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如今關於新聞記者的非議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把“公開報道”貶為現代魔鬼的一項成功發明，一種新式的、不名譽的方法，用來把人們的注意吸引到某個人或某件事。不過這樣的抱怨已是老生常談了。人們通常認為“公開報道”是最近才有的產物，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地考察過去的事件，就會發現這種看法與事實矛盾。
《舊約》中的大小預言家，都是些吸引群眾注意力的大師。按照現代新聞界的行話，希臘曆史和羅馬曆史則是一段連續的長時間的“新聞噱頭”。這些大眾傳播有些還算體麵，但大多數是些連現在的百老匯也難以接受的標新立異、驚世駭俗之作。
路德、加爾文這樣的改革家，都非常明白精心安排的宣傳的巨大價值。這無可非議。他們不是那種喜歡像棵害羞的雛菊似的，默默無聞地躲在一邊的人。他們非常有熱情，渴望自己的思想能夠生存下去。如果他們不吸引一群追隨者，怎能取得成功呢？
托馬斯·肯皮斯在一座僻靜的修道院生活了八十年，結果成了精神領域很有影響的人物，因為如果能作適當的宣傳（也確實這樣做了），這麽長時間的自我放逐，會成為絕佳的“賣點”，好奇心會驅使人們看一看這本用一生的祈禱和冥想寫成的書。而阿西西的方濟各，或者羅耀拉，如果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努力的結果，就必須主動求助於馬戲團或電影新星經常使用的一些手法。
基督教特別強調謙虛，讚美謙恭溫順的品性，而頌揚這些品行的說教，恰是在一種引起當時人們注意的情形下進行的。
難怪那些被斥為基督教大敵的男男女女，會效仿《聖經》故事中的做法，采用一些相當明顯的宣傳，奮起反擊束縛西方世界的精神暴政。
我之所以略作解釋，是因為伏爾泰。他是一位多產作家，寫了大量的小說、戲劇、史詩、書信、論文和曆史著作。他早期受耶穌會教育，不久即選擇文學作為職業。因諷刺法國攝政王菲利普二世，被關進巴士底耿羈押十一個月。後來又被迫流亡。1728年他回到法國，又因影射政治、宗教製度被迫離開巴黎。後來，他通過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情婦、女侯爵蓬巴杜，成為宮廷的寵兒，先是被任命為法國曆史的編纂者，後又成為國王的貼身侍從。1749年，伏爾泰最終接受了普魯土國王腓特烈二世的邀請，成為普魯士王宮的永久客人。1750年他來到柏林，但因為他的辛辣智慧觸怒了國王，在柏林居住的時間不超過兩年。1758年，他定居在凡爾內，在那裏度過了一生中的最後二十年。這位自由宣傳方麵的行家裏手，經常因為拿公眾注意做文章而受到譴責。也許他的品味並不總是很高雅，但是那些被他救了命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正如“檢驗布丁就要嚐一嚐”，若要評說伏爾泰這樣的人的成敗，就應該看他為自己的同胞做了些什麽，而不是看他對服飾、笑話和壁紙的喜好。
這個奇怪的人曾經一時興起，躊躇滿誌地說：“沒有權杖又如何？我們有筆！
他說得對，他有筆，無數支筆。他是鵝的天敵，用過的鵝毛筆比二十個普通作家用過的還要多。他是一位文學巨匠，獨自一人在逆境中寫下的作品，比一群悠哉悠哉的現代作家都多。
