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讀書：左岸文化網—張宏良：靈魂救贖的革命與暴力失衡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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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救贖的革命與暴力失衡的悲劇

□張宏良

2007-11-11 1:45:08

【學界廣角】

　　國慶期間，靈魂如同沐浴佛光聖輝般兩次得到升華：先後觀看了國家大劇院首場演出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中國京劇院演出的現代京劇《杜鵑山》。席間是用心在觀賞，而不是用眼睛在看，因為眼睛已經被淚水模糊了，從頭至尾，淚水滾滾，感慨萬千。一是感謝胡錦濤新政讓一度被作為文革罪狀而遭到鎮壓的紅色經典又回到了舞台，又回到了人民中間；感謝中央芭蕾舞團和中國京劇院的精彩演出，或許是殘酷的階級壓迫讓演員找到了真實的感覺，兩場演出的藝術感染力都超過了文革時期的原版演出。二是感慨1921年開始的人民革命居然輸得如此悲慘，柯湘和紅色娘子軍所展示的中國婦女反抗壓迫、崇尚真理、追求自由的偉大獻身精神和英姿颯爽的光輝形象，竟然短暫的如同夏夜流星般地悠忽即失，重新落入了被壓迫被蹂躪被損害的悲慘境地，並且是人類曆史上最悲慘的境地。

　　奴隸社會，婦女隻是所屬奴隸主個人的玩物，至少不會遭受其他奴隸主的蹂躪；封建社會，中國小農經濟的半獨立性和宗教禮教的道德約束，使富人官僚隻有像黃世仁、高衙內那樣依靠原始的強暴才能蹂躪婦女；資本主義社會，雖然通過金錢的內在控製把廣大婦女逼上了職業和非職業賣淫道路（常年按次數零售是職業賣淫，終生一次性批發給富人是非職業賣淫），但是隨著大眾政治時代的到來，開始把越來越多的婦女從職業和非職業賣淫中解放出來；至於社會主義社會，那是婦女真正解放的時代，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時代，是人類曆史上婦女的第一次完全解放，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男女同工同酬並且婦女生來就具有工作權利的時代，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婦女徹底擺脫了權力和金錢雙重束縛的時代，那是一個保護婦女的《婚姻法》和《憲法》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時代。在中國社會主義時代，婦女和男人一樣不僅擁有諸如罷工自由等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權力，同時還擁有超越資本主義的如四大自由等社會主義政治權力，曆史上把婦女強製變成男性玩物的兩大社會鎖鏈——金錢和權力，前者被新民主主義革命砸碎了，後者被文化大革命衝垮了。中國數千年曆史的男性統治突然進入了一個悲劇時代：憑借金錢玩弄婦女的富豪被革命鏟除了；憑借權力玩弄婦女的官僚又被諸如文革等政治運動壓迫得整體陽痿，他們對已經翻身做主的中國婦女唯一能做到的性侵犯，就是關起門來躲在陰暗角落裏進行手淫。借用佛羅伊德的“性本”學說，性欲燃起的仇恨是最原始最瘋狂的仇恨，中國的官僚集團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包括在精英集團基礎上再次衍生出來的官僚、買辦、勢力，之所以對毛澤東先後領導的政治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充滿仇恨，其中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於這種陽痿的仇恨，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不僅導致了中國反革命右派集團男性力量的陽痿，甚至導致了他們對人類所有美好事物的感官陽痿，30年來他們不斷地控訴說，他們其中許多人隻要聽到《紅色娘子軍》等至純至美的經典音樂，立刻就會如同羊角風發作般地口吐白沫，倒地抽縮。可見他們對中國革命的仇恨和恐懼達到了何等極端程度。

　　或許正是這種極端的曆史仇恨，導致了極端的曆史報複，在世界各國婦女普遍解放的文明大潮中，曾經被全世界公認為男女最平等的中國，被世界公認為解放最徹底的中國婦女，卻被打落到人類曆史上最悲慘的地獄底層，6億多中國婦女在整體上被強製變成了精英的玩物，不僅包括一般白領在內的勞動婦女，甚至包括政府機關、大學教師等上層知識婦女，在客觀上也變成了她們“上司”的任意玩物，如果敢於拒絕就要犧牲前途犧牲子女犧牲家庭，直至下崗回家、斷絕活路，最終隻有站在昏暗的路燈下被所有陌生男人玩弄。中國婦女的悲慘就在於，一旦不幸遇到一個流氓上司，所有中國婦女麵前就隻有兩條路：要麽老老實實接受上司的玩弄；要麽站在寒冷街頭被所有男人玩弄。無論怎樣選擇，結果都同樣是被玩弄的命運。媒體曾經報道，一個因拒絕廠長性要求而下崗的婦女，最終為生活所迫淪為妓女，成為那個廠長的嫖娼對象，每次那個廠長發泄完畢後，總是會扔下一句“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這個婦女的悲慘命運，最生動最深刻地揭示了中國改革的本質特征：讓每一個權貴都有權決定下屬的命運，把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都置於上司的掌握之中。這是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聞所未聞的殘暴製度，在毛澤東時代，無論政府機關，還是企事業單位，所有工資福利都由中央政府統一規定，任何官員都沒有剝奪或增加下屬一分錢的權力，更不可能讓工人下崗；相反，憲法規定的罷工自由和四大自由倒是形成了民眾對官員的強力製約。在當今西方發達國家，雖然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四大自由，但是罷工自由和組建工會的自由，也使任何老板或上級不敢胡作非為。而在後來的中國，權力下放的改革，賦予了官僚集團每一個成員決定他人成敗貴賤的權力；市場化的改革，又賦予了資本集團每一個老板決定他人生死榮辱的權力；並且權力和金錢的力量不受任何限製，任何試圖限製權力和金錢的努力，都被精英集團貶斥為反對改革。結果就是中國男人整體上變成了精英集團的家奴，中國婦女整體上變成了精英集團的性奴，超過一千萬中國婦女被迫成為職業妓女，以滿足精英集團無邊欲望的市場選擇，所有需要養家活口的職業婦女都被迫變成了準妓女或妓女後備軍。中國進入了人權發展史上最野蠻的時期。歐洲中世紀最野蠻的“初夜權”，也不過是僅能占有女奴一個夜晚，可是中國權力下放的改革，卻使中國職業婦女不死不休地要滿足上司永久的玩弄，擺脫魔掌的唯一希望就是自殺或被拋棄（辭職本身也是一種自殺和被拋棄）。可以說，與男人相比較，中國婦女在承受改革的所有悲劇之外的最大不幸，就是重新成為了男人的玩物，並且不僅僅是哪個人或哪幾個男人的玩物，而是所有能夠成為她頂頭上司的男人的玩物，這是人類曆史上任何國家的婦女從未有過的悲慘地位。

