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記憶力極好，知識麵也比較廣。但在填字遊戲中要用到各種詞匯，還要寫說明，單憑自己的記憶遠遠不夠，所以他很注意收集新的信息。為此家裏訂了《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新觀察》、《大眾電影》和《電影故事》等報刊。過一段時間，如果手頭沒有急著要趕的稿件，他就要做“抄報紙”這件事，就是把報刊上他認為有用的信息抄下來。
信息收集到以後，還要有一個存放、取出的辦法。二哥解釋了爸爸的信息係統是怎樣工作的。
在爸爸的寫字台上常年放著一本大本子，厚約6厘米，大小約為35 X 25厘米。他就用這本本子記錄他多年累積下來的詞條。
每一個詞條在這本本子裏要抄錄、出現幾次。例如“少林寺”這個詞條會出現三次：在第一個字是“少”字的頁麵上，在第二、第三個字分別是“林”字和“寺”的頁麵上也各出現一次。他還自己發明了一種編排詞條的方法，稱之為“二角號碼”。可惜我隻是知道有這麽回事，卻從來沒有想到過去弄清這個二角號碼到底是怎麽工作的。
在製作填字遊戲的時候，如果需要第二個字是“林”的詞條，就根據二角號碼的編排找到這個頁麵，上麵可能會列出幾十個滿足這個要求的詞條，如少林寺、儒林外史、森林公園、快活林等。往往就能找到所需要的詞條。
每個詞條後麵附有一個索引號，按這個號就可以在另一本紅色的布麵筆記本裏找到這個詞的出處，如“新民晚報60.12.5六版”、“旅行家59.3第25頁”，這樣就可以在說明裏加上詞條的出處了。
這個信息係統很像一種早期出現的KWIC（Key Word in Context，即“文件中的關鍵詞索引”）索引方法，即把一段文字或文章標題中的關鍵詞按出現的次序輪流出現在一個索引裏，隻不過KWIC裏用的是英文裏的詞，而爸爸的係統裏出現的是漢字。這也有點像圖書館裏老式的卡片式目錄。一本書的信息會抄在幾張卡片上，分別按書名、作者、主題排列，放在在多個卡片抽屜裏。現代的計算機化的圖書館目錄係統其實也是由幾個不同的索引（index）構成的。計算機技術中的信息檢索技術基本上就是用的這個indexing的概念。
現在有電腦，實現這樣的詞條編排、檢索是很容易辦到的，但在五十年代爸爸已經有了這種“索引”的概念，並能設計出這樣一套靠手工、人腦運行的係統，而且結構合理，使用方便，真是太了不起了。五十年代時，國際上才開始係統研究信息檢索理論，當時國內可能僅有極少數的機構在做這種研究。爸爸沒有這方麵的訓練，也不可能接觸到有關的信息，但憑他自己的聰明才智就想出一套辦法解決了在製作填字遊戲時尋找信息的問題。我越想越佩服我自己的爸爸了。八十年代初我開始接觸信息檢索方法的研究，但直到最近寫這篇文章時才意識到爸爸比我早三十年就已經是這方麵的專家了。
前不久跟一位小學同學聯係，他還記得我爸爸的這本大本子和家裏堆著的許多報紙。
過一段時間，爸爸會把積累下來的報紙按月用麻線整整齊齊裝訂起來。用的工具是媽媽、外婆納鞋底的錐子。這把錐子我還常常用，依然很好用。因為是重要的信息來源，而且須臾不可缺，這些報紙、雜誌就放在家裏。所以家裏總有堆成垛的報紙和舊雜誌。另外爸爸還精打細算收集了一些工具書，如《詞源》、《世界知識手冊》等。
因為家裏現成有許多書報雜誌，，隨時可以拿來翻閱，讓我養成了閱讀的好習慣，而且吸收了許多雜七雜八的知識。這對以後從事我的工作有極大的幫助。
媽媽、外婆納鞋底用的錐子，爸爸用來裝訂報紙
收到的稿費要用來貼補家用。我們兄弟幾個的成長、求學，爸爸的稿費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時在《新民晚報》上登一個填字遊戲的稿費是八元，逢到節日登一個大作品，可以有十五、二十元。偶爾，稿費來了還可以上一次館子。有一次我們全家到洪長興去吃了一次涮羊肉。那是我第一次吃涮羊肉。許多人圍著一個大圓桌，中間是口大鍋，那湯一直在沸騰。雖然是冬天，屋裏暖洋洋的。以後我才知道這叫共和鍋，其實也可以一家人坐一張桌子，中間有一隻小火鍋供涮肉。
大哥回憶到，他在唸高中時，有時要到圓明園路上的新民報社去取稿費或者送稿子。我們家在文化廣場附近，到外灘有不少路。但他那時正年輕，有時就走去，順路還可以逛逛南京路、福州路一帶他喜歡的書店、科學儀器商店。他以後成了一個化學家，可能那時候已經種下種子了。
此外，收到的稿費還要用來訂閱報刊。那是製作填字遊戲的資料，是不可少的。
正因為爸爸製作的填字遊戲的信息可靠，設計比較美觀、新穎，他的作品逐漸為各地報刊認可、接受，他投稿變得越來越順了。可以說他是當時國內最多產、見報最多的填字遊戲作者。好像讀者們也喜歡他的填字遊戲。上海圖書館收藏的那本《填字遊戲》裏有幾頁上還留下了某個讀者玩填字遊戲時寫下的字。
讀者玩填字遊戲時寫下的字
爸爸和我們兄弟幾個
媽媽和我們兄弟幾個
爸爸和我們兄弟幾個，40多年以後
就這樣，爸爸製作填字遊戲，謄清，畫稿樣，跟報社、出版社聯係；稍空下來就“抄報紙”，裝訂舊報紙，周而複始，整年地忙。上海的夏天，到了晚上還常常熱得汗流浹背，爸爸為了做填字遊戲，往往要到很晚才會到弄堂裏乘涼。上海人家裏冬天一般都沒有取暖。長長的冬夜，爸爸還要伏案工作，以致每年手上都要生凍瘡。
伴隨著這個周而複始的過程，我度過了我的童年，一點點長大了。想起爸爸做填字遊戲，就會聯想到他的黑色的寫字台，半夜裏醒來看到的昏黃的燈光，他的那本用“二角號碼”編排的大本子和那本紅色的布麵筆記本。
大約是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忘了是為了什麽事我發脾氣（媽媽說我是“發豬玀脾氣”），抓起爸爸那本紅色的筆記本狠狠地摔在地上，因為我知道爸爸的這本本子就放在寫字台上最方便的地方，一刻也不能少的。後來也沒有受到什麽處罰，但我一定很傷了爸爸的心。
到我成年了，自己也在社會上做事了，才真正體會到要做成一件事是多麽不容易。爸爸當年製作填字遊戲，逐步打開局麵，他的作品、筆名被各地報刊編輯認可、信任；為了儲存他收集到的信息，又設計出一套科學、簡便的信息係統，應該算是做成了兩件了不起的事。這個過程中他要花多少勞動，經受多少辛苦、挫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