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個年輕的城市，襄陽南路更年輕。南京路是1851年築的，而襄陽南路是1918年築的，整整晚了六十多年。五、六十年代我在襄陽南路上度過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體驗了這條街上的各種生活場景，見證了它發展的一個片斷。
在我的童年記憶中，最鮮明的顏色是襄陽南路上的綠色。沿街種著的法國梧桐，長得有三層樓那麽高，兩邊的樹枝在路中央相遇，綠色的樹葉在馬路上麵搭了個涼棚，為路上的行人擋住了夏日的陽光，把馬路染上了綠色。一整個夏天，樹上的知了叫個不停；如果家裏養了叫蟈蟈或者紡織娘，那就更叫得熱鬧了，卻從來不讓人覺得煩。
我家住底樓。爸爸在弄堂裏搭了一個花棚，跨越了整個弄堂的寬度，種了葡萄和牽牛花。到了夏天，陽光照下來，密密的葉子把房間裏的天花板也映成了綠色。
等到長大些了，見的事情多了，才覺得襄陽南路是個很多姿多彩的地方，有點像一塊畫家的調色板，又有點像一個混用了西洋樂器和民族樂器的樂隊。用現代化的語言來說，是很多元化的。前不久寫過一篇《好玩的襄陽南路-童年的回憶》（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1273/201702/18767.html），列出了這條路上許多有趣的事。其實襄陽南路值得談的事還很多。
襄陽南路上的一家普洱茶莊，舊日的申大米店可能就是在這兒
襄陽南路街景
襄陽南路街景
襄陽南路往永康路方向看（往東），背後是福利昌食品商店
從南到北，襄陽南路是一條對比度很大的馬路。北麵是很繁華的淮海中路。眾多著名的商店，無論是土的還是洋的，如天鵝閣、光明邨、哈爾濱、老大昌、川湘土產等等，都聚集在淮海路上。然而順著襄陽南路往南1500米，過了肇嘉浜路，沒多遠就是郊野景象。三十年代作家蕭紅、蕭軍住在福顯坊的時候，從窗戶看出去甚至還能看見菜田。那還是在建國西路以北，離淮海路不超過一公裏。我家在永嘉路和建國西路之間。春天裏，從家裏出來往南走二十來分鍾就能找到小河浜、菜地和養牛場，就可以抓小魚、撈蝌蚪，痛痛快快地“野”上一陣，回到家正趕上吃晚飯，不會被媽媽責怪的。
淮海路街景（淮海中路陝西南路口）
大約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們學校聯係到校園旁邊一塊閑置著的空地，每個班級分到大約十米見方的一塊地，種了一季的小麥、蠶豆，讓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就接觸到了翻地、播種這種事。現在那塊地早就蓋滿房子了。
有一次我跟一個小學同學走到龍華飛機場，站在一條鐵軌邊上看機場跑道上飛機起降，還撿了許多小石子回家。有的石子是半透明的，可能是石英，放在煤氣上燒熱了，會在暗中發亮。
襄陽南路的東西兩側也很不一樣。東麵有南昌路菜場和跟永康路連在一起的嘉善路菜場，天不亮就開始熱鬧了；襄陽南路以西的永康路、永嘉路和與襄陽南路平行的太原路、嶽陽路上則多的是好房子。襄陽南路本身是好房子和一般的房子混在一起，住宅和街麵的商店緊挨著。走進弄堂，偶然還可以見到稻草屋頂的棚戶房子。不過到了六十年代這種棚戶房子就消失了。在建國西路以南就很少有商店，多是住宅、弄堂。在肇嘉浜路口還有一家頗具規模的客車修配廠。
永康路街景（襄陽南路以東）
說起工廠，建國西路襄陽南路口有一家華勝織造廠規模也不小。襄陽南路上有一家文教針廠；弄堂裏進去還有針織廠、織襪廠等等，就不一一細數了。
襄陽南路到了肇嘉浜路就結束了，成了一個丁字路口，東西走向的就是肇嘉浜路。在1956年以前，這是一條臭水浜，後來填了浜，才開成一條漂亮的林蔭道，就是今天的肇嘉浜路。至今還記得填浜工地上見到過用草包裝了土堆在河岸上，還記得大口徑的水泥管，口徑有一人多高，是用來排汙水的。
肇嘉浜路林蔭道街景
肇嘉浜路以南的地區好像更“落鄉”一點。其實到了六十年代，那兒已經發展得不錯了，但是好像一直還有“浜南”、“浜北”兩個不同的地域概念。浜的南、北兩邊小孩子很少交往。我小學幾乎所有的同學都是住在浜北的，所以對浜南就覺得很陌生。
住在這襄陽南路上的，有各個不同社會地位、不同階層的人。有大學教授，老板，小業主，老師，產業工人，踏三輪的工人，服務行業的工人，等等。在我印象中，好像當老師的特別多。我在《襄陽南路文化圈》（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1273/201701/20191.html）一文裏談到過，畫家伏文彥老師就住在襄陽南路上。他家所在的這棟樓裏還住過一個郵票設計家，一個小兒科醫生。