　　僅僅從中國婦女地位和命運的曆史變遷就可以看出，為什麽所有的貪官汙吏流氓惡棍都瘋狂地咒罵文革和歌頌改革，中國所有貪戀財色的腐敗官員無一不是改革的堅定擁護者和文革的瘋狂反對者，30年來無一例外，所有被投入監獄甚至被押赴刑場的腐敗貪官，無一不是到死都仍然堅定不移地擁護改革，連一個反思改革的都沒有，這不能不說是有史以來最令人難解的奇特現象。按說，貪官奸商等腐敗分子是超越意識形態的邪惡勢力，在任何社會都是現行製度的破壞力量，他們能夠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地擁護現行製度，這完全打破了以往社會發展的政治邏輯，甚至不僅是貪官汙吏等腐敗分子，包括流氓惡霸黑社會，買辦敵對勢力，台獨藏獨僵獨達賴喇嘛，美國反華反共勢力，日本軍國主義極端右翼勢力，當今世界政治中所有反共反華反人民反人類反文明的反動勢力，無一不是稱頌改革否定文革。可以說，當今世界，讚揚改革否定文革的人不一定都是壞人，但是所有的壞人一定都是讚揚改革和否定文革的人。站在人性善惡的角度看，文革和改革同時創造了一種曆史奇跡：文革的奇跡在於，所有的紅衛兵造反派，包括那些文革一開始就被關進監獄的人，那些十年文革蹲了八年監獄的人，至今無怨無悔地崇拜毛澤東；同樣，改革的奇跡在於，所有無惡不作的腐敗官員流氓惡棍，包括胡長青、鄭曉萸等在改革中被槍斃的腐敗官員，也全都至死不改地崇拜Dxp。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能否打開和諧社會大門的一把曆史鑰匙！

　　在觀看《紅色娘子軍》和《杜鵑山》的過程中，腦海中一直夢魘般糾纏著一個問題：革命和複辟，是社會曆史發展交響樂相互交替的兩個基本樂章，整個世界概莫能外，為什麽世界各國曆史上革命後的複辟往往隻是製度性複辟，很少發生複辟後對老百姓進行大規模血腥清算，唯獨中國革命後的複辟充滿殘暴血腥，報複起來沒有任何文明底線？為什麽中外國家老百姓對革命的態度那麽不同？西方歐美國家的老百姓那麽容易革命，那麽喜歡革命，把革命看作是“盛大的節日”，並且革起命來無所顧忌；中國老百姓則十分畏懼革命，寧可上吊自殺也不敢挑起革命，即便跟隨別人革命也一定是所有活路全都斷絕以後，並且革起命來，也是如同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好像“繪畫繡花，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風暴來說，至今仍然被知識界妖魔化的中國紅衛兵，充其量也不過是貼貼大字報、搞搞大串連、開開批鬥會，可是他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同行戰友，則無所顧忌十分瀟灑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國“五月風暴”大學生把機關槍架進了校園；意大利的紅衛兵則更是瀟灑，幹脆把國家總理拉出來一槍斃了；美國黑人運動更是放火燒了全國數十座城市······，而所有這些國家革命後的複辟隻是恢複了舊有秩序，並沒有任何國家發生對參與者的清算行為，無論是美國知識界還是歐洲知識界，都沒有發生對本國“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訴，美國沒有清算黑人運動，法國意大利沒有清算學生運動，唯獨中國三十年來一直在控訴在清算，並且清算範圍之廣，鎮壓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被清算者命運之慘烈，可謂是曠古未有，僅一個人口規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鎮壓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萬人。直到今天全國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價值，然而這個普世價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頭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不僅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即使沒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價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開發表文章聲稱，替老百姓講話的左派不享有憲法規定的各種自由。

