊鋼琴。一個喜歡音樂的意大利憲兵隊長想利用他，費恩先生說：你可以抬走鋼琴，但我絕不會為一個征服者演奏。可是，當以斯帖走近菲尼家門，她聽到，“樂曲突然從鋼琴中躍起，充塞整個房間，彌漫到庭園和街道，以它的力量和秩序充塞了一切，然後柔和地神秘地發展。現在，琴聲洶湧起來，像噴湧如泉水溪流，直指天空，直上雲端，混合著日光，溢滿山崗，流向通往兩條激流源頭的所有道路，像河流一樣渾厚有力。”那是洋溢自由精神的莫紮特、貝多芬、李斯特、巴赫的音樂。後來，費恩先生和善地接待了以斯帖，並樂於教她鋼琴……。這無疑是克萊齊奧交響曲中最動人的樂章之一。

　　但是，克萊齊奧並不看重歐洲的理性主義傳統。瑞典學院指出，他的重要小說《沙漠》（1980），“含有北非沙漠中失落的文化的宏大意象，與不受歡迎的移民眼中的歐洲景觀形成對比”。小說的兩條情節線索，如對位的兩個聲部，一個聲部是20世紀初撒哈拉沙漠柏柏爾部落在殖民者的迫害下的流亡，另一個聲部是一個流浪的摩洛哥姑娘，她在西方世界成了有名的模特兒，卻與商業文明格格不入，最後返回故鄉尋根。

東方文明的意象

　　在東西方文明交匯的毛裏求斯，居民主要為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的移民，因此，印度教盛行島國，佛教也比較流行。在《隔離》中，主人公因為和一個歐亞混血兒的婚戀，被他的種植園主的父親趕出家門。他踏上尋找“自我”的精神之旅。尋來尋去，主人公自我詰問道：“我是不是在尋找一個幻影？”。這裏的“幻影”（英譯作illusion）一詞，可能相對於梵文的Maya（空幻），是印度教的重要概念。因此，《隔離》被批評家視為一種“喜馬拉雅文學”。小說最後提出的這個問題，像《流浪的星星》中尋找聖地的以斯帖提出的問題一樣充滿了反諷：“也許耶路撒冷並不存在？”克萊齊奧曾多次訪問中國。不久前，他的小說《烏拉尼亞》中譯本獲得北京一項“最佳外國作家獎”。從他致中國讀者的信和其他資料來看，他讀過的中國經典，有《道德經》、《紅樓夢》，他喜歡的現代中國作家，有魯迅、巴金，尤其是老舍。這些作家作品以及中國京劇、國畫和書法，均對克萊齊奧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克萊齊奧的道家眼光，有評論家Maurice Cagnon和Stephen Smith 的專論，載《法國評論》（The French Review）1974年春季號，可惜未能拜讀。但是，在克萊齊奧注重生態保護的小說中，在他寄情山水的描繪中，不難發現“天人合一”的審美境界。以斯帖從長輩那裏聽了“創世紀”的故事，懂得了類似於陰陽兩極的“黑暗”與“光明”之分，懂得了“天和地都是人”的道理，這正好希伯萊文明與中華文明有相通之處。

　　克萊齊奧曾為著名法國電影導演羅伯特·布列鬆（Robert Bresson）的《關於電影攝影師的筆記》作序，他認為布列鬆的電影往往將音樂與繪畫融為一體，有日本畫家葛飾北齋的“浮世繪”的禪趣。這也可以視為克萊齊奧本人的文學創作的一個特征。

印第安文明的夢幻

　　克萊齊奧之所以認同印第安人，是因為從1969年起，他在巴拿馬一個印第安部落中紮紮實實生活了四年。他住在以棕櫚葉為頂的簡陋茅房舍中，在熱帶雨林各種奇特鳥類和野生動物的環繞中。他在河流湖泊輕輕蕩起獨木舟，與原住民一起載歌載舞，過著哥倫布抵達之前15世紀的那種古樸生活。他學習那些“高貴的野蠻人”的語言，全身心融入他們的魔幻文化。這個長期的漂泊者，仿佛有了葉落歸根的“在家”的感覺。這是他“"閉關”靜修的一段時期，“出關”以後，近乎脫胎換骨。

　　此後，克萊齊奧致力於翻譯南美印第安人瑪雅文明的經典，並出版了散文集《墨西哥之夢，或美洲印第安人斷裂的思想》（1988）。克萊齊奧夢遊在前殖民地墨西哥的漫長曆史中，陶醉於印第安血祭的“神聖的恐怖”及其歌舞的“可怖的美”。他推測，假如他們的思想脈絡沒有被西班牙征服者打斷，那古老的儀式和神話，也許會發展成為一種真正的哲學，一種類似於道家和佛教的哲學。克萊齊奧相信他們的循環時間觀念與佛教的輪回觀接近，相信他們的諸神和信仰有一天會重新複蘇。

　　克萊齊奧的創作中的這一夢幻樂章，不是直線向前的進行曲，而是苦中作樂的圓舞曲。作者麵對那個失落的世界抒發的哀婉淒美之情，堪稱法國浪漫主義的餘音。

　　克萊齊奧，這個世界公民 的多種文明的交響曲最終指向的，無疑是“世界文學”應當弘揚的普世文明。

傅正明（瑞典華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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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http://www.rmwxzz.com/Article/zj/ps/200810/206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