他在肮髒的鄉間客棧裏奮筆疾書，在寒冷的村舍中寫下無數的六步格詩；他的草稿淩亂地扔在格林尼治小旅店的破地板上，他的墨水撒在普魯士皇家寓所的地毯上；他用掉了巴士底獄監獄長厚厚的私人信紙。被關進巴士底獄積壓11個月，當他還在玩滾鐵環、玻璃彈球的時候，尼農·德·倫克洛斯給了他很多零用錢，讓他“買些書”；八十年後，還是在巴黎這座城市，我們仍然能聽見他向店員要“一大疊書寫紙、一大包咖啡”，以便在誰也無法逃脫的安息時刻到來之前，再完成一本書。
然而，他的悲劇以及他的小說、詩歌、哲學和物理學論文，並不足以使他在本書中占據一章的席位。比他強的同時期詩人數得出來的至少有五十個，而作為曆史學家他又太沉悶且不可靠，至於他在科學王國中的探險，也隻能達到星期日報紙上的水平。
但是作為一切愚蠢、狹隘、固執和殘忍的英勇不屈的敵人，他的影響一直延續到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
他生活在一個極端的時代。一方麵是極端自私腐敗的宗教、社會和經濟製度，另一方麵是一大群急切而過於熱情的男女青年，企圖僅憑自己的良好願望建立一個太平盛世。這個臉色蒼白、體弱多病的小公證員之子，被愛開玩笑的命運推進了鯊魚和蝌蚪的漩渦，要麽淹死，要麽遊出來。他不想淹死，於是奮力遊向岸邊。在與逆境搏鬥的漫長過程中，他使用的方法常常難登大雅之堂。他搖尾乞憐、阿諛奉承，像小醜一樣。但這是在他成為文學家、收取稿費之前的所作所為，如果哪位作家沒有寫過為錢而作的作品，就請向他投出第一塊石頭吧！
再多挨幾塊磚頭伏爾泰也不會太發愁的。在與愚昧而戰的漫長而忙碌的一生中，他經曆的挫折太多，已經無暇顧及被人當眾毆打、踩上有意放置的香蕉皮之類的小事了。他是一個不屈不撓的樂天派。今天他被皇帝陛下關進了監獄，明天也許就會在這個曾經驅逐他的宮廷裏當個掛名的一官半職。他也許一生都被鄉村教士斥為基督教的敵人，但是在他塞滿情書的書櫃裏，還藏著教皇頒發的精美獎章，說明他既會遭到教會的反對，也能受到教會的嘉獎。
這都不足為奇。
他喜歡盡情地享受生活，讓自己的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都充滿各式各樣色彩斑斕的經曆。
伏爾泰出身於家境不錯的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可以說是一個開私人信用公司的（我們沒有更合適的詞），是幾個有錢的貴族的心腹雜役，為他們照看法律和財政事務。因此年輕的阿魯埃（這是伏爾泰的姓）習慣於接觸比自己的出身稍高一些的階層，這使他比大多數文學同行更有優勢。他的母親是一位叫作德·奧馬爾德的夫人，她原是一位窮小姐，沒有給他的父親帶來一分錢的嫁妝。但是她的姓裏邊有一個小小的“德”，足以令所有的法國中產階級肅然起敬（一般說來對所有的歐洲人、特別是一些美洲人也是如此），他的父親有此殊榮，便覺得非常幸運了。伏爾泰也受祖輩的貴族榮耀影響，一開始寫作，便把自己的名字弗朗西斯卡·馬利·阿魯埃，改成了更有貴族味道的弗朗西斯卡、馬利·德、伏爾泰，但他是怎樣想到這個姓氏的，仍然是個難解之謎。他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他很愛自己的姐姐，母親去世後，一直是姐姐照顧他。他的哥哥是一位忠實的詹森派牧師，熱情正直，但是伏爾泰討厭他，這也是他很少用父姓的原因之一。
