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瞭望:郎鹹平: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不是“人”
蜂鳥注:
嗬嗬,這位誌士仁人也在抨擊“自欺欺人”的社會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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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鹹平: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不是“人”
文章來源: 新世紀周刊 於 2009-01-16 09:36:14
郎鹹平: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不是“人” 新世紀周刊
郎鹹平: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不是“人”,所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尚未實現。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必須有公平的機製做保障,否則就會讓一部分投機倒把的“壞蛋”先富起來,讓本分人吃虧,激化社會矛盾。
“我絕對不反對改革,公平怎樣衡量?就是要以最廣大民眾的認可為標準。但我呼籲一定要重新樹立起以公平為核心的價值觀,任何改革都應當以公平為前提。”
《新世紀》周刊:最近有一種說法是出現了倒郎風暴,很多經濟學者出來對你有批評,有些言辭還很激烈,你對此怎麽看待?
郎鹹平:我一直以來對於學者都是相當尊重的,對他們提出的理念,我不會忽略,都認真傾聽過。但我必須把這麽多年的學術積累,用我認為適當的方法闡述給社會大眾聽。與他們分享什麽才是正確的治國理念。我不會跟進行人身攻擊的所謂學者辯論,誰對誰錯,社會大眾會做判斷。當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評者都是在看了、聽了我的言論和觀點之後而發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說什麽。但是,當我仔細讀完這些批評後,卻發現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們要麽攻擊一點,不計其他;要麽大而空洞,上綱上線。坦率地說,是一場文不對題的批評。
《新世紀》周刊:對於這場爭論,你覺得已經超出了學術的範圍?其他學者的意見沒有一些可取之處嗎?
郎鹹平:當然已經不僅僅是學術問題的討論了。我也必須對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學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麽呢?當時國有企業確實沒有效率,國家的包袱確實重,對於很多年輕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夠吃一碗餃子就挺高興,買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劃得著就很高興。當時我們改革開放的結果是使我們的民生改善,我們的生活必需品變得比以前充足了。這些經濟學家是有貢獻的,而且當時全國的百姓還是很滿意這種開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來,我們的基尼係數已經到了 0.5。基尼係數是用來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標,國際標準為0.4。一般超過0.4就是危機,因此我反對各種形式傷害剝削大眾的例如國企負責人MBO那樣的“偽改革”。
《新世紀》周刊:你好像反對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國企改革”。
郎鹹平:美國的職業經理人的信托責任是資本主義的精神之一。而我們的國企改革是怎麽體現這一點的呢?就是把西方資本主義一些表麵的現象拿進來,把它摻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亂進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們這個社會連一點起碼的是非判斷標準都沒有,國企老總可以這樣不負責任。你們有沒有想到,國企老總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將國企納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國企老總呢?他們是不是就活該做得好呢?我們這個社會為什麽連最起碼的判斷都沒有了?我接到幾千個投訴,就有八個大字的感覺--“觸目驚心、痛心疾首”。我舉個例子,某地方的國企,經營沒有效率,因此進行了簡單的民營化。這個民企老總買了國企之後,賤價買斷職工工齡,把下崗的職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會,由誰負擔呢?由失去了國有企業的政府和我們社會大眾負擔,他們拿著國有資產,賺取所有的利潤;還有更過分的,把國有資產全部鏟平,就地建高樓,賺的錢呢?全部歸自己,這就是我說的改革的利益歸於自己,改革的社會成本由全社會來負擔的現象。
《新世紀》周刊:很多人說你是“反改革”,說你忽略了鄧小平先生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道理,你覺得是這樣嗎?