　　雖然中國曆史上就有殺光革命者的傳統，從來都是不殺盡最後一人不罷休，當年清政府屠殺太平天國的南京大屠殺，就是全部殺光，其殘暴滅絕程度遠遠超過後來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殺，至少日本人沒有把南京的中國軍人全部殺光，改革開放後全國推崇的曾國番，就是因為屠殺革命者如同剃光頭那樣一個不留，獲得了曾剃頭的稱號，後來的國民黨蔣介石，也是“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個”地全部殺光，但是除了國民黨還鄉團之外，一般都是僅限於屠殺革命者，很少有針對老百姓的曆史清算。中國八十年代以來卻形成了對老百姓的全麵清算：終身工作、公費醫療、免費教育、福利住房、價格補貼等統統作為改革對象被取消；住房、耕地等最後的安身之所被地方政府支持的開發商強行占有；針對下崗工人和進城農民等失業者擺攤謀生而建立的各種名目的執法大隊，控製了全國所有城鎮的每一個角落；抗戰初期曾經有句話，叫做“整個華北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後來卻是整個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擺不下一個百姓攤位。如此曠古未有的全麵剝奪，用西山會議改革精英的話來說，就是“要把當初被共產黨奪走的再奪回來”，其實他們剝奪的並不是共產黨，而是當初跟隨共產黨翻身解放的老百姓。比較一下影響世界政治文明進程的四次大革命就會發現，無論早期英國大革命後的斯圖亞特王朝複辟，法國大革命後的波龐王朝複辟，還是20世紀末蘇聯東歐巨變對十月革命的複辟，都沒有發生對全國老百姓的清算，俄羅斯複辟後國家財政一度依靠借債度日，在那麽困難的情況下都沒有剝奪老百姓的公費醫療、免費教育和福利住房，不僅沒有剝奪原有福利，在經濟好轉以後還在大幅增加和完善社會福利，唯獨中國發生了對全體老百姓的剝奪，並且是政治經濟的全麵剝奪。這說明對老百姓的剝奪並不是實行私有化和市場化的結果。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唯獨中國發生了對老百姓的全麵剝奪和清算？對照一下中外革命就會發現，是由中國革命的靈魂救贖性質決定的。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與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區別，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靈魂救贖而不是肉體消滅。英國大革命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法國大革命處死了國王路易十六，俄國十月革命處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獨中國革命，不僅沒有處死集封建皇帝和賣國者於一身的賻儀，並且還把他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使其從人性異化的靈魂枷鎖中徹底解放出來，完成了人性回歸的偉大過程，那是一種如同高僧得道般的大幸福大自在，當1960年賻儀第一次拿到選民證時興奮地說道：“我第四次當上了 ‘皇帝’——我和我的六億五千萬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國的主人。”“我懂得了我曆代祖宗所不懂的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為什麽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義。”此時的賻儀，已經達到了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那種能夠浸透整個生命的由衷的快慰、幸福和從容，絕不是權錢名利能夠替代的。四場革命中四個皇帝的不同命運，顯示了中外革命的不同性質，歐洲三大革命采取了肉體消滅的方法，中國革命采取了靈魂救贖的方法，不僅把封建皇帝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包括日本戰犯、國民黨戰犯、甚至人倫盡失的軍統頭子等，都能讓他們迷途知返、人性回歸，和賻儀一樣地成為了覺悟新人，在自覺融入普通勞動人民的過程中重新找回了幸福的自我，享受到生命的快樂。這是中國革命不同於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質特點。西方文化占有和征服的哲學本質，決定了歐洲革命的肉體消滅方法，包括宗教本身都是采取暴力革命和戰爭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淨化，中國革命則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憫情懷和靈魂救贖方法，不是通過肉體消滅的方法，把罪惡連同惡人一起鏟除，而是通過靈魂救贖的方法，在鏟除罪惡的同時把惡人也從罪惡中拯救出來，實現老百姓的身體解放和作惡者的靈魂解放，這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共同追尋的鏟除罪惡的最徹底的終極方法，也是馬克思主義關於解放全人類設想的現實方法。今天站在世界一體化立場上回看中國革命開辟的這條靈魂救贖道路，就會由衷地感覺到毛澤東的確是超越人類一切宗教大師和思想大師的最偉大導師，為當代全球化發展開辟了一條和諧道路。雖然中國革命的爆發不是毛澤東決定的，但是中國革命的靈魂救贖性質完全是由毛澤東個人因素決定的，是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為尋求人類徹底解放而進行的偉大探索。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的革命和運動，無一不是靈魂救贖的運動，革命成功後把舊政府人員全部包下來，把知識分子全部養起來，對資本家實行和平贖買，對舊的剝削集團實行和平改造，對當時企圖重新欺壓百姓的黨內官僚集團實行文化革命，主要通過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等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方法，消除他們身上由數千年剝削社會形成的異化本質，促使他們自覺地回歸人性，回歸人民。有一件小事最能說明是毛澤東賦予了中國革命靈魂救贖的性質，50年代初西藏達賴喇嘛發動武裝叛亂失敗後倉皇出逃，被解放軍鐵桶般包圍起來，毛澤東直接命令前線指揮員悄悄讓開一條道路放達賴出逃。直到今天，西藏人民提起毛主席仍然還是那句話，“毛主席，紅太陽”。可以說，放走武裝叛亂的達賴這個舉動在任何國家都是絕不可能的，當初美國亞特蘭大叛亂已經平息後，為了給叛亂者留下地獄般的曆史恐懼感，在全城居民已經放下武器的情況下，仍然被聯邦政府軍隊一把大火燒得幹幹淨淨，數千名哀求的老人婦女盡數葬身火海，無一生還。對無辜平民尚且實行滅絕手段，對叛亂頭子會如何慘殺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見，達賴能夠活下來，並且還在前幾天獲得了美國總統布什親自頒發的金質獎章，實在是因為領導中國革命的是毛澤東，如果換成其他任何一個人來領導，恐怕達賴至少已經輪回兩遍了。雖然靈魂救贖的革命是人類社會擺脫殺戮走向大同的根本出路，是人類最終回歸真善美的必由之路，是通向人性陽光普照世界的輝煌大道，但是作為這場革命主體的中國人民卻要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道理很簡單，靈魂救贖的革命是佛領導的革命，不會對反動派造成曆史恐懼感，沒有曆史恐懼感約束的反動派一旦複辟，報複起來便沒有任何底線。曆史上的反動派就其階級本性來講，在實行階級報複的過程中是沒有任何底線約束的，他們唯一顧及的就是革命階級的鎮壓和專政，革命的階級鎮壓和階級專政，在客觀上形成了反動派階級報複的底線。歐洲所有革命後複辟的反動派，之所以沒有對老百姓進行全麵清算，就是由歐洲革命的肉體消滅性質決定的。歐洲革命是人領導的革命，實行的是以百倍的紅色恐怖來回答反革命白色恐怖，無論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都毫無例外地對反動派進行肉體消滅式的堅決鎮壓，英國大革命的領導者克侖威爾，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羅伯斯彼爾，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馬克思，實踐無產階級專政的十月革命領導者列寧，盡管他們的階級性質和曆史地位不盡相同，但是在實行階級鎮壓和階級專政方麵卻是完全一致的。正是歐洲殘酷的階級鎮壓和階級專政，造成了反動派巨大的曆史恐懼感，在他們顫抖的靈魂深處設置了一條不敢跨越的報複底線，一旦觸到這條底線，就意味著他們的後代他們的親屬也將遭受同樣甚至更加慘烈的下場，以暴製暴的暴力循環，不斷縮小著反動派的報複底線，最後達到暴力均衡，通過暴力威懾力量在國內建立起非暴力的鬥爭秩序：民主和法製。可見，嚴酷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是消除血腥階級報複的唯一有效手段，暴力鎮壓和暴力威懾是建立和平民主的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基礎。當初列寧被刺後蘇聯共產黨以加倍的紅色恐怖回擊敵人，此後再也沒有發生過領袖被刺事件；紐倫堡審判沒有放過任何一個納粹領袖包括已死去的希特勒，結果是德國徹底悔改了；東京審判放過了戰爭主犯天皇，結果是至今日本仍然對周邊國家躍躍欲試；美國唯獨對日本扔了二個原子彈，炸死日本數十萬平民，原子彈的蘑菇雲還未消散，日本就歡天喜地做起了美國的二奶，至今也沒有日本人控訴美國核轟炸；韓國政府直到現在還在追查沒收二戰前韓奸及其親屬的財產，其決絕做法完全超過了文革期間的紅衛兵造反派，被沒收財產的韓國人不僅沒有將其指控為曆史浩劫，反倒由衷地表示讚同；美國的猶太人遭到搶劫後哪怕是懸賞百年也要追拿罪犯，所以美國的劫匪很少敢動猶太人；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對資本家實行的是暴力剝奪， 89年共產黨被推翻也沒有對掀起社會主義革命的老百姓進行暴力清算······，總之，人類政治發展的曆史不斷驗證著中國古代法家的那個著名論斷：“以戰去戰，以刑去刑”，用戰爭消滅戰爭，用刑法消滅刑法，用暴力消滅暴力。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的革命力量，就是用一次比一次更加嚴酷的暴力鎮壓和階級專政，迫使反動派逐漸放棄了血腥的暴力壓迫和階級報複，開辟了用非暴力手段解決政治分歧的現代社會的發展道路。