父親阿魯埃不是傻瓜，不久便發現小兒子是個不孝之子。於是把他送到耶穌會，讓他接受拉丁六步格詩和斯巴達式紀律的熏陶。虔誠的神父們費盡了力氣，一板一眼地對這個兩腿細長的學生進行了各種語言的基本訓練。可是他們發現，這個學生天生與眾不同，無論如何也除不掉他的那種古怪秉性。
十七歲時，教士們如釋重負地放走了小弗蘭西斯卡。為了討父親高興，他開始學習法律。可是仍不可能整天讀書，晚上有很多空閑時間，這時候弗朗西斯卡不是為當地報紙寫些有趣的小文章，就是在附近的咖啡館裏給好朋友讀他的新作品。在二百年前的人們看來，過這樣的生活是要下地獄的。父親深深意識到兒子這樣做的危險性，找到一位有勢力的朋友，給弗朗斯西卡在法國駐海牙使館謀了一個秘書的職位。那時的荷蘭首都和現在一樣沉悶得要死，純粹出於無聊，伏爾泰和一位姑娘戀愛了。這位姑娘的母親，一位可怕的老婦人，是個有錢的報館主，她希望自己的寶貝女兒嫁個有前途的人，於是跑到法國公使那裏，請他趁著這件醜聞還沒有傳遍全城，趕緊把這位危險的羅密歐弄走。公使匆匆把他的秘書塞進一輛前往巴黎的公共馬車，於是弗朗西斯卡失去了工作，又回到了父親的管教之中。
這時候，阿魯埃想出了一個宮裏有朋友的人常用的法子。他想辦法弄來一紙公文原文為 letter de cachet，意為（命令監禁或放逐某人的）蓋有國王印章的信。給兒子兩條路讓他選擇，要麽到監獄去，在管製下過悠閑的生活，要麽到法律學校去潛心苦讀。兒子說他選擇後者，並保證他會成為勤奮刻苦的模範。他果然沒有食言，如此勤奮地投入了小冊子的寫作，以至於全城的人都在談論此事。他的爸爸當然不會答應，於是決定讓他離開塞納河邊的尋歡作樂之地，到一位鄉下朋友那裏去住一年。
在那裏，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無事可做，伏爾泰便認真地開始了他的文學研究，並寫出了他的第一部戲劇。呼吸了十二個月的新鮮空氣之後，他才被允許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馬上開始補償損失的時間，寫了一係列文章諷刺攝政王。那個卑鄙下流的老家夥雖然罪有應得，卻一點也不喜歡這樣的公開報道。於是，後麵的文章招致第二次流放，最後還被請到巴士底獄呆了一段時間。不過那時的監獄，對於伏爾泰這樣有社會地位的年輕紳士來說，倒是個不錯的地方。除了不能離開這個地方，做其它事情還是很隨意的。這正是伏爾泰所需要的。地處巴黎市中心，一間寂寞的小囚室，倒可以讓他做一些嚴肅的工作。他被釋放時，已經完成了好幾部戲劇，而且都非常成功，其中一部創造了18世紀的紀錄，連續上演了四十五個晚上。
這給他帶來一些收入（這正是他非常急需的），但也給他帶來了才子的名聲，對於一個還要謀取功名的年輕人來說，這可不是好事。從此以後，凡是在林蔭道上、咖啡館裏流傳的笑話，都算在了他的頭上。這也是他到英國去，深造自由主義政治藝術的原因之一。
伏爾泰對古老而無用的羅漢家族開了幾句玩笑（也許不是他），羅漢爵士感到自己的榮譽受到了嚴重的侵害，哪肯善罷甘休。當然，一位古代王族的後裔是不會和一個公證員之子決鬥的，爵士把複仇的任務交給了自己的家臣。
一天晚上，伏爾泰正和父親的一位顧客蘇裏公爵一起吃飯，外麵有人找他。他剛走到門口，就被羅漢爵士的手下揪住，一頓痛打。第二天這件事傳遍了全城。伏爾泰的樣子活像漫畫上醜陋的小猴子，頭上纏著繃帶，眼圈青紫，成了五六家通俗報刊的話題。必須要做一些激烈的事情，否則自己的名聲從此要毀在這些滑稽報紙的手中了，趁著生牛排在肚子裏起的作用，德·伏爾泰向羅漢爵士下了戰書，然後便苦練防守戰術，為這場生死決戰做準備。
