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國。在此之前，我是一個成長在江南城市裏的文學青年，我隻讀到過課本上的中國，在用5個月時間踏遍南部中國之後，我在社會底層觸摸到什麽叫貧困、什麽叫絕望、什麽叫不可更改的生活。我第一次知道農民對於中國的意義。在江西井岡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兒子，他的父親在1927年把毛澤東迎到了山上，從此拉開了改變中國命運的農民革命。我們在一堵泥牆前交談，牆上塗著六個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60年前的遺跡，雖已褪色，卻仍然無比醒目，如附著一個不滅的靈魂。我是在很多年後才恍然，袁文才和他的農民兄弟們之所以拋頭顱、灑熱血地跟隨毛澤東打天下，就是因了這六個字的鼓動。
這六個字贏得了中國農民的心。1958年，隨著人民公社運動的興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後的二十年裏，農民以消極怠工來應對新的土地政策。到1978年，中國開始本輪改革開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農民冒死開始包產到戶，土地以承包製的方式再次回到農民手中，它對中國的意義非同尋常，三十年間，中國改革數次峰回路轉，卻始終沒有爆發糧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農民在一開始就自行解決了產能問題，這一景象與另外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在1990年推動休克式市場改革的時候，曾經爆發過嚴重的糧食危機。
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試驗，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國。隨著土地分包到戶，耕作效率大為提升，大量的農村人口從土地中溢出，可是當時的城市實行的是“圍城政策”，嚴格控製農民進城，因為戶籍製度的執行，農民在城市無法找到工作，無法享受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因此，數以千萬計的農民“洗腳上田”後，“離土不離鄉”，就地辦起了鄉鎮企業，它很快構成了國有工業體製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靈活和充滿生機的力量。就在擁有所有資源優勢卻體製僵硬的國有企業長期徘徊在放權讓利的試驗路徑上的同時，鄉土工業的崛起成為中國經濟變革最重要的推動力，也是中國改革的最大魅力所在，到1987年，鄧小平承認，“在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人們可以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第238頁找到這一段話。以今視之，如果沒有鄉鎮企業的出現，中國經濟變革的格局是不堪設想的。
鄉鎮企業的崛起，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第三次拯救了中國。進入80 年代中後期，中國開始城市體製的改革，大量的農民被招進工廠，他們很快成為最廉價的、最沒有保障的勞動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優勢構成了“中國製造”的最大競爭力。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中國商品橫掃全球，靠的正是比美歐日工廠便宜4到8倍的勞動力成本。在經濟學上，它有一個很動聽的名詞叫“人口紅利”，紅色讓人聯想到鮮血，這個比喻因此十分恰當。
依賴於農民工人的“中國製造”，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第四次拯救了中國。再說到了1998年前後，房地產成為拉動中國內需的發動機，農民再次成為“城市經營”的利益奉獻者，政府以數萬元的低廉價格征用無數農田，然後再以數倍、數十倍乃至數百倍的價格出讓給開發商。地產的繁榮，造就了富可敵國的地方政府、造就了無數的富豪、造就了無數全世界最嶄新的城市，以及造就了無數的中產階級，但是，這一切都基礎在中國農民的土地貢獻上，在過去十年裏，他們成為惟一沒有實現財產性收入增長的社會階層。
因征奪農民土地而形成的地產繁榮，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第五次拯救了中國。現在，輪到他們第六次拯救中國。
正在眼下，隨著中國宏觀經濟的蕭條以及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東南沿海數以十萬計的工廠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員，從10月份開始，百萬農民工被迫提早返回鄉村，他們將為這輪經濟調整付出最大的代價，他們極可能是最受傷的群體。據估算，如果經濟在明年6月份前無法複蘇，新增失業農民工人將超過2000萬人。這是一個可怕的數據，早在1961年底，因“大躍進”運動失敗，中央政府曾經發布《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將2600人已經進城的農民全數精簡下鄉，而在1998年前後的國有企業改造中，也曾造成2250萬工人的下崗，在當年這都釀成劇烈的社會動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