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三讀文：朱大可：“謝晉電影模式”大爭鳴――關於八十年代文化複蘇浪潮的黑色記憶

& 周三讀文：朱大可：“謝晉電影模式”大爭鳴――關於八十年代文化複蘇浪潮的黑色記憶

蜂鳥注：
二十多年，在曆史長河裏隻是一朵浪花，但願不會從記憶中永遠消失。

＝＝＝＝＝＝＝＝＝＝＝＝＝＝＝＝＝＝＝＝＝＝＝＝＝＝＝＝＝＝＝＝

朱大可：“謝晉電影模式”大爭鳴――關於八十年代文化複蘇浪潮的黑色記憶

發布者 lq 在 08-10-20 10:24 　　　　　　　　　　　　　　朱大可 有關“謝晉電影模式”的爭鳴，是我個人生命中的一次危機體驗，也是中國電影的一個奇特標記。作為文學研究者，我不可思議地卷入了另一個陌生領域，並且在那裏掀起波瀾，這是不合常理的現象。此後我再沒有回到那個領域，更未公開討論過那個事件，因為它隻能帶給我黑色的記憶。 八十年代中期，第三代與第四代導演扮演了中國電影主流的角色，而上海電影則支撐著中國電影業的半壁江山。楊延晉（《小街》）和吳怡弓（《巴山夜雨》、《城南舊事》）是第四代電影的傑出代表，而第三代著名導演謝晉，此時的事業，正是如日中天，達到了他本人的顛峰狀態。他開辟的所謂“政治電影”，成了許多中國研究者和某些西方學者的重要對象。與此同時，第五代導演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在各大製片廠剛剛完成“實習期”，正在躍躍欲試，企圖以先鋒電影的姿態，躋身於新電影和新文化的建構事業。但橫亙在他們麵前的，卻是第三、四代導演和舊電影美學原則的巨大牆垣。 上海的滬西工人文化宮，位於普陀區的中心地帶，是當時上海“群眾影評”的重鎮。西宮影評組長樓為華，一個極富組織能力的工人活動家，現任北京嘉華築業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在他的領導下，該影評組跟華東師大學生影評協會聯手，假手本城青年文學批評家的力量，舉辦各種電影講座和藝術研討活動，吸引大批工人影評積極分子出席。我和李劼都是當時西宮的常客，在那裏頻繁出沒，為他們輸送思想糧草。就在西宮的講座上，李劼首次提出“謝晉電影時代應該結束”的口號，贏得工人影評員的熱烈掌聲。以工人為實體的前衛電影評論運動，秉承文革期間上海工人影評的組織形式，卻又嫁接了高校知識分子的前衛思想，這種奇特的組合，令上海的“群眾影評”呈現出生氣勃勃的麵貌。 西宮影評的這種特殊地位，引發了一個奇怪的後果，那就是第五代導演的新片，通常都要拿到這裏來試映，以接受上海工人影評圈的檢閱。我記得當時前來試映的，就有陳凱歌的《孩子王》和張藝謀的《紅高粱》，第四代導演、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吳天明，也把他的《老井》帶來放映，聽取工人影評員的意見。整個滬西工人文化宮，彌漫著自由熱烈的藝術氣息。 無獨有偶的是，1986年，在前市委宣傳部長王元化先生的策劃下，上海舉辦了城市文化戰略研討會。這是76年以來上海最開放的時刻，顯示其引領中國文化複興的博大雄心。應邀出席的有京滬兩地的作家、學者、以及夏衍、石西民、楊西光等文化官員，共達三百多人，據說還擬定了《關於製定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的建議》(草案)。19年以後，當年的中宣部長朱厚澤先生，曾經向我解釋當時文化開放的原因。他指出，“這是胡耀邦的戰略思想，沒有他，就不可能有當時的文化開放的良性局麵。” 1986年5月，作為上海城市戰略研討會的一部分，由上海作協、上海影協、上海電影總公司聯合舉辦的“城市人生態和心態——城市文學、城市電影研討會”，在複興西路上影劇場召開，我作為青年文學評論家，在會上作了主題發言，首次提出“石庫門文化”的概念，試圖對上海標誌性建築的文化語義進行界定。我還在發言中對謝晉電影模式提出非議，認為它所塑造的忍辱負重的女性形象，代表著農業時代的道德－美學趣味，無法與都市文明及其現代性接軌。我記得，當時許多上海作家如王安憶、程乃珊，評論家如李子雲、周介人、吳亮和程德培等，都出席了這場研討。 上海《文匯報》文藝部主任徐春發，當時就在城市戰略研討會的現場，聽過我的發言之後，決定組織有關謝晉電影的討論，打電話到我任教的上海財經學院，輾轉查到我的住址和傳呼電話號碼，約我把會上陳述的觀點，寫成一篇2000～3000字的文章。