誰知到了大戰的那天早晨，伏爾泰又進了監獄。羅漢爵士這個下流的家夥，把決鬥交給了警察。直到有人拿了一張去英國的車票，準備決鬥的作家才被放了出來。給他安排的旅程是向西北方向，而且他還被告知，除非國王陛下的憲兵邀請，他不得再回法國。
伏爾泰在倫敦及其附近地區過了整整四年。不列顛王國並非是天堂，但是和法國比起來，多少還有點天堂的樣子。
皇家斷頭台在這片土地上撒下了陰影。1649年1月31日，是每個身居高位的人都記得的日子。發生在國王查理身上的事情1649年1月，第二次英國內戰結束後，英國議會成立了最高法庭，對國王查理一世進行審判。最高法庭以“暴君、叛徒、殺人犯和國家的敵人”定罪，判處查理一世死刑，查理一世被斬首。，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一個膽敢淩駕於法律之上的人身上（情況也許會稍有不同）。至於這個國家的宗教，國教當然享有相當的便利和優惠，但是那些願意信仰別的宗教的人也能夠平安無事，而神職人員對國家事務的直接影響，與法國相比微乎其微。明目張膽的無神論者和一些惹是生非的非國教徒有時也許會進監獄，但是與路易十五的臣民相比，英國人的總體生活狀況幾近完美。
1729年，伏爾泰回到法國，盡管他可以住在巴黎，卻很少使用這個權利。他像一隻受驚的動物，雖然願意從朋友的手中接受一點吃食，卻總是保持著警覺，隨時準備一有風吹草動就逃之夭夭。他勤奮地工作著，完全不顧時間和事實，從秘魯的利馬到俄羅斯的莫斯科，寫了一係列內容豐富而又通俗易懂的曆史劇、悲劇和喜劇。四十歲時，他已經是當時最有成就的文學家了。
後來發生的事情，使他接觸到另一種文明。
在遙遠的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在土氣的王宮裏被一群鄉下人包圍著，大聲地打著哈欠，苦於沒有人能給他逗樂。他非常敬慕伏爾泰，多年來一直想把他請到柏林。但是對一個1750年的法國人來說，這就仿佛是移居西伯利亞荒野。腓特烈一再提高價碼，伏爾泰才屈就接受了邀請。
他來到了柏林，戰爭也就開始了。兩個不可救藥的個人主義者，一個是普魯土國王，一個是法國劇作家，怎能在一個屋簷下和睦相處呢？經曆了兩年的分歧之後，無緣無故而起的一場激烈爭吵，終於又把伏爾泰趕回了他覺得“文明”的地方。
不過他也得到一個有益的教訓。也許他並沒有錯，而這位普魯士國王的法文詩也的確很糟糕，但是這位陛下對臣民宗教自由的態度卻無可指摘，這比任何一個歐洲君主都強。
六十歲時，伏爾泰回到了故鄉。對於法國法庭為了維持秩序而作出的嚴酷判決，他不甘沉默，用針鋒相對的語言進行抗議。他一生為之氣憤的是，上帝在創世的第六天賦予他最神聖作品以閃光的智慧，而人類卻不願運用這神聖的智慧。伏爾泰憎恨各種形式的愚昧。他把自己大部分怒火都投向“無恥的敵人”，像加圖一樣，他總是威脅要摧毀它，而這“無恥的敵人”不是別的，正是芸芸眾生身上的那種愚昧，隻要有吃有喝有地方睡，就拒絕獨立思考。
從他記事起，就總覺得自己被一架巨大的機器追趕，這架機器雖看似昏昏欲睡，卻有著胡茨羅波利的殘暴和朱格諾的頑強。摧毀這個東西，至少要打倒它，這成了伏爾泰晚年的夢想。法國政府恰好成全了這個老家夥，為他提供了一大堆法律醜聞，著實幫了他的大忙。