　　肉體消滅的歐洲革命和靈魂救贖的中國革命造成了反動派完全不同的感受：歐洲反動派每當舉起屠刀時，就會想到自己的親屬子女將來肯定會更加悲慘地死於刀下，並且將會無一幸免，這種巨大的恐懼感往往使他們越來越有所顧忌；中國的反動派在舉起屠刀時則沒有任何顧忌，他知道哪怕是明天就發生革命，自己包括親屬子女無非就是過幾天尋常百姓的生活而已，絕不會有性命之憂。在這方麵，毛澤東是最讓反動派放心的革命領袖了，不僅以靈魂救贖代替肉體消滅，以和平贖買代替暴力剝奪，把馬克思主義淩厲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溫和的人民民主專政，還嚴格限定了專政的原則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鬥爭的原則是“要文鬥，不要武鬥”，隻觸及靈魂不傷及肉體，其本意是想把奠定歐洲現代社會基礎的三大運動——文藝複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思想啟蒙運動——熔於一爐，掀起中國曆史上第二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解放運動，造就中國未來千年繁榮發展的曆史基礎。但是，由於靈魂革命不像肉體革命那樣直觀，靈魂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有沒有發生革命隻能任憑自己訴說，而反動派又恰恰是沒有人格沒有道德不講誠信的群體，以謊言和自虐為能事，隻要利益需要，莫說不在乎人的身軀可以從狗洞子裏爬出，哪怕是從肛門裏爬出也絕不含糊，違心說幾句靈魂深處已爆發革命、主觀世界已徹底改變的謊言又算什麽，甚至能夠一把鼻涕一把淚地痛苦訴說，這就注定了中國革命的悲劇結局：革命的對象，是變革反動派的靈魂；反動派的對象，是消滅革命者的肉體；靈魂變換可以有無數次，肉體生命卻隻有一次；這就造成了反動派把革命看作是兒戲，雖然是讓人不舒服的兒戲，而人民群眾卻把革命後的複辟看作是地獄，並且是十分恐怖的地獄；許多人寧可自殺也不敢革命，就是畏懼複辟後的恐怖地獄。江青的悲劇就是一個典型，江青不僅沒有殺掉政敵，還為政敵求見毛主席、重新出來工作創造了條件，可是文革後如果不是黨內元老陳雲堅決反對，江青早在當時審判後就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了。所有看到江青和其政敵不同下場的人，都會對革命斥之一鼻，而對革命後的複辟不寒而栗。文革時期曾經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老農陳永貴，在後來接受香港鳳凰電視采訪時就說過，他和華國鋒集團的那些人全都受到過警告，如果膽敢亂說亂動，就不是黨內行政處分問題，而是江青等人那樣的法律製裁，雖然事情已過去了20多年，陳永貴仍然心有餘悸地說：“他們這一手很管用，一想到江青的死刑判決，大家就都老實了”。可見，死刑的意義並不僅僅是懲罰罪犯本身，更主要的是震懾那些將要犯罪和正在犯罪的人。古今中外的反動派懂得這個道理，歐美等西方國家的革命力量也懂得這個道理，唯有一代大佛毛澤東，相信消滅罪惡比消滅罪犯更加重要，試圖通過靈魂救贖的革命，既解放遭受罪惡壓迫的老百姓，同時也解放那些已經異化為罪惡媒介的作惡者，實現馬克思設想的那種包括所有人在內的全人類的解放。