我在電話裏答應了徐，並在幾天後把文稿寄給了他，原名是《告別謝晉電影模式》，後被編輯改為《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 我在短文中指出，謝晉電影具有確定“模式”，恪守從“好人蒙冤”、“價值發現”、“道德感化”到“善必勝惡”的結構。無論是《天雲山傳奇》、《牧馬人》和《高山下的花環》，總有一些好人不幸地蒙受冤屈，接著便有天使般溫柔善良的女子翩然降臨，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誌軟弱者和出賣朋友者。謝晉向觀眾提供的這種“化解社會衝突的奇異的道德神經”，體現了一種“以煽情性為最高目標的陳舊美學意識”。我還認為，“謝晉電影宣揚陳舊的道德觀，與現代意識格格不入，是中國文化變革進程中的一個嚴重的不協和音”。 寄出短文之後，我便前往大連出席一個有關當代文學的研討會，把這件事拋諸腦後，因為在我看來，它頂多是一次小規模的學術對話而已。但徐春發卻對此保持著必要的職業敏感，為慎重起見，在收到我的稿子之後，徐春發另約了一篇反駁文章――江俊緒的《謝晉電影屬於時代和觀眾》，甚至違反編排邏輯，把反駁文章放在上麵，而把我的主文放在下麵，看起來頗有點供人批判的“反麵教材”的味道，以期達到“平衡”效果。但這種小心翼翼的版麵安排，還是引發了意想不到的激烈反應。 7月8日文章見報的當天，上影火速組織人馬通宵達旦地開會，商議和部署政治反擊，策劃對我展開全麵圍剿，將正常的文化爭鳴，變成一場文革式的政治大批判。在會上，上影廠和電影局要求它的評論班子詳細分工，針對我文章裏的各種觀點，分頭撰稿批判，同時利用行政關係，對《文匯報》施加政治壓力。 就在上影策劃政治反擊的同時，文匯報的學術爭鳴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李劼隨後也在該報發表文章，把他在西宮提出的觀點細化，進一步提出“謝晉時代應該結束”的觀點，文章指出，“謝晉模式”是“中國電影的一種悲劇性現象”，應該對這一“封閉的穩態模式”予以“擊破和超越”。《文匯報》能夠開辟版麵，容納非主流聲音，實屬難能可貴。盡管文藝部主任徐春發最終為此丟了烏紗帽，但文匯報卻因此贏得了良好的聲譽。 上影布置的圍剿文章，開始在全國媒體上大批出現。但與此同時，我的文章也被全國數百家報刊雜誌報導、轉載和評論。在研討會之後不久，我又在陝西南路上海戲曲學校劇場，做了有關中國電影的專題演講，到場的社會聽眾多達一千餘人，場麵壯觀，而聽眾的文化激情，更是令我感到非常驚訝。這樣的社會講座，好像還有幾場，但具體的演講者我已經忘了。它標誌著80年代上海文化發展的罕見高潮，但它隨後就被保守力量所吞沒，迅速消失在歲月變遷的河流裏。 在謝晉模式討論中，上影集團扮演了過度自我保護的角色，甚至有人對我放出狠話，聲稱“恨不得寢其皮，食其肉”。上影內部與我有點“瓜葛”的人士，見我有如見了瘟神，唯恐避之不及。好在我當時在大學裏教書，行政上跟上影毫無關係，他們的棍子暫時夠不上我，但我的幾個朋友，卻因此受到了株連，相繼丟了自己的鐵飯碗。文革式的政治手段，在文革結束十年以後，仍然發揮著令人膽寒的功效。 上海電影局下屬雜誌《電影新作》的編輯Y，華東師大80級畢業生，僅僅因為是我的同學，無法承受壓力，被迫出走日本，事過境遷後才悄然返回祖國；上影廠文學部編輯楊欣，華東師大85級畢業生，原華東師大影評協會會長，被迫出走澳大利亞，至今還在墨爾本居住。她的電影夢想被無情地擊碎。她跟祖國的關係，從此被徹底切斷。據說她現在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但她的命運，卻已因我而發生劇烈的改變。 《電影新作》創辦人兼主編王世楨先生，1922年出生，是資深的電影評論家，曆任上海電影局藝術處副處長、天馬電影製片廠副廠長兼文學部主任、中國影協上海分會秘書長，卻因邀我參加該刊在千島湖舉辦的理論研討會而獲罪，遭遇嚴厲的內部批判，年邁的身心飽受摧殘，最後被迫提前“退休”，黯然離開了他為之奮鬥畢生的電影現場。數年之後，我專門前往他家探視和慰問，他的憤懣和無奈之情，依然令人扼腕。在這場政治迫害運動中，雖然我得以僥幸逃脫，但朋友們卻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八十年代文化開放的高峰時期，一場文化爭鳴居然會引發如此嚴酷的後果，這是任何人都始所未料的。