第一件事發生在1761年。
在法國南部的圖盧茲城，有一位名叫做卡拉斯的店主，是個新教徒。圖盧茲一直是個虔誠的城市，新教徒不能擔任公職，不能做醫生或律師，也不能做書商或助產士，天主教徒也不得雇用新教徒仆人。每年的8月23、24日，全城還要舉行盛大讚美和感恩儀式，慶祝聖巴托羅繆大屠殺紀念日。
盡管這麽多不利條件，卡拉斯倒是一直和鄰居和睦相處。他的一個兒子成了大主教徒，但父親仍然和這孩子親親熱熱，還對別人說，在他看來，孩子們願意選擇什麽宗教是他們的自由。
但是卡拉斯家出了一件家醜，這事發生在大兒子馬克·安東尼身上。馬克是個不幸的孩子，他想當律師，但是這個職業拒絕新教徒。他是個忠實的加爾文派教徒，不肯改變信仰。內心的衝突使他患了抑鬱症，不久病魔就侵蝕了這個年輕人的心靈，他開始大段大段地給父母背誦哈姆雷特的著名獨白，獨自一人長時間地散步，還常常向朋友講自殺的好處。
這種狀況持續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晚上，一家人正在招待一位朋友，這個可憐的孩子來到父親的庫房，用一根繩子把自己吊在了門框上。
一家人絕望了。那時，自殺而死的人要被赤身裸體臉朝下地拖過城裏的街道，然後吊在城門外的絞架上讓鳥啄食。
卡拉斯一家是體麵人，怎能想象這樣的奇恥大辱？他們圍成一圈，商議該怎麽辦。這時一個鄰居聽到動靜，便去報了警。一時間醜聞傳開了，他家門前立刻擠滿了憤怒的人群，大叫老卡拉斯該死，因為他“由於孩子要入天主教就殺死了他”。
小城市裏無奇不有，在這個18世紀法國的省城，無聊就像一口黑色的棺材，沉重地壓在所有人的身上，最荒唐離奇的故事也能讓人如釋重負地長噓一口氣。
在這種情況下，當地官員深感自己責任重大，立即逮捕了全家，以及他們的客人和仆人，還有每一個最近到過卡拉斯家的人。他們把囚犯鎖上鐵鏈，帶到市政廳，投進了關押重罪犯的牢房。第二天開始審訊，所有的人說的都一樣：馬克怎樣像往常一樣進了家門，怎樣離開了房間，他們都以為他獨自散步了等等等等。
但是這一次城中的神職人員插手了此事，在他們的幫助下，可怕的消息傳遍了朗基多克：一個嗜血成性的胡格諾分子，因為自己的兒子要回歸真正的信仰，便殺害了他。
熟悉現代犯罪偵破方法的人也許覺得，當局會在當天勘察凶殺現場。馬克是個很有名氣的運動員，二十八歲，他的父親六十三歲。父親把兒子吊在門框上，卻又沒有經過任何搏鬥，這種可能性很小很小。但是沒有一位市議員勞神去理會這些細節，他們都在圍著受害者的屍體忙忙碌碌。自殺者馬克·安東尼成了烈士，他的遺體在市政廳存放了三個星期，然後，不知出於什麽原因，那些白衣懺悔神父像對待本教會高級成員那樣，把這個死去的加爾文派教徒隆重地安葬了。他們把經過防腐處理的遺體運到了天主教教堂，這樣隆重的禮節通常是主教或非常富有的教會讚助者才能享有的。
在這三個星期當中，城中各處的講壇都在敦促圖盧茲善良的人們，讓他們提供一切不利於卡拉斯和他的家人的證據，公眾媒體也把這起自殺案炒了個翻來覆去。五個月後，審判開始了。
有一位法官一時輕信，建議去勘察一下這個老頭的商店，看看他描述的自殺是否有可能發生，但是被否決了。十二票對一票，卡拉斯被判施以酷刑，再用刑輪處死。