　　在這方麵，毛澤東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千古唯一的革命領袖，包括其個人行為也超越了世界五大宗教關於靈魂救贖的最感人傳說。蔣介石當政時派人扒掉了毛澤東的祖墳，毛澤東進城後卻下令把蔣介石的祖墳修葺一新，保管完好（扒祖墳和修祖墳在東方倫理中是天大的事情）；不共戴天的政敵張國燾隻身叛逃投靠國民黨後，毛澤東派人把張國燾妻子護送到武漢與其團聚，可自己的兩任妻子卻先後死於政敵手中，一個死於國民黨的刑場，一個死於共產黨的監獄。這也突顯了佛領導的革命所特有的局限性：完全依賴於佛的個人魅力。在佛生前掌管下，革命可以讓山川大地充滿人性的陽光，讓億萬人民都變成崇高和幸福的舜堯；但是一旦領袖去逝，革命發生逆轉，由於沒有像歐美那樣由革命力量和反動勢力分攤曆史變革的暴力恐怖，而是由革命者獨自承擔曆史變革的全部暴力，反動勢力報複起來沒有任何底線，由此造成的曆史恐懼感特別可怕。回顧一下當初審判四人幫時王洪文的反常表現，就會知道那種恐懼感有多麽可怕，像王洪文那種上海灘上造反起家的亡命之徒，在法庭上都嚇的麵色蒼白、渾身顫抖，不顧堂堂一個中央副主席的身架，太監奴才般地點頭哈腰去討好那些小小法官，法官一個眼色一聲令喝，他就立刻瘋狗般地撲向其他被告，喋喋不休地主動揭發和作證，如同程序控製的機器人一般。人們不妨想一下，一個連死都不怕的亡命之徒居然都會嚇成這樣，一般老百姓又如何能夠承受！這就是中國老百姓最能忍受專製壓迫的根本原因。

　　可以說，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是中國老百姓與西方國家老百姓對社會變革不同態度的根本原因。中國社會變革的全部暴力單方麵壓在老百姓頭上，所以老百姓對革命十分恐懼，反革命則無所顧忌；歐美社會變革的暴力分攤在革命和反革命雙方身上，並且反革命承擔的暴力往往還多些，所以西方國家老百姓比較容易接受革命，而複辟後反革命的報複則往往有所顧忌。如同今天歐美市場的道德秩序是嚴刑重罰的結果一樣，現代歐美和平的政治秩序同樣是暴力循環的結果， 歐美國家的民主幾乎無一不是暴力較量的結果，或許有人會說北歐走的是和平道路，不錯，北歐的社會主義製度是通過議會道路和平形成的，但是和平道路本身仍然是階級力量均衡的結果，力量均衡使反動勢力對進步力量沒敢也沒有能力實行暴力鎮壓，正是力量均衡約束了雙方使用暴力，北歐才走上了和平變革社會製度的道路，實現了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漸變過程。其實，中國近代以來每一次革命之前也都曾選擇過和平改良的道路，辛亥革命之前有百日維新的和平改良，共產黨武裝暴動之前有陳獨秀領導的和平改良，包括文化大革命又何嚐不是和平改良的性質！結果回答百日維新的是菜市口刑場屠刀下滾落的腦袋，回答共產黨改良的是“四一二”大屠殺的血流成河，回答文化大革命的則是對老百姓曠古未有的全麵剝奪。目前胡錦濤新政提出的建立“學有所教，勞有多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和諧社會，是中國近代以來形成的第四次和平改良，在此之前的光緒皇帝失敗了，孫中山失敗了，毛澤東也失敗了，胡錦濤能成功嗎？無論能否成功，中國人民都隻能抓住這第四次機會，爭取通過和平方式結束暴力循環的曆史，進入以非暴力手段解決政治爭端的和諧社會。願天佑中華，這一次能夠成功！