話劇表演藝術家許李明和他太太、上海魔術團團長鄧鳳鳴一家曾經在襄陽南路上住過。我在他們家看見過許李明扮演武鬆的劇照，非常英俊，一股英雄氣概。許李明的母親叫蘇琴，弄堂裏大家叫她阿婆。她說很漂亮的北京話，脾氣很爽快。最近查閱資料，才知道她原來是京劇花旦演員。許李明的父親許幼園跟李叔同是好朋友。李叔同是著名的音樂家，美術教育家，戲劇活動家。以後出了家，被尊稱為弘一法師。許李明曾受到過李叔同的藝術熏陶，為他日後走上藝術道路打下了基礎。早已聽到過李叔同的名字，想不到他跟襄陽南路上的居民有這樣密切的聯係。曆史有時也不是那麽枯燥乏味、虛無縹緲，有時在自己身邊也會找到曆史的一點點痕跡。
許李明的劇照
李叔同
我小學同學的家庭也是形形色色，有經濟條件好的，有家裏比較窮的。有的家裏很洋派，管父母叫“媽咪，爹地”的，有回家就說家鄉話的，有寧波話、山東話、廣東話，什麽都有。我們去同學家玩，聽大人說話，直覺得好玩。同學們都能開開心心地玩在一起，從來沒有根據家庭條件分成不同小圈子的。那時也沒有“炫富”的情況，大家的穿著、日用都很艱苦樸素。隻是在過六一兒童節的時候，有的小朋友（特別是女孩子）會穿得考究一點。春遊、秋遊的時候，大家都帶差不多的午飯，但是家裏條件好一點的小朋友會多帶一點水果、零食之類的。下雨了，多數是家裏大人送傘到學校裏去，條件好點的則是家裏的保姆去送傘。
當時周圍的人信教的不多，但附近卻還有一些宗教場所。襄陽南路433弄裏曾經有過一個三教堂，供奉著佛教的釋迦牟尼、道教的老子和儒教的孔子。一個小學同學告訴我，那裏以後曾經辦過華僑拉絲模廠。襄陽公園旁邊有一個為住在上海的東正教徒（多是俄羅斯僑民）服務的東正教堂。襄陽南路南昌路口過去有過一個叫拉都會堂的猶太會堂，供住在上海的猶太教徒做禮拜。離襄陽南路不遠就是基督教的國際禮拜堂；嘉善路小菜場一條弄堂裏有個一個小小的禮拜堂；再遠點就是徐家匯天主堂。不同宗教在這麽一片地方同時存在，顯示了襄陽南路和周邊地區的包容和兼收並蓄。
徐家匯天主堂
住在我們樓上的蘇州好婆信佛教，吃素念佛很虔誠。“吃素碰到月大”這句蘇州話就是從她那兒學來的。老太太還拜地藏王菩薩。逢到地藏王菩薩生日我們小孩子最高興了，因為可以幫老太太在地上插香，還可以把香拿在手裏，在暗中揮動，畫出好玩的花樣來。
鄰居家小朋友的媽媽，一位廣東大嬸，經常去嘉善路那家小禮拜堂去聽布道，我也跟那位小朋友去玩過幾次。那牧師說過些什麽我都忘了，隻知道他有許多朋友，因為他老是說“我有一個朋友，”然後引出發生在他朋友身上的一個故事。但是他的朋友一個也沒有在小禮拜堂來露過麵。
形成襄陽南路這種多元化發展的局麵，可能有許多原因。
在上海的發展過程中，到五、六十年代時襄陽南路才開辟了三十多年，往南一點點就是“田園風光”了，幾乎可以說是“城鄉結合部”，外來人口往往是從這種地域進入上海的；而稍北一點的淮海路發達的商業也會輻射到這兒。因此這個地區比較容易接受來自不同地域、不同社會背景的居民。
襄陽南路和周邊地區文化機構、學校很多（見我寫過的《襄陽南路文化圈》一文），居民吸收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可能就高一點，對這裏的文化氛圍的形成可能會有積極的影響。
交通的便利。襄陽南路上通行42路（原來是22路）和45路（原來是5路）兩路公共汽車。雖然隻有16米寬（除去人行道，開車的路麵大約是9米左右寬），卻還是雙向行駛的，到了90年代才改為單行的。這樣，搭公共汽車，往南可以到江邊碼頭、徐家匯等交通樞紐；更重要的是往北不用換車就可以到達淮海路常熟路、淮海路陝西路、靜安寺、曹家渡、大世界、外灘等商業、交通中心，無疑方便了出行，方便了物資、信息的流通。
俄國僑民可能會帶來一點歐洲文化的影響。三十年代以後，俄國僑民多居住在法租界，曾經在淮海中路上開過許多商店。五十年代初，淮海路稍往北一點的延慶路上的大福裏裏曾經住過許多俄羅斯人。襄陽南路上的福顯坊裏也住過俄羅斯人。我一個同學的家在福顯坊，房子裝修的時候找到過許多舊俄文報紙。永嘉路新樂路襄陽北路的東正教堂聖母堂曾經是東正教上海教區的主教堂。皋蘭路上還有一座東正教的聖尼古拉堂。俄國僑民多信仰東正教。永嘉路上，大約是383號或是附近，曾經有過一個蘇聯僑民協會（也有人稱之為蘇僑俱樂部）。每到周末會有許多住在上海的俄國僑民來活動。
延慶路大福裏
皋蘭路上的聖尼古拉堂
夏天的傍晚，襄陽南路上的人行道上、弄堂裏乘涼的人很多。小孩子坐不住，顧不得天熱，照樣遊戲、喧鬧。但有時會從某扇開著的窗戶傳出小孩練鋼琴、小提琴的聲音，悠悠的，站定細聽，會覺得心靜；窗裏傳出的無線電節目，有評彈、越劇，也有古典音樂。由此聯想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有一句話就是“海納百川”。襄陽南路和周邊地區可以說是這種城市精神的一個縮影吧？
照片多來自網路，特在此致謝。
我的孩提時代就是這麽打發時間的。