他被帶到刑訊室，捆住雙手吊了起來，直到兩腳離地一米。然後有人牽拉他的身體，直到“四肢脫臼”（我抄自官方文件）。他仍然不肯承認自己從未犯過的罪行，於是被放了下來，強行灌進大量的水，他的身體很快“膨脹到自然尺寸的兩倍”。因為他還是死不承認自己有罪，於是便被放在囚車上，拖到了行刑的地方，他的手臂和腿被劊子手弄斷兩處。後來的兩個小時中，他無助地躺在砧板上，官員和教士還是沒完沒了地問問題。這位老人以驚人的勇氣，依舊申辯自己是無辜的。主審法官被這頑固的謊言氣得火冒三丈，終於放棄了這個毫無希望的案子，下令將他碾死。
這時公眾的怒火也平息了，家中其他人都沒有被殺。那位遺孀被剝奪了全部財產，隱居到鄉下，忍饑挨餓，好在還有忠實的女傭陪伴著她。孩子們都被送到了修道院，隻有最小的一個，他哥哥自殺時正好在尼姆上學，這時便機警地逃到了日內瓦。
這個案子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伏爾泰在自己凡爾內的城堡（建在離瑞士邊境很近的地方，這樣幾分鍾便可進入外國領土）中聽到了這個案子，但是一開始他不願糾纏進去。他一直對日內瓦的加爾文派牧師耿耿於懷，他建在他們城市範圍內的私人小劇院被當作直接的挑釁，被他們說成是魔鬼的作品。伏爾泰一時負氣便寫道，他難以對這個所謂的新教烈士產生熱情，如果天主教徒不好，那些可怕的冥頑不化的胡格諾派抵製他的戲劇，豈不是更壞的多！另外，在他看來（很多人都這麽看），那十二位法官應該是值得尊敬的人，似乎不會毫無道理地處死一個無辜的人。
這位凡爾內的智者總是大開房門，恭迎來者。過了不幾天，一位馬賽商人來訪，審判時他正好在圖盧茲，可以給伏爾泰提供一些第一手資料。最後，他開始明白這一罪行是多麽恐怖，從那以後，他再也放不下這件事了。
勇氣有很多種，但是有一種，隻屬於一些很罕見的人，他們敢於單槍匹馬麵對整個社會，當法庭已經宣判，而且社會普遍認為判決公平正確的時候，他們還會為公正大聲疾呼。
伏爾泰深知，如果他敢於控告圖盧茲法庭司法謀殺，將會爆發一場多麽大的風暴，於是他像一個職業律師那樣，開始準備這個案子。他與逃到日內瓦的那個男孩談了話，寫信給每一個可能了解案件內幕的人，請律師來檢驗並修正自己的結論，以免憤怒使自己失去理智。他準備停當以後，便開始發動攻勢。
首先，他邀請自己認識的每一個有影響的法國人（他認識很多這樣的人），給國務大臣寫信，要求重審卡拉斯案件。然後他派人去找那位寡婦，找到以後立即自己出錢把她送到巴黎，並請了一位最好的律師照料她。這個女人已經完全精神崩潰了，總是含混不清地祈禱，希望能在臨死之前見到自己的女兒。除此之外，她已經別無他求。
後來他又和那個天主教徒兒子取得了聯係，設法讓他逃出了教會學校，並和他在日內瓦見了麵。最後，他把所有的情況都發表在一本小冊子上，這本小冊子名叫《有關卡拉斯一家的原始檔案》，完全由悲劇幸存者的信件組成，不包括任何伏爾泰本人的觀點。
其後，在案件重審期間，他也一直謹慎地躲在幕後，但是他的宣傳攻勢非常成功，卡拉斯一家的案子很快成了歐洲所有家庭關心的事情，各個地方成千上萬的人（包括英國國王和俄羅斯女皇）為打官司提供了捐助。
伏爾泰最終取得了勝利，這是他一生中最艱苦的一場鬥爭。
當時在位的是臭名昭著的路易十五，幸虧他的情婦對耶穌會和他們的一切（包括教會）恨之入骨，所以站在伏爾泰一邊。但是國王酷愛悠閑的生活，有人拿一個默默無名的死去的新教徒無事生非，讓他非常氣惱。隻要國王不簽字批準重新審理，國務大臣自然不會采取行動，而國務大臣不采取行動，圖盧茲的地方法官就平安無事。他們自以為非常強大，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采用高壓手段，禁止伏爾泰和他的律師接觸原判的原始檔案。