　　中國革命以及作為革命主體的老百姓的曆史悲劇，還不僅僅限於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比暴力分配不均衡更加可怕的，是單方麵承受全部暴力的受害者，卻被反動文人製造的劊子手文化妖魔化為製造暴力的惡魔。中國反動文人的極端惡劣品行賦予了中國反動派以西方反動派所不具有的極端殘酷性，就是在用槍杆子殺人之後，再用筆杆子去繼續殺人，運用手中的輿論工具完全顛倒地解釋曆史，讓流氓去批判受害婦女淫蕩無恥，讓殺人越貨的強盜去批判被害者野蠻殘暴，把他們自己最殘暴最血腥的所作所為和最陰暗最歹毒最肮髒的所思所想，全部加諸在革命及革命者身上，然後世代相傳地不停控訴，控訴革命有罪、造反有罪，暴力革命更是罪上加罪，最讓人感慨的是這種“暴力革命有罪論”，恰恰是通過極端殘暴的暴力手段最終推廣為一種社會普遍的價值觀，這是世界曆史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的殘酷文化，是中國反動文人獨創的劊子手文化。並且這種劊子手文化的一大特點，就是劊子手屠殺越徹底越慘烈，對受害者的妖魔化就越嚴重，控訴就越強烈，轉而對劊子手的頌揚就越熱烈。就拿中國曆史上老百姓遭受的三次大屠殺來看，蒙軍大屠殺，殺掉了漢人80%以上；清軍大屠殺，同樣殺掉了80%以上的漢人；從八國聯軍到後來日軍的大屠殺，雖然屠殺規模低於前兩次，但是其滅絕人性的程度完全相同。可是目前占據中國主導地位的那些學者文人，卻一方麵動用全部媒體大肆歌頌大屠殺的元凶成吉思汗、康熙、多爾滾；另一方麵又竭盡全力地醜化妖魔化當時抵抗蒙軍清軍侵略的各地農民起義力量。他們之所以還沒有拍攝歌頌東條英機、崗村寧茨等人的影視劇，不是因為日本人對中國的大屠殺，而是因為日本人戰敗了，否則，中國人每天晚上打開電視看到的肯定是東條英機的雄才大略，或者是崗村寧茨的赫赫戰功。

　　著名的所謂“七殺碑”就是這種劊子手文化的典型說明。明末清初，入川的清軍幾乎殺光了四川人，300多萬四川人被殺的隻剩下一萬多人，為了把殺光四川人的罪行推到40年前就已戰死的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頭上，就編造了所謂的“七殺碑”，把張獻忠的話“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篡改為“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把張獻忠妖魔化為殺人魔王。後世曆代禦用文人學者為掩飾反動集團對人民的殘暴屠殺，無不仿效編造“七殺碑”的手法，“七殺碑”也就成為中國劊子手文化的千古經典，隻要一發生屠殺百姓事件，“七殺碑”文化就會立刻泛濫成災。此前曾看到一位空軍大將居然扔掉槍杆子拿起筆杆子，寫起了討伐農民起義的曆史論文，其中大罵張獻忠是“禽獸”，根據也是“七殺碑”，當時十分震驚，中國人民解放軍本身就是由農民暴動而來，最初稱為工農紅軍，怎麽會對同根相連的農民起義軍領袖如此仇恨？後來知道了其駙馬身份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宣楊“七殺碑”等曆史謊言的目的，是要用史例證明多次被鎮壓的那些死難學生都是一些張獻忠之類的嗜血暴徒。“七殺碑”這類如此低劣的謊言之所以能夠成為史料依據，不是因為後來的反動集團和反動文人疏忽大意，而是因為相同的階級利益和相同的屠殺經曆，使他們故意歪曲曆史。把人殺掉後再扣一頂嗜血暴徒的帽子世代控訴，是中國無恥的文人學者創造的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血淋淋的劊子手文化，中國的文人學者為了避免自己也成為這種劊子手文化的屠戮對象，便為這種殘暴文化設置了“士可殺不可辱”的道德底線，即對知識分子隻可殺不可辱，而對那些不屬於知識分子的造反百姓，則是可既殺又可辱，死後也要給戴上一頂暴徒或惡魔的帽子，並且把屠殺者所做過以及所能想到的所有最野蠻殘暴最滅絕人性的手段，全部加諸在被殺者的身上，再糾集一幫下賤的狗男女搞些哭哭啼啼的傷痕文學進行情感渲染，曆史上的善惡真假就這樣被徹底顛倒過來了。