郎鹹平:這類批評對我來講,已經是司空見慣。我絕對不反對改革。鄧公說過一句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國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麵是有潛台詞的,就是,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其他人不能變得更貧窮,這就是原則。
我們引進西方思潮,但是我們把西方的信托責任也引進來了嗎?甚至讓我們覺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屬於自己的國有資產,還敢上台來大談產權改革的經驗。我們這個社會連一點最起碼的判斷標準都沒有。看看我們的工人呢?為了工廠辛苦打拚30年,到了最後工廠成了你廠長的了,而我下崗了。你說工人如何能夠想得通?這一種讓全國的老百姓來負擔社會改革成本,而讓少部分得利的國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們也不能接受,因為它嚴重地違背了鄧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紀》周刊:你最近強調公平很多,請完整闡述一下你在此刻強調公平的思路是怎麽樣的。
郎鹹平: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基礎是法治化和信托責任的建立,保證起點的公平。現代資本主義的福利經濟學中“帕累托改進”,講的就是一部分人財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對他人的掠奪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現代社會中、特別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卻是得益於社會主義的開山鼻祖馬克思。原始資本主義是沒有考慮公平問題的,隻是在馬克思主義的衝擊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並在法律中得到具體的體現和實施。中國現階段忽略了公平,隻追求效率。因此,我呼籲一定要重新樹立起以公平為核心的價值觀。任何改革都應當以公平為前提。公平怎樣衡量?就是要以最廣大民眾的認可為標準。隻有民眾認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紀》周刊:你最近一直強調民間的聲音和觀念很重要,有人質疑這和你強調的大政府主義有衝突。
郎鹹平:強調民間和主張大政府主義根本是兩個層麵的東西,不存在什麽對立的關係。社會到了一定的程度會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來提出這種思維,但是很多人已經不再關注具體的問題,進而關心製度的變革。對於醫改、教育改革的關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歡網絡,網絡上一樣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國社會現狀的人,他們經常能夠提出很多精彩的見解。有人罵我、批評我,有人讚同我,而網絡給不同觀點的人提供了空間,讓大家在一個平台上表達自己的意見。我們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慣性,對於這麽複雜的經濟現象,我們需要各種不同思維的衝擊,隻有網絡才能讓整個社會的民眾參與思考和討論,我認為應當鼓勵這種攻擊。一個人提出的想法是對是錯,需要大眾的判斷。社會在不斷進步,社會公平在民間。
《新世紀》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覺到民間的深刻、理性和建設性?
郎鹹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個非常有洞見的觀點,這篇文章就是《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麽》。作者楊先生明確提出: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公眾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由這個事情我更加深深體會到,其實社會上還是有人認真研究社會問題,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轉到這個範疇,真正解決社會固有的一些嚴重問題。
《新世紀》周刊:你最近開始強調你關心的不僅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有聲音質疑你作為一個公司財務專家,為什麽要對社會各個層麵指指點點,是否有點不務正業?
郎鹹平:很多人認可我對個別企業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樣都希望避免同類悲劇的再發生,但是他們卻不能容忍對大環境的質疑,反擊我的言論也不從大環境的角度著手,而拘泥於具體某一事件的對錯。
中國人長久以來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個思維--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對的,雖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隻是個別現象。這是慣性思維,也是濫用辯證法的結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為什麽不能認真地想想,中國公司出了這麽多問題,究竟隻是偶然,還是從根本上就錯了,所以才導致這樣必然的結果呢?我們並非一定要等到事情變得糟糕,才回頭反省。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所付出的成本會小的多,何況問題已經變得十分嚴重!
首先我要說,作為有獨立人格的人,我有權利評論任何我認為值得關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國計民生的事物,這是憲法賦予的權利,與我的教育背景沒有關係。其次,依靠對方所學專業來評價其觀點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這種論調,難道隻有學醫學的人方有資格談論醫療改革,難道你沒有學教育學就不能討論中國教育問題嗎?我想提醒諸位,每個人的專業方向,都隻是他的積累的開始,一個真正的學者,就應該是不斷深入,不斷進步。更何況,我的主業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牽涉極深的。過去數十年的市場經濟認識告訴我,其實往往是社會出了問題,經濟才會跟著有問題。
《新世紀》周刊:有經濟學者盛讚現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時代,而你覺得有很大問題,你的判斷是因何而來?
郎鹹平:問題恰恰就在這裏!現在大量的所謂經濟學者隻是局促在經濟範疇之中兜圈子,無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私有產權改革,其實都不能解決社會進一步發展所麵臨的問題。可以問一下很多商人和企業家,他們每天在經營問題和經濟層麵上花的時間不足30%,其他大量時間花在搞關係和保護自己利益上麵,睡覺的時候,都怕有非市場因素來幹擾他們做生意。不適合的社會環境會抑止經濟增長,社會問題是不能夠用單純的經濟手段來解決的。我對中國五年多的研究,越來越感覺到,異常經濟現象的社會原因才是最關鍵的。例如有人偷錢,有人偷竊國有資產,有人悍然剝削中小投資者,這些壞的經濟現象背後,都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例如監管不嚴、社會道德標準失範。這才是我為什麽頻頻對於社會問題發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籲大家全社會睜開眼睛看看,呼籲所謂的學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對社會各種不正常、不健康的現象假裝視而不見。全社會集思廣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合理良性的環境。而不能僅僅局限在經濟範疇裏麵解決這個問題。我本身是財務專家,我何嚐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長的領域裏麵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盜竊而不能不大聲喝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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