在九個月的可怕時間裏，伏爾泰一直堅持進行鼓動工作。1763年3月，國務大臣終於命令圖盧茲地方法院交出卡拉斯案件的所有記錄，並提議重新審理。當這個決定宣布時，卡拉斯的遺孀和他的兩個女兒（這時已經回到母親身邊）都在凡爾賽。一年之後，受命調查這個上訴案件的特別法庭宣布，卡拉斯是被無辜處死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國王才被說動，給了寡婦和她的孩子們一小筆錢。另外，處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員被撤職查辦，委婉地向圖盧茲人民暗示，決不會再發生這類事件了。
法國政府也許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法國人民卻已經義憤填膺。伏爾泰意識到，這不會是絕無僅有的司法失誤，還有很多像卡拉斯那樣無辜蒙冤的人。
1760年，圖盧茲附近的一個新教徒鄉紳款待了一位來訪的加爾文派牧師，為了這樁可怕的罪行，他被沒收了房產，判處終身在船上服苦役。他一定強壯異常，十三年後仍然活著。這時伏爾泰聽到了他的遭遇，設法把這個不幸的人從船上解救下來，送到了瑞士（他的妻子兒女在那裏靠公共救濟為生），又照料這家人直到國王同意返還一部分沒收的財產，並允許他們回到荒廢的家園為止。
另一件是紹蒙的案子。這個可憐的夥計在一次新教徒露天集會上被抓，因為這個罪名被發配去船上做無限期苦工，後來在伏爾泰的幹預下得到了自由。
不過，這些事情跟下麵的案子相比，隻能算是正餐前的小菜。這一幕又發生在朗基多克，自從剿滅阿爾比派和韋爾多派異端以後，這塊多災多難的法國土地隻剩下無知和偏執。
在圖盧茲附近有一個小村子，村裏住著一個名叫瑟文的老新教徒，他是個很受尊敬的人，精通中世紀法律，並以此為生。那時這可是個很有油水的職業，因為當時封建製度已經非常複雜，一張普通的租賃契約也和現在的所得稅申報單一般繁瑣。
瑟文有三個女兒，最小的是個不諳世事的白癡，整天天發呆。1764年3月她離家出走，父母四處尋找，不見蹤跡。幾天以後，這個地區的主教通知他們，說這個女孩找過他，並表示渴望做一個修女，現在她在一個修女院。
在法國這個地區，幾百年的迫害早把新教徒的精神弄得支離破碎。瑟文謙恭地回答說，在這個糟糕已極的世界，好人總會有好報的，便低聲下氣地接受了這一切。但是在修道院那個陌生的環境中，可憐的女孩很快失去了最後一點理智。當她令人生厭的時候，便被送回了家中。這時她的精神非常沮喪，總是懼怕各種聲音、怕鬼，父母都很為她擔憂。不久之後，她再次失蹤了。又過了兩個星期，有人從一口舊井中撈出了她的屍體。
那時卡拉斯正在受審，任何不利於新教徒的話人們都肯相信。瑟文一家想起無辜的卡拉斯的遭遇，決定不再重蹈覆轍，於是舉家出逃。在翻越阿爾卑斯山的可怕旅程中，瑟文的一個孫子被凍死了，但最後終於到了瑞士。他們逃得並不算快，幾個月後父母都被判定犯有謀殺孩子的罪行，並被缺席判處絞刑。還判決女兒們觀看父母的行刑，然後終身流放。
盧梭的一個朋友把這個案子拿給伏爾泰，他一結束卡拉斯的案子就把注意力轉移到瑟文一家。這時瑟文的妻子已經死去，還剩下為丈夫伸冤的任務。這花了整整七年的時間。圖盧茲的地方法院又一次拒絕提供任何情況，拒絕交出任何檔案。伏爾泰再次拿出公開報道的法寶，向普魯士的腓特烈、俄羅斯的葉卡特琳娜進行募捐，迫使法國國王關注此事。最後，在他七十二歲那年，也就是這樁漫長訴訟的第九個年頭，瑟文被判無罪，幸存者終於得返家園。