　　中國劊子手文化、屠戮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不像歐美等西方國家那樣反對暴力本身，而是隻妖魔化革命暴力，並且越到後來越極端，目前已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滿清文人把殺光四川人的罪名推到起義農民頭上，至少還是在真實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篡改編造，現代文人學者則直接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把學生之間使用拳頭的武鬥控訴為最野蠻的曆史浩劫，而把使用坦克裝甲車對付學生的變革頌揚為五千年以來最偉大的盛世。中國有句俗語叫做盜亦有道，就是說土匪強盜都有著不可跨越的道德底線，而中國的文人學者則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的約束，誰有屠刀就歌頌誰，誰被打倒就妖魔誰，這種沒有任何道德約束的惡劣品行，連其效忠的主子都對其感到厭惡鄙視，恥於和學者文人同類，始終將其踩在腳下，這是世界曆史上唯獨中國知識分子社會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歐美曆史上的革命暴力甚至超過反革命暴力，卻很少見到歐美知識分子控訴和妖魔化革命的現象。英國大革命中處死查理國王的克倫威爾，殺得英侖三島反動派屍橫遍野，臨死前還遺憾地感歎，如果不是英吉利海峽的阻擋，他會殺得整個歐洲反動派日夜顫抖；可是克倫威爾不僅沒有像張獻忠那樣被妖魔化為嗜血魔王，反倒成為歐洲知識分子讚頌的英雄，世界大文豪雨果就是在歌頌克倫威爾的創作中豎起了歐洲浪漫主義的理論大旗。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巴黎街頭槍決反革命的槍聲持續數月之久，在“血色九月”中一次就處死了被關押的上千名反動分子，可是包括歐洲知識界在內的整個世界並沒有因此而否定法國大革命，甚至對“血色九月”本身的反思和控訴都沒有，包括中國最瘋狂的反動文人都一直回避那場對反動分子暢快淋漓的大規模鎮壓，而對中國靈魂救贖性質的文化大革命，30年來卻一直喋喋不休地咒罵為最野蠻的曆史浩劫。大家不妨用電腦搜索一下，搜索法國的“血色九月”，幾乎找不到一條相關信息，搜索中國的“文革浩劫”，一下子就能搜索出幾十萬條信息。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中國主流文人學者創造的一條最邪惡的倫理法則：寬容之所以被妖魔，就因為是寬容；善良之所以被蹂躪，就因為是善良；弱者之所以被欺淩，就因為是弱者；把被強暴的婦女罵作賤貨，是為了今後繼續強暴；對中國革命的瘋狂咒罵，是因為中國革命沒有殺掉他們及其同類。中國一代接一代絕大多數善良的知識分子，一代接一代善良的中國人民，都被這少數反動文人創造的邪惡法則蒙蔽了雙眼捆住了手腳，一代接一代地不斷重複著東郭先生的悲劇。期間隻有二個人是清醒的，魯迅和毛澤東。魯迅生前反複告誡革命者一定要具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被落水狗夾起尾巴的可憐樣子所迷惑，而要趁其落水之時將其徹底打死。可惜魯迅不是克倫威爾，從來沒有擁有過暴力，無法避免革命者重複東郭先生的悲劇命運，“鋤惡務盡，斬草除根”始終都是反革命單方麵的政治專利。毛澤東在武裝的反革命麵前，態度是堅決的，諄諄告誡中國人民不要憐惜蛇一樣的敵人，絕不要重蹈那個被毒蛇咬死的農夫的悲劇，可是在那些已經夾起尾巴的落水狗麵前，毛澤東一代大佛的悲憫情懷，終於還是像那個善良的農夫一樣，同樣把凍僵的毒蛇放在了溫暖的懷裏，試圖通過靈魂救贖和思想改造的革命，結束中國數千年來以暴製暴的暴力循環，讓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也能過上人的生活，擁有人的尊嚴，不至於因為貧窮看著親人死在醫院外麵，不至於因為貧窮眼看著妻女走上賣淫道路，不至於因為貧窮眼看著父子兄弟走進黑煤窯的不歸路，不至於因為貧窮在接到兒女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時絕望自殺——，怎奈毛澤東雖為千古偉人最終還是失敗了，不僅沒能使中國人民擺脫那個農夫的悲劇命運，甚至連自己的家人都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妻子被判死刑最後自殺於獄中，女兒李娜重病纏身一度連醫療費都支付不起，臨終前身邊的侄子毛遠新服刑期間唯一的女兒成了聾啞人······，再加上此前已經為中國革命遭難的六位親人，可謂是真正的家破人亡！哪怕是稍有人性之人，每每想到這些，無不熱淚沾衣、唏噓感歎。不僅感歎主席家人的悲慘遭遇，同時還感歎中國再次被推上了暴力循環的舊有道路。

　　主席親人尚且慘遭如此厄運，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老百姓特別是造過反的老百姓，境遇更是慘不忍睹。大批的造反派被押赴刑場槍決，成群的造反派塞滿了全國各地監獄，凡是在文革中沒有被打倒的幹部，幾乎無一幸免地或者被審查或者被判刑，黨的好幹部焦裕祿的生前搭檔張欽禮便是一個驚天動地的悲劇典型。這位懷揣幹糧徒步走遍蘭考縣每一寸土地，數十年一直帶領群眾治沙載樹的共產黨人，文革後作為縣革委會主任被判處死緩，到2005年去世時在監獄裏度過了30 個年頭，可30年的漫長歲月並沒有讓蘭考縣的老百姓忘記他們的帶頭人，聽到張欽禮去世的消息，蘭考縣及其周邊地區的老百姓從四野八鄉奔赴而來，來送送30 年前在彌漫的風沙中和他們一起戰天鬥地的好書記好主任，白幡動地、哀歌震天、人潮翻卷，淚水掩麵，從鄭州到蘭考百餘裏的道路旁祭奠的香案綿延不絕，許多年逾花甲的老人哭喊著跪倒在路邊，一聲聲“張書記，您走好啊”的呼喚令天地變色、風雲嗚咽——，這是怎樣令人心碎的一幅場景啊，數萬百姓自發送葬的竟然是 30年前就已入獄的一個囚犯！雖然曆史上也曾有過老百姓自發送葬的場麵，但那隻不過是老百姓借機發泄的一種手段，事情過去老百姓也就忘記了。張欽禮是曆史上唯一的例外，去世三年來，老百姓不僅沒有淡忘掉，反而祭奠悼念的規模越來越大，三年來老百姓自發設立的各種墓碑已形成一個宏大的碑林，如此眾多的墓碑上都寫著相同一個名字：張欽禮，這是人類曆史上聞所未聞的千古第一人文奇觀！這座由天地正氣、民族魂魄、人間倫理、百姓赤心鑄造的宏大碑林，靜臥在中原大地的荒原曠野上，在向狂風向日月向曆史向未來講述著什麽是紅衛兵，什麽是造反派，什麽是文化大革命，什麽是被狼吃掉的東郭先生——