我在此提及他們的遭遇，是希望對他們的無辜受累，表達我遲到了20年的歉意。 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傑出的電影評論家鍾惦斐先生，在文匯報上發表整版文章，對這場爭鳴作了首肯，此舉對平息來自上海電影集團的惡性圍剿，起了某種緩衝作用。他在文中寫道：“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閃光處，除了作為理論的概括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把電影作為文化現象，表現了對整個社會和文藝的責任感”。(《謝晉電影十思》，1986.9.13《文匯報》)。鍾惦斐先生還在文中肯定了謝晉電影的積極意義。但上影甚至連這樣的公正聲音都無法容忍，他們此後又利用夏衍的意見，掀起了攻擊鍾的運動，但那些文章最終都成了曆史的笑柄。 夏衍在1986年第10期的《電影藝術》上，發表《要大力提高電影質量——在中國影協主席團委員座談會上講話》，其中談及這場討論時稱：“我讀了朱大可、李劼文章，把“謝晉電影模式”說成‘化解社會衝突的奇異神話’，烙著‘俗電影的印記’，‘是一個封閉的穩態模式’，‘是中國文化改革進程中的一個嚴重的不協和音’，甚至把‘謝晉模式’說成是一種儒學，說謝晉的時代已經結束，這就似乎太輕率、太武斷了。” 這是國家主義威權所作出的行政鑒定。據未經證實的傳言稱，夏衍的幹預，是導致文匯報文藝部主任徐春發被撤職的幕後原因。一場天鵝絨文字獄，就此拉上了完美的帷幕。 1986年10月，正值明麗的秋天，我和李劼應邀前往溫州文聯講學，在那裏受到當地作家的熱烈歡迎。我們參觀了當時“資本主義的橋頭堡”，從橋頭鎮的紐扣市場，到市中心的個體戶家庭，我們被以紐扣為象征的“微觀經濟”所震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巨大能量，成為我走向自由主義神學的重要啟示。 在文聯的講習班上，我除了談論文學之外，又再次批評謝晉為代表的中國電影現狀，溫州日報把我的講學和講演觀點做成新聞，發表在第二天的頭版頭條上。不料竟引起了胡喬木先生的強烈關注。 當時胡正在溫州考察，收集當地資本主義的“複辟”材料，見報之後，他叫秘書打電話給溫州文聯，提出要跟我公開辯論，同時索取我的講演稿或講演錄音。文聯的負責人一方麵對喬木老關心年輕人的思想觀點表示感謝，一方麵又巧妙拒絕了對方索取講稿的要求。他說，朱大可這個人講演從來不用講稿，又謊稱那天山上停電，未能進行錄音雲雲。對方無奈，隻能作罷。當然，所謂的公開辯論，也就不了了之。 在當時的語境下，文學小人物跟政治大人物的平等對話，實在隻是一種真實的虛構。不僅如此，任何反思的聲音，都麵臨著夭折的危險。12月下旬，我應北大學生會之邀，出席該校首屆藝術節，並再次作了有關中國電影的演講，贏得學生的熱烈掌聲。就在我演講的現場，丁玲創辦的《中國》雜誌編輯牛漢和吳濱等人，向學生派送著該刊的終刊號。它的黑色封麵，仿佛是某種不祥的預兆，向我們預示著另一場風雨的來臨。果然，短短數天之後，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突然爆發，文化界經過了短暫的複蘇之後，再度回歸了沉默。 以今天的尺度來看，我當時也就隻能算是個初出茅廬的“理論文青”而已，我的文章裏出現了諸多偏頗失誤之處，根本沒有擊中謝晉電影模式的要害。在我的所有文論中，這篇東西隻是中下之作，我甚至沒好意思把它收進我的第一個文集《燃燒的迷津》裏，從而令許多讀者大失所望。這篇兩千字文的唯一價值，隻是拋磚引玉，觸發了人們對中國電影的反思。它與劉曉波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王小山對傳統中國畫的批評一起，被港台媒體並稱為“1986年中國文化界三大衝擊波”。有人認為，它的直接後果，是促進了第三、第四代導演的退位和第五代導演的全麵崛起。 在1987年，我又先後寫了數篇長文，詳盡分析謝晉電影的弊端，著重指出他的“政治電影”的本質，就是過度迎合當時的政治強權的美學機會主義。他的電影，不是謳歌造反女英雄春苗，就是謳歌忍辱負重的傳統女性美德（《天雲山傳奇》和《高山下的花環》），這種隨著政治時局變化而劇烈擺動的策略，就是謝晉成功的最高秘密。雖然這些文章觀點更為清晰深入，其水準遠在文匯報的短文之上，卻隻能發表在一份地區文藝刊物上，它的模樣，就跟火車上兜售的地攤刊物似的，根本無人關注。