第二個案子就這樣結束了。
緊接著就是第三個案子。
1765年8月，在離亞眠不遠的阿布維爾城，路邊的兩個十字架不知被誰砸碎了，三個男孩有毀壞聖物的嫌疑，於是下令逮捕他們。一個男孩逃脫，跑到了普魯士，另外兩個被抓住了。被抓的兩個，大的叫舍瓦利埃·德·拉·巴裏，被懷疑是無神論者。在他的藏書中發現了一本《哲學辭典》，這是一本匯集了所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有名的著作，這一點非常可疑。於是法官決定查一查這個年輕人的過去。雖然沒發現他和阿布維爾的案子有什麽牽連，可是有一次宗教遊行隊伍通過的時候，他並沒有下跪脫帽。
德·拉·巴裏說有這回事，可那次是急著趕公共馬車，並非有意冒犯。
然後他們就開始給他用刑，年輕人不像老卡拉斯那樣忍得住疼，當下便承認自己弄壞了一個十字架。他被判處死刑，罪名是“不虔誠、領聖餐時故意不下跪不脫帽、唱瀆神的歌曲、對瀆神的書有讚許的表示”，以及其它一些類似的、表現出對教會不敬的罪名。
判決如此野蠻（要用燒紅的烙鐵撕下他的舌頭，砍下右手，再把他慢慢地燒死，僅僅在一百五十年前！），激起了公眾的反對。即便他犯了罪狀上羅列的所有罪行，也不應該如此殘殺一個少年！人們向國王請願，圍住大臣們要求緩刑。但是國家到處動蕩不安，必須殺一儆百，於是德·拉·巴裏經受了和卡拉斯一樣的折磨，被送上斷頭台斬首（這已經是很大的特別恩惠了）。他的屍體以及他的《哲學辭典》，還有我們的老朋友拜耳的一些書，都被劊子手當眾焚燒了。
對於那些懼怕索奇尼主義、斯賓諾沙主義、笛卡爾主義日益壯大的影響的人來說，這一天是個歡欣鼓舞的日子，這下人們可以看到，年輕人如果追隨那些激進的哲學家、誤入歧途的話，將會落得怎樣下場。伏爾泰聽到這件事便接受了挑戰。他馬上就要過八十歲生日了，但仍然像過去那樣，以滿腔熱情和帶著熾烈怒火的智慧頭腦，投入了這個案件。
德·拉·巴裏是以“瀆神罪”被處死的。伏爾泰首先要弄明白，是否有這樣一條法律，規定人們犯了這個莫須有的罪名便要被判死刑。他找不到這樣的法律，他求助於自己的律師朋友，他們也找不出。公眾漸漸明白，法官們出於自己邪惡的動機，“發明”了這個法律條文，以便除掉他們的犯人。
處死德·拉·巴裏的時候，就有很多不堪入耳的傳聞，現在又掀起了這場風暴，迫使法官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對第三位年輕囚犯的審判一直沒有完成。德·拉·巴裏也一直沒有平反昭雪。案件的複核拖了好幾年，直到伏爾泰去世也沒有得出任何結論。但是他所作的努力——即便不是為了寬容，至少也是反對專製——已經開始顯現效力了。
饒舌的老嫗和腐敗的法庭引起的官方恐怖行徑停止了。
靠宗教力量置人死地的法庭，隻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行事才能得逞，這樣的法庭根本無法抵擋伏爾泰發起的進攻。
伏爾泰打開了所有的燈，請來了龐大的樂隊，邀請公眾參加，然後令他的敵人原形畢露。
結果，敵人無計可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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