　　或許有人會說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同樣有過暴力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不錯，但這恰恰是中國革命悲劇結局的另一個原因。比較中外革命就會看到，歐美革命砍掉的都是皇帝國王等統治集團的塔尖，中國革命鏟除的則是流氓惡霸軍警憲特等統治集團的基座，這兩種革命不同的鎮壓對象產生了不同的曆史效果。歐美國家中官越大承擔罪責越大，革命中被鎮壓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在作惡方麵就越是有所收斂；中國則相反，官越大就越安全，官大到一定程度，甚至比絕大多數革命者還安全，如建國後那些國民黨戰犯，生活待遇要遠遠高於絕大多數打天下的革命者。這就在客觀上發出了一個可怕的曆史信息：要想避免將來被清算就隻有做大官，要想做大官就隻有作大惡，從而形成了罪惡大競賽，誰的罪惡越大誰將來就越安全，這是世界曆史上中國官僚最暴虐中國百姓最悲慘的一個重要原因。之所以會形成歐美革命殺上層、中國革命殺下層的不同鎮壓狀況，同樣是由東方文化的道德建設功能和中國革命的靈魂救贖性質決定的。與西方文化重視外在製度建設不同，東方文化更加重視內在道德建設，把規則製度等外在秩序隻是看作實現人類完善的工具和手段，本身並不是變革的目的，通過道德淨化實現人格的完善和發展，才是變革目的。所以不太在乎人們做什麽，而更加在乎怎麽做；做什麽是製度決定的立場決定的，怎麽做是品質決定的。製度和立場等外在因素決定的罪行可以原諒，道德品質等內在因素決定的罪行則不可以原諒，從而形成了“殺人可恕，情理難容”的倫理法則。高俅陷害林衝西門慶謀害武大郎，被百姓視為十惡不赦的惡棍流氓；武鬆血賤鴛鴦樓怒殺張都監全家上下一十八人，卻被百姓視為英雄。為什麽？因為他們體現了不同性質的人格力量。作為中國五千年文明化身的毛澤東，自然把推動人格完善的道德力量注入了中國革命，使中國革命具有了靈魂救贖的性質，反映在革命鎮壓對象上，就是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場，更在乎你的道德品質；不會因政治立場而殺人，隻會因品質惡劣、民憤極大而鎮壓；政治立場是製度決定的，不應由個人承擔罪行；個人隻應該對個人品質負責。就這一點來講，中國革命是人類曆史上最完善最人道最高形式的革命，建國後那種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良好道德風尚，中國成為世界曆史上曾經徹底消滅了黃賭毒黑的唯一淨土，就是這種革命的結果。如果是在中國革命中，英王查理一世、法王路易十六絕不會被殺，沙皇尼古拉二世更不會全家22人被盡數處死，因為就其對本國所犯罪行來講，偽滿皇帝賻儀的罪行超過他們三人的總和。雖然這種革命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完善具有巨大作用，但是卻有一個根本特點，就是鎮壓的重點是在下層，因為采取極端野蠻殘暴的手段虐殺革命者殘害老百姓的，大都是處於統治集團底層的一些滅絕人性的人渣，如當初國民黨的軍警憲特和流氓惡霸，其手段之野蠻殘暴，即使按照國民黨的標準來衡量也都屬於刑事犯罪，已經完全突破了敵對鬥爭的文明底線，不僅僅是對革命力量的犯罪，也不僅僅是對老百姓的犯罪，完全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犯罪，必須實行堅決鎮壓。所以中國革命可以放過軍統頭子，但是絕不放過酷刑折磨江姐的凶手；可以放過國民黨戰犯，但是絕不放過用鍘刀鍘死劉胡蘭的劊子手；哪怕是上天入地搜遍天涯海角，也要把這些凶手繩之以法、斬盡殺絕。這就形成了放過上層隻鎮壓下層的中國革命特點，這個特點在客觀上推動了反動集團越來越瘋狂的犯罪競賽，把中國老百姓變成了世界上最懦弱最萎縮最麻木最冷漠最可憐最悲慘的老百姓。

　　我突然想起了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科學前提之一的能量守恒定律，看來不僅自然界能量是守恒的，社會發展的能量也是守恒的，社會變革中諸如暴力、恐怖等要素完全是一個恒定量，既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加諸在反革命集團身上的暴力恐怖越多，革命階級和人民群眾承擔的就越少。發現能量守恒定律的西方人深諳此道，通過酣暢淋漓的革命殺戮，換來了今天的和平、自由和民主，並且堅定不移地固守著暴力均衡就是和平、恐怖均衡就是和諧的政治法則，迫使反動集團可以把暴力和恐怖加諸到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和人民頭上，卻很少敢於加諸到本國人民頭上。目前中國右派在控訴和妖魔文革的同時，受其美國主子的驅使，大加歌頌和引進所謂優越的西方文化，這或許是冥冥中注定的曆史安排，在靈魂救贖的革命失敗之後，讓右派把西方式的革命引進中國，如同主席生前所說“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一旦中國革命脫離毛澤東生前設置的靈魂救贖軌道，中國所有的反動力量就會發現，否定文革的西方化道路是多麽可怕，到那時他們就會發自內心地由衷感歎：如果毛澤東活著該有多好！當然，那些財產和親屬已經轉移國外、自己也已經獲得或將要獲得外國國籍的買辦，會慶幸那時自己已身在大洋彼岸，但是，他們對祖國和人民犯下的深重罪行，他們對世界上最美麗家園造成的毀滅劫難，屬於人神共憤的反人類罪行，不僅會堅定中國人民的鋤奸決心，同時也會激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憤怒追懲，即便有的能夠漏網，也將永遠生活在恐懼之中，整個身心都將墮入永遠不見陽光的黑暗地獄！

　　我仿佛再次聽到了那穿越曆史天空略帶稚嫩的狂野呼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卡爾*馬克思耗費四十年窮盡畢生精力論證的這四個字，全世界無產者拋頭灑血實踐的這四個字，中國2800萬革命先烈在天之靈托起的這四個字，卻被一個夾著大雪茄的蒼老手指連同抽剩的煙灰一齊輕輕彈掉了，古老的中華民族再次失去了進入現代政治文明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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