這場原本可以健康深入的文化爭鳴，經過反複掙紮，終於夭折在光線黯淡的1987年春天。 有人這樣認為，由於我的批評，謝晉和上影廠從此一蹶不振。這種看法並沒有太多的根據。藝術家的衰退跟外部批評無關，而隻能基於其自身的原因。總體上說，八十年代的人們對公開批評與反批評還很不習慣。謝晉本人通過解放日報記者采訪，為自己高調聲辯，這本來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因爭論沒有深化，謝晉本人也未能抓住自我調整的契機，此後所拍的幾部影片如《最後的貴族》、《清涼寺的鍾聲》、《老人與狗》、《女兒穀》》和《鴉片戰爭》，藝術價值不斷衰退，好像在蓄意驗證我的預言。 另一方麵，上影廠沒有在爭論中及時反思，反而諱疾忌醫，大加圍剿，以為那樣就以可以壓製不同聲音，結果日薄西山，終於由當年中國電影主力，淪為一個毫無創造力的三流公司，至今仍然隻能靠招募港台明星和政府撥款來苟延殘喘。它的悲劇性命運，正是中國電影業大衰退的曆史縮影。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第五代導演不斷推出好片（如《紅高粱》、《黑炮事件》和《霸王別姬》），聲望日隆，迅速取代第三、四代導演，成為中國電影的中堅力量。謝晉電影模式遭到了遺棄，而謝晉時代也無可挽回地拉上了帷幕。在那些“保衛謝晉”的喧囂過去之後，人們看見了曆史的堅硬表情。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倪震，是這場爭鳴的重要觀察者和見證人，他以後在一篇總結性長文中指出，“青年評論家朱大可對謝晉電影模式提出尖銳而又中肯的批評，持續數月之久的諸家辯論，無論對創作者本人或是論者、觀眾，都引發深省。檢討所及，遠遠超出謝晉電影本身，撼動了中國主流電影傳統模式的穩定形態。”（《電影評論對電影創作的期待》） 謝晉的一生，無疑是展示舊式藝術家心路曆程的櫥窗。他先是在文革前拍攝《舞台姐妹》和《紅色娘子軍》，探求被壓迫婦女的解放道路，而文革期間，迫於政治壓力，他又與謝鐵驪在聯手拍攝革命樣板戲《海港》和革命京劇《磐石灣》，也是樣板戲影片中比較乏味的兩部。文革後期，謝晉終於完成了自我改造和政治轉型，拍攝了以階級鬥爭和打倒走資派為主題的四人幫電影《春苗》，這無疑是謝晉的傾心打造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拍得最成功的片子，由此成為文革影片的“最高樣板”，他本人也隨之成為江青文藝路線的勞動模範，這意味著他已經成功地完成了內在的精神轉型。而文革之後，他又在上影集團的庇護下，再度進行政治轉型，拍攝了控訴文革的《牧馬人》、《天雲山傳奇》和《芙蓉鎮》。謝晉的牆頭草電影係列，正是當時工具型知識分子的精神寫照。 曾經有人在互聯網上發帖指出，謝晉的經曆，在某種程度上比餘秋雨更為典型，因此他比餘秋雨更需要政治懺悔。我對此並不讚成。正如我從不讚成強迫餘秋雨懺悔一樣。文化批評的主要對象是文本，而不是作家的人格。懺悔是作家個人的精神選擇，我們隻能對此提出建議，卻無權做出強求，否則就會淪為另一形式的道德暴力。這個原則在謝晉公案上同樣適用。作為“四人幫電影”的重要成員，謝晉無疑應當有所反思，但他是否需要懺悔，則完全取決於他本人的道德選擇。中國電影剛剛結束百年華誕的狂歡，我不想對此有所非議。重新書寫20年前的往事，不是為了展開文化清算，而是為了保存正確的記憶。 作者說明：時過境遷，有些記憶已經模糊。盡管本人為此檢索了部分文獻資料，但敘事中仍有一些令人迷惑的缺環。若因此而造成某種訛誤，則都是作者本人的責任。我尤其希望本案有關人士能夠補充和糾正本文的錯失，共同完成這一文化公案的真相陳述。 （2006年3月寫於上海莘莊。本文被收入“鍾惦棐逝世20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在謝晉辭世之際將本文重新置頂，旨在紀念這位中國電影史上的重要影人，並喚起人們對中國工具電影的深刻反思。） 相關鏈接： 中國著名導演謝晉突然去世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0946

＝＝＝＝＝＝＝＝＝＝＝＝＝＝＝＝＝＝＝＝＝＝＝＝＝＝＝＝＝＝＝＝
原文載於：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