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鳥也“談談偉人的曆史地位”
- 與“野狼嚎”商榷
“野狼嚎”,
今天才第一次知道您的存在。
您的“談談偉人的曆史地位”不可說沒有新意。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705&postID=8685
與此同時,縱觀大中國曆史,蜂鳥還尚未發現:從古至今,哪位領袖人物的“哲學觀”足以可與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建樹相提並論。
橫觀大千世界曆史,蜂鳥才疏學淺,隻可作個“蜂鳥猜想”:從古至今,尚未發現哪位國家領袖的“哲學觀”足以超越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哲學思想建樹。要不,為啥,遠從古羅馬開始,“天底下,從來沒有不散的宴席”?
據蜂鳥觀察,文學城內外,立誌研政,或立誌從政的諸多文章,似乎很少有從“哲學觀”出發加以闡述或加以評論的,甚感缺憾。
也許,僅僅是也許,“一個從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以來,一脈相承的以哲學家和文學家治國的理想”,將要從東方的地平線上升起。
如若說得不對,您也奈何不了我,因為蜂鳥能飛,嘿嘿。
謝謝
蜂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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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從波希米亞的異鄉人到世界公民
八九民運造就了中國當代最大一批異議分子,也使許多人流亡海外。近年來,大陸的文字獄受害者名單也愈來愈長。本文想介紹一位東歐的異議分子、流亡作家—— 喬治·格魯沙(Jiri Grusa)。這是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即將出版的一本格魯沙詩文集《快樂的異鄉人》中,筆者作為譯者所寫的序的主要部分。從格魯沙的作品中不僅可以看出中國 和歐洲異議分子在思想、學養和性格上的巨大差異,也可管窺東西方文化及人文精神的異同。
格魯沙是同哈維爾齊名的捷克作家,兩人曾經並肩與強權爭抗、最後成功,並且走上“寫”而優則仕的人生曆程。中文世界的讀者對哈維爾的生平和他的作品了解較 多,但是格魯沙對大多數人而言,是較為陌生的名字,他曾是極權政府的階下囚,並被除籍,流亡異國。東歐解體之後,格魯沙成為捷克新政府的官員,先後被派駐 歐洲鄰國擔任大使,並曾入閣當過教育部長。格魯沙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他的內心世界,令人感覺他不僅從政治、也從文化和思想的義意來說,都是一位歐洲的異議 分子。
一個波希米亞的異鄉人
格魯沙出生於捷克的波希米亞地區,青年時代到布拉格研讀哲學與文學並獲得博士學位。1968年夏季蘇聯的坦克開進布拉格,引發了捷克人民的勇敢抗議浪潮, 格魯沙自然也直接參與了。其實早在六十年代初期,他已經成為令專製體製頭痛的人物,認為這二十來歲青年所寫的文章“離經叛道”。他所創辦的文學刊物《臉 孔》(Tvar)《筆記》(Sesity)不斷遭受騷擾,最後還是難逃被取締禁止的命運。格魯沙所承傳的是歐洲的人文傳統,一個從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以來, 一脈相承的以哲學家和文學家治國的理想,即政治和詩歌的最佳結合形式。他認為捷克的共產黨人辱沒了政治也更褻瀆了詩歌。其實兩千多年前,柏拉圖眼見自己的 老師蘇格拉底作為思想良心犯,被雅典政府公開地以飲毒的方式處死,並為之辯論時,就已經知道一個忠於自己信念的文人的下場了,他在《共和國》中寫道:
“有那麽一些‘神祗’,在夜裏,奇形怪狀地以陌生的形象出現,他們不僅咒罵抱怨,還讓孩子們變得怯懦...他們是說謊者、誣蔑者、危害國家安全者,把他們都交給衛士帶走吧。”
格魯沙被帶進監獄,審訊他的一名國家幹部問了半天,最後冒出一句:“您是猶太人吧。”真是一語道破天機,凡是跟社會主義政權討說法的文字工作者,都非我族類,不僅是異議分子,還是異類分子。
格魯沙不在寫作中展示自己的“英雄事跡”,我們隻知道他雖然因言獲罪,於1970年被官方正式禁止從事寫作,並且跟許多捷克知識分子一樣被派去當工人,但 是他依然“違法”繼續寫作。並簽署了 “七七憲章”。直到1975年他出版小說《問卷調查》(Questionaire)才被投入獄中。他從不描寫在獄中的苦難和折磨,從不展覽自己肉體上的傷 痕。然而他的“祖國”於1981年初,趁他在國外時,將國門對他關閉,拒絕他返國入境。這種手法當時已經普遍被蘇聯和東德等國家使用,來擺脫這些“危害國 家安全”的筆杆子。
當他還在自己國家當異鄉人時,為了維護自己的寫作尊嚴和不讓思緒中斷,他不間歇地進行創作。如何躲開從周一到周五(周六和周日是公休日,人民警察公安應得 的休息時間!)國安人員隨時可能到來的突襲抄家呢?格魯沙當時家住巴比倫森林,他就把手稿藏在一個鐵罐子中,埋在院子的沙坑裏。然而罐子不密,部分稿子被 水滲透,模糊一片,好似他的受損的視力。流亡德國時,有一天他突然雙目模糊,醫生診斷,他的眼睛因為受過外力撞擊而內出血,為此他幾乎失明,住院療養多 時。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判斷格魯沙在獄中受到了體罰虐待,雖然他在這方麵沒有寫過隻字片語。
流亡期間獲得了故鄉——第二種寫作語言
對一個作家而言,流亡最大的痛苦不僅是失去故鄉家國,也是失去他(她)信念和技能所係的母語。格魯沙克服了這重障礙。他在德語的寫作世界裏如魚得水。這不 能不歸功於歐洲文化和語言的多元性。多半人從青少年時期就接觸第二種和第三種外語。然而格魯沙在眼睛受損的半失明的那段時期,曾經嚐試用自己發明的“圖形 文字”來繼續從事寫作,畫出鬥大的介於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孩童塗鴉的圖畫,以此代替他肉眼無法看見的拉丁字母,這種頑強地忠於寫作的態度,真是令人動容。這 樣發展下去,格魯沙甚至覺得最好的詩,應當是用中文寫出來的,因為中文的漢字是一種圖形文字。
這本中文譯本中的詩歌都是他八十年代流亡期間所寫就的。用他獲得的第二故鄉的語言書寫他對被排斥在外的第一故鄉捷克的懷念。情思所係盡皆是布拉格的聲光色味,簡單的文字成了讀者的一雙雙眼睛,莫爾島河畔的古老城市的景觀韻味,盡呈眼底。
格魯沙經曆了二十世紀兩次極權主義的大災難——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而二者所犯的反人類罪都是假借“祖國”“人民”的名義。為破解這種虛偽的民族主義, 他提出了“沒有故鄉真快樂”(Gluecklich heimatlos),這也是他2002年出版的散文集的書名。他認為隻有擺脫那種爛情並被誤導的國家民族感情,才能成為自由人。他自己就是在流亡中獲得 新生,感到了沒有任何界限、境邊的自由。
燈火闌珊處的痛定思痛
1989年不僅對中國人是心中永遠的痛,也是改變二十世紀曆史的一年。對格魯沙來說更是悲喜交集,國事家事都狂風暴雨般對他襲來。“在北京出動坦克屠殺學生的那個星期,我的兒子馬丁被人發現死在布拉格。整個事情情況不明。”
接著,他的國家發生了所謂的天鵝絨革命,他匆匆趕回國門大開的捷克,漫步在布拉格街頭,他為兒子又寫下一首詩《馬丁》,用的竟是令他自己也感到驚奇的第二 母語德文。詩的結尾有這樣一段附注:“馬丁死時二十三歲,跟我用捷克文寫作的年份相同。”這是作者宣告他的捷克文寫作也如詩中所言:“坐騎下的火花”再也 抓不住了嗎?未必。不過格魯沙的德語寫作功力爐火純青,從個人創作的角度來說,流亡對他來說是塞翁失馬的事。
捷克真是個令人羨慕又心折的國家。極權政府垮台,詩人文學家登台,哈維爾成了民選的總統,他沒有進行血腥的大清洗,卻讓一些文人學士專家入閣執政,捷克和 斯洛伐克1993年和平地分家,成為兩個主權國,沒有人拚死捍衛“祖國偉大的統一事業”。沒有人譏笑他們不愛國,大家都知道斯拉夫人情感豐富,文化血緣的 紐帶極為牢固。沒有國粹派的人謾罵格魯沙入籍德國,是賣國賊。他成為捷克派駐德國的大使,後來又成為駐奧地利的大使,也曾一度擔任過教育部長。 2004年以來他成為國際筆會的會長。去年開始,他主持位於維也納的外交學院,擔任院長。這一切好似波希米亞的童話故事,又好像柏拉圖的理想國夢想成真。
近年來格魯沙一直繼續他的寫作,有一個主題是他一再重複的:反思曆史,抗拒遺忘。西方基督教文化裏的原罪觀念重複地反映在格魯沙的寫作中。他帶著寬容的態 度去重新檢驗以往沉重的曆史。他指出一個驚人的事實,革命之後,原來異議分子頭上的光環消逝得異常快速。歐洲文化裏對人的基本權利的要求和對民主的要求是 深入人心的,“我站在這兒,別無選擇”,就像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所說的那樣。這是一種天性和本能,不需要教就會。共產文化數十年的洗腦也不能將這種從啟蒙 運動以來就深植人心的觀念從人的腦中抹去。這種價值的承傳在宗教、文化和文學裏比比皆是,格魯沙左右逢源地上至希臘、羅馬神話和聖經,下至中歐、斯拉夫地 區的民間藝術和傳說,可謂信手拈來。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極權政治的黑暗統治隻能是短暫的。但是當初在“魔鬼契約”上簽字的人不在少數,大家蒙住眼睛,去相 信共產黨所承諾的天堂,結果隻有體製上層少數人享受到了特權,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這個幻象早就破滅了。
格魯沙將自己看作世界公民,他認為在世界村裏,一元化和二元化的所謂“絕對真理”是危險和暴力猜忌的溫床。政治文化和宗教的界線應當被取消,而教育則是不 同文化之間最佳的橋梁。這本小小的文集,裏麵字字珠璣,充滿智慧和寬容,它為中文讀者打開一麵窗戶,新鮮的空氣和思想湧了進來,但願我們從中能汲取經驗, 激蕩腦力,滋生希望。
